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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中美日三国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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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记者 苏舟  来源:中国日报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9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并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习奥会,以及涉及中美关系的许多问题,作出了颇有见地的解读。

  崔天凯说,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我经常对美国人说,我们在亚太比你们更加土生土长,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亚太政策是根据我们国家作为一个亚太国家自身的利益,也根据广大亚太国家的共同利益制定的。不管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的政策不会随它起舞。我们一定会推进我们认为符合中国自身、也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政策。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政策有变化,就去做一些根本的调整。当然,我们对别人的变化也要有所应对,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举动,影响会很大,我们要有所应对,但这种应对不会改变我们政策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意图。

  崔天凯指出,美国政策上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譬如,在它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上,很多人怀疑美国到底是否透明地讲出了它真正的战略意图。我觉得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尽管美国方面否认它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是针对中国的,但它的否认是否能站得住,还是大家的疑问更能站得住,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看美国的行动和今后形势的演变。

  对中国来说,各个国家的关系,不管是中美、还是中日,还是美日,应该是一种互相不针对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零和游戏。我们从来没想过,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是为了抵消和影响美日关系,我们希望这三个国家是相互促进的。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把我们三国的关系理解为哪两个国家绑定去针对第三个国家。当然别人做什么选择,取决于他们自己。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588

曝中国暂停新反恐法起草 奥巴马施压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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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初严词批评中国正制定的反恐法草案中对外国科技企业采取的信息安全新规定,他并称已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过直接沟通。此后,中国多次公开为己方反恐法草案做出辩护。不过,在相关事件热度有所下降之际,一名资深美国官员爆料,中国实际上暂停了这项反恐立法的起草工作。

  综合媒体3月13日报道,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达尼尔12日在出席信息技术与革新基金会的一次研讨会时这样说:“他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基本上是将其暂时搁置起来。”“我们的确认为这一立法草案不仅对美国商业不利,对整个全球经济也不利。这也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与他们明确沟通的非常重要性的东西。”

  十天前,美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他对中国新反恐法草案中针对美国科技公司提出的内容感到担忧。根据中国反恐法草案,诸如苹果公司或微软等科技公司必须向中国提供加密钥匙,并且在其程序中开“后门”,以利中国当局的监管。“我们非常清楚地向中方表明,如果他们要与美国作生意,就必须对此做出修改。”

  奥巴马表示,他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此议题。他批评称,中国的反恐法草案强迫所有外国企业让中国获得进入其数据库的机制,使中国政府得以对其客户进行监视。“可以想象企业不会愿意这么做。”之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Marie Harf)再放惊人之语称,“中国起草反恐法律时应该咨询美国政府和企业界”。针对美方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评论称,制定反恐法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国政府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必然要求。该法草案中相关内容,是中方根据当前国际反恐形势和国内反恐工作的实际需要,并在借鉴有关国家立法经验和作法基础上提出的。有关立法是中国内政,希望美方正确、冷静、客观对待处理。

  华春莹同时反击美国称,“关于信息安全问题,前不久有媒体曝出,有的国家在他国SIM卡厂商电脑植入间谍软件以实施监控。这只是近期陆续被披露出的案例之一。各国都高度关注信息安全问题,也在采取措施保障自身信息安全,这无可指摘。”

  3月4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在回答有关中国反恐法草案的提问时表示,外界比较关心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规定,为防范和调查恐怖活动,可以使用电信和互联网的技术接口的问题。这个做法是符合行政法原则的,也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不会影响网络经营者的正当利益。事实上,包括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也要求科技企业披露加密的方式。

  傅莹表示,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讲,我们还是主张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网络问题上开展对话与合作,最好能够建立通行的网络治理规则,而不应该搞双重标准。这部法律草案刚经过二审,人大会继续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关切和意见,努力把这部法律制定得更加科学、合理、严密。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们也特别希望外国企业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参与我们的改革进程,继续跟着我们的改革进程往前走。

  (武忆恩 综编)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587

中国不需匹敌美海军 廉价导弹即可压垮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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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网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崛起,美海军是否应该感到威胁呢?美媒发文称,增加海军预算没有根据,因为中国海军无需匹敌美国海军实力,只需要使用廉价导弹就可以压垮美军。

  美国媒体3月13日报道,美国军事专家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撰文说,五角大楼要求大幅增加海军预算是毫无根据的,他声称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对美国不构成威胁,抱怨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称霸就如同抱怨美国在加勒比海称霸一样。

  伊斯特布鲁克的思路有几个问题。中国不是西太平洋地区唯一的大国,它的一些邻国会大大倾向于美国在亚洲维持海上的战略优势,或至少是维持一定的能力以便和中国角逐霸主地位。大多数严谨的防务分析师认识到,美国在该地区的相对地位正在不断恶化。如果我们允许中国在该地区建立起军事霸权,东亚会变得更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鉴于东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会说美国有很好的理由在该地区维持一定军力,以影响那里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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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

  伊斯特布鲁克指出,美国是拥有先进的核动力超级航母的唯一国家。但他忽略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中国不需要在战舰上和美国海军相匹敌。相反,他们只需要限制美国海军在亚洲海上自由行动的能力。伊斯特布鲁克低估了中国反舰导弹的威胁,因此他只是随意地应付这一问题。他所不明白的是,中国不必以高标准的反舰导弹来损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投射力量。正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杰里·亨德里克斯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做法是发射大量(相对)低成本的导弹来压垮美国的防御。

  伊斯特布鲁克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反舰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即便这种说法是对的,中国并不需要让每一枚反舰导弹(只需100枚中的一枚,甚至是1,000枚中的一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先进的超级核动力航母的数量就成了一个负担,而不是彰显我们实力的一个标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亨德里克斯建议逐渐放弃今天的超级航母,转而建造更小、更便宜的航母,后者可以当作无人驾驶作战飞行器的平台。但这种过渡将需要大量的投资。我相信五角大楼的预算要求还有进一步精简的空间。但假如你认为从长远来看,让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不断削弱会比对武器系统进行明智的、有针对性的投资以保障我们投射军力的能力更划算,那么你就错了。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586

解放军大校披露中国海上维权三步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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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

  中国内地网络近日曝光一组中国海警船护航、巡逻的照片,其中包括黄岩岛、钓鱼岛的航拍影像,展现了中国在海洋维权执法上的信心和实力。中国国防大学梁芳教授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警护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中国在南海利用钻井平台进行石油勘探,并不是军事行为,海警的作用就是维护国家海上安全,进行执法等。

  梁芳表示,此次陵水172气田是海监船护航,场面非常壮观,几十艘海监船围绕172平台。这距离海南岛150公里,是中国发现的大气田。这次护航应该说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于在南海勘探,或者未来的开采进入了实际性的动作。而且这次是深海开采,原来都是在几百米深,而这次可以达到1,500多米的深度,是一种很高的技术。中国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气田,并且将来有可能开采的话,说明了中国的技术已经很高了,并且开始在南海要有些动作了。第二是近些年来海监(船)护航发挥的作用非常突出,尤其这是属于国家的一种行为,并不是一种军事的行为,是中国商业的行为。

  梁芳称,现在中国在海上维权大概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渔民在前面,渔民正常捕鱼,国家的海岸线在哪儿,渔民就可以走到哪儿。第二,如果渔民和周边国家出现纠纷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就要海监出动。如果海监出动以后,矛盾依然没有解决,问题又升级了,就像2012年在黄岩岛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出动了军舰,要抓中国渔民。那么这个问题就升级了,因为对方是军人,面对中国手无寸铁的渔民。一开始中国派出了海监船,但后来就派去了军舰。所以,当海监处理不了,或是矛盾升级的话,中国才由军队出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中国在第一时间内,不至于把矛盾升级,如果一开始可以在非军事状态下解决的话,中国就不要把矛盾升级,以此来更好的处理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一些冲突和摩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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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钻井平台

  梁芳认为,中国的海洋问题越来越严峻,这里既有岛屿主权问题,也有海洋划界的问题,也有资源开发的问题,这么多问题都集中在东海、南海这些地方,使得中国整个海洋环境非常的严峻,她觉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洋将成为中国一个重点防御方向。

  因为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在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在第一岛链进行围堵,使得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第二,中国在海洋方向的主权问题明显上升,中国的争端非常的激烈。第三,台独风险依然存在,尽管近年来台海两岸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明年的台湾大选,结果很难预料,如果民进党上台,会有一些新的形势,必须要关注。第四,海洋方向的矛盾斗争将长期化、复杂化、艰巨化,尤其是像南海,南海除了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出现岛屿间问题。其他一些大国,比如美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都开始参与南海的问题,这些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美国就公开在国际上叫嚣,南海有美国的航行自由,中国从来没有影响过美方的航行自由,美国的第七舰队等经常走这些地方,中国从来没有影响过美方走南海的通道,中国影响了什么呢,美方又感受到什么威胁了呢,而且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驻军,非常的强大,这到底是谁威胁谁呢?你跑到中国家门口驻扎,是谁威胁谁?除了美国之外,印度、日本纷纷插足南海,使得中国将来解决起来问题非常复杂,现在南海国际化、多边化趋势越来越强,所以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战略重点大多还是放在海上。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585

熊光清:东亚困境中的美国因素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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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光清  来源:《党政研究》2015年第2期

  [关键词]东亚困境;美国因素;亚太再平衡战略

  当前,中国与东亚许多国家关系比较紧张,而仔细考察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又发现事实上中国与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或者重大利害冲突。我们姑且把这种局面称之为“东亚困境”。那么,东亚困境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有明显实际利益冲突的激烈对抗。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应当说,目前中日关系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并非是解不开的结,但是,中日关系却跌入低谷,并且看不到回暖的迹象。中国面临的这种困境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以求寻找到最恰当的战略策略,以便有效应对。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在世界政治版图中,控制欧洲、中东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对于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来说至关重要。欧洲相对稳定,欧洲大国大都是美国的盟国;随着反恐战争基本结束,美国逐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抽出手来,在中东地区的投入开始减弱。这为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创造了条件。加之中国发展迅速,美国增强了对中国的疑虑,开始视中国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和挑战者。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具有很强的必然性。

  2009年,美国开始启动“重返亚太”战略,力图从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2011年,美国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o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号撰文称,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将取决于亚太地区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她指出,未来10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实质性的投资锁定在亚太地区”。她说,亚太地区已经变成了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逐渐崛起,而该地区也是美国盟友的所在地。[1]至此,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的思路完全成型,并成为奥巴马政府“变革外交”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形成了严峻挑战,并使周边国家敢于挑衅中国或者鼓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挑衅,导致中国在处理与之相关联的周边事态方面面临更多的羁绊,事实上开始发挥对中国力量的“再平衡”作用。阎学通认为:“所谓’亚太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国的崛起,就是防范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2]这就是中国面临东亚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经济上,美国加大了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的力度,试图以TPP为基础,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同时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TPP分化了东亚经济体,导致本已动力不足的东亚经济合作目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美国还利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逆差等经济议题对中国施压,其目的就在于压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试图将中国的未来发展纳入到美国所规划的方向,也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沈铭辉认为,TPP将无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无法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问题;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TPP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的工具。[3]

  在外交上,美国继续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联盟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新伙伴关系,还通过密切与印度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以图重组亚太均势格局。同时,美国还全面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和架构,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最近两三年来,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和机构,美国不仅全面进入,而且强力主导,试图排除和削弱中国在这些合作机制和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以图实现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

  特别重要的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非常突出军事因素,它在军事上高调”重返亚洲“,将军事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对中国东亚安全环境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它与这一地区”5个半“盟国之间(即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再加上半个盟友–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包括:美日扩大了在情报、监测和侦察领域的合作,美国宣布将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驻军的计划等等。美国还在亚太地区调兵遣将,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导致东亚地区的局势不断紧张。同时,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利用这一机会,视美国为靠山,试图在与中国的边界纠纷或领土争端以及其他冲突中牟取利益。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呈现严重恶化的态势。

  二、中国应对东亚困境的战略回旋与缓冲空间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零和“游戏的逻辑被打破,冲突会导致”双输“,合作则会带来”双赢“。二是很多以前需要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其他方式来解决。澳大利亚学者迈克·本森(Mark Beeson)和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供给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黩武主义(militarism)和新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方式。当最强大的武器装配不能使自己的国民免受攻击的时候,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其理论基础传统战略学说的有效性和恰当性。”[4]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加强了,并且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也在加强。更加值得注意重视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甲国对乙国的政策会引起乙国对甲国的政策发生变化,也表现为在国际政治中,多边的相互依存取代了双边的相互依存,即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边的协商加以处理而不仅仅依赖于双边的交流。因此,国家之间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中美关系也是这样。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共同利益很多;冲突和矛盾升级,双方都会招致损失;加强合作和对话,信任增强,双方都会受益。

  同时,中美两国是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两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合作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美国站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顶端,掌握着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优势,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中国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样,中美之间尽管经常会出现贸易摩擦,但是,经济上的互补性实际上使两国都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上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更需要大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即使是在东亚地区,中美在管控朝鲜核力量、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所以,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还是存在的,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

  第二,不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5]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统治阶级指导、动员、调控、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思想工具。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上升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不考虑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不应成为外交的主导性因素。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毕竟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没有什么问题会导致两个大国非要搞到必须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美国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都会极力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而不会采取破坏性很强的手段,来彻底毁损现存的国际秩序。同时,美国的霸权地位处于衰落过程中,有限的实力与宏大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所有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也能确保中美关系斗而不破,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而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从而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中断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再加上中国现在国内问题和国内矛盾非常复杂,中国更希望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挑战美国的意愿。并且,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都不具有演变成激烈或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特征。中国特别需要防范的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而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收益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如果中国过高估计战争的风险,把绝大多数的国家资源都投入军事领域,就有极大的可能被美国拖垮。

  第三,周边国家中恐怕也没有真正愿意与中国一战的国家。美国可能会不断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摩擦,使中国周边环境不得安宁。在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它可能会唆使与中国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些国家去挑衅中国。如果周边国家(例如:菲律宾、越南等国)能够认识到挑衅中国的危害或者可能对本国造成的灾难,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马前卒”。而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正常国家,提高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恐怕未必是要真正挑衅中国或者想与中国发生正面的高强度冲突。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总是不断出现分歧并上升到国家关系层面,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深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在日本不能正确反省战争罪行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走正常国家道路的主张。

  就中国的军事实力而言,执行防御性战略基本能够胜任。在外部安全挑战增强的环境下,中国切不可放松军事准备,一定要保证必要的军事实力。但是,保持必要的军事实力并不是要把军事斗争做为处理国际关系可以经常使用的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6]他进一步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7]应当明确的是,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最高的政治,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冲突的最后手段。当前中国已经拥有比较强的综合国力,面对国际冲突,可资运用的手段更多了。在黄岩岛之争和钓鱼岛之争中,中国通过渔政船、海监船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就进行了有效斗争。应当明确,在国际冲突中,只有在其他手段都不能达成国家目标时,战争才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使用。

  中国慎言战争,是因为战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但是,中国一定不能害怕战争,要有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让胆敢发动战争者遭受到应有的惩罚。况且,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只要抱定了“以战止战”的决心,没有一个国家敢悍然对中国对武。中国在处理周边外交时,应使周边国家明白:其一,任何一个国家企图利用外力获得好处,很有可能会“引狼入室”,最终害不了别人反而害了自己,自己的内部先起火或者出问题了;其二,一些东亚国家要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其结果一定是充当“炮灰”或者“替死鬼”的角色,好处没有捞到,代价反而不小。明白了这些道理,周边国家挑衅中国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三、中国应对东亚困境的策略选择

  第一,尽可能着眼于长远发展,不断增强国家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尽管中国GDP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拥有的财富还非常少,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工商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突出的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需要时间来解决。因此,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和平发展赢得时间。同时,有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就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变得难以挑战;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团结更多的国家,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结交更多的朋友和伙伴,并解决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中美关系,要从长远看,也就是要看中美实力变化的大趋势。中国正在重新起步,上升余地很大;美国已经达到了顶峰,再怎么样也难以上去了,很大可能性是往下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从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事情由国内问题引起,导致外来势力干涉,结果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也就是说,内忧与外患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就会很难处理和善后。只要中国内部不出问题,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国的未来就很有希望;一旦内部出现大的问题,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而外部势力趁机插手或干涉,中国的发展就会中断,中国的前途就可能会毁掉。因此,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化解社会矛盾,形成社会共识,保持社会稳定,对于塑造和争取自身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

  第二,尽可能处理好中美关系,并化解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因素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面临东亚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再平衡”中国的时期,中国如何“平衡”和化解美国因素带来的威胁,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要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中国就会比较容易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就能够确保拥有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因而,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尽可能确保中美关系即便存在矛盾和分歧,也要“斗而不破”。也就是说,要尽可能使中美关系不破局。中美两国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加深,战略互信减弱。而一旦中美两国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和行动出现误判,就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周边的行动挑战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美国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TPP,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平衡关系得以维持的经济合作基础进行破坏,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将有可能破坏中美平衡关系。[8]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多变与深入。中国国力上升不仅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招致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不断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考验中国的外交技巧。[9]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多沟通、多交流、多协调,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并使对方明确自己的战略意图、利益诉求和底线原则,正确判断各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态势,准确认识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不被国内政治环境所绑架,就能够增强战略互信,避免陷入相互猜疑和安全困境中。这对于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

  第三,抛弃对抗性思维模式,尽可能处理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少对抗,多合作,避免成为“孤独的大国”,是中国走出东亚困境的重要战略思维。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且与东亚国家联系更加密切的条件下,中国应该具备了更多处理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手段。中国与东亚国家一衣带水、互为邻邦,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所有东亚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在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许多问题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等,就是如此。至于中日关系,短时间内也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应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并着眼于长远来处理和应对此类问题,从而缓和矛盾并化解冲突。

  中国要更注重加强同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从而拓展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空间,减少敌人,多交朋友。中国加强同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有很好的地缘优势和社会基础,应广泛动用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力量,加强同东亚国家的政治、安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应当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多交朋友同时,要加强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把中国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落到实处。中共十八报告强调:“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10]这样,一旦出现矛盾和冲突,也有更多的途径和手段可以进行调解和缓和。

  第四,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主动塑造东亚和平稳定的制度环境。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机制建设有一定的起步,例如:东盟,10+3,10+1等合作机制,但是,政治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却显得非常滞后,东亚国家之间的冲突发生之后,往往难以寻求到有效的协调矛盾的渠道和化解危机的手段。东亚地区实际合作现状与制度合作现状不匹配的原因不仅在于区域性主导力量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霸权对东亚地区施加的影响。[11]可以说,东亚地区的危机管控机制亟待完善。

  东亚国家间建立地区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可以使东亚国家在面临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者产生冲突时能够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沟通和协调,从而化解分歧和缓和冲突。应当说,东亚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建立东亚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的重要性,甚至于东亚一体化或东亚共同体的概念都已经产生了,但由于东亚国家之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具体领域和特定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和竞争关系,再加上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干预和影响,东亚国家建立比较完善的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难度比较大。这就需要东亚国家从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共同推动地区政治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在这一方面更应积极主动参与,并发挥主导性作用,为塑造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制度环境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 2011.

  [2]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7.

  [3]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J].当代亚太,2012,(1).

  [4]Mark Beeson, Alex J.Bellamy, “Globalisati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11 Septemb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Vol. 49, Issue 3 (2003): 339-354.

  [5]黄新华.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政治学研究,2003,(3).

  [6] [7]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43,43.

  [8]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东北亚论坛,2013,(5).

  [9]巴殿君、沈和.论国际体系的转型与东亚地缘政治困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

  [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

  [11]赵雪.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6).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584

美新海洋战略称加强威慑避免与中国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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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发表新的《海洋战略》提出,为避免与中国发生遇发冲突,要求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及海岸警卫队保持威慑力,与中国海军保持建设性交流。

  美方的海洋战略指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使用军力威胁其他国家,导致地区紧张与不稳定。

  但另一方面,新战略肯定中国在打击海盗,以及应对灾害方面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

  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及海岸警卫队13日发表了题为《21世纪海洋国家共同战略》的新海洋战略。

  新海洋战略还提到,美国将强化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盟国的合作,另外加深同印度、缅甸等国家的友好关系。

  美国上次公布海洋战略是在2007年。

  此次发布的新战略还提及了三个组织基于重视亚洲战略及安全环境的变化,在陆海空、网络空间及太空展开活动的“全方位接入”方针。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4

旧文章ID:2583

中国在开放中产生的问题不能靠高筑“防火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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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可金  来源:澎湃新闻

  原题为:政府工作报告昭示:中国会在开放中解决开放产生的问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人士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重新抬头,甚至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等声音不断高涨,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复苏的势头,在处理全球事务上呈现出“力不从心”甚至“心不从力”的疲惫之态。究竟要不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要不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一时间成为各方激烈辩论的主题之一。

  对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中国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我们愿做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面对各方面的怀疑、犹豫和彷徨,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向世界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之路,“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开放的问题要在开放中解决

  毫无疑问,在对外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

  比如在积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时机的战略下,一批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产业进入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没有税收、没有技术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资项目,同时,大量的项目开工使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形成了土地资源不可挽回的流失,经济增长造成了国民利益损失和综合竞争力的下降。此外,高速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令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极其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得以凸显,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浮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更是令人一时间难以适应。

  面对这些问题,究竟是采取高筑防火墙,躲避世界经济巨浪于国门之外,还是诉诸进一步对外开放,建造从容应对汪洋大海和惊涛骇浪的强大中国经济航船?

  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无疑选择了后者,它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在经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型。

  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满足于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强调实施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全面确立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竞争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信号,中国决定要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寻求解决一切难题的药方,对外开放的问题要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寻求解决。

  这一对外开放战略思路的转型,打破了作为传统开放观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即所谓的“发挥中国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挑战,“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同时依靠国内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广阔市场,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保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探索以战略和体制的优化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打造2.0版的开放新格局

  如果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轮对外开放还存在着从沿海到内地,从边疆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这样的先后次序的话,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则意味着打破了先后次序,致力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在这样的框架下,不管是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沿海地区,还是偏居一方的内陆地区,都被推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舞台上,都面临着来自全球化体系的激烈竞争,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所有人都被推到日益激烈的竞争游戏中,即“2.0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新格局。

  与1.0版的对外开放格局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相比,2.0版开放新格局的本质特征是顶层设计、自觉开放。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中,无论是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和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还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构建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都不再强调先行者的优惠政策,而是鼓励进行制度创新、政策设计和风险共担。

  尤其是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以及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不管各个地方是否愿意,是否自觉,动机为何,这一由中国主动倡议,得到周边国家积极响应的战略大幕已经不可逆转地拉开了,已经批准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即将签署的中韩、中澳自贸协定,以及相关自贸区谈判和投资协定谈判,都将各方推到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舞台上。一句话,是骡子还是马,都要被放出来遛一遛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只有通过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来得到解决。李克强总理响亮是提出,“中国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这无异于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搭车者”,更是一个当今世界中的“贡献者”,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从一个现有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转变为未来国际体系的担当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号。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81

王义桅: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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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桅  来源:红旗文稿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一论述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充实了内涵,指明了方向。回顾世界大国崛起历程,都曾遇到三大难题:认识自己、成为自己、表达自己。认识自己,就是要认清自己的多重身份——东方文明大国、新兴大国、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自己,就是要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变成意识自觉与行动自觉;表达自己,就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价值,这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题。这里又细分为五个基本问题:为何表达?谁来表达?向谁表达?表达什么?如何表达?

  一

  为何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时代使命问题。

  国家认同与价值建设关系该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所表达”。公共外交是以做外国民众的工作来表达自身认同的手段,关乎一国的制度安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均无人可望其向背,于是乎飘飘然,“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帝国论”滥觞于世。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国力如果不能为外界所接受,反而会造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也从侧面提醒我们,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如果不能为国内外民众所理解和支持,也会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当今世界,公共外交关乎国家形象、国家品牌、国家声誉与国家诚信,直接影响产品出口、吸引外国旅游与投资,成为软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中国更好、更快地崛起,现在是考虑崛起的实力如何为世界所接受、欣赏、包容的时候了。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时代使命。中国近年提出,打造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共同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就是要让崛起的中国实力更好地融入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让外界接纳中国崛起。这不只是减少崛起阻力,更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塑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单向接轨转变为双向建构。中国不断在适应世界的变化,世界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逻辑从“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到“改变世界,影响中国”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我们因此提出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正在实现伟大复兴,开创着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化史的奇迹。一些西方学者期待中华文明能启迪西方社会走出危机,发展中国家期待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新兴国家期待借助中国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的中国期待,增进了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以人类共同体理念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时代挑战。

  二

  谁来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主体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归根结底,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可以说,中国梦为公共外交点睛,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使者。因此,公共外交的主体不只是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包括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和个体,还包括六千万海外华人华侨,让他们都成为传播中国形象、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中国梦实现了从中国崛起的他者表述向自我定位的转变,增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其世界意义就是从回答崛起过程中“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崛起之后“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转化,关键是实现“中国,让世界更美好”的承诺。中国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自己的梦,这些“梦”共同汇聚成“世界梦”,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也应是世界梦。

  三

  向谁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客体问题。

  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把国内外民众对中国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当然,公共外交的客体主要是外国民众。可以说,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统战,秉承“团结友华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原则。外国民众中对华友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要巩固,对华敌视的暂缓争取——毕竟形势比人强,事实胜于雄辩,自然会化解顽固派的中国心结,重点是争取中间派、犹豫派。

  提升中国形象,就是通过战略沟通塑造对方政治、舆论精英的中国观,通过文明对话培养对方知识分子、文化艺术人士的中国意识,要让友华派、中间派、顽固派形成对华印象的最大公约数,并让友好派带领中间派,感化顽固派,在让外界客观、全面、动态地认识中国新形象,理解复杂中国的内政外交。为此,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并推动智库积极走出去,按照大传播理念,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国公共外交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应结合当地的民情及对华态度,设计不同的策略、重点。对发展中国家,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真诚地帮助他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积极回应他们的期待;对发达国家,多传播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带给他们的巨大机遇,展示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借鉴、折射西方现代化成就,增强其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感、成就感;对周边国家,要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促民心相通,培育客观友善的周边舆论环境。

  四

  表达什么?这是公共外交的内涵问题。

  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故事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内涵。

  传播中国文化,关键挑战是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转化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转化为对现实中国的兴趣与热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近年中国公共外交的重点努力方向。中国被公认为全球化的得益者。这并非偶然,需要我们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根源与文化基因,尤其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发展模式,这是中国之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0%、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0%的中国密码。用好大数据,以宏大叙事讲清楚中国所发生的文明转型——5000年来首次实现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地区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以及这三种转型对人类文明转型的伟大贡献。与国际主流媒体、出版社合作提供影视、文学作品,将这种宏大叙事变成诺贝尔文学奖、世界电影大奖,网络游戏等产品。

  阐明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公共外交新的努力方向。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成功国内靠摸着石头过河、国际上靠搭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价值观,因而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由此滋生“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种种言论。这是对世俗文明崛起的偏见。因此,必须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价值根源。中国梦为此出了个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进一步将中国梦理念化。

  五

  如何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方法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练好内功是表达自己的前提条件。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增强了中国表达的底气。在国际话语体系未创立之前,可借船出海——一方面借助发达国家传播途径,通过收购、入股、代理和市场置换,传播中国;另一方面借助不同国家推崇的价值观,在当地讲好中国故事。比如,欧洲地区对妇女权利总体较关注,可以与BBC合作拍摄《Chinese Herstory》(中国女性史)电视纪录片,从女娲补天、武则天、黄道婆讲到今天的李娜等,看中国女性在中国家庭、社会文化传承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阐明中国的价值观。同时应大胆走出去,经营、完善好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旗舰项目。

  为更好地表达中国,可以三部曲推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第一步,继承。中国话语权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如何继承中华传统文化道统?德国崛起的历史值得借鉴。近代德国是先实现精神启蒙,而后实现政治立国的,政治立国也因精神立国而得以最终完成。德国1871年统一前后,思想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摆脱日耳曼蛮族形象?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思想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更是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诞生于德语区的新教成就了资本主义。换言之,德国的崛起是因为引领了资本主义时代,是为时代而崛起。对我们而言,也经历过类似的文化解构过程,只是几乎全部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勇气。两岸、东亚如何携手继承好中华文化道统,改变“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的日本历史观,以及满清入关后中华文明道统移到朝鲜半岛的文化观,以共同的文化身份包容国家政治意识,这是中国成为自己、表达自己的严峻考验。

  第二步,包容。中国话语权建设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特色与西方理念的关系?美国崛起的例子为我们以包容思想打造我话语权建设提供很好的借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威尔逊总统将列宁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在巴黎和会推销,成为“十四点声明”的一项关键内容,确立了美国后起之秀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了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不够文明的陈旧形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我原生文明底蕴中,提出更加囊括性的话语体系,携手国际社会开创新人文主义。

  第三步,创新。中国话语权建设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以新技术阐明中国的价值观?新兴媒体日新月异,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甚至价值观念不断更新、日益多元。这就要求我们以“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传播理念、思维范式、理论勇气,发挥好后发优势,积极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打造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性的话语体系。

  总之,公共外交的生命力在于知行合一,目标是从和而不同到殊途同归,理念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公共外交就是在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之后表达你自己的举措。表达好中国,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题。随着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继提出,中国公共外交迈入自信、自觉的发展阶段。中国公共外交的春天已经来临,有逐步迈入大公共外交时代之势。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580

加藤两会观察:我为什么要关注新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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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藤嘉一  来源:大公网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我经常遇到有关“中国风险”的讨论场景。

  任何国家都有所谓“国家风险”,有的是经济、有的是政治、有的是社会、有的是能源、有的是民族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被讨论的比较多的国家有:希腊、乌克兰、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等。这一点,除了这些国家自身政经体制本身所包含的问题之外,与国际经济、地缘政治形势也有关系。

  对于围绕中国的国家风险的讨论,有起有落,但比较“稳定”。其理由体现在“三个提升”,在华盛顿的政策人士眼里,一、中国的影响力在提升;二、中国的关注度在提升;三、中国的风险度在提升。

  “当前中国最大风险是什么?”

  这是经常被提到桌面上的问题。

  分析的角度五花八门——有人从经济下滑角度、有人从权力制衡角度、有人从环境污染角度、有人从文官统制的角度、有人从粮食安全的角度……

  这些角度都很重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我则是近些年从国家风险管理的角度密切关注新疆问题。该问题内容丰富,跨度较大。它涉及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能源问题、边疆问题、以及外交问题等。交叉点多,不好管理。比如,近年在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比较频繁,可以说新疆形势依然严峻。

  3月10日,新疆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代表团开放日上的表达值得认真解读。

  张春贤说,“总体来讲,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一些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新疆要去存量问题,而这些存量问题有文化、历史以及极端势力等各种原因,解决好存量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需要较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如新疆一位代表所言:新疆付出了极大代价”。

  根据张春贤的介绍,新疆公安干警的牺牲率是内地公安干警的5.4倍;2014年,新疆基层干部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有230多人,大大超过内地平均数;新疆的烈士占全国的1/3。

  张春贤说,“最近新疆破获的一些暴恐案件中,有些人是直接参加ISIS极端组织回来的。这更说明了世界极端势力不容忽视,新疆也不会置身事外,并受到了影响。”

  据我观察,中国政府在当今最为辣手的国际问题之一“伊斯兰国(IS)”问题上似乎袖手旁观,最低限度地参与其解决的过程,除了美国奥巴马政权的战略与决策始终处于不太稳定之外,无疑与新疆问题这一“内政”的不稳定性相关。中方或许害怕,“伊斯兰国”这一国际问题与新疆这一国内问题之间产生相互勾结和消极效应。“各国越来越认识到IS组织的危害性,并在采取措施来遏制极端势力,新疆也会在中央领导下,与各国一起,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遏制好”,张春贤说。

  我了解到,中共也确实格外重视新疆问题。

  去年4月底,习近平视察了新疆4天。时间够长的。他指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可见,新疆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共高层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令人惊讶的是习近平视察新疆的人员阵营。他带的国家领导人包括:俞正声、王沪宁、栗战书、范长龙、以及张春贤。总书记视察一个地方带另外一个常委,很罕见,总共25人的政治局委员里6人同时出现在首都北京以外的地方,很罕见。这已经足以说明新疆问题对中共中央的国家治理来说多么的重要、紧迫、深远。

  今年两会期间,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落马。栗智曾担任过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之前担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的杨刚也早已落马。说明,新疆的反腐形势持续严峻。倘若新疆像山西一样被“反腐”形势卷进去,而无法保证应对、处理“反恐”的政治资本,那就麻烦了。在我看来,反腐和反恐则都是关系到中共正当性和核心利益的命脉。

  张春贤可能会承受不少压力。我本人很关注他,注意到他在开放日上对记者表示说,“新疆目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确有一个阵痛期,要忍受这种阵痛期,无论是去存量还是控增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媒体问的“南疆能不能去?”,张春贤明确回答“能去”,并表示“尽管新疆这些年发生了暴力恐怖事件,但内地去新疆旅游的没有一个受到伤害,没有去新疆很难想象,去了以后比想象中要好得多。”

  太好了。我没去过新疆,一直找个机会好好逛一逛。我打算在不远的未来去一趟,呆一段。希望,到时候,张书记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79

【中美十年商旅签证开放 中国申请者增长超5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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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评论新闻网  来源:腾讯微博

中评社香港3月14日电/据美国中文网援引美国中文电视报道,中美宣布为两国商务旅游人员签发最长10年的多次签证,从去年11月开放申请以来受到各方关注。而10年签证发行至今具体实施实施效果如何?在实施中大…http://url.cn/aBxXqw

来源时间:2015/3/14   发布时间:2015/3/14

旧文章ID:2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