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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中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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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网

  周四,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熟悉的年度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当选‌‌‌‌”代表们,从衣着绚丽的少数民族到都市亿万富豪,参加这个为时一周的会议,在政治参与的幌子下,‌‌‌‌“商讨国家大事‌‌‌‌”。

  一些人认为,这威风的聚会是中国政治制度力量的标志,但是它掩盖了其严重的弱点。中国的政治总是戴着一个戏剧性的贴面,像人大会议这样的活动只是要展示中国共产党(CCP)的强大和稳定。官员们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应该符合这些仪式,兴高采烈的参与,鹦鹉学舌般的重复官方口号。这种行为在中文叫做‌‌‌‌“表态‌‌‌‌”,但是只是象征性的服从而已。

  尽管表面光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严重支离破碎的,共产党本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希望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和反腐可以巩固党的统治。他决心避免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主导党的解体。不过,尽管他做的与戈尔巴乔夫的相反,习近平却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他的专制严重的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的压力,并把它们带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

  预测独裁政权的灭亡是有风险的。没有几个西方专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预测了前苏联的崩溃,美国中情局完全没有料到。直到真的发生前,说东欧共产政权垮台也同样被蔑称为反共人士的一厢情愿。苏联解体后,从2003年到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义,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的。

  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中共政权险些倒台后,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就一直高度警觉该政权的腐朽和没落的迹象。从那时起,几位资深的汉学家们冒着自己的职业声誉受损的风险,断言了中共统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则更为谨慎。但是,中国的时代在变化,我们的分析也要跟上。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末日的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当然,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定的。但是直到该制度开始出现明显的解体前,体制内的还是会随波逐流,因此,继续装点着稳定的门面。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太可能安静的结束。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笔者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

  中国有句谚语,外强中干。习近平的这种强硬的个性掩饰了该党和政治制度其实内在是极其脆弱的。

  下面,从五个迹象来阐述该政权的脆弱性和党的系统性弱点。

  首先,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2014年,上海的胡润研究院发现,他们调查的高净值个人–即393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中的64%,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计划移民。有钱的中国人以创纪录的人数将孩子送出国留学。

  有钱的中国人也在以创纪录的水平和价格在海外置业,经常在避税天堂,用皮包公司的名义,将金融资产转移海外。

  同时,北京在试图引渡生活在海外的大量卷财逃跑的逃犯。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其中很多是党员—以这样巨大的人数逃离,这说明他们对现政权和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

  第二,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的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异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2013年,中央委员会通过各级党委下发了被称为9号文件的严厉命令,命令所有单位揪出任何看起来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持—包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一个有安全感和自信的政府不会实行这样一个严厉的镇压。它是党的领导人的深深焦虑和不安全感的症状。

  第三,即使是很多政权的支持者也只是在走过场。去年夏天,笔者作为少数的外国人(唯一的美国人)在北京的一个党领导下的智库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梦‌‌‌‌”的会议。我们连续两天不间断的观看了由20多个党的学者带来的令人头脑麻木的演讲,这些学者的脸很僵硬,他们的身体语言非常呆板,他们的无聊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假装奉迎党和领导人的最新口头禅。但是很显然,宣传已经失去了效力,皇帝没有穿衣。

  12月,我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党校的一个会议,中国的高官们和外国政策专家们再次的逐字背诵口号。一天午餐时,我去了校园书店。书架上的大部头从列宁文选到赖斯的回忆录,在门口的一张桌子上高高的堆满了习近平关于推动‌‌‌‌“群众路线‌‌‌‌”的小册子。我问店员:‌‌‌‌“这个怎么卖?‌‌‌‌”她回答道:‌‌‌‌“哦,那个不卖,我们免费赠送。‌‌‌‌”那么大一堆表明这不是什么抢手的作品。

  第四,弥漫在党国和军队中的腐败也同样到处弥漫在中国社会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持久,更严厉,但是没有运动可以消除问题。腐败顽固的根植于一党专制,裙带关系,经济缺乏透明度,政府控制媒体,缺乏法治之中。

  另一个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第一代革命精英的后代,党的‌‌‌‌“太子党‌‌‌‌”之一,他的政治纽带很大程度上都是其他的太子党。这些含着银汤勺出生的一代在中国社会是广受诟病的。

  最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陷阱,没有容易的出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主持了党的三中全会,推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听雷声不见雨。总之,习近平的宏伟目标已经胎死腹中。改革方案挑战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例如国企和地方党的干部,他们分明就是在阻挡着改革的实施。

  这五个日益明显的裂缝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除非中国放松其严厉的政治控制,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和‌‌‌‌“知识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亟需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如果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不放松管制,他们可能招致恰恰是他们希望避免的命运。

  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的高层一直对共产大哥的倒台耿耿于怀,不停的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的真实的‌‌‌‌“中国梦‌‌‌‌”就是要避免苏联一样的噩梦。就在他上台的几个月后,就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懊悔苏联的解体,并哀叹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认为莫斯科没有‌‌‌‌“真正的男儿‌‌‌‌”来面对其改革派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习近平现在的一系列打压意味着就是戈尔巴乔夫重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的反面。不但不开放,习近平还加倍管制异见人士,经济,甚至是党内对手。

  有专家认为,习近平的严厉手法可能预示着在他任期的后面可能会更开放更加改革。我不这样认为。这位领导人和现政权这样认为:如果放松管制,就肯定带来制度的灭亡和他们自己的垮台。他们也采取了阴谋论,认为美国正在积极的努力颠覆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刀阔斧的改革指日可待。

  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共产主义何时会崩溃,但是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历时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北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永久统治下去。

  展望未来,中国观察家们应该关注该政权的控制工具,以及那些被分配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大量的中国公民和党员已经用脚投了票,离开中国或假装遵守党的指示。

  当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构开始在执行党的指令时变得松懈,或当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时,我们应该格外关注。当人类的同情心开始战胜僵化的权威时,中国共产党的末日将真的开始。

      英文原文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3月7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环球时报》9日发表文章进行了回应,请见《环球时报: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496

中美经济形势反转凸显全球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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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n Hilsenrath / Mark Magnie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刚刚过去的一周使人们领略到了全球经济版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六年前,美国还笼罩在金融恐慌中,欧洲也被无辜殃及,中国则是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引擎。时至今日,美国经济已开始高歌猛进,其新增就业已达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中国正挣扎在经济放缓的泥潭之中,欧洲经济仍在逐步企稳。

  象征这种转变的是各方南辕北辙的货币政策信号:美国上周五公布的强劲就业数据增大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今年内上调短期利率的可能性;而中国央行上个月再度宣布降息。

  中美之间经济前景、政策策略的差异性预示着金融市场也将余震不断。譬如,美元有潜力继续走高,过去一年中,美元兑其他一篮子货币的累计升值幅度达11%,兑人民币累计升值2%。

  这样的背景令人不禁提出一个大大的疑问:更加强劲但仍被危机削弱的美国经济能否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推动全球经济前进?

  由于当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过去要大,因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无疑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比以往更大的影响。但美国经济的改善以及欧洲形势的趋稳将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渡过中国问题带来的难关。

  这一前景的核心是:全球金融压力的格局发生改变。

  美联储官员上周四表示,31家大型银行通过了美联储对其财务抗压性进行的年度压力测试,意味着它们拥有足够多的缓冲资本,能够经受住再一次经济衰退的冲击。这是自美联储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推出压力测试以来,接受测试的银行首次全部通过压力测试。

  随着美国金融机构站稳脚跟,信贷规模正在加速上升。今年2月中旬,美国银行业的工商业贷款规模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房地产和消费者贷款也出现增长,现金持有量增速放缓。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则下调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左右,增速预计仍将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但增长动能明显减弱。中国经济去年的实际增长率为7.4%,为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6.8%。

  此外,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反映在一些以大宗商品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命运中。俄罗斯与巴西经济均处于或接近衰退。

  中国政府任务艰巨,既试图在短期内提高经济产量,又要推进经济改革,而这两个目标可能会发生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债务规模不断膨胀,并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北京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时值正在迅速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亟需更全面的社会服务、更好的生活方式之际,这种政策偏好使得决策者手中有吸引力的选项变少,经济增速减缓,政府预算更紧。

  在中国举步艰难之际,欧洲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这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前景方面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欧洲央行上周四上调了今明两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这一迹象表明,该行对欧洲经济正在立稳脚跟抱有信心。过去五年间,欧洲经济一直是全球经济中的“麻烦点”。欧洲央行将于周一开始实施一项规模逾1万亿欧元的刺激计划。欧洲央行认为欧元区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2%。

  荷兰国际集团(ING)经济学家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表示,如果欧洲的经济增长率真的能够达到2%,那么对全球经济、对中国来说都会带来很大不同。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494

“反腐影响经济”论者应尽早丢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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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雪松  来源:钱江晚报

    作为腐败“重灾区”,经历了官场涤荡的江西省,去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不降反升,实现了“全线飘红”。昨天习近平在参加江西省代表团审议时说,“可见,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

    随着在江西担任省委主要领导职务长达十多年的大老虎苏荣的落马,江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名省级领导受到党纪政纪或法纪处分,40多名省管干部先后受到查处。

    与反腐斗争成果形成呼应的是,2014年,江西省GDP增速排名全国第七,全年8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名急速上升,其中生产总值增长9.7%,增长排名7位;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1.8%,增长排名4位;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3.6%,增长排名3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创下了近十年来最好水平。据最新发布的“2014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显示,江西前所未有地排名第三。

    江西用扎实的经济增长数据,回答了反腐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良性互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既是对江西反腐斗争和经济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通过梳理反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针对反腐斗争出现的杂音,进一步指明了反腐斗争的方向,表明了反腐斗争的决心。

    随着反腐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当前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一些人将反腐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将反腐中一些地方出现的不思进取保“平安”、建设投资更谨慎,视作反腐斗争的副作用,通过各种渠道放出了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声音。

    事实上,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一种别有用心的表现。反腐斗争作为权力与法治的正本清源,作为社会生态在某种程度上的拨乱反正,遇到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这只是改革过程中的暂时之痛,不会从根本上撼动反腐态势。

    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是反腐深入与改革深化过程中,许多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污名化、妖魔化的一种抵触手段,也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保护手段,是权力在反腐与改革面前的一种继续任性。它恰恰验证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必要性。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全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也将步入一个全新的调整状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伤害经济发展最大的,恰恰正是附着在权力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腐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腐败的重灾区前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中,找到相应的数据答案。哪里的权力腐败泛滥,哪里的公平竞争就会受到伤害,哪里的经济就很难激发活力,哪里的民众利益就会被剥夺。

    经济的发展,只有建立在持续、健康的发展基础之上,才能适应新常态,并且在新常态中保持旺盛的繁荣与活力。而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反腐斗争的常态化、持久化、法治化作保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传递给社会的信息,也是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带给人们的启示。

    那些为一己利益而试图通过混淆视听来阻止反腐斗争深入的苟延残喘者,应该早早丢掉幻想,接受这支已开弓、不回头的反腐利箭。
    http://news.ifeng.com/a/20150307/43290286_0.shtml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7

旧文章ID:2493

中国何时能出现欧美式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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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蔚冈  来源:新京报

    细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培养职业农民”的提法,很有意思。在传统的观念中,“农民”更多是一个身份,而非一个职业。既然是职业,那么谁可以做农民就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因为并不是生下来是农民就适合做农民。

    中国农业从业者职业化程度不高

    谁来做农民?这个问题似乎很无厘头,在既往的观念中,农民当然是由农民来做,除了在特定年代里人口是从城市往农村流动——就是说从市民变为农民,但是在绝大部分时间人口流动都是从农村向城市。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从1978年70%下降到1990年59%,在2013年则下降到31.4%。

    这么多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市,不仅改善了自身境遇,同时也补充了城市通过改革开放后所释放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实际上并未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相反,粮食总产量则年年创新高,一个可供比较的数据为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6.50万吨,而2013年底则达到60193.84万吨。但尽管农业产量逐年创新高,但是农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却一直在增加。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粮食贸易的规模就一直在扩大,而且总体以进口为主。200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1417万吨,2013年增至7796万吨。

    为什么粮食在丰收之后还要大规模进口?对此有几个解释,一是成本优势。中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规模大,单位成本低,因而价格便宜。二是口味需求多样。尽管很多进口农产品是以价格取胜,但是大家对价格昂贵的进口农产品也趋之若鹜。对此,市民收入增加后导致的消费多元化是一个因素。

    为什么国内的农业生产降低不了农产品价格,国内的农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当然,农产品和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紧密相关,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中国北方生产荔枝和杨梅,但是对于很多农产品,除了自然禀赋以外,从业者的技能可能也有很大关系。

    职业农民的出现需要改革农地制度

    与欧美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作业相比,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规模化不够,从业者的职业化不高。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也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养职业农民”。

    职业农民如何培养?很多人想到的是像执业律师和职业会计师一样,通过“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取得任职资格提高平均收入。”但这种想法真的可行吗?我看未必,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农业生产规模化后,职业农民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要对各种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判断,如果企业家是无法通过执业证书来判断其能力,那么职业农民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职业农民最为重要的一点莫过于降低农民的准入门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农民是作为一个身份存在,这意味着很多城市居民无法下乡做职业农民。由于农地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是从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扩大规模。这一点和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限制农民进城务工有点相像,国务院1981年12月30日颁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通知》,要求城镇单位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等措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无法控制。既然农民可以进城做工人,为什么城市居民不能下乡务农呢?这可能是今后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当然,这需要改革农地制度,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出现职业农民。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6

旧文章ID:2492

美国“政府关门”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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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南方都市报

    3月3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持续一个多月的国土安全部关门危机戛然而止。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国会未通过拨款法案而关门十几天,政府关门似乎成了两党之争的“必修课”,并不是因为政府没钱,而是国会山与白宫之间的斗法让联邦预算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国土安全部可是负责国内安全的主要部门,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职能机构,一向重视安全议题的共和党居然拿国土安全部开玩笑,该法案借着75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得以通过,但仍然有167张反对票,足见两党之争的激烈。

    为什么不给国土安全部拨款?去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人掌握了参众两院,但是共和党的表现并不太理想,奥巴马并没有跛脚,相反,在内政和外交上都表现强势。医改法案和移民改革法令都让共和党人非常不爽,尤其是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更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同奥巴马的移民改革绑定,去年11月,奥巴马绕开国会推行移民改革,400多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此项改革惹恼了共和党,一方面共和党对移民问题比较保守,另一方面奥巴马以总统行政令冒犯了国会。众议院虽然在1月份通过了对国土安全部400多亿美元的新预算,但是反对这些钱用于移民改革。奥巴马正是倚重国土安全部来推动移民改革,因此,共和党要拿这个部门开刀。

    两党之间的缠斗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愈来愈烈,连众议院议长博纳也有些心虚了,在拨款法案投票中,他自己就反水了。两党之争、府院之争大大干扰了美国政府的运转,如政治学者福山所说,这也是一种秩序的衰败。在美国反恐尚在进行中的时候,拿国土安全部这个在9·11之后设立的新部门开刀,的确有违共和党人的理念。3月15日,美国债务上限即将触顶,两党之间将会再次狭路相逢,此前两党因债务上限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说来说去,还是两党和府院之间就财权进行争夺,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抑或对外用兵都需要钱,财权才是权力的命根子。按照美国宪法规定“除依据法律规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支款”,到底是政府还是国会主导财权?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摇摆之中。内战之后,美国开始构建现代预算体系,众议院管钱袋子,但总统也有自己的预算办公室。20世纪美国总统权力不断扩张,水门事件之后国会的财权得以强化。府院之间在预算问题上龃龉不断,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十几次政府关门事件都是在1970年代之后,可见,财权才是两党之争的焦点所在。

    共和党连续两次失去白宫大位,但一直以财权约束奥巴马,关门危机时常上演。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就讽刺共和党并没有执政能力,共和党上台之后就导致国土安全部面临关门,让美国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共和党在国会优势空前,但党内并不团结,尤其是以茶党为代表的保守派,也许并不知道要保守什么东西,只是在不断抗拒奥巴马。如同上次债务上限的争吵,共和党的强硬并没有带来加分,反而推高了奥巴马的人望。因此,两党不断实践边缘策略,每次危机都在最后时刻尤其是深夜得以化解,上演有惊无险的大片。

    政府关门的危机折射出美国政治系统的机能障碍,不要说两党合作了,减少恶斗也是比较难的。在府院之间寻求比较稳妥的合作之道,提高政治效率,而不是陷入无休无止的缠斗之中。福山说美国政治面临着行政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的双重侵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会诱发对行政分支的司法审查和国会对行政施加更多法律限制,两者都会导致政府僵化与失能。围绕财权而进行的激烈博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关门危机都表明美国的政治系统喜欢上了“否决”,而不是合作,联邦政府习惯性关门便是“否决政治”发作的病症。
   http://news.ifeng.com/a/20150309/43299506_0.shtml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491

刘植荣:看看外国房产税如何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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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植荣  来源:共识网

    外国对房产税的叫法五花八门,有叫财产税,有叫不动产税,有叫家庭税,有叫房屋税,有叫地税,但不管怎么叫,其实就是对房屋和支撑房屋的土地征税,所以,叫房地产税似乎更科学。

  1.国外房产税起平衡房价作用

  在国外,很少听到人们抱怨房地产税,住房就要交税,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房地产税主要用在公共开支上,如街道整修、公园、垃圾清理、警察、消防、教育、公交、博物馆、图书馆等。

  房地产税是国外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美国为75%,世界最穷的国家肯尼亚也占到69%。

  房地产税除了为地方财政提供充足的资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平稳房价,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所以,人们也把房地产税叫“生态税”。

  由于房地产泡沫诱导人们把超量资本投入到不能再产出消费品的房子上,这就限制了对其他生产领域的资本投资,这对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是巨大的潜在威胁。

  为此,为了防止资本过多地向房地产市场流动,对房地产征税是市场经济体中控制房价、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房地产税,实际上是房产税和地产税的合并叫法。从其产生和国际惯例看,房产税与承载房屋的土地所有权无关。如果土地私有,则对土地和房屋分别征税,这时就叫房地产税;如果土地国有,则只对房屋征税,这时就叫房产税。

  有的国家房产税税率和地产税税率相同(单一税率),这样,征收房地产税比较简单,先分别评估房产价值和地产价值,然后两者相加,得出房地产的总价值,再乘以房地产税税率,就得出应交纳的房地产税税额。

  有的国家房产税和地产税税率不一致(劈开税率),这时,征收房地产税就略麻烦一些,要先分别评估房产价值和地产价值。

  房地产税实行劈开税率的国家有丹麦、俄罗斯、爱沙尼亚、美国(部分州)、澳大利亚(部分州)、墨西哥、肯尼亚、纳米比亚等国家,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采纳劈开税率。爱尔兰决定从2013年开始把房地产税“劈开”征收。津巴布韦、比利时、埃塞俄比亚、南非、泰国、英国、韩国、匈牙利等国也正研究把房地产税“劈开”,单独征收土地税。

  房地产税是财产税的一种,属于从价税,也就是说,是按照房地产的价值征税。房地产的价值有的国家按房地产交易时的价格征收,但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评估;有的国家则每年按照房地产的市价征收。比如,一所房子价值100万元,房地产税的税率为2%,那每年就应该纳税2万元。

  2.美国穷人房产税可退

  美国1798年通过的关于财产税的法律,把财产分为三类:(1)价值100美元以上的房屋。(2)12岁到50岁的奴隶。(3)土地。可以看出,美国建国初期就开始征收房地产税,而且是房产税与土地税分开计征。

  很多国人认为美国土地都私有,其实,美国土地私有率并不高。目前,联邦政府拥有占美国国土面积的30%份额,而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再加上各州政府、县政府和市镇政府拥有的土地,私人土地的比例就更小了。

  美国房地产税税率都由地方市政当局的立法机关自己制定,也就是说根据财政支出决定房地产税的税率,一般在1%~3%。即使在一个城市,不同的街区,由于公共投入不尽相同,税率也不相同。

  通常,房地产税税率高的地方,公共设施一定上乘,公共服务质量也要好于其他地区。在房产税税率高的地区,中小学校的等级就比较高,有的地区从幼儿园到高中免学费,并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免费交通(美国中小学均用校车免费接送学生)。

  美国的房地产税全民征收,由于房地产税可以在申报联邦个税时课税扣除,而联邦个税是按照家庭收入计征,也就是说,在报个税时,如果收入低,房产税就从收入里减去,也就相当于政府退还了房地产税。

  根据美国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美国自住房估价中位数是185200美元,家庭房地产纳税额中位数是1917美元。房地产税纳税额最高的是新泽西州,平均每个住户交纳6579美元,最低的是路易斯安娜州,平均每个住户交纳243美元。

  在美国买房,买主除了关心房价外,还关心房子所在区的房地产税税率。卖方一般应告知买方,但买方也可到市政府税务部门的网站上查询,产权文件上也详细记载房子过去交纳的房地产税。卖房者付房产交易日以前的房地产税,买房者从房产交易日开始,支付房地产税。

  美国房子要出租,照样收税,税率是租金的30%左右。如果房产转让,还要收15%的资本得利税,还有交易价格1%~5%的营业税。如果房子是按揭购买,还要对贷款额征收0.35%的印花税,另外加0.002%的无形税。对按揭购房者,房地产税通常由银行代缴。

  3.英国楼房居民没有土地所有权

  英国房地产税的叫法在本国也不统一。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叫“家庭税”,而北爱尔兰就叫“市政服务税”。2008年,英格兰平均每个家庭交纳的房地产税为1146英镑。

  在英国,买了房子并不一定就买了土地,有的房屋土地仅有一定期限的使用权。独立房屋土地所有权与房产所有权可以统一,但公寓住宅则不同,因为是几十户、几百户人共用一块土地,此时房屋所有者拥有的只是土地的“租期”,土地所有权也许在某个人手里,也许在政府手里。

  英国也有法律,规定楼房如果多于2/3的业主投票同意购买土地所有权,那就必须首先成立一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购买楼房宅基地,这时,土地实际上就是法人所有,也就是为买这块土地所成立的公司股东集体所有。

  在实践中,楼房住户成立公司单独购买土地所有权的案例很少,因为英国还有个遗产税,如果把土地价格追加到房屋价格上,那将来要交纳的遗产税会高得让人不得不把房子捐出去。

  英国的房地产的估价由政府开发的专用软件自动完成,税额从个人工资账户或养老金账户自动划拨到市政房产税交纳账户,无需个人参与。完税后,如果个人有异议,可以提出复核,发现误差,多退少补。

  另外,英国对非居民住房的房地产税单独征收,包括商业用房、市镇及村庄的办公用房。非居民住房的房地产税虽然也由地方政府征收,但要交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按照各地人口平均分配使用,其作用就是富裕地区支持贫困地区。

  英国房地产税税率是累进税率,但各个郡的税级和边际税率均不相同,我们仅以2006年英格兰的房地产税级税率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英格兰的房地产税级分为8级,用英文字母A到H表示,并把D级作为参照级,每年的房地产税只规定D级的税值,其他级别的税值自然产生。

  例如,A级是40000英镑以下(房产价值)房地产税是D级的6/9(67%),平均纳税845英镑;B级是40001英镑~52000英镑,房地产税为D级的7/9(78%),平均纳税986英镑;C级是52001英镑~68000英镑,房地产税是D级的8/9(89%),平均纳税1127英镑;D级是68001英镑~88000英镑,房地产税是9/9(100%),平均纳税1268英镑;E级是88001英镑~120000英镑,房地产税是D级的11/9(122%),平均纳税1550英镑;F级是120001英镑~160000英镑,房地产税是D级的13/9(144%),平均纳税1832英镑;G级是160001英镑~320000英镑,房地产税是D级的15/9(167%),平均纳税2113英镑;H级是320001英镑以上,房地产税是D级的18/9(200%),平均纳税2536英镑。

  4.法国对国民外国房产照样征税

  法国房地产税包含在财产税里,财产税要求把家庭所有住房和汽车、艺术品等财产合并纳税,也就是说,按照各类财产的总价值计征。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财产税主要就是房地产税。

  根据法国税法,如果是法国公民和欧盟公民在法国境内连续居住超过183天,就要对他(她)在法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财产征税,如果在法国境内居住不超过183天,则只对在法国境内的财产征税。

  其他外国人不管在法国境内居住时间长短,只对其法国境内的财产征税。法国对欧盟公民的世界各地的财产征税的目的,就是遏制一些富人到国外购置房产,把钱从法国境内带出。

  财产税必须在每年的6月15日前申报,欧盟其他国家公民必须在7月15日前申报,非欧盟国家的外国人则必须在8月31日前申报。

  房地产价格以每年1月1日的市价为准,产权人自己根据市价对自己的住房估价,自己申报。如果发现估价过低,具有逃税企图,政府可优先购买,申报人不得反悔。

  法国财产税按居民户计征,夫妻和未独立子女算作一个居民户,这一居民户不管以谁的名义购买住房,都算作同一计征单位,这就堵塞了家庭成员以不同户主购买房产逃避财产税的漏洞。

  法国财产税实行六级累进税率制。2010年,财产税的起征点为790000欧元,这是包括所有房地产在内的各类财产的总价值,这一标准大约是法国法律规定的45年的最低工资。

  2010年法国财产税税级及税率为:79000欧元~129000欧元为0.55%;129000欧元~253000欧元为0.75%;253000欧元~398000欧元为1%;398000欧元~760000欧元为1.3%;760000欧元~16540000欧元为1.65%;16540000欧元以上部分为1.8%。

  2010年,法国共有562000居民户交纳了房地产税约33亿欧元,平均每户交纳5854欧元。

  5.加拿大房产税占家庭收入的5%

  根据加拿大税法,加拿大的财产税分土地税、动产税和房产税三种。可见,加拿大房产税也是和地产税分离的。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2006年,68%的加拿大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房地产价值超过2.2万亿元,占加拿大家庭总资产的37%。

  加拿大的房地产税比较复杂,因为它不是计征一次,而是市镇、县和学区重复计征,各地的税率差别很大,但大多在1%左右,平均占家庭收入的5%,而个人所得税占家庭收入的10%以上。

  在加拿大,老年人支付的房产税占个人收入的11.7%,而年轻人则只占4.2%,这是因为老年人退休收入低,但住的房子较大,所以比例就显得高。

  为了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在年度个税申报时会有个调整,如果收入低,政府会退回房产税。例如,2010年,加拿大在交纳个税时,对65岁以下的人房地产税课税扣除为250加元,65岁以上的人为625加元。

  对没有老人的家庭,最多可享受900加元的房地产税课税扣除,对有老人的家庭可以享受1025加元的房地产税课税扣除。

  6.印度房产税农村城市有别

  印度房地产税由各邦指定市镇政府具体实施,空地和中央政府的土地不征税。印度房地产税上依附很多税种,如饮水税、下水道税、卫生税、照明税等,这些税都是根据房地产估价计征,农村地区采用比例税,城镇则采用累进率。

  7.智利房产税起征点为33000美元

  智利房地产税由市镇征收并使用,按季度交纳,税率为1%~2%。智利对房地产的估价比较复杂,分空地、建筑用地和房屋,对房屋的估价还要参照建筑材料和建筑年限。对居民住房和农业用地的估价低于33000美元的,则免征房地产税,商业用房、用地没有免征额。

  8.荷兰房产税对产权人和使用人双重计征

  荷兰只对城镇住房征税。荷兰的房产税对房屋产权所有人和居住者双重计征,如果房屋产权所有人就是居住人,则他就要交双份房产税。

  9.中国征收房产税的建议

  从世界各国征收房地产税的情况看,中国征收房产税,不但合理合法,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

  但从重庆市和上海市公布的房产税征收方案看,似乎都有不合理之处。

  重庆市只对高档住房征收房产税,那一人拥有数套乃至几十套普通住房就免征,这根本触及不到炒房投机商的利益,起不到有效打压房价的作用。上海市对超面积新购房征收房产税,这显然对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不公平,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从房产税的国际经验看,我国的房产税应该对住房保有阶段征收,而不是购买阶段。既然房产税是从价税,就必须按照房产总价值多少来计征。

  我们首先要设计出一个“起征点”,也就是家庭人均住房面积。2009年,中国共有133474万人口,城镇居民比例为46.6%,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考虑到住房空置率,中国城镇居民实际住房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也就是说,即使在全国城镇开征房产税,负税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对城镇居民来说,假如房产税的起征面积是人均50平方米,一个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积小于150平方米则无需交纳房产税。

  计算面积时,一定要对一个家庭的多套住房面积累加,绝对不能按套数计征,否则有人就会通过假离婚、假分家等手段逃税,这必然会带来社会家庭关系的混乱。为了防止逃税,可以采取先征后退的方法,对城镇所有住房征税,因为住房不可隐匿,任何房主都不能逃税。然后,再退给每个家庭免征面积的税额。

  假如某城市的起征面积是人均50平方米,如果一个三口之家的实际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那60平方米的退税就相当于补贴了这户居民,鼓励人们减少住房面积,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50309121915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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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Atheistic China Play Conflict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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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mes Chen  来源:the diplomat

    authentic title:Can Atheistic China Play Conflict Mediator in ‘God’s Century’?

  Think open dialogue and reconciliation and China isn’t usually the first country that comes to mind. But in 2013 China shifted its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to one of a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ntractable contexts: Israel-Palestine, Myanmar, and Afghanistan. This shift reflects a growing confidence, certainly a growing need for China to be more globally engaged. But while it may be a welcome foray, its success will be muted at best unless China can overcome one major blind spot: religion.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s engagement was traditionally focused primarily on expanding trade and developing energy sources. In political matters, Beijing remained in the background and avoided taking any controversial stances. However, in May 2013 China hosted back-to-back visits from Palestinian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and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nd introduced a four-point peace proposal. There was nothing bracingly new here, but it did signal China’s interest. And although talks have broken dow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ated, “China’s political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only be enhanced, not diminished.”

  Closer to home, China has also intervened in one of Southeast Asia’s longest running civil wars: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yanmar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KIA). The Kachin are an ethnic minority group whose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n are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majority Burmans who control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st of the Kachin population lives in the resource-rich Kachin State located in the north and bordering China’s Yunnan province. Since 1962, the KIA has been fighting the Burmese military to resist the government’s cultural assimilation policies and takeover of their homeland. When the conflict intensified in late-2012 and early 2013, resulting in thousands of refugees streaming into China and errant artillery shells falling into Chinese territory, China got engaged. It mediated talks in early 2013,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that China had taken on an active and public role in another country’s internal conflict.

  More boldly still, in December 2014, China hosted a delegation of Taliban representatives a few months after Afghan president Ashraf Ghani visited Beijing. An Afghan official stated that China was “offering to take the role of facilitator.” China has also proposed forming a regional forum for Afghan reconciliation that would involve Afghanistan, Pakistan, Taliban, and China.

  The altruism shouldn’t be overstated. First, China has substantial economic interests that would be jeopardized by worsening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Myanmar, and Afghanistan, China has invested billions into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ing natural resources needed to sus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Second, conflicts in these countries may spillover and threaten China. In the case of Afghanist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Taliban harboring and training Uighur militants from Xinjiang. In Myanmar, besides concerns about Kachin refugees spilling into China,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that China’s own citizens could getcaught up in the crossfire, or even take up arms for the Kachin. On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Sino-Myanmar border resides the Jingpo people, who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ethnicity as the Kachin and consider them their kin. Third, playing the role of a convener enables China to exclude actors that it doesn’t like. In the case of Myanmar, representatives asked for American observers, which China flatly rejected.

  China’s self-interests notwithstanding, its initiatives at mediation have been welcomed by parties on all sides. They largely see Beijing as a neutral party that does not have any of the historical or philosophical baggage that Western powers bear. But China will need to tread careful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worldview of material interest and power is badly equipped to make sense of the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religious dynamics at work. Material power matters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Myanmar, and Afghanistan. But so does religion. It also influences the way the Chinese public, which is growing increasingly religious, views the conflicts and their government’s role in them.

  For example, the decision by the Kachin, who are predominantly Christian, to engage in armed resistance was made in direct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initial declaration of Buddh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in 1961. Since then, the Myanmar government has sought to impose “one ethnicity, one language, and one religion” over all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by military force. The Kachin’s strong Christian identity has drawn surprising sympathy (and even active support) from some Chinese Christians for their plight. The prospect of peace in Afghanistan without reference to Islam is impossibly naïve. While China enjoys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the Afghan governing elite, the general public views China negatively because of its treatment of its Muslim Uighur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vowed atheism.

  Chinese diplomats will not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without the tools of religious literacy in their diplomatic toolbox. Ultimately, a sustainable solution to conflicts in deeply religious contexts will requir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o partner together. Thus, China will need to learn how to identify and engage key religious actors on all sides of a conflict who support promoting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A sensible first step would be to incorporate “religious literacy” into the standard training curriculum for Chinese diplomats that would be taught, ideally, by religious believers themselves. Further down the line, China should also draw upon its own vibrant religious community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s conflict mediation efforts. This will not be easy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will, however, be essential. The negotiating fields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Myanmar, and Afghanistan are littered with failed peace efforts. China’s initiatives will end up with the same fate, unless it can overcome its avowed atheism and do the work of diplomacy in a world ofresurging religion.

  James Chen is the Vice President for Overseas Programs at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304121734.html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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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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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来源:共识网

    引言:2014年的南海形势表现为如下特征:冲突或摩擦主要出现在中间月份,菲律宾是大部分事件的发起方,仁爱礁是主要发生地,“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一定进展,中菲与中越之间都出现了“政冷经热”现象。中国的南海政策发生了调整:开始主动调控。

  HD-981在西沙群岛海域的实验性钻探完成了任务,此举客观上对赤瓜礁等南沙岛礁的大规模吹沙造地行动起到了掩护作用,但981事件引发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菲律宾诉中国案可能会被接受。 “一带一路”是中国针对美国“印太再平衡”的大周边地区而实行的一项中期战略,推行这一战略使得解决南海问题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可能中国将以如下原则处理南海问题:在南海强化存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不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大局。

  In the past year, situation in SCS are characterized as follows: conflicts mainly happened in median months in Ren Ai Reef and the Philippines launched the most cases, consultation on COC is slowly pushed forward, the phenomenon " cold in politics and hot in economy" occurs not on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but also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China adjusted it SCS policy by some active behaviors.

  HD-981 conducted a tentative drilling in Xi Sha maritime zone, which to some extent distracted attention from China’s reclamation in Chi Gua Reef and some other reefs as well as resulted in some side effects. The arbitral Tribunal will probably accept the case filed by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 To hit back America’s Indo-Pacific Rebalancing policy, China worked out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which pushes China to speed up the settlement of SCS disputes. China will increase its presence in SCS in order to take the rightful interests on the base not to seriously damage Sino-ASEAN relations.

  与2013年的相对平静不同,2014年的南海波澜又起,虽然总体上紧张形势不如2012年,但个别事件对一些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可能超过了2012年。而到了下半年,南海大致上复归平静,“淡化分歧、推进合作”又成为大多数南海争端直接当事国的政策选项。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政策选择成为这个变化过程的自变量之一,而中国的政策选择又是基于大周边战略的考虑。那么,中南海主动对南海施加影响是否会成为新常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采取这种政策的界限在哪里?无疑许多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本文将尝试予以回答。第一 部分概述过去一年南海形势的主要特点,第二部分分析重点事件,第三部分分析“一带一路”与南海问题的关系。

  一,2014年的南海形势特点

  在过去一年(准确地说,是11个月)时间里,与南海相关的事件有: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案有了新进展,菲律宾海警着便装在半月礁抓捕中国渔民,仁爱礁中菲出现多次摩擦,西沙海域发生了981钻井平台事件,7月中旬美国提出冻结南海行动三建议,随后菲律宾抛出解决南海争端的三步走方案,8月份中旬中国提出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11月中国表示同意积极开展磋商以便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些事件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仁爱礁变成中菲双边摩擦的重点地区    中菲之间发生的4次摩擦案件中,3次发生在仁爱礁海域:(1)2014年3月9日,菲律宾两艘运输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船只抵达仁爱礁附近海域,这些建材除了用于修复“搁浅”的坦克登陆舰外,还可能被用于在礁上搭建临时建筑。这是继2013年5月那次后,菲律宾再次向仁爱礁运输建筑材料。中国不能容忍这种改变现状的行为,派出公务船驱离了菲律宾运输船。(2)3月29日,菲律宾派出一艘渔船搭载换防士兵及食物等补给物资抵达仁爱礁,并邀请了一些西方记者“观摩”此次行动。在附近的中国海警船试图驱离这些进入中国水域的“渔船”。经过两个小时的周旋,这些船只利用自身吃水浅的特点,驶入浅滩。中国海警船担心搁浅,没有继续采取驱离行动。欧美随船记者则报道了这次对峙行动。[1](3)菲律宾空军宣称,5月3日向“搁浅”仁爱礁的旧军舰菲空投补给时发现,仁爱礁附近出现了5艘中国舰船,包括考察船“向阳红10号”、江湖Ⅴ型护卫舰和三艘海警船。

  (二)菲律宾是多数争端的发起方    在东盟声索国中,文莱、马来西亚继续与中国保持比较稳定、友好的关系,没有发生争端事件。与中国发生新争端事件的东盟声索国是菲律宾与越南,其中菲律宾是大头;在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争端事件中,菲律宾依然是主动发起方,而中国是反应方:2014年3月30日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提交近4000页的诉状(memorial)是如此,在半月礁抓捕中国渔民、仁爱礁系列摩擦案也是如此。

  (三)事件多发生在中间月份,年头年尾相对平静     2014年前两个月比较平静。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在仁爱礁海域发生了三次摩擦,其中两次发生在3月底与5月初;菲律宾在半月礁抓捕11个中国渔民是在5月6日;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发生是在5月初,并持续到7月中旬。美国对“981事件”做出了若干反应:参议院7月10日通过了421号议案,[2] 11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福斯提出在南海冻结特定行动的三项建议,[3]随后菲律宾提出了解决南海争端的三步走方案,[4]并在8月4日表示这一方案已得到越南、印尼和文莱的支持。中国则在6日宣布已完成对西沙海域北礁、羚羊礁(筐仔沙洲)、晋卿岛、南沙洲、高尖石等5个岛礁的灯塔(桩)建设实地勘测选址工作。[5]菲律宾的方案在8-11日召开的东盟与东亚系列外长会议上并没有得到东盟成员国的一致认同。中国也认为菲律宾提请仲裁的做法等于已经跳到了第三步,这个方案名不副实。作为应对,王毅外长9号在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8月底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鸿英以总书记特使身份访问中国,11月李克强提议把2015年确定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

  从上可见,8月中旬以后,声索国之间合作的势头又占了上风。值得一提的是“双轨思路”的出台。其主要内容是: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显示中国不再固守“南沙争端也只能通过双边谈判的立场,东盟非声索国不能参与”的立场,试图以“适度的地区化”防止南海争端走向“全面国际化”。

  (四)中国从“强力反击”转向“主动调控”       中国并不承认菲律宾以“旧军舰搁浅”方式对仁爱礁的“占领”。所以华春莹提到的8个南沙岛礁并不包括仁爱礁。中国近年来强化了对仁爱礁的行政管理,巡航频次明显增加,以监控菲律宾方面的行动,尤其是防止菲律宾在此修建建筑。但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国在已经展示出积极应对的姿态,但操作上整体属于反应性的,且带有明显的克制。不过,在中越围绕981钻井平台的争端事件中,中国变成了主动发起方:出人意料地开始实施,又出乎外界意料地提早结束,整个事情由中国主动把控。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中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这一行动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评析这一事件。

  (五)争端方之间出现了“政冷经热”的现象       中菲之间的贸易继前三年的迅速增长后,2014年1-7月,中菲双边贸易总额103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菲律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4月份中国为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来源,截至7月底同比增长约20%。2014年1到8月,中国与菲律宾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增速在东盟国家中位居第二。同时,中菲双向投资正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大对菲律宾的制造业、服务业、信息和通讯等行业的投资。上半年菲律宾政府批准的来自中国的投资达2.14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6]

  中越之间的情形也相仿。中国连续十年为越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1-8月,中越双边贸易额为5000310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9%,其中8月份为685375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2%。[7]现在还没有2014年中越投资统计数据,但从商品与服务贸易角度看,两国依然保持了高增长。

  (六)“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一定进展     2013年9月在苏州举行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六次高官会和第九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决定,授权联合工作组就“准则”进行具体磋商,并同意采取步骤成立名人专家小组。因此,2014年3月18日在新加坡举行落实《宣言》第十次联合工作组会议,继续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4月在泰国举行第七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了坦率而广泛的交流,并讨论建立联合海上搜救平台。6月初,刘振民副外长在缅甸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上表示,应该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此过程中稳步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反对拉拢域外国家介入或者动辄单方面诉诸国际仲裁。8月,中国外长王毅8月初提出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显示中国同意东盟整体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某种作用。11月,李克强总理在东盟峰会上的发言中表示,中国同意积极开展磋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已取得早期收获。我们同意在各国海事部门间建立海上联合搜救热线平台,在外交部门间建立应对海上紧急事态高官热线。各方还在探讨建立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合作机制。在寻求解决争议的过程中,中方倡议有关国家积极探讨共同开发,这也是管控分歧现实有效的办法。[8]

  这表明,中国“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推进‘准则’”的立场虽然没有改变,但没有再强调“合理预期”,而同意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上发挥更大作用,并适当加快步伐制定“准则”。

  二,重点事件分析

  在上述南海相关事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981事件”和菲律宾仲裁案。前者似乎标志着中国南海政策的变化,后者则可能对南海争端解决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菲律宾抓埔中国渔民案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一)981钻井平台事件     中国石油于今年5月2日启动中建南项目两口探井的钻探作业,5月27日完成1号井钻探作业,5月28日开始实施2号井钻探作业并于7月15日完成。981钻井平台16日转场海南陵水海域继续作业。这比原先宣布的事件整整提早了一个月。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中国首次在中建岛以南进行勘探活动。除了众所周知的美国克里斯通公司万安-北案例外,2011年中国也在西沙海域尝试进行类似的勘探活动,由于越方的强力阻饶,中国终止了勘探行动。越南5月份试图重演上一次的经历,但中国改变了做法,采取措施保障实验性钻探的顺利进行,并提早完成了任务。

  “981事件”无疑是2014年以来南海地区发生的最引入注目事件,并可能成为年度标志性事件。争端持续了两个多月,但发生与结束都在外界的预料之外,而且都是中国主动。那么,中国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为什么提早结束?事件产生了哪些效果与影响?

  发生的原因 2012年中国应对南海与东海争端事件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强力反击”,这种策略的好处是:既占领道义高地,又让对手得不偿失。但在981事件中,中国显然改变了策略。海内外对此有大量的推测分析,概括而言,主要观点有:欧美对克里米亚变局反应软弱,凸显其“纸老虎”本性,中国以此为机会推进西沙油气开发;针对奥巴马访问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力图证明自己对此并不担心;备受腐败案件困绕的中石油想有所作为,西沙海域的油气开发也进行到了实验性钻探阶段;反腐败过程中遇到巨大阻力,与18位高级将领密集表态支持习近平的领导以增强最高层的权威相类似,这一需要协调众多部门的钻探行为对外可以展示中国力量外,对内则有助于凝聚中央权威,以推进下一步的反腐行动。

  笔者认为,一个重大决策的做出,通常有几个诱因。上述说法可能都揭示了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可能还遗漏了一点:此举是为了减少外界对中国在南沙赤瓜礁、华阳礁、东门礁、南熏礁和安达礁等五个岛礁上吹沙造地行动的关注程度。中国在3月份以后加快了吹沙造地速度。到了8月份,赤瓜礁上已经有一些建筑物,并种植树木,而港口也在修建中。[9]如果真的如媒体所言,中国将把赤瓜礁建成2平方公里岛屿,[10]永暑礁建成5平方公里的岛屿,加上机场、港口、雷达站、驻军等设施,[11]那么,这些无疑将大大强化中国在南沙海域的存在,其意义明显大于在西沙的油气勘探。而为了这种大规模的工程能顺利进行,采取适当的掩饰性操作是必要的。明显的事实是,这一行动并没有演化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菲律宾5月份的抗议、英国广播公司记者9月初的专访等等,都不过是泡沫一闪。

  结束的原因 中国提早撤走钻井平台的原因,海内外也有种种推测。笔者的研究体会是,首先是因为大致完成了预定的钻井取样等任务,其次是因为大台风毕马逊即将经过那一地区,再次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包括为8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未雨绸缪,降低南海争端的烈度以便推进与东盟的合作,改进与越南的关系,捎带地也让美国觉得“有面子”。[12]

  效果分析 通过这次行动,中国实现了“油气开发走向中建岛屿以南”的战略目标与“中建南油气资源实验性钻探”的阶段性技术目标,为以后在中建岛以南乃至整个南沙海域正式开发油气资源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则有:第一,引发越南的强烈反应,中越两国在平台周围海域展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激烈对峙,越南国内出现针对外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企业)的骚乱,百余中国人伤亡,许多工厂设备被毁,两国关系变得紧张,两国民意对立明显加剧。第二,中国此前坚持西沙不存在争议,但此次事件却给全世界造成一个印象:西沙是中越争端海域。第三,促使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靠得更近,东盟首次发表外长声明对南海局势表示关注。第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变得强硬并公开涉入: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批评中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撤走钻井平台,国务院负责官员提出冻结南海特定行动三建议,10月份还以“帮助越南加强海上安全”为由解禁对越出售杀伤性武器;第五,越南与马来西亚加快了区块招标进度。

  当然,中国不会让事情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原因在于,中国一直把南海问题放在中国-东盟整体关系框架下来处理,现在则加上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考虑。 未来中国依然会通过一些措施强化在南海(尤其是南沙)的存在,包括进行必要的实验性钻探,但操作上会更技巧些。

  (二)菲律宾诉中国案     2013年1月,菲律宾要求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七,成立仲裁庭审理菲律宾在南海因所主张海洋管辖权而与中国发生的争端。根据仲裁法庭的第1号程序令(procedural order),菲律宾于2014年3月30日提交了长达近4000页的诉状(memorial)。[13]如果中国应诉,依照一般的国际仲裁程序,中国应在2014年10月底提交辩诉状(Counter-Memorial),然后大约有8-10个月时间,供菲律宾提交答辩(reply)与中国提交反辩(rejoinder)。但是,3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表示,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的立场不变,中国已经在2006年8月致联合国的声明中,排除了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岛礁主权与海域划界争端,认为菲律宾的做法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敦促菲律宾回到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14]当然,中国有权改变立场参与仲裁。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从时间上看,仲裁庭可能会在2015年就其是否对这个案件有管辖权作出裁决。国际法学界认为作出有管辖权的可能性大,但在给出的裁决中,只会支持菲律宾的部分请求。

  这一案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范例,在与中国发生新的争端事件后,可以采取类似行动。981事件发生后,越南就多次表示也要采取国际法律行动,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并在越南国内法院起诉中国船只在5月26日在西沙海域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15]一旦中国决定在南沙海域实施“以单边开放撬动多边共同开发”政策,“起诉中国”可能成为东盟声索国共同的选择之一。

  其次,中国固然有权不接受仲裁庭的裁决,但这可能给外界以“中国不遵守国际制度”的口实,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再次,菲律宾的请求中,最核心的一条是裁决九段线无效(invalid)。一旦仲裁庭接受了这一条,则不但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的模糊策略难以为继,九段线的正当性也将被严重削弱。原先对于在九段线内开采油气还有所顾忌的东盟声索国,有可能一起动手在九段线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那样中国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此外,这个案件客观上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忱,继九十年代后南海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法学界、战略研究界、中国问题研究圈子的一大研究热点,不少相关国际会议在东盟国家陆续召开,学界对南海争端的认识加深了。根据笔者的观察,海外学者中大部分对菲律宾的行动持支持或同情的立场,少部分认为菲律宾与中国谈判是更好的选择。中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同。大部分南海研究者(尤其是国际法学界)认为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不应诉,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完全不予理会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可以参加第一阶段,即是否有管辖权阶段,坚信这并不影响中国官方的立场。他们还发现,菲律宾的诉状显示了其滥用诉讼的倾向,因为,其中多数请求属于不可诉事项。

  (三)菲律宾抓捕中国渔民案      5月6日,菲律宾海警在半月礁附近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并抓捕11名渔民,理由是在船上发现350只属于濒危物种的海龟,同时抓了一艘向中国船只搬移海龟的菲律宾船只。菲律宾于13日释放了11人中未成年的2位,对其余9位则不顾中国的交涉与警告,强行以“环境罪”起诉。依照菲律宾法律,这一罪行最高可判刑20年,同时给予100万比索罚款。[16] 此后菲律宾当地法院以“找不到合格翻译”为由,多次推迟审判。截止到11月中旬没有后续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3年4月底所披露的被菲律宾非法占领的8个南沙岛礁并不包括半月礁。[17]半月礁在上述岛礁与巴拉望之间,这些岛礁均被菲律宾归入所谓的“卡拉延群岛”。但这些岛礁均在均在九段线内。可见,这一带属于争议海域。对于争议海域发生的此类事情,中菲双方此前有大致的默契,通常的做法是罚款、放人,即使判刑也没有这么重。[18]此次菲律宾方面的做法比较特殊:派出海警穿便装、坐渔船,先朝天开枪再上船抓人,然后执意起诉。[19]虽然用“保护濒危动物”的名义有助于增加其行为的道义性,却无法否认“用国内法处理争议海域问题”的特点,而且是在4月11日举行第24届东盟领导人会议的前夕。中国有理由认为菲律宾想把事情扩大化、政治化。问题是,菲律宾渔民也是此类违法行为的参与者,那么,如果中国对菲律宾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菲律宾乐见的吗?

  另外,8月初,菲律宾巴拉望地区法院宣布,2013年4月被捕的12名中国渔民“非法捕鱼”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6-12年徒刑,每人还被罚款10万美元,渔船也被没收。菲律宾还表示将继续审理他们持有大量受保护物种穿山甲、破坏图巴塔哈群礁4000平方米礁盘的行为。案件发生地苏禄海为菲律宾内海,菲固然有权依据国内法进行判决,但判决如此之重,则突显菲律宾借此表达其在南海问题上强硬立场的意图。一个明显的比照是,美国扫雷舰2013年1月搁浅图巴塔哈群礁造成巨大破坏,菲律宾对此的处置是只罚款不起诉。[20]

  三,“一带一路”与南海问题

  “一带一路”的出台乃基于国内外的特定背景,并逐渐彰显其作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制定的中期国际战略的特点,而南海问题在上述战略中有具有自己的地位与重要性。

  (一)国内外背景      国际背景方面,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凸显,政治地位也明显提升,并被看做下一个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在建立“两国集团”(G2)或中美国(Chimerica)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实行“重返亚太”或“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并在2013年调整为“亚太再平衡”。客观地看,再平衡政策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地区战略,迥异于冷战时期的对苏遏制战略。 但从安全与经济角度看,中国显然是美国再平衡的主要对象。

  中国国内背景是,经济方面,2008年11月推出的“四万亿计划”负面效果日益凸显:大量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贷款率明显增多,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外汇储备增势难止。[21]考虑到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市场饱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需要培育与开发欧美以外的市场以保持外贸增长,转移过剩产能,减少外汇储备。在周边国家实施这些计划,让他们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无疑是双赢的选择,值得优先实施。外交与安全领域,也需要突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构筑中国自己的安全空间与机制,而从周边开始同样是现实选择。

  基于上述考虑,新一届中国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初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涵盖近30亿人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初在他访问印尼时,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在10月底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今后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工作思路与实施方案。这些已经体现在2014年中国外交的一系列举措中。

  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针对大周边地区而实行的一项中期战略,旨在和平地突破美国的“印太再平衡” 这一“战略紧身衣”,由近及远地构筑涵盖大周边的区域性政治安全经济网络,其中经济是领域重心,小周边是区域重心。

  (二)“一带一路”的政治与经济效果     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需要为下一步的发展谋划国际经济空间与外交环境。“以开放促改革”已经被证明是有效途径,但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但中美、中日经济关系继续大幅度提升的空间不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提升空间不小,但俄罗斯经济总量有限。因此,中国下一步经济与外交的拓展方向有两个:陆地上,主要是向西拓展,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动中亚、外高加索以及中东西亚,从而贯通欧洲;海洋上,主要是向南拓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动东盟,进而链接南亚与中东,以非洲、拉美与欧洲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终点,其中,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用于弥补亚欧陆上大通道的不足。“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意味着将是一条和平、安全、合作、共荣之路,将以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国家走向全面合作,也有助于化解一些国家关于中国推行“珍珠链”战略的疑虑。

  从政治与安全角度看,对中国来说,海上的周边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南海沿岸国家。中日未来几年大幅度改善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中韩之间提升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空间也有限,南海沿岸国家就成了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对象。东盟国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枢纽地位有可能重现。毕竟,过去二十多年来,东盟还是中国实践多边外交、奉行新安全观的实验区,并且成功建立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三)“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盟与南海问题 理论上,“一带一路”分别位于中国的东西两侧,具有互补性。如果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展不顺,中国可以侧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方面成长的空间巨大,中国也能更好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海洋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无法为陆上贸易所取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不限于欧亚大陆,可便捷连通全球主要经济体。东南亚经济发展快速,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不能取代的。

  政治、安全、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东盟国家不仅是中国建设成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实验对象,还事关中国这一战略的成败。而南海争端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是东盟最为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因而,解决南海问题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中国固然应该拓展在南海的存在以捍卫主权,并获取实在的海洋利益。但整体而言,南海问题不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南海争端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在强化南海存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不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应该成为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准则。从981事件的整个过程看,中国政府也是按照这种认识来处理。

  四,小 结

  南海地区2014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热点事件,但整体而言烈度不如2012年,冲突或摩擦主要出现在中间月份,菲律宾是大部分事件的发起方,仁爱礁是主要发生地。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一定进展。中菲与中越之间都出现了“政冷经热”现象。中国基于种种原因启动了中建南实验性钻探并排除干扰完成了任务。中国在981事件上有得有失,从客观效果看,对赤瓜礁等南沙岛礁的大规模吹沙造地行动起到了掩护作用。但引发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菲律宾诉中国案可能会被接受并作出一些对中国不利的裁决。菲律宾抓捕与审判中国渔民的行动,有对中国显示强硬的考虑。

  “一带一路”是中国针对大周边地区而实行的一项中期战略,旨在和平地突破美国的“印太再平衡”。解决南海问题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有迹象表明, “在强化南海存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不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大局”东盟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枢纽。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不能取代的。而南海争端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是东盟最为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因而,解决南海问题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有迹象表明, “在强化南海存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同时,不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大局” 是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原则。

  * 薛力,国际政治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要研究兴趣: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

  [1] 笔者认为,中国海警船没有继续采取措施驱离菲律宾“渔船”,还因为确认这艘吃水较浅的船只没有搭载建筑材料,只是给“搁浅”旧军舰运送补给、换防人员等。参见:《菲兴奋突破中国海警封锁 两小时对峙强登仁爱礁》,2013年3月31日,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940895.html

  [2] 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国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撤离南海海域,恢复南海原状,敦促中国节制执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宣示。

  [3] 主要内容为;各方不再夺取岛礁与设立前哨站、改变地形地貌现状与限制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

  [4] 主要内容为:第一步,短期内在南海暂停加剧紧张局势的活动;第二步,在中期内全面、有效执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第三步,最终根据国际法通过解决机制最终解决争端。

  [5] 《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完成西沙5岛礁灯塔(桩)选址》,2014年8月6日,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06/c1002-25412948.html

  [6] 鲁晓东:《中菲贸易近年来不降反升 菲律宾官员看好中菲贸易发展》,2014年11月4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4/c_127176392.htm

  [7] 《海关统计月报》,2014年11月23日,中国海关官网: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8101/

  [8] 《李克强在第九届东亚峰会上的发言(全文)》,2014年11月14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4/c_1113240192.htm

  [9] 《菲媒:中国在赤瓜礁的填海作业已转至绿化阶段》,2014年8月29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9/c_126933408.htm

  [10] 《外媒:中国在赤瓜礁大规模填海 南海基地前推850公里》,2014年9月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40903/c_1112344614.htm

  [11] 《中国急建南海岛礁阵地藏玄机 台军太平岛默契开工》,2014年6月2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6/25/c_126669459.htm?prolongation=1

  [12] 薛力:《中国为什么提早撤走981钻井平台?》,《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7月21日。

  [13] 宋燕辉:《由<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论“菲律宾诉中国案”仲裁法庭之管辖权问题》,《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2期,第6页。

  [14]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菲律宾向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庭提交诉状答记者问》,2014年3月30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142318.shtml

  [15] 中方则强调,是越南船只干扰中国钻井平台作业的过程中自行倾覆的,中国还救起了落水的越南渔民,参见《越南渔船强力干扰中国钻井平台作业时倾覆》,2014年5月28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5/28/c_126555797.htm

  [16] 《菲律宾强行起诉 中国渔民拒绝菲方调查》,2014年4月13日,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5/4993487.html

  [17] 这8个岛礁是::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司令礁与双黄沙洲,参见《菲律宾侵占的8个中国岛礁示意图》,2013年4月27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4/27/c_124640962.htm

  [18] 陶涛:《中国渔民多次被扣 原因多为捕捞》,《青年参考》2011年12月7日,第8版。

  [19] 赵颖全与郭信峰:《获释渔民还原被菲律宾军警抓扣经历》,2014年5月16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16/c_1110716511.htm

  [20] 《菲律宾重判中国渔民 想借此案表达南海强硬立场》,2014年8月6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8/06/c_126839670.htm

  [21] 过多的外汇储备并非好事,李克强总理也坦言,“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参见:《央行罕见大规模减压外汇储备负担 海外投资或加速》,2014年10月17日,人民网:

  http://gx.people.com.cn/finance/n/2014/1017/c352207-22637657.htm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30512180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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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亚当·普森:“中国世纪”何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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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亚当·普森  来源:参考消息

    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越美国,同时进入了“新常态”,还有人认为世界经济仅剩美国一台“引擎”,全球关于中国未来的讨论再度大热。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发文称,中国从2015年进入“中国世纪”。就此问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曾预测世界将形成中美两极格局的著名学者阎学通,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普森均就此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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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2015年进入“中国世纪”

  阎学通:中国须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中美两极化趋势明显

  问:您是如何理解“中国世纪”这一说法的?

  阎学通:“中国世纪”一词,沿袭了历史上的“英国世纪”、“美国世纪”的说法。所谓19世纪是“英国世纪”和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说法,是以这两个国家曾经在一极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言的。21世纪刚过去15年,虽然不能排除中国在未来85年里有成为一极格局主导国的可能性,但这个预测显然没有现实根据。我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中预测中国将于2023年成为超级大国,但美国仍是实力强于中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很可能将其超级大国地位维持到2040年。只要美国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就不会形成中国主导的一极格局。

  问:施蒂格利茨以购买力平价法推断2015年进入“中国世纪”是不准确的吗?

  阎学通:我以为,以经济实力为标准将2015年说成是“中国世纪元年”是不科学的。美国GDP在一战前就超过了英国,但并没有成为“美国世纪”的元年,真正的“美国世纪”开始于苏联解体之后。经济实力只是综合国力的一个要素。日本的GDP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超过了苏联,但仍成为不了超级大国。

  问:所以您认为,在21世纪,中美两极化是大势所趋。

  阎学通:21世纪还有85年,我无法预测未来85年的国际政治趋势。我认为,今后20年内都是中美两极化的趋势,即在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同时,双方都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

  国力取决于开放程度

  问:您认为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

  阎学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有所放缓,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因此增长速度和美国之外的国家一样快,就能拉大与它们的差距。201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比美国大一倍,就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大一倍并不难,因为中国是混合经济,政府可不断向民企开放国企垄断领域,经济就能快速增长。只要政府坚持对外企和民企开放的政治原则,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很可能保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同理,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能否进一步对外开放。印度的发展速度之所以赶不上中国,其原因就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都远远小于中国。

  问:您在《历史的惯性》一书中写到一个公式:国家综合国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

  阎学通:是的。2013年以来,我国综合实力中的政治实力增长最快。虽然反腐败、减少两极分化、加强国防建设等可能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由于政治实力增强,根据综合实力公式,我国综合国力增速还是加快的。这表现为,政治实力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的快速增长。为什么国际舆论频繁提到“中国世纪”?这也是外界对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认知。

  问:与美国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阎学通: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需要在方方面面进行努力。如果将各种努力抽象为一个原则,我以为就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改革就是各领域都要改进工作,革除弊端。之所以外界认为中国今后发展势头强劲,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本届政府的改革能力普遍看好。开放就是学习先进的经验并用于民族复兴事业。开放的基础是自信。自信就是相信党和人民有识别能力、纠偏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苏联解体和颜色革命不是对外开放的结果,而恰恰是长期封闭的结果。这如同一个长期在室外生活的孩子不易得病,而长期在温室内的孩子一到室外就容易生病。可以有绝对把握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就不可能形成“中国世纪”。

  美对华政策基本稳定

  问:不论“中国世纪”是否到来,今后中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将会如何面对中国崛起?

  阎学通:美国对华政策自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只有程度变化,没有性质调整,即经济上合作,安全上防范。在今年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前言中,奥巴马明确讲:“我们与中国的合作范围前所未有,我们同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是加强军事防范的一面。下一任美国领导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很可能继续这一政策。美国目前还下不了决心用战争方式阻止中国崛起,随着中美军事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下决心的难度会更大。这是有利方面。然而,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的政策对中国崛起不利。因此,在大国战略关系方面,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的状态将会长期持续。

  中国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中的铁路建设是重要内容。在铁路建设中,安全保障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怎么保障铁路沿线安全?在没有同盟条约的条件下,沿线国家不但不会同意中国去保障铁路沿线安全,而且自己是否愿意投入资源也是问题。所以,从现实发展需要来看,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应当是我们周边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消息》记者邓媛采写)

  亚当·普森:中国赶超美国还有很长路要走

  中美力量均衡未被改变

  问:施蒂格利茨说,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普森:从数字上看我同意;但是无论从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从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考虑,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美国虽然也存在地区差异,但是我们依然拥有比中国高的人均GDP和中国经济所没有的高端技术和可用资金。所以我完全不介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总量。我也不认为这将改变中美之间的力量均衡。中国要想在经济、军事、软实力等方面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问:您认为世界舆论场为什么会一再出现“中国世纪”的说法?

  普森:施蒂格利茨提出“中国世纪”这个说法,是在回应上世纪4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所提出的“美国世纪”这个概念。二战后美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做“这是美国的世纪”,意思是说美国将引领全世界,世界将跟随美国的价值观。这种观点走向极端,并跟民族主义情绪夹杂在一起,变得盲目自大。越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以及日本、中国和韩国在经济上的起飞,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的自负。我觉得,施蒂格利茨提出的“中国世纪”是一个类似的概念。

  中国发展具有三大优势

  问:您认为中国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相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普森:印度、巴西和印尼都有可观的经济规模,但它们都谈不上强国。我认为中国能崛起为一个强国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得益于汉民族的认同感。中国有少数民族,但95%的中国公民都认同他们的中国人身份。至少从目前来说,地区间的差异没有造成民众间的隔阂。第二,它得益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而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来自市场经济而非国有企业。总而言之,政治的统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原因。

  经济规模是中国的第一个优势。但只有在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政治统一和市场经济)下,经济规模才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优势。如果没有国家的政治统一(如印度、印尼),政府就不能大规模移动人口;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如巴西),就不能带动经济的健康成长。

  第二个优势在于中国年轻人尤其是中国最近两代人的适应能力。现代企业在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都发生了众多变化,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不懈的努力适应了这些变化。这本身是很难得的。

  第三个优势在于中国以相对和平和开放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与某些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引进外资,积极发展贸易,从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学习经验。

  问:中国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普森:中国无法用软实力打动其他国家。美国也有很多垃圾电影,但好莱坞的电影全世界的人都爱看。美国最畅销的书往往不是什么文学巨著,部分因为这些书是英文写的,部分因为这些书经过了市场的选择。很多美国出版的图书在全世界畅销。中国也有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和导演,但是由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这些文化产品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中美仍是世界经济“引擎”

  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中国进入调整经济结构的深水区,而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普森: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有些夸张。中国经济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过渡期,这不是经济崩溃,而是一个正常的必经过程,并且我们预计经济增速将逐渐稳定下来。现在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我认为,即使中国增长放缓到6.5%左右的水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保持这样的增速仍然称得上是世界经济的另一大重要“引擎”。

  美国经济近来表现出稳定的复苏态势,预计今明两年增速将保持在3%左右。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逐渐下降。我只能说,在可预见的10到20年里,美国将继续保持头号经济强国地位,在这期间中国经济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问:施蒂格利茨认为,美国应当调整外交政策,加强对华合作,远离遏制。您认为美国将会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在未来会和平共处吗?

  普森: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美国正在积极地与中国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没有遏制中国,中国也没有被遏制,中国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地投资、销售商品。中美两国已经和平相处了多年,并将继续和平相处下去。任何要打破目前和平状态的想法都是十分愚蠢的,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问:中国周边国家会欢迎“中国世纪”的到来吗?“中国世纪”将给邻国及世界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普森:坦率地说,实际的情况是,地理上离中国越远的国家越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与邻国存在领土争议,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比处理与非洲、拉美与欧洲的关系更为困难。美国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邻国也有矛盾,如非法移民问题。但最终美国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提供了市场和众多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渐渐对美国产生了好感。因此,(中国周边国家的态度)也部分取决于中国对邻国开放多大市场。

  同时,中国的发展确实可以给其他国家创造巨大机遇。比如,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进行技术转让,对非洲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可以与欧美相匹敌。中国主导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也将为地区经济注入活力。

  (《参考消息》驻华盛顿记者刘劼采写)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30812188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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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驻韩大使遇袭牵动四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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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若愚  来源:《北京青年报》

    美国驻韩国大使马克·利珀特5日遭人持刀袭击受伤,立时牵动韩美、韩朝、韩日以及韩国国内左右势力之间四组关系。

    韩国忙补牢

    利珀特遇袭,是美国大使、也是外国大使首次在韩国遇袭受伤。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恰恰发生在美国高级外交官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在韩国国内引发不满的背景下,令韩国政府的紧张感更为强烈。正在国外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第一时间予以谴责,称这是针对韩美同盟的“攻击。

    韩国外交部5日晚些时候说,韩美两国已达成共识,把利珀特遇袭定性为与韩美关系等外交议题无关的“孤立事件”。

    《朝鲜日报》说,韩国似乎无法推卸在保障外交使节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韩国外交部内外出现了“韩国将对美国负有‘外交债’”的看法。万一金基宗有幕后势力支持,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感困惑

    尽管美国官方表态这起事件与韩美关系“脱钩”,韩国《中央日报》6日援引驻美大使馆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感到非常困惑。2012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身亡,此事至今余波未平。美国上下对外交官的安全非常敏感,利珀特遇袭势必会冲击美国民众的心理。

    利珀特的父亲詹姆斯在俄亥俄州老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儿子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乱地区服役时也没有受过伤,韩国是盟国,本以为会非常安全,韩国民众对儿子也很好,他很安心,但竟然发生这种事情,由此非常震惊。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5日在个人微博客中称金基宗袭击利珀特是“愚昧的攻击”,对照顾利珀特的韩国人表示感谢。

    同族再龃龉

    针对美国驻韩大使遇袭,朝鲜中央通讯社5日称这是对美国的“正当惩罚”,反映出韩国民众谴责美国的民心。对此,韩国政府6日严厉谴责朝鲜“煽动”韩国民众。统一部发言人林炳哲说,朝鲜“歪曲”事件本质,偏袒嫌疑人。

    现有资料显示,金基宗1999年至2007年7次访问朝鲜,2011年12月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后,试图在首尔市中心设立灵堂,与保守派团体发生冲突。新国家党国会议员代表刘承旼告诉媒体记者:“我们认定这一事件是亲朝势力实施,同意彻底查明真相,查出幕后黑手。”

    “新政治民主联合”党在谴责袭击事件的同时,主张切勿过分夸大这起事件,或者从中牟取政治利益。这一最大在野党的国会议员郑正来(音)说:“某些人关于金基宗攻击韩美同盟的夸张说法并不合适。”

    利珀特是在“民族和解合作泛国民协议会”举办的早餐会上遇袭的。这一韩国统一运动团体的主管洪思德(音)在事发后立即辞职。“民族和解合作泛国民协议会”是将近200个政治、市民和宗教团体的联合会,旨在促进朝鲜半岛统一,长期致力于促进南北人员交流。这一团体担心,今后活动可能会受影响。

    日本盼渔利

    日本外交官对韩国“得罪”美国感到窃喜。共同社援引外务省官员的话报道,即使美国国内出现“韩国究竟在干什么”的批评也不奇怪,韩国将不得不艰难应对。

    不过,日本政府同时担心,继日韩关系遇冷后,如果韩美关系也出现波折,美日韩合作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或许会减弱。

    而且,尽管美国希望日韩改善关系,促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不要妨碍美国的东亚战略再平衡,但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尚未找到修复日韩关系的突破口,在加强美日韩合作方面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一名日本政府官员坦言,日本不是事件当事国,没什么可做的。文/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5-03/08/content_119681.htm?div=-1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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