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英国12日宣布成为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可以说，英国此举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有消息称，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都已同意加入亚投行。欧洲大国主动“投向”中国，让韩媒也很是吃味，接连两天暗示韩国应该加入亚投行，甚至在17日抱怨称因看美国眼色浪费了时间，错过抢占先机。

  韩国《中央日报》3月17日报道称，韩国因看美国眼色浪费了时间，而导致错过抢占先机，说的就是韩国加入由中国主导亚投行这一话题。即便是在后期参加，韩国也排在继印度、英国、新西兰之后，才是第29位。在‘行’韩国地位还薄弱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巡访东南亚各国时表示将筹集500亿美元创立AIIB，当时韩国还并不关注此事。因为中国那样做是对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WB）为主的国际开发金融基金秩序发出挑战。

  习近平去年就表示希望韩国加入亚投行

  去年7月，习近平访韩，在韩中首脑会谈上提及“希望韩国加入”时，韩国政府还没有做好认真考虑的准备。一名外交消息精通人士称，“就连青瓦台国家安保室也不是很清楚AIIB是做什么的。而加入AIIB能够带动朝鲜的改革开放，也是很久之后才得出的分析”。

  整个局势发生变动还是从印度开始。去年10月，21个国家签署AIIB创建协议时，一直以来作为中国的传统竞争对手印度出现在协议国家名单上。韩国外交部当局称，“当时我们的主要态度是，‘印度挤进来了，今后会怎样，先观察观察吧’”。

  在参与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经济协议（TPP）时，韩国外交表现也与此类似。由于意识到中国，在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签署速度加快之后的2013年，韩国才公布了要加入TPP的意向。而美国的反应却很冷淡，表示“第一回合正在协商，韩国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再说吧”。

  该网站在16日也就韩国是否加入亚投行展开分析，称英国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因其认为加入AIIB将会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韩国也一样。如果加入AIIB，就将离亚洲60个国家44亿人市场更近一步。而且韩国企业还可以参与由于AIIB投资截至2020年将会出现5万亿美元新需求的亚洲建设市场。

  韩国去年进出口额为1.0982万亿美元，是世界第八大贸易国。即使如此，在最近迅速进行的世界贸易秩序重组的讨论中一直裹足不前。因为要看美中两国的眼色，一直推迟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但不可能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

  报道称，AIIB加入问题本质上就是经济议题。关于经济，韩政府不能被卷入美中两国对决的逻辑中。在彻底追求国家利益的原则下，要积极研究加入AIIB。美国其间一直主张AIIB的领导权只会被中国独占，一直反对同盟国加入，但现在因英国加入，趋势发生了变化。如果韩国在以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并将AIIB改为符合国际规范的透明机构的前提下加入，就可能会获得美国的同意。

  中国将投资AIIB初期资本500亿美元的大部分，为将资本金增加到1000亿美元，正积极要求韩国加入。即使如此，中国对出资资金和决议权等要按照参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基准制定的方针毫不妥协。这样一来，中国就拥有50%的绝对决议权，完全可以掌控AIIB。这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常识-开放合作的结构相去甚远。之前中国一直批判美国主导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说是自相矛盾。

  因此，韩政府在加入之前要向中国切实要求改善AIIB的治理结构并透明运营。与决定加入的英国和正在积极讨论加入的澳大利亚等友邦携手向中国施压也是一个方法。中国将AIIB创立成员加入时限限制到本月月末，但韩国没有必要过于着急。因为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AIIB里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韩国加入，那么AIIB的地位将会大大提高。

  而且中国也不要拒绝韩国提出的改善治理结构和强化透明性的要求。如果中国拒绝韩国的要求，AIIB是否成为中国为对抗美国拉拢邻国的力量游戏工具的疑问将会越来越大。如果中国想要拉拢韩国加入，首先要开始推出符合国际基准的AIIB治理结构蓝图。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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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美侦察机巡逻南海妄图配合日菲威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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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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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鹏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侦察机巡逻南海暴露三点妄想

  美国海军近日宣称，海军航空兵塘鹅飞行中队驾驶P-8A“海神”反潜巡逻机于2月1日至21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外海上空进行了一期侦察巡逻任务。有西方媒体称，这是美国官方首次承认出动最先进的“海神”反潜巡逻机巡航南海。美国近期频频在南海方向发力暴露了其三点妄想。

  首先，美国妄图挑动南海问题复杂化、南海争端扩大化，逐渐实现美国的角色升级。长期以来，域外势力的介入是南海问题日趋复杂的重要原因，美国派其最先进的巡逻机侦查南海的目的正是将南海的复杂局面由岛礁、海域进一步引向空域，全面搅乱南海局势。此次美方毫无忌惮地承认其巡逻吕宋岛“外海”，联系2月初菲律宾大肆炒作的中国公务船在黄岩岛“冲撞”菲渔船的事件不难发现，美菲两国正在上演一出双簧戏，他们试图将南海争端由南沙区域引向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海北部。上述事实表明，美国正妄图着力实现其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升级，由过去宣称的“中立者”、“制衡者”逐渐升级为“仲裁者”。

  其二，美国妄图配合日本在钓鱼岛周边建基地的行为，对中国实施前沿威慑，打造“东海南海争端链”。早在1月底，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即公开鼓励日本巡逻南海，对此，日方的回应可谓积极而模糊。为了进一步鼓励日本，美方故意选择日本在钓鱼岛附近的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的同时，率先“身体力行”，宣布巡逻南海的消息，就是为了拉拢日本共同介入南海争端，建立美方负责海军威慑、日方负责海警协同的援菲新模式，进一步打造旨在遏制中国的“东海南海争端链”。

  其三，美国妄图撺掇菲律宾进一步鼓吹南海国际仲裁，完成美军新一轮亚太战略部署。2015年，菲律宾推动的南海国际仲裁将进入关键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逐渐认清了此仲裁案的实质，国际法学界亦指出菲诉状包含诸多自相矛盾及与事实不符之处。为了进一步给菲律宾撑腰打气，美国海军才在声明中大谈此次巡逻凸显的美菲“肩并肩”式的配合，而究其深层原因，美国是为了强化其在菲军事部署，将其西太平洋区域两大基地群连成一片，完成新一轮亚太战略部署。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海疆问题专家、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王晓鹏）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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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亚投行–中国为何“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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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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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佳君来源：BBC中文网

  或许很多人会心存疑问，如果中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的话，为何中国在受益于既有国际体系的同时，又试图在该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呢？

  近期关于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或AIIB）登上了国际媒体头条。上周，英国宣布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今天，法国、德国与意大利也都表示有意加盟亚投行，澳大利亚也暗示会考虑中国的邀请。

  这些国家的举动引起了盟友美国的顾虑。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与其有“特殊伙伴关系”的美国公开表明异议。

  中国是不是企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削弱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地位？中国会不会采取过低的环保等标准，大量输出劣质资金，由此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当前的国际体系大多建立于二战以后，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试图通过国际经济合作避免1919-1939期间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悲剧的重演。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加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经济全球化帮助中国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或许很多人会心存疑问，如果中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的话，为何中国在受益于既有国际体系的同时，又试图在该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呢？

  试图谋求更大话语权

  中国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上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行执董会的权力逐步被削弱。

  中国起初试图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组织里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中国于1980年恢复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开始接受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

  中国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上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行执董会的权力逐步被削弱。背后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利用其对世行集团旗下的国际开发协会增资谈判的契机，凭借其财力设定世行的发展政策和援助的附加条件。

  虽然这些由援助国通过闭门会议所商定的发展政策随后也会走一下程序，由执董会批准后方能生效，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在世行执董会上享有超过半数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很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比如，从8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设定了高标准，受援国若不实行这些高标准，世行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对其援助。

  发展中国家认为不公

  中国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上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行执董会的权力逐步被削弱。

  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政府把纳税人的钱捐给世行，有权利来要求这些援助达成如期的发展效果。但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承受世行发展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却没有机会在政策商议之初发表自己的观点。

  无外乎二十四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早在1989年就公开发表声明说，发达国家的援助国以环保为借口来强制推行高标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甚至世行前任法律总顾问Ibrahim Shihata也发文评论说，按照世行章程规定，援助国的增资谈判代表不享有制定世行政策的“法律地位”，不应该在捐赠世行的同时额外的要求设立援助的附加条件。

  Ibrahim Shihata进一步认为，世行执董会才是制定政策的合法机构，世行政策的制定过程应该在成员国之间广泛的征求意见，而不能让一撮富国先行制定好标准，以此架空执董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治理中越来越边缘化。

  而且，由于世行管理层需要大约每三年就要请求发达国家再次注资给国际开发协会，这些附加条件进一步从国际开发协会扩展到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由此导致，中等收入国家虽然没有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却要无奈接受由援助国主导制定的发展政策和捆绑于发展资金的附加条件。

  “发展阶段制约”

  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认为，环保、参与和良治等目标固然美好，但在制定标准时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否则，过于苛刻的环保标准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于强调清廉等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而不以具体的发展项目来推进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就会导致“水至清则无鱼”的困境。

  于是，中国政府决定主动谋划，于2007年，宣布首次给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捐资，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银行完成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身份的转换，以期在增资谈判桌上谋得一席之地，影响世行的发展理念与政策。

  然而，中国发现改变世行并非易事。世行的管理层大多毕业于英美的高校，深受美国价值观和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很难接受中国政府关于“产业政策”等有悖于主流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的主张。

  同时，世行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发展组织，备受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很难放松环保等方面的高标准。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总统已经同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更多的投票权，但是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这个改革方案迟迟没有落实。

  于是，中国政府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改革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难上加难，从而决定在世行之外另设机构，来从外部施压，促使世行的发展政策有所改变。

  所以，中国成立新的发展融资机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外输出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撼动了已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为如何改善发展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反思和讨论的契机。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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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亚投行开始了中美新博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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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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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共识网

对于北京APEC会议的东道主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正式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这是中国酝酿已久地展示独立意志和金融力量的一次国际行动。从定位来看，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

　　10月24日上午，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该行总部将设在北京，计划2015年年底前投入运作。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

　　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在我们看来，评价亚投行的成立不仅要看参加者，还要看未参加者。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没有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签约仪式。从信息看，这四个国家未参与的原因各有不同，日本是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未受到邀请。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乔•霍基的发言人表示，澳大利亚尚未就是否加入亚投行作出最终决定。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早些时候表示，首尔愿意在某些条件下加入亚投行，包括该行应承诺在资助项目对环境的冲击等问题上遵守国际标准。印尼是唯一一个未参与发起亚投行的东盟国家。除了日本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外，其他三个国家都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与外交关系，因此它们的不参与似乎并不合理，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依赖甚大而且两国外交也还不错的韩国，似乎别有隐情。

　　实际上，三个国家未参与发起亚投行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美国。美国一直反对澳大利亚、韩国等盟友参与该计划，认为这是意图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这两个金融机构分别由美国和日本占主导地位。美国国务卿克里20日在雅加达参加印尼新总统就职仪式时，对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美国对成立亚投行的保留意见。而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对亚投行的融资标准和返还计划也明确表示出怀疑，他说：“(亚投行)有清晰的透明度吗?”此外，由于中国的出资比例大约占50%，麻生也质疑其他国家能否拥有发言权。

　　很明显，亚投行的成立触动了美国和日本的神经，刺激起两国激烈的政治行动，并在亚洲国家中进行了范围和力度都不小的政治博弈。虽然美国此前对亚投行的批评集中在“模糊不清的性质”和缺乏“透明度”，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此举被视为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以及日本以亚洲开发银行为平台的亚洲金融格局，因此美日两国对该构想抱有强烈的戒心。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明确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倡议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

　　在美国主导的“重返亚洲”战略框架下，中国采取的任何建设独立平台(经济、金融、外交)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美国战略的潜在威胁。但对于中国而言，建设由中国主导的独立平台的策略，正是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应对和回击。在两国还缺乏战略信任的时候，两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做出的“合理”举措，都会被对方视为潜在威胁和挑战。其实，这种战略上的互疑关系，主导了中美两国从经济到外交再到军事的一系列关系和政策行动。

　　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上任后的行动来看，他们希望在国际上更多地发出中国独立的声音，创造出独立的平台，向世界更多展示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国际上的策略调整和行动，也更多是围绕这些“大招”来进行的。就此而言，亚投行所引发的博弈不是结束，而是中国与美国一个新博弈周期的开始。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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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我为何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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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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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百亮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Courtesy of David Shambaugh沈大伟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中国也颇有名气。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介绍过他;今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研究人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辩论，这篇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共产党可能遭遇的覆灭“也许会是漫长、混乱、暴力的”。有些专家赞同他的观点，即在中国那有序而繁荣的面具下，掩盖着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也有人认为，与沈大伟的看法相比，中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坚挺。在本次采访中，沈大伟回答了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问题：

　　问：几年前，你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书，强调了中国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问题，比如腐败和受到削弱的权威等等。对于中共继续掌权的长期前景，你做出的最新评估显得黯淡了许多。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答：我那本关于共产党的书完成于2007年，在2008年出版。出版年份很重要。正如你所说，当时我重点对中共采取的一些“调适”措施进行了分析，中共采用这些措施来实现合法化、重新制度化，并进行自救。我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调适的原因——这主要是中国研究苏联和其他列宁主义国家的崩溃的结果，而且也因为我研究的那段期间，中国最高领导层有人推动这些措施，特别是主席和党总书记江泽民，以及他的盟友、副主席曾庆红，他们研究苏联倒台教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共必须采取有所改变的积极领导方式。

　　所以，这本书侧重在中共当时进行的“调适”上。但别忘了书名中的另一个词：“收缩”。这个词很重要，我当时说，一党列宁主义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都会在后期出现收缩状态，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现在我也仍然这样认为。而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收缩，延缓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们可以采取被动和防御性的做法——进行压迫式的统治——也可以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你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出逆转的时——2009年9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第二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党的建设”，它做出了非常进步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把曾庆红和党过去8年采取的所有措施纳入制度。当时我住在北京，在看到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心想，“太棒了!”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前一年的春夏，西藏和新疆爆发骚乱期间，中共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所以，我猜测，这个会议的文件是前几年改革工作的某种总结，必须发布出来，因为它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一年，而且对中共而言，要改弦易辙，转向严厉的压迫式统治，并放弃积极的政治改革，这样的事情毕竟难以宣诸于口。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对于他们改弦易辙的原因，我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党总书记胡锦涛不必再应付曾庆红了，而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过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说服了胡锦涛，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过在中国政界，用官僚因素来进行解释通常是很重要的。这里面还关系到巨额资金，由于采取压制措施，这些官僚机构的预算都出现激增。

　　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共的统治战略和战术，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纯粹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都不会坚持那些已经失去实证基础的论点。其实在过去五年中，我一直在就这个变化公开发言、教学、发表文章。如果中共能回到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会是第一个鼓掌的人。中共不是没有选择。打压可能是它的“默认模式”，但这不是唯一选择。它还可以采取开放姿态，主动管控政治变革。

　　诚然，如果他们尝试那么做，也仍然不能保证能够控制这个过程，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因此，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要么通过压制来自取灭亡，要么采取开放姿态，但这样也可能导致自己的覆灭。

　　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放松了压制，也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中共。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出血，到了他们可能无法扭转或阻止的地步。而这也就是精英大批离开，经济中的系统性陷阱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导致公众对这个政权不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污染无处不在，以及工资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停滞不前。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和《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标题相比，我对于中共收缩、衰落的这个漫长过程的看法，要更加细腻微妙一些。

　　问：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有什么方面最出乎你的意料?当时，你曾判断他很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和党内元老的影响而受到束缚。这一点似乎并未成真，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

　　答：实际上，在大多数方面，习近平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十八大的时候，我是少数几个撰文指出以下观点的观察者之一：我们不应该指望习近平展开改革，而且2009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很可能会愈演愈烈。

　　我想，事实正在证明我当时的判断基本准确。不过，习近平的确有一个方面出乎了我的预料，那就是他巩固自身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的速度。与多数观察中国的人士预计的一样，我本来认为会有一个两到三年的缓慢的权力巩固过程。真实情况显然与之不符。然而，就像我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混淆习近平个人权力的巩固与党的总体生命力，甚或是混淆这种巩固与他个人对权力的掌控。在我看来，这两者都相当脆弱。

　　问：你提出，习近平决心不去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但他还是可能最后产生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效果。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理由吗?在我们的观念里，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较为开明的领导人，不管怎么说，他开辟了政治松绑的道路，而习近平似乎很反对这样做。那么，这两位领导人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怎样的重合呢?

　　答：我的文章里在这方面的看法相当地简单：习近平之所以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深恶痛绝，而且毫无兴趣进行类似的改革，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党和国家的崩溃。我的看法是，通过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进行严厉的压制活动，他或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将习近平拿来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比照。两人殊途同归。

　　问：当评价中共对民众及党内上下的掌控在不断减弱的时候，你写到了自己的一次参会经历。会议无聊至极，而体制内学者似乎跟你一样厌倦。不过，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他们肯定也这么机械吧?党正在传播一些较为宏大的概念，尤其是在习近平治下，它们难道不会对许多人产生某种向心力吗?比如，党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给中国带来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进而让国家变得繁荣富强。

　　答：我在文章结尾说的是：“未来，中国观察人士应该关注这个政权实施控制的工具和那些被指派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我们应该拭目以待，有一天，这个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器在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时开始松懈——或者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

　　我说的是未来这个政权的执行机构在执行命令时变得松懈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宣传机构、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监控人员以及公共和国家安全机构现在已经如此。迄今为止，这些执行机构没有表现出松懈或公民不服从的迹象。

　　你指的似乎是我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他们“机器人”般的行为——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是否比胡锦涛统治时期更加明显。是的，我认为确实如此，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夏天发起群众路线活动以来，在更加因循守旧的方向上发生了一次质变。

　　我每年参加好几次这样的会议——2014年参加了五次，其中三次是中央党机关主办——多年来也一直如此，这对我观察中共“知识分子”和干部长期的行为变化特别有利。我从2009年到2010年都住在中国。除了“民族复兴”的说法，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口号，以及你所说的“更为宏大的概念”，引起了全体民众的共鸣。在中国与我交流过的人里，根本没人被宣传系统提出的大量口号所“鼓舞”，虽然许多口号据称来自习近平本人。

　　民族振兴的叙事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要提醒你，自清代以来，几乎每一位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习近平——都强调了这个文化基因。因此，这并不是习近平特有的。重新强大起来，在世界上获得尊重，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最强烈的渴望。

　　人们似乎还非常反感围绕习近平建立的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集体决策和协商一致的惯例的打破。自从毛泽东时代完结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努力建立和维护这种惯例。

　　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异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以及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你也写到了这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最终会让中国共产党自食其果?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或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

　　答：请看我之前的回复，我提到了打压行动对体制造成的压力，以及密切关注这些领域打压行动的执行机构的必要性。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的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就目前来看，就像你一样，我发现我所说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但现实就是如此。

　　问：如果中共选择一条政治自由化的道路，结果可能会怎样?你说这是习近平避免垮台的最大希望，而且他可以恢复对更大的参与度和开放度的尝试，就像江泽民甚至胡锦涛执政时那样。但中共领导人似乎确信，政治自由化会激发一些社会需求和压力，让自己走向灭亡。所以说，如果实施政治自由化，他们注定在劫难逃吗，而如果不实施政治自由化，是否也是同样的结局?

　　答：回顾一下中共2000年到2008年在做些什么。可以想象，中共可以带领中国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根据我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我认为与他们现在正在实施的默认的打压选项相比，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虽然这一点也并不确定。因此，我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

　　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它能否实现，原因是习近平、刘云山——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人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式。不过，我要指出，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开放和封闭的循环(中国人常说的放和收)。正常情况下，开放阶段会持续五到六年，封闭阶段会持续两到三年。我们目前在一个“封闭”阶段的第七年。乐观人士会说，我们早就应该迎来一个开放期了!我想要保持乐观，但遗憾的是，我的分析判断却让人难以乐观。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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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安全新规迫近美企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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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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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illian Wong / Eva Dou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在中国实施银行业安全新规之际，美国科技公司需要面对艰难的选择，因为几乎没有迹象显示出，北京将放弃这些可能限制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在庞大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措施。

  中国商业银行将在周日截止期限之前向有关部门提交方案，详细说明将如何把其内部技术转化为政府认为安全可控的系统。新规要求科技公司提交自主产权源代码（源代码是软件的秘密成分）和保护敏感数据的密匙，使用中国的密匙，并接受高强度的测试。这些新规引发了美国和欧洲行业组织的批评，认为这些措施干预性太强。

  科技公司高管私下表示，他们认为中国可能放弃提交源代码的要求；提交源代码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但随着中国寻求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全球科技公司正在权衡若干有限的选择方案：提交自主产权信息以换取市场准入，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提供仅针对中国市场、符合北京要求的产品或服务，抑或离开。

业内人士称，新规被解读为政府要求银行转向中国供应商，这将严重损害那些为该行业提供产品的主要美国企业。

  行业组织和业内人士谈到近几天美中官员围绕新规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包括美国副贸易代表霍利曼(Robert Holleyman)上周访华期间进行的磋商。

  知情人士称，美国大使馆官员上周四和中国银行监管机构官员举行了会面。与此同时，科技公司须等待观察中国的银行将如何执行相关规定。虽然初步计划要求银行提交方案的期限为3月15日，但相关规定为银行制定了从现在到2019年的年度目标，届时四分之三的系统必须达到安全可控标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去年12月份见到的一份文件显示，要求的详尽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包括有关购买台式电脑的即刻的要求，也包括不那么具体的要求，比如研究为公司目前主机服务器寻找替代品。

  一名银行业高管称，中国许多银行已经组建了团队评估减少对外国科技依赖程度的方法，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多年时间。业内人士称，银行业最关键的一些业务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银监会2月份曾表示，在执行规定前将听取各方面对源代码问题的意见，当时科技行业对新规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为银行业立规，是北京防范外国间谍的更广泛策略之一，但西方官员和贸易组织则认为此举意在将外国竞争者挡在至关重要、发展迅猛的银行市场之外。一些外国公司担心，中国市场可能酝酿着一场变动，逼迫他们斟酌准备牺牲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来换取留在这个重要市场的机会。

  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代表着金融及通讯等多个行业的美国服务业联盟(Coali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总裁奥尔盖耶(Peter Allgeier)说，眼下的忧虑在于，这些行业性政策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振兴中国本土企业（为此不惜牺牲外国企业的利益），并向外国企业强推中国自己的科技。他还说，很多公司都害怕自己的技术最终落入中国竞争者手中。

  考虑到中国政府越来越热衷于行使监管权力，加上企业仍需要留在中国市场，科技业内人士也担心目前可能几乎别无选择。一位知晓新规的知情人说，业内普遍忧虑这种风潮愈演愈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银行业技术新规是中国震慑外国企业的一个最新手段。行业组织曾经批评称，反垄断、反腐败调查使得汽车、制药、科技跨国公司成为了焦点，一项反恐法草案也要求电信、互联网运营商协助中国安全部门，这同样遭到了批评。

  中国一直力图降低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在前美国国家安全局(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承包商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国政府利用科技公司监控外国政府后，中国加紧了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官方媒体对苹果(Apple Inc.)、微软(Microsoft Corp.)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苹果回应称，未允许政府部门直接访问其服务器。微软则公布了拒绝政府要求访问其用户数据的努力。

  行业组织预计，类似技术要求的适用范围将扩大至运输和能源等其他一些北京认为至关重要的行业。调研公司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今年中国的信息技术开支将增长逾11%，超过4,650亿美元。

  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 Foerster LLP)驻北京的律师麦肯齐(Paul McKenzie)表示，此事的风险在于，如果银行安全新规实际上是实施更广泛网络安全战略的序幕，则可能潜在影响到中国市场的更多领域。美富律师事务所为全球科技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他说，外国信息技术公司可能会考虑将中国业务进一步本土化，或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以符合政府的网络安全要求。

  眼下，科技公司正转向美国和欧洲的行业组织寻求帮助，希望抵制银行安全新规以及反恐法草案。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最近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提到了这些问题。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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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突查中国人赴美生育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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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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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riam Jordan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多名美国联邦探员周二对南加州几个场所执行了搜查令，他们称，这些场所与三个规模数百万美元的“生育旅游”企业有关。这些企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得以赴美产子，然后再携带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婴儿回国。

  美国有关部门表示，相关调查有可能导致联邦政府针对蓬勃发展的“定锚婴儿”(anchor baby)产业提起最大一宗刑事诉讼。搜查令提出的指控包括涉嫌签证欺诈、逃税和容留非法移民等。

  探员们搜查的场所包括他们所称的持旅游签证之中国女性所住的公寓，以及一些住在美国之个人的住所，据称，这些个人在洛杉矶、奥兰治(Orange)和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经营着三个独立的定锚婴儿机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三份宣誓书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正在对这些个人展开刑事调查。

  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宣誓书中提到的企业对此发表评论。

  其中一家公司是位于洛杉矶的美国星星月子中心(Star Baby Care Center)，该公司在网站starbabycare.com上称，自1999年以来成立至今已接待过累计超过8,000名孕妇。另一家公司USA Happy Baby Inc.则在网站上承诺，如果孕妇在美国机场被遣返，公司将退还费用。

  调查人员称，一些公司为客户提供不同档次的套餐服务，部分月子中心提供高档公寓，配备度假式的康乐设施，客户还可以去高档餐厅、迪士尼乐园，公寓小区内甚至设有射击场。全程有会说中文的保姆陪同。

  外国人赴美生子的愿望已经催生了一条专门为富裕外籍人士提供服务的产业链，这与墨西哥移民历史有关。一些墨西哥人把赴美产子当作移民美国的一种手段。美国当局称，渴望在美国获得一个立足点的中国人现在成为这些公司的主要客户，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医疗费，中国客户要向中介结构支付5万美元费用。

  根据美国的法律，在美国境内出生的孩子，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定锚婴儿”有资格享受美国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当孩子年满21岁，还可以申请办理全家合法移民美国。

  目前没有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外籍孕妇赴美产子。华盛顿组织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估计，每年赴美生育旅游的人数多达4万人。该机构支持打击生育旅游这种做法。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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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对华政策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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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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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迪恩•拉赫曼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英国人听惯了美国人赞颂两国“特别关系”的甜言蜜语，但上周他们听到华盛顿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美国人对英国外交安全政策的方向感到失望，因而抱怨连连。

第一声抱怨来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她说欧洲和英国削减国防开支的做法“非常令人担忧”。第二声抱怨是在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提出的，他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此前英国宣布计划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是打算和美国分道扬镳了。

  这两个事件突显出英美关系中两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一，英国大幅削减国防支出，导致其作为美国潜在盟友的价值越来越低，对此美国日益感到焦虑。其二是两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美国认为中国有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者，决心阻止这种局面。英国则希望集中精力与中国搞好贸易投资关系——它似乎安于置身场外，旁观中美权力斗争。

这些分歧使美国方面越来越萌生出一种想法——就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本月早些时候所写的——“英国历史上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仿佛已丧失殆尽”。

  的确，在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下，英国日益滑向了国际事务的边缘。乌克兰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梅伦政府提出，英国一直是欧盟(EU)内的一个重要声音，支持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但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举行明斯克会谈的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根本看不到卡梅伦的身影。

在利比亚危机中，英国的缺席也同样令人惊讶。2011年，卡梅伦率先提出北约(Nato)应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现在利比亚陷入一片混乱，而英国却显得无动于衷。

削减军事预算将使英国更难以在中东（或其他任何地方）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同类别国防开支的削减方式也失于严谨。卡梅伦政府似乎决心要花巨资维持大国地位的象征——核武器与航空母舰，同时在能够让英国实际发挥力量的领域进行削减：陆军和空军。与此同时，在英国军事开支即将要低于北约(Nato)设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时，政府仍承诺要将GDP的0.7%用于发展援助。这种姿态会备受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赞扬，但无疑会遭到五角大楼(Pentagon)的质疑。

  如果英国全球影响力的这种下滑只是与首相的个性有关，那这可以被视为是暂时性的。但事实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经使人们对外部干涉是否明智以及军事力量的作用产生了很强的戒心。2013年英国下议院投票否决了英国参与空袭叙利亚，就体现了这一点。受挫的卡梅伦对下议院说，这次投票反映了民意，“我理解”——引发这种共鸣的似乎远不止叙利亚危机。

  更广泛来讲，英国已经发生了一种代际变化。当今英国政界要人并非成长在那个英国仍自认为是世界主要大国的时代，因此，他们对英国在全球大事上袖手旁观的形象不会感到愤愤不已。相反，当今日的英国大臣们举目世界时，他们第一关心的是商业——如何吸引外国投资，如何找到新的市场——从政府为外交部设定的优先工作事项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发争论之前，有一个事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彼此不同的观点，导致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投资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Huawei)设置了重重障碍，而英国却对华为盛情相迎。近期访华时，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称赞华为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在英国前途无量”。一位美国安全分析人士讥讽地说：“英国与华为纠缠如此之深，到时候想甩都甩不掉。”

  目前英国政界人士最先考虑的是重建经济、控制政府开支。他们的压力始终来自于增加养老金或医疗服务支出的需要，而非国防支出。卡梅伦会关心华盛顿方面发出的声明，但他要准备参加选举大战——他知道选民们首要关心的是什么。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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