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rles Hutzler / Lingling Wei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在中美两国政府试图安排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峰会之际，对抗日益激烈的中美关系将面临新的考验。

高级官员和助手们一直在为两位领导人是否会在11月中旬于印尼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后会面而较劲。若会晤成行，将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此外，据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士说，中国官员对两位领导人上次的交流结果感到不满，最近才与美方重新接触。

知情人士说，在今年7月的一次电话通话中，习近平要求拜登阻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但拜登以国会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为由拒绝了。佩洛西访台后，中国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作为回应，拜登政府则对半导体出口实施了新的严格管制，旨在遏制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雄心。

知情人士说，尽管紧张局势加剧，但鉴于双方官员都表示希望防止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拜登与习近平在G20会议前后举行峰会是很有可能的。

前官员和外交事务专家说，无论习拜会是否成行，随着中美在全球影响力、军事主导地位和新技术控制权方面的竞争加剧，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仍是向下的。

“美中关系最坏可能下行到何种水平目前尚不得而知，”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目前供职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Yale Law School Paul Tsai China Center)的董云裳(Susan Thornton)周三在中美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的领导人应该会晤、应该磋商，应该满足这种低标准期望。”中美研究中心是一个得到中国支持的智库。

在美中竞争的最新角力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四与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盟友们就旨在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共同战略进行了磋商。

此前一天，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来自6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在一场活动中聚首，他批评了这种针对中国的联盟组建。他对一些外国公司扩大在华业务表示赞赏，并提到了特斯拉(Tesla Inc., TSLA)在新疆开设门店。中国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留了维吾尔族人。

据预计，美国下周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会使众议院控制权转移到共和党人手中，这可能会证实自佩洛西台湾之行以来一些中国官员秉持的观点：美国对华政策正由国会而非白宫驱动。与此同时，上个月的中共二十大使习近平获得连任，选举出由他及其拥护者组成的中共领导班子，并批准了他关于让中国为迎接与美国进一步竞争做好准备的计划。

双方官员表示，如果两位领导人会面，台湾问题争端和美国对技术出口的最新限制这两个导致中美关系近来越发紧张的核心问题，以及乌克兰战争和中俄伙伴关系，可能会成为主要议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John Kirby)本周表示，中美双方仍在研究拜登和习近平之间可能的会晤方式。

一位政府高官还表示，像这种在G20会议期间举行的会晤，通常要在会议前几天才会得到确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在北京就此表示，他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几天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并与布林肯通电话。王毅是习近平的盟友，在上个月的中共二十大上获得晋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王毅在与布林肯的通话中批评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控制措施，并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遏制打压。

王毅与这两位美国外交官的接触被美国官员视为积极的举动。习近平上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年度晚宴致贺信也是如此。习近平写道，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旨在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自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的第一年以来，中美之间还没有举行过一次由一方接待另一方的完全意义上的首脑峰会。2017年，特朗普在湖海庄园招待了习近平，之后习近平在北京故宫接待了特朗普。自那以来，双方首脑的会晤要么是在线上举行，要么是涉及其他国际会议。

双方官员认为，拜登与习近平直接会谈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最有效的沟通渠道。两人首次会面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随着近年来美中之间不信任程度的加深，两国政府开始减少日程表上的众多高级别接触，而新冠疫情导致双方的接触进一步减少。官员们说，这更是提升了习拜会这一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今夏早些时候，中方官员谈到，一旦美国中期选举和中国10月份的中共二十大会议结束，G20峰会将为拜登和习近平提供一个改善两国关系发展进程的机会。

不过，佩洛西访台给相关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25年来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首次访台。在习近平看来，在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景里，收复台湾是至关重要的内容。据了解谈判情况和其他了解中国决策过程的人士透露，数周的外交努力以及他与拜登的直接沟通都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令习近平感到懊恼。

知情人士说，中国担心佩洛西访台可能会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并鼓励台湾宣布正式独立。在佩洛西之后，一些其他国家的政界人士也访问了台湾。中国已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考虑使用武力。

中国为表达愤怒而进行的军演令美国更加担忧中方日益增长的能力及其使用这些能力的意愿。拜登政府上个月发布的关于国家安全和国防的战略文件指出，中国是美国在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方面面临的核心挑战。

在上个月中共二十大上发表的政策蓝图中，习近平表示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该蓝图还支持了习近平的计划，即通过储备原料和发展自己的技术来保护中国经济，使其能够经受住像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发动的类似制裁行动。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一直在评估美国最近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获得芯片制造技术的影响。知情人士说，中方将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应对措施。

不过，外交事务专家说，面对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摊牌，而是在试图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周三，中国国家发改委与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 INTC)、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 GM)和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等在华经营的一些美国大公司的代表举行了圆桌会议，以安抚美国企业对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担忧。

前奥巴马(Obama)政府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现为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的Evan Medeiros称，就近期而言，习近平可能在试图为中美关系划定底线，以争取时间来增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韧性。

来源时间：2022/11/4   发布时间：20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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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士存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21期

近些年，美国政府发布多份高级别规划文件，在新的全球和“印太”战略框架下对地区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再设计。这些报告构成延续性，一再强调同盟和伙伴力量在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此后的实践使得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趋势逐渐清晰。

美国在“印太”制造“阵营化”趋势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阵营化”，主要是指美国日益倾向于把联合少数“志同道合”国家作为实现其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预期利益诉求及目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志同道合”伙伴包括其条约盟友以及存在利益诉求和战略契合点的其他国家。

美国按照“小多边主义”或“双边+”的思路，精心设计了几乎覆盖整个“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小集团”网络。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亚太海洋安全战略主要以和盟友、伙伴的双边合作为主，美越、美印之间的海洋安全合作提升最为明显。2017年以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设计出台“印太战略”的同时，也加快推动其地区海洋安全战略从“双边”向“多边”升级。拜登上台后，在总体继承前两任思路的基础上，以提升联盟和伙伴关系为基本路径，出台新的“印太海洋安全战略”，修复美菲海洋领域合作，延续美越涉南海安全合作，推动美国-东盟海洋安全关系再升级，并提出涵盖整个“印太”的海域态势感知合作计划。

从2017年底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并把海洋安全作为主要议题，到2021年9月建立冷战结束后全球首个条约军事同盟，也即联合英国、澳大利亚成立三方安全联盟(AUKUS)，再到2022年5月QUAD峰会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IPMDA)，美国拼凑的“准海洋安全联盟”网络覆盖了从东北亚、台海、东南亚延伸至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的全部“印太”区域。

这些“准海洋安全联盟”在成员组成上相互重叠，功能上各有侧重。其中，QUAD作为非条约多边安全机制，在地理上将印度洋、南太平洋和东北亚三个地缘政治板块串连在一起。AUKUS为美国将澳大利亚培植成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真正“代理人”提供了抓手。“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将整个印度洋、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海上力量以打击非法捕捞、不受管束、不报告渔业活动(IUU)等任务整合到一起。

美国构建的“印太”海洋安全“阵营”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点。2022年版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目标是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塑造“对美国最有利的影响力平衡”。除印度外，QUAD和AUKUS的成员国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家。美印2015年签署新版《防务关系框架协议》之后，先后达成《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等三个重要的军事安全协议，建立起准盟友级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美国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也只是以打击非法渔业活动为特定共同目标，针对符合美国对共同利益和价值界定标准国家而设计的“海洋安全俱乐部”。

美国的“印太”海洋安全“阵营”设计以中国为“假想敌”。美国把中国定义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足够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来削弱或挑战当前世界秩序的国家”。“印太”地区是美国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主要地带，海洋则被美国视为两国影响力竞争的主要领域，覆盖了从东海、台海到南海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整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QUAD及AUKUS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便是中国在南海、台海及东海的政策和作为。今年5月23日，QUAD四国领导人宣布“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前夕，美国官方对外宣称“中国应对印太地区95%的非法捕鱼负责”，并表示将推出新的倡议，遏制“印太”地区的非法渔业活动。

“阵营化”战略在南海和东海表现明显

南海和东海因存在由来已久、错综复杂的领土海洋争端，涉及海上航道控制权，又关乎美国对中国的“第一岛链”围堵及盟友伙伴体系稳定等关键利益，是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重点关注方向，也是其“阵营化”趋势最明显的区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自2018年以来不定期更新并发布《美中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竞争》报告，2022年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发表关于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第150号“海洋界限”报告，都反映出美国南海和东海政策的显著调整，表明其以压制新兴海洋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海洋政策设计日渐成形。

美国已经完全放弃其在东亚海洋争端中的“相对中立”立场。对比分析历年《美中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竞争》报告，可以看出美国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8年的报告提出，美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立场包括：敦促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避免采取胁迫与恫吓等手段，关注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等。今年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除了再次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并重申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13日发表的“南海政策声明”主要内容，还诬称中国在南海的“单边行动”对沿海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增加了冲突风险”，强调美国将与东南亚盟友伙伴一道，“维护在南海的海洋资源开发主权权利”。美国有倾向性地公开支持日本在东海和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南海的部分主张，表明其已经完全悖离原先对东亚海洋争端“保持中立”的立场，也预示着美国寄希望于用“选边站”来换取一些亚洲国家对其“阵营化”海洋安全战略的呼应。

联合少数国家以国际法之名掏空中国在南海的正当合法权利主张。1970年，美国首份“海洋界限报告”发布，此后历年版本当中至少已有五份直接涉华，四份围绕南海主题展开。今年初的“海洋界限报告”较为完整地对中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主张进行了否定式的解读，认为中国的主张严重削弱了“海洋法治”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公认国际法规定和准则。该报告与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遥相呼应，立场同东盟相关声索国和部分域外国家高度一致，表明了试图借国际法工具，以“国际规则捍卫者”的形象，以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名，吸引南海地区中国以外国家及一些域外力量加入其主导的“小集团”。

联合军事行动是“阵营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每年在南海和东海地区开展数十场军事演习，其中多数为多边联合军演。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等是美国在两海域开展军演的经常参与者。2021年10月，美国联合日本、英国、新西兰、荷兰、加拿大等国共4艘航母、17艘军舰，在我国台湾西南方向的南海海域开展为期4天的多科目联合军演，规模空前。除联合军演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德国等国还通过军舰不定期巡航、穿越的方式，配合美国在南海构建针对中国的威慑体系。美国虽然没有在南海和东海地区建立基于正式条约的军事同盟集团，但其透过海上联演、军舰巡航和军事安全战略协调的方式，已开始有意识的朝着建立新的海上军事阵营方向筹划。

美国“阵营化”海洋安全战略的本质

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是以“权力至上”和“利益至上”为导向，处理多边海洋事务和构建海洋秩序。

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是维持美国海上霸权和军事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计划”，即要求美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全球各水域。2015年以来美国累计在南海针对中国开展39次“航行自由行动”，平均每年5次，每2个多月1次，行动范围覆盖我国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黄岩岛。美国以挑战“过度海洋主张”为由，频繁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和南沙群岛岛礁附近12海里，甚至闯入我国西沙群岛内水，时常在行动中伴有军事演训等其他动作，充分表明其“航行自由行动”实质上是以“航行自由”“海洋自由”为幌子，对中国实施军事监视和情报探取，用军事手段推进其单方面主张。

“尼加拉瓜案”构成美国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先例。1983年底至1984年初，美国在尼加拉瓜的科林托、桑提诺等海港附近布放水雷，造成多起海上船舶安全事故。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政府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在其港口布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石油设施和港口以及进行其他军事和准军事活动，请求国际法院宣布美国的行为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其内政和侵犯其主权，请求国际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有关行为并予以赔偿和指示临时保全措施。本案是国际法院第一次对一个大国进行缺席审判。法院最后判决要求美国停止侵害尼加拉瓜主权，并向尼赔偿10亿美元。美国在提出管辖权抗辩未果后不再参与实体问题的庭审，拒绝履行判决，并退出国际法院。尼加拉瓜政府连续五年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请强制执行国际法院判决，但均遭美国否决。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美国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打压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真实写照。2012年11月中国提出“海洋强国”战略，2013年1月美国与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串通一气，上演了“南海仲裁案”的闹剧。在美国的授意下，仲裁庭在管辖权和实体问题的裁决上做出了“全盘否定中国的南海权利和主张、对菲律宾的片面主张和诉求照单全收”的“一边倒裁决”。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南海仲裁案”实质上就是以“双重标准”和霸权逻辑，把国际法规则作为自身谋取权力优势和通过增加成本牵制中国的工具。

迟迟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美国奉行“霸权和国家利益优先”的生动注脚。《公约》自1982年通过并开放签署以来，已有167个国家及欧盟批准加入。被视为“海洋宪章”的《公约》是目前国际海洋规则秩序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海洋强国，至今都未批准加入《公约》。同时，美国选择性地要求享受《公约》带来的“制度红利”，通过刻意曲解的方式把《公约》作为维持海洋霸权的抓手，体现了“强权即公理”的霸权逻辑。

重构海洋治理秩序迫在眉睫

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深陷“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怪圈，既是对多边主义合作机制与共识的悖离，也给域内国家造成选边站队的困境，日益显露出美国以实力而非互信和多边共识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的企图。美国的这一战略及其背后逻辑不仅无助于亚太地区海洋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治理，还将使本地区海洋安全秩序的“碎片化”趋势愈演愈烈。

当前，南海和东海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形势。生物多样性退化、渔业资源衰竭、海洋微塑料垃圾污染，以及区域海上人道搜救机制供应不足等区域性挑战日益掣肘周边国家的海洋可持续发展，也呼唤基于多边主义的地区海洋治理体系。以小多边、排他性为特点的美主导的海洋安全“阵营化”态势严重冲击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和多边合作共识，以及携手治理海洋生态等问题的信念和努力。

面对地区海洋治理领域新挑战，如何压制、消解海洋博弈“阵营化”的负面影响，是当前中国涉海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南海地区，中国一方面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域内国家主导的海洋规则，倡导建立多边主义合作平台，努力对冲海洋安全“阵营化”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坚定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避免跌入“集团化、阵营对立导致全盘皆输”的陷阱，走的是正道、阳关道，代表着地区和国际海洋秩序构建的正确方向。

来源时间：2022/11/4   发布时间：20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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