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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美关系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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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荣  来源:凤凰财经

  【编者按】当下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关系作为焦点之一,其博弈合作,未来走向备受外界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凤凰财经专访了多名中美问题学者,本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他认为,中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复杂性远超以往历史国家。“长期来看,中美关系肯定有非常大的挑战,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历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的陷阱’。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起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

  金灿荣说,从结构上讲,中美关系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

  中美关系复杂 不能简单化定义为非敌即友

  凤凰财经: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且中国表示同奥巴马政府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鉴于此,如何整体上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

  金灿荣:我认为目前中美关系还可以,还是即竞争又合作的正常大国关系。短期从去年一年的情况看,中美关系态势是先抑后扬:去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是太好,一是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美国对此坚决反对,然后去年二月份奥巴马又接见达赖,另外也有贸易摩擦,再一个就是网络安全吵的很凶。

  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拉偏架,不太满意,美国又觉得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咄咄逼人,所以去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是到下半年就好些。转折点是去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组团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当然,中美关系高潮是去年下半年APEC会议之后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举行瀛台会。所以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否则上半年不会那么差,但另一方面中国关系很有韧性,否则下半年也不会弹回来,这是中美关系总特点,里面有问题,但又有支撑它发展的条件。

  依照目前的态势,中美关系还是与去年大的情况一样,它即竞争又合作,有矛盾也有合作。矛盾方面,如美国今年邀请达赖参加总统早餐会。起初,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虽然是民间的,但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中方对此当然不高兴。另外,美国商务部门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进行制裁,这也是矛盾之一。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美其实还不错,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正式邀请习主席年内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一个好消息。

  中美关系很复杂,即竞争又合作,问题很多,合作面也很多。就在我们谈话之际,美国一个月前刚上任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已来到北京访问。

  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千万不要用一种简单化的东西来定义,说两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都简单化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前途是开放的,不能说必有一战,这肯定不对,或者说必定成为伙伴,这也不对。它存在多种可能性,它的未来是开放的。

  中美关系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刚刚所说的是短期的,从过去一年来分析中美关系。长期来看,中美关系肯定有非常大的挑战,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历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的陷阱”。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起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

  中美关系从结构上讲,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

  另外,还有文明冲突。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聚集城”,所以从结构上讲,中美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并且比一般的“修昔底德陷阱”更复杂,因为其中有两个额外因素。基于此,中美关系中不时发生摩擦、对抗,是很正常的。

  但另一方面,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有对抗也有合作,并且合作非常多,相互依存度非常高。2014年,中美贸易额虽然还没公布,估计在5500亿美元左右,这是官方数据,还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1200亿美元,加起来有6000多亿美元。在人类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一年达到6000多亿美元,这是没有的,是最高的。

  此外,中美民间人员交往也特别多,一年双方来往人数超过400多万,尤其是签证政策修改后,商务签证可达到十年后,中国对美申请签证人数比例涨到60%多,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也增加。

  所以,从长期看,中美关系有紧张的一面,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就是相互依存,相互来往程度确属罕见。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有创新精神塑造未来。坦率来讲,在这一创新精神,中国走在前面了,中国提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而美国美国还是比较传统的思维,它就是回归亚洲。

  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来了一个新对手,它就要回到亚洲围堵你。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比较有创意,而美国对此态度是比较犹豫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截至到现在美国没有否定这一概念,但又没有爽快地接受。

  美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犹豫态度

  凤凰财经: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美国并不承认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

  金灿荣:对此美国的态度是变化的,它有几个场合是正式承认的:一是2013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的心腹Susan E. Rice在华盛顿乔治城就明确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但是她用了习主席这个词后,马上就改用美国的方法来定义,说为做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必须做到如下七点。美国是个商业民族,买卖人,它接受你这一说法,但是要重新定义,它的要求都是很实在的。

  另外一次美国比较正式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是2014年11月4日,奥巴马来中国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论。他也正式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所以克里也没有拒绝,个别时候还用一用,但多数情况他不用这个词,反正七拐八拐,总是找个别的什么词来应对。 我认为,截至到目前,美国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很爽快地接受这个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习惯或者说过去的习惯使然,美国认为它总是比别的国家强,在双边关系中总是由美国来定义和主导,是敌人,是朋友,非敌非友,由它来定义。现在中国提出概念,要美国来学习,它是很不习惯的。现在中国很罕见地先抢了话语权,美国对此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第二,是具体内容上,美国现在有点犹豫。美国说以前中国定义核心利益,中国说你要尊重我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意了,然后它认为从此中国又不断地扩大核心利益,这使得它觉得自己上当了。

  同理,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在中国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前,美国说我无法给你回应。所以,我们现在也有问题,即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非常好,思路也很好,但是从内容来讲还是比较空的。

  中美要坚持底线 不能正面冲突

  凤凰财经:您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哪些新特点?毕竟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是与以往不同的。

  金灿荣:截至到目前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定义,还就是习主席在2013年6月加州庄园会晤上的定义,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个词很好,三个定义也没错,关键就是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现在大家还是比较疑惑。

  从去年一年的实践,特别是去年底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认定它有一个前提:中美两国比较特别,与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就是两国是超大型国家,之间不能强烈冲突。我认为这是一个共识,双方现在这一点,有强烈共识,即绝对不能正面冲突,因为与中美两国的规模相比,历史上所有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小国家,所以他们之间“小孩子”打打也就算了,我们不能动手,我们一动手人类就没了。 我们两国都是超级大国,与以前的国家玩家不一样,我们要有底线,不能正面冲突,另外,双方要尽量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

  比如去年瀛台峰会后,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1个共识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方要合作,这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全球性议题,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是去年的瀛台峰会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另外,就是去年瀛台峰会的一项共识,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以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

  具体如何做,我认为,第一政治问题两国要坚守底线,绝对不能打仗;第二,具体的做法是扩展合作,从全球问题,道低端政治的全球问题,再到亚太地区。

  当然,为做到这点,中美双边关系中有一些矛盾要控制一下,比如两国关系中的短板问题——军事。去年瀛台峰会后,双方在军事达成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对中美两个超大国家处在某种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补充它的内容本身是很难,而且主要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实践优先,理论滞后,要先做起来。

  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很好的思路,但这个关系的建构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儿,必须是双边的,而且要有具体的实践来补充。这个概念是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的时候提的,2013年把它标准化,2013年庄园会晤正式提,2014年补充充实,部分充实就是瀛台峰会后的内容,未来估计双方还需要花力气和时间,不断的充实这一概念,所以它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概念。

  因此,总体来看,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持偏乐观的态度,特别是最新的一个动态就是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表了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明确表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尽可能的多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我认为,这份报告其实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原则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提出的背景

  凤凰财经: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在亚太所面临的局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对外战略更加积极主动,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一路一带”,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等规划。有分析认为,中国此举将制约和抗衡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您的看法是?

  金灿荣:应该这么看,2010年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标志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中国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世界银行认可的数据。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按照PPP购买力评价,1992年中国就超过日本,但是按照市场汇率18年以后才实现。很有意思的是,2010年这一年,整个中国的舆论界都在集体贬低中国GDP第二的意义。

  整个的媒体舆论都在告诉中国人,GDP第二一点意思都没有,搞得我企业界朋友很生气,说老子辛苦了一辈子,国家GDP第二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有点矫情了,是不对的。你自己是这么看,GDP第二不怎么样,但是外界不是这么看的。

  外界说突然来了一个傻小子,都不认识,怎么当了党委副书记,整个单位的权力结构给打乱了。

  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就是世界一把手美国怎么看。2010年开始,美国变得很紧张,原来美国是倾向于忽视中国,看不起中国,突然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后它就重视了,而且在这一年(2010年)中国GDP第二的同时,还有一个数字让美国人的震撼更大,而媒体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就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同年发电量超过美国,也是世界第一。

  凤凰财经:这是硬指标,美国的反应是?

  金灿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美国在20世纪曾经面临过三个对手,德国、苏联、日本,这三个对手是什么情况呢?他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即制造业总值达到美国70%的时候,美国就自动全民总动员整他们,把他们整爬下,只有中国消无声息地超过它。

  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实干主义的民族,它深知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力量的脊椎就是制造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有强大的军事,有强大的军事,最终你才能获得领导权、定价权、金融权,这些美国一直都是很清楚的。

  盯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就把它整爬下,结果看中国看晕了,看不准,一不小心让中国给超过了,而且是关键指标给超过了,美国人是非常生气的。美国一些战略家研究过,怎么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总结的原因大概有这几方面:

  第一,是怪自己,美国人骄傲了。冷战结束,美国大获全胜,他们得出一结论——历史终结了,人类作为生物还存在,但是人类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美国多党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历史终结了,这一高兴就忽略了潜在的危险。

  第二,美国人抱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说这个家伙韬光养晦,不让我看见。

  第三,他们怪中国的复杂性,说中国这个家伙,所有的数字都对不上,上帝看到都得哭,就是给你看了,你也看不懂,但是实际结果却很好。美国人有句名言,称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这个国家大、事情多,老百姓聪明,乱七八糟的事儿特别多,所以要做新闻报道,天天都有好玩儿的事儿,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呢?国家所有的数据对不上。

  第四,他们怪本•拉登,2001年小布什已经有想法,说中国是主要对手,但是本•拉登911一袭击,美国被人家闷了一板砖以后晕了,然后就满世界找本•拉登。

  最后,他们怪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这帮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辈子天天就是骂中国,整天揭露中国,然后美国人感觉特别好,结果把美国人给误导了。

  以上是,2010年之后美国部分战略家的反思,反思是归反思,对策归对策,2010年之后,美国一看到中国GDP超过日本,工业生产总量超过美国,美国的两党战略精英,即民主党、共和党精英形成了共识,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的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然后,他们的结论中国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不足为患”。

  于是,在2010年7月,就出来政策称“回归亚洲”,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一年一度的ARF会议, 即ASEAN Regional Forum,东盟地区论坛,也叫东盟外长会议。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未经与中国磋商,就提出了“回归亚洲”这一主张,而且第一个动作就是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纠纷。由于事先未与中国沟通,中国也是非常震撼的,据外国媒体报道,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讲完话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要求发言,讲了7点,一共用1个小时来批驳她,所以,美国“回归亚洲”提出的方式特别不合适。

  美国“回归亚洲”的第一阶段,中国有点不高兴

  2010年7月提出“回归亚洲”以后,它的名称变了一下,中间曾经用过一个词“转向pivoting,再后来又改成Rebalancing in Asian,亚洲再平衡,自提出到现在,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样的战略。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提出后,有几个做法在中国看来有点问题:第一,它突出军事性,有军事指标,要把60%的海空军调到这里来,中国肯定感觉不是很好;第二,是突出美国与中国无关的盟友体系,要提升美国盟友的地位,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第三,就是建立新伙伴。这些新伙伴从中国看起来也都是有点争议性的伙伴,如越南、印度等。

  另外,美国提出 “回归亚洲”战略,给中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很多新的争端。中国认为这些争议受美国的鼓舞提出这些海洋争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海洋争端,好几十年了。

  此前,根据中国提出的精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功地把争议这个“病毒”隔离了,现在美国一煽动它又回来了。

  总之,美国“回归亚洲”的第一阶段,中国有点不高兴,比较从负面去看它,因为它的军事性,以及针对中国提升其盟友关系。这个大战略是相当负面的。2010年后,中美的战略互信就出现了一些麻烦,2012年,李侃如(曾是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王缉思老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共同写过一个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所谈的就是中美最大的问题,战略信任赤字。中国异军突起,美国做出负面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出现问题。

  美国重返亚太 中国不接招令其很惊讶

  总体来讲,从2010年开始,中国崛起之后,美国的对策是比较原始、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应,好在过去四半年,将近四年多,中国的反应总体我认为是得当的。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如果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对中国有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这方像普京这种脾气大的人管着,可能中美已经打起来了,亚太地区可能已经出现多次克里米亚事件。

  好在美国提出来的时候,中国是胡锦涛主席执政,胡主席是脾气很温和的人,这样中国倒有一招反应美国没有想到,就是没有反应。

  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个倒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美国属于脾气比较急躁的商业民族,他最希望出个招儿,你马上对应,因为它的块头大,他是泰森,谁跟他打拳击谁输,但他没想到碰到中国没有任何反应,这使他有点傻眼了。他砰砰砰打你三拳都快脱臼了,你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时候他是有点看不懂的。

  当时胡主席首先还是关注内政,另外他的整个指导思想,就是和中国人民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此,香港明报有一个总结,叫做“闷头发大财”,就是美国在我们家门口舞枪弄棒,满头大汗,而中国人是不理会,在家里做冰激凌,做产品卖给他。这个反应是美国没有想到的,他期待的是普京式的反应,它没有期待胡主席这种反应,那就是没有反应,这个对他来说挺吓人的。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比较传统的方法以后,面临中国的反应它很困惑,但是这个结果还是好的,就是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中美关系还是和提出前一样,即竞争又合作。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上任,习主席与胡主席的反应有点不一样,他是有反应的,他的反应是想由中国来定义、主导中美关系。这样中国就提出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坦率来讲,这点美国也没想到,我(中国)不跟你(美国)打,我跟你提出一个新方向。

  “没反应”美国没有想到,来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也没想到。美国人碰到中国人,历史深厚,老谋深算的民族,他是有点傻的,相对于中国,美国的战略是比较简单的。

  凤凰财经刘静/采访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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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稳定,“重返亚太”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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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巍  来源:环球时报

  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介绍报告时表示,美国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受邀的还有日本、韩国和印尼领导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天表示,中美目前正在讨论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时间。

  与奥巴马政府5年前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相比,今年报告的最大变化当属基调变得更加自信。2010年报告开篇即讨论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内基础,强调重建美国力量的经济基础。这种篇章布局在这个超级大国的历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十分少见。它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奥巴马政府的焦虑感与紧迫感。

  现在,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温和增长周期,能源、科技领域都有突破。这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篇第一句话是,“今天,美国更加强大,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能够在这个新世纪抓住机遇,在不安全的世界中捍卫利益。”实际上,20天前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这种自信已溢于言表。

  美国更加自信,对中国未必是坏事。不少中国学者都感觉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变得过于敏感,一贯善于自嘲的美国朋友突然“开不起玩笑”了。这种焦虑感给中美关系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

  无论从此次《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还是从受邀访美的对象来看,亚洲依然是美国外交的地缘重点。奥巴马政府希望将“亚太再平衡”作为其外交“遗产”之一。如果今年能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奥巴马任内的“亚太再平衡”也就可以收官了。

  2014年11月12日,奥巴马在北京同习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同中国发展强有力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中国的体量摆在这儿,如果中美关系出现颠覆性问题,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就很难说成功。奥巴马政府明白这一道理,邀请习主席今年访美,就是确保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举措。

  中美关系有一个说法,如果两国领导人投入不够,中美关系就会漂流。由于两国间存在诸多分歧与矛盾,中美关系有一种自动向消极方向滑动的“本能”。因此,领导人从战略高度管控和引领中美关系,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没有领导人的推动,我们很难想象中美两军关系现在能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时期”,也很难想象两国可能会达成去年11月在北京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要“重返”亚太,中国并不一味反对,只要美国确实能如奥巴马所说,把稳定的中美关系置于其重返战略的核心,而非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实现重返。2013年的庄园会晤和2014年的瀛台夜话,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期待着今年的习奥会能继续这一动能。奥巴马政府还剩下23个月执政时间,一个将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置于核心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可以成为奥巴马的外交“遗产”,而且可以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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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专访美国国安委高官 谈中美中日关系、习近平四个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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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中文名麦艾文)27日接受中国CCTV美洲频道的专访,谈到了习近平访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以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

  埃文·梅代罗斯曾是华盛顿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和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政治学者、中国外交、国家安全和国防工业政策专家,1993~1995年,麦艾文曾担任美国武器防控委员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高级研究员,并担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防核扩散项目的研究员。2008年大选时是奥巴马团队的亚洲政策小组和中国顾问小组成员,后成为奥巴马的亚洲政策顾问。

  据CCTV英文网2月27日报道,当记者问到,白宫是否对中国有具体的发展战略?梅代罗斯回答道,在全球富有挑战性的各类问题上,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例如朝鲜问题、伊朗问题、气候变化和埃博拉等。同时,美国懂得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所以必定会有分歧,这是自然的。所以中美两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同时也要管控好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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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中文名麦艾文)

  关于中国主席习近平9月份访美一事,作为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习奥会的最早策划者之一,梅代罗斯表示,美国十分欢迎习近平的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必能实现一个非常有战略、有远近的会话,并将在有分歧的问题上达到有效的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访问中国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气候变化、阿富汗、两军交往问题上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有利于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对于中国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曾经在北京工作过的梅代罗斯表示,我们的立场是支持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 我们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确立的改革举措和关系到法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看到两会采取哪些措施推进落实这些决定。

  当谈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Four Comprehensives)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现行政策,梅代罗斯表示,只要可以推动市场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举措都是可行的。这个举措将促进中国的这些领域的发展的同时,也会推动中美的合作与发展。

  CCTV记者问到,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会对战争表示反省,您怎么看?对此,梅代罗斯表示,在历史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我们应该铭记历史。美国是日本的盟友,日本是美国的亲密朋友,美国认为日本在过去70年来支持民主、自由、人权、国际机构的方面上一直表现良好。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包括中国。

  梅代罗斯拿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来举例,他说看看越南,也是曾经和美国发生战争的国家,但如今,越南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的好朋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4月访问美国,并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些分析家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因为参拜过几次靖国神社被美国国会拒绝。CCTV记者问到,你觉得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发表的谈话。该谈话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等曾遭受日本殖民主义祸害的国家及日本国内部分人士的肯定)的重要性有多大?对此,梅代罗斯表示,还是那句话,美国的立场是,当涉及到历史问题必须诚实地面对过去,这适用于每个国家包括美国。 但是,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是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着眼于过去的困难。放眼整个国际关系史有很多实例,像美国与德国、法国和德国,包括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越南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梅代罗斯表示,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记住这一点:就是确保历史问题不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关系的因素。 2015年将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所有国家都有解决历史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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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文·梅代罗斯接受央视美洲频道专访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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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分歧升级,美科技公司处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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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PERLEZ, PAUL MOZU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不久前,在这里的一家雅致的酒店里,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的最高级别官员用天妇罗和烤肉款待了外国驻华使节,以庆祝中国新年。眼下正值中国政府厉行节约的时期,这些菜肴丰盛得有些不同寻常。

  不过,这番殷勤款待也伴随着一个警告:要想继续留在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科技市场,外国企业必须要守规矩。

  同一天,在华盛顿,数十名美国科技业高管和行会官员聚集在内战前修建的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告诉副贸易代表,美国现在应该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了。

  两次针锋相对的聚会上的冷峻言辞,突显出中美之间的常规贸易分歧已经迅速升级为一场复杂的政治纷争。周五,一名美国高官谴责了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新监管措施,让这场冲突的战线变得愈加清晰。

  这场冲突过去几个月已经急剧升级。如今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峙,一方是充满自信的中国领导人,美国网络间谍活动的证据已经让他们警惕起来,另一方是由奥巴马政府和硅谷组成的一个尴尬的联盟。硅谷本身对华盛顿保持着警惕,但又垂涎于中国庞大的市场。

  这场贸易分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贸易份额和保护主义的长期担忧,已经与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等更加棘手的问题缠绕在一起。

  “我们在一段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位置,”美国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院长郭霈德(Peter Cowey)说,“中国政府怀疑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想要推进中国在科技市场的领导力。”郭霈德曾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主任,也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顾问。“华盛顿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充满怀疑,同时也怀疑中国在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这场争议的最新事件,是中国称美国的科技公司必须接受侵入性检查,并在硬件及软件中制造后门。中国政府表示,这些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对于保护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规定将在未来几周生效,它们目前只适用于银行业的技术,但预计会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国的其他监管提案,包括一份反恐法律草案,则走得更远,可能会要求科技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加密秘钥,即防止数据受到偷窥的密码。

  科技公司称,这些新规和提议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似乎也束手无策。

  这些企业已经向奥巴马政府求助,虽然他们不愿这么做。硅谷企业同时也唯恐奥巴马政府利用其技术从事间谍活动,尤其是在前美国情报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披露了一些间谍活动之后。

  这些间谍活动信息的泄露,可能也会束缚美国政府的手脚,使它难以阻止中国采取美国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做法。

  科技企业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称,中国的上述行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护国家安全。行业高管和贸易组织称,中国主要是想通过遏制竞争者,做强国内的科技产业。

  奥巴马政府已经在向北京施压时提出了这个看法。一名官员透露,本月,包括财政部长雅各布·J·卢(Jacob J. Lew)和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内的四名内阁官员向北京的同级别官员发送了一封信,要求立即停止对银行业的监管措施。这名官员看到过这封信,在提供上述信息时要求不具名。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Michael Froman)也在信上签了名。他周五表示,这些新规违背了中国的贸易承诺。

  “相关规定和保护主义及对中国公司的偏袒有关,和安全无关,”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奥巴马政府正在竭力让中国放弃这些令人担忧的监管措施。”

  但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似乎依然掌握着主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市场在2015年全球信息科技支出中所占比例预计将达到一半。中国的产业政策让政府对经济拥有强有力的控制。中国本土的科技公司在规模和能力方面均在增长。

  在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上,迫切希望在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意见不一。过去十年间,中国精明地利用了这个薄弱环节。

  就在几年前,当中国要求将数据存储在中国时,美国公司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不向中国妥协的一致意见。但微软在2012年屈服了,与中国当地一家公司合作,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并帮助客户满足当地的法律规定。不久后,IBM、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亦纷纷效仿。

  其他领域也上演了类似的情形。每一次,都会有外国公司向更严厉的新规妥协,有时是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很快,担心错过机会的外国竞争对手也会照做。并且从长远来看,中国本土的公司与外国公司会从之前的伙伴关系,变成竞争关系。

  “中国人到各家公司去,说‘嘿,别反对这个,我们会给你特殊待遇,’”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说。

  由于不确定对手可能何时屈服于中国的要求,大部分美国科技公司都在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在极力讨得北京的欢心同时,促使美国政府表达它们的不满。

  去年11月访华期间,奥巴马对大型半导体公司高通(Qualcomm)受到反垄断调查表示了关切。但当北京在本月根据反垄断法,对高通开出近10亿美元的罚单时,该公司总裁实际上对中国表达了感激,称“我们感谢”中国监管机构“对高通技术的价值及重要性以及对中国的许多贡献的认可”。

  在之前的争端中,中国会在科技公司表现出了足够的不满后放松政策。但分析人士称,这一次不同了。他们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比前任更强硬,并且他个人对中国的科技安全表现出了兴趣。

  “人们必须得明白一点,现在来了一位新治安官,”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说。

  斯诺登公布的文件也给中国领导人壮了胆。其中部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在部分通信出口产品中植入了监控代码。美国科技行业的一名官员称,在与美国的激烈争论中,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官员鲁炜常常显得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本月,当俄罗斯一家安全公司通报称,美国已经找到了在目标计算机和网络中永久嵌入监控和破坏工具的办法时,鲁炜或许有了更多证据。

  中国还称美国实施了与中国类似的限制措施。前述美国科技官员称,鲁炜提到了2010年,时任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以安全担忧为由,命令Sprint Nextel不要从中国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购买设备一事。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表示,有助于缓和局势的一个可能办法是,尝试将科技贸易问题同两国间广泛的贸易谈判捆绑在一起。奥巴马政府正在就一项双边投资条约同中国进行谈判。该协议覆盖了金融服务和能源等领域,但科技行业却不在其中。

  “需要有一条通道来制定交通规则,”洪博培说。“这些问题很复杂。”

  Jane Perlez自北京、Paul Mozur自香港报道。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8

旧文章ID:2350

美智库报告评估台湾反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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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远岸  来源:财新网

  2月24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媒体的推特账户#FreeShamiWitness@KhilafahTimes发帖称,“当伊斯兰国对你发起袭击时,你们不会好受。安拉保佑,那一天指日可待(When Islamic State attack your cities it won’t look nice. By the permission of Allah that day is not far)”。配图中,一栋看似台北地标建筑“台北101”的高楼遇袭,楼顶在燃烧,附近黑烟四起,整个城市被阴云笼罩。该推特账户随后被禁。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2月26日表示,还需查证威胁是否属实,但“行政院”严肃面对,已于第一时间要求各机关密切注意、提升戒备。同日,美国在台协会(AIT)表示重视该讯息,并强调会与台湾共同合作防止暴力主义蔓延。AIT发言人金明称,“美国与台湾在安全等各项领域都有坚实的合作关系,未来也将继续共同努力,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进一步蔓延”。

  而2月27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正在扩散。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在反恐领域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

  近期恐怖主义袭击相继在法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发生,反恐愈发需要国际合作。美国2月底在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CVE Summit),探讨如何从国内外消除该威胁。台湾虽然并没有来自本土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但仍有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危险。而在联合国中的缺席是否会导致台湾反恐力不从心?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台湾在反恐中的贡献?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月27日在华盛顿发布《台湾在国际安全被边缘化的角色:付出代价》(Taiwan’s Marginalized Rol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ying a Price)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的议题包括反恐、执法、海上安全、核不扩散和核安全、交通安全、人道主义救助和赈灾、人类安全和网络安全。

  《报告》指出,正是由于恐怖袭击具备国际性和普遍性,大多数传统的反恐组织都设置在联合国。但由于台湾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因此无法参加任何与联合国相关的组织,包括联合国反恐执行队(CTITF),也就无法要求以下工作组提供指导或帮助:防止和解决冲突工作组、支持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制止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因特网工作组、防止和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袭击工作组、对付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工作组、加强保护易受攻击目标工作组、反恐时保护人权问题工作组、反恐怖主义的边境管理工作组。台湾也不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反恐委员会。在参加区域反恐机制中,台湾也面临困难,例如APEC反恐执行队(APEC Counterterrorism Task Force)等机制。

  此外,《报告》中还指出由于台湾不能加入一些国际政府组织,因此常需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信息。台湾被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系统排除在外,不能获得关于罪犯的及时警报、数据库等信息。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报告》的作者之一、CSIS高级顾问葛莱仪(Bonnie S. Glaser)表示,虽然台湾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但这耗费更长时间,且不全面。她认为将台湾从国际安全体系中排除出去不仅不利于台湾,也不符合大陆利益,罪犯可能利用台湾入境大陆。根据台湾“行政院”信息,截至2014年2月,大陆54个机场和台湾10个机场间的客运航班数量上升至每周828班次。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沈吕巡当日在CSIS指出台湾对国际安全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据他介绍,来自30多个国家的航班飞抵或飞越台湾。他建议在合作方面,应更多关注在技术层面上的操作。

  葛莱仪列举了台湾曾举办和即将举办的国际大型活动,以此表明台湾安全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台湾2009年举办了世界运动会和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Deaflympics)。103个国家参加了世界运动会(World Games)。2017年台湾还将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Summer Universiade),预计届时将有来自170多个国家的9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报告》提出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允许台湾获得一些数据库的信息,包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I-24/7罪犯名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事故和非法交易数据库(Incident and Trafficking Database)以及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安全数据库。允许台湾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以及诸如亚洲减灾中心(Asian Disaster Reduction Center)等人道主义救援和赈灾组织。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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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智库:美孤立中国企图已昭然若揭 但政策或落空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网站2月26日文章,原题:美国“转向”导致亚洲国家纷纷逃往中国

  当初希拉里一干人宣布美国“转向亚洲”时,或许将此视为精心谋划的地缘政治妙举。但实际上,这更像是大象闯进丛林,在其尚未来到之前,沿途生灵已纷纷逃走并躲藏起来。

  细究可发现,“转向”的真实含义是,华盛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驱使亚洲国家以抗衡北京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实力。美国的企图已昭然若揭,但仅有的几个转向脚步似乎只在缅甸和南海仍奏效。但即便华盛顿已取得“成就”,缅甸也不可能摒弃与北京关系日益密切的前景。与之类似,重新武装日本以遏制中国的观念,也会愈加站不住脚。当“转向”最终失败时,那些目前屈从于华盛顿的国家只能重回原点,而中国会与其他国家继续携手前行。

  华盛顿试图将东南亚转化为一连串附庸国以围堵中国,出现的却是一些相反结果:昆明和新加坡之间修建新铁路的协议、解放军参加泰国年度军演、泰国和马来西亚政界均驱逐华盛顿的长期代理人……

  中国或许在提升战略和经济态势,但不会追求美国推行的“政权更迭”和“民主促进”等战略。其实,中美都承担不起此类战略,华盛顿外交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就是北京看在眼里的教训。这也许正是中国选择的方针为何迥异于美国的原因。与华盛顿施压亚洲国家放弃对华经贸往来相比,北京更容易说服邻国参与互惠互利的经贸活动。尽管亚洲不会把美国排除在外,但屈服于华盛顿意志以换取保护的需求正变得越发不必要。若美国希望继续在亚洲做生意,就须作为平等的商业伙伴行事,而不是以维护安全为名收取保护费的“黑帮”。(作者蔚山·贡纳,丁雨晴译)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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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杉矶治理雾霾措施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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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来源:凤凰网

洛杉矶是美国的工业城市,从20世纪初就饱受大气污染的困扰。特别是1943年的“洛杉矶雾霾”事件和之后发生的“光化学烟雾”污染,让洛杉矶政府和市民下决心采取措施根治雾霾,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可以对我国提供有益借鉴。

一、“洛杉矶雾霾”的发展历程

洛杉矶遭受到烟雾的侵扰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1903年的一天,厚重的工业粉尘使广大居民误以为发生了日食。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发展水平,也带来了空气污染。城市人口以及机动车的数量快速增长。根据气象记录,1939年到1943年间能见度迅速下降。洛杉矶人也越来越感到震惊,烟雾模糊了他们的视野,烟尘侵入了他们的肺部。

1943年7月26日,更严重的状况发生了。当日,烟雾笼罩城区,大块厚厚的烟幕降落到洛杉矶市中心,明明是白昼,却昏天黑地,能见度只到3个街区以内。当时正值酷暑,在热浪之下,“毒气”变本加厉,袭击人们的眼睛和喉咙,使人产生难以忍受的刺痛之感。由于当时正在同日本作战,人们甚至怀疑遭受了敌方的“毒气攻击”。这就是有名的1943年“洛杉矶雾霾”事件。

1945年,二战结束了,但是对雾霾的战斗却刚刚开始。1952年和1955年,洛杉矶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每次都造成数百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警钟正在敲响,洛杉矶已经从“天使之城”变为“雾霾之城”,城市的天空被讥讽为“冲坏了的胶卷”。

二、成因分析

1943年,洛杉矶在分析雾霾产生的原因时,首先想到的是位于市区的南加州燃气公司生产厂,它生产一种合成橡胶原料的丁二烯产品。在公众的压力下,该厂被迫临时关闭。但是雾霾并没有减少,反而越发频繁。人们开始意识到,雾霾产生的原因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要消除它也不是一夕之功。随后人们知道雾霾还有许多其他来源,如机车和柴油机车喷出的烟;后院焚烧炉、城市垃圾场、锯木厂、废木厂焚烧的垃圾等。

1946年,《洛杉矶时报》聘请空气污染专家Raymond R.Tucker分析洛杉矶雾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经过分析,Tucker提出减少空气污染23个推荐方案,包括禁止在后院焚烧废橡胶等。

1952年,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家Arie J. Haagen-Smit首次提出,雾霾形成与汽车尾气以及光化学反应下的气粒转化有着直接关系,并指出臭氧是洛杉矶雾霾的主要成分,这与美国东部污染主要来自燃煤和重油产生的二氧化硫有明显不同。他的结论,成为大气治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三、公众和政府的认识过程

科学家的研究让洛杉矶市民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目前的污染,心爱的汽车就是污染源-这需要很大勇气来面对。随着“把汽车整干净”和“把燃料整干净”的理念渐成共识,从市到州,一系列级别越来越高的法规被制定出来。第一次有专人检查炼油和燃料添加过程中的渗漏和汽化现象,第一次建立了汽车废气标准,第一次对车辆排气设备作出规定……

洛杉矶与雾霾战斗的道路注定是漫长的。加州政府对汽车装备标准的规定遭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商的抵制,而限制汽油中的烯烃最高含量并提倡开发天然气等新型燃料则让石油大亨们怒不可遏。人们开始意识到,面对跨国产业巨头,应当寻求联邦层面的立法,才能使局面有根本性的好转。

到了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民众的努力促成了1970年联邦《清洁空气法》的出台。这部法律在后来的环境保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之前洛杉矶的监管者在面对全国性的汽车和石油巨头时往往力不从心,而《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污染标准的制定成为可能。

这次全国环保大游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除推动了《清洁空气法》的颁布,还催生了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四、应对措施

正是1943年发生的雾霾事件,开启了洛杉矶治理雾霾之战。到上世纪80年代末洛杉矶治理雾霾的成果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洛杉矶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

(一)成立专门的空气质量管理机构

1.美国环境保护署

1970年地球日,2千万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不得力。压力之下,时任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同意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结束了美国没有联邦政府机构共同应对危害人体健康及破坏环境的污染物问题的局面。

自1970年以来,EPA一直致力于营造一个更清洁、更健康的环境。其职责包括制定全国的环保法规,进行相关科学研究,以及向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根据《清洁空气法案》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将全国分为3类:达标区、不达标区和无法判定区。其中,不达标区被划定为大气质量控制区,必须实行州实施计划(简称SIP),以达到并保持大气质量标准。

EPA将美国50个州划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设立区域环境办公室,由它们作为EPA的代表,对所辖大区的综合性环保工作进行监督,在这些州内代表EPA执行联邦的环境法律、实施EPA的各种项目,协调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以促进跨州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州属第九大区管辖。

2.成立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机构,实现联防联控

1946年,洛杉矶市成立了全美第一个地方空气质量管理部门——烟雾控制局,并建立了全美第一个工业污染气体排放标准和许可证制度。一批工厂被迫关闭或迁往其它城市,但空气污染状况依然存在。人们开始意识到空气污染不单是一个城市的问题,相邻城市和地区必须共同参与,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空气污染。1947年,尽管遭到石油公司和商会的竭力反对,洛杉矶县空气污染控制区成立,成为全美首个负责空气污染控制的管区,给所有的工业都设置了空气污染准入制度,这是美国第一个和大气污染防治有关的区域管理项目。随后10年里,加州南部橙县、河滨县和和圣伯纳蒂诺县也先后成立相同的组织。

1967年,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ARB)成立,其使命包括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防止公众接触空气中的污染源,为遵守空气污染的规则和条例提供创新性方法等。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了全美第一个总悬浮颗粒物、光化学氧化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其它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标准。

洛杉矶所在的南加州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由于空气的流动性,污染源与受害区域并不一致。为了实现跨地区合作应对空气污染,合理分摊治污费用,1977年由位于南加州地区的洛杉矶县、橙县、河滨县和和圣伯纳蒂诺县的部分地区联合成立了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负责制定区域空气质量管理规划和政策,对区内企业和固定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进行统一监管。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成为区域联防联控的典范。

SCAQMD制定和实施“空气质量管理计划”,促使本地区恪守联邦和州清洁空气标准,同时还制定诸多规则以减少各种来源的排放,包括特定类型的设备、工业流程、涂料和溶剂,甚至消费性产品。向许多企业和行业发布可以确保符合质量的规则。SCAQMD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以确保符合这些要求。SCAQMD在所辖区域内38个位置持续监控空气质量,在出现空气质量不佳时能及时通知公众。

SCAQMD主要负责控制空气污染的静态来源。这些来源可能包括从大型发电厂和炼油厂到街角加油站的任何场所。大约有28400家企业在SCAQMD许可下运营。许多消费性产品也被认为是静态来源,包括建筑涂料、家具清漆以及数以千计含挥发性溶剂的产品。

(二)出台法规为空气污染防治提供法律保障

洛杉矶空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框架包括联邦、州、地区(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和地方政府四个不同层次。各级政府根据其权限和职责制定相关空气质量法规和政策,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全面、适用于区域空气治理的策略。

1. 联邦政府出台《清洁空气法》

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环境保护署负责制定全国性的空气保护法规,监管各个州的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路面机动车辆,火车、飞机和船只等移动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监督州政府制定和推行各项空气质量管理规划和政策。

1970年,联邦政府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它是从1955年的《空气污染控制法》、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1967年的《空气质量控制法》发展而来的,1977年、1990年又对其进行了两次修正。《清洁空气法》是一项全国性的立法,具有广泛的约束效力,被视为一座里程碑。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制定空气质量标准,列出了空气污染物质名单,制定了车辆的认证、检测、减排配件应用等多项制度,对燃料的生产也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该法案设立了联邦环境保护署,除了赋予其实在的管理权力外,法案还规定环保署可以对污染空气的行为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这些都在未来的空气污染防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7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对6种空气污染物进行管制,当时人们对污染物的概念是“总悬浮颗粒物(TSP)”,即所有飘浮在空气中的颗粒。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一些粒径更小的颗粒物,尤其是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大。因此,1987年美国环保署废除了总悬浮颗粒物的标准,制定了PM10的标准。并开始展开了更小的颗粒物,即PM2.5的科学研究。1997年,美国环保署首次增加了PM2.5的标准,要求各州年均值不超过1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不超过65微克/立方米。 2006年,PM2.5的日均值收紧至35微克/立方米。

2.州及地方政府层面的法案

在州政府层面,1988年,加州通过了《加州洁净空气法》,对未来20年的加州空气质量进行全面规划。加州空气资源局负责制定路面和非路面移动污染源的排放标准、汽车燃料标准,以及消费产品管制规定。加州空气资源局同时负责根据联邦《洁净空气法》制定州政府的空气质量实施计划。由于《加州洁净空气法》较联邦政府的《洁净空气法》更严格,故《加州洁净空气法》成为州政府监管空气质量标准的主要依据。根据《加州洁净空气法》,各类污染源必须采用有效可行技术方案控制污染物排放,并应以每年百分之五的幅度减少污染物和其先导污染物的排放。

在地区管理层面,洛杉矶所在的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负责监管固定污染源、间接污染源和部分移动污染源(如火车和船只的可见排放物)的污染物排放,同时亦负责制定区域空气质量管理规划和政策。

在地方政府层面,由南加州政府协会(SCAG)负责区域交通规划研究,编制区域经济和人口预测,协调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和协助地方执行减排政策。洛杉矶市政府则需要制定和实施与交通有关的治理措施,以配合上述各项空气质量控制规划的实施。

(三)引入市场机制

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治理空气污染借鉴了水污染治理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排污企业进行管制。加州实行比美国联邦更加严格的标准,如美联邦将排污100吨以上的企业认定为主要污染源,而加州明确排污10吨以上就按主要污染源予以监控。

如何用市场的手段治理空气污染,一直是人们思考的方向。SCAQMD推出了RECLAIM空气污染排放交易机制。目前纳入交易机制的约有300多家工厂,由SCAQMD对其排污情况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其排放额度分配依据10多年前的估算量而得出,并且每年递减,从而强制排污企业减少空气污染。排放指标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公开挂牌交易,目前每年交易额约10亿美元。这种做法,对控制固定污染源较有效果。

(四)开发空气污染治理先进技术

因为深受空气污染之害,加州在监测空气污染方面领跑全美。如1970年率先测PM10;1980年测废气中的铅和二氧化硫;1984年测PM2.5;1990年分析PM2.5的化学成分等。加州在开发先进技术治理空气污染方面也一直居领先地位。

1953年,加州空气污染控制改革委员会推广涉及空气污染控制技术,包括减少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创建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柴油卡车和公交车使用丙烷作为燃料、放缓增长重污染工业、禁止垃圾露天焚烧、发展快速公交系统等。

加州还成立机动车污染控制局,负责测试汽车尾气排放并核准排放控制装置。20世纪60年代加州在全美率先实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的措施。

1975年加州要求所有汽车配备催化转换器。

20世纪70-80年代,加州环保机构鼓励使用甲醇和天然气取代汽油,这样会减少一半的汽车烟雾排放量。

1987年,加州空气质量管理机构通过了一项汽车公乘计划,以减少空气污染。该机构从1993年开始通过回收项目来全面控制每个设施的烟雾排放量,他们还将开发更为广泛的交易计划来提高排放交易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1988年,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成立了技术进步办公室来帮助私营企业加快发展低排放或零排放技术。这些先进技术包括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零VOC涂料和溶剂、遥感、可用替代燃料的重型车辆和机车。其中,SCAQMD在开发治理空气污染先进技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

——资助零排放燃料电池和混合技术作为小汽车、巴士和其它车辆的动力。

——提供超过1亿美元的州和地方资金,帮助把柴油拖船、建筑设备和重型卡车转换为低排放量和清洁燃料型运输工具。

——资助研究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运动员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五)不同时期采取的具体措施回顾

早期控制措施:40-50年代初,规范露天垃圾燃烧、禁止后院焚烧、减少工厂烟雾排放、削减炼油厂二氧化硫的排放等。

50年代以后:通过削减炼油厂和加油操作过程中的油气挥发减少碳氢化合物的排放;建立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及公共汽车采用丙烷代替柴油;减缓重污染企业的发展;禁止露天焚烧垃圾;发展快速公交系统。

60年代空气质量规章制度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排放,治理含有碳氢化合物的化工溶剂、垃圾填埋场有毒气体、热电厂氮氧化物、处理动物工厂的排放。

60-70年代重点机动车:加油站油气回收、催化转化装置、机动车强制排放检测。

70年代开始,淘汰含铅汽油的使用。

直到80年代,重点都放在控制以下6种污染物上:臭氧、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铅。

80年代要求石化企业提供清洁汽油。

90年代提出了清洁车辆和燃料的目标。

1977年成立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开展跨行政区域协同污染治理。

80年代末还采取措施控制特殊有毒污染物,如:六价铬,石棉,以及已知破坏地球的平流层臭氧的氟氯化碳(即氟利昂)。

1987年采取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交通共乘方案。

90代初,不再是简单控制工厂烟囱和汽车尾气,将重点放在了运输和市场激励措施上。

1992年实施了区域清洁空气市场激励方案(RECLAIM)。包括大约330家主要排污企业,排放包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以及燃烧的副产品,都是形成臭氧和颗粒物污染的组成成分。

2003年,联邦政府尚未要求强制性达到PM2.5标准时,加州率先制订了强制性标准(12μg/立方米,2006年联邦标准15.0μg/立方米)。

控制直接排放源措施:工业及商业固定源和燃烧设施、家庭壁炉和采暖、机动车(新排放标准、新的汽柴油标准、严格的油气回收措施)、非道路动力机械、施工工地(减少土方施工、抑尘措施)、道路铺装、农业。

控制二次污染物的措施:控制NOX(锅炉、发电设施、发动机、家用炉具、热水器)及VOC 排放(建筑涂装、溶剂使用)。

强调企业和公众的社会责任和参与。

标准(加州标准):PM10年均值标准为20μg/立方米,日均值为50μg/立方米;PM2.5年均值为12μg/立方米,日均值为35μg/立方米。

五、主要启示

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除臭氧、短时可吸入颗粒物PM2.5和全年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标未能达到联邦空气质量标准外,其它污染物指标均达到联邦标准。据一份2012年公布的报告披露,2011年,加州空气污染达到不健康水平的次数比10年前大幅减少。与2000年时相比,加州全州范围内2012年达到“不健康空气”水平的日子减少了约74%。1980年至2011年间,在加州全境内臭氧污染都有所下降;在同一时间框架内,颗粒物质排放也有所减少。总结加州法理空气所走的路,其主要经验有以下几条:

一是制定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和污染治理政策。加州的空气质量标准往往比联邦政府还要严格,并授权州和地区空气质量管理机构通过严格的法规和政策来治理空气污染。这些主要法规和政策包括:制定严格的污染源排放标准;严格的空气质量监管;制定清洁能源政策,鼓励使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这些类似于计划经济手段的“指令及管控(command-and-control)”治理政策,加上市场导向的政策配合,在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是建立跨区域治理机构。由于空气污染是跨界的,受地理环境、上下游关系的影响,一座城市无法独立做好空气污染治理,必须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建立跨区域的空气质量管理机构,并赋予强有力的行政执法和监管权利。空气污染监测数据24小时实时地在网上发布,公众随时可以查看。污染检测数据的及时、公开的发布促进了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程度,对排污企业构成了强大压力,极大地推动了空气污染的治理,增强了监管机构的权威。

三是强有力的民意支持。公众强烈要求有一个清洁的环境是洛杉矶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推动力。美国《清洁空气法》的出台也是公众运动的结果。公众透过法律诉讼和其他行动向政府施加压力,是迫使未尽全力的政府机构正视空气问题的重要因素。此外,环保运动的兴起和政治领袖的决心也是推动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目前,在美国,公众可以全面参与和监督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如美国公民可以对PM2.5的标准监控程序进行监督,根据公布的全年监测统计和日常监测数据,参与所在州的环保机构举行的公共听证会。

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洛杉矶的传统制造业已基本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从而大大减少了污染物排放。近年来,洛杉矶地区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如电子、通讯、软件、生物技术、互联网和多媒体产业兴起,逐步替代了传统机械制造、能源和化工产品的生产,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量。

五是鼓励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环保署已经针对发电站、汽车等微小颗粒物排放源发布了规范和指导,其中包括对公共汽车和轻型卡车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排放;对柴油发动机执行多层次的废气排放标准,要求发动机生产商制造符合先进排放控制标准的产品,从而使废气排放减少90%以上。

洛杉矶地区要求使用天然气替代石油或燃煤发电;鼓励使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新能源使用;加强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研发;制定减少温室气体和臭氧排放政策;提高建筑节能标准;为购买新能源汽车和安装太阳能设备的家庭提供财政补贴等。

六是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汽车用量。汽车、港口船舶和货物运输是洛杉矶最大的空气污染源。洛杉矶地区大力提倡公共交通,扩建区内轻轨系统和洛杉矶市地铁系统;在高速公路上设立两人以上车辆专用通道,并允许单人驾驶新能源汽车使用专用通道;在市区增设自行车车道;要求船舶进入洛杉矶港口后使用岸上电源;设立过境运输车辆专用通道;淘汰高污染柴油车辆等。

七是做好城市规划,提倡居家节能。做好城市规划,增加主要交通干道、轻轨和地铁沿线的住宅密度,控制郊区的无限制性扩展;鼓励民众在工作地点附近购房,缩减上下班的距离;大力发展节能住房,修建更加密闭的屋顶和窗户;更新家用供暖系统,提倡使用节能灯,支持节能家电销售等。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凤凰读书专题报道链接 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21/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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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美国非裔抗议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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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卫江  来源:共识网

  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全国纪念日。这次纪念日可热闹了,由于美国在去年经历了弗格森事件等许多起黑人被杀害事件,今年美国的纪念日有了非同往常的意义。今年1月19日,美国多地出现了颇有规模的游行活动,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执法不公,呼吁重拾马丁·路德·金的精神,兴起了一股热潮。

  2月份又进入了美国的“黑人月”,尤其是第二个星期,就是美国“黑人周”的纪念日子,于是又激起一阵少数族裔人群特有的荷尔蒙的上升,高呼:“我们要正义”。

  2014年的美国社会可谓极不平静,尤其是在下半年,社会怨恨的热潮汹涌澎拜,数次沸腾起来!在发生了多起白人警察与黑人平民对持并将黑人开枪打死的事件之后,几乎每次进入司法程序都是以免于起诉涉案警察为结局,且因警察大多为白人的族裔,于是引爆了美国国内的最强族裔与最弱族裔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许多城市里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以控诉美国司法体系(以白人为主体构成)的不公。抗议活动呈越演越烈之势。这也是美国近几十年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针对种族和司法公正问题的抗议活动。这也迫使各级地方和联邦政府官员作出回应,并将执法、司法部门置于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去年累计的引发冲突事件有:

  8月9日,曾被报警的雪茄烟劫匪嫌犯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地区街上行走时,与一名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发生肢体冲突,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连击数枪身亡。

  11月20日晚,纽约市华裔警员梁彼得在一幢黑暗的公寓大楼楼梯走道里击毙黑人葛利一案。

  11月22日利夫兰市有一个拿着玩具枪的12岁黑人小孩米尔·赖斯被警察怀疑是真枪而射杀。

  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作出决定,枪杀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于被起诉。

  7月17日,警员潘塔莱奥与多名同事在纽约斯塔滕岛区街头试图逮捕非法贩卖香烟的埃里克·加纳,在逮捕过程中被警察强力扼倒在地后窒息死亡。12月3日斯塔滕岛地区检察官丹尼尔·多诺万宣布,潘塔莱奥被免于起诉。

  12月3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又发生类似案件,一名白人警察在一名黑人布里斯本对峙中将药瓶误认为枪支,而开枪击毙了后者,在当地再次引发连锁示威抗议。

  12月8日午夜佛罗里达州一名白人警员麦卡锡开枪,打伤黑人嫌犯巴尔蒂。

  12月23日晚密苏里圣路易斯郊区的伯克利发生一起警察枪杀非裔青年案。

  12月20日下午纽约市2名警察在巡逻车里遭嫌犯枪击头部致死,这事件让纽约市长白思豪与警方的不睦关系正式浮出枱面。

  12月30日晚上。在美国媒体要求下,警方近日公开当日拍到的片段。片中显示,警员戴斯与同袍把车截停后,命令车上人士举高双手,又指如果他们打算拿出任何东西,将会死亡。

  36岁黑人男子里德此时已举高双手,并不断称自己不打算去拿甚么,但却要离开车厢。正当里德踏出车门时,虽然他已将双手举得毕直,但戴斯及其同袍仍朝里德开了至少6枪,将他击毙。戴斯及其同袍事后已经休假。而当地活跃分子则要求警方将该案交予州检控官调查。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的美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演变成全国性大骚乱。

  看来,这2014年的确是美国社会的异乎寻常的骚乱迭起、民情鼎沸之年。

  再联想到前年,2012年佛罗里达州黑人青年马丁遭白人、西语裔混血警察齐默曼枪击死亡事件,这事件本身已经在美国社会酝酿了足够的民粹,于是激情蓄势待发。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种族纠纷事件促使联合国表态。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表示,美国应该对本国警察野蛮暴力行为和多起射杀手无寸铁黑人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提出起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专门发出呼吁,要求审查可能对非洲裔美国人存在歧视性影响的法律。

  从街头游行示威的汹涌澎拜之中,人们可以见识一番美国的民粹主义情怀及其国际社会背景。

  1)开放社会的多元化。

  美国社会就是多元化的典型,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见完全可以自由表达,那怕是极少人群的政见,只要合符法律程序。如今街头上频频展现少数族裔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呼天唤地。但是人们必须知道,这只仅是“多元”之中的“少元”而已,少数几个“元”可以尽情而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激进甚至较为极端的主张,这就是美国政治和民族文化的“多元”特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美国底层群体的民粹主义得以大力张扬,并造就了美国社会的族裔之间政治力量的张力。

  美国的多元化国情实况显示,对于现今发生的多起族裔警民冲突,白人和其他族裔的绝大多数人群大多认可司法和执法的现状,坚持程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多年前发生的迪亚洛枪击事件之后第5年,昆尼皮克大学做过民调显示,纽约警方获得纽约人整体达69%的支持。(1)

  美国主流人群认同司法体制,但是在现今的“黑白冲突”中大多默不出声,这倒是耐人寻味的,值得探讨。游行示威再怎么地热闹喧哗也只是表达出于少数族裔人群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不能上升为至高的全社会的道义诉求,惜乎!遗憾的是某些媒体却大肆炒作起来,紧密跟随民粹主义的声调大声合唱。质言之,不接受美国的陪审团作出的决定的只是少数人群而已!大声站出来直抒己见的并不代表社会的主流民意,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极容易误导他国民众,尤其他国的底层大众。譬如在当今绝大多数国际媒体的偏向下,对于第三世界一些反美愤青的激励,尤其对于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兴风作浪,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的主流社会现今有了一层深远的忧虑:对于一群品行低劣冥顽不化的人来说,外在的威严的强制性的压制是唯一的有效手段,可威慑住恶劣的品行。可是现今扰起了一阵喧闹:这“外在的威严的强制性的压制”就是“种族歧视”,就是不公正,需要消除——如此一来,美国的治安形势将会严峻起来!

  笔者居住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艾尔姆赫斯特,这个社区以居民族裔的分布极其多元化而著称,然则就在这高度多元的社区里,居民普遍不欢迎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体入住。去年中期,新上任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决心要为低层的劳苦大众多做些实事,于是将该社区里一家经营不佳的泛美酒店改造为永久的游民收容所,结果激起了泛美酒店附近的大批华裔居民的多次抗议集会,笔者也积极参与其中。这里的居民们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无产者”牵挂太少,就意味着外在有效的制裁威慑不力,再者,彼等内在德性既欠缺、又智商低下,必然难以领悟起码的道德良知。用中国的俗话说,真正的“无产阶级”就是“托底棺材”无疑,无牵无挂,无知无识,才无所畏惧。彼等若有朝一日获刑进大牢,也许是还不算是蠢的“谋生”之道。那么,美国社会中,真正的“无产阶级”涵盖了哪一类最广泛的族裔呢,大家凭生活常识全都明白。

  然而参与过抗议集会的华裔居民却被纽约的英文媒体批评为有“种族歧视”倾向,在我看来,这种问题的吊诡在于:在当代西方政治的语境里,在社会的公共空间,种族之间在精神特质上的种种差异性被看成是一种语言禁忌,识时务者为俊杰,纷纷避而不谈,唯恐触及“雷区”,如此则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将人的内在的良知遮蔽了起来,从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为似是而非!居住在艾尔姆赫斯特社区的华裔居民,自知自身安全性受到了危害,于是被逼迫了只得去直接“触雷”,权充“排雷”标兵吧。

  且说,美国司法中的小陪审团和大陪审团制度全都是按照规定程序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其有明确的按社会族裔结构大体成比率的分摊,代表着美国社会中的主流和大多数人群的意见,这本身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民主特质,有别于欧洲大陆的法系,民主化更为浓厚,当然这里边也有民粹的成分,因为陪审团人员都是法律的外行。民主社会的结构稳定性得大大依赖于中产阶级,而美国的中产阶级非常强盛。因此,尽管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尖锐,只要稳住大群体的中间阶层,便可稳住社会。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大多免于涉案的警察起诉,就是反映了美国上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人们更为担心的不是警察执法是否过头,而是担心于不怎么守法的人群减弱了外在的威严的法律制裁。

  人是有缺陷的生命,由无数缺陷组成的社会也必有缺陷。与任何社会无二致,美国当然有自身的社会之病。凡是民主政治的运作都是靠选民的票数来决定的执政结局,民主选举必然要与底层的大众紧密联系上,大众当然也应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力,但若来自底层的声音过于强烈,则增添了民粹的分量,从而消融了民主政治中精英的分量。按照人类宏观社会成员的智商的概率分布曲线,大多是呈现“钟形”的,通常情况是,低级智商的成员略微多于高级智商的分布,也就是说,钟形曲线不是严格地呈高低之间分布以对称的形状的,高智商人群在选票抉择上并不呈现强者。总之,这种以“数量”来决定胜负的机制天然地消融着“质量”的权力,这是民主政治先天的拘囿所在,而这种难点一碰上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族裔矛盾关系来抉择的,更是增添了困境。

  政治舞台上,“话语权”无非是个掌握权力制高点位置上的代言人及人代言,在此发出的声音无非就是嗓门特别洪亮,具有摆布的操控的震慑他人的力量。街头示威抗议之所以大呼隆的高潮迭起,似乎就是为了抢占政治制高点的一个既简单又直接的手段。“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这个道理浅显通俗简单,导致了底层人群尽力去张扬自身价值,大大凸显自身,以便获利多多。现今的美国社会中一定数量的底层人群懂得了张扬自身的有效方式,热衷于此道,于是乎,街头民主纷纷出笼,这也是国际政治左倾势力大力发展了的一大背景。

  2)对代议制宪政的不信任。

  发自社会底层的民粹主义者通常认为,上层社会的精英们不会真正关心下层群众在人权、经济和社会福利等种种问题,因而存有腐朽的倾向,解决之道是僭越代议制政客们的施政,凭任自己的生活常识诉诸于“公平”的情感,让社会上更多的公众知道。为此需要走上街头直抒己见,才算是痛快淋漓,才能够扭转对于己方不利的“颓势”。

  当今美国的许多媒体称,现今的许多游行示威,反映出的是执法机构同少数族裔的相互不信任,几乎形成“危机”。这“危机”的深层映射了底层的劳苦大众对于知识精英的反感和排斥。底层的人士总是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后者总是自私自利,不考虑平民的利益,从而违背了正义的立场,认定精英们所占据的国家司法机构这个工具需要复原起公正来,重点用以照顾全民(实质是为底层)的福祉和权利。

  现代的一些大型国家,它们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地采用代议制形式。在民主国家,尽管政客们常说自己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现代社会总是高度“分殊化”(韦伯的用语),大众之间的利益和观点各不相同,尤其是超大型的国家,如美国,又是种族多样性的社会,分歧既多又杂乱,极难达成一致性。在代议制民主实践中,形式上的控制机构和实际的控制机构不一定和谐融洽,民众在形式上所该享有的权力,而实际能够行使的权力较为有限,于是常会产生出不满来,代议的议员们的承诺与实际表现也许并不一定会相一致。被推选出来的政客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尽管作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化的考量,业必定需要权衡各方的力量和利益,作出各种协调的政策,但总是难以顾及各方。底层人群从民粹情结来看,政客们只顾及有钱人的利益,尤其在司法界,高智商的专业性人士居多数,当然更多地为白人所占有,而这天然地为非洲裔人士所抵触。

  同时,只要存在着一些高度精英化的社会行业,也必然为高度民主化的社会中的底层人士所“极化效应”而自发产生出的抵牾来,这也是民主社会中,民粹主义总是能够稳站住自己一席之地的缘由。

  3)群氓行为

  激情四溢的街头政治是典型的群体主义行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道,对奴隶来说,独立的自为存在着的意识是他人的真理,而对奴隶来说不是本身固有的。奴隶的意识就是依赖性,是无甚精神性的“自我”的存在,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

  在尼采看来,奴隶,下等人、末人等等,作为具体的个人,其权力意志统统低下,无法做出个人独立意志的决断来,奴隶们最渴望的是同情,其个人行为总是倾向于合群从众随大流,个人行事动辄混迹于社群之中,隐秘自身形同羊群行径,大大依赖于群体的力量来实现自我。

  先哲的精辟之言合并起来考察。作为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的落伍者通常就是职业素质欠缺,来源于“自我”意志的缺乏,为此彼等需要合群合力,然而合群合力之后作为一个落伍者群体的存在体,依旧不能自立、自为地存在着独立“自我”的群体意志,需要另寻觅依托对象,整合成一个更大的群体,以便让“主人”的群体拖进与自己相“关系”之中,进入自己预设的“消耗战”状态,以期“主人”会让步而达成动态平衡,这就是人们今天常见的美国街头的情景。

  美国社会之所以触发如此盛景,兴旺的民主政治推进民粹生态,基督教的“博爱主义”的深厚背景,兄弟会的平等观念等,都会加速积聚奴隶意识的怨恨,促使下层人群群情激奋起来,以抗争处境社会底层的生态。

  利用群体来打混仗,则是低贱之中的高明之处。将个人的劣根性隐匿起来,只要外套裹上了厚厚的民主——民粹的装饰,打出“歧视”、“不公”之类标语,便可混淆视听,披挂上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与R·尼布尔论述的“群体不道德”现象相类似。

  4)底层情结:回避贡献。

  呼唤结局的平等是现时代最为响亮的“公正”口号,凡是种种民族、种族之间的后天差异性所呈现出来的,均可归咎于“歧视”之因。由此,“反歧视”却成为了最好附身符,可普适于四体不勤、五感不明的人士,弱智者、平庸者、凡俗者、卑鄙者,统统可以滥竽充数,比翼齐飞于文明人所贡献的世界里。

  既然有了道德上的“甲胃护身”,坦然可以大胆上街煽情闹事,搬弄是非,于是乎,世道浑浊,瓦釜齐鸣,带上“民权”面具高调大唱:我也应该要做个“美梦”,这种心境可用中国谚语描绘为:“穷人思食熊掌,俗子欲得西施。”质言之: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却刻意要遮掩贡献的意义。

  人类的进步是靠创造性的贡献来实现的,因而,个人的价值应由贡献来呈现,荣誉和报酬应正比率于贡献和创造,而不应迁就于能纠缠、会胡闹的赖劲。须知:无所奉献,焉能索取?

  J•F•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20日作演讲道:“我亲爱的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亲爱的世界人民,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问我们大家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

  肯尼迪的讲话凸显了义务价值的重要性。在正义的天平上,需要辨证地放上义务(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和权利(美国能为你做什么)于二端,显然,义务是不可或缺的。可见,突出义务的观点,是与伪善主义声张的“公正”、强化的“平等”、猥琐的怨恨、私利的复仇,相制衡的。

  讲到“贡献”,最为敏感的事情是“负贡献”,即某些少数裔群族具有鲜明的特高犯罪率,由此造成了美国社会发展数字的拉低,市民安全系数的降低,人民生活水准减低,而治安成本高企。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坦然承认,美国社会中非洲族裔的犯罪率特高的现象。这就是“负贡献”的实施,这不仅加重了美国的财政支出,而且败坏了美国的民风民情。

  前不久,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在关于美国警察杀死非裔的电视访谈中,就大胆直言非裔社区的问题。他认为,在美国有93%的非裔被杀死是由非裔自己搞成的,否则白人警察不会到场来处理。朱利安尼的话语含蓄地暗示了白人警察处理非裔案子特多的理由,进而,非裔并无骨气来重视起自身的弊病、亦无勇气来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讲话的反响如何呢?朱利安尼的讲话被媒体批评为是涉及种族歧视的“失言”。

  今天非裔价值观的张扬显然是与他们的先辈们做奴隶的不幸经历密切相关。

  然而纵观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人们得知,非洲黑人社会出现文字还是晚近的事件,而且是在来自于外界文明的语言文字(如,含米特语言)传入之后与自己母语的结合体,或者干脆使用欧洲的文字语言。在外界的文明传播至非洲大陆之前,非洲大陆上存在着许许多多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部落,它们之间攻伐杀戮不断,胜者吃掉对手,败者进入他人胃肠,与霍布斯所描述的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状态”差别不算太大,却与西方同时期的文明差距甚远甚远。在非洲原始部落里,奴隶制度是大量存在的,苏格兰探险家Mungo Park在深入到非洲尼日尔河流域做了大量的观察之后如此说,“我猜想,在非洲的奴隶与自由人之比几乎是‘三比一’。”(2)

  西方的文明极大地是西方人创造的成果,此外犹太人还贡献了一神宗教给西方,非洲黑人的原始社会当然也是黑人自己创造的。头脑稍微正常些的即可得知,西方对于非洲的影响太显著了,今天的非洲大陆上大量采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然而,非洲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如何呢?唯一显著的地方,就是在学会了“反殖民主义”之后,纷纷将西方先进文明的创造者、统治者和管理者们统统赶回老家去,于是非洲与其他各大洲之间的文明发展程度始终保持着很大的差距。然而要知道,“反殖民主义”也是西方人首先搞起来的,由西方人来推动的。

  在现代性的价值观和政治权力较量中,东方古老的价值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再次换发了生气,与中国的舆论相类似,在西方的媒体上,基本格调是“宁左勿右”,“平等”同样是一种强硬有力的制衡力量,它咆哮着要磨平各种精英傲气、钝化创造性伟力。现代性的平等观念恰是缺乏历史和全人类的含量的,它只是在人类时空坐标里的最临近距离内作贴身的“攀比”,这恰是小人心境的投射。

  5)末人当道,权力颠倒

  末人当道表明了社会正义的严重缺失,之所以如此,是在现代性的进程中,由多种因素造成了对于生命意志的扭曲和悖逆。

  尼采认为,一切生命的生存都是在求权力的意志,这观点被他用于批判立场的出发点。他认定,基督教其实也是一种权力意志(僧侣的权力意志),然而它却是一种扭曲的权力意志。何谓扭曲的权力意志?尼采作了两个方面的解释。首先,作为一种价值,基督教是反生命的,从而是颠倒的和颓废的;其次,作为一种信仰,基督教是虚假的。

  无疑,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可惜尼采的时代是处在进化论的初创期,当时包括尼采在内所有的学者都对于生命进化论含义并未有完整和深入的洞悉。尼采以夸张而极端的批判精神全盘否定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尼采一方面批判了基督教扼杀人的创造性生气,另一方面,对于人作为万物至尊的由基督教来抒发的超越性的特质,同样具有进化意义的实质,却被尼采否定掉,导致高端人性的遮蔽。

  欧洲自近代历史以降,国际政治普遍奉行的是“均势策略”——遏制强国,同时各个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由此导致了国际政治舞台层面上以“超人”为主角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超人国家”大伤元气,强国、大国的权力意志开始衰落,尤其是在上一个世纪,以欧洲为主战场,爆发了二次超大规模的战争,欧洲列强的元气大伤,实力大减,尤其是作为超人思想和超人意志之发源地的德国实力大大损耗。超人国家的损耗的格局无疑会影响到当今国际政治的面貌来,于是小人、末人的道德观念充斥在整个世界的各种政治场合。当今的世界同样充满着大国的博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认定“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饱受均势政治的牵制,倍受道德上的指责和谴责,这似乎就是担任超级大国而责无傍贷的“罪过”,具体的表现就在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种族歧视”有多么严重?!

  以我的理解,生命永远是处在进化之中的,进化之中的生命都是具有“在”的状态,“在”是由生命的意志来主导的,生命意志的“权力”又颇具统摄力量,是对于进化之“在”有着特别的呈现一面,即优胜劣汰,尤其是对于爬在生物进化阶梯顶峰的人类而言,更为如此。因为人在经历无数的优胜劣汰之后,天性习得获得了先天性的遗传(拉马克),在人的基因上留下了最深厚的烙印,于是,人身上积聚了最多的生命“重演律”过程(海克尔),积淀了亿万年的“自性”和“阴影”(荣格),成为精神分析学中的“潜意识”(佛洛依德)。这样的“权力意志”超越了尼采的观点,就是人类的正义观的内在缘由,其立论的生物学基础就是“优胜劣汰”!

  譬如,在男娶女嫁的价值观上,就有着生命通则的进化论趋向,那就是男女之间“嫁高娶低”婚配模式,这就是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规律的选择机制,是亿万年来积淀成为恒定不移的内在于人类心田中的“阴影”(荣格),在现代社会生物学中,对此有着严密的博弈论意义的理论论证。以实际例子为证,笔者在美国呆了整整五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在美国有哪位华裔的女性出嫁给非裔男性的一例。在自由世界,在性爱婚配的选择上,完全是由个人意志自由抒发的领域,才得以见得人类“权力意志”的正常舒展。

  可是,当进入社会政治中的族裔纠纷时候,这进化论意义的“权力意志”就受到人类当今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意志从多种的当代政治意志方位来进行遮蔽、干扰,常常会隐晦不彰起来,按尼采的说法,现代人就是在精神上匮乏诚实性,骨子里缺乏绝对的自由,从而示以“懒惰的和平、怯懦的妥协”(尼采:《反基督》)。颠覆了权力意志的“颓废”的价值世界。在我看来,为政者道德上的勇气不足,而过分执迷于世故练达,由此造成了人类社会价值观的极大混乱,乃至对于正义的颠覆。就如上述的蔑视贡献的“平等”观,即为一例。

  二十世纪法兰西学院派的思想家在结合了尼采的权力意志的思想以及索绪尔将“言语”和“语言”、能指与所指二分法之后,提升为“语言的权力意志表达”的意思。正如福柯说:“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 因此,在政治舞台上语言所展示的并非是“中性”的客观描述,而是一种“权力”的呈现。

  去年底的时候,纽约市警察工会的发言人指出,过去一年,有七十多名警察在执法时被打死。最近这些年白宫从来没有派人参加过殉职警察的葬礼。——这是为什么的呢?就是因为当今的权力意志是强势在于社会底层这边,因为底层的“弱势”方成为语言上的“强势”,因为语言上所宣称的“弱势”,恰是成全其“造反”的正当性理由,便推理成为真正的道义上的“强势”。

  譬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人权高专办)5日就美国地方法院大陪审团对在纽约涉嫌扼杀黑人男子的白人警察免予起诉的裁决表示关切。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高专办对该裁决“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而这个机构会对每年有许多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场合被屠杀表示关切吗?当然不会,因为缺乏权力意志的引导。

  左倾势力的壮大是现时代的世界性情状。现时代的国际政治在形式上同样带有左倾的,特别是民粹主义的色彩,毕竟世界上居大多数的国家还处在发展之中,那些国家国民的大多智商相对较为低下,他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理解就是凭直觉,看待问题也只是停留于表面的现象上,然而恰是形成足够多的、在数量上有着明确表证的声响,却明显带有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于是人们不难理解,最近联合国人权机构对于美国种族纠纷事态的表态,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运作也是靠大多数国家的投票来进行民主决策的。

  去年在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高潮时期,大批的西非黑人来到美国寻求避难,结果在去年晚些时候,美国移民局批准了总共4000名西非人士合法进入美国留居。另外,多少年来,古巴、海地、波多黎各、牙买加等地的大批黑人进入美国寻求好生活。正如电子器件二极管在通电后电子只能单向流动,相类似地,外国与美国之间的黑人移民潮流也只是单向流动,人们没有听说过,呆在美国的黑人因为人权的原因要离开而奔走他乡的。

  且看有关统计资料,今天生活在美国的非洲后裔,他们的平均寿命是74.27岁,而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也只不过是78.74岁,相差并不大;与此同时,今天在非洲的原住居民,他们的平均寿命大约为59岁。(3)

  全世界的人们很少听闻到,更鲜有政治评论说,上述的黑人主流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或者说得缓和些,存在着没有像美国那样严重的“人权”问题。所以在此悖理就来了:没有严重“人权”问题则怎么会促使大批黑人离走,移民去充满“罪恶”的美国呢?好比一个电路中若无电压差怎有电子流动?答案就在于权力意志被倒置:当今谈论“人权”的话语权,很大地掌握在“末人”口中,而“末人”的首要价值观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6)怨恨情深

  哲人指出,怨恨是与一个人的能力微小再加上攀比心理密切相关的。

  尼采认定,基督教传统社会中人分二大类,主人、上等人、超人,或者是奴隶、下等人、末人,他们之间评介事物明显有区别,前者是:“好与坏”,后者则是“善与恶”(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前者是“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后者的人生道路是“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按照尼采的思路,前者“权力意志”充足,因此有理想,自由度也高深,因此需要的是凭个人的能力去做事情,由此需要的是,具有能力区分出“好与坏”来;而后者由于“意志”脆弱,听任基督教的传统以陈腐的过分的道德教条去宣泄,以修士的隐忍来发乎仇恨和嫉妒:“善与恶”。从怨恨精神内生长出来的这种“公正”是为仇恨、嫉妒、猜忌、怀疑、积怨和复仇服务的,只要遇上发泄的机遇,作为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好与坏”的公正就会失效,取而代之以苦大仇深的腔调“善与恶”。这正是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谱系学》中所阐释的“奴隶道德”。

  当今美国是基督教传统占主导的国家,基督教价值观对于国家政治的面貌和市民的风貌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尼采的视域里,基督教的教士们发乎仇恨和嫉妒是以期来世的图报,现世待做的事情只是“积聚”恩情。而今美国的下层人士发乎愤怒,是期望着现世就来填满整个世界的凹陷,由此达成的就可认为是“平等”和“公正”无疑了。

  法律规则的制定和法律程序的操作都是需要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士来执行,需要的是对事情进行“好与坏”的鉴别,只有具备鉴别能力强的人士才可录用,当然地是白人的族裔居多数。庸人们常说,法律是冷冰冰的,缺乏人性感情色彩,这就是只辨“好与坏”的例证。因此,底层人士常认为法律是有偏见,用于法律鉴别的方法及结果被认为就是“恶”的性质。于是采取情绪化的“善与恶”对策来抗衡之。

  靠嫉妒来获得怨恨的情愫,由此,这种道德只能是低等人用来阻碍高等人的虚构事物。怨恨情结大量积淀促使妖魔化优越阶级的属性,耿耿于怀与同辈们比较上的自身劣势,假如这个发乎怨恨情结的阶级出于自身低贱秉性时,通常就如此。《论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盖因小人之属性,其自身人格低下又超越情怀阙如,乃试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人格低下的手段来整合低贱与高贵的属性,打成一片,等贵贱,泯差别,妄想一笔勾销今世之罪孽。

  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一旦有种族之间的冲入事件便大大预设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凡是一涉及非洲裔的黑人,便大有题材可以炒作,盖因“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所显示:永远具有道义上的绝对高度,占据在压制性的“正义”的高地上,通过激愤的途径来多多鼓吹“弱势”在己方,以此为大前提从而论证冲突之中的己方行为的“合理性”。发生在美国街头的抗议活动有数次演变成为暴力的发泄(4),跟法律去较劲,对撞对碰,这就明证了这种“民权”名义的伪善德性。在此,该用孔子之言告诫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美国上层阶级,普遍认定现代的社会须由法治来界定社会人际关系属性。遇上人际纠纷,首先得考虑服膺法律的判决。最近针对发生的族裔纠纷,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罗伯茨表态:以忠实法律为圭臬。

  7)自由与责任相背离

  今天,美国黑人普遍在怀念马丁·路德·金,可惜人们大多未能够搞懂他的精神真谛,甚至连金博士自己是否搞清了正义的灵魂都成问题:“好吧,如果你非要说我是一名指挥,那就要说我是一名追求公正的指挥,说我是一名追求和平的指挥,说我是一名追求正义的指挥。所有其他肤浅的事物都无关紧要。”金在一次重要的演讲中这么说。

  在当代的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里,正义的价值一向都是社会道义追求的最高目标,作为人类“神圣大序”的正义一旦遭受到破坏或扭曲,那么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入“恶”的秩序状态,也就是混乱不堪和多灾多难,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作了详尽的推论。

  一讲到公平、公正、正义,这类事物的基本样态就是“平衡”,平衡的样态展开有多种多样的。譬如,美国人特别讲自由,那么与自由取得平衡的是责任,唯有相应的责任的付出,方取得以社会正义意义上的平衡;又譬如,美国人特别讲人权,那么与人权取得平衡的就是公民的义务,唯有义务的充分施予,取得了平衡,方可达成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公正、正义。

  美国立国的核心国策之一,就是“共和主义”(5),它强调的是“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力”,必须平摊给每一个公民,不分贵贱,可正是在此场合,产生了无可避免、且又始终纠缠不清的难题:既然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必须也应该享有完全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可是每个公民所能够作出、并且愿意作出的责任和义务是绝不等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那么如何让社会来平摊给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每个公民的自己都须以的自由和权利的平衡来达成社会的正义?!

  且以中国人熟悉的“安利退货门事件”为例,作为一家全球知名大公司,安利日用品公司其销售在原本上推行是一贯的、普适性于全球的政策,任何地方的客户只要购买了安利的商品之后都有退货的权利,这在发达国家是颇为成功的政策然而一到中国来推行,便发生了尴尬的“南橘北枳”现象,即中国的大批客户觉得有机可乘,都想来转空子、贪便宜——纷纷拿着空瓶罐来索要原价退货。所以鲁迅先生凭他思想直觉早就悟道了:在中国“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费厄泼赖就是指“公正竞赛”。费厄泼赖所能成行的前提是,比赛的各方都是绅士,人格的期待全是高贵且可靠无欺的,可是鲁迅已经洞明,中国人的素质离以“公正比赛”所期待着的尚有较大的差距,为此须要“缓行”。

  当安利公司发现,美式的“费厄泼赖”在中国实在难以成行了,于是改变了无理由退货的政策,这样反而在中国地区销售服务真正达成了“公正”,即权利与义务成真比率。由于中国的客户与发达国家的客户之间有着地理上明确的边界线,泾渭分明,因此不同地区销售不同的政策,施行起来尚无多大的困难。

  现在让我们来看美国的自由和人权政策,由于生存在同一个国体之内,但是在国民素质的人格之间尚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于是真正的难题就出现了:如何在同一国家里的公民之间进行有区别地对待?现代普世性价值观中最为流行的是:无区别、无差别地对待各类族裔人群,可是族裔间的各种差别无论是生理机体抑或是精神特质,都先天地存在着的,黑格尔将区别称之为:“地域精神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表现于各民族的外部生活方式、从事活动、身体的构造和性情,而更多地表现于它们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性格的内在倾向和能力。”(6)中国已故的人类学学者,如潘光旦、费孝通等都承认有区别性,稍具遗传学知识便可得知:遗传基因对于人的后天行为的影响力极大,而基因特质又是与无数代前辈们的习得性积淀相关。——如何去平衡呢?这在当今的美国甚至连深入的研讨都会发生阻力。

  今天的问题严重性就这里,出于高度的自由意识,美国放任公民合法拥有枪支,可是枪支这个家伙可不是好玩耍的,主人稍微不留心,或脾气冒上来了,或歹念陡然上升,这家伙可以立刻断送他人的性命,甚至可以闪念间剥夺执法者警察的生命。因此说,美国警察是个高危职业,绝不夸张。

  可见在正义的角度上,合法拥有了枪支,意味着拥有者对于枪支的使用务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可是人的责任感并非天生的,或从天上掉下的,而是需要学习知识得到的,每个人都能学到足够的责任以顶上自由之用?

  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需要有知识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即美德”有其道理。但是这里问题就呈现了:不同人对于知识营养的摄食胃口是大不等同的,营养消化程度也不一样,尤其是对于自由的悟性大不一致。“无知者是不自由的,正因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无知者所表现出的“自由”确切地讲,是一种任性,是非理性的自由。黑格尔论道,“任性和偏见就是自我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内。”

  任性的自由并非只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形式,也可以有“集体”的形式,以“民主”的名义号召整个的族裔群体统一行动,高呼圣洁的口号,似乎就登上了道义的“台面”,却偏偏要掩饰住许许多多任性的自由,譬如违法的恶性暴力案件,在此,责任感荡然无存,究其实质不过是群氓(奴隶)的道德。

  即使采取民主政治的某种形式表达,亦不能任性胡为。美国人格主义者弗留耶林论道:“民主并不意味着一种随心所欲的无约束的自由。民主的基本问题是自我约束。”(《西方文化的生存》)

  的确,自由的施展必须有内与外的强力约束。在西方政治学中,对于自由的原则的限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伤害原则”:人是有限的存在(相对于上帝这个无限存在),有限存在必须以有限的自由以限定作为社会之中个人的存在。因此,对于伤害他人的自由必须要加以限制。可惜美国的大部分民众并不认为有必要禁止枪械。

  为什么这么多的美国警察一遇上紧张,首选的动作就是开枪?主因无疑就在于太多美国公民持有了枪械武器。当一名警察去出勤干涉一起抢劫案的时刻,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在紧急情况下若犯一个闪念间的错误或犹豫就意味着立刻毙命。

  根据美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网站统计,2014年度,美国共有126名警察因公殉职,比2013年的102人增加了24%。受到枪击是今年警察殉职的最主要原因,其中56人遭枪击死亡,比去年的32人上升56%。其次是交通意外致死。有52000名警察受到了攻击。持枪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谋杀犯罪率是其他富裕国家的几倍。美国警察射杀黑人青年比率确实畸高,被美国警察射杀的人中大约29%是黑人,但在已确认种族的袭警案件中,杀死警察的凶手有42%是黑人。(7)

  8) 大一统的模糊账

  美国的民意调研、舆论观察普遍认为,今天美国社会中的黑白两族价值观明显分开,尤其是在对待警察开枪黑人嫌犯的事件上。

  我以为,这样的事实本身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分殊化”的现象(韦伯),可算作是“进步”的表现,可是在权力意志颠倒的语境里,却成为了“落后”的表现,可见是价值观上的混乱。尽管说来,美国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样板,可是只要一涉及族裔纠纷,在舆论导向上,就会呈现倾向性明显的权力意志,即底层价值观的“优先性”,从而占据了道义的高地。

  当今美国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难以解脱的社会之病,此“病”其实反映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一个高度分殊化的社会,本来就最不适宜、最不应该搞成“大团聚”格局,却偏偏要组成一个大型的超级“大家庭”,即一个号称为“国族”的拥有三亿之众,还要额外负担一千多万非法移民的美利坚“合众”之国家。更何况还得由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来主宰格局,即赋予每个国民以完全等同的权利和自由度,而国民之间的奉献却大相径庭,于是,在此的矛盾凸显为:价值上的无差异性与事实上有差异性。大型的“合众”的理念本质上违背了生命进化、人类社会进步之道!反观当今的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要悟道得多,也验证了中国谚语“强扭的瓜不甜”。在“合众”名义下,牵强凑合,内耗激增,族裔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只要认定历史在前进,社会进步的步子总是朝向“质的多样化”的维度,还原以生命进化论,进化的矢量总是朝向树状、伞形来塑造谱系的,并且是优胜劣汰的参差不齐,而现代性的平等论、统一论都是背离此道的。

  可是当今时代,人权至上、造反有理、反殖民、反剥削,是最为响亮的宏大叙事,是舞台上永葆时尚的节目,在这种语境里,学术理论上的“分殊化”只要一涉及族裔间的政治实践便动辄贴上“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的标签,从而臭名远扬。且看南非共和国,曾经持有的“分殊化”政策使得其发展为非洲最发达和最先进的国家,然而在国际社会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分殊化”不得不中途夭折,黯然退场,该国的精英分子分奔离析,成鸟兽散,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平民存在的一种“歧视”的标志,南非的国家盛衰史成为一个在眼下流行话语中值得大批判的反面教材,更是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资料来源:

  (1) Ferguson highlights deep divisions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in America: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11/26/ferguson-highlights-deep-divisions-between-blacks-and-whites-in-america/

  (2)Andrea·Overfield:《The Human Record_ Sources of Global History》Volume 2, P.195

  (3) http://www.worldlifeexpectancy.com/usa/life-expectancy-african-american 以及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4511/life-expectancy-in-africa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publication/2013/05/20130524147983.html#axzz3KOhSGNMc

  (4)Police Hunt for 6 in Brooklyn Bridge Protest Melee:http://www.nytimes.com/2014/12/16/nyregion/police-hunt-for-6-in-brooklyn-bridge-protest-melee.html?_r=0

  (5)Republic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publicanism_in_the_United_States

  (6) 黑格尔:《精神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61页。

  (7)美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

  US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Memorial Foundation Read the Preliminary 2014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Fatalities Report 126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Fatalities Nationwide in 2014:http://www.nleomf.org/newsroom/news-releases/eoy-report-2014.html

  施卫江 独立学者

  写于 美国纽约 2015年2月25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5022712141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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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侵犯中国的边境,还是缅甸内政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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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闻真  来源:共识网

  中缅在五十年代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互相作出让步而形成的。而中方是最大的让步方:中国在与缅甸政府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时,对以前英缅政府强迫清朝签定的不平等的中缅边界条约,抢占了中国云南大片领土一事,中方为了“胞波之情”,间接默认了这一不公平的事情。为此,中国一大块土地,被划入了缅甸北方的国土,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他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也为轻易地得到了大片的土地,而 动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和利用中国政府的心理,由于其内政外交需要从中国那得到回报,急于向中国示好。

  60年代以前,是中缅两国“密月”时期。中共对吴努总理政府采取的《先礼后兵》策略,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对于新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也无法对华实施全面无缺口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而且,在1960、1961年,中国中央政府还受到 缅甸耐温军政府的再三的恳切请求:派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出国到缅甸对国军残部作战,清扫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的残余力量。

  取得了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共歼敌740人的战绩,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当时来看,这对中国边防是有利的。但是,在今天来看,缅甸奈温军政府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军事力量,肃清了他靠自己的军队,消灭不了的国军在缅的残部。从此,他没有了国军的掣肘与后顾之忧,为他们日后安心地反华创造了条件,我们为他们做了嫁衣裳。正是人无远虑,必有后忧。做什么,都不能一时冲动。

  自从对华友好的吴努总理下台,以及中国政府出兵缅甸,帮助把国军在缅的残部清除以后,中缅“胞波之情” 就好景不长了。狡诈的缅甸奈温军政府,觉得自己大智大略,羽毛已经丰满,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政府了,就原形毕露,总是跟中国政府叫着劲对着干。一九六八年,对中国亲密友好的缅共主席德钦丹东下了毒手,随着,缅甸军政府又跟着印尼反华,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被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这一下子使中缅关系迅速恶化。

  在这场反华事件中,许多的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他们宣扬大缅甸民族主义,歧视和打击在缅的汉人。仅在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相互仇视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仅、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驻缅大使。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仅缅甸东北部,就现存有三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国中之国,其领导集体都是汉人。这三个汉人政权均位于缅甸东北部的禅邦,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鼎盛时期达至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一国两制”。

  那里生活着果敢(即汉族)、佤族等民族,那里在一千多年前原属于元明清政府云南省管辖。例如,果敢县,邦桑县等。后来英国殖民者占领缅甸,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并强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将这些地方(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划归英属印度的缅甸殖民地,致使原先血脉相连的中国人被划分到两个国家,而现在他们又遭到迫害和屠杀。

  在缅北果敢楂子树乡大旧寨,中华民族的同袍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仍在企盼大救星,挂出了毛泽东图像。他们也唱出我们熟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缅甸汉族人之所以改为“果敢族’,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缅甸发生排华运动,缅甸政府采取大缅族主义,而歧视迫害哪里的汉族人民,那里的汉民族为了避免缅族的迫害,争取民族平等,改称“果敢族”。 祖国人民哪能看着自己的海外同袍受难而不管?

  看来,只靠哄、礼仪与送土地是不行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果断决定:先采取支持缅共武装革命的措施,用缅甸的国内反对派,来打击制衡对中国不友好的缅甸军人政府,以达到保卫在缅甸的中华民族同袍的正当权益。

  其一,公开支持缅共,谴责奈温,派遣“成建制的大型顾问组”和输送武器;

  其二,由“有作战能力的人员”,组成“不明国籍的志愿武装团体”,前往缅甸自愿助战;、其三:把十年前已在贵州,四川落户的原缅共人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让他们返回缅甸,他们在中国联姻的亲朋,民兵老乡,友人都可前往缅甸“建立根据地”。

  在云南的兵团,农场和插队的上山下乡知青,如果“自愿到缅甸支援世界革命”,有关文件规定:可以享受“参加革命工作”待遇;接着,建立“缅共中央广播电台”,“暂居”中国境内。 于是,云南省的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市,自治州迅速建立为支援缅共的专职机构与后勤基地。

  彭家声这支缅共武装只剩下165人,恰恰在这个时候退到了祖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首先被中国进行了整编,集训。在云南省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政治教育和各种军事训练。

  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充实到这支军队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中国党政军有关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彭家声祖籍中国四川。生于缅甸果敢红石头河。彭家声是长子,兄弟六人全部在果敢身居要职。四十四岁的彭家声带着几十名青年成立了“果敢人民革命军”,任总司令,与缅甸政府军打起了游击,为在缅华族同袍争取正当权益。缅甸北部地区在以彭家声主席、鲍友祥主席、林民贤主席为核心的特区政府领导下,为争取民族平等同缅甸政府军对抗十几年。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就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他们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

  就连在中国内战时期,退到缅甸境内的原国军李弥、柳元麟兵团残部的国民党军人,对缅甸军政府残酷地迫害自己的同袍也愤怒起来了!行动起来了!

  他们虽然对于共军的战斗是失败的,但是,对于保护自己同袍打败缅甸军队是正义之师,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战斗力,都有很高的造诣。那是,三流的缅军远远不能比的。彭家声与所有进入缅甸的缅共军队,在与政府军作战上,受到在缅国军残部强有力的配合。缅共军队,在缅甸的战地军事训练和进修班里,正是由这样一帮子国军军官和老兵组成的老师与教官团。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缅甸人民解放军”的旗帜,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攻势,首战告捷,而且所向披靡,一路打下去,如秋风扫落叶,势不可挡。

  6战6捷,接连攻克了红岩、慕太、邦永等地,大败缅甸政府军与罗兴汉集团与杨振业集团。到1969年3月,缅甸政府军放弃除滚弄和南湖以外的果敢所有地区。与南部不同的,缅甸共产党在缅甸北部,由于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装备了各种新式武器的缅甸人民解放军,却一路胜利。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

  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 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

  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

  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当时缅甸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并不是彭家声,而他只是作为一个前线指挥员作战。当时缅甸共产党的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是这只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而德钦巴登顶在1970年,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冬德钦丹东被杀之后,接替其职务,成为缅甸共产党为总书记,而副书记就由德钦辛接替。

  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中央赋于了在后翼与侧翼接济与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除了供应器武器弹药和军费外,还帮助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总政治部和综合新闻社、编辑部、印刷出版部。

  紧接着,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巩固新建起来的革命根据地,1969年3月,中国政府,把原分散在中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原缅共人员,迅速的召集,并重新武装集训后,作为干部与骨干,派到了果敢地区。担任根据地各级干部,或解放军各级指挥员,组织民众,训练新兵,用人民战争的方法,不断地切断了缅政府军的后勤补给运输线,用小股的游击队骚扰缅甸的正规军,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

  在果敢地区站稳后,中共又指导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1970年4月,缅甸人民解放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被缅共人民解放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近十个县委、县政府,建立了缅甸的井冈山“果敢革命根据地”。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以前,毛泽东政府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中共领导下的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

  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就在缅共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全力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缅甸人民解放军,却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据地与势力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缅甸人民解放军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使缅甸军政府和军队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许多缅军产生厌战情绪。

  对于缅甸军政府来说,虽然对缅甸共产党从中国政府那获得有力的支援,而心怀不满!,他们多次向我国政府提出交涉,但大都没有下文。但由于战争的连连失利,他们已经没有与中国对抗的实力,缅军也无作战的信心。至此,缅甸军政府只能采取求和,保持当前态势,等待时机,再反扑的策略。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吴奈温将军只好打下牙往自己的肚子里咽,只好派特使到北京求见中共领导,认错求和!以求双方停战和平相处,承认中国华人在缅的正当权益,承认缅共所占领的地区为缅甸联邦的一部分,并独立自治。

  靠近云南中缅边境外成立的第一个独立自治的特区——果敢,全名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位于缅甸东北部毗邻中国云南省,以果敢族为主体的自治区。其首府老街市,拥有高度的自治权,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通行果敢语(汉语西南官话),同时流通缅元以及人民币。当地“果敢人”亦是缅甸的汉族,我国的缅甸海外华人。自从缅共人民及放军解体后,现在,他们拥有一支独立自治的华人武装——果敢民主同盟军。

  缅甸北部 第一、第二、第四特区相继成立至今,名义上是缅甸政府的特区,但实际上是三个独立于缅甸政府的政权,都有自己独立的军队。汉语是那里的通用语言,大部分人都能说较为流利的普通话,政治制度也与中国极为相似,如县级官员有县长、县委书记等。

  学校教的是云南汉话,手机是中国移动号码,座机也是云南临沧区号,电力由南方电网通过云南电网向老街变电站输送,人民币是那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三地的经济文化同中国云南联系较为密切,对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依赖。当地的手机信号也是中国移动和网通的,电话区号是云南的。最重要和最可贵的是那里的人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当时,在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长期不满军政府压迫剥削的缅甸革命群众,也借中国文革运动的机会,学习和发动了一场“中国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缅籍华裔与不满政府压迫缅籍的大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缅甸军政府无法忍受的行为,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是革命的学生们要求军政府给予人民人权和自由,一方是亲政府的权贵家庭出身的缅籍学生们反对革命师生的“红卫兵运动”。

  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

  “革命的红卫兵”们坚决要佩戴“世界人民革命统帅”的像章,另一派,主要由亲政府的缅甸权贵阶层的子弟,组成反红卫兵运动、反民主自由人权的团体,就是不准他们佩带毛主席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社会群体的撕打、械斗,最后,军政府拍军警正压跟名学生和群众,随之,就发展到缅甸革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缅甸政府军镇压群众的缅甸人民革命解放战争。

  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革命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和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人民的革命是“世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解放军,中国政府的政策也规定: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一般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中央红头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亲属享受革命家属待遇。

  这一批中国知青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生死战斗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但也受到战争生死的考验和欲火的烧炼。有的凤凰涅盘成为英雄,有的被淘汰默默无闻。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一排排倒下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至今还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至今无颜返回家乡,面对家乡父老。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云南知青建设兵团,并且,给那些正要急于出境“支援缅甸人民革命”的知青,浇了一盆冷水,清醒了头脑,知道了革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不像电影话剧描写的那样美丽浪漫。

  但是,不管如何,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中国知青,许多人还是熬过了军旅革命的“苦难关” “生死关”,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一些优秀人才走上了“领导岗位”,终于有了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用武平台。

  例如,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据越南新闻报网报道:1980年以后,因为中国现在的政府改变了毛时代的外交政策,像斯大林一开始舍弃中共,而承认蒋介石政府那样,把中缅关系只寄托在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上, 而抛弃了缅共。应缅甸军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不再给与缅共和其人民解放军支持,并封锁中缅边境,断绝武器、物资与人员来往。从此,缅共和人民解放军,由于缅甸政府军与中国政府联合封锁、围剿、而失败(1989、3)。

  缅共剩下的一些零星小股部队,现在隐匿在中缅交界的原始老林里——果敢深山无人区。他们靠种玉米生存,靠植牙片,积累资金,积蓄实力,准备日后反扑。

  越南政府由于它在东南亚战略的需要,也很重视缅甸这股反政府的残余武装力量,曾派特别专员与他们联系,无果而终。

  而彭家声,由于,一九八九年九月缅共垮台,在强敌面前,为了暂时的喘息与保存剩下的一点实力,在缅甸军政府满足他们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彭家声接受了政府的招安,当了缅甸政府在果敢一区的主席——即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司令员。彭家声身逢乱世,半生戎马,被招安后,共产主义观念仍然激发着彭家声灵魂深处的善良,在占领果敢初期,他发展生产,关注民生,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税收,藏富于民,上访的百姓他都亲自接见,帮助解决群众的困难,或民间纠纷,对部下和平民百姓都比较团结爱护。所以这段时间果敢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甚至一些被罗兴汉强迫搬迁至滚弄等地区的鸦片烟农也悄悄搬回果敢。

  据香港文汇报网报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缅甸军政府在中国政府的配合下,自从消灭了反对派以后,就不再需要中国政府了,而逐步与中国政府疏远,和美国、越南越来越近了。最近,还发生了缅甸军人入侵中国边境,枪杀中国边民的事件,以及缅甸国内反华排华事件。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和其他外交事件上,缅甸军政府的发言与表态也越来越不倾向中国。

  假如我国政府能自始至终地支持缅共和他的人民解放军,恐怕今天缅甸就是中国的“附庸国”了。那么,今天的东南亚的局势就要由中国来主导,还会产生今天这样不利的局面么?

  陈毅元帅曾对棋圣聂卫平说:虽然只是一颗子,但只要把这颗棋子摆到这个关键位置上,你全盘就主动了。而现在的中国政府,越怕事,越被动。缅共这颗棋子没有用好,没能发挥它的更大的效益。

  请注意,现在第三世界各国,都很现实,谁还拿一个懦弱、怕事的大哥当朋友,当依靠?谁都看不起你,谁都想从你身上捞一把。除了朝鲜、巴基斯坦,中国至今还有多少朋友?

  在这一点上,日本菲律宾已经给缅甸政府做了榜样:“把中国当软柿子捏吧,别怕,肯定没有事”。最近,缅甸政府为了向美国表示亲近,开始向日本菲律宾学习,也跳出来与中国故意作对,也企图从中捞一把。又开始在中国边境制造事端,派兵大肆侵略果敢地区,肆无忌惮地屠杀华人,来试探中国政府是不是好惹的,能不能也让缅甸政府捏一把?然后,再决定他下一步对中国的打压和捞好处的计划。现在泰国的军政府,不也是这样么?

  除了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时期,中国用军事行动,能狠狠地打击教训了美国、印度、越南反华的敌对行动外,以后的中国政府在30多年来的外交上,软弱 怕事妥协退让,谓之“韬光养晦”。

  导致了缅甸 菲律宾 泰国 印度 日本,那些三流国家,一个个都敢站起来对中国强硬和肆无忌惮,都想把中国这个所谓的大国当成软柿子捏!

  如果,中国还不发威,还一直软弱求和下去,恐怕今后没有国家再畏惧中国,都把老虎当病猫,中国就要遭到这群饿狼的群起而攻之啦!

  在现在这个只讲实力与丛林法则的时代,光靠哄与说理是不行的,还要露出你的锋利牙齿与强力的肌肉,要用“丛林法则”让对手知道,与中国作对的严重后果是什么!这也是美国的交替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中国所说的 王道与霸道。美军进入伊拉克的理由之一,就是保护美国的侨民。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理由之一,也是寻找在中国失踪的日本商人和士兵。他们都能理直气壮地执行自己的责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毛主席告诉我们,软弱无外交,怕与软弱,依赖大国评判,都没有出路!中国的尊严是打出来的,不是乞求来的。中国酷爱和平,但是,敌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不害怕战争。和平固然重要,吃饭固然重要,但祖国的主权和人民的尊严更重要。中国已不再是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做殖民地附庸国的中国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字不多,却铿锵有力!给国外敌对势力,画出了一条底线——谁要敢来触犯这条底线,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勇敢亮剑,流下最后一滴血。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给予敌对者以毁灭打击,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毛主席时代那种不怕霸权、自力更生、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确实是现在的“大中国”最缺少的东西!

  如今缅北华人已经到了退无可退之境。将来中国在缅利益谁来争取?中国通向印度洋的通道谁来打通与保护?缅甸政府的反华势力谁来牵制打击制衡?该出手了!

  我国有八千多万党员。只需出动十分之一的党员,凭全党全军之力,也能为缅北华人同袍打出一片和平天地。

  现在在缅北果敢楂子树乡大旧寨,尽管人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仍在企盼大救星,挂着毛泽东像。他们也唱着我们熟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缅甸残存的“缅甸人民解放军”家属和支持者,都直呼果敢地区回归中国大陆,曾多次回云南赴北京与中国政府联络。而这一次面对着缅甸政府军再一次对汉族同袍的大屠杀, 历史又再次选择了彭家声!

  直到前几天,原 缅甸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士老顾问——已经八十多岁身体衰弱的彭家声,又义不容辞勇敢地站出来,代表果敢汉族同袍,向中国政府和祖国人民发出求助:请祖国在他们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能出手给以帮助!看到这里,一些人潸然泪下!祖国人民哪能看着自己的海外同袍受难而袖手不管呢?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世界各国也都在拭目而待!

  缅甸果敢同袍 至今不忘声援祖国的对日斗争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对“日本购买祖国钓鱼岛”一事的严正声明》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执意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同时也是严重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华民族维护领土完整、主权利益及意志的挑衅。这不仅是对中日关系的损害,也是对二战反法西斯胜利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挑战,不仅不利于世界和平的发展,更引起了全球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组织的极度愤慨,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代表在缅华人华侨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日本政府亡我中华民族之心不死,罔顾事实,越走越远,不惜以与中华民族为敌,悍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国有化”。这种行为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钓鱼岛的神圣主权。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广大海内外华人华侨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这一强盗行径。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及缅甸华人华侨在涉及侵害全球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义无反顾、责无旁贷。

  我们严正声明:在维护祖国国家尊严和中华民族大义面前,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政府在为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和正义之举,在缅华人华侨及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及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先,以人民利益为重,共同保卫华夏民族的祖产,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作为炎黄子孙坚决支持维护中国保钓的决心,倡导全球海外华人华侨坚定地与中国政府及人民站在一起,热爱祖国、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共同保钓;我们不能自乱,不能被海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挑衅,坚决回击任何侵犯华夏领土的罪恶行径。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在缅甸民族正义党的领导下,呼吁全世界海外华人华侨同胞,在精神道义和物质行动方面全力支持中共中央、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开展合理合法的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保卫领土完整的一切行动。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章

  2012-9-1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227121410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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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这是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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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祖薇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本报讯(记者 祖薇)辞职后,柴静在做什么?昨日,她向优酷、腾讯等多家视频网站免费奉献了大型空气污染深度公益调查——《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柴静透露,促使她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女儿还没出世就患上了肿瘤,一出生就要接受手术,“在照顾她的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目前,孩子已经痊愈,但生活在一年竟有175天污染的北京,柴静害怕女儿有一天会问“什么是蓝天”、“为什么老把我关在家里”?于是她开始了调查。

  用《看见》的百万版税自费投入调查

  柴静介绍,公布女儿的病情,自己此前顾虑很多,因为“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女儿将来会承受什么。”后来丈夫劝她“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这句话对柴静产生了作用。“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一旦投入调查,柴静发现,污染其实早已存在。2008年北京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向她提供了2004年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关闭了,但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那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一年中,她现场调研,查阅文献、拜访专家,拍摄而成纪录片《穹顶之下》,前后花费一百万人民币,钱全部来自两年前《看见》的版税。

  大气污染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柴静试图在纪录片中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雾霾是什么?纪录片中柴静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并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分,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柴静介绍,一年中她以个人身份拜访能源、环保领域内的专家以及职能部门,包括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韩俊等国内高官以及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等——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他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种感染。”采访对象的积极态度让柴静感觉,中国有很多人希望环境能够改善,并在为此努力。

  除了已经上线的纪录片,柴静还把一年的采访所得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对正在修订的《大气防治法》有所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同时,她还把资料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态度是,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达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相关链接

  《穹顶之下》柴静做了什么?

  《穹顶之下》全片103分钟,片中柴静走访多个污染现场寻找雾霾根源,赴多国实地了解治污经验,并从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行动方案。

  她实地勘察:在燃煤消耗和钢材生产大省河北,经历了无人机因雾霾过重而无法记录污染情况的尴尬;她亲自携带采样仪,在雾霾中生活一天,一个白色的采样仪变为黑色,从中检测出15种致癌物质,最危险的一种物质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14倍;

  通过调查她告诉我们,在北京,每天高峰时段,有34%的车在路上堵着,六环以内每小时PM2.5的排放量是1吨;在燃煤污染致死数千人的伦敦雾霾事件过后62年,她前往因雾霾丧生者的墓地凭吊,也去到仍烧壁炉的人家拜访,当年伦敦“禁排黑烟”、“限烟区只能烧无烟煤,财政补贴壁炉改造的大部分费用”等规定的条文,具体化为男主人手中清洁的煤块——煤是可以干净的;为考察同样恶名昭著但污染源主要是汽车尾气的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现象,她在直升机上俯瞰这座车轮上的城市摊大饼式的道路模式和对汽车的高度依赖,在公路边直击加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的官员向没给重型柴油车加装空气颗粒物过滤器的司机开出罚单。

  她查阅文献:对一些人所称的伦敦雾霾治理四五十年方见成效的说法,她发现开始治理的头十年就降低了80%的大气污染物;还把官员和业界已知的秘密推到公众视野之中:一艘海轮排放的PM2.5几乎等于50万辆货车,而轮船和飞机的燃油还没有得到像汽车用油那样的哪怕不算严格的监管。

  她拜访各方面专家:她直问中国石化集团前总工程师、国家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曹湘洪:为什么是石化行业而不是环保部门主导油品标准制定?为什么不公开油品标准升级的成本?有没有可能放开油品市场?她用数据视觉化,把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卫生部部长陈竺与专家合作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报告估计的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35万至50万人早死这样惨烈的数字,处理得通俗、形象、警醒。

  探查真相之后,她用行动以尽绵薄之力:看到家门口有一片工地裸露,她试着与施工者交涉,结果扬尘的土堆得到覆盖;楼下的餐馆没有加装油烟处理装置,她打了举报电话12369,餐馆老板果然装上了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加油站的加油枪汽油挥发严重,她又向环保部门举报,加油站答应马上修好防挥发装置。她的体会是,如果不打,12369就只是一个数字。她建议网友:表达你的不满、维护你的权益。文/本报记者 祖薇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5-03/01/content_118387.htm?div=-1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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