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885

【中美易势 全球经济格局转变】

0

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各自经济增长预期和应对的政策截然不同,上周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体现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更依赖美国推动的巨大转变,也预示着全球市场此后会迎来动荡。 http://t.cn/Rw1xPaG

来源时间:2015/3/10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505

【汉和:中国航母对阵美军是累赘 将翻版马岛海战】

0

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面对美国海军的11艘核动力航母,如果爆发中美冲突,航母对于中国而言,到底是累赘还是利器?《汉和防务评论》引述马岛战争中,阿根廷航母成为累赘的观点,认为面对舰载机经验丰富的美国海军,中国航母在战局中的作用并不乐观。http://t.cn/Rw3u3SC

来源时间:2015/3/10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504

【中美经济形势反转凸显全球经济新格局】

0

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六年前,美国经济陷入恐慌,中国成为拉动全球增长的引擎。现在,美国凭藉迅猛的就业增速接演了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马达角色,而中国则陷入增长放缓的泥潭。http://t.cn/Rw1S5eo

来源时间:2015/3/10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503

社评:中美经济反转?看看美报如何自吹

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华尔街日报》近日刊文,标题耸人听闻:中美经济形势反转凸显全球经济新格局。文章的意思大概是,美国已摆脱六年前金融危机的恐慌,美国经济开始高歌猛进。相比之下,中国正挣扎在经济放缓的泥潭之中。美国今年内有可能升息,而中国央行上个月再度宣布降息。文章称全球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经济刚有一点好动向,而且很像是周期性的,《华尔街日报》就激动不已了。美国的预期增长率离中国下调后的7%增长目标仍有很大距离,但一些美国精英迫不及待地宣扬美国在“赢回格局”。我们真没想到,那些美国人如此沉不住气,他们看来不肯放过自我鼓舞的任何机会。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经济有了某个好数据,迅速有媒体宣扬国家的“成就”,贬低其他国家,这样的媒体和作者会不会被舆论“骂个半死”?如此放大成绩,如此缺少忧患意识,这些都会是舆论砸向他们的标准帽子。

  什么是格局?中美成为全球两个十万亿美元以上GDP大国,中国有逐渐接近美国之势,这叫格局。至于两国增速短时间的微调,它最多只能是一种“动向”,反映出大格局运行的具体细节。

  中国不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中国相信美国经济的质量将在很长时间里领先我们,这也是格局的一部分。中国出了高铁,出了华为和阿里巴巴,但这依然不能构成中美经济质量格局的改变。改变整体格局要比取得单项成绩艰难得多,它需要比季度经济数据或者少数几个经济英雄多得多的积累。

  《华尔街日报》文章让我们看到某些美国精英的浅薄,他们轻率下结论及哗众取宠的偏好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制约,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美国上层精英圈子里混,不会因此而遭到白眼。

  中国的经济总量迟早会追平甚至超过美国的,这是改变不了的大趋势。但美国仍将保持其对全球经济不可取代的质量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内涵将变得多元。美国从规模到质量独占鳌头的时代终将结束,这不会以少数美国精英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是前进中的问题,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是迄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些潜力将不断开发出来,改革就是干这个用的,也许一些西方人愿意我们懈怠,指望中国的改革走上他们指引的邪路,变成与发展经济没有关系的瞎折腾。但中国不会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路线中国不会改,30多年的改革反复历练了我们的这一定力。

  如今全世界都在预期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超过美国,中国社会没有正式接受这个目标,但我们普遍相信,只要中国正常完成国家现有发展计划,GDP总量超美将顺理成章实现。我们不认为这需要付出什么额外的努力。

  我们看不到这一格局逆转的任何理由,也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国,其意义就是无限的。中国面临的竞争将有更多的深度和维度,如果总量就能代表一切,那么中国崛起也未免太容易了。

  如今一些印度人也在与中国比数字,宣称印度经济增速将超中国。一个经济总量目前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国家与我们比增速,这未免不太严肃。即使中印增速都是7%,中国的实际增量将是印度的五倍,两国的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中国还是应当信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看自己的问题,少吹自己的成绩。一些美国人可能主张相反的东西,从而刺激出争论。但在大多数时候,“由他们去”不失为中国人的正确态度。

来源时间:2015/3/10   发布时间:2015/3/10

旧文章ID:2495

责怪中国的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0

作者:K. WILLIAM WATSON  来源:卡托研究所

  导读:每个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都会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迎合特殊的利益。他们还会把美国的问题怪到外国威胁的头上。出于经济原因,中国成为了出奇受欢迎的靶子,责怪日本和墨西哥已经落伍了。

  So Begins the Contest to Blame China the Most


  Some things are an inevitable part of every election season. Without a doubt, every candidate running for President in 2016 will, for example, make unrealistic promises and pander to special interests. They will also just as surely try to blame America’s perceived problems on a foreign menace. For economic issues, China has become the overwhelming favorite as a target for these attacks now that blaming Japan and Mexico has gone out of style.

  In the 2012 election, the chief China-basher was Mitt Romney, who transformed himselfinto a mercantilist and promised to be tough on Chinese currency manipulation. Republicans running for Congress that year had a similar predisposition, and Pete Hoekstra certainly deserves an award for running the most tasteless anti-China ad. In 2014, it was the Democrats’ turn to blame China on the campaign trail for stealing American jobs.

  Now we’re getting a taste of how China bashing will play out in the 2016 election. According to Politico, Mike Huckabee has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menace in Iowa.

  He complained that American wages have been stagnant since Chinese trade agreements went into effec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People are working hard, and they have less to show for it,” he said. “We need to quit apologizing for being America, and we need to start making it so that Americans can prosper and not just so that the Chinese can buy Louis Vuitton and Gucci bags.”

  The comments came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about why the government has kept the embargo in place against Cuba, even as trade barriers with China have been lifted.

  “We have basically surrendered to the Chinese market,” Huckabee said. “We’ve not put the pressure on them.”

  Aside from pandering to xenophobia, these kinds of comments are distressing because they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vilify normal economic activity. Huckabee describes trade as “the Chinese” fighting a battle against the U.S. economy in pursuit of frivolous luxury.

  I suppose some rhetorical license should be granted to candidates who need to package their policies in a way that appeals to the most people. So maybe instead of “surrendered to the Chinese market,” Gov. Huckabee meant to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lowered taxes on American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And maybe instead of “Louis Vuitton and Gucci bags,” he meant clothes, food, and medicine.

  And maybe, just maybe, when he says “we need to start making it so that Americans can prosper,” he mea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ay out of the way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mmercial activity and stop protecting politically powerful industries from consumer demand for innovative and affordab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Maybe Mike Huckabee or some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will even remember that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in both major parties think that trade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查看原文,点击此处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677

美联储闭门会议如何议论中国?

0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今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了2009年的政策会议记录,其中显示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时代对中国经济的担心。

  文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主要有四部分内容:一、美国决策人虽然支持北京经济转型从依赖出口转向内需,但担心能否做到;二、美联储对中国2009年的刺激经济 一揽子计划(四万亿)“目瞪口呆”,但对迅速起到的效果鼓掌叫好,同时看到了问题;美联储不相信中国的数据;美联署明白中国投资巨额外汇于美国国债后的忐忑。

  报道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如中美这么重要而又如此纠缠不清。因此,政策制订者的公开声明总是听上去很甜蜜,但是——根据近期公布的美联储自2009年来的会议纪要——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这份总共1800页的报告于上周四得以公布,首次以文件的形式展示了在金融危机过后的美国经济转折时期中那些令人担心的争论,这场危机几乎摧毁了美国的经济。

""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

  这份美联储政策会议实录副本包含了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2009年中召开的11次会议,其中有8次是事先安排好的,3次则是计划之外的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每次政策会议后发布声明,宣布该委员会作出的政策决定,而三周以后有关每次政策会议的纪要则将对这些会议进行概括总结,但不会提及与会官员的姓名,也不会援引他们的言论。美联储在政策会议召开的五年以后则会发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实录副本,首次公布每一名与会官员在会议上发表的言论。

  政策会议的与会者包括美联储理事会的7成员、12家地方联储的主席以及美联储的高级职员。

  对美联储来说,今年这家“央行”可能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原因是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考虑一系列提案,这些提案将令美联储受到更多的国会监管的约束,或是美联储的结构会被重新调整。美联储公布的最新政策会议实录能让人知道,在该行试图找到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时,哪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哪些人的观点则是错误的,这反过来又可能对国会议员正在考虑的提案造成影响,使其对这些提案作出改动。

  从这些会议记录中可以管窥在华盛顿,美联储的成员们关起门来之后到底是如何谈论中国的。

  支持中国追求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却质疑其能力

  关于这一话题,问的最多的就是:北京能够经受住结构改革的冲击,以便从高度依赖出口转换为主要依靠内需的经济结构?

  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4月的会议中,明确表达过这一希望:“我们真正需要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多遍的那样,就是对全球的需求进行再平衡,以便美国能够获取足够的外部需求。”

  不过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们却还是担忧中国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欧洲和美国的复苏。

""

  中国GDP实际增长率

""

  投资、出口、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比例

  对2009年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感到惊讶

  2009年中国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人民币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美联储官员赞赏这一刺激政策富有成效,但也看到了其中的问题。

  根据2009年的会议记录显示,关于4万亿刺激政策,美联储经济学家希特认为:“依靠财政刺激手段和加快银行信贷,中国第二季度的GDP年化增长率达18.5%。同样惊人的是,本年度前六个月银行信贷的增长达到中国全年GDP的25%。”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洛克哈特回应称:“多年以前,人们总是担忧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破产。他们貌似就这样糊弄过去了。不过,中国通过投放如此大规模的直接借贷,所造成的银行系统潜在危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对此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希特的回答是:“我个人很难相信如此大规模的信用可以在前半年如此迅速地得以分配,至于能否足够有效地分配……所以我的感觉是,随着事情的进展,我们将得以看到过去那六个月会产生某些金融后果。”

  虽然希特有些担忧,不过他并非全然悲观:“然而,我感觉,中国官方还是有足够的资源在其银行体系中,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必然是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也并不必然是世界经济的首要问题。”

  美联储不相信中国的数据

  在2009年全年的会议记录中,美联储经济学家在引用中国数据时,总是不断重复免责声明。

  最有趣的一例就是4月28日-29日,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所讲的话。他那时刚从北京和上海回来,在中国他号称必不可少的“野蛮负责人”。

  谈到中国的统计数据,费舍尔大笑道:“我总是对他们报道数据的迅速感到惊讶。他们在季度结束之前就仿佛知道数据了。”

  伯南克倒是比较慎重:“中国大概比其他亚洲国家强些,不过也许并没有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强罢了。”

""

  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

  “马里斯畅游仙境”:中国对持有大规模美债很敏感,美联储认识到了这种敏感

  (Malice in Wonderland,Malice中文意思为恶意,此处修辞上借用了《爱丽丝畅游仙境》这本书的标题“Alice in Wonderland”——观察者网注)

  费舍尔在4月对中国的访问过程中,总是被中国人问道美债的问题。

  他说:“他们永远都在担心。在每场会议中,在总共40场会议中,他们没有一次不提到购买美债的问题,而且他们还怀疑债务到期后,我们能否及时偿还。”

  费舍尔还继续引用《中国日报》在4月20日一篇文章中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的一名前任总理曾暗示,购买美债“将会导致美元贬值”,并引发“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费舍尔又继续大笑:“这真是个欢乐的地方。我基本上准备把上述暗示加上‘马里斯畅游仙境’的字幕。”

  观察者网编译自金融时报网站、综合腾讯财经等报道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501

李巍: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

0

作者:李巍,张哲馨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

  【摘要】在1949之后的60年里,中美关系先后经历了战略敌对、战略合作和战略模糊三个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关系也随之加速走向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中国和美国在新时代的战略关系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围绕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三个方面展开。然而,由于“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竞争形式软化”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时代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而呈现出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雏形。其核心特点表现在:双方就权力、利益和尊严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也进行着全方位和大规模的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并尽力维护双边关系与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但是,中美两国要彻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型大国关系,还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继续发挥和强化这三大机制保和平、促合作的功能。中美战略关系在今后的演进趋势,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实践源泉,从而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大契机。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竞争、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式软化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哲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运行特征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great powers)来定义,理解大国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前提。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成了国际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中国已经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大国之一,并且这一崛起进程仍在持续当中。中国成为国际主要角色对国际体系构成持久而重大的冲击,其核心表现就是,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守成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strategic relationship),正在重新界定着整个国际体系的基本运行特征。因此,要想理解21世纪的国际关系,必须首先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基本内涵;同时,理解中美战略关系所呈现的一些新型特质,也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

  本文指出,现今的中美关系已经逐渐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一方面,两国在宏观战略层次上展开激烈竞争,具体表现为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全方位争夺;另一方面,两国又在微观技术层次上进行着十分丰富的合作,双方极力避免战争和全面对抗。这种激烈竞争与深度合作并存的大国关系既与以往的中美战略关系大为不同,也迥异于国际关系史上的其他大国关系。如果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和民间力量能够深入理解这种关系,并在政策上有意识地进行有效管控和有利引导,中美两国有可能超越“霸权争夺终不免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从而为国际关系的多彩实践贡献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形态。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和研判,正在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主要增长点,尤其给中国学者全面登上国际学术舞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演进

  所谓战略关系,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宏观和总体的关系形态,特别是体现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它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除非出现重大的外来与内在的危机和变化;二是具有较强的主导性,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控制着国家之间在具体问题领域中的其他关系。分析大国战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前提。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既是全球实力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环境塑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国根据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内政治运作主动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1949年以来,在上述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巨大冲击。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主导思想的历次调整,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中美战略敌对关系(strategic confrontation)。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经历了大约20年的战略敌对,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中美战略敌对关系加剧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并且直接形塑了当时的亚太区域格局。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也并非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而是从属于美苏冷战对峙关系,因此,中美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下,都比较缺乏可选择的政策空间。[①]

  此时也正是西方基于权力政治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对当时国际关系特征的理解。[②]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伟大领袖的个人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判断国际关系的唯一认识来源,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斗争哲学支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第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strategic cooperation)。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这种演变既是两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大胆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当时国际结构和安全环境变动的产物。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着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这使得尼克松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各自的意识形态成见,停止敌对而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美国也因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产生一种理想主义期许,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样板。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使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重组刺激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不仅如此,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改革以及中国开始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也给西方以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国际制度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重要佐证。中国的外交思想则完成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新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由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

  第三,中美战略模糊关系(strategic ambiguity)。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崩溃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③]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进一步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中美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双边关系也是动荡起伏,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④]一方面,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比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联盟炸馆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要体现;[⑤]另一方面,中美在经贸往来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而且中国正努力融入以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并不谋求推翻原有的国际秩序。[⑥]尤为关键的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⑦]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世界呈现出单极化的趋势,[⑧]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不与美国正面竞争,而美国也在“接触”抑或“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系形态,不少战略家对中美做出“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治理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亮点。这些理论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呼吁通过各国积极合作来塑造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⑨]中国则在各种国际压力之下,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不动摇。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中国语境下的“韬光养晦”为发展中大国审慎运用对外权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而取得迅速长远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ion)。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⑩]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的主要障碍;[11]另一方面,双方仍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扩大,中美目前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双方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力求在竞争中维持并增强合作。

  这种既为战略竞争者又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特质,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12]目前,还没有既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这种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无疑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13]

  二、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根本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两国开始大规模调整对彼此的战略。就实力结构而言,中国快速崛起而美国处于持续相对衰落之中,双方虽然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实力差距,但总体上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令双方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互相视为竞争对手。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崛起,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后称战略“再平衡”),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强力介入亚太事务,其对华政策也日益严厉,希望通过施加战略压力,将中国的崛起进程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中国也被认为变得日益“坚决自信”(assertive),在领土争端、区域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表现得更加奋发有为(pro-active)。[14]中国开始通过更加主动的对外行为寻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可以说,美国的“战略转向”(pivot)和中国的“奋发有为”已成为双方战略竞争关系的最集中体现。

  (一) 中美实力结构的变化

  美国作为冷战的最终赢家,之后又引领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其综合实力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美国战略界普遍对“美国第一(American supremacy)”充满自信,认为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15]然而,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的实力地位呈逐渐动摇趋势,而中国方面则出现较大提升,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实力地位的动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16]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即美国的核武器(军事力量)、跨国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量。[17]这次发生在世界金融体系核心地带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这次危机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同时,以放任自由、放松管制为核心的美式金融理念广受批评,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转变理念,开始强调对国际金融活动加强监管。

  第二,美国债务危机约束了美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投入。金融危机余波不断,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上升,国债余额一再触及法定债务上限,甚至导致2013年10月长达16天的政府关门。奥巴马政府被迫大规模削减包括军事费用在内的政府开支。有学者明确指出,“持续增长的赤字和堆积如山的债务正在对美国的国防开支构成巨大的压力”,“这将迫使美国进行战略上的收缩”,[18]甚至放弃一些相当重要的外交目标。[19]例如,为了处理两党债务纷争,奥巴马总统已连续两年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令众多亚太盟友和伙伴国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诚意和能力提出质疑。甚至奥巴马本人也遗憾地表示,受2013年政府关门影响而没能参加APEC峰会和推进贸易谈判是“丧失良机”。[20]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硬实力”之外,美国所长期引以为豪的“软实力”也遭到削弱。首先,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没有实现美国预定的战略目标,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国际信誉。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至今未能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而伊拉克战争更是自一开始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随着伊拉克政权日益面临崩溃的危险,国际社会更是高度怀疑美国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能力。

  其次,美国国内频繁出现的政治僵局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的质疑。美国民主制度曾以其可实现制衡功能的设计而备受推崇,被认为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而今天美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则是政府系统无法推进、执行连贯和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国家的重大挑战。曾经对美国民主非常自信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中哀叹,美国的多元主义正在导致民主制度走向衰败(decay),首先表现为政府施政效率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继之则是经济发展放缓、社会动荡加剧和国际地位弱化。[21]2012年关于提高国债上限的博弈以及2013年的财政斗争都是这种政治僵局的戏剧性例子。[22]对此,有学者认为,美国要搞好外交政策首先要处理好美国的内政,特别是恢复国内的政治领导能力。[23]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综合实力近年来不断加快追赶美国的步伐,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机构预测中国至迟在未来10到15年内将超越美国。中国的货物贸易在2013年跃居全球首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也直逼美国(见表一)。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仅是7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仅仅五年后,中国已是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仅是76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尽管之后美国制造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归”,但随着中国科技研发能力上升和经济不断转型,中国有望继续巩固产业优势并不断扩大到其他经济部门。[24]

  在军事领域,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费开支都迅速提升。中国国防开支按201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2001年的45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714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1%,军事开支占全球百分比从2001年的3.3%上升到2013年的10.8%,虽然同美国仍有巨大差距,但这一差距正迅速缩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05至2013年中国的陆军力量包括军队人数有所收缩,但海军和空军力量,特别是舰艇数量及战斗机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上升。[25]据美国环球军力网(Global Firepower)最新统计,即便不考虑核武器因素,中国军事实力也正在迅速接近排名一、二位的美俄两国,将排名第四的印度远远抛在后面。[26]

  不但如此,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通过“中国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其日益增强的软实力。在发展模式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羡慕中国的发展经验,西方国家也感到其“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所谓“北京共识”的挑战。[27]甚至有学者称,中国模式的日益成功,不仅反衬出“华盛顿共识”的衰落,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南北关系,甚至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结成比上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上缔结的联盟更牢固、更有发展潜力的“新万隆联盟”。[28]而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对外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29]

  表一、中美综合实力主要指标对比(2001-2013年),按当年美元名义汇率计算


中国

美国

GDP占世界百分比

贸易额占世界百分比

军事开支占全球百分比

年专利申请数量(万)

排名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GDP占世界百分比

贸易额占世界百分比

军事开支占全球百分比

年专利申请数量(万)

排名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2001

4.0

7.8

3.3

3.0

12

32.4

31.9

37.3

17.8

184

2002

4.3

9.0

4.0

4.0

13

32.3

30.3

44.9

18.4

198

2003

4.3

10.5

3.6

5.7

12

30.1

27.9

43.4

18.9

192

2004

4.5

11.7

3.9

6.6

16

28.6

26.5

44.9

19.0

189

2005

4.9

11.3

4.1

9.3

18

28.2

26.1

45.0

20.8

175

2006

5.4

12.1

4.7

12.2

23

27.6

25.1

43.8

22.2

170

2007

6.2

12.9

5.4

15.3

30

25.5

23.6

41.6

24.1

162

2008

7.3

13.1

6.3

19.5

35

23.6

22.5

42.4

23.2

153

2009

8.5

15.7

7.3

22.9

43

24.5

22.2

43.7

22.5

140

2010

9.2

17.6

7.6

29.3

54

23.2

22.1

42.8

24.2

140

2011

10.3

18.2

8.5

41.6

69

21.8

18.7

40.9

24.8

133

2012

11.3

19.3

9.6

53.5

79

22.3

22.1

39.0

26.9

132

2013

12.3

20.4

10.8

82.5

95

22.4

21.9

36.6

28.8

132

  资料来源:GDP数据源自世界银行;贸易额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数据源自世界贸易组织及美国国家统计局;军事开支数据源自斯特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专利申请数量源自世界银行;排名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源自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其中“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表格为作者自制。

  总之,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综合实力各项指标上正全面快速追赶美国,使美国各界感到愈来愈大的压力。

  (二)中美战略方向的调整

  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之时,以2010年为分水岭,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30]2011年11月美国“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之后更名为“亚洲再平衡(Rebalancing to Asia)”战略——的正式出台,标志着美国已公然将制衡中国作为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首要方向。该战略主要涵盖三个层面:

  第一,在外交上重新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强化与亚太的盟友关系。同小布什本人在任八年仅有五次访问除中国外的东亚国家相比,奥巴马总统在不到六年时间里已七次访问这一地区,包括连续两年参加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其他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的访问也更加频繁。2012年以来,中国在南海与菲律宾和越南、在东海与日本发生了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针对这些争端,美国口头表态不选边战队,但实际上却支持中国的对手。这些均表明,美国开始重新重视亚太地区,以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地区影响力。

  第二,积极建立旨在防范中国的地区军事安全网络。虽然美国在全球层面呈战略收缩态势,但在亚太地区,美国不断加强军事部署,如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以及计划在2020年前将60%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等等;同时,奥巴马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军事合作和战略安排,进一步加深与日、韩等同盟国、与新加坡等战略伙伴国以及与印尼、越南等“潜在伙伴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不断强化在亚太安全议题上的领导权。

  第三,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重塑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体系。TPP是奥巴马执政以来国际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试图通过TPP实现其在亚太的多重战略目标:通过重建对美国有利而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31]邀请部分东盟国家参与以间接消解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凝聚力;通过经济合作强化其亚太盟友体系,巩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权力格局;对东亚地区互补性垂直型的生产网络进行切割,同时强化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从而确保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军事和经贸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并互为促进,根本目标在于制衡中国快速崛起,确保美国的全球以及地区领导权。

  从中国方面来讲,正逐渐放弃被动的韬光养晦,变得更加“奋发有为”。首先,中国开始奉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并不断进行外交理念的创新,以此化解来自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压力:一是提出并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尽量维持中美大局稳定,避免两国陷入冲突或对抗;二是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大力巩固和提升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深入推进地区合作,营造一个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三是深化同欧盟在安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构建双方“利益共同体”;四是加强与非洲及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并积极推动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团结协作。[32]

  其次,更加坚决地维护主权领土权益和自信地展示军事实力。中国在周边领土和岛礁争端中态度更加坚决,手段更加有效。无论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还是同菲律宾在黄岩岛及仁爱礁海域的对峙当中,中国都无惧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恫吓,坚决捍卫主权和正当权益。同时,中国也不吝展示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近年来,中国接连不断地推出新型导弹、潜艇、深海探测和卫星导航等技术,特别是2012年“辽宁号”航母下水,给美国及全球战略界以巨大冲击,甚至有人以“中国龙的新牙”来形容。[33]

  再次,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中更加积极,进一步通过经济力量来实现各种国际目标。一是开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按乐观预计,人民币未来十年将发展成一种与欧元、美元并驾齐驱的主要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快速崛起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寻求更大利益的一个突出标志。二是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它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欧美日传统经济伙伴之外,扩大与周边国际的深度合作,进而寻找经济增长的国际新动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通过谋求共同经济发展来稳定周边地缘环境,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略,是之前“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34]三是一改之前在自由贸易区战略上的保守姿态,明显加快了区域贸易协定(FTA)的战略布局,以足够的定力和决心搭建自己的自贸协定网络,特别是加快了与中韩、中澳FTA谈判的步伐,防止由美国自贸区发展带来的转移效应。[35]

  最后,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中正在改变被动融入者的角色,积极进行“改制”和“建制”的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内容便是融入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中国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国际秩序的“现状国家”而非“修正主义国家”。[36]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努力推动既有制度体系的改革,包括推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如此,中国还展现了其“建制”努力,突出体现为中国在金砖机制框架下积极支持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在东亚10+3的框架下积极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同时积极主导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之,中国正在以强有力的姿态参与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37]

  综上所述,基于新的实力关系格局,中美两国都在进行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以适应战略竞争的时代格局,在调整过程中,中美关系逐渐进入到一个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时刻”。[38]

  三、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型特质

  在中美实力结构对比发生重大改变以及双方进行系统的战略调整这两大因素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从之前的模糊不定转向一个日益清晰的新图景,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作为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中美在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战略竞争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形态,而与以往大国关系形态有着关键的不同,这给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重大契机。

  (一)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类型

  自从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孕育出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以来,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史不断上演大国兴衰、和战交替的悲喜剧,也为学术界研究大国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39]所谓大国,通常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因地缘、实力甚至宗教等原因而能够对国际事务产生显著影响。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大国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其数量一般仅在3至5个左右,因此,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可观察性。总体而言,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战争敌对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及冷战对峙关系。[40]理论来源于实践,历史上存在的这三种基本的大国关系形态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事实来源。

  所谓战争敌对关系,指大国之间时刻准备战争并且不时爆发战争,双方总体上处于一种长期敌对状态。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就是这种关系形态的典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欧洲最重要的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不断扩军备战,并进行复杂的结盟活动,两国间先后爆发7次大规模战争,,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直至拿破仑彻底战败方宣告结束。[41]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更是当时主要大国之间战略敌对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国战争是大国敌对关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往往直接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从而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转折点。

  欧洲大国冲突与战争的漫长历史,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在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三个思想巨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权力政治、制衡理论、结盟理论、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等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现实主义的悲观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历史上大国敌对关系的悲剧性实践。

  所谓战略合作关系,指大国之间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行为,以应对更加严峻的战略威胁或者维持既有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这种关系形态的典型代表,就是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后建立在维也纳体系之上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即当时的主要大国——英国、沙俄和奥匈帝国——以战略合作的方式维持欧洲秩序。[42]这一战略关系形态使整个欧洲和世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基本和平,与18世纪的大国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这一基本命题。这种战略合作关系随着德国统一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而最终走向瓦解。[43]此外,20世纪上半叶,英美联合应对德国两次战争所带来的挑战,也是大国战略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将欧盟视为一个统一的战略行为体,当前的美欧关系也属于这种形态。

  大国战略合作的实践,促成了后来以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制度和平论、集体安全论等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民主和平论与贸易和平论者认为,美欧大国关系的实践表明,共享的民主制度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集体安全论者也认为,“欧洲协调”表明大国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的方式维护整个体系的和平。至今仍有不少全球治理理论仍将“欧洲协调”视为最早有效的安全治理模式。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存在为自由主义者保持乐观提供了理由。

  所谓冷战对峙关系,指大国之间采取彼此敌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攻击、经济上进行制裁和封锁,政治上追求结盟对抗和暗中破坏,甚至在军事上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打击对方,但双方又在主观意愿上极力避免直接的恶性冲突,并且事实上也成功避免了战争的爆发。[44]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为国际关系史贡献了冷战对峙这一大国关系的典型。使美苏之间的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形成了“核恐怖平衡”。[45]这意味着,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在二战之后对大国战略关系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苏冷战对峙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均势理论、威慑理论等众多新的理论成果都是在这一关系形态的实践基础上诞生的。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使得悲观的现实主义开始严肃考虑大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大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也是有望实现的,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

  由上可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随着大国关系形态变化而出现,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将促使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

  通过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类型进行梳理和归纳,人们会发现,当前正在逐渐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上述三种大国关系形态有着本质区别,而呈现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这种新型模式要求学术界创造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新范式。

  首先,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是敌对战争关系。中美两国都认为相互间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冲突是不可接受的,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在两国国内具有广泛的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14字方针,首要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关系并没有发展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悲剧”,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向这种趋势变化的明显迹象。这使得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中美必将走向全面冲突的悲观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经验的佐证。[46]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也不是冷战对峙关系。中国没有试图发起针对美国的结盟对抗运动,[47]没有对与自身截然不同的美国模式(包括意识形态)进行尖锐攻击,两国在经济上并非相互封闭隔绝,而是水乳交融;美国虽然加强了与亚太盟国的合作,但并不鼓励盟国与中国进行持久对抗,,美国并没有坚定地采取对华遏制政策,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也多为象征性的。[48]中国不谋求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秩序,而美国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在既有体系中追求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总之,中美仍然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下依照大致相同的基本规则行事。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和民主和平论者在解释中美大国关系时都存在着严重不足。

  最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包括意识形态分歧、安全利益差异以及经贸方面愈加激烈的摩擦。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合作性利益也难以压倒双方的诸多分歧:其一,美国尚难接受中国与美国在平等基础上联手共治,从而像当初的“欧洲协调”一样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格局,而中国也无意担任美国维持世界既有秩序的“小伙伴”;其二,中美之间缺乏一种更加紧要的外部战略威胁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也不可能像当初的美英关系和现今的美欧关系一样,双方结成亲密的合作伙伴。这使得关于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也难以完全说明中美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当前中美之间一方面具有广泛深入的双边合作和交流,同时对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协调与不同程度的配合;另一方面,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或领土殖民,而更多是在国际事务中以总体和平方式加强竞争。这是一种“自己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的洛克式文化逻辑。[49]总体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

  第一,权力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在权力地位的竞争上,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全球诸多事务中的实际领导力和控制力,捍卫美国的霸权地位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50]而中国希望获得与自身实力增长相匹配的国际权力地位,特别是在亚太区域事务和国际经济事务中,中国希望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在亚太区域事务中,中国相信亚洲人的事务终将由亚洲人自己解决,[51]美国则极力保持对亚太事务的强力介入,双方在亚太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角逐;[52]在国际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金融事务中,中国希望能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而美国则避免这种改革威胁自身权力地位。

  第二,利益争夺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法则。在物质利益的竞争上,美国希望国际规则制定能更多反映美国利益,在现实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大份额的财富分配,希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依然占据顶端,同时能够保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了更大的利益诉求,如希望逐步终结美元的霸权地位,因为美元的主导国际货币地位是美国能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超额利益分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还不断追求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空间,以及对关键产品的定价权,等等。[53]

  第三,尊严维护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除了权力和利益诉求之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还有捍卫尊严、赢得尊重的精神诉求,包括对自身价值观念和宗教文化的保护和捍卫。[54]。在荣誉尊严竞争上,美国担任世界领导者不单出自对权力的欲望,也基于对大国荣誉的渴求,美国希望成为世界的“灯塔”,因此不惜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国家,则希望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国际体系中受人尊敬的大国和强国,中国希望走独立自主而非依附性的国家发展道路。2013 年5 月,习近平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所诠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内容就是“相互尊重”。中国的历史耻辱感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追求更多的尊严和尊重提供不竭的动力,成为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特征的重要切入点。[55]

  概言之,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两国将保持一种既为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积极争夺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又在微观层次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二者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质。这种高度复杂微妙的关系形态令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显得捉襟见肘。

  四、中美新型关系的驱动机制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态正在成为塑造世界格局基本走向和国际体系运行特征的核心动力。[56]理解中美新型战略关系所凸显出的新特点及背后的逻辑,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正处于理论创新“焦虑”中的中国学界尤其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57]

  中美关系之所以形成新型战略竞争态势,而非陷入随时可能发生热战或冷战的战略敌对,主要是因为当今塑造大国关系的三大机制正在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阻止了中美战略关系滑向以冲突与零和博弈为基本特征的“修昔底德陷阱”。

  (一)“战争恐怖平衡”(balanceof war terror)机制

  二战以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直接遏阻了一场热战在两国之间爆发,从而为国际关系史贡献出冷战这一特殊的大国关系形态。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为全面的“战争恐怖平衡”,即大国之间不仅仅恐惧“核战争”,而且对一般性的战争都产生了恐惧,更不用说大国战争了。

  首先,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58]在战争高科技化的今天,战争愈加体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估算,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便高达3万亿美元。[59]不仅要看经济成本,随着政治民主化逐渐深入人心,发动一场战争还将带来高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成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政治家在进行战争动员时都比以往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次,以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变得日益困难。过去,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领土兼并和财富掠夺,而今天,由于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领土兼并已经难以实现,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方式特别是科技进步和贸易开放,更加有效地完成财富增长的目标。[60]因此,战争已非国家实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动两场战争并很快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并未获得十分显著的政治和安全上的收益,相反,美国至今仍然深陷“战争后时代”的泥潭之中,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对于战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从中国方面看,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冲突,包括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和周边领土争端,这既有对战争成本的担心,也有对战争有效性的考虑。

  由于认识到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成本高昂且难有赢家,中美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存在着一种“战争恐怖平衡”,双方均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战争在两国之间发生,。不仅如此,美国甚至经常约束盟友,使之不要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两国绝不可发生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有着极为清晰而坚定的认知。对战争的厌恶或者恐惧,使得中美都只能选择战争之外的方式来解决两国矛盾。国际体系中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减少,战争已不必是“大国之间政治的延续”,这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基础提出了新的挑战。[61]

  (二)“复合相互依赖”机制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但他们当时的分析视角更多集中于美欧关系。[62]如今,这种复合相互依赖不仅在美欧等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发挥作用,而且开始对中美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层次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像两个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必须按照相同的节奏转动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关系形态有效抑制了中美竞争行为向恶化发展。

  首先,“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这是当今中美关系与当初美苏关系的根本区别之一。冷战时期,美苏除了在确保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几乎处于两个完全独立而相互对立的体系。今天,中美之间的“齿轮咬合”使得双方必须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既表现在双边层面上,也表现在全球层面。

  双边层次上,中美高度的相互依赖使彼此都相信能从对方的繁荣、和平与稳定中受益。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努力,而不是“落井下石”借机破坏,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样,美国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发展而非动荡不安的中国。

  在全球层次,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与一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面临着众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它对强有力的合作产生巨大需求。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美两国都有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特别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需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美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持有共同的目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美都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环境安全的内在动力。此外,两国在防止跨国疾病、打击共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不单是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它之所以能够对国际关系形成持久影响,还在于它消弭了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理性算计。[63]因为大量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理性的观察者都很难判断究竟哪个国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获益更多。这会使那些即便极力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也很难采取行动破坏相互依赖的体系。具体到中美关系中,我们的确很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复合相互依赖进程来判断,究竟美国获益更多还是中国获益更多。

  其次,“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增加了中美冲突的成本,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伤人一千、自损五百”等中国俗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从而有望将任何潜在的重大冲突都遏制在萌芽状态。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它体现在政治安全、生产链条、经贸流通、金融网络、生态环境、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若割断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还将危及全球许多国家的正常生存。不仅如此,复合相互依赖虽不能消除依赖方的矛盾和冲突,但可以防止它们“撕破脸”,并使对方因为投鼠忌器而难以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打击对方。

  最后,“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美都必须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使得规则和制度须臾不可缺少,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在于它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从而增加了承诺的可信性。复合相互依赖一方面确保中美始终处于同一制度体系之下,而不像当年美苏那样主导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又约束着中美对彼此的行为,使其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例如,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多个方面已经建立了上百个交流合作机制,不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还在日常交流中不断促进双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认知。有学者认为,这些交流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64]

  (三)“竞争形式软化”机制

  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三大驱动力——对权力、财富和尊严的竞争——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年代,都已经改变了形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是决定权力地位、财富分配和荣誉尊严的主要方式,而在创新致胜时代,国家更愿意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来谋求权力、财富和尊严,大国竞争的方式已经由以战争为终极表现形式的“硬竞争”转化为以创新力比拼为根本表现形式的“软竞争”。

  第一,对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科技竞争成为国家争夺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往往在国内体现为对暴力的垄断,在国际层面则体现为拥有及使用暴力的强大能力与优势地位。然而,科技的不断进步改变了权力的获取方式,使得国家更愿意通过谋求科技优势来获取权力,当代大国均倾向于凭借技术垄断而非强力攻击对方来增强权力地位。

  第二,科技和制度创新导致全球财富总量迅速提高,改变了国际财富分配的零和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财富的增量很小,。如何分配固有的财富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仅如此,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人力和资源投入,因此,对人口、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成为国际战争的核心动力,无论远古的部落战争,还是封建时代的兼并与掠夺战争,抑或近代的殖民战争和民族战争,都反映着财富争夺的根本诉求。即便是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也被认为是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行财富掠夺之实。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日益成为财富增长的首要来源,从而改变了财富获得及在国家间分配的机制。[65]一方面,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更有效地增加自身财富,而掠夺性战争则显得愈加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科技和制度创新也削弱了人类创造财富时对人力、资源和土地的依赖,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围绕土地、资源等展开的零和竞争压力,也削弱了国家对于领土、人口、资源等传统要素的偏好。[66]总之,科技创新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摆脱为了因为财富争夺所产生的零和博弈。

  第三,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获得荣誉尊严的关键手段。在国际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些黩武好战的强权国家,而是拥有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和更加公平高效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国家。

  总之,过去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发展使大国竞争的形式不断“软化”,以创新力为核心的科技和制度竞争正在取代以军备为核心的武力竞争,为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围绕权力、财富和尊严进行的零和博弈乃至恶性冲突创造了新的契机。

  无论热战还是冷战,历史上大国之间总体都呈冲突和敌对关系。然而,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竞争形式软化”这三大机制的驱动下,中美关系有可能逐步减少甚至突破现实主义者所称的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两国展现出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简言之,“战争恐怖平衡”使双方害怕恶性冲突,“复合相互依赖”机制使双方不愿发生恶性冲突,而“竞争形式软化”机制使双方国不需要发生恶性冲突。

  尽管如此,“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命题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仍难根除,中美若想共同塑造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还需要双方战略决策者不断努力,对这种和平竞争的关系进行有效管控和有利引导。从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到2012年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一直向世界展示努力打破传统上大国对抗冲突逻辑的良好意愿,积极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进而破除“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相似地,美国也并没有对华采取二战后对苏政策那样的强力遏制政策,而是对中国的不断崛起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接纳和审慎乐观。未来,随着双方对各自的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进行更加灵活有力的调整,中美有望逐渐适应对方的新角色并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展开越来越多的良性竞争。

  结语

  与小国只能被动适应国际体系结构相比,大国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和行为能力而具有更多的空间来主动塑造国际体系,因此,大国一直是历史和理论的书写者。

  由于实力结构改变及双方的战略调整,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即从之前的战略模糊关系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然而,由于“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竞争形式软化”这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并没有演变为传统上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敌对关系,而是在竞争中伴随着大量合作行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就是,双方一方面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另一方面又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虽然中美战略关系呈现出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特质,但它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自动进入到一个和谐的关系形态。中美两国要彻底超越历史,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和平竞争关系,根本在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继续发挥和强化上述三大机制保和平、促合作的功能。这种实践上的不确定性的确也给观察者的理论创造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带来无穷的发展空间。社会科学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主观行为可以塑造规律。中美基于战略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进行范式的重大创新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国首次成为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这也给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500

张昕:中美俄三大「丝路」计划

0

作者:张昕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时间,以这两个概念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全面开花的区域和国际经济战略,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

  近日被频繁使用的「丝绸之路」概念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概念,也不仅仅是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概念。就与该概念目前关联最密切的区域能源合作而言,「新丝绸之路」和诸如「欧亚」等概念,作为空间和政治经济上的边界,也随着能源技术、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周边国家本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包括中国在内,动用或者接受「丝绸之路」话语的国家都要做好准备,对上述概念保持一定的开放程度,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上述概念在空间和政治边界上的界定。

  具体而言,随着「丝绸之路」和欧亚概念在近年的兴起,至少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大国都提出了三套不同的地区发展方案。美国在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俄罗斯在2012年全面提出「欧亚联盟」,中国最近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外至少还有土耳其、韩国、哈萨克斯坦等次级力量从各自立场出发,积极动用了「丝绸之路」话语。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重心落在打通从印度开始由南往北的通道上,促进从南亚经阿富汗到中亚的经济走廊建设和地区发展。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相比,2011年美国版「新丝绸之路」动议的提出非常仓促,主要是为了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前提下,为该地区提供一个正面话语,这种心态导致美方没有很好评估政治意图背后的经济利益。

  美国「新丝路」计划排斥中俄

  目前美国和盟友资源有限,所以希望与新丝绸之路有关的新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财政独立,并且主要由私营部门驱动,而现实中间美国企业不愿意承担进入该地区的风险。美国在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又坚持排除中俄。对于中亚国家,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更多的是将该地区经济重新导向美国的新盟友印度,而削弱和俄中的关系。但是相应的具体政策都没有得以有效实施: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但是现实项目基本停止,或者根本没有开始。而且,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已有建设成就也没有说服力,使美国「新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对美国是否有足够坚定的决心和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推进此计划产生质疑。因此虽然其提出时间早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但实效有限而且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这些因素都导致美国版本的新丝绸之路已经很难起到最初预期的效果。

  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项目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项目,和此前提出的关税同盟和欧亚共同经济空间一样,都带有明确的在政治上整合前苏联空间的意图,而欧亚联盟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项目。在中国提出自己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之后,俄罗斯会越来越多地使用「选择性一体化」策略:深化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增加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影响,土库曼斯坦则被忽略——只要它保持稳定和中立,俄则将在中亚有称霸野心的乌兹别克斯坦视为最大问题。

  欧亚联盟本质是政治项目

  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过程,最有可能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主权被逐渐吞噬。对俄倡导的多个一体化项目,中亚国家态度不同且不清楚,导致没有合力,美国也不愿意与这些由俄主导的项目和组织直接对话。俄主导的这些一体化项目对外也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考虑到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贸易中的份额已经超过俄罗斯,使得未来可能加入欧亚联盟的国家的态度都不积极。去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事件和近期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经济呈现危机前兆等变化,都可能会让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目前追求的欧亚空间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产生更多质疑。但同时,近期俄罗斯面对经济制裁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又给欧亚空间内其他国家与其谈判的筹码,同时给中期内加快欧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高的政治必要性。

  中国「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原有的经济模式遭遇瓶颈,国内结构需求发展到某个阶段需要对外施展,进一步持续发展需要新动力,国内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也需要借助对外发展来调整,「一路一带」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诚然,高铁等技术突破会为「一路一带」建设提供硬件上的可能性,但本质上还是国内整体局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一路一带」的提出。「一路一带」的提出也可视为中国外交话语权的主动出击,这与新领导层重视主场外交和议程设定权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事实上,「一路一带」的现有内容有不少过去已有的政策主张,比如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能源管线建设、与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与中亚前苏联地区的农牧业合作、跨欧亚的交通带建设等。这些政策主张本和「一路一带」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在近几年已经得到推行,只是如今要推动「一路一带」建设,便把这些既存政策主张再次纳入「一路一带」的战略规划中来。

  中国版丝路计划集中在经济发展

  在中俄美三个大国提出的地区性发展动议里,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具体,也是类似宏大计划中唯一一个全面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并且有具体内容的计划。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已经承诺的具体资金投入,也使得她提出的经济带最具有实质意义。和其他的类似计划相比,中国主导的经济项目超越了关于内政事务、国内改革或者博取政治影响的话语;和俄罗斯相比,中国不要求中亚国家绑定某些贸易政策或者寻求贸易交易背后的政治结果;和美国相比,中国不要求中亚领导人同意国家内部改革的时间表。而且,总体上,中国投资者和西方投资者有很大不同,后者受制于本地法律、环境保护和避税的诸多丑闻,并且不同意帮助当地政府实现经济多元化。因此,中国为「新丝绸之路」合作伙伴开出的条件(包括能源合作的条件)更能够被接受。同时,中国也将中亚各国一直在寻找的能源市场多元化转变为现实,因此以能源合作为主导之一的中国版丝绸之路,在该地区的多个宏大叙述中具备了足够的竞争优势。

 ""

  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图片展」

  还有就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中国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的,可能为「一路一带」计划实行融资的区域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就两者的性质和职能而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政府间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而「丝绸之路基金」是一个高规格的政府多边合作基金,其地理覆蓋范围更广,并允许民营资本的加入。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制度建设,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商讨阶段。其创新之处,一是在于中国可能会借鉴在国内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此外,中国可能会突破完全按照出资额或者资本比例来分配机构的控制权的惯例,即不严格按照股权和资金投入取得相应比例的投票权和控制权。这会使机构中各出资方的主要权利相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机构和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突破。这些内容目前在其他国家「丝绸之路」的构想中都没有出现。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过程中,保证投资效率会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当大量潜在投资是在投资周期漫长的公共品领域,而投资所在地又大多是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较高的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下。另一个难题是如何避免中国成为这些金融机制实际的控制者。不管是在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还是在丝路基金中,中国毫无疑问都是最大的出资方。若将视线转向美国,会发现美国正是凭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的股份获得实际的否决权或者主导权,造成对小国的不公平。因此,中国需要避免重蹈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覆辙,避免对「一路一带」金融机制的绝对控制,违背共同发展的原则。同时,中国也需要规避所占股份份额多所致的大份额的风险,面对这一挑战需要高度的政治和经济智慧。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499

预算问题成堆,共和党内乱不休

0

作者:ASHLEY PARK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约翰·A·博纳正在艰难地维持自己对党团已经非常微弱的控制力。"

Jabin Botsford/The New York Times

约翰·A·博纳正在艰难地维持自己对党团已经非常微弱的控制力。

  华盛顿——在今年的首个执政能力重大考验中,共和党人跌跌撞撞,摇摇欲坠,差点导致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停摆。

  而那次投票可能还算是比较容易的。

 

 ""
Doug Mills/TheNew York Times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她期待民主党人在面临其他争论时,能够团结一致。

""

 

Skip Peterson/Associated Press

俄亥俄州代顿,耗资5亿美元的I-75高速公路现代化工程二期在建的一段公路。公路信托基金是国会需要通过的预算措施之一。

  今年4月,为享有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病人提供治疗服务的医生,将面临收入大幅减少的问题。5月,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将枯竭。联邦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于6月特许期满。然后是10月,全盘开支削减举措将再次实施,政府将耗尽经费,财政部(Treasury)将达到借款上限。

  这些问题都需要国会采取行动解决,虽然两党代表过去常常不假思索地通过其中很多举措,但在国会中,再也不会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连在这里上洗手间的问题,我们都没办法弄到我方所需的218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查利·登特(Charlie Dent)说。“如何能在交通运输、贸易,或者无论什么问题上获得218票呢?我们或许还不如面对我们的政治现状,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

  他还表示,共和党领导团队“没有做好管理预期的工作,太多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共和党人凭借中期选举明确地夺回了权力,但这些胜利也掩盖了共和党内部的显著分歧。在有关国土安全部拨款问题的争执中,这种分歧分外明显,更多的保守派成员迫使众议院议长约翰·A·博纳(John A. Boehner)采取策略,不得不去争取民主党的投票以通过拨款法案。

  由于缺少六票,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没能阻止民主党使用拖延战术。博纳正在艰难地维持自己对党团已经非常微弱的控制力,有30几名议员一贯拒绝支持领导层的几乎所有计划。

  共和党的混乱状态,为国会的民主党人增添了力量,他们发现通过统一意见,他们能够行使少数党的重要权力,在上一届国会中,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曾这样做过,取得了良好效果。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期待民主党人在面临其他争论时,能够团结一致。“我们的优势部分在于:他们需要我们的投票才能通过某个举措,”她说。“而还有一部分在于,你们这么做是没有用的,因为总统会否决它,而我们将支持总统的否决决定。这使得总统具有影响力,也使我们具有影响力。”

  翻译:许欣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498

环球时报: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

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

  资料图:沈大伟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最近围绕“中国崩溃论”不断出现新的叫嚣,就在几天前,美《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甚至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做好准备。

  沈大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他曾经对中国体制做过一些“正面解读”,因而常被划入美国的“对华温和派学者”。近一段时间他开始激烈批评中国,成为美国学界动向的一个突出点。

  无论沈大伟是在做机会主义的新站队,还是这是他晚年对华认识变化的真实反映,这都将被证明是他学术研究的败笔。他对中国的研究缺少超越性的定力,他最终没能跳出西方价值观或政治规律对其研究的干扰,他变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西方舆论的眼球。

  如果美国的主流学者就是以这样过山车般的逻辑开展对华研究并引导美国舆论的话,那么将很令人失望。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美国学者对中国情况的资料占有很丰富,但他们的研究结论有很明显立场先行的迹象,并且高度意识形态化。

  沈大伟应当意识到,他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方法都有局限,他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始终隔着一层,这值得他本人高度警惕。如今全世界看好中国未来的人无疑在增多,第三世界相信中国道路的人尤其越来越普遍。即使在西方,愿意反思对中国认识的人也呈增加之势。他本人对中国的悲观在他周围的圈子里容易得到共鸣,但在世界上却是反常识的。

  对于自己的“中共末日论”,沈大伟给出五个理由,其中包括中国官场腐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自由派受到打击等等。它们大多是“中国崩溃论”老掉牙的论据,一些中国学者一时对沈大伟会去附和这些低俗的论述感到惊讶和困惑。

  沈大伟危言耸听的文章再给中国社会提了个醒:美国即使“温和的”学者都在盼着中国发生什么!那些保守的强硬派们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际舆论环境面临重重挑战,西方主流舆论的对华唱衰有可能增加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西方的防范既不可过头,但也决非是可有可无的。

  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这篇文章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和平崩溃”,一旦中共“陨落”,这个过程将是“长期、复杂、暴力的”。沈的这部分分析倒是流露出几许西方的“真心思”。西方从未想过中国将有“和平的民主过渡”,他们的目标只有“中国崩溃”,而从未考虑中国人的福祉。他们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同国家“崩溃”一起殉葬毫不在乎。

  沈大伟如果做“中国崩溃论”的先锋鼓吹者,他的学术结局一定是悲剧性的。他前后矛盾,情绪化,对耸人听闻结论的热衷明显高于对搜集新证据的热情。这已经涉及到了学术作风和操守,不简单是某一个学术结论的对错。

  绝大多数学者都生活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不刻意讨好这个环境是个永恒的考验。中国学界有这个问题,美国学界看来同样有。还是请沈大伟们自重并三思。

  延伸阅读:

  今年2月27日沈大伟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的演讲

  沈大伟2月27日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清楚。

  沈大伟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么说的。这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说,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争论从2008年就开始了,目前还在继续。

  他说,中国的国际定位危机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就是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出席20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在全球事务中进行调停斡旋,似乎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和网上民族主义者的强硬言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争议,以及中国在偏远的大陆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等。

  报道称,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展开更加积极的外交,中国似乎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从“亚洲新安全观”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外界认为中国在一步步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

  沈大伟说,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当然有相当的不满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要推翻整个体系。

  他说:“现在中国虽然资源还不是那么丰富,却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修正主义’姿态的中国。中国对二战后自由体系的不满也越来越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推翻整个自由体系。我是说,他们对部分体系比如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他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他们的确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甚至将其推翻。对于人权和其他社会体系,中国的表现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寻求将其剔除。对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他们则倾向于个案解决。”

  沈大伟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缺乏资源,中国选择了以务实的姿态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

  具体到美中关系上,沈大伟说,“韬光养晦”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有效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希望“冻结”美国。

  他说:“在我看来,中国在美中关系上采用的策略是战术性的。他们只是‘敷衍’或是‘冻结’美国。他们在全球或是亚太区域建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最佳希望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冻结’美国。”

  沈大伟强调,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管理好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好伙伴。

  2014年6月25日沈大伟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刊文

  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主宰地位是无可阻挡的,世界必须适应这个亚洲巨人作为一个——可能已是——全球性大国的事实。十年来,“中国崛起”的预言已小有规模,所有人都描绘了一幅中国成为21世纪主宰者的图景。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而且普遍存在——但却是错误的。

  记得不久前,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预言也曾出现过,即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加入大国精英俱乐部——但不久后日本陷入30年的停滞期,而且它一个(经济上的)单向度强国,并不具备大国特质所需的较为广泛的基础。因此,当提到当今中国时,持有一些清醒和质疑的态度是可取的。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远远超过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能力——在某些领域它已超过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他“中等强国”的能力。

  但能力并不是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历代社会科学家已确定一个更重要的实力指标,那就是影响力——驾驭局势和左右其他国家行动的能力。

  当然,各国利用自身实力去影响其他国家实力的行为和事态发展有各种方式:吸引、说服、拉拢、强迫、报偿、诱导、威胁或动用武力。

  当我们关注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和行为时,我们需要超越其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看问题,并提出质疑:中国真的正在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各领域国际事务的发展趋势么?简要的回答是:就算真的有,也并不多。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在极少的——如果真的有的话——领域,能够真正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设立全球标准和左右全球趋势。而且中国也没有尽力参与解决全球问题。中国是一个被动大国,它的反应表现是当爆发国际危机时回避挑战并躲藏起来。正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就是近来北京被动反应的绝好例子。

  此外,当仔细衡量中国的能力时,它们并不非常强大。很多指标仅是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中国有一句谚语:外硬内软。如果在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表面下进行挖掘,你会发现其普遍存在的一些弱点、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不牢固的根基。中国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

  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剖析:中国的国际外交、军事能力、文化存在、经济实力和国内因素,则五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地位。让我们逐一进行审视。

  从形式上看,中国外交的确已走向全球。尽管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且北京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外交活动领域,中国仅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表现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特征。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国集团及其他全球重要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重大国际峰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在这些场合和大量全球挑战问题上仍表现得非常消极和被动。中国并不是领导者。它未能重塑国际外交,推动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联盟并解决问题。

  中国军事能力是其作为一个不完全大国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区域性大国,而绝非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尚不具备向亚洲邻国以外的地区投放军力的能力,即便在亚洲地区,其军力投放能力仍非常有限。目前,根本无法确定中国能否在周边500海里内(如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投放军力,以及能否在冲突中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而获胜。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仗,现在中国的军队还未经受国战争的考验。

  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文化大国崛起效果如何?并不好。没有其他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暗示,也没有其他国家想要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其经济体制在其他地方也无法复制。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巨大努力和资源,试图打造自己的软实力并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仍是毁誉参半。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情况又如何?这是大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和领导者的一个方面——但中国的影响力比预想的要弱。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它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很弱。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其出口的通常是低端消费品;其产品的国际认知度极低;它仅有一小部分跨国公司在海外成功运营。

  衡量中国国内实力的其他标准还显示其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且不够正面。2014年,美国自由之家就各国新闻自由的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在197个国家中排名183位。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一直对中国在政治稳定与控制腐败、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程度和问责方面的评级偏低。

  这是当今中国的概貌。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个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WSJ,March 6, 2015)
  The endgame of communist rule in China has begun, and Xi Jinping’s ruthless measures are only bringing the country closer to a breaking point
  DAVID SHAMBAUGH
  This past Thursda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onvened in Beijing in what has become a familiar annual ritual. Some 3,000 "elected" delegate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ranging from colorfully clad ethnic minorities to urbane billionaires-will meet for a week to discuss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and to engage in the preten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me see this impressive gathering as a sign of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but it masks serious weaknesses. Chinese politics has always had a theatrical veneer, with staged events like the congress intended to project the power and stabi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CCP. Officials and citizens alike know t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conform to these rituals, participating cheerfully and parroting back official slogans. This behavior is known in Chinese as biaotai, "declaring where one stands," but it is little more than an act of symbolic compliance.
  Despite appearances,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is badly broken, and nobody knows it better than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China’s strongman leader, Xi Jinping , is hoping that a crackdown on dissent and corruption will shore up the party’s rule. He is determined to avoid becoming the Mikhail Gorbachev of China, presiding over the party’s collapse. But instead of being the antithesis of Mr. Gorbachev, Mr. Xi may well wind up having the same effect. His despotism is severely stressing China’s system and society-and bringing it closer to a breaking point.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s a risky business. Few Western experts forecas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it occurred in 1991; the CIA missed it entirely. The downfall of Eastern Europe’s communist states two years earlier was similarly scorned as the wishful thinking of anticommunists-until it happened. The post-Soviet "color revolutions" in Georgia, Ukraine and Kyrgyzstan from 2003 to 2005, as well as the 2011 Arab Spring uprisings, all burst forth unanticipated.
  China-watchers have been on high alert for telltale signs of regime decay and decline ever since the regime’s near-death experience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Since then, several seasoned Sinologists have risked their professional reputations by asserting that the collapse of CCP rule was inevitable. Others were more cautious-myself included. But times change in China, and so must our analyses.
  The endgame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has now begun, I believe, and it has progressed further than many think. We don’t know what the pathway from now until the end will look like, of course. It will probably be highly unstable and unsettled. But until the system begins to unravel in some obvious way, those inside of it will play along-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facade of stability.
  Communist rule in China is unlikely to end quietly. A single event is unlikely to trigger a peaceful implosion of the regime. Its demise is likely to be protracted, messy and violent. I wouldn’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Mr. Xi will be deposed in a power struggle or coup d’état. With his aggressiv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a focus of this week’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he is overplaying a weak hand and deeply aggravating key party, state,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constituencies.
  The Chinese have a proverb, waiying, neiruan-hard on the outside, soft on the inside. Mr. Xi is a genuinely tough ruler. He exudes conviction and personal confidence. But this hard personality belies a party and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extremely fragile on the inside.
  Consider five telling indications of the regime’s vulnerability and the party’s systemic weaknesses.
  First, China’s economic elites have one foot out the door, and they are ready to flee en masse if the system really begins to crumble. In 2014, Shanghai’s Hurun Research Institute, which studies China’s wealthy, found that 64% of the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whom it polled-393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were either emigrating or planning to do so. Rich Chinese are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abroad in record numbers (in itself, an indict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higher-education system).
  Just this week, the Journal reported, federal agents searched several Southern California locations that U.S. authorities allege are linked to "multimillion-dollar birth-tourism businesses that enabled thousands of Chinese women to travel here and return home with infants born as U.S. citizens." Wealthy Chinese are also buying property abroad at record levels and prices, and they are parking their financial assets overseas, often in well-shielded tax havens and shell companies.
  Meanwhile, Beijing is trying to extradite back to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alleged financial fugitives living abroad. When a country’s elites-many of them party members-flee in such large numbers, it is a telling sign of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regime and the country’s future.
  Second, since taking office in 2012, Mr. Xi has greatly intensified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that has blanketed China since 2009. The targets include the press, social media, film, arts and literature, religious groups, the Internet, intellectuals, Tibetans and Uighurs, dissidents, lawyers, NGOs,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extbooks.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nt a draconian order known as Document No. 9 down through the party hierarchy in 2013, ordering all units to ferret out any seeming endorsement of the West’s "universal values"-including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a free press and neoliberal economics.
  A more secure and confident government would not institute such a severe crackdown. It is a symptom of the party leadership’s deep anxiety and insecurity.
  Third, even many regime loyalists a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It is hard to miss the theater of false pretense that has permeate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for the past few years. Last summer, I was one of a handful of foreigners (and the only American) who attended a conference about the "China Dream," Mr. Xi’s signature concept, at a party-affiliated think tank in Beijing. We sat through two days of mind-numbing, nonstop presentations by two dozen party scholars-but their faces were frozen, their body language was wooden, and their boredom was palpable. They feigned compliance with the party and their leader’s latest mantra. But it was evident that the propaganda had lost its power, and the emperor had no clothes.
  In December, I was back in Beijing for a conference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the party’s highest institution of doctrinal instruction, and once again, the country’s top officials and foreign policy experts recited their stock slogans verbatim. During lunch one day, I went to the campus bookstore-always an important stop so that I can update myself on what China’s leading cadres are being taught. Tomes on the store’s shelves ranged from Lenin’s "Selected Works" to Condoleezza Rice’s memoirs, and a table at the entrance was piled high with copies of a pamphlet by Mr. Xi on his campaign to promote the "mass line"-that is, the party’s connection to the masses. "How is this selling?" I asked the clerk. "Oh, it’s not," she replied. "We give it away." The size of the stack suggested it was hardly a hot item.
  Fourth, the corruption that riddles the party-state and the military also pervades Chinese society as a whole. Mr. X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s more sustained and severe than any previous one, but no campaign can eliminate the problem. It is stubbornly rooted in the single-party system, patron-client networks, an economy utterly lacking in transparency, a state-controlled media and the absence of the rule of law.
  Moreover, Mr. Xi’s campaign is turning out to be at least as much a selective purge as an antigraft campaign. Many of its targets to date have been political clients and allies of former Chinese leader Jiang Zemin . Now 88, Mr. Jiang is still the godfather figure of Chinese politics. Going after Mr. Jiang’s patronage network while he is still alive is highly risky for Mr. Xi, particularly since Mr. Xi doesn’t seem to have brought along his own coterie of loyal clients to promote into positions of power. Another problem: Mr. Xi, a child of China’s first-generation revolutionary elites, is one of the party’s "princelings," and his political ties largely extend to other princelings. This silver-spoon generation is widely reviled in Chinese society at large.
  Finally, China’s economy-for all the Western views of it as an unstoppable juggernaut-is stuck in a series of systemic traps from which there is no easy exit. In November 2013, Mr. Xi presided over the party’s Third Plenum, which unveiled a huge package of proposed economic reforms, but so far, they are sputtering on the launchpad. Yes, consumer spending has been rising, red tape has been reduced, and some fiscal reforms have been introduced, but overall, Mr. Xi’s ambitious goals have been stillborn. The reform package challenges powerful, deeply entrenched interest groups-such 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ocal party cadres-and they are plainly blocking its implementation.
  These five increasingly evident cracks in the regime’s control can be fixed only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 Until and unless China relaxes its draconian political controls, it will never become an innovative society and a "knowledge economy"-a main goal of the Third Plenum reforms. The political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imary impediment to China’s need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f Mr. Xi and party leaders don’t relax their grip, they may be summoning precisely the fate they hope to avoid.
  In the decade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pper reaches of China’s leadership have been obsessed with the fall of its fellow communist giant. Hundreds ofChinese postmortem analyses have dissected the causes of the Soviet disintegration.
  Mr. Xi’s real "China Dream" has been to avoid the Soviet nightmare. Just a few months into his tenure, he gave a telling internal speech ruing the Soviet Union’s demise and bemoaning Mr. Gorbachev’s betrayals, arguing that Moscow had lacked a "real man" to stand up to its reformist last leader. Mr. Xi’s wave of repression today is meant to be the opposite of Mr. Gorbachev’s perestroika and glasnost. Instead of opening up, Mr. Xi is doubling down on controls over dissenters, the economy and even rivals within the party.
  But reaction and repression aren’t Mr. Xi’s only option. His predecessors,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 drew very different lessons from the Soviet collapse. From 2000 to 2008, they instituted policies intended to open up the system with carefully limited political reforms.
  They strengthened local party committees and experimented with voting for multicandidate party secretaries. They recruited more businesspeople and intellectuals into the party. They expanded party consultation with nonparty groups and made the Politburo’s proceedings more transparent. They improved feedback mechanisms within the party, implemented more meritocratic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and created a system of mandatory midcareer training for all 45 million state and party cadres. They enforced retirement requirements and rotated officials and military officers between job assignments every couple of years.
  In effect, for a while Mr. Jiang and Mr. Hu sought to manage change, not to resist it. But Mr. Xi wants none of this. Since 2009 (when even the heretofore open-minded Mr. Hu changed course and started to clamp down), an increasingly anxious regime has rolled back every single one of these political reform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adre-training system). These reforms were masterminded by Mr. Jiang’s political acolyte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Zeng Qinghong, who retired in 2008 and is now under suspicion in Mr. X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another symbol of Mr. Xi’s hostility to the measures that might ease the ills of a crumbling system.
  Some experts think that Mr. Xi’s harsh tactics may actually presage a more open and reformist direction later in his term. I don’t buy it. This leader and regime see politics in zero-sum terms: Relaxing control, in their view, is a sure step toward the demise of the system and their own downfall. They also take the conspiratorial view that the U.S. is actively working to subvert Communist Party rule. None of this suggests that sweeping reform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We cannot predict when Chinese communism will collapse, but it is hard not to conclude that we are witnessing its final phase. The CCP is the world’s second-longest ruling regime (behind only North Korea), and no party can rule forever.
  Looking ahead, China-watchers should keep their eyes on the regime’s instruments of control and on those assigned to use those instruments. Large numbers of citizens and party members alike are already voting with their feet and leaving the country or displaying their insincerity by pretending to comply with party dictates.
  We should watch for the day when the regime’s propaganda agents and its internal security apparatus start becoming lax in enforcing the party’s writ-or when they begin to identify with dissidents, like the East German Stasi agent in the film "The Lives of Others" who came to sympathize with the targets of his spying. When human empathy starts to win out over ossified authority, the endgame of Chinese communism will really have begun.
  Dr. Shambaugh is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a Policy Program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a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is books includ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and, most recently,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来源时间:2015/3/9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