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金砖国家”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是时候该给中国的发展让路。并且应该向英国学习，摸清中国的喜好，这样才能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流。

　　据美国《评论汇编》网站3月17日刊登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尼尔(Jim O’Neill)的评论文章：给中国让路(Making Space for China)。奥尼尔是“金砖国家”这一名词的发明者，他认为，美国是时候该给中国的发展让路。并且应该向英国学习，摸清中国的喜好，这样才能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流。以下为本文编译。

　　美国仍不放弃在阻挠其亚太盟友加入亚投行

　　当英国同意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并成为其创始国成员，绝大多数媒体头条并没关注这个事件本身，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英美之间因此决定而产生的摩擦。白宫发布的声明敦促英国政府：“用你的声音来推动(亚投行)采取高标准”。与此同时，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也被引述来指责英国：“一味迁就中国，并不是应对崛起力量的最好办法。”事实上，这也是美国一直宣称的错误方式。

　　在英国，虽然英国的外交经常被英国媒体的吐槽，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强硬态度对中国。例如，认为政府应该更有力的支持2014年香港的亲民主抗议，并且2013年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访问中国期间，不能疏远达赖喇嘛。但是英国确实要为自己考虑了，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在1997年同意将香港还给中国政府之后，英国不再有任何立场。

　　美国也是一样，早应明智的接受世界已经改变这一事实。2010年，由中国和世界其他新兴大国提交，增加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协定，美国国会直到现在都没通过。与此同时，此协议自受阻起，已成为废纸一张，因为中国经济到现在已近乎翻倍。

　　美国不情愿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得到了机会去推动建立新的平行机构，例如积极参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于2014年)。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高出法、德、意的总和。即使2015年经济增长放缓至7%，中国仍然将为世界贡献7兆美元的GDP。而日本则要保持14%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对世界有这种规模的影响。

　　因此，任何想参与到全球贸易中的国家必须了解这一点：什么是中国想要的。而英国的聪明在于，能满足中国需要的同时，通过与中国合作促进自身的利益。

　　同样，美国国会应该批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通过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已经表示，他们不会等待美国的声音会更好听，而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决定证明，他们并不再孤单。

　　(楚茜 编译)

来源时间：2015/3/18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60

作者：肖恩•唐南，杰夫•代尔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周二警告称，在中国设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争风头的机构、并吸引美国长期盟友的支持之际，美国的“国际可信度和影响力”正受到威胁。

　　卢表示，如果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不放弃反对IMF改革、不打算让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该机构拥有更大发言权，美国塑造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将有所减弱。

　　“我们的国际可信度和影响力正受到威胁。”他说，“为了保持我们在IMF的领导力，批准这些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影响力，失去塑造国际规范和惯例的能力。”

　　卢发出这一警告之际，在英国带头之下，美国在欧洲的越来越多的盟国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以成为这家新机构的创始成员国，尽管美国大力游说阻止它们这么做。

　　欧洲国家纷纷决定加入亚投行，使奥巴马(Obama)政府忙于寻找一种对待该行的新姿态。美国官员担心，该行最终可能被用作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政策工具。

　　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已表示，他们将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现在被认为很可能加入。上周英国最先作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此举招致华盛顿方面指责英方“不断迁就”中国。

　　围绕亚投行产生的纷争，在美国眼里是其与中国全面战略较量的一部分，目的是控制那些为国际经济制定规则的机构。

　　除了努力捍卫IMF和世行的影响力，美国正同日本以及另外10个经济体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协定，该协定刻意把中国挡在门外。

　　卢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时表示，美国并不反对创建亚投行，而且认识到亚洲有必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但他表示，美国担心这家新的银行在治理或放贷方面达不到“全球最高标准”，并敦促那些正在加入该行的国家考虑这一点。

　　“决定加入的任何国家，都需要在一开始就问这些问题，”他表示。

　　前IMF中国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奥巴马政府未能争取到国会支持其在2010年推动的IMF改革，这正在日益削弱美国在盟友心中的可信度。

　　“美国行使领导力，但随后却在终点线上不了了之，这的确会导致美国的影响力被边缘化。”他表示，“英国和德国等老牌国家如今竞相对中国顶礼膜拜，这个事实无疑是世界新秩序的一个标志。”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亚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关注过头了，作为亚洲正在形成的经济架构的组成部分，该行的重要性远远不如TPP贸易协定。

　　“奥巴马政府应停止对我们最密切的盟友说教，并抓紧完成TPP谈判，后者为亚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经济愿景。”他说，“亚投行只不过是正陷入停滞的中国循环利用资金的一种方式。”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学者、前白宫高级官员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中国最终很可能在亚投行拥有某种形式的否决权，因为中国将是主要股东。

　　然而，新加入的来自欧洲的成员国将有望在采购规则、附加于新贷款的社会和环保标准、以及借款人偿贷能力等问题上影响该行的运作方式——这一切将使中国更难把亚投行用作经济外交工具。

　　“美国在这场比赛中输掉了一局，但讽刺的是，欧洲人的加入很可能推动该行转向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他说。

　　前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泰德•杜鲁门(Ted Truman)表示，奥巴马政府没有尝试加入亚投行是一个战术性错误。“如果你想影响(该行的放贷标准)，你应该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杜鲁门说。然而，美国国会将阻止美国加入亚投行的任何努力。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退出世界舞台，的确，我们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将继续减弱，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他说。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5/3/18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59

作者：保尔森  来源：财富中文网

    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种增长的代价在中国的城市中日益显现。人们说得最多的，是呛人的雾霾和严重的水污染。但是巨大的能耗、医疗问 题、人口密度和社会压力等新问题正在制造新的压力。随着现在仅占中国经济10%的农村、农业地区的不断萎缩(该部分人口不到全中国人口的40%)，城市化 不但是中国未来增长和繁荣的核心，也构成了一个令人烦恼的挑战。如果中国延续现在的发展道路，未来20年还将有3亿人进入城市，这样的流动将造成严重的代 价——不仅对于中国人民，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但好消息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将建设更多可持续性城市、推动中国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尽可能缓解社会压力作为主要的优先任务。在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城市收入都高于农村。因此，将更多的劳动力从农田转移至城市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拉动国内消费，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如果 执行得当，城市化有望增进中国的繁荣，为世界各地的其他经济体创造重要的消费市场，同时遏制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只求快，还必须有战略并保持可持续性。仅仅向城市里塞进更多的人和建造基础设施并不能自动提高未来3亿新市 民的生活水平，只会加剧污染、拥堵和低效。从很多方面讲，中国在今后20年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取决于它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城市化。我们千万不能低估调 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保持增长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与环境事件之一。

　　中国不久前闭幕的城市化工作会议也充分强调了城市化的以人为本的方面。中国认识到，2012年它的城市居民已达7.1亿，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国家，之前在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实行的很多政策现在都需要改变。

　　为什么需要可持续地城市化?

　　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建立在对固定资产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和对先进工业国消费者出口的基础之上。但这两大支柱已经受损。中国各地的领导 者热衷于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增长指标，这是他们升迁的主要依赖。为了完成目标，他们发起了低效、低标准的建设狂潮，这一狂潮已经造成了巨额地方债务，有可 能使金融系统受到考验。

　　但是如果采用一种战略性、对环境友好的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策略将有助于解决一些关键而彼此关联的潜在问题：

　　首先，中国需要在城市创造就业岗位。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让更多的中国公民分享增长的红利，解决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这意味着要确保城市能提供待遇更高的好工作，把就业机会提供给数量日益膨胀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和大量基本上已经在城市里长期生活的农民工。

　　其次，中国需要让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合法，规范它的劳动力市场。几十年来，数亿农民工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在城乡之间不断地迁徙，其中很多 人留在了城市。但他们这样做通常并不合法。让这些农民工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找份收入更高的城市工作并不容易。但如果做得好，中国就能减少社会不公，给农 民工阶层一个成为城市新中产阶级的机会，同时推动消费增长。

　　第三，中国经济必须由以制造业为主导向一个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更高比例的经济体转变。拥有体面工作的合法城市居民可以帮助实现这种转变。事 实上，中国需要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不仅是为了农民工，甚至也包括高技能的大学毕业生和当前的城市居民。办法之一是扩大城市的服务业。服务业与工业不 同，能源消耗较少，但工作岗位相对较多，能帮助实现拉动消费和创造就业的双重目的。

　　第四，中国需要更好的城市规划，以保持避免出现在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中非常普遍的贫民窟。对基础设施的供需关系进行合理的调整，将有助于减 少非理性投资的扩张，尤其是在中国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之后。设计低劣、经济上有问题的“白象”(指有一定价值、不能轻易舍弃但持有成本过高 的事物——译注)在中国随处可见。加强地方一级的城市规划可以改善基建投资并减少产能过剩。

　　第五，中国的城市需要更好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当前的增长模式能耗高，对环境有害。证据显然是有目共睹的，空气污染已经席卷中国的城市。不久前来自于中国研究人员的报告表明，在2010年，增长的环境成本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

　　对中国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由一个工业强国向服务业巨头转变。这将对中国的资源消耗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资源 主要供应于它的超级工业化。例如，中国消耗的煤炭几乎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钢铁产量占世界的将近一半，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建造目前点缀着中国的天际线的 摩天大楼。采用更平衡的经济模式，可以在尽量减少空气污染、保护逐步缩小的水域、留住日益减少的可耕地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当前城市化模式将使中国的未来增 长付出代价，但一个更好的模式则有可能推动增长。

　　农民工进城落户：平衡城市化的关键

　　最急需改革的事情是制定正确的城市落户政策。

　　大量中国劳动力仍被锁定在农村地区，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贡献有限。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52%，相比之下，韩国等国家高达80%左右。原因之一是中国有一种名为“户口”的、严格的国内居住许可制度妨碍了农民工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

　　一位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打工，但无法改变他的户口，因而没有资格与合法的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等城市社会服务。户口限制了 劳动力流动，也压制了消费。因为农民工不得不将他们的有限收入用于支付社会服务。如果有城市户口，这些服务会更加便宜，在一些地区甚至由政府包办。

　　解决办法是战略性放宽户口制度，规范劳动市场并减少内部迁移的障碍。这意味着要让中国农民工享受与财产权等效的权力，与给予城市居民的权利 一样。在中国，所有土地均为国家所有。但农民如果享有出租、转让和更多的使用权，由此带来的灵活性足可让农民视土地为有形资产。户口改革还将催生新的服务 部门，服务于越来越壮大的消费者阶层。

　　将城市居民变为消费者

　　中国的领导人还需要改革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络。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准备迁往城市的中国人，大多储蓄过多和投资不足。这是医疗和退休养老改革 不完善，以及普通公民缺少投资机会造成的。加强城市的社会服务，并将农民工纳入同样的体系当中，将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拉动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

　　中国已经着力扩大医保范围，包括在2009年启动的一项重大改革，目标是扩大医保对全国城市和农村家庭的覆盖。但是，对于在城市的非正规劳 动力来说，虽然他们也在城市工作，却享受不到大多数城市就业者所享有的、基于用人单位的服务。由于没有户口，他们甚至没有资格领取由当地市政府发放的社会 福利。而城市福利要远高于农村福利。

　　简言之，如果没有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平行改革，户口改革只能解决部分消费谜题。中国需要降低高额的“准入成本”，成为以城市消费为主的国家， 并创建一个更加完整与均衡的国家医保体系。中国的确有一个国家级的社保基金，但资金严重不足。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在政治上有难度，但中 国要想成功地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它。

　　治理市政财务

　　第三类急需的改革是治理有缺陷的城市财务系统。这一系统助长了债务、腐败和异议者。

　　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债务是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各地市长缺乏控制预算和事后问责的权力，却要承担起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指令的任务。各地市长几 乎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只好强征城市郊区的土地——有时向土地占有者支付非正常市场的价格，再把土地以高价转卖给开发商。这种有问题的敛财方法不仅助长了 腐败，还导致不断出现不可持续的建设项目，既破坏了环境，也影响了市容。毫不奇怪，这些项目是中国社会抗议活动的主要根源，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与环境有关 的抗议活动。

　　为了克服这些财务弱点，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让城市预算变得透明，让市长们可以问责，并将税收权力直接下放到城市。没有这些改革和透明的市政财务报表，中国将在其城市化进程中遇到严重的融资困难。

　　加强城市规划

　　最后，中国还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城市规划和考虑更为成熟的设计。如果中国城市一开始就规划有误，接下来的任何挑战都将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满足城市中产阶级对生活质量的期望，未来的城市必须认真考虑能源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

　　令人窒息的交通和污染困扰着中国的许多大城市。这些环境灾难的影响经常超出中国本土。专家们发现，在2010年，美国西海岸的地面空气污染 中，来自中国的肮脏空气占到了20%。而在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还仅为每千人60辆。想想看，当中国的汽车接近欧洲的每千人400辆时，会是什么样子，到 时私人轿车将超过5.5亿辆。

　　另一个例子是建筑。大楼是出了名的能源消耗大户，今天，每座公寓楼的寿命周期至少有几十年。若建设小型居民区，拥有多用途的街区，并拥有便 捷的公共交通，将能够缓解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后果。更好的建筑法规和可持续的建材也能帮助缓解。这样的“宜居城市”将给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之间带来平 衡，改善空气质量，还可能缓解交通拥堵。

　　执行

　　中国政府的计划表明，它完全理解它所面对的问题的广度和紧迫性，但改革将面临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中国需要跟改革的质疑者斗争，它知道自己目前没有相关机构和法律规定，去执行它的新政策。

　　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针对各地市长的绩效评估体系，给他们适当的激励，去执行他们的新城市化政策。另外，对于煤炭、石油等碳密集型商品应该征收环境税，这对于限制污染尤其重要，但是，环保部的执行能力还有待加强。

　　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

　　目前，中国与美国政府、其他国家、大公司、非营利机构(包括我本人的研究院在内)的合作正在给它带来它急需的工具，帮它确定城市建 设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采用目前更好的基建方案。这些工具有：介绍各国政府领导人的可持续实践，向公众宣传环境问题，为中国的城市规划者提供专业化培训 等。

　　这终将是所有各方共同的责任。为了我们的环境和全球经济，我们都需要中国的城市化获得成功。

来源时间：2015/3/18   发布时间：2015/3/17

旧文章ID：2658

作者：林书友  来源：观察者网

    3月12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计划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这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G7国家。

　　奥本斯话音未落，美国白宫立即在第一时间谴责：“我们对于那种不断迁就中国的倾向十分警觉，这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强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多年来，美英之间尽管貌合神离，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是保有一定默契的，这次公开摊牌实属罕见。而根据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官透露，英国“几乎没有与美国磋商”就做出了这一决定，而且七国集团此前还在讨论如何应对新成立的亚投行。英国能够这样“背信弃义”，恐怕确实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继英国表态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纷纷表示加入，澳大利亚、韩国也松口了。距离3月31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的截止日期只剩下半个月，留给西方国家的时间看来是不多了。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与以往由西方主导的“蓝色金融”不同，为各个参与国带来了机遇。

　　为什么都来加入亚投行

　　亚投行是由中方倡导、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总部将设在北京。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会谈时提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截至2015年1月13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26个，如果加上新晋的英法德意，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将增至31个。

　　对于美国的指责，英国这次也很不客气，奥斯本直接呛声：“在亚投行的成立阶段就加入该行，会为英国和亚洲创造共同投资和增长的举世无双的机遇。”西方盟友纷纷倒戈，这恐怕要从更久远的国际金融体系说起。

　　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金本位制时期(1816-1914)，第二阶段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3)，第三阶段是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1976-至今)。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就处于由美国控制的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

　　牙买加货币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导致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波动、金价起伏不定，小危机不断，大危机时有发生，著名的1977年-1978年西方货币危机就是如此。同时，由于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的瓦解，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金额上都大大增加，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各种形式的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种类繁多，现金在某些国家的通货中只占百分之几，这给国家金融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隐患，2008年金融危机欧美在劫难逃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经济上受牵连，西欧盟国们还经常面临“被牺牲”的下场。前些年，美国不断逼迫其欧日盟国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权让渡给新兴国家，而自己始终保留在世界银行主动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否决权，早已让其盟友普遍不满。美国曾承诺提升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权，却以国会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美国的盟国感觉到美国在阻止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形成，越来越不能指望美国来维护其权益了。

　　正是在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后，英国等西方国家才将目光投向了东方。识时务者为俊杰，英国人早已意识到，中国已然是全球经济最快最强增长点，搭上中国这条顺风船，才能确保英国的世界影响力不至于衰退的太快。

　　都来加入，具体怎么运作

　　根据2014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

　　不过，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表示，中方提出对亚投行比例可以达到50%，旨在表示推动亚投行的决心，但中国不会刻意追求“一股独大”，最终出资比例不一定非要达到50%。如果参与国家较多，中国的出资比例可以相应降低，但按照经济权重计算，中国仍将持有最大股份。

　　在接受新成员规程上，亚投行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和步骤进行磋商。去年签署亚投行备忘录的21个国家都是亚洲域内国家，这些国家是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将参与接下来的亚投行章程(法律协定)谈判。其他国家如果认同备忘录内容并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后，也可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并参与亚投行章程的谈判。

　　按照备忘录规定，区域内国家投票权总额为75%，区域外为25%。如果区域外国家加入数量超出预期，同时又只能作为出资国，可能会引发一轮对投票规则改变的新讨论。英法德意加入后，也有人担忧这些西方经济大国会冲击中国主导权。但由于目前还处于倡议阶段，各国之间也正在协商，具体如何改变还不得而知。不过楼继伟部长早就有言在先：“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机构，所有致力于亚洲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申请亚投行的成员资格。”

　　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亚投行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亚投行还将设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并根据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程序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具体到内部运营方面，亚投行将形成“银行+基金”的模式，各成员国共同出钱组建亚投行，再在银行下面成立一些基金进行融资。这种模式虽然慢，但保证了资金规模，而且有多国政府参与，影响力大。

　　中式金融体系正在建立

　　亚投行为各个参与国带来了机遇，对于倡导者中国来说，它的意义更为深远。

　　正如前文分析的，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处于美国主导之下，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大国的封锁和包围，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席位，国际影响力也开始逐步上升。但在国际金融棋盘上，中国只是一颗在不自觉下棋的棋子，只能被动行事。

　　1980年，IMF和WB批准了中国合法席位恢复的申请，国际金融的区域合作也得到加强。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所占份额并未体现其经济和政治实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第二的国家，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仅为3.7%，还不如荷兰、比利时等国，这显然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不仅如此，相对于纯商业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的对华贷款具有更大的杠杆效应。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在向成员国提供贷款时，会对借款国的发展战略、制度建设等施加影响。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时，一定要有工程项目计划，并且贷款专款专用，世界银行每隔两年就要对其贷款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而在亚洲地区，目前起主导作用的仍旧是由美国和日本操控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的作用微乎其微。正如彭博社专栏作者William Pesek所分析的，“直到现在，亚洲国家如想扩大基建设施建设，都会直接找到日本或者间接地向亚洲开发银行寻求帮助，而亚开行往往由一个日本官员主持，就像世界银行由美国人主持，而IMF由欧洲人主持。对于中国来说，亚开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锋，也是美国霸权的工具以及遗产。而边缘化亚开行将是中国取代华盛顿共识，争取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更重要角色的第一步。”

　　其实早在亚投行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慢慢酝酿和组建由中国自己主导的区域性金融体系，试图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求得生存空间，并逐渐增加权重获得话语权。

　　2014年7月15日，5个金砖国家签署协议，成立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其中中方承诺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金砖银行的设立，将提高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14年11月8日，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作为同样专注基建投资的多边机构，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中国2014年力推的两大对外资金项目，旨在为亚洲基础建设“输血”。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指出，亚投行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亚投行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中一项就是从北京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铁路建设。

　　与以往由西方主导的“蓝色金融”不同，中国想要建立的新型国际金融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尊重和维护经济主权的同时，对政治主权也给予充分尊重。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东方国家发起和主导的金融体系，除了加强中国本身的区域和国际影响力，对于地区发展和和平也必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展开。

来源时间：2015/3/18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