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血军事网 来源：新浪微博
http://t.cn/RwTC3Gd 邱 林 事件刚发生，美国官方迫不及待的第一个发声，就说是普京干的，这是美国惯用的岐俩和手段。显然，美国将涅姆佐夫死亡欲嫁祸于普京，以此来引发俄罗斯人对于普京的反感。作为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涅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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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被边缘冲击的“中国梦”
作者：丁学良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版
虽然公众经常读到官方对“中国梦”的长篇大论，但实事求是而言，做好梦难，做好“中国梦”更难。
在北京中央政府高度宣扬的“中国梦”里面，有一部分特别难做；“特别难做”不是指无法沉浸在“梦”的美好境界里，而是指特别难以将这部分的“梦”变成现实——这就是如何让大中国框架里“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走向良性互动。
不一样的“边缘”，不一样的冲击
对于当今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说，他们的“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是把现有的理论上和原则上的“统一的大中国”，变成铁板一块的现实。因此，大中国版图的边缘地区发生的严重紧张事件，始终是北京最高领导层的一个噩梦。
在《香港进入“新常态”》中提到的是，在那些经常令北京头痛的边缘区域中，比西藏和新疆更难处理的是香港和台湾，尽管地幅辽阔的两个西北边缘区域动辄会发生游行示威、自焚抗议、有组织的团体越境外逃、直至规模相当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据新疆南部的负责官员说，目前他们那里的“维稳开支占到公共财政的四分之一”，还不够。（参阅《凤凰周刊》2月5日报道）
香港和台湾这样处于版图东南部的边缘地区更难办，源头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在此处最重要的含义，是世界发展大潮对中国边境某一区域的冲击力度和影响深度。而其他的影响因素均与地缘政治相连接，即便这些因素初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地缘政治的显著特征。有必要解释的是，这里所使用的与“中心”对应的“边缘”一词，是就这些边境地区在大中国版图上的位置而言，并非就它们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的重要性而言。“边缘”意译自periphery，而不是marginal。
自工业革命带动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亚洲大陆的两百多年来，西藏和新疆从来没有在一个长时期内，受到过在国际社会被普遍视为属于先进的外来势力的管治，而香港和台湾却有此类直接和全方位的经历。
正是这一根本的区别，使代表中国的政府在两地回归以后，对香港（1997年）和台湾（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施行主权和治权并行的监管，但这种监管方式遭遇过、并且还在遭遇着多种明明暗暗、硬硬软软的反弹。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刚进入2015年，不久前高票当选为台北市市长的柯文哲，就殖民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华人几个区域的功过发表的评论，立刻在两岸三地引发火爆反响；所幸的是，也有不少理性和持平的反应。
根据几家国际主流媒体的核实报道，柯文哲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表示（原文摘要刊登在1月29日Foreign Policy杂志的网络版），在全球四个华语地区，殖民历史越久，这个地方就越进步。他同时以殖民史为标准将华人社会文化排序：“不好意思的讲，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中国大陆好”。柯文哲还称越南文化要比中国大陆的文化更加优越，因为虽然越南人很穷，但他们总是在红灯面前停下脚步。在这番说法引起激烈争议之际，柯文哲于2月1日回应解释说，他阐述的是（几个华人地区）接触近代（即modern的日本式译法，中国大陆译成“现代”）文明愈久，社会文明化程度愈深。
台湾各界对柯文哲讲话的几种反响很值得细究。台湾的“老统派”（一贯推动两岸统一）、大学中文教授王晓波评论说：台湾人是被殖民者。日本殖民期间的种种建设，并不完全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好，也是为了方便统治和掠夺资源，评价殖民主义时应注意“主体性”。台湾反对激进台独派的青年团体“抗独史阵线”发起人林明正批评说，柯文哲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教育和建设，却忽略了被殖民者所遭到的歧视和暴行。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林鹤明替市长解答：华人地区接受殖民越久越进步的说法，“非柯文哲独创”；柯所说的是“殖民现代性”，即“开放门户势必有伤痕……但也有正面评价影响”。
依据我受到的中西教育和几十年的实地观察来看，柯文哲的评价只点明了殖民主义在亚洲造成的积极正面的影响，而没有点明殖民主义者及背后给予支持的母邦政府促成这些积极影响的主要目的，其目的并非他们当年宣传的那样，是“为了给殖民地原住民多办好事”。柯的评价也忽视了亚洲殖民地的发展过程所带来的诸多负面、虚伪、直至可憎的成本代价。
相较而言，台湾学者对柯讲话的反应，则不仅肯定了殖民主义为亚洲带来发展进步的客观后果，也明确指出殖民主义者的利己动机主体，阐明了殖民地社会进步的最初被迫性，伴随着发展和进步也存在歧视和压榨。
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功过的评价
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至今，我仍然认为马克思当年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评价，经得起历史的多维度检验。马克思的观点发表在19世纪中期，当时他已被迫离开祖国多年，在几个殖民主义宗主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头号大国的首都伦敦。他得评论基于多元的信息和近距离的观察，堪称是宏观、客观、平衡的综合；他既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雾霾，也没有落入道德主义的火锅，而是兼顾了西方和东方的漫长历史维度。
马克思高度关注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首要目的地印度和中国，他对殖民主义造成的深刻变迁评价说：“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印度）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43-150页）。而这更是理解当今香港问题的源头。
东方专制制度延续许多世代，并非该制度本身有优越性，而是依赖于其与外部世界的隔离。英国船坚炮利带来的海陆现代化交通，“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显著发展，同时是政治、文化多领域的显著进步：“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 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6-252页）。
马克思描述的英国殖民主义下的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发生在英国殖民主义下的中国香港，也是被同一种全球化浪潮驱动：“清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英国大炮）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离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6页）。
香港于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多方面现代化洪流的地区，而不仅仅是经济贸易上进入现代化。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最后四十年（1957-1997），在经济生活、产权保障、交通通讯、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行政治理、基本人权保障、言论媒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同种族共存相处等关键指标上，香港虽然比不上伦敦，但都比中国内地的水平高，而且许多方面高出很多。这四十年期间出生和成长的香港居民绝大多数都还健在，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期，并且他们是目前香港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
但必须澄清，上述的绝大多数香港居民跟“港独”不可混同。虽然近来媒体上常有关于“港独”的惊人报道，任何一个长期在香港的冷静观察家，都不会头昏眼花到把这类抢眼球的行为视为社会演变趋势。如今生活在香港而把所谓“香港独立”当作政治前途理智考虑和推动的港人数量，不会比把“沪独”作为政治前途理智考虑的上海居民高出很多。英国政界头脑正常的人士，也不会把今天在香港街头挥舞“米字旗”（象征英国主权）的极少数示威者，当作制定英国对港政策考量的要素。
欧洲殖民主义在东亚已经是世界历史翻过去的一页，如同早先的“直立智人”一样，尽管它在人类进化史上极其重要。
也许某些极端主义者要反驳说，马克思也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对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巨大功过的评价，反映了他是鼓吹“西方价值”和“普世主义”的自由派，具有“白人种族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这些极端主义者却需要面对另一个事实：自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内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国殖民主义下的香港，从事他们理想的事业。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很多都得益于当时香港宽容进步的大环境。这个名单实在太长，不胜枚举，我们只能选极少数：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邓中夏、廖承志、乔冠华、潘汉年、夏衍、刘晓。当然还包括此前的孙中山，就连鲁迅也曾在香港的大学任职。
台湾是日本仿效英国殖民主义的先例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各界精英于19世纪尾期开始，对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步步开拓取得的各项功利和影响，实在羡慕得口水直淌（参照章炳麟的说法）。日本殖民主义者中，很多人具有“亚洲至上”的抱负，相信亚洲民族的素质不比欧洲民族的素质低，于是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把白种人殖民主义驱赶走（参阅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里丰富的历史阐述，尤其是第一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假如他们一直坚持这个一视同仁的“亚洲至上”主义，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如他们自己宣传的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亚洲民族解放事业先驱”的美名。可是他们接着做的实事，却是亚洲人殖民亚洲人的“肥水不流外人家”的野心勃勃项目。
远离大陆的中国台湾就是日本殖民主义者最早要做给世界看的“试验田”：他们力求向世界显示，亚洲人自己经营的殖民地，不逊于白种人经营的亚洲殖民地。“1895年中日战争清廷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官民哀求反对无效，乃宣告独立[于清廷]以冀望获得国际干预救援，并进行武装抗日”（张茂桂“省籍问题与民族主义”，引自《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第239页，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
镇压了敢于武装抗争的台湾义士后，日本就做长期发展的规划。因台湾是个大岛，主持台湾的殖民主义势力以日本海军部门为主——日本海军高官很多是留学西方的海归派，相对开明进步，不像日本陆军军官多数那么封闭守旧。所以，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比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大的方针和细的做法要开化通达很多。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长远目标，是要让更多亚洲区域的居民，能从原属中国的台湾在日本管治下的发展成果中“受启发”，不去抵抗日本下一步殖民主义扩张，当时东南亚也是日本的目标。
我多年困惑的几件大事中，有一件便是“为什么台湾本省人大多数至今对日本殖民主义不那么仇恨、不彻底否定？”
1980年代末我去台湾实地调研，当时距日本战败撤走已四十多年，其后台湾一直处于中国国民党的军政管治之下，不许进口日本殖民主义的宣传品，通过各级教育和文化事业高扬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打击曾跟日本联手治台的骨干。假如台湾本省居民大多数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温和态度乃至正面的记忆，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而是早年受日本的宣传而上当受骗，那么，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反复“消毒”，也该消得差不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同台湾本省的几代人的交谈中，我得到的回应是：“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业，台湾社会的开发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义尾期，台湾省的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当时全中国各省份里面，名列前茅（详细资料可参阅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 edited by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台湾各界人士对上述柯文哲有关殖民主义的评价，虽然多有批评，但并没有全盘否定日本占领期间台湾“近代化”（即中国大陆所言“现代化”）的多种成果。
相对而言，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的客观进步效果比荷兰等其它欧洲殖民主者更多一些；比较在全世界由英国开拓的殖民地中，香港的治理属于最好的一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就整体而言远比不上英国的开明，不过在日本占领的殖民地里面，台湾算是经营得最好的。如果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1850年代的十年里）对多国殖民主义的评论，他们抨击最严厉的，其实是俄罗斯在亚洲的行为，认为其野蛮和掠夺的性质特别恶劣。
所以，对于殖民主义历史，我们要仔细分析，而不能简单脸谱化视之。
“中国梦”与马克思肯定的普世主义价值
香港和台湾，得益于地缘优势，比中国内地更早、更快地卷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大潮，在全球化的历史维度上，先走了好几步。邓小平具有大历史眼光，他当年鼓励习仲勋、任仲夷等人要领导广东省“先走一步”，比内地更早地通过参与全球化来推动现代化，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东南边缘跟大中国版图上的西北边缘正好相反，在比较现代化的大尺度上，新疆和西藏是“后走了好几步”。这个关键的区别使得北京的政治中心无法把对待西北边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运用到东南边缘，因为如果那样做，就那好比是把管治草原牛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用来管治海洋鱼群。
香港和台湾的几代人都得益于先行几步的现代化成果，其中也包括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成分，尽管在起始点上他们的前辈是被大炮逼迫的。时到如今，绝大多数人不会抛弃这些，也不会忘记这些，任何“爱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宣传，都无法让他们做到全盘否定被西方和东方最发达的强权长期统治取得的客观成果。
这里多讲了一点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比较现代化的历史，用意并不纯粹是作学术探讨，而要通过这些看似抽象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引出一个道理：北京的中央政府对待香港（这是紧迫任务）和随后对待台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应该置于这样的“大叙事”背景之上，因为此类大叙事是经过世界史检验的，基于大量的事实考证。否则，像马克思那样的理论批判大师，不会在很多年里反复阐述：我们对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拓展的巨大功过，不可抹杀（对此大题目愿意进一步探讨的读者，可详阅Umberto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中文译本最早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内部发行《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以及资料汇编辑：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Anne Bailey and Josep Llobera）。
北京政治中心对待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先进的边缘地区的政策，其大方向若不是与上述的“大叙事”接轨，一定难以做好。“中国梦”里面，一定要有足够开放的空间，容纳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高度赞赏的那些普世主义价值——那乃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不可以跟它“对着干”。
来源时间：2015/3/2 发布时间：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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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在观念认同上已发生微妙变化
作者：刘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于上海的美籍华裔学者，李成是华人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也是美中关系理事全国委员会常务理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访华之行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李成进行了专访。
李成认为，奥巴马访华很成功，最关键的原因是，中美关系太重要，不容出错变坏，如不合作，代价太沉重。两国领导人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应该利用高层互访的机会，来改善和推进两国关系。从经济角度说，两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都能从对方的成功中获益。中国市场的开放，给美国企业带来很多机会。而中国进入美国市场，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会给美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此次奥巴马访华，两国领导人准确判断并抓住了这一机会。尽管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内面临诸多批评，民主党也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甚至被视为一个“弱势总统”;但作为美国总统，其在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对外政策领域，其自主性比内政方面要大。他所剩的两年任期仍很重要，仍可以有所作为，诸多可改善对华关系、加强美中经济合作的政策是无需由美国国会批准的。
在李成看来，在奥巴马此次访华的诸多成果中，有三个方面特别突出，影响也很深远。
首先，新签证协议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双方就互为两国商务、旅游人员颁发10年多次有效签证、互为两国留学人员颁发5年多次有效签证达成协议，表达了两国对对方的一个良好愿望。此前，美中关系中的摩擦与不满，不少是由签证问题引发的。这次在签证问题上的大改善，既象征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也显示出美国对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成为文化大国的认可。它有经济、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很多含义。更重要的是，此举反映了双方观念认同正发生着“微妙变化”。
其次，双方就气候变化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将造福世界。前段时间中美互相指责对方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此次两国宣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展现了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应有姿态，给美中两国也给整个世界造福。
第三，中美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了共识。1997年开始实施的《信息技术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关于削减信息技术产品关税的多边协议。由于在“敏感产品清单”上存在分歧，去年11月，两国突然中止了谈判。这次美中就该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意味着已经就扩围名单达成了一致，同意将半导体、医疗设备、全球定位系统等产品纳入关税减免范围，两国向自由贸易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李成还称，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多场双边会谈，特别是“瀛台夜话”，有助于增进两国元首的彼此了解及私人友谊。
李成坦率地说，美中关系确实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双方在网络安全、台湾问题、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分歧很明显，不排除访问之后双边关系出现反复的可能。所以，两国领导人更多、更好地向国内民众解释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解释，不仅可以显示领导人的自信，还可以引领民意。
李成认为，美中两国首先要进行换位思考。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与干扰，两国民众之间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些不会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双方都应学会换位思考。比如，一些中国民众认为美国不愿意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当“世界老二”，而一些美国民众却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老大”，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了。事实却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规模比美国还小得多。而美国民众可能并非出于妒忌，只是觉得美国做得还不够好。
在美中关系中现在仍存在两种非常错误的思潮，一个是中国威胁论，一个是美国阴谋论。这都是冷战性的思维，是一种“负资产”，跟美中关系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两国都需要理性的强大声音，去不断挑战这种19世纪的过时观念。特别是媒体和智库，不要夸大分歧，更不要非常极端化地来夸大美中之间的一些矛盾。
李成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美中之间的价值观念是越走越近。两国的下一代将是更加全球化的一代，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无论是东京、首尔、纽约还是北京的，价值观念中相近的部分会越来越多。美国和中国，价值观念是在趋同，并不是在走向背离或者仇恨。如有人要刻意夸大了美中价值观念的不同，将非常可悲。
李成强调，在美中关系上，两国国家领导人的智慧显得越来越重要。两国领导人通过在某个领域加强合作，然后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通过在一个领域内建立互信，为在其他领域避免冲突打基础，他们应该而且有机会这样去做。
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与美中关系之间的联系，李成认为，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周边国家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境地。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周边国家心态非常复杂。他们首先希望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但对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又担心可能会威胁到自身。同时，他们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他们希望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但又不希望美国与中国硬斗。这是他们总体的心态，中国处理美中关系和周边关系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11/22
旧文章ID：2413
北京“习奥会”的意义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现代艺术家徐冰以发明所谓“天书”而闻名。对于懂中文的人而言，他发明的这些“天书”并无文字意义，徐冰的某些创作包含了英文单词的具象化符号。尽管如此，讲英文的人仍会误认为它们是中国汉字。徐冰的作品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某种似是而非的误解。在美中关系发展过程中，类似的误解持续困扰着双方。
两种流行的观点——美国遏制中国，以及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美国构成威胁——似乎让这两个世界大国正走向对抗的道路。为了让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利用此次北京峰会的机会加深相互理解，公开消除误会。
美中关系离不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应该清楚地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背景和考量，才能知道奥巴马最想得到什么。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大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会更认真地考虑他任期的剩下两年内应该做什么，能留下什么政治和外交遗产。美国外交政策有些方面需要国会表决，有些则不需要。这可能使奥巴马在国际事务和外交议题上更为投入，其中就包括对华政策。
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调整自然会产生关系紧张和相互猜疑。但是，在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规模和范围都史无前例的世界里，不应让冷战心理和19世纪的思维模式主导我们的思想。尽管美中存在经济纠纷，其中包括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的行业政策倾向于国有企业、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设立，但如果把美中两国的任意一方排除在外，任何旨在促进全球经济融合的国际机构都无法真正蓬勃发展。此外，两国领导人在反恐、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及全球健康等关键领域都有着强烈的合作动机。
特别是在反恐方面，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该领域有很多互动。无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其他新兴恐怖组织，对美中都构成挑战。目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新现象，与2001年9·11事件时很相似，两国都意识到在反恐领域相互合作的必要性。此外，两国领导人都很重视反腐问题，美国近年来在加强追查海外偷税、漏税问题。而中国也需要在抓捕外逃官员、收缴资产等方面与美方建立合作机制。
中国正处在一个矛盾与机遇共存的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很大变化，经济结构也在调整中。由于中国大力反腐，以往向官员行贿的企业会受到冲击，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因而会产生一次彻底洗牌。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服务行业的发展蓝图不仅给中国国内经济再平衡带来福祉，也给很多美国企业带来机会。
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应当改变对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发展，包括在美国本土基础设施投资的负面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美中两国有着多方面的互补性或共存性，两国都以对方的成功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动力。
美中两国有很好的合作前景，但也有一些问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障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两国精英和民众彼此的误解。未来美中如果发生军事对垒，很可能不是由于意识形态分歧或利益冲突，而是因为误解和误判。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决策者需要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因此两国领导人的交往和外交互动是非常有益的，这种高层对话能防止走极端而造成的危机。在美中关系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两国领导人更需要用冷静和智慧来处理问题，需要换位思考，不要误判对方的意图。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理解对方所处的政策环境和国内因素，而不是被媒体或某些部门情绪化的反应所影响。
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助于弥合战略分歧。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民间文化(如NBA、好莱坞大片和文学名著)的喜爱，他的夫人同比尔·盖茨基金会携手在中国开展艾滋病预防和控烟慈善活动，这些都是两国广泛的文化和社会交往产生积极影响的确切证明。
奥巴马总统应该作为一个非裔美国总统而非法学教授与习近平交流对话。他应当分享自己的美国经验，阐述那些对美中两国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奥巴马就能向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向中国民众展示，美国强调这些价值并非出于冒犯，而是出于尊重、诚挚和好意。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11/13
旧文章ID：2412
中美领导人会晤将成APEC重头戏
作者：李成 来源：新京报
10日至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作为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近日，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美国前中东和平特使马丁·因迪克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来华就中美关系与中国学界和政界展开交流。在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李成博士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展望即将召开的APEC会议以及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李成接受新京报采访"]("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Interviews/2014/11/06-us-china-apec/cheng-li-beijing-news.jpg?la=zh-CN")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访华是奥巴马重要机遇
新京报：时隔13年中国再次举办APEC会议，一些媒体将此称为“APEC外交”。举办APEC会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李成：13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无论是在反恐、气候变化，还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举办此次APEC会议本身就展示了中国的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中国国际地位影响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都会在这次APEC会议中显示出来。
新京报：作为APEC会议东道主，习近平主席已经邀请蒙古国、老挝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成：中国邀请这些国家参与，在全球性、区域性和周边性外交上都有战略考量，可以使中国在此次APEC会议期间展示多方面的多边外交。
新京报：你认为APEC会议期间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李成：APEC会议期间有很多议题，最受关注的当属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10日至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奥巴马对中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APEC会议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合作。
新京报：11月4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在这之后参加APEC会议并访华，对奥巴马来说有何意义?
李成：美中关系离不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清楚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背景和考量，才能知道奥巴马最想得到什么。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取得领先，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需要考虑剩下任期内应该做什么，能留下什么政治和外交遗产。
目前，奥巴马在一些外交政策上面临争议，例如在中东、乌克兰问题上。外界原本认为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是奥巴马的重要遗产，但这两个问题出现戏剧性逆转。鉴于此，此次访华对于奥巴马来说是个机会，但他最想突破的应该还是在经济领域。
“习奥会”将关注反恐
新京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会晤中会涉及哪些议题?
李成：中美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作必要，特别是在反恐方面。我认为中美领导人会晤时在反恐合作领域会有很多互动。无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其他一些新兴恐怖组织，对中美构成一些共同的挑战。目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现象，这与2001年“9·11”事件时很相似，两国都意识到在反恐领域相互合作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APEC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议题在这次奥巴马访华过程中会占到很重要位置。中美两国领导人会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美经济互相开放等领域进行探讨。
新京报：自从去年“习奥会”后，一些分歧造成中美关系出现摩擦，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会为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转机?
李成：如何处理好美中关系是非常大的考验，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从中美关系共同利益上来加强这种合作。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希望借助此次APEC会议以及领导人会晤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目前国际反恐、经济和能源新形势，使得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鉴于此，中美关系应该会出现转机。
新京报：你认为中美关系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李成：中美两国有很好的合作前景，但也有一些问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障碍，其中最主要还是因为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决策者需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因此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和外交官的互动都是非常有益的，这种高层对话能避免两国走极端和发生一些危机，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新京报：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对美国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对于此次APEC以及两国领导人会晤，布鲁金斯学会向美国决策层提出哪些建议?
李成：11月5日，我们召开一整天会议，邀请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和现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卡洛琳·阿特金森进行演讲，话题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再平衡、能源环境、区域性和全球性战略稳定，特别是区域大国间关系，这个会议在奥巴马访华前召开有很大影响力。
同时，我们每天都要接待来访的中国学者和官方代表团。我本人也和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因迪克来到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会面，希望能够在反恐和能源合作上有更多突破性进展。
中美都在推进反腐
新京报：APEC面临一些挑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APEC已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边缘化，你如何看待APEC与TPP的关系?
李成：无论是TPP还是APEC，或者是未来的经济机制设想，都应该建立在双赢共赢基础之上，而非排斥对方。我们是处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排斥对方的经济机制注定会失败。你很难想象全球经济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参与会怎样。因此，我不认为TPP是替代APEC，相反是促进，而且与中国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新京报：今年8月，美国APEC高级官员王晓岷透露，反腐将成为中美借助APEC平台力推的一项核心工作，如何看待中美在反腐问题上的合作?
李成：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很重视反腐问题，美国近年来在加强追查海外的偷税、漏税问题。但是，中美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长足性合作目前仍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另外，抓捕外逃官员、收缴外逃资产等合作是技术性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探索。
新京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中国成功召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领导人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念，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发展?
李成：中国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在发生很大变化，经济结构也在调整。中国政府在大力反腐，以往向官员行贿的企业会受到冲击，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会产生一次很彻底的洗牌。
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司法工作者将不断在法治问题上提出见解并发挥更大作用。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在法治过程中都有着同样的历程，有时很漫长，但都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国也一样。
声音
中国软实力 举办此次APEC会议本身就展示了中国的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中国国际地位影响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都会在这次APEC会议中显示出来。
反恐合作 中美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作必要，特别是在反恐方面。我认为中美领导人会晤时在反恐合作领域会有很多互动。无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其他一些新兴恐怖组织，对中美构成一些共同的挑战。
民众交流 中美两国有很好的合作前景，但也有一些问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障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误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11/6
旧文章ID：2411
习近平“追梦一年半” 有成就有风险
作者：秦川，李成 来源：BBC 中文网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已经超过一年半。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中国政治专家李成对BBC中文网说，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确实有作为，但其做法也存在风险。
《人民日报》客户端星期二发表题为“追梦一年半：习近平的三大建树”的文章，盘点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反腐、改革和外交方面的建树。
文章说，习近平至少有三大建树为人称道：“铁腕反腐，‘拍蝇打虎’深得民心”;“力推改革，幅度和力度都超预期”;“外交布局，软硬两手凸显‘大国范’”。
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说，《人民日报》提出的这三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李成说，习近平主导了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层次最高的反腐运动，还推进了包括取消劳教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城市化等意义深远的改革。
“权力斗争”?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反腐实际上只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李成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说：“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因为民怨非常强大。现在腐败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亿，几十亿，腐败的面之广，程度之严重，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令人惊讶的。”
“中共合法性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制止腐败，中共本身就无法幸存下去，所以肯定要制止。”
李成说：“当然，习近平在反腐的时候，是要巩固他的权力的。你可以说，巩固权力和派系斗争是有关系的。但我不觉得他在直接打击其政治上的异己。”
李成认为，在周永康被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再会有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官员落马。
他说：“动常委级的官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会牵扯到中国政局的很多方方面面，它的多面的反应是谁都控制不了的，而且会造成人人自危的情况。我觉得这危险太大了。”
“运动式反腐”
李成说：“从我的观察来讲，中国民众对习近平主席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一年多来的举措是非常赞赏的。”
但是，“现在的反腐败只是运动式的，而不是法制建设性的，这无法长期维持。”
他认为，必须逐渐建立一个法制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官员申报财产、官员的房地产注册，最主要的司法逐渐走向独立。
李成说：“当然，建立一个司法独立的体系，建立一个法制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方向必须明确。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四中全会强调法制建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如果中国的民众对法制建设有信心，对今后的反腐有信心，这就是成功的。如果中国民众对反腐非常失望，觉得完全是打击政治异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擦枪走火”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文章证实，中国近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对菲坐滩废舰实施隔离限制、981钻井平台南海钻探油气资源、进行南海岛礁工程建设等前所未有的强硬举措”都是习近平亲自决策的。
对于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表现，李成认为，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有非常大的联系。
他说：“习近平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况当中。他一方面要让民众认为他是代表着中国的利益，代表着中国民众的情绪，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对西方要强硬。但实际上，他要做得非常非常谨慎。”
李成警告：“中国最危险的事是在南海或东海擦枪走火。如果中国和菲律宾、越南或日本发生战争，这就会完全改变国内的政治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海外的战争会造成国内的巨变，包括政局的改变、政体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
李成说：“如果战争发生，会有很多开始时预料不到的结果。这种事情会改变中国的政局，也会改变对习近平的评价。”
(撰稿：秦川/责编：李莉)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8/12
旧文章ID：2410
包道格：奥巴马重返亚洲
作者：包道格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再次访问亚洲，一年前他曾取消过一次类似出访，并缺席两次区域性峰会。奥巴马本次出访将在中国、缅甸和澳大利亚停留，并出席分别在这三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亚峰会和二十国首脑会议。
在一次问答环节中，包道格对这次出访进行了预测，并分析了其重要意义。外界日渐担心奥巴马会因为受困于诸多外交政策问题而忽视了亚洲。此次出访将是与各国领袖重建联系，并制定清晰的前进路线的一个机会。
本次出访的重点有哪些?行程中哪一站是最重要的?
奥巴马此次出行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4日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由于共和党赢得对参议院的掌控，并获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需要解释失败的原因，并基于新的政治环境规划议事日程。共和党对议事日程的描述也十分重要。
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奥巴马本次出访行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它将对奥巴马在余下两年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处理做出预示。这一时间范围恰好也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党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推行改革和巩固政治的关键时期。稳健、避免意外和适度的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个成果卓然的过渡期。但正如我们去年所见，中国和习近平采取的强硬的外交政策已令美国和中国的邻国感到惊讶。美国不仅需要解释其对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反对态度，同时还要寻求促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自九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示威。这是否会为中国举办峰会带来问题?
每位民主领袖都会就香港问题发表看法。但这一局面不太可能因北京发生的事情而改变，而且抗议者内部的松散混乱已经削弱了其影响力。支持者们缺少明确的立场。
这些峰会能否缓和中国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在北京举办的领导人会议。为此，中国与其竞争对手以及美国建立起信任机制。这些举措究竟是为确保会议顺利举行的权宜之计，还是中国减少冲突的长远之计的证明，时间将给予启示。
奥巴马的缅甸之行将会花费不少力气来促使东亚峰会的亚洲领导人进一步探讨南海问题在内的亚洲安全挑战。
奥巴马会督促缅甸政府推进民主改革吗?
缅甸政府正试图化解要求修改亲军方派宪法的压力。这一进程仍在继续，但尚未达到令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满意的程度。
奥巴马可能会再施加一点微妙的压力。但美国国会实施的制裁法案限制了他能够使用的引诱手段。
奥巴马总统需要抵制住为缅甸的所作所为担责任的冲动，不能步他手下的后尘。
正值国际社会的多事之秋，本次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主题仍将是发展和再平衡。
面对日益减弱的需求，日本、中国和德国领导下的欧盟都将追求顺差。甚至美国的消费水平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呈现暂缓的势头，美国家庭在持续偿还他们的债务。但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让其处在近年来最具优势的位置。
二十国首脑会议将主要着眼于：欧洲经济体的疲软;日本银行最新出台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下引起顺差的日元贬值;以及竞争性货币贬值对全球增长的威胁。
区域领袖是否担心奥巴马正偏离“重返亚洲”的计划?
是的。华盛顿发出的所有声音都对亚洲只字未提。奥巴马对再平衡的关注显然已经偏离轨道，这使美国的盟友担心美国将不能继续支持他们对抗中国的压力。
美国看起来好像永远都在为最新发生的状况搞得焦头烂额——要么是埃博拉病毒，要么是伊斯兰国，或者是乌克兰问题，却似乎不清楚该走向何方。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11/6
旧文章ID：2369
包道格：中国外交政策的矛盾
作者：包道格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前领导人邓小平曾告诫说，随着财富和实力的增长，中国应保持低调(亦即“韬光养晦”)，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不露声色地将这一教诲抛诸脑后，只是我们或许还未曾意识到这一点罢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在周边地区推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自主专断势头见长，习近平主席也显示出了与这种情绪相匹配的自信。多数周边国家领导人对此持积极但谨慎的态度，而日本和菲律宾对此的看法就不那么乐观了。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希望从对其邻国展开的魅力攻势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想警惕地维护着对边远地区的领土主张。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在10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一次有关周边外交的重要会议，习近平做了被称为“重要讲话”的发言，随后由李克强总理以及党和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依次讲话。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宣布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翻译为全国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设想。总体来看，这些举动预示着中国政府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利用中国最近取得的财富和影响力，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习近平的讲话列举了经济援助、贸易、科技、金融、安全和公共关系外交，将其视为中国区域战略的手段。官方发布的新闻稿并未提及诸如领土争端或将要实行的东海防空识别区(ADIZ)等敏感问题。不过据本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问题都是会议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在九月对中亚四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以实际行动为周边外交会议揭幕。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他呼吁建立“新丝绸之路”，以便增强整个中亚地区能源、贸易、电信和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习近平此次出访反响良好。
在本次会议举行以前，习主席和李总理还于十月中旬参加了在东南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和东亚峰会(EAS)。就在奥巴马总统疲于应付政府关门危机之时，习李二人完成了对东南亚五国的友好访问，并承诺提供援助和发展贸易。
一项重要成果是宣布筹建“东盟基础设施银行”。据一位官员透露，该设想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港口、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便进一步整合中国与东南亚市场。中国希望通过向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的银行资本提供名义捐款的方式实现区域买进，若这一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其长期经济和软实力影响不容小觑。
区别对待政府和人民
本次周边外交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努力赢得了与中国关系不佳的国家的人民支持。在中国媒体对日本进行了几个月长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后，十月下旬中国举办了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两国前任官员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活动。媒体对于这一规模相对较小的活动的报道却异常积极，日方与会者能够通过中国的新闻渠道发表署名文章。
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加剧以及11月23日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在日本进行的有关中国的民意测验结果都相当负面。尽管如此，有报道称中国在冻结两国高层官员交流活动的同时，仍准备继续寻求改善普通日本民众的态度。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弹性。中国的目标是孤立安倍政府并向其施压，迫使其承认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端。
同样，中国也以差异化的方式对待菲律宾。阿基诺总统因持续的近海沙洲和暗礁主权纠纷而被一个中国主办的区域会议拒之门外。迄今为止，菲律宾寻求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反对中国领土主张的诉讼已获成功，中国对此恼怒不已。
然而，当台风海燕(尤兰达)在菲律宾南部肆虐时，中国反应虽然迟缓但最终还是提供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协助，甚至派出了新型海军医疗船——和平方舟，帮助救治伤员。
中国对其主张的坚定程度并未减弱
在本次周边外交会议上，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有争议的海上领土的主权要求，这是邓小平对外交事务低调处理的方法被抛弃的又一标志。据报道，会议最终批准了酝酿已久的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目标;在黄海和南海设定防空识别区的计划可能也在规划中。
这一观念于2008年首次浮出水面并获得支持，当时日本有关中国入侵其防空识别区的报道甚嚣尘上，从而促使中国人寻求针锋相对的做法。中国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此类识别区不受国际法管辖，中国完全有权建立自己的识别区。当日本官员公开讨论击落飞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尖阁列岛)上空的中国无人机时，中国国内推动设立本国防空识别区的推力不禁加快。
有关官员将防空识别区看作是增加制衡日本砝码的一种手段。一旦中国宣布设定包括争议岛屿在内的防空识别区并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日本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国内外压力，甚至会迫使其就接战规则展开谈判以避免摩擦。这就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使其可以坚持以下前提，亦即日本必须承认在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而这正是日本所不愿承认的。
考虑到此次周边外交会议所拟定的政策要点普遍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设定新防空识别区的公告显得尤其不妥，在与邻国打交道方面也可能会事与愿违。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防空识别区的责任，亦须对声明负责。该声明乍听起来让人感觉警告意味十足，毫无安抚宽慰之意。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负面反应十分强烈，其他邻国也忐忑不安，中国不得不在随后尽力澄清安抚。
这种拙劣的做法，与中国领导人普遍具有的为中国持续发展而促进地区环境稳定的积极意愿形成对照，这可能是因缺乏外交经验的军人步入外交领域所带来的持续影响所致。中国前外交官反应迅速，他们请外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层，诸如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发布公告前进行事先协商，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负面反应。尽管表现不佳，但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理事会，最终译法待定)仍有望弥补政策执行方面的差距。
但同样有理由认为，在涉及主权问题时，中国领导人仍会理直气壮地采取强硬立场。当然，习主席在过去一年的言行表明，中国强调对宣称有争议的领土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同时主张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特别是在海上活动这一新领域。通过上周的中国之行，不难看出普通中国民众对政府通过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建立起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倍感自豪，相比之下，批评的声音要少得多。
许多中国人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政府以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的方式迈出了加强并扩大中国影响力范围的一步。这种对设定防空识别区公告的自豪感，与其对采用海事管理机构表明中国在争议海域存在的自豪感如出一辙，这种处理方式在表面上看是民间手段，以此规避直接的军事对抗。
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采用了资源充足的议程谋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美国政府曾多次对此类影响力竞争表示欢迎。中国在1998年至2008年间曾推行过类似议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南亚地区尤为如此。
不过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对其邻国的领土主张也变得愈发不能容忍。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充分利用他国涉及领土纠纷行动的方法，例如越南设立了一个自治市对有争议的南海诸岛进行管理，中国即采取了更为有力的行动对此做出回应，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一系列你来我往的连锁反应。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中国是文治还是武攻，其邻国对来自美国的抗衡作用的需求都将继续增长。这使美国在维系美国人民支持的广泛的经济与外交活动之余同时投身于中国邻国的安全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所象征的这种提升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途径正是美国在该地区固有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东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相对低水平的军事发展往往会暂时削弱与中国纷争的影响力;然而，东北亚地区各方的武装都很精良，彼此距离也很近，因此其空军和海军也都刚好在彼此的控制范围内。此外，与其前任相比，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现任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对风险的更高接受能力。事实上，各国似乎都认为一种一触即发状态的紧张局势正切合其本国政治需求。尽管各方都有意控制，但这也可能成为足以迅速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总是希望获得建立信任机制的灵丹妙药，如热线电话、海上意外事件协定以及中高层外交行动。这也许可行，也可在中韩两国之间尝试，两国的防空识别区虽有重叠，但是领土主张却不重叠。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相比于新一轮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公告，进一步努力达成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更为可取的做法。
如果中国继续以日本承认存在领土争端为建立这类机制的前提，日本方面就不会存在达成一致的政治意愿。美国会尽其所能继续协调所传达的信息，敦促各方自我克制，同时明确重申《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性。必须在顽固地谋求通过更多单边努力改变现状与陷于不断升级的行为(而这是可能通过其他方式避免的)之间达到适当平衡。
这就需要奥巴马政府的发言人发表更加明确和一致的言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声称美国并不打算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有必要统一国务院和白宫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口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各民用航空公司暗示会接受新防空识别区。
尽管中国已经宣布了防空识别区，但仍要坚持航行自由权，就像政府所做的那样。在航空识别区内坚持遵守国际惯例。坚持认定防空识别区不会传达出主权方面的意义。
美国及其安全合作伙伴需要维持或加快在第一岛链内的部署和演习步伐，以淡化中国抱有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削弱的意识。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以传统和创新方式与中国的魅力外交展开积极竞争。在涉及公共健康、环境、教育、以更常规的安全方式共享渔业以及外交安排等问题的一系列多边倡议中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国会应该支持总统开展国家外交活动的能力，而不是从中作梗。
美国应该保持其新近恢复的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军方互动，并予以深化和拓展。国会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取消其《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对该项活动的约束。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冷静地寻找机会以向中国表明，没有事先通知就宣布设定防空识别区实属代价不菲的错误。正如当初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美国稍后宣布增加其在阿拉斯加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器发射装置那样，美国应该以耐心的、非挑衅性的方式逐步弱化有关美国部队正在被排挤出中国近海的看法。应帮助中国认识到，这并非零和博弈。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3/12/13
旧文章ID：2368
美中峰会：缔造历史的时刻
作者：包道格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六月举行——次非正式的高峰会谈——这是四十多年以来，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的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他们应对指导两国未来合作的原则进行申明，并为两国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关系发展奠定基础。
美中合作的原则
• 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化解两国分歧和地区危机
• 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的现状
• 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最终的和平统一
• 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
行动纲领
建立由内阁以下官员组成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涉及四方面的问题：
经济：确定美中达成全球性或大规模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双方谈判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服务、能源以及交通等领域，以及政府采购政策、金融自由化以及敏感产品等。
军事：加深美中军事接触与相互理解。制定未来十年的目标：确保双方指挥官相互认识，交换个人联系方式，以降低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军事院校应在多个职业层面互派学生。
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合作，并就如何管控非传统性挑战达成协议，如网络攻击、太空威胁、气候变化、疾病蔓延、人权问题和能源政策。
地区安全：在未来的十年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共同建立一种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最先需要解决的是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问题也需要明确的规则和冲突解决机制。
峰会
6月7-8日，中国国家主席以及美国总统将在加州进行一场不同寻常的非正式会晤。双方官员正努力降低对会谈的预期，尤其是对可交付成果的预期——即降低就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仅通过两天个人外交而达成详尽的解决方案——之预期。 相反，他们强调这次会谈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在短期的议事日程之外探讨合作领域、降低竞争的机会。
这次峰会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的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上一次的会谈发生于1972年，中美双方领导人分别为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历史不容置疑地证明了那次对话对于确立中美合作与竞争原则与思想的重要性。然而，这些原则在中美之间的许多冲突中形同虚设，有益于双方的战略性变革可能难以实现。
在许多重要方面，本周末举行的这次峰会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韩磊(Paul Haenle)和我在去年底提倡了这样一个会议。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潜在收益将超过巨大的风险。两国近期所经历的激烈竞争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并将两国导向灾难之路。然而，尽管两国的结构与利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专注于合作可能带来更为积极的结果。
两国首脑应讨论哪些问题
他们应努力让对方表明两国重大争端与挑战的处理原则，而无需起草一份详尽的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没时间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更不需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与中国组成的、领导世界事务的G2集团。 然而，如果这两个大国不能找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处理原则，则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合作可能难以实现，两国之间的竞争将危险重重。
原则
首先，两国领导人应做出承诺，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和地区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梦”，呼吁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但西方人倾向于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不会质疑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但他们不清楚，中国人对此如何理解。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应以一种友好且认真的姿态，询问一下习主席，他将如何实践他的思想。
在奥巴马的成功领导下，美国的 “亚洲再平衡”战略获得了两党及各个地区的大力支持，但中国怀疑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美国领导人应消除中国的这些疑虑。在这一背景下，他应敦促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而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极力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中美双方应相互承认美国与中国在亚洲和平与安全中的合法作用，包括国际上承认的边界。
第二，双方应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的现状。这将有助于遏止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在海上领土争端方面日益激烈的摩擦，使各方承担相关义务，不再在棘手而敏感的问题上火上浇油。两国领导人应进一步呼吁进行谈判，达成一些临时性安排，以管控渔业资源、碳氢化合物和矿产资源的争端国家之间的资源竞争。
第三，他们应重申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最终和平统一的共同承诺。他们甚至可以委任可靠的官员进行秘密会谈，商讨如何处理因朝鲜年轻的新领导人反复无常的行为所造成的意外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为人低调，似乎是参与会谈的理想人选，而奥巴马可以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情报部门的高官中物色人选。
第四，他们应承诺在未来的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现在谈判中的安排不够全面，有时还存在冲突。中国正着手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这将使美国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利益进一步交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欢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签订，并得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员国的欢迎，而美国不应被排斥在亚洲的地区性安排之外。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正在增长，但是还不足以给美国和中国双方带来巨大利益。中国市场的某些行业将美国企业拒之门外。两国领导人应授意其商业和金融官员，积极地消除这些不足。
行动纲领
如果有可能申明这些原则，那么奥巴马和习近平将能很好地对其政府职责进行分配，切实而富有远见地对这些原则的实践进行跟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中美高级官员参加的大型年度会议。下一次会议定于七月在美国召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两种制度下的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解决问题。但是它复杂低效，不够常态化。
两国领导人应让内阁级别以下的官员更频繁地举行会谈。可根据四个方面的广泛问题领域划归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下设的小组。应赋予这些小组更远大的目标，把握住习近平主席(他已精力充沛地开始了施政)作为党、政、军首脑可能连续执政十年的契机。一个重要目标是确保相应的政府机构致力于实现富有建设性的长期目标，以对抗经常伴随着区域性和全球性力量调整的激烈竞争。
四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应集中关注：
经济
两国领导人可为其金融和商业官员确立如下目标：在未来的十年里，开创条件，为美中达成全球性或大型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铺平道路。例如，他们可以从协商签署一项双边投资条约入手，真正地促进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保护和扩大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应引导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应对真实的而非虚构的安全问题时，以富有建设性的眼光看待投资问题。
中国应开放其封闭的金融服务、能源和交通等领域。这个小组应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还包括政府采购政策、金融自由化以及敏感性产品等。
军事
自从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掌权以来，中国军方对改善与美国军方的军事关系表现出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多年来，两国的军事关系一直忽冷忽热，深度猜忌。双方应抓住这个机会，密切接触，加深理解，顺便解决“透明性”问题。
可设立一个为期十年的目标，发展双边军事关系，确保双方指挥官相互认识，交换手机号码和联系方式，以降低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国与中国的军事院校应在多个职业层面互派学生。美国应鼓励中国灵活对待在同一学校接受训练的台湾军官。
非传统性问题
美国和中国在网络攻击，太空威胁，气候变化，疾病蔓延，人权问题和能源政策等领域存在着交叉利益。六月初，中国同意与美国官员协商解决网络攻击问题。2010年初，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后，中国在后续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加强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自身环境急剧恶化所带来的突出挑战。奥巴马与习近平应授意两国官员探索未来十年的合作方式，并就如何管控非传统性挑战达成一致。
地区安全
两国领导人应授意两国官员开展合作，在未来的十年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今天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表明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同时也表明建立这样一种机制的紧迫性。必须切实逐步消除各国之间的猜忌。
最亟待解决的仍是朝鲜半岛问题。朝鲜与韩国的新政府“继承”了相互猜忌的传统。但是，两国至少还存在找到新的前进方向的可能性。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问题也需要明确的规则和冲突解决机制。中美两国在印巴关系、阿富汗、波斯湾以及叙利亚等问题上都有着重要的利益。
历史性机遇
加州阳光庄园峰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但是，如果两国领导人不能保护各自的敏感利益，这次峰会也会带来诸多风险。奥巴马和习近平需要权衡利弊得失和风险。然而，他们只有同时看到并尊重对方的需求，才能摆脱困局。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既有成功的过去，也有动荡的历史。美国作为全球领袖，拥有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内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果奥巴马和习近平能够应对思想的挑战，确定一条前进的道路，便会有机会缔造更为辉煌的历史，远超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前任们所取得的成就。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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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份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新冀望
作者：黄日涵，张华 来源：华夏时报
2014年，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不断尝试。然而，由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在南海、能源环境、网络空间等问题上依然存在诸多的分歧。新年伊始，正当外界纷纷猜测中美关系走向之时，传出了奥巴马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于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当前国际地区格局发生重大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到底会“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成为摆在两国精英面前的共同难题。人们开始关注此次习主席访美，中美是否会在30多年之后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如何跨越
近年来，国际格局和形势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滑，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战略界的显学之一就是中美会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美国提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而中国则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对外关系层面，中国面临同周边国家的陆上和海洋争端问题，而美国则需要应对中东变局和欧洲的纷争。在国内层面，中国需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和协调发展，美国则需要持续振兴因金融危机而衰落的经济。
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关系也出现了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总体上，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一是领导人和各层级官员频繁互动。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已经4次会面，分别是2013年6月的“庄园会晤”、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的会晤、2014年3月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会晤和2014年11月的“瀛台对话”。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各层级的交流更是络绎不绝。二是中美达成了多项共识。近年来，中美关系虽屡有波折，但是在气候变化、打击犯罪、全球治理等领域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2014年11月，中美两国甚至达成历史性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三是中美在军事交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中美两军开展了70多项交流项目，甚至还包括联合演习和训练在内的活动。四是中美经济关系密切。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2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接近2万亿美元，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实现深度的“利益捆绑”。
但同时，两国关系发展也出现诸多新的问题。政治上，中美领导人虽然达成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但是双方对于彼此的诚意和努力都存有疑虑;中国一直担心美国的“围堵”，而美国则担心中国将美国赶出亚太。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仅公开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还强化了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中国则在很多问题上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在媒体的塑造下，东亚似乎正在进行以美日为一方和以中俄为另一方的较量。经济上，越来越少的人提及中美互补，而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高频词汇。更重要的是，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强势介入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另一方面与中国参与的“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唱对台戏，争夺下一阶段地区贸易的规则制定权。
总之，当前的中美关系发展至新的历史阶段，纷繁复杂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背景下，需要有新的纲领性政治文件来约束和规范。唯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殊途同归：
两国关系“再确认”
达成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是顺应国际和两国关系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两国专家学者多年来的呼吁，也应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站在历史高度、为两国关系顶层设计的抉择。公报不仅要规范确认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和内涵，更要对今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进行设计规划。
第一，中美两国都存在要求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声音。美国退休官员和学者曾多次提出中美要发表第四份联合公报。2002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表文章认为，美中关系第一阶段始于 1971 年基辛格访华，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基础上;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进入第二阶段，苏联威胁不复存在，贸易、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等问题却日益突出;随着“9·11”恐怖袭击，美国和中国再次有了共同的战略敌手——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中关系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因此，是时候谈判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了，以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根据新的现实更新双边关系。
2011年1月，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主张中美应该缔结一份历史性的联合公报。曾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所罗门也称：“构成三个公报的基本要素已不存在，美国需要思考与中共交往的基础。”曾任职美国国安会的李侃如也探讨过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可能性。
在中国方面，也存在支持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声音。2010年4月，《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相蓝欣称，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的架构已经难以维护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后，也曾经传出中美发表第四份联合声明的消息。
毫无疑问，中美学者关于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目的动机不尽相同。美方主要是想用新的公报替代旧有的三项公报，其中不排除美国立场的后退;而中方学者则是想为旧有的三个联合公报补强，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再加上一道保险。双方都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规范和约束台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这三个公报已经30年有余，国际格局、中美实力地位、双方关系的宽度和广度都已经同30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有一份新的联合公报。
第二，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具有达成新公报的战略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还是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还是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都展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和新作为。在中美关系方面，习近平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和丰富，成为当前中美关系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在达成第四份公报问题上有所突破，必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也将奠定习近平在发展中美关系上的历史地位。
奥巴马已经接近第二任期的末段，随着外界对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讨论增多，奥巴马终将落入“跛脚”的境地。此时，奥巴马需要强势作为，掌控对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主导权;在让美国人又爱又恨的中国问题上做点什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的背景下，奥巴马最易留名的方面是在外交领域。通过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解冻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在中东的外交军事行动，奥巴马已经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资产。但是，在最为核心的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基本上是没有可以留名历史的遗产。如果奥巴马能够正视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从历史的高度和对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前途出发，达成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将是其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
破局关键：
“超越”台湾问题
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被称为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在这三个联合公报中，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其中，美国在前两个公报中确认了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第三个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此后，在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时，中国政府便不断拿三个联合公报要求美国政府。
当前，台湾问题虽然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其地位和角色明显“暗化”，不再是突出亟须解决的问题。2008年台湾的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签署了20余份协议，使两岸关系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美国对此表示支持和肯定，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奥巴马政府各层级的涉华事务官员的讲话中，都有明确表示。正如外交部长王毅2013年9月访美时所言，“台湾问题处在可控状态之内”。
2014年以来，除却美国出现的“弃台论”不言，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2014年12月，美国通过新的对台军售案，向台湾出售不超过4艘的佩里级护卫舰。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对美国提出了抗议和反对。而与以往不同，此次军售案系由美国参众两院发动，以通过议案的方式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也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奥巴马仅仅是迫于美国国会的压力通过了对台军售案，因此罪魁祸首应是美国国会，而不是奥巴马政府。
2015年元旦，“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双橡园举行“升旗”仪式，并对部分人员进行授勋活动。事后，“代表处”将活动照片散发媒体，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其纠正错误做法。一度有舆论猜测，这是美国重新对华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白宫、国务院等部门发言人一再表示，美国事前并不知情，并承诺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在台协会”甚至向台湾当局提出了抗议。2008年以来，美台关系发展虽然也有分歧，但多是经贸性质的(如台湾开放美国牛肉进口问题)，在政治问题上出现争执是不多见的。
但是，台湾问题并非无需在第四公报中着墨，而是需要大书特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美国政府再次确认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度，尤其是在2016年台湾“大选”即将来临之际。2013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外界普遍估计，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很有可能在2016年重新夺得政权。而一向被视为“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很难调整其“台独”立场。如果两岸关系发展再度出现波折，美国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对于美国售台武器、不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等，也应作出明确和细致的要求。美国不断插手台湾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之前的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性和架构性较强，在遣词造句和中英文法等方面给美国留下了空间。因此，第四公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尽可能地细化和明确化相关概念意涵，以防止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
虽然，要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中美两国领导精英以全球和平发展与两国民众福祉为己任，谋求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向前发展，而不是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一定能克服重重障碍，最终达成这一公报。
(作者为本报特约记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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