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文辉  来源：《北京青年报》

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发表第六次国情咨文时，他的执政生涯已是日薄西山。相比几年前美国人普遍的渴望和期待，当奥先生20日面对两院议员侃侃而谈，呼吁党争“翻过一页”，共和党人直称总统在“发梦”，当他唱好美国经济，不少经济学家批评他“背离人民的真实感受”，当他洋洋洒洒提出新的施政设想，《纽约时报》文章指出，那“或许只是不负责任地浪费时间。”

奥巴马剩下的只是垃圾时间，国情咨文也因此背上黑锅。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白宫动用多媒体手段和社交平台力推国情咨文，公众依然兴趣寥寥，总统先生的新年展望注定大多沦为空话。

最早的时候可不这样。当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向国会议员发表国情咨文，尽管只有寥寥八百多字，却言简意赅，为国家发展定下一年的基调和方向。话说那时候这份国情和施政报告的正式名称是“年度信息”，而且这份报告是基于法律的总统规定动作。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总统要“不时向国会说明联邦之状况”。可以说，现代国情咨文的发源地是美国。延至今天，墨西哥、俄罗斯、巴西、菲律宾等国家都有了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做法。在南非，总统祖马还会带着自己的几位妻子一同参加国情咨文发布活动，给议会平添几分轻松气氛。

严格意义上，国情咨文是总统发表的，对象是国会议员，现在也包括国民大众，内容是回顾过去一年，并对新的一年提出内政外交的规划设想。在美国，国情咨文曾遭遇过一段冷遇。有故事说，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口齿不灵，当面向议员发表讲话会令他十分羞涩，于是托辞表示这种做法“过于排场”，应该精简，改为发布文字，由议会工作人员代读。直到1913年，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后，决定恢复亲自到国会演讲的做法。这时候，广播已经进入民众家庭，到1923年，美国人民第一次有机会通过电台听到总统宣读的国情咨文，又过了三十年国情咨文开始进行电视直播。现代传媒的进步拉近了政治人物同老百姓的距离，同时也对总统在公共场合发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那些敏于行而拙于言的总统只能无奈吃亏。

曾有一句流行语，如果想知道美国总统如何撒谎，请听他的国情咨文。这么说，是因为国情咨文里大多是经过了政治粉饰的计划、设想，很多到年底就成了无法兑现的“谎言”；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情咨文主要是说给国会议员的，大多是需要国会审议投票的政治清单，每逢总统所在党派无法掌控两院的年头，国情咨文的“兑现率”就更惨淡了，奥巴马当下就面临这样的窘境。

尽管如此，国情咨文依然得到总统的重视，几页纸的文字有时候花费起草班子超乎想象的精力。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演讲撰写人威廉·麦克恩曾以苦不堪言形容撰写国情咨文的苦逼日夜：“换上老板的脑子，模仿他的口吻，领会、揣摩、想象，修改、修改、再修改……不到总统发表讲话那一刻，随时可能被叫去。”

麦克恩诉苦的背后也道出一些不为人知的政治机巧。那一年面临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拉拢更多的选民，所以国情咨文中要刻意多放一些“糖果”，福利政策、教育改革、移民政策和经济计划都是不可少的，但布什总统要求写作班子尽量宣扬“主旋律”，基调要乐观积极，避免同民主党搞论战；又因为布什先生在演讲方面不占优势，写作班子就力求语言平实、准确，不摆弄花腔，落到最后的措辞，甚至总统读起来拗口的词语，都要仔细删掉更换。

在总统如此重视下，国情咨文的政治分量可想而知，其实不少国之大策源于国情咨文，包括二战前夕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论调、“9·11”袭击后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计划。对专业人士，国情咨文则是研判政治动向的重要依据，比如奥巴马总统2010年1月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发表“捍卫唯一超级大国”言论，世界各国都认为美国将决心重振全球影响力，当他大声表态“我绝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国会山里的参众议员一齐起立送上热烈掌声。六年过去，当奥巴马几天前再次表态“决不放弃”，很多人认为那其实是“无计可施”的潜台词。世界最大权力的总统吗？地球上最风光的领导人吗？——你看过《纸牌屋》吗？当他这位败落的总统慷慨激昂地宣读国情咨文，党争之虐唯有此心谙！

来源时间：2015/3/16   发布时间：2015/1/25

旧文章ID：2609

作者：徐立凡  来源：新京报

在印度的热情邀请下，1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率领一个堪称豪华的代表团抵达印度，参加印度国庆日活动并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谈。这是奥巴马2015年的首次出访，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受邀参加印度国庆活动，也是唯一一位任期内两度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

奥巴马这次访问印度，象征了美印关系的热度，但这温度升得有些出人意料。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虽然美国极力邀请莫迪首访华盛顿，但莫迪只将美国之行排在了第5位。在出访不丹、尼泊尔、巴西、日本，并在自己的家乡隆重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莫迪才访问了美国。那么，奥巴马和莫迪，互相需要什么？

奥巴马和莫迪，在执政理念上有互通之处。刚刚在国会发起新一轮政治攻势的奥巴马，提出了一份平民主义色彩强烈的施政纲领，这份纲领被简要地形容为“劫富济贫”。而下层出身的莫迪自上台以来，在内政方面同样也显示了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这种相似性，足以延伸出两人之间的政治知己感。事实上，在莫迪去年9月访美之前，他对将在美国受到什么招待还心中没底，但之后他与奥巴马相互欣赏。这种私人关系，让美印进入新蜜月成为可能。

而在国家间关系上，莫迪和奥巴马也有不少相互需要。对莫迪来说，打造“印度制造”的工业体系在古吉拉特邦期间就是其梦想。过去，印度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军工体系过于依赖俄罗斯，而在美国结束经济衰退、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的今天，印度有必要重新作出部署。美国显然是一个更强大的技术、资金来源和出口市场。而一旦美印之间建立起更牢固的经济联系，印度在地缘政治直至全球事务中的权重也将加大。

对奥巴马来说，与印度建立更高级别的外交关系首先是一种修正。奥巴马上台前六年，美印关系远没有小布什时代热络，南亚在奥巴马的外交排序中只处于次优位置。尽管2010年他曾访印，但那是国大党执政时期，与莫迪的人民党建立关系，具有首创价值，这与奥巴马修正美古关系的逻辑同出一辙。此外，与莫迪建立好关系，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这与奥巴马强调中美气候问题共识的意义同出一辙。而外交突破和全球气候治理突破，正是奥巴马任期最后两年的主要诉求。

奥巴马和莫迪之间的互相需要，给了美印走近的新机会。对此不必过于敏感。大国外交，总是在不断组合，但其基本格局，不会轻易拆解。

□徐立凡（媒体人）

来源时间：2015/3/16   发布时间：2015/1/26

旧文章ID：2608

作者：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来源：《新周刊》第419期

    原始人面对地震、山崩、洪水时，一种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种人立刻失态拼命逃生，哪一种人更可能在当今社会拥有后代?

　　答案显然是后者。

　　古人看到蚂蚁过道，一种人认为“蚂蚁过道天要下雨”的谚语缺乏逻辑而不屑一顾，一种人则忧心忡忡担心下雨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洪水，哪一种人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答案还是后者，即使他的出发点来自一个误会。

　　“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在彭凯平看来，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基因是演化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意义和价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这是两回事。”

　　数百年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改变六千万年演化而来的心理特性。因此，当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比如马航事件，对许多人来讲，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够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一致性的认识和对环境的控制力，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些年形成的惯性思维。”在《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一文中，彭凯平如此分析。

　　在彭凯平看来，这种心理机制就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研究态度要理性客观，但对于研究方向，研究者会有自己的bias。

　　“科学并非与社会生活无关。我们的倾向性来自何方?来自我的选择、我的信念和我的经历。”

　　1989年1月，27岁的彭凯平来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之后，有两件和中国相关的事情对彭凯平影响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卢刚是彭凯平的北大校友，曾与他朋友的室友为恋人关系。谈论这件悲剧时，彭凯平与其他中国学生认为“如果当时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而美国同事则认为“应为那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

　　“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会走上杀人的道路?”中美朋友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归因方式，令彭凯平开始关注行为科学背后的文化差别。

　　1991年，已经就读博士的彭凯平，与师兄迈克尔·莫里斯(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用计算机生成了各种几何形状，圆形、方形、三角形，让它们随机互动，产生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心理学测验中接受测验的对象)来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结果这些被试都给出肯定性的、有声有色的、有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故事来，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这充分表明，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面对几何图形之间的无规律互动，人们都试图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一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凯平和当时的学生埃里克·诺勒斯(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用类似的几何图形测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图形的分析，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当这些几何图形的运动比较明确地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时候，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还是能够从物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这些事物的运动，但是对不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物理运动，比如“一个圆形在毫无外力触发的情况下滚动起来”，或是“两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相继移动”，绝大多数被试还是都会给出海德式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物理现象产生的主观解释是正确的，这可以解释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在彭凯平看来，物理世界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对不同群体来说文化差异更小。“如果再做下一个研究，我可能会选择生物或化学相关的阴谋论。以化学世界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体验——这些领域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控的，这时候最容易产生阴谋论。任何时候，对于不明确、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人们一定会用阴谋论来解释。”

　　中国人比较善于将两个不同事物关联起来，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缺乏教育。”彭凯平如此认为。

　　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极聪明、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也会宣讲阴谋论。比如，《货币战争》的作者，他超级聪明，知道老百姓喜欢听什么，政府能够容忍什么，所以他拿这个来为自己营销。”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诉求，在彭凯平看来，中国文化有种强烈的“非黑即白”传统，以及“整体性思维”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中国人更擅长“判断相关”，这一点在彭凯平的另外一个研究中得到过证明：“我们是让人估计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举个最简单的范式：在屏幕上随机出现数字1、3及形象男、女，当出现一定次数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出现‘1’的时候较多出现‘男’，可以估计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他的测试列表包括：一个秃顶的人是否智商高、一个说话有英国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中国人挺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蚂蚁过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会得到什么功德，这都是没有科学证据的。”

　　但“相关”并不意味“因果”。“中国人比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我的单位为什么不能有两个领导?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就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啊。”

　　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我们还有一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喜欢说天下大事，谈论国际政治。我们比较多的‘阴谋论’论调都针对国际阴谋，没有人敢说政府的阴谋——谈外国的阴谋特来劲，谈自己的阴谋就不敢了。”每当听到此类“阴谋论”论调，彭凯平便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却去管美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来起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官员、精英如何选拔和利用，我们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这比讲美国的什么阴谋有意义。你讲完阴谋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

　　阴谋论的十个特征

　　什么是阴谋论，阴谋论的可信度怎样判断?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实验心理学硕士迈克尔·舍默就此归纳出了阴谋论的十个特征。

　　1.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如果我们有一个证据确凿、非常显然的解释，那么阴谋论的解释一般不足为信。比如，当水门事件的策划者坦白了他们的窃听，亦或者本·拉登在吹嘘“9·11”事件的“伟大胜利”时，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事实。同理，当一个现象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解释时，阴谋论也一般都是错的，有时仅仅是机缘巧合而已。

　　2.当阴谋事件的主角被拔高到拥有超能力的时候，这个阴谋论往往都是假的。人们的行为总是漏洞百出，人类的天性就是不断犯错，大多数所谓的“强人”、“超人”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3.如果阴谋论里所描述的阴谋越复杂，涉及的元素越多，可信度也就越低。

　　4.越多的人牵扯到这个阴谋中来，所谓的惊人秘密就越不可能存在。人们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5.如果宣称的阴谋涉及范围广，动辄“控制了整个国家、整个经济命脉、整个政治格局”，特别是所谓“全球最重主宰，幕后控制全世界”，那么一般都是假的。

　　6.有些阴谋论偏好无限拔高，明明是一件小事，却硬要把它往大了解释，什么惊天大阴谋，往往都是扯淡。

　　7.越是喜欢把一些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事往“不祥之兆”、“厄运将至”方面解释，这样的阴谋论可信度越低。

　　8.倾向于把事实和猜测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和在一起，而且从来没有概率这样的概念，这种阴谋论往往都不是真的。

　　9.有些阴谋论者的不靠谱还体现在，对上至政府部门下至私人组织的一切机构都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怀疑。

　　10.如果某些阴谋论者对自己的论调深信不疑，拒绝一切其他可能的解释，对他不利的证据就视而不见，大肆地去搜寻只对他所谓的事实有利的证据，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错的，而且这所谓的阴谋也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阴谋论不为解释别人，只为说服自己

　　《新周刊》：你提到，初到美国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你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除了“卢刚事件”，还有一件呢?

　　彭凯平：初到美国那一年之后，原本渐渐趋于理性的中国宣传开始出现一些“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好奇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那些所谓的“中情局八条建议”之类的观点，最初是德国间谍针对苏联讲如何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策略，后来演变到被美国右派的反共分子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阴谋，后来又演变成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

　　我经常讲，有些所谓的精英连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说外国人怎么想、怎么对中国实施阴谋，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不懂就说”更无耻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要这样说，来迎合一些情绪，赚一些昧心钱。

　　我有一些同事、导师和学生是美国对华问题的专家，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成为同事的肯尼特·莱贝托，他是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他说美国政府都是很短视的，因为四年或八年就换掉了，要坚持不懈搞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美帝对华阴谋”的说法，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很少谈阴谋论，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阴谋要实现出来，一定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非常长久的隐蔽的活动，但在美国这种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很快就被揭发出来，要维持这样的阴谋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国人不太信这种阴谋。

　　但美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民兵、跟两党政治没关系的反政府的小党，喜欢宣扬阴谋论，认为执政两党是为资本家服务，编造一些故事。顺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看了好多国内的“阴谋说”，都是抄袭美国的反政府组织和民间邪教团体的说法，包括《货币战争》也是抄袭的，但符合我们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地抢过来了。

　　《新周刊》：如果你不赞同一个阴谋论，阴谋论者也可以反问：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凯平：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不知道”——问题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会说是领导说的，领导说专家说的，专家又说领导说的，一头糊涂账算不清楚——没有做学问的考据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考证：他从哪儿来，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这才是科学态度。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只说有没有。我有时很忧心，我们多少年不提倡批评、独立判断、独立分析，造成我们简单、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思想并认为是绝对真理。但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说没有绝对真理。

　　《新周刊》：在你看来，阴谋论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

　　彭凯平：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我们忽视现实，鼓励人们对事物不证明、不找证据，这是一种普世的危害，不管哪个文化，我们都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人去找证据去证明，找线索来说明，不要总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循环论证在科学上是最大的弊端，永远没办法做科学的验证，结果导致无逻辑、不理性。而且你还不能指摘，指摘就说明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讲阴谋论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懒的人，或者学术能力很差。你做不到、不明白或无法解释时，就去找阴谋。这就是“阴谋论”产生的心理基础：一种无奈感、受挫折感和愤怒感。归根到底，阴谋从来不是解释别人，从来都是说服自己。

　　你要让阴谋论者改变自己的理念很难，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他们的信念太坚定了。

　　《新周刊》：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信念固执。根据你的文章，更倾向阴谋论的人，除了后天对信息获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脑结构这样的先天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倾向?

　　彭凯平：“信念固执”的人大脑前额叶的内侧前扣带回发育有问题，灰质容量比较小，无法处理复杂的矛盾信息，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产生“信念固执”的倾向，并非一定会“信念固执”;更何况，有的人的“信念固执”是装出来的。

　　《新周刊》：这样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为脑残?

　　彭凯平：过分相信阴谋论的人有时候是脑残引起，有时候是别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义上的脑残，但说出来就显得政治不正确。

　　《新周刊》：有没有可能，社会上会出现对阴谋论者这一群体的歧视?

　　彭凯平：前扣带回不足，可能没法处理矛盾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接受阴谋论。阴谋论或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是我们选择的结果，那就不是简单由生理结构决定的。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视，比如作为河南人被歧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法选择。但如果是可以选择的事情，你还选择做了，那就可以批评。所以，我们不是歧视脑残的人，而是歧视脑残的人群中选择相信阴谋论的人。

　　不管如何做知识传播的工作，阴谋论肯定还会在中国存在下去，总会有人相信阴谋论。很多所谓的“大V”也没有科学素养和经验，就自以为是地说。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真理并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辩证的产物。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民主的辩论机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是因为：其他听众，那些没有鲜明意见的人，希望能从双方辩论或者沟通中来了解事情真相。不论你是阴谋论，还是反阴谋论的人，都可以来讲是怎么回事，然后大家做判断，但如果你还没让人说话，就先扣帽子，别人就没法开口了。(采访/杨杨)

来源时间：2015/3/16   发布时间：2015/3/15

旧文章ID：2607

作者：卿滢  来源：旁观中国微信号

财经小队 卿滢 | 整理写作

美联储2009年的会议记录近期被公布出来，《金融时报》记者Shawn Donnan研究了这些长达1800页的文稿，对其中与中国相关的部分做了专门挖掘。

（小编：对有想法又勤恳的同行，必须点赞）

《金融时报》写道，中美关系显然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必须慎重处理，政策制定者关于中美关系的任何公开声明和陈述都会保持正面语气。但在这份会议记录里，显然就不是这样喽。

我们由此可以看看，在关上门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大佬们到底是如何讨论中国的，当然要注意，这里说的都是2009年的事。

吐槽中国经济数据

是的，美联储不相信中国数据。《金融时报》写道，在这份2009年的会议记录中，美联储经济学家们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们在提到中国经济数据时，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加上几句“标准免责声明”（standard disclaimers）。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引用中国经济数据时，这些美联储官员都要再强调一遍，这些经济数据是中国官方给出来的，如果它有问题，可不是我的责任。

时任达拉斯联储主席Richard Fisher当时刚刚结束访华回国，他是这么说的：
   ●“我总是惊讶于他们（中国）报告数据的敏捷程度，他们看起来在季度结束之前就知道数据啦，就像《陆军野战医院》里的‘雷达’一样”
   “I am always amazed at the alacrity with which they report their numbers，Kind of like Radar on [1970s TV show]M*A*S*H, they seem to know thenumber before the quarter is over.”

（小编：《陆军野战医院》是美国1970年代知名的电视喜剧，由同名电影改编，里面的“雷达”是个神通广大的美军士兵，被描述为near-psychic，也就是像巫师一样。不过，剧情里打的可是朝鲜战争哦……）

没错，会议记录里面专门标注了[Laughter]，也就是“此处有笑声”。作为大佬中的大佬，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话更慎重些，不过也没有完全憋住：
   ●“中国确实比其他亚洲国家稍强一点，但可能没有他们官方数据表现显示得那么厉害。”
   “China is somewhat stronger than other Asian countries, but perhaps not as strong as its official statistics imply.”

中国官员操心美国国债

中国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美联储清楚地知道中国政府对此颇为敏感。

Richard Fisher提到，在他2009年4月的中国之行中，超过40个会议里每场都有人提到，对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操作购买美国国债感到担忧。对于美联储能否在合适的时机成功地抽出流动性，中国政府官员存有很大的疑虑。

Fisher当场阅读了一位中国前副总理当时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预测称，美联储购买国债将导致美元贬值，还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大损失。

据这份会议记录称，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会场内的笑声比刚才的还要大。Fisher说：“中国真是个好玩的地方……我会给上面这段话起个副标题，叫‘恶意梦游仙境’（Malice in Wonderland）”

（小编：这次他用的典故是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看来Fisher行长还真是挺爱打比方的……）

评估中国的“四万亿”刺激

《金融时报》整理会议记录时还发现：
   ●在2009年，美联储对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性计划和银行借贷飞涨感到震撼。政策制定者们对它（刺激计划）产生影响的速度表示了欢迎，但同时看到了潜在的问题。
   The Fed was in awe of China’s massive stimulus programme and surge in bank lending in 2009. Policy makers applauded the speed of the impact but could also see problems ahead.

在2009年4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美联储经济学家报告称，通过刺激计划，中国经济正迅速恢复活力。

而到了当年8月，他们进一步表示，中国的经济复苏成了“史诗大片般的反弹”（blockbuster rebound）：在金融刺激政策和飞速增长的银行借贷推动下，中国GDP在第二季度的增速折合成年率达到约18.5%，。负责向美联储官员做简报的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报告说，令他们震惊的是，中国当年前六个月的信贷增长相当于中国全年GDP总量的25%。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Dennis Lockhart表示，他对中国是否会因此出现银行业危机感到担忧。

Nathan Sheets回应认为，他确实很难相信如此迅速的信贷放水能有很高的效率，“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事”在未来可能将会出现“某些后果”。但他同时说：
   ●“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有资源在他们的银行业内解决这些问题，使它不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或全球经济的头等问题。”
   “my sense is also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sources to beable to . . . resolve these problems in their banking sector without it necessarily being a first-order issue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or more broadly for the global economy.”

讨论中国经济转型

《金融时报》称，这些美联储官员在2009年支持中国政府重新平衡经济结构的努力，但却对其完成能力抱有疑问。

在会议讨论中，最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北京能否切实执行困难的结构性改革，从而让中国经济从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变为由内需主导。

而在2009年，美联储成员们尤其关心的是，中国是否依然过度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复苏，并且尝试扩大出口。在当年8月的美联储会议中，伯南克给同事们吃了颗定心丸，他提到了近期与中国官员的谈话：
   ●“关于（中国的）向内需驱动型经济的长期性转变，我已经听到了更为严肃认真的声音。”
   “I heard much more seriousness about a longer-term transition to amore domestically driven economy.”

（小编：伯南克当时究竟听到了什么，到底是听到了谁的声音，就不得而知喽）

五年多过去了，美联储肯定在继续评估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判断又是什么呢？■

原文参考：

What the Fed says about China behind closed doors（作者Shawn Donnan，原载《金融时报》网站）

来源时间：2015/3/15   发布时间：2015/3/10

旧文章ID：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