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军北京 来源：新浪微博
我发表了新文章：雾霾这东西的起源是美国领事馆，当时任大使的骆家辉坚持每天发布的PM2.5数据，然后潘石屹同志每天转发中美数据对比图，就是这…http://t.cn/RwHrLKa
来源时间：2015/3/3 发布时间：2015/3/3
旧文章ID：2378
民调：中国经济力量在美民众心目中的威胁降低
作者：Jeffrey M. Jones 来源：本站首发
主要观点:
- 40%的民众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美国的主要威胁
- 在2013和2014的年度调查中， 52%的民众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美国的主要威胁
- 中国已经不再是此前所认为的美国的头号公敌
40%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相对于2013，2014的52%，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从去年开始，美国人已经更多的将中国的经济力量看作是重要而非重大的威胁，或者是不重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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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的年度世界事务调查发现中国经济力量的威胁程度在全部八个不同的国际性威胁清单中排名垫底，而ISIS和国际恐怖主义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
导致认为中国经济力量是重大威胁的美国民众比例下降的原因，可能包括其他国际问题的出现，比如伊斯兰国或者ISIS， 以及乌克兰局势。此外，在美国经济的好转的同时中国的经济放缓，使得中国经济的威胁看上去要比在美国经济艰难复苏而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要小一些。在美国经济脆弱的那些年，美国人觉得中国已经代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
中国不再是头号敌人
现在只有12%的美国人在被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时回答是中国，相对于2014年的20%和2012年的23%有所下降。中国今年的排名位于俄罗斯和朝鲜之后，而在2014年是排在第一位，2012年是第二位，仅次于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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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主要国家敌人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中国对美国主要是经济威胁，而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更多是安全上的威胁。
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百分比没有变化
与一年前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没有显著的变化，即使认为中国经济力量对美国威胁减小，并且视中国为美国头号敌人的百分比降低。当下，5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消极的看法，44%的美国人持积极看法，与之相比，2014年的数字分别是53%(消极性的)和43%(积极性的)。
从盖洛普最近40年的趋势看，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正变得越来越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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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持积极印象的比例超过消极印象的两个时间分别出现在中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之后的1979年和老布什总统访华之后的1989年的前半年。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极其负面，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数比例下降了38%，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当年8月的34%。
这些对中国负面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直没有变化。鉴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和美国对台湾政策导致的紧张局势使得对中国持友好看法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左右。自2001年开始，随着中国更加开放并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例如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有所增加。
调查意义
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威胁降低，但是他们对中国基本的观点仍然很稳固，这表明美国人对于中国威胁的看法的变化更多的是由其他国家引起的，而跟中国本身的变化相关性较小。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国际事件，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上的争端以及ISIS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使得这些国家看起来比中国对美国更具威胁。
当前美国经济可是说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强的时候，而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也可能是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威胁程度下降的原因。随着美国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自信心增强，他们对于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可能已经从经济转向国家安全。
调查方法
本次盖伦普调查的结果是基于2015年2月8日-11日的电话采访。随机样本包括分布在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837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全国抽样的结果，抽样误差上下不超过4%，置信度为95%。抽样误差中也包含了权重计算方法的影响。
每一个全国抽样的样本都包括至少50%的手机受访者和50%的电话受访者，同时也保证了每个地区内各个时区都有一定份额的受访者。电话和手机号码采用随机数字拨号的方法选取。
来源时间：2015/3/3 发布时间：2015/3/1
旧文章ID：2347
李成：周永康案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作者：李成、蒋保信、张娟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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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于《领导者》总第61期，此处有所删节。)
查办周永康，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领导者》：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您认为这对于中国政治或者反腐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吗?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从2012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巨大的腐败案件，从薄熙来案到周永康案，当中还有刘志军案、徐才厚案等，尔后又有山西官员群案，我觉得这一连串的案子是有关联的。
此外，周永康曾经不可一世，他主管政法委，掌控了武警、政法、公安系统;他蔑视法律，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查办周永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子，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夸大查办周永康的意义。有人也许会把处理周永康案的难度夸大。如果把周永康案和薄熙来案做个比较，我觉得薄熙来案在难度上更大一些，因为薄熙来代表了唱红打黑的这么一个上下结合的运动，而周永康并不代表什么。此外，薄熙来有很多同情者，而周永康的同情者寥寥无几。而且薄熙来当时是在上升期，而周永康则是完全在下落期，这个区别也很重要。
在反腐问题上，不存在骑虎难下的局面
《领导者》：中国目前的反腐是否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不继续清除腐败，但同时又可能受到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弹。
李成：不存在骑虎难下的局面。中央在反腐上是游刃有余的，他们掌握了节奏和速度，知道怎么制裁腐败分子，他们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
至于说大老虎可能会有反弹，我觉得更多的是强调防于未及，只是在警告这种可能，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发现大老虎反弹的任何迹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反腐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
反腐的深入，不能脱离法治的建设
《领导者》：您认为中国今后的反腐走向将是怎样的?
李成：现在的反腐，不管它的成就多么令人可喜，但反腐的手段毕竟还是运动式的，是在中纪委的领导下，通过举报、双规等方式进行的，而不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反腐。王岐山就反复说过，我们现在是在治标，而不是在治本，但是能为治本赢得时间。我觉得王岐山讲的完全有道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两三年之内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英国经历了数百年，美国也经历了几十年，才分别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法治体系，到现在也还需要不断完善。中国要建成法治社会，我觉得不用英、美那么长的时间，但也不是说几年之内就能完成的。但是，这个方向一定要明确，尽管可以一步步地来。
反腐的深入不能脱离法治的建设，否则民众就会对中共反腐有怀疑与失望。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体制性的变化，没有司法独立的理念和实际步骤，中国迟早又会有新一波的腐败，甚至是更大的一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针对法治建设展开讨论，这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当然，在法治建设的同时，还要建立很多其他的行政方面的规章制度，比如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对官员行使权力中可能的利益冲突的进一步定义和具体化，对官员房地产拥有权的通报等。司法独立是非常关键的，它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对法官的任命，还包括在整个司法运作过程中，建立各种使得司法不受干扰的制度。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巡回法庭，是一个进步，这跟西方的巡回法庭有相通的地方，在一个州或省之上又有一个司法层面，能防止司法系统的地方化。我们知道，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对司法权力的滥用，跟他控制了当地的公检法是有关系的。就全国而言，这也就是北大贺卫方教授讲过的，最高法院院长向公安部部长做汇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说不过去的，司法完全不独立。这个方面要予以改变，党和政府对司法的干预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领导者》：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手抓反腐，一手抓党建，您觉得这是否可能构建一种良性的政治?
李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党制能够幸存下来一段时间，但它必然要遇到很多挑战。从腐败问题的角度来讲，大量官员腐败，就是因为党内制度不健全，是党内本身的问题。中共的领导人，以前毛泽东、邓小平都讲过，现在习近平也是意识到了，主要问题是党的官员腐败。所以，党建是有积极意义的，反腐败的意义就更大。
但是，最终还是要建立一套民主化的机制，让法治社会、司法独立同时健全起来。如果只是把重点放在党内建设，忽视了公民社会的建立、媒体和其他监督力量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司法的独立，我觉得是走不了太远的。
政治改革的议题越来越迫切
《领导者》：对于深化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李成：我觉得习近平的思路是经济改革为先，再考虑法治建设，这个战略对他来讲是高明的。
对于法治建设，有一点是必须要正视的：法治跟民主是连在一起的，二者可以有先有后，但是这其中不能有太长的等待，否则的话，法治建设就会半途而废。同样的，经济改革也可以优先于政治改革，二者并不完全是同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要想真正转变为一个以消费、创新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必然要求政治开放，很难想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非常活跃、非常创新，但在政治上是非常保守、非常封闭的，这是不太可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可以有一个时间差，但不能太长。政治改革的后腿不能拖得太长，否则经济改革也会前功尽弃。
《领导者》：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目前是否已到了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了?
李成：政治改革的议题越来越迫切，也逐渐被各方面的精英所接受了。实际上，无论民众、知识界，还是党的领导人，也都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经济上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变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到目前为止，由于政治改革滞后，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中国目前的经济，要转型成为以创新为主的经济，而这不是像以前那样，靠出口廉价劳动力和付出环境上的巨大代价就能打造经济奇迹。中国经济现在更多的是需要创新、服务业的发展，还要拉动消费，这几项都离不开政治上的改革。比如说发展服务业，就需要加强法治建设;要拉动消费，就需要中产阶级逐渐壮大。这种种因素，都会带来对政治改革的压力，有着对政治上开明的需求。
第三，我们回过头去看，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以及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跟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有关，这也是对党内民主改革的一个需求。再过三年，中共十九大就要召开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到时候会重新提上议程。
第四，新媒体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媒体现在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以后还会与日俱新。新媒体将如何影响世界政治，如何影响中国政治，都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新媒体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使得多媒体同步发声成为可能，也使得所有人和所有人对话成为可能。新媒体对政治结构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只有很粗浅的认识。我觉得最明显的影响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人们对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继续往开放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政治改革的时间表。
习近平总书记在过去两年当中的政绩是非常明显的。他画出了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蓝图，又通过反腐败取得了很多政治上的资源，他很可能会把这些资源、财富以及民众对他的支持，用在他该用的地方——在我看来，应该用在政治改革当中。
政治改革应从三方面循序渐进
《领导者》：如果中国即将开启真正的政治改革，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会使得改革有序而平稳地进行?
李成：我认为应该分三个方面来进行，这跟其他国家，无论西方民主国家，还是东方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一是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有一定程度上的谁先谁后的问题，但最终都是相互提高和巩固的。二是选举，每一个国家的选举，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实际上，很多国家的选举，都是各不一样的，有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精英选举等。三是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尤其是媒体监督。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这三方面来展开，下面我就具体来讲讲。
第一是关于法治建设的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当中，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当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和其他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当中，提到了法治的重要性。我在上面说过，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关于巡回法庭的建立，这些都是往司法独立的方向靠拢的。尽管现在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想总的思路应该是跟宪政和司法独立有关。当然还需要有很多非常具体的措施，一步步进行，但这个时间表现在并不特别清楚。
第二是关于选举的问题。在最近几年，党内选举讲得比较少，但我估计在十九大召开的时候，这方面的议题还会重新提出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还是应该从党内民主这个突破点来进行。中国乡村的村长选举和城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尽管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和重视程度，不如前几年那么强烈了，我觉得还会恢复过来。中国的选举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来推广目前并不清楚。探索的路程是漫长的。但其选择无非是党内高层选举和自下而上的各种层次的民主选举。
第三是关于媒体开放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媒体，尤其是微信，它的用户数量，从三四年前的零，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到6亿(也有人说是4.5亿)。在中国的成年人当中，有2/3的人都在用微信，包括很多在农村的人，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扩大。微信真可谓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正在改变着生活方式、信息传播和治理机制。
新媒体的发展也使很多谣言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播途径。近来许多谣言完全是莫名其妙、缺乏政治常识、毫无根据的，但是许多民众以为是真的。对很多人而言，毕竟前一阶段的很多谣言后来都成为现实。比如以前谣传薄熙来事件，后来它真的就变成真事了。今年初又在传周永康、徐才厚的事情，后来也变成真的了。如果从谣言里传出来的事情，最后都变成了真实的事情，那么谣言就可能会很容易被大众认可，如此就会恶性循环，这样也会促使有些人可能去造更多的谣言。
谣言很大规模高速度地流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如果中国的执政者，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危险或者说可能的挑战，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该更多地运用主流媒体，让它们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而不是让社会媒体主导信息的流通。这就需要主流媒体变得更开放，我说的主流媒体不仅包括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同时也包括一些半官方或非官方的媒体，比如《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南方报系等，包括你们的《领导者》和共识网等。要让这些媒体进一步变得开放，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主要信息来源，它们传播的信息才是靠得住的。实际上，这已经在进行了，但我们期待有制度性的、有法律保障的媒体开放。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法治、选举和媒体开放–入手。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进程中，都可以有中国的特色，而且都会是循序渐进的，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有所突破。
中国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领导者》：您认为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李成：我觉得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国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关于法治和民主的启蒙运动。现在国内的不少人，包括知识界的一些人，好像对民主产生了很多怀疑。实际上，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欧洲或西方的民主国家，包括在美国，也都有人对民主提出很多怀疑和批评。但是，我记得有人说过，西方的问题是民主出了问题，而在中国的问题是没有民主或者缺少民主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西方，由于有了民主，产生了一些民主的副作用，理应探讨。而在中国，民主尚未建立起来，我们不能把这些都混淆在一起。但是我们又处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有些人说西方民主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国不应该走这条路，这是概念的混淆。
在中国一谈到民主，有些人就说这是要搞和平演变。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问题是要澄清的。我在西方生活了近三十年，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或读到学者提出过要把中国完全西化，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方励之在1980年代末，他做副校长的时候提出了要全面西化，而西方是没有人这样提的。首先，任何国家、民族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经济和社会条件，哪会有谁会愚蠢地主张全盘西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中国的民主建设，一定会有它的特色，就像其他国家，比如印度的民主、日本的民主、韩国的民主等，都是有它们自身特色的。在中国，因为其历史背景，民主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很多特色。
我为什么要强调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就是因为不少人对民主、法治有很多错误的理解，尤其是对民主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有过高的担忧。实际上，民主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佳途径。
俞可平约十年前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中国民主法治启蒙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在未来几年当中，我觉得不能只停留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了。但现在尤其需要的是讨论怎么样寻找到一个建设中国民主的战略，研究出一个俞可平教授所说的路线图，什么在先，什么在后，碰到一些问题以后，应该怎么解决，这才是对中国政治发展更有价值的贡献。
一个有法律保障的社会，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来做好这个路线图。
我不认同孙立平的观点
《领导者》：孙立平曾发文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真正到来，他们对改革最大的威胁，不是阻挠改革，而是在改革开启之后，通过扭曲改革措施，将改革变成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李成：孙立平是非常好的一个学者，我非常喜欢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敢认同他的观点。
首先，现在反腐败打得这么厉害，谁还敢啊?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大规模的腐败，不只是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在央企垄断的过程中产生的。现在官员的偷盗，已经到了几亿、几十亿的程度。习近平主席在前几个月当中就讲到了，走市场经济路线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防止有人打着市场化的口号进行腐败活动。加上现在这种非常强烈的反腐运动，我觉得避免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在未来几年当中，中国是不是能通过法治来防止腐败。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目前不断有新的政策、新的规章制度推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孙立平的观点太悲观了。
利益集团对改革措施的扭曲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改革本身的内涵。关键是政治体制能否对垄断和特权有遏制的机制。习王近两年来不正是在为此而运作吗?
纪念邓小平，说明中国在往正面方向发展
《领导者》：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而制作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是一种很高规格的纪念。在您看来，这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李成：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曾经有人解读过邓小平的改革，认为有一个很成功的地方，就是邓小平全面否定了文革，但没有全面否定毛泽东。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解释。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习主席和他的领导层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选择的不是毛泽东的那个方向，而是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走了一大步。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在纪念邓小平的时候，也讲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很多人对于新的领导层，还有很多怀疑和批评。但是，随着人才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或者新的人才政策进一步推出，我觉得肯定会使现在这种怀疑态度有所改变。实际上，反腐败就已经使不少学者的评估产生了变化。
高调纪念邓小平，我觉得是在往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重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跟世界走在一起。从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讲，我觉得对邓小平的纪念，说明中国是在往正面的方向发展。
未来中国的发展，会跟世界潮流吻合
《领导者》：2007年，您曾在《亚洲政策》上撰文说，2020年中国可能出现三种政治局面：第一，民主中国的诞生;第二，漫长的混乱无序状态;第三，有弹性的专制中国。现在7年过去了。根据您的观察，中国将来最可能出现哪种局面?为什么?
李成：现在这三种可能性都还存在着。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三种局面并不完全是对立的。可以是一开始是弹性专制，然后是专制的政体逐渐被毁坏，最后是在普遍共识中寻求民主，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或者也会倒过来，如果寻求民主失败，就会造成混乱，然后重新回到专制。
过去的十年，还有未来的几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短短的一瞬间。2012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件，回过头来看是非常戏剧性的。从薄熙来事件开始，到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如果十八大前夜真的有像人们广为议论的政治阴谋的话，那中国在这期间离混乱无序的状况是非常接近的。
中国人现在对民主的呼唤，也许不像我当时预测时那么强烈。这有很多原因，比如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关系的紧张，还有一些民主国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其实都是相关的。尽管如此，中国的民主还是在不断演进当中，你可以看到，尽管经常遭受打压，但法律人和一些民间组织都还是十分活跃。中国的新闻媒体尽管也经常被封杀，但不管是主流媒体、政府主管的媒体，还是半主流、半政治的媒体，还是比较独立的媒体，都在坚守各自的职业道德，做着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发展，跟世界的潮流会是相吻合的。民主制度、法治制度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都会有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人类社会是有些共通之处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若能够把从经济改革、市场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所得到的政治资源，用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轨道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良好愿望。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一个有自信的中国，一个古老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需要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未来几年中国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巨大的变化，我期待着中国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得到世人尊重、更稳定、更长治久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混乱的中国或者因循守旧的中国。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旧文章ID：2377
中美文化背景下的商务谈判研究
作者：孙国栋、翟娜 来源：《知识经济》2014 (23)
一、引言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务谈判作为人际交往中的特殊形式，必然会涉及不同地域、民族社会文化的谈判主体的交往与接触，从而导致跨文化谈判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风俗甚至是个人习惯。跨文化的商谈判研究就是为了能更好地分析商务谈判的表现，具体的实现商务价值，进而对以后的商务活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商务谈判
(一)中国传统文化简析：价值观、思维方式
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首先是西周初期的《易经》提出来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示，为中国传统综合性思维方式奠定而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进一步发展了综合性思维模式。综合性思维自然而然的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受其影响，中国人倾向于从整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与探索。虽然中国人有时候也习惯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仍能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谈判中，中方代表凡事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结果往往是“先谈原则，后谈细节”。
中国文化体现出的是集体取向，这与儒家学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儒家思想主要是阐述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其中个体必须把自己纳入集体中去，和集体融为一体;中国文化属于高权利差距型文化即highpowerdistance。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阅历、职位、文化水平方面的不同形成上下级式的纵向关系。人们比较看重地位的差别以及自己在上下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纵向的关系时刻影响个人的言行举止。也可以说是一种服从和尊重。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所谓的平等。总的来说，中国人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包括商务谈判中缺乏自主权或自主权不高的情形。中方谈判组成员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事，最后的决定通常由未参加谈判却有决策权的上级做出。
(二)中国式商务谈判
首先，中国人在进行商务谈判时，注重建立谈判关系。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他们认为人际关系的建立是寻求信任感的表现。在中国，“关系”已经达到某种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地步，其作用更是达到不能想象。其次，中国人在原则上寸步不让，甚至是到了固执的态度。在谈判中，如果发现自己能接受的并且达成的一般原则框架中的某条原则受到了挑战，或谈判内容不符合长期目标，或者提出的建议与目前的计划不适合，中国人在态度上就变得严肃起来。同时，在具体的事务上，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例如在努力争取达成原则性框架协议时，中国人往往表示出：当我们到具体安排阶段时，什么事都可以办到的。第三，中国人是极富有耐心的谈判人员。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环境培养了他们善于忍耐的性格。更注重的是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的小利，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放长线钓大鱼，说的就是忍耐。有时，他们并不急于谈判，而是耐心地认识和熟悉对方，并尽可能地建立起一种长久而牢固的关系。在洽谈人员的组成上，中国人往往派为数众多的洽谈人员，他们之中有谈判能手、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等等。由于人数多，必然延长洽谈的时间。在谈判中，如果对方提出的问题超过自己作决定的权限，或自己难以回答，他们常常把这些问题带回去，向上级请示，或者大家再进行讨论，直到对这些问题有确切的把握，并能避免所有可能的错误。最后，中国人很重面子。“面子”没有很明确的解释，好一点的话就是，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往往会给对方面子例如，谈判人员不会很直截了当的拒绝对方，但这也是一种局限，很容易到头来“死要面子，活受罪”，没有预期的效果。
三、美国文化背景下的商务谈判风格
(一)美国文化概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大批拓荒者冒着极大地风险，从欧洲大陆来到北美洲早年的开拓精神使得美国人具有强力的进取心。分析美国人的成功道路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平坦的，所以在他们眼里工作是一件快乐的事。这种历史文化造就了今天为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人：自信果断、直率开朗、热情豪爽、善于交际且不拘礼节、富有竞争和创新进取精神等。
美国属于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即Individualisticculture，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在美国，个人主义的兴起源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天。新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历史根源。而后的美国革命、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及多次的移民浪潮加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传统。在美国社会，即使有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也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是有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而且是以个体的目的和利益为前提的。
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差距型文化(lowpowerdistance)。在美国受平等观念的影响，人际关系一般是呈横向即平等的关系。美国人在一起不拘礼节，平等相待，对所谓正统的商务礼仪关注较少。美国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权利，人人平等的内容付诸到了法律形式。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种法律肯定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造就了美国人们强烈的个体意识，思想及行为自由不受拘束。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以个人自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则，形成了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张力，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竞争。
(二)美国人商务谈判风格
首先，直截了当的迅速切入主题。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就像我们所说的没有铺垫可言，想阐述的思想是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含蓄也不会婉转的表述，他们认为那只是在浪费时间，或者对对方的不真诚的表现。其次，珍惜时间，重视最后期限。这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连一分钟也舍不得去无聊的谈话，美国人认为最成功的谈判人员就是能熟练地把一切事物用最简洁、令人信服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而且美方谈判者往往会为自己制定最后的期限，所以谈判中提出的报价比较客观。第三，民族优越感较强，谈判不轻易让步。美国的历史赋予他们几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喜欢别人按他们的意愿行事，让谈判对手感到他们咄咄逼人。第四，谈判者决策人数较少。受美国文化影响，美国人等级观念淡薄，比较尊重个人的作用和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谈判代表团的人数比较少，各自在谈判中的分工和职责具体明确。还有，首次交往注重担保，因为美国人在同从未见过的人通话时异常谨慎，有时甚至是拒绝通话。除非对方有该美国人知道并受其尊重的第三方做担保，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最后，律师在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人的法律意识根深蒂固，生活中的和一切都可以付诸法律。美国谈判人员在进行国际商务谈判时，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律师，将来一旦发生争议和纠纷，最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法律手段。
四、中美双方商务谈判的差异性
(一)谈判策略的差异
中美商务谈判中，中方代表首先就有关合同双方所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中方谈判者认为总的原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只有当总体确定下来，才能够就具体问题具体的进行探究，否则一切都相当于空谈。这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的谈判策略已经成为中国的谈判方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1982年的一次中美谈判就很好的表现了这种特征。当时，美国某公司和天津制药工业公司决定为一笔涉及500万美元的合资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事先为谈判准备和提供了一份合同文本。然而，谈判开始时，美方坚持要以他们的文本作为谈判的基础。中方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看过该公司准备的合同文本之后，认为其中很多地方没有实现平等互利原则，只是想为美方谋取超额利润，而且很多条款与中国法律相冲突。是干脆拒绝，还是谈判修改好呢?最后在仔细研究后，郑重的写下了最后意见：“美方应根据中国法律重拟合同”，并电告美方：“谈判须以我方合同文本为基础，否则不必来津。”这就是为什么中方谈判策略上要求原则上的接受，不然吃得就是哑巴亏了。
而美国人在谈判过程中他们重具体更甚于整体，往往谈判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总体原则可有可无，只有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才能使谈判得到进展。
(二)谈判目标的差异
中国谈判者特别重视长期友好的商业关系的建立。对中国商人来说，谈判是一个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而谈判的目地更倾向于为了建立与发展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多过对眼下利益的追求。所以在谈判时，中国人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有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某公司与日本某公司在上海著名的国际大厦围绕着进口农业加工机械设备问题进行谈判。首先由卖方日本代表报价，首次报价为1000万日元。这一报价比实际卖价偏高许多，但日本也有卖过这个价钱的经历。但是由于中方谈判团做了充足的准备就直接拒绝了，日方很惊讶，于是就重新介绍其产品的特点及优越之处以求得转移话题，但是中方代表团识破了日方的计谋，不动声色的说：“不知贵国生产此种产品的公司有几家?贵公司的产品优于其他国家产品的依据是什么?”貌似请教实则阐述两点：其一，中方非常了解此类产品的情况;其二，此类产品绝非你一家所有，中方是有选择权的。在此事件中，如果中方代表识破了对方策略后，紧追不舍，就会造成对方颜面尽失，造成谈判破裂的后果，但是中方点到为止的问话不仅不会吃亏也给日方留了余地，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好的态度，为后面的接触做了良好的基础，是明智的行为。
反之，美国人则认为谈判的终极目的是签订合同，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对于美国商人来说，合同的签订是谈判的首要和根本任务，正如他们的性格中重视法律效力，把这种重视付诸在了合同上，是一种个人价值利益的体现。他们会把每一份合同的签订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行为过程，不赋予其特殊的含义。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他们更注重实际价值的实现。
(三)谈判决策的差异
决策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在中国，决策通常是集体协商结果，一般来说避免个人作出决定。中国的谈判团队在谈判前、谈判时和谈判后通常要反复地交换意见以协调整个小组的行动。当对方的提议超过了预期的想象，而又做不了决定时，他们必须要请示上级。一旦领导拍板，可以确定时，决策就形成了。这就是中国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这种方式使决策的完成要花费很长时间。
在美国，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谈判组个人可以代表公司作出决策。美方在选派谈判代表时，往往会赋予其个人足够的权力，代表们在授权的范围内可以直接对谈判的议题做出决策。这不仅给谈判带来了便利，也使谈判能更顺畅的进行。这就是美国的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谈判时，能及时正确的作出判断决定，也是一种机会。
【参考文献】
[1]安东风.论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4)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连淑能.论中国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4]赵春明.商务谈判[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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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杰出贡献
作者：程中原 来源：《晋阳学刊 》2014 年第 6 期
1974-1975：促使美方接受中国坚持的条件：按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就参与处理外交事务，以后进一步明确分工主管外事。在大国关系方面，邓小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1972年2月28日的中美上海公报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此后，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进，但两国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障碍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向美国提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亦称三原则)：废约、撤军、断交。邓小平坚持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我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条件，使中美关系朝着逐步实现正常化的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1974年11月26日至28日与基辛格会谈时，就已明确指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即：断交、废约、撤军。基辛格提出的方案，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29日发表的《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1975年访华。
福特总统于1974年8月9日就职后曾表示“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打算在自己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8日，福特签署了废止《台湾决议案》①。
邓小平对福特访华十分重视，积极进行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与美国方面沟通，表明我方对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特别是具有关键性的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1975年4月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中美双方签署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总的说来，在这差不多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觉得中美关系发展还是好的。只要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逐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如果美国认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1]30-31。
6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团长和美联社董事长时，着重谈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说，对福特总统访华，我们抱着这样一个态度：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具体地说，就是美国从台湾撤军，同台湾废约、断交。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考虑。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至于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1]52。
在6月9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邓小平也重申：有人要我们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作这个承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采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的方式，那是我们的权利[1]54。
在8月6日上午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邓小平再一次表示：我们高度评价尼克松总统1972年采取的勇敢决策，到北京来访问，并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认为在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现在能维持这样的关系就算是正常的。重申对今秋福特总统访华的态度：福特总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谈不谈[台湾]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都可以。见见面也有好处嘛!当然这个问题要由福特总统决定[1]77。
在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坦然相对，耐心等待，无求于人，这种姿态，使得中国方面保持主动的、攻守自如的状态，处于同美国平等协商的地位。
这一点，在9月20日上午，邓小平回答英国前首相希思关于基辛格下月访华中美关系是否会有进展的问题时，再一次充分地体现出来。邓小平说：
这要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方案。中国的态度无非是三个条件，即日本方式：一、废约，废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二、撤军，人数不多，现在是四千多人;三、断交，不能考虑别的什么“两个中国”或者“一个半中国”。如果美国觉得时间还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耐心。我们坚信，不管过多少年，台湾问题总要解决。美国提出，你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保证?我们说不行。因为怎么解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是我们的内政。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但如果不能和平解决，怎么办[1]101?
在10月10日会见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率领的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赞扬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的行动，说“你们美国还没有其他人能像他这样”;又一次指出，现在阻碍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实现废约、撤军、断交三条。实现这三条，中美两国就可以建交[1]115。
1975年10月19日至22日，基辛格到北京，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邓小平负责接待，同他举行了四次会谈。21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夫人。在20日下午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方面强调的所谓“灵活态度”，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而我们的态度是从不僵硬。邓小平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1]120。
22日下午会谈中谈到福特访华公报时，邓小平指出，重点在政治方面，这次访问从政治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是分析了实际情况、衡量了现实可能提出来的。22日当天，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报送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方草案，并即报送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即提交美方并由外交部长乔冠华同基辛格磋商[1]121。
1975年12月1日下午，美国总统福特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负责接待。当晚，邓小平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主持欢迎宴会。邓小平致祝酒词[2]，高度评价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他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对福特总统表示欢迎，并表示了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期望。邓小平说：自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总的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友谊有了增进，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福特总统就任后不只一次表示恪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愿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福特在祝酒词中表示“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的过程，并且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的领域。”[3]
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12月2日上午会谈中，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1]134。
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夫人。福特向毛泽东谈了上午会谈中两国的共同点。福特说，在今天上午的会谈中，我们使用一些强烈的语言，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我们共同批评了另一个国家。福特还说，我想我们要努力更好地协调行动，以便在国际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所提出的扩张主义的挑战。他们在国际上总的欲望是在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但是，我们将要对付他们的挑战。福特表示：我们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认为那时将是我们能在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机。福特提出，在此期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将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这将有利于在美国国内使人们更多地支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继续取得进步和发展正常化。福特还进一步申述，我们应当在此期间用我们美国所做的事情和你们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事情来使苏联信服我们说的话有行动作后盾。我们将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将同我们在另一端通过实际行动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样强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福特表示，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过去我们做的就比那要多，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对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福特明确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但如他们挑战，我们的火药就将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实上，我们对付过他们的挑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毛泽东表示：那好!达成协议!福特说：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议[4]121-126。
3日上午、4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特继续会谈。福特表示，美方打算明年按“日本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前提，邓小平即说明了按照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的处理原则。邓小平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实现我们所说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原则，也意味着跟日本现在和台湾的关系一样，非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的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内部问题解决。
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坚持的条件：按“日本方式”即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时间表①;还就共同对付北方的社会帝国主义达成了口头协议。从表面看，福特访华连《公报》都没有发表，了解了双方会谈的经过，特别是毛泽东会见福特时双方的交谈，就会毫不迟疑地肯定福特访华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12月4日晚福特总统告别宴会上宾主双方的祝酒词中，对会谈的积极成果并非没有明白的表露。福特说：“我同毛主席和邓副总理进行的范围广泛的会谈，是友好、坦率、有实质内容和建设性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促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福特还说：“我们的双边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双方都更加重视我们关系中的国际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利益使我们两国在四年前走到了一起。其中一点是双方同意不对别人称霸，并且根本反对别人把霸权强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5]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也说：“这次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6]
1978：打破建交谈判僵局，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1978年7月5日，中美在北京举行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再次阐明关于建交的立场，即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在实现正常化之后，美国可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美不应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如何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经过将近半年谈判，美国接受了中国的三个条件。但是，在台湾如何回归祖国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只能用和平方式，中国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作出只能用和平方式的承诺，不放弃必要时使用武力;在出售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不肯让步。
为打破建交谈判的僵局，邓小平从大局着眼，强调抓住机遇，及早解决。11月2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同美国谈判两国正常化问题，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1]441。
邓小平会见美方人士，阐明中国方面的立场和底线，促进问题的解决。11月27日这天，他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瓦诺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1]437-438。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1]442。
邓小平运用他的政治智慧，提出解开疙瘩的办法。12月13日前夕，邓小平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同样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449-450
经过第六次会谈，美方接受我方的意见，双方遂各自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台湾回归中国的方式问题就此得到解决。关于售台武器问题，邓小平提出，向美国谈判代表建议：是否可以先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售台武器问题留给建交以后再商量解决。邓小平的建议为美方接受，建交谈判取得成功。
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又亲自同美国谈判代表伦纳德·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举行会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同意在1979年1月1日发表公报和声明。同时针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是“终止”而不是“废除”的说明，指出：我已经看过先前美方起草的公报，布热津斯基最近跟柴泽民谈话的记录也读到了。美台条约既然是一年后终止，那么一年之内是否仍然有效呢?并提出在“终止”期以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邓小平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蒋经国就会把尾巴翘得高高的，就只会增加冲突的危险性。14日下午，听取伍德科克关于提前宣布两国建交时间的说明，表示同意。15日下午，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452-453。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和美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政府邀请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同时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6日上午10时，华国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经双方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提前于1978年12月16日上午公布。建交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强调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对立之后，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8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历史性的大事》，高度评价中美建交。社论指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中美建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且将受到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欢迎。
中美建交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79：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关系进入广阔发展的新阶段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表示：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并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美国人民。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卡特在欢迎词中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我们特别欢迎有机会来交换学生和学者，加强我们的贸易、技术、科学和文化的联系。”邓小平在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正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7]45-47
1月29日晚上，卡特总统举行国宴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们称这次宴会是“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卡特祝酒时说：邓副总理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可以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是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成为今后的和平合作的先例。邓小平在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共同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8]48-49。
1月29日上午、下午，30日上午，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举行了三次会谈。30日中午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他们笑着走出会议厅，一起走进白宫西侧的玫瑰园。向聚集在草坪的几百名世界各国记者宣布会谈结果。卡特说：“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今后经常磋商的关系。这对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大的益处。这是美国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还说“：已经取得的进展使得将来有希望受益更大。”邓小平对记者说：“我个人完全同意总统先生刚才说的每句话。我相信，通过这次讨论和访问，加强了相互了解和友谊。这次访问使我更加坚信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广阔发展前途。”[9]
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参加由五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10]60-65。当晚，出席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举行的招待会，在会上向为增进中美友谊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美国朋友和华侨表示感谢，并谈了祖国统一和台湾问题[1]479。
1月31日下午，邓小平与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中美将给予双方人员和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的便利。双方同意商谈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在这之前，两国之间还签订了另外两项协定。一项是高能物理合作协定，另一项是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定。此外，还签署了两国在农业、教育、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作为履行科技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的一部分。在31日下午的签字仪式上，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都发表了讲话。卡特说“：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的、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他说：“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已经为朝着建立一种更坚定、更富有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关系前进绘制了一条新的和不可逆转的航线。”邓小平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但是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还说：“我相信，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了解不断加深，应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安全一些、稳定一些、和平一些。因此，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不但有利于中美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1]66
在31日中午，邓小平在华盛顿宾馆同一批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同他们谈话，回答问题。在赴白宫签订协定之前，下午三时半，邓小平又在华盛顿布莱尔大厦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采访，发表讲话，回答他们的问题[12]75-82。
邓小平访美引起强烈反响。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封面人物。该刊文章说：邓小平获选为1978年风云人物，原因是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引起轰动。舆论说“：邓来了，刮起了邓旋风。”在有名的国会山上，议员们纷纷拿着新出版的这本《时代》周刊，请邓副总理签名留念。200多位记者跟踪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成了邓小平时间，赞扬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还极为幽默。
2月1日，邓小平一行结束在华盛顿的访问，中美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说：“双方的会谈是友好诚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双方决心为此努力，并且深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2月1日，邓小平到达卡特故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访问。中午，出席美国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亚特兰大商会在桃树广场饭店大厅举行的欢迎宴会。邓小平发表讲话，感谢主人在亚特兰大市给予他的热烈款待，并表示很高兴同17位州长会见。邓小平说，美国的南方在过去是比较落后的，而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标兵，这些成就是对刚刚开始实行现代化规划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力量。还说，同卡特富有成果的会谈表明，美中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今后的任务是要由两国人民来扩大在各个领域的合作[13]。
2月2日上午，邓小平一行离开亚特兰大前往休斯敦，下榻建筑风格独特的海厄特摄政旅馆。当晚，在得克萨斯州马术竞技场观看表演。一名女骑手递给邓小平一顶牛仔帽，邓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坐在旁边的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沿。戴着牛仔帽的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同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让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让全美国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2月3日晨，邓小平同一些美国报纸、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谈到他在休斯敦的访问时，邓小平说，昨天在休斯敦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他在航天中心会见了一些美国科学家、学者和宇宙航行员。他说，他与方毅副总理临时成了“太空人”，因为他们进了天空实验室，坐在乘务员的位置上到太空走了一趟(模拟航天飞行)。还说，昨晚，观看了马术竞技表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明确表示，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在回答问题时，邓小平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在今后几年内将达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在近期内，至少三五年，中国还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主要是粮食;目前同美国政府和公司就两国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地质调查证实了中国的石油储藏量丰富[14]。
2月4日，邓小平在西雅图出席美国联航总经理和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为他举行的午餐会。邓小平在致答词中说“：我们是带着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来的。在你们的国土上，我们也亲身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意。我们的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经过几天来同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各界朋友的接触，我们深深感到这同样是美国人民的愿望。”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了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我们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15]
2月5日，邓小平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时，在西雅图机场发表告别讲话。他说“：我们当初是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来的，现在是带着美国人民的情谊回去的。我们亲自看到了美国山川的秀丽、土地的富饶、经济的发达，但是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中美两国之间一度中断的联系恢复了。我们面前展现了两国人民广泛合作的前景。“”我们毫不怀疑，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必将对全世界和平、稳定和安全产生深远的、有益的影响。”他最后说“：愿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远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在邓小平结束访美回国的时候，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述评《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指出：“这次访问对中国和美国，以至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进一步显示出来。”述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负责人进行广泛的接触，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邓小平历时八天的访问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包括全国和地方的电视网，都全面地、显著地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对广大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个人都要见一见邓小平，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要求他签字留念。他们把亲切感人的邓小平当作中国人民的伟大代表来接待。他的政治家的风度和令人喜爱的性格给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他们称赞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解、可亲”，说他说话“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富于幽默感”。述评指出“：大多数人无疑会同意，邓副总理的访问完全成功。“”现在，访问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新的历史篇章却刚刚开始。”[15]
的确，邓小平这次访问，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和发展双边关系产生了良好效果，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广阔发展的新阶段。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375
美国对中国反恐法草案提出抗议
作者：Gillian Wong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官员和企业团体对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提出抗议，称该法将帮助北京获得专有情报、或者将外国科技公司排挤出中国市场。
这份草案是外国科技公司在华面临的最新挑战。此前，随着美国监听别国情报的做法被曝光，中美两国之间围绕网络安全的相互猜忌日益加重。调研公司Gartner Inc.去年6月曾经估算，2014年中国的团体在科技产品和服务上的花费将达到1,400亿美元。
根据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内外通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必须在系统里安置后门，给予当局以监控便利;同时还须上交加密密码备份，当被问及时须协助政府部门解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企业必须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储存于设置在大陆的服务器内，否则就无法获批在华经营。
企业团体和业内人士说，他们担心该草案的覆盖范围会有多大、以及自己能否贯彻上述要求。
华盛顿智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负责人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表示，美国的科技公司将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留在中国、屈服于监管压力。
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解决本月早些时候在一封信函中提到的问题。这位官员称，这份信函由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以及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联名签署。中国官员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苹果(Apple Inc.)、微软(Microsoft Corp.)等一些在中国拥有庞大业务的科技公司均拒绝就此置评。LinkedIn In.、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等一些公司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反恐法草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本周四将开始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周在其网站上表示，反恐法草案进入二审，为处理好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强化执法规范，防止侵害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草案二审稿在一审稿关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使用电信和互联网的技术接口的规定中，增加“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的规定。
美国官员和商业团体指出，中国许多政策可能损害他们在中国技术市场的利益，这项草案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对一项拟定中的中国银行业技术新规提出抗议。美国和欧洲的商业组织表示，新规将要求他们转让专有技术，具有过度侵入性。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上周五批评说，中国银行业技术新规违反贸易承诺。中国银监会表示，在实施上述新规前会考虑各方意见。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旧文章ID：2374
刘罡：柴静的“穹顶之下”引外媒关注
作者：刘罡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前央视记者柴静自费拍摄的反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周末期间在中国各大网站发布，并引发热议，外媒既关注了这部片子所受到的毁誉，也对这样一部批评政府不做为的片子能够顺利发布感到好奇。
美国《纽约时报》3月1日的报道说，周末期间，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心惊肉跳又心怀愤慨地观看了柴静时长104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截至周一清晨，这部纪录片已经在优酷网站上被播放了2,000多万次，中国其他众多网站也播放了这则视频。柴静在这部纪录片中称，行业利益、大型能源企业以及官僚主义障碍妨碍了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治理雾霾。报道说，柴静在片中说，她的女儿出生时就长有良性肿瘤，需要手术，她暗示女儿的病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导致的，许多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中国父母都对重污染环境下中国下一代的健康表示担忧。但报道也说，在这部纪录片引发的毁誉声中，柴静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评论焦点。柴静及其丈夫有足够的财富和特权使得她能够去美国生小孩，因此有人在评论这部纪录片时指责她伪善。
报道说，大多数评论都对柴静用自己的钱制作和发布这部纪录片的做法表示欢迎，由于中国对互联网内容有严格的限制，而柴静的这部纪录片某种程度上又批评了政府，因此一些人对这部片子是如何通过审查得以发表的感到好奇。报道认为，一些中国官员可能希望借助这部纪录片来为政府的反雾霾措施寻求支持。中国共产党最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的网站是第一批发布《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的媒体之一，刚刚出任环保部部长的陈吉宁还称赞了这部片子。不过报道也指出，到周日晚间时，中国各知名网站已经将《穹顶之下》的大字标题和视频链接从其首页上移除，这或许是在紧张不安的宣传部门官员的授意下进行的。
香港《南华早报》3月2日的报道说，中国央视前节目主持人柴静呼吁解决中国雾霾问题的纪录片既引来了赞扬也引发了嘲讽之声。支持者称赞她勇于揭露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而批评者则质疑她在片中的一些说法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报道说，柴静的这部纪录片刚一在网上发布，广州的小报《南方都市报》就迅速刊文予以赞扬，称这部片子揭示了政府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方面做得不够，并称该片堪称数字时代普通公民调查严肃社会问题的范例。但报道也说，有批评者认为，柴静在片中的说辞不够中立，有偏向性。他们说，柴静在片中将中国心脏病发病率不断提升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3月1日的报道说，中国的前电视记者柴静在其周六发布的长纪录片中称政府治理空气污染不力，这样一部片子在中国能够顺利发布显得不同寻常。报道说，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政府的片子在其被广泛观看前就会被迅速从视频网站上移除，但柴静的这部纪录片却被长久保留在网站上，这使它获得了数以千万计的点击量，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也对其表示称赞。报道认为，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之所以得到宽待，是因为作为经验丰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柴静采用了适当的方式方法，她将这部片子设计成一个批评性调查节目，而没有呼吁公众采取对抗性行动。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旧文章ID：2373
习氏“四个全面”：无所不包才能战无不胜
作者：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充满数字和抽象的鼓动性话语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大戏中处于核心位置。这些像施展魔咒一样念出的口号旨在赞扬领导人，劝导民众，抨击敌人。不过，就像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增添的那套说辞显示的那样，共产党口号的魔力往往通过可灵活演绎的含糊性来发挥作用。
去年12月中旬发表评论时，习近平提出了四大工作重点，而党媒最近称赞他当时所说的“四个全面”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中国东部的江苏省视察时，习近平称中国必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自上周以来，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称赞“四个全面”为中国的未来提出了创见性指导。在措辞显得异常和谐的网络评论中，民众纷纷表示自己很高兴，终于有了“四个全面”来指明前进的道路。学者们也响应号召，赞美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设计者”，正在完成马克思和毛泽东设定的路线。
要想了解这波精心安排的赞美热潮中蕴含的玄之又玄的腔调，不妨看一段更长的引语。
《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评论，其中一篇同时出现在其印刷版及网站上的文章称，“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文中还写道，“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这种枯燥的多重排比经常出现在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有时会让外界颇为困惑。当然，“四个全面”在中文中读起来比英文简明，其内容是大致总结了习近平的繁杂议程：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结构调整、整顿存在缺陷的司法制度、清除共产党权力面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以及根除腐败。
可是，有关这些既定目标的乏味口号为何会弄出如此大的动静呢?
要想找到答案不能仅靠探寻词句的确切含义或目的，而是要将此类口号看作一种手段——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在应对不断变换的当务之急的同时维持一种不可战胜的光辉形象。与阐明政策相比，这更是一种迂回和省心的手段，使得党的领导人能够以论调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为掩护，悄然调整工作重心。
“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抓住现在看到的四个基本矛盾，”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负责人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说。“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允许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决策过程中调整这些概念的内涵。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具有策略性的口号。”
习近平延续了中国历任领导人均要提出标志性口号的惯例。这些口号在一定程上展示了一种自信而坚定的权威形象，就算信心和政策都有出现动摇的时候。
在习近平之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则提出了“三个代表”，在这之前还有“三讲”。邓小平起初喊出了“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了“四项基本原则”等众多广为流传的口号，并设法将它们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就像这些口号一样，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也具备调整重心来驾驭政治风浪的能力。林培瑞曾出版过一本研究中国政治语言的专著。
“它的具体含义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目的，”林培瑞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反正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哪怕它的意思并不清楚。实际上，这样的口号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提供一件理论武器，你可以利用它来指哪打哪。”
受到文言文的格律的影响，这些口号带有一定的节奏感。林培瑞说，这也可以“增添某种振奋人心的效果”，而使用数字则为口号加持了一道确凿无疑的科学真理般的光环。
“它们把结果确定下来。一二三四条——让你来被动吸收，这就行了，”他说。“这类口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感觉，好像如果你掌握了这些东西，你就掌握了一切。”
而习近平“四个全面”理论的提出时间和形成过程，则让外界看到，为了给执政营造一种神圣之感，这些程式化的中共口号是如何精心炮制和修改出来的。
实际上，习近平最初只提出了“三个全面”。
在宣布自己的这项重磅理论之前，习近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十分忙碌：他试图把打击官员腐败的大范围行动和促进经济调整结合起来，同时辅以大力打击异见和意识形态上的异端。一些评论文章称，习近平想要提醒官员和民众，他有一套成熟的议程，不仅限于清洗违法乱纪的官员。
“大家拍手叫好的同时，有人却担心了起来，”中共旗下的《中国青年报》的网站上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执政党下一步的战略是什么?”
的确，当习近平去年首次提出他的“全面”理论时，第四个“全面”，也就是有关持续进行中的反腐运动的内容并没有包含其中。去年11月初在中国东部的福建省调研时，习近平提出了前三个“全面”。不过，这套内容很快经过了修正——他本人及幕僚似乎认定，如果不提反腐，可能会向公众释放错误的信号。
12月，在江苏调研期间，习近平完整地提出了四个全面，加上了从严治党的承诺。如果说这个变化看起来有些突然，中共的宣传工具可并没有措手不及。
“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的转变意蕴深邃，”来自中国北方邢台市党委的一名评论员这样阐释。他还称，“四个全面”的提出让“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
一些人猜测，习近平可能想把“四个全面”纳入中共党章和国家宪法，作为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根本贡献，就像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做法一样。不过，习近平有十年任期，现在就这么做可能为时过早。
然而，这项新的中共理论将有助于提升习近平个人的形象，并且进一步淡化前任的影响。上周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五篇阐述“四个全面”的评论文章中，毛泽东的名字一次也没有被提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也踪影全无。邓小平被一带而过地提到一次。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23次。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旧文章ID：2372
包道格：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不认同共识
作者：张璐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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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下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关系作为焦点之一，其博弈合作，未来走向备受外界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凤凰财经专访了多名中美问题学者，本期对话美国外交员包道格。
被称为“华府四人帮”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负责亚洲事务，并曾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的国安会任职，是掌管亚太事务的高层官员， 直接参与亚太事务的决策。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他以在野身份参与亚太事务，之前他也曾在美国驻北京和新加坡大使馆任职。
与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浓郁的学者气质不同的是，包道格更像“武将”，高大魁梧，豪迈爽朗。这和他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以及在中央情报局的公职生涯经历不可分割。
整场谈话轻松缓和，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涉及到美国“重返亚太”，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规划”，中拉关系，中俄美外交战略等等。包道格的回答干脆，乐观，简洁。对奥巴马政府的某些政策，他也“颇有微词”。
后APEC的中美关系：未来两年美国的重心在国内
凤凰财经：前不久，共和党的热门候选人罗姆尼在超级大腕决赛当晚，突然宣布退出，现在共和党的杰布.布什，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热议的总统候选人，您认为谁更可能赢?
包道格：我觉得杰布.布什获胜希望很大。希拉里.克林顿有很多的负担，但是她的独特优势在于她是主要党派第一位女总统候选人，美国女性非常支持，渴望看到有一位女总统。因此竞争将会十分激烈。
凤凰财经：你认为民主党、共和党，究竟会花落谁家?
包道格：确实很难讲。民主党已经执掌白宫八年，很难再赢一届，持续十二年，很难。
凤凰财经：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二年， 华盛顿对华外交政策和过去相比会有哪些变化?
包道格：我认为不会有大的改变。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促成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未来数年双边关系将会稳定发展。
接下来两年之后，中国并没有过多期望在关键问题上会有很大进展。肯定会有一些需要双方共同面对的危机，届时双方可能在巴黎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合作。
总体来讲，未来两年美国的重心将会放在国内。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共同推进，对内政策优先;对外政策有很多争议，虽然肯定会有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议，但更多集中在ISIS恐怖组织、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上。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不认同“共识”一词
凤凰财经：在习近平主席上任，奥巴马成功连任当选后，你和同事当月曾刊文倡议，两国政府在换届完成之后，领导人应该尽早会面，并且你提出美国应该主动邀请习近平访美，并且建议美国总统最好破例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私人聚会。 当时，您和团队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
包道格：当然， 这也是一个偶然的倡议。奥巴马总统连任， 正值习近平主席上台不久。 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前提下，华盛顿和北京需要重新开启新的谈话。中美领导人能够休闲会面，互相深入交流，清楚地理解各自的政见，意义重大。不仅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特殊的会晤方式。之后2014年，在瀛台又进行了第二次类似这样的会晤，显然，这对于两个大国元首的沟通是很有帮助的。
凤凰财经：“庄园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想达成共识，对此您的看法是?
包道格：中方认为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美国方面，对此见解存在分歧。美国政府接受中方习近平主席使用“共识”一词，但美方不愿意使用同一个说法。
凤凰财经：是否可以理解为美方认同两国站在同一立场，但对外并不愿意使用“共识”一词?如何解读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
包道格：可以这么说，美国并不认可“共识”。 我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是，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1989年，邓小平曾说中国外交政策要“韬光隐晦”，但现在到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了。2011年利比亚危机，有17000中国人在那里工作，需要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措施，这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促使中国意识到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机制，更好地承担责任。
中俄将联手抗衡美国?NO
凤凰财经：目前您认为，中国是否会与俄国联手抗衡美国?美国又将如何应对?
包道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不太相信，中国和俄罗斯会结盟来对抗美国。中美两国之间固然在某些领域存在分歧，中俄两国之间也有分歧。
刚刚我提及到利比亚问题，中俄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利比亚卡扎菲的统治问题上，过多插手。叙利亚问题上，中俄政府的观点也是非常复杂，还有别的问题。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争取与俄罗斯的合作，帮助完成中国想做的事情，例如安全问题，中国想要打造亚洲安全机制，俄罗斯可能会对此做出帮助。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实现，但现在中国和俄罗斯抱着这样的希望。因此对于中国，存在着一些合作，但我不认为这些合作是针对抗衡美国的。
凤凰财经：近来中拉互访频繁， 有称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可能削弱美国在拉美区域内的影响力。对此你的看法是?
包道格：我不赞同。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是被自己削弱的，奥巴马政府在拉美区域的政策和作为可以说是极其糟糕。反之做法一定程度上倒是对美国的一种弥补和补救。
现在关于中国在尼加拉瓜修建运河也是议论纷纷，但是我并不赞同这些媒体的看法。也并不认同所谓的中国抄底美国的“后花园”。
美国没有设立门槛抑制中国加入TPP
凤凰财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中TPP是重要的议题， 有说法，美国设置了很高的进入标准， 这是抑制中国的一个战略途径。 您怎么看?
包道格：不，美国没有设立门槛。TPP是由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起的。2008年他们邀请美国加入谈判，布什总统同意加入。奥巴马上任以后，搁置了两年才又重启议程。美国在努力加入TPP。任何国家都有自由申请加入谈判。中国要是愿意，明天就可以申请。
凤凰财经：您认为，目前中国加入TPP合适吗?
包道格：当前不合适。再过几年中国第三轮经济改革完成，届时中国将处在加入TPP的有利状态。但倘若中国今天就加入TPP，其做出的让步代价将极其高昂，会对中国市场造成很大干扰。因此中国需要保持耐心，深化经济改革。
TPP最初提出的内容是“重新平衡亚洲轴心”，很多人认为这是试图疏远和隔离中国的举动，很多人时至今日仍抱有此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几年后经济改革完成，准备充分之后，可以加入TPP，但不应在改革完成之前加入。
凤凰财经：也就是说，TPP永远是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敞开的?
包道格：是的。 前提是对中国有利的，但现在对中国没有好处。回首当年的WTO协定(包道格参与了中国入世WTO的谈判过程)，中国自2003年入世以来，吸纳了巨额的外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领导人朱镕基的英明之策。
中国“一带一路”规划 利于地区稳定
凤凰财经：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你如何看待“一带一路”规划的?这一规划将对美国“亚太平衡战略”带来哪些影响?
包道格：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非常积极的倡议，中国西部地区将借此机会吸收中国工业转型的多余能力，同时也会为邻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我们知道为这些穆斯林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可以帮助维持和平稳定，年轻人如果有事业可忙，有工作就不会参与动乱了。因此站在安全、经济和战略的立场来看，中国此举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我也认为， “一带，一路”当然也会与俄罗斯产生一点竞争。
凤凰财经：是否会因为沿路的一些国家，内政不够稳定而影响到“一路一带”的实施执行?
包道格：在“一路”方面，单独修建一条具有经济贸易吸引力的铁路或公路很难，除非修建并行道路。目前中国修建铁路的能力很高，正如美国50年代，日本70年代，韩国80年代那样，中国正在将多余的能力出口到国外，但最终中国会缩小修建铁路的能力，不再出口。这是一个自然结果，应该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觉得此举有助于地区稳定，因为会让更多年轻人有事可做。
中国腐败问题很严重 要从政治角度治理
凤凰财经：对于目前中国国内的改革，包括反腐等方面，你有什么看法?
包道格：中国领导人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反腐，重新调整经济平衡等。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依赖投资转向消费导向，并将持续下去。
不过，我觉得其他领域的改革令人沮丧：户口改革，财政改革亟需推进，还有安全事务，情况很复杂。
凤凰财经：您对中国持续的反腐怎么看?
包道格：中国腐败问题很严重，确实需要治理。中国反腐，在选用人才的时候，要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仅从贪污角度出发。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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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道格：中国反腐举措“大胆而勇敢”
作者：唐家婕 来源：新浪国际
导读：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在经济上(指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处理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我会给A的评价，表现不错。但在落实改革方案，我会给B，不是因为上层领导不愿意执行，而是我看到系统内有许多阻力仍需要克服。
核心观点：
“我想在此次两会中看到的，是中国政府要加速堆动改革方案的迹象。”
“在经济上，处理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我会给A的评价，表现不错。”
“中国确实需要打击腐败……目前，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作法是大胆而勇敢的。”
开篇语
中国“两会”即将拉开大幕，对于这一中国每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如何观察?从今天开始，新浪国际将相继推出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知名中国通、汉学家的独家访谈，这些外国专家对两会、对中国过去一年的政治、经济政策将作何评价?首先“亮相”的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
曾深度参与美对华政策制定
!["包道格"]("http://i0.sinaimg.cn/dy/2015/0302/U6928P1DT20150302122040.jpg")
包道格
与包道格相约专访在大年初三，他开口先问候新年好，笑着聊起在纽约度过的除夕夜，“华盛顿DC的中国菜不地道”，他摇摇头说。
现年67岁的包道格(Douglas Paal)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目前担任全球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在进入智库之前，包道格的足迹几乎遍布东亚。他曾在2006年2008年担任摩根大通国际副总裁，处理对华投资业务，2002-2006年担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还曾在美国驻中国及新加坡使馆服务。
包道格最早与亚洲的渊源，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于美国海军服役时，作为美军士兵驻扎日本与越南两年。他曾说，越战的经验激起他对亚洲研究的热忱。
服役结束后，包道格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毕业后，包道格一路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快速拔擢入白宫，相继在里根政府和乔治-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对美国1980年代至90年代的对华政策制定参与颇深。
中国已勾勒非常大胆改革计划
新浪：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国“两会”，你的关注焦点是什么?
包道格：我想在此次两会中看到的，是中国政府要加速堆动改革方案的迹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勾勒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也都同意这些改革将有利于中国，但重点在执行。
财政方面，中国银行及财政部正在推行一些改革;户口方面，直到前几周我们才看到一些关于户口改革的计划;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滞后、能源价格也尚未有所调整。我相信，习近平主席下的领导班子重视国有企业，许多共产党人也将国有企业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当然不可能完全交给私营部门，国家仍需要持有一些企业，但这个逐步开放的过程和手段极为重要。
此外，还应该要有人事变动。我认为这些改革没有发生的原因是部分主事者不愿执行，习近平应该要找到更能明确落实改革的人，来实现三中全会目标。
中国反腐举措“大胆而勇敢”
新浪：你怎么评价中国目前打击腐败的进展?
包道格：中国确实需要打击腐败，不仅是地方级别，还有高层、军队的反腐。目前，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作法是大胆而勇敢的。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发展，也是必须的。我到中国的时候，有些忠诚而勤奋的政府官员告诉我，他们所查到的腐败是多么令人恶心。因此，我认为，反腐也有利于提振这些诚实官员们的士气，让他们知道贪腐终究受到惩罚。我认为，中国制度中最大的缺点是缺乏法治，三中全会强调了“依法治国”。
另外一点，中国需要这样的反腐清理工作，但打击腐败的责任不应仅在几个人身上。
新丝绸之路策略，美国输给中国
新浪：你如何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外交策略?
包道格：我认为“一带一路”确实是不错的方案，我们(美国)不应该反对，甚至应该尝试一起合作。美国在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贫弱的，美国当局认为自己有套政策，中国应该配合，但重点是，我们的政策是无效的，中国反而提出了更有效果的规划。
中亚国家的年轻人需要工作、需要商业机会，不要让他们被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掌控。他们也需要农业，需要能通往中国的铁路、能把天然资源运送到中国市场，并输入中国商品。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政策是有利于该区域的。这还有助于抵消俄罗斯的影响力，让这些国家的经济不用完全依赖俄罗斯。俄罗斯正面临一个严重的经济衰退，无法为这些中亚国家提供繁荣的商机。中国此时提出“一带一路”外交策略是值得欢迎的。
最后，透过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或类似投资银行，让中国企业的资本或产能输出到中亚，无论是铁路、混凝土或钢材。这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现在海上丝绸之路还缺乏背后的推力，可能需要最终由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做整合。
新浪：你提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由中国倡议成立的，西方国家似乎不大欢迎，你怎么看待它的前景?
包道格：我认为会继续往前推进。但是，包含我本人、以及奥巴马政府，一开始是以消极态度面对亚投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建设投资，中国负责亚投行相关事务的官员告诉我，他们将会遵守国际机构的准则，这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要用民众的钱去投资其他国家建设，你必须保护这些钱，让这些投资是有回报的。
我认为中国要更成熟地参与国际事务，应会遵照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准则。事实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都已经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立场是希望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不要支持亚投行，但即使如此，世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还是表示要跟亚投行合作，因为他们清楚，该区域有庞大的基础建设融资需求。他们需要带入许多私营部门共同参与，因此要建立一个规则，让投资者知道合理的投资机会与前景。所以我认为，合作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美国和日本在一开始对亚投行的反应是负面的，这是因为当他们第一次坐下来谈，并不明白细节，觉得中国是要试图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挤出去。但经过反思与交流后，美国与日本的立场已经变得温和。
给中国经济发展政策评“A”
新浪：你如何评价中国本届政府的经济策略?
包道格：在经济上，处理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我会给A的评价，表现不错。但在落实改革方案，我会给B，不是因为上层领导不愿意执行，而是我看到系统内有许多阻力仍需要克服。另外，我对一些极左的迹象感到有些紧张，比如一些阶级斗争的文章再次出现、还有“唱红”，这对中国来说是有危险的，我希望情况能保持控制。
新浪：你给中国经济政策较高评价，但你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担忧吗?
包道格：经济放缓是必要的。这会影响每个人，因为商品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现金正在流动寻找更高的获利，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资金流出中国，但我认为整体是一个健康的转变。这让中国获得喘息。过去，中国通过大量投资达到了超过10%的经济增长，但现在已经过了投资高回报的时代，经济必须面临转型。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非常明白，他们也正在努力往对的方向做。他们要面对经济放缓、要应对钱的流动、要增加市场驱动而非政治驱动，这在长远来看能促进健康的中国经济。
未来两年中美关系不会有大变化
新浪：关于美国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很多分析认为是为了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你怎么看?
包道格：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或“重返亚洲”政策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变糟，认为美国给越南、菲律宾、日本一种感觉，就是要对中国更强硬。然而，我想正确来说，应该是这些亚洲国家要求美国能有更多地参与——因为他们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
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外交、经济的发展、安全策略，并没有巨大的“威胁性”，整体来看在该区域是个双赢的局面。但2008年以后，中国成了该区域的观察重点，中国外交上变得更“强硬”，使得美国更重视再平衡及重返亚洲。
在美国国内，我们正在削减在中东、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防预算，但并不包含削减亚洲的。在选举期间，砍掉国防预算会让候选人显得弱势，因此奥巴马政府将焦点转向亚洲，所以这样看来，也有些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新浪：今年习近平会到美国访问，你有什么期待?
包道格：我认为中国是聪明的，中美之间有很多竞争，中国“希望”削弱美国的联盟而强化自己，美国当然会抵制这样的作法。但与此同时，中美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合作空间，不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朝鲜问题，即使我们面对这些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式。还有波斯湾及伊朗核武这些热点议题，中美两国的利益在这些领域是重迭的，这也是两国领导人可以讨论的。但总体来看，我不认为接下来两年中美关系会有大的变化或进步。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两年会把焦点放在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试图回到2008年以前的情况，让自己与亚太区域国家更紧密。而这个期间，美国将处理选举的相关事情。
今年东亚将面临“棘手夏天”
新浪：你提到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你如何看待目前东亚国际关系争端较多的现状?
包道格：中国有能力为之降温。截至目前，中国正在“扩张”在相关海域及周边岛屿的控制空间，人们看得到中国的充满抱负的作为。我希望是中国只是藉此争取更好的谈判筹码，而不是实际上进行领土“扩张”。
新浪：那么中日之间呢?安倍晋三在外交上作风较强势。
包道格：今年会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中国正在筹划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在8月15日有场纪念二战结束的活动;安倍已经表示他会发表演讲;韩国也会参与到相关纪念活动中，而日韩之间也有历史问题。紧接在后，习近平将到访美国。这将是一个棘手的夏天，华盛顿的记者和智库会非常忙碌。我们要看仔细了。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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