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由于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了解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尤为重要。2010年6至8月间，中国社科院“中国人看美国”课题组在全国8个城市就美国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遵循简单随机抽样的做法，本次调查依照地域分布的原则，在沿海地区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内陆地区五个城市(兰州、昆明、长春、自贡和长沙)发放了问卷。每个城市发放350份问卷，其中1/3在大学生中间发放，1/3在企业人员中发放，还有1/3在居民社区中发放。

　　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受访者个人简况信息;第二部分内容是对国际问题的了解状况的一般性调查;第三部分是美国和中美关系部分，由10个问题组成。这部分内容主要了解受访者对美国的基本认识、美国影响力的变化、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判断。问卷的最后还专门留出空间，征询受访者的意见或建议。

　　本次调查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800份，收回有效问卷2687份，回收率接近96%。

　　“白宫”、“自由女神”、“华尔街”、“五角大楼”和“美元”被认为最能代表美国

　　问题一：对美国的了解程度

　　34.9%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美国，还有近一半(47.4%)的人表示“一般了解”，只有17.6%的人回答“不太了解”或“不了解”。这说明中国民众认为自己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了解程度不高。

　　问题二：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调查显示，就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程度而言，认为“影响很大”或“影响较大”的受访者占到92%的比例，而认为“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的共有2.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众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

　　问题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就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言，认为“很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受访者比例达到90.7%，认为“不太重要”或“不重要”则只有1.3%，这反映出中国民众普遍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问题四：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

　　当被问及对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持立场的看法时，认为“积极”或“比较积极”的受访者共占41.3%，认为“比较消极”或“很消极”的占23.6%，而认为“一般”的则达35.2%，这反映出中国民众此问题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问题五：对美国的总体印象

　　调查表明，就对美国的总体印象而言，表示“很好”或“非常好”的受访者达36.1%，认为“一般”的占到48.8%，回答“比较消极”或“非常消极”的占15%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总体印象并不那么消极。

　　问题六：最能代表美国形象的符号

　　当被问及心目中最能代表美国形象的符号时，“白宫”(26.5%)、“自由女神”(20.1%)、“华尔街”(8.5%)、“五角大楼”(7.4%)、“美元”(6.9%)位居受访者回答的前5位。

　　如果将回复为“华尔街”、“美元”的比例累加起来，则占到了15.9%。“白宫”的比例最高，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受访民众认识到美国总统或行政当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将回复为“五角大楼”和“航空母舰”的比例累加起来，则占到了10.4%。这些反映出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力。换个角度来说，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众平时关注美国的焦点所在。

　　问题七：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调查表明，就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认为“很大”或“比较大”的受访者共达93.3%，认为“比较小”或“很小”的累计只有0.7%，这反映出中国民众对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非常一致的看法。

　　问题八：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变化趋势

　　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迅速上升”或“上升”的比例共占20.4%，认为“基本持平”的占56.3%，而回答“下降”或“迅速下降”的则占23.4%。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将会保持或提升其现有的国际影响力。

　　问题九：如何看待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在被问及普通美国人是否了解中国时，受访者认为“很了解”或“了解”的人数共占8%，回答“一般”的有39.8%，表示“不了解”或“很不了解”的共占52.2%。除了不少人认为“一般”之外，接近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不了解”或“很不了解”，这说明相当部分的受访民众认为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并不太了解。

　　问题十：普通中国人是否了解美国

　　在被问及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程度时，受访者回答“很了解”或“了解”的人数共占13.2%，有54.5%的受访者回答“一般”，而回答“不了解”或“很不了解”的共占32.4%。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一般”，说明不少民众认为普通中国人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这种了解程度还算不上较高。

　　问题十一：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评价

　　共有15.8%的受访者回答“很好”或“好”，回答“一般”的占73.5%，回答“差”或“很差”的共占10.7%。七成以上受访者选择“一般”，表明相当多的民众对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现状持有比较客观的态度，既看到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也能认识到其中的不足和问题。

　　回答“好”的比例超过回答“差”的比例，回答“很好”的比例超过回答“很差”的比例，受访民众总的说来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持有比较积极的心态。

　　问题十二：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看法

　　分别有9.3%和68.2%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将会“顺利发展”和“曲折发展”，认为“不进不退”的占16.5%，回答“可能倒退”和“肯定倒退”的分别占4.8%和1.1%。

　　数据显示，多数民众对中美关系前景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尤其是选择“曲折发展”的占到68.2%，说明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于中美关系多年来曲折发展的进程，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具有某种较为成熟的认识。

　　问题十三：未来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或领域

　　在被问及未来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或领域时，受访民众认为经贸、台湾和能源最重要的人数最多，分列前三位。35.8%的受访者认为是经贸问题，25.7% 人指出是台湾问题，还有17.5%的人表示是能源问题。

　　这些说明，在受访民众心目中，“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仍然非常重要。与此同时，经贸、能源问题也变得愈发重要，认为经贸问题最为重要的受访者人数甚至超过了台湾问题，值得关注。

　　问题十四：受访民众对处理对美关系的态度

　　今后中国应当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调查显示，45.9%的受访民众主张“更坚持原则”，12.3%的人认为“无须改变”，还有41.3%的人建议“稍微灵活些”。

　　不难看出，无论是主张“更坚持原则”还是“稍微灵活些”，相当多的民众实际上主张改变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但主张“更坚持原则”的比那些主张“稍微灵活些”的更多一些。

　　问题十五：受访民众获取有关美国信息的主要渠道

　　当被问及主要从哪些渠道获得有关美国的信息，受访民众表示从电视获取信息的有1999人次，占到74.6%;1929人次表示主要从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占到72.0%;还有1372人次表示主要从报纸杂志获得有关美国的信息。而只有84人次表示主要通过出国访问获得有关美国的信息。

　　从受访民众的回复可以看出，电视、互联网和报纸杂志是中国民众获得有关美国信息的重要渠道。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和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各种传媒手段加大了对国际事务和美国的报道。这些传媒成为中国民众了解外部世界和美国的重要渠道。

　　在被问到中国今后如何处理对美关系时，中国民众明显出现了分歧

　　通过对于这次问卷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中国民众对于美国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有着充分的认知。高达90%以上的受访民众认识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此相对应，超过90%的民众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很大”或“比较大”的影响，这表明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毕竟，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普通民众对此同样有着更为强烈的感受。即使在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之际，还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会保持其现有水平的国际影响力，甚至还有超过20%的民众认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或“上升”。

　　尽管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双方摩擦增多，但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变得十分负面。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对美国的印象“一般”，没有明显的好恶，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与前两次的民调相比，变化不大。

　　在受访者心目中，白宫、自由女神、华尔街和五角大楼最能代表美国的形象，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这和2008年的民意调查相比，既有一定的一致性，也出现了些许变化。在前一次民调中，当被问及最能代表美国形象的符号时，受访者的回答中，好莱坞、白宫、华尔街和自由女神名列前四位。其中，超过一半(54.9%)的受访者认为好莱坞最能代表美国的形象，位列第一;而此次民调中只有4.8%的受访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排列第七位。

　　就整体上来看，中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客观理性，没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接近90%的受访者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谨慎，高达69.5%的民众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评价是“一般”。而高达62.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将“曲折发展”，这表明相对多的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有着相对客观的态度，既看到两国关系中的积极面，又能认识到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讲，受访者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受访者中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倒退”和“肯定倒退”的人数比例累加不到6%。经贸、台湾和能源被多数受访者视作未来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或领域，这和前一次的调查结果大体一致。不过，经贸和台湾的重要性互换了排序，经贸问题超过台湾问题被受访者认为是未来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或许和近年来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加大、而台海局势相对平稳的大背景有关。

　　调查再次显示，电视、互联网和报纸杂志是中国民众了解美国的三大渠道。这和前两次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不过，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呈现赶超电视的势头。这表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通过上网来了解外部世界，了解美国。

　　就性别而言，男女受访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没有明显差异，甚至有趋同的趋势。而在以往的调查中，在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问题上，男性更趋强硬，而女性相对灵活。

　　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各个年龄段受访者的看法并无明显差异。多数受访者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不过老年受访者对于美国的印象较差，态度也稍稍强硬。而中青年受访者了解、接触美国的渠道更多，视野更为开阔，对于美国的认识多元化，对于美国及其影响力的认可度更高。这种微妙的差异也在前一次的调查结果中显现出来。

　　内地和沿海两地民众的看法差异不大，只是有些许的不同。在多数问题上，两个地区受访者的观点相差不大，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具有特定的含义。沿海地区更多受访民众中将华尔街列为美国的符号，而内地则更多将五角大楼列为美国的符号，这表明沿海人士更关注经济层面，而内地则更看重美国军事。

　　与此相对应，更多沿海人士将经贸视作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或领域。沿海地区受访者的观点相对一致，而内地受访者的观点有些分散，内地受访者“不知道/不清楚”或“不回答”的比例更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内地受访者可能相对来说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了解不多，另一方面也许有其他看法。

　　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调查分析显示，在多数问题上，大专以上、以下两类受访者的观点相差不大，但大专以上学历被调查者的观点相对集中和一致，共识度更高，而大专以下受访者的看法则有些分散。这和前一次的调查结论相吻合。

　　不同职业或不同收入层次的普通民众在有关美国和中美关系问题的主流看法上有一定的共识，但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这是共识下的差异。比如，职业会影响受访者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的视角，从而在看法上出现差异。相形之下，所受教育程度对于民众看法的影响较职业和收入的因素更明显。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1/9/15

旧文章ID：2234

作者：陶文钊, 袁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面是良好的，奥巴马政府也非常重视中美合作，但是这不是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晴空万里。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巨大

　　中美两国是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区分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从容不迫地发展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但美国却依然强调价值观因素。布什政府把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民主国家”，一类是“非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与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它们是美国的“永恒的盟友”。推广民主和自由是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民主国家的建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急迫组成部分”。在对华关系中布什政府也强调人权，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进行批评。这几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西藏问题。达赖是一个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和尚”，但在美国却受到官方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追捧。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疑虑重重

　　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生怕中国的发展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甚至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这种疑虑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就表达得很清楚。

　　2001年9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讲到地区安全态势时说，“在亚洲维持一种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一个拥有巨大资源基地的军事竞争者将出现在这个地区。东亚沿岸，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这里说的“竞争者”当指中国无疑。如果说，这个报告是在“9•11”以前已经准备好的。那么在以后美国的一些文件中，在每年国防部发表的关于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中，对中国的疑虑表现得更加坦率和明显。在2006年发表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方面继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成为和平的繁荣的大国，一个与美国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能够指导我们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同时又对中国军事发展的不透明、对中国“锁定”能源供应、对支持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不顾其国内的弊政等做法表示不满。在200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了对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美国“将通过塑造和防范战略，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及其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太平洋的兵力，60%的潜艇向太平洋转移，11艘航母中至少有6艘要能随时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作战，不断增强关岛的军事力量，计划把关岛建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堡垒”，并加强驻日美军力量，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把冲绳基地建成美国在海外的一个主要军事指挥中心。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

　　近年来, 中美两国在反对和遏制法理“台独”、维护台海稳定方面，做出了共同努力。但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来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美国插手和干预中国统一大业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要做两岸之间的平衡者。眼前的主要问题是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与美国售台武器，这是两国，尤其是两军发展关系、增进互信的最大障碍。

　　从长远来说，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有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内法还会继续存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实现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主流意见是，美国对于最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没有预设立场，美国所关注的是解决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共同接受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只问过程，不问结果。美国一直拒绝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目标表态。与此同时，美国还有意利用台湾的民主化，来对大陆的政治变革施加影响。很自然地，在中国大陆存在着广泛的怀疑，即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美国会长期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即实行“以台制华”的方针。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09/5/12

旧文章ID：2233

作者：袁征  来源：《当代世界》2010年第1期

　　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出现了调整的态势。迫于美国经济的不佳状况和承担义务的压力，美国呈现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战略收缩的趋势。不过，美国在亚洲地区却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引人关注。“重返亚洲”成为奥巴马政府高官的口头禅，表明亚洲事务在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议事日程中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与变化

　　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美国回来了”的时候，这是有特定内涵的。美国从来没有忽视亚洲，更莫说离开过亚洲。相反，美国密切关注着这一地区的变化，并在亚太地区有相当大的投入。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过去的欧洲到欧亚并重再到今天向亚太倾斜，这个调整的大趋势仍在延续，并没有逆转。美国国内有人指责布什政府忙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而忽略了亚洲。除了国内政治因素引发这种指责外，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中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美国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这是美国极不情愿看到的情况。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重新发挥美国的“主导作用”。

　　当然，亚洲地区日趋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得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地区投入更多的目光。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日韩及东盟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日手中更是握有大量美国国债。面对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希望能够为美国产品进一步拓展亚洲市场，加快复苏的步伐，增加就业的机会。而当前奥巴马政府最为关注的外交议题——全球经济复苏、核不扩散和气候变暖，都离不开亚洲各国的支持与合作。

　　毫无疑问，亚洲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的崛起，正改变全球力量的对比，进而影响到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日益重要。如同奥巴马在东京的亚洲政策演讲中所阐述的，“这个地区的未来与我们利害攸关，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内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也表示，“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与东亚的接触——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既延续了布什政府的不少举措，也有一些变化。奥巴马政府改变布什政府时期过多推崇武力的做法，推出了“巧实力”的概念，主张软硬兼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乃至文化等多层面的力量，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亚洲实际上成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巧实力”的试验场。

　　首先是奥巴马政府更加重视亚洲，极力拓展美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未来美国的战略重心进一步东移。今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访问亚洲四国，这是自1961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将亚洲作为上任之后的首访地，表明了新政府对于亚洲地区的重视程度。在首次亚洲政策演讲中，奥巴马自称为“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表明了他对于亚洲地区的重视。

　　其次，奥巴马政府信奉多边主义，重视多边机制的参与和合作。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做法，强调通过多边合作来应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他认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威胁无法通过一个国家单独解决，甚至无法通过与传统盟友的合作得到解决，而是必须通过与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来解决。”在亚洲地区，除了原有的APEC机制外，奥巴马政府不再对亚洲地区的一体化采取排斥或旁观的态度，转而加入到这一进程当中，以便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相对于布什政府的强硬作风，奥巴马政府更加强调接触和对话，有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至少是“先礼后兵”，软硬兼施。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朝鲜和缅甸的政策上。

　　第四，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班子更加务实，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强烈。正如希拉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说：“奥巴马总统和我都认为，外交政策必须基于原则与现实的结合，而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必须基于事实和证据，而不是情绪或偏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活力，我们在当今世界的领导能力都要求我们承认我们相互依赖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像布什政府那样黑白分明，而是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表示尊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认为改善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也是人权的组成部分。12月15日，希拉里系统阐述了奥巴马政府的务实理念，即所谓的“坚持原则的实用主义”。“在寻求人权目标时，我们必须务实和灵活，不是要对我们的原则进行妥协，而是要采取措施使得这些人权议程变成现实。”奥巴马政府调整对缅甸的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美国所采取的孤立和制裁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因此在维持对缅制裁的同时，美国希望通过接触和交往来影响缅甸政局的发展。

　　最后，除了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经济和气候变暖问题正在成为奥巴马亚洲政策的重要层面。2009年2月发布的《2009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超过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安全威胁”，明确将金融危机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列为美国 “近期的首要安全关切”。在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时，各国共同合作以推进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暖问题成为奥巴马政府寻求的重要目标。

　　可以说，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变化是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一个缩影。不过，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并无本质的区别，主要是在手法和侧重点上有一些调整。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其政策的基点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确保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美国“重返亚洲”就是要扭转美国影响力下降的颓势，防止其他大国的崛起或地区集团的形成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

　　二、巩固地区内同盟关系

　　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有四条主线。其一就是巩固本地区的同盟关系，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奥巴马其首次亚洲政策演讲中，表示“为了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美国寻求与本地区国家巩固已有的同盟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为此，我们需依靠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达成的盟约——这些盟约不依靠过时的历史文献，而要求坚持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有着根本意义的具有相互约束力的承诺”。这一理念和布什执政期间并无什么差异。

　　布什执政时期，美韩之间在两国同盟和朝鲜政策问题上经常出现争吵，从而使得两国关系一度冷淡。不过，奥巴马政府和韩国的沟通比较顺畅。今年6月，李明博访美期间，两国就如何应对眼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取得共识，美国承诺将韩国置于核保护伞之下。而在奥巴马到访韩国期间，双方表示将继续努力寻求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

　　美日同盟无疑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着力很多。日本一直担心美国会调整亚洲政策，逐步呈现重华轻日的趋向，使得日本被边缘化，这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力。为了安抚日本，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克林顿，都将首次亚洲之行的首站落在日本，这表明了美国对于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视。美方一再强调日本史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奥巴马强调，“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将植根于美日之间历久弥新的同盟关系”。

　　然而，日本政局的变革给美日同盟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主党的上台给日本的对外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鸠山政府主张“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日美同盟”，追求对等的日美关系，越来越不情愿做美国的“小伙伴”;鸠山政府强调日本的亚洲国家身份，积极兜售“东亚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中日韩“三驾马车”的原动力，有意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到亚洲地区内的协调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有意摆脱美国束缚的步骤;改善对华关系，大力推进对华外交。鸠山政府提出日本要在美国和亚洲之间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建立比较平衡的关系，这让美方感到错愕。美日之间的争吵愈加公开化，特别是鸠山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而不认可美日2006年达成的关于驻日美军机场搬迁的协议，使得事态的发展几乎到了要重新检讨美日同盟关系的地步，有日本学者甚至使用“同床异梦”来形容现在的美日关系。

　　日本新政府不顾美方感受而提出的政策主张，无疑让奥巴马班子感到棘手。不过，美日之间互有需要。鸠山政府固然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但也不能排除日本故意“撒娇”的策略，实际目的是让美国意识到日本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而更加重视对日关系。事实上，新政府对于美国轻视自民党之外的党派颇有微词。奥巴马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鸠山政府理顺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同时也必须逐步适应未来日本政党轮替给美日关系带来的冲击。考虑到美日同盟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在面临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的大背景下，美日将会重新审视各自的国家利益，推动日美关系发展。

　　三、介入东亚一体化进程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一改此前布什政府的消极态度，积极参与地区合作，特别是强化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以恢复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第二条主线。

　　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持消极的态度，时任国务卿的赖斯两度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对于东亚峰会，美国更是冷眼相对，置身事外。奥巴马政府则改变了这种立场。希拉里积极参加亚洲地区性的会议，奥巴马也参加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并邀请东盟元首明年集体访美。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其参加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这也是美国重返东亚的重要步骤之一。

　　从地理上来说，美国并非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东亚各国在考虑多边合作时，就不得不考虑美国的角色。从一开始，美国就表示不希望它被东亚排除在外，而东盟则出于“大国平衡”的战略以及地缘政治考虑，也希望美国不被排除在外。参加东亚峰会需要满足东盟的三个基本条件：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此前美国担心：一旦签署了这一条约，其中“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条款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另外加入这一条约是否会削弱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安全协定。但澳大利亚签定该条约时的补充协议消除了美国的顾虑。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调整政策，转而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不容阻挡。其次，美国有意参加进来以便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方向。既然阻止不了，就干脆介入，参与其中，然后寻求主导或影响进程的发展。第三，进一步开拓市场，消除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出口打开市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7%，美国前10位的贸易伙伴中有五位来自亚洲。这里有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日本，还有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中国和印度。通过与东盟整体的贸易和投资协定，来推动双边关系制度化，为美国商品进一步打开市场。第四，加大参与东盟事务的力度，推进该地区的反恐，同时希望借助这一平台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第五，美国有意创建自己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确保在亚洲大陆不要出现一个挑战或与美国对抗的区域性组织或国家。美国加入东亚峰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抗中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增长速度，还是相对于美国与东盟贸易额，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快速发展。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203.7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310.72亿美元，增幅达1304.1%。同期，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仅仅增加了75.1%。美国影响力客观上有所下降，这引起了美国国内精英阶层的担心。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是要稳固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来应对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

　　四、软硬兼施，与“问题国家”接触

　　循着“巧实力”的思路，奥巴马政府对朝鲜和缅甸推行接触政策，以期影响美国眼中的“问题国家”。这成为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第三条主线。

　　上台之初，面对朝鲜的强硬立场，奥巴马政府实际上并无良策。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推进医保改革和应对经济危机问题，并没有给予朝核太多的关注。然而，自朝鲜4、5月份进行远程导弹试射和核实验，并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后，美朝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奥巴马政府一度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磋商与协调，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这种局面一直到7月前总统克林顿访朝之后，美朝关系才有所缓和。在朝鲜表示有可能重回“六方会谈”的情况下，12月奥巴马政府派遣朝鲜政策特使博思沃斯访问朝鲜，就美朝关系和恢复“六方会谈”进行会谈，这是奥巴马上台以来第一次美朝直接对话。在致金正日的亲笔信中，奥巴马表示，如果朝鲜能够在未来几个月重返“六方会谈”，美国将在朝鲜设立联络处。这次会谈似乎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平壤表示双方的对话“坦诚和务实的”。鉴于奥巴马政府的开放态度，未来不排除美朝之间会有更多直接的对话和谈判。

　　奥巴马政府的另一项重大调整就是对缅甸开启接触和对话的大门。自1988年缅甸宣布戒严令开始，美缅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缅甸采取了孤立和制裁的政策。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重新评估了对缅政策。自参议员韦布今年8月访问缅甸后，美缅关系就出现了解冻的迹象。9月，希拉里宣布，奥巴马政府决定直接和缅甸军政府接触，以便推进缅甸的民主发展。尽管维持对缅制裁，但奥巴马政府认为仅仅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改变策略。美国随后放宽了对缅甸高官入境美国的限制。10月，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缅甸科技部长吴当在纽约举行了两国之间近年来的首次高级别对话。11月，坎贝尔与美国驻东盟大使斯科特?马希尔出访缅甸。这是自1995年时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赖特访缅之后第一次美国高官到访。未来不排除奥巴马政府会采取更大胆的步骤，除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还有可能恢复两国军事关系、展开反毒合作等。

　　按照美方的表述，美国对缅新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支持人权，释放昂山素季及其他反对派，推进民主改革”。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有意打入一个楔子，防止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另外，这也是防扩散的一项努力，即防止朝鲜核武器扩散到缅甸。美缅关系的真正改善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趋势值得各方密切关注。

　　五、对华关系是重中之重

　　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第四条主线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这也是其亚洲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奥巴马延续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寻求对华关系的深化与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较为平稳，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中美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时至今日，中美利益交融，合作共赢是双方利益的需要。

　　奥巴马政府承认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与中国深化关系也不意味着削弱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联盟。相反，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可以加强国际社会的力量”。希拉里明确指出，“中国是现今正在改变的全球政治图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正面的、合作的关系”。在她看来，中美在“一条船上”，需要在金融危机中风雨同舟。奥巴马则公开表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将塑造21世纪历史”。他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21世纪的各项挑战。美国和中国如果能共同迎接挑战，就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的势头。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加强了协商与合作。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美确定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中美成功地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使两国关系处在新的起点上。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对话，成果丰富，特别是在清洁能源、军事交流以及阻止核扩散等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政府放低姿态，更多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低调处理人权等领域的分歧，显示了其务实的对华政策取向。

　　当然，我们对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还应当有充分的认识。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些矛盾和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在特定环境下会凸显出来。此次两国事先就奥巴马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所展开的艰苦谈判，以及之后中美双方各取所需、对于声明部分内容的不同解读，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好在经过多年的磨合，中美对于相互间的分歧有着理性的认识，都希望“求同存异”，尽可能扩大双边拥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这也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奥巴马表示，“美国与中国并不能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美国有其不可让步的价值观，但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将重视伙伴关系而不是对立”。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会在日益深化的合作中增进互信，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副主任)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32

作者：袁征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如期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

　　这次对话是在中美关系经历了年初波折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去年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然而，到了岁末年初，风向突变，先是两国间贸易摩擦不断，随后是谷歌事件，特别是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会见达赖等问题，使得中美关系骤然变冷。寒流突袭，迫使人们冷静下来，重新理性地审视双边关系。

　　去年合作的主调突出，今年分歧的压力加大，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一面表现得更加明显。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中国外交的自信心也不断提升。但奥巴马政府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明显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和去年奥巴马访华时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承诺背道而驰，这自然激起了中方的极大不满与愤怒。而美国朝野上下则认为，中美关系的紧张是源自于中方实力增强后的“自大傲慢”行为，由此他们更加担心随着未来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随着这一轮中美之间的较量，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再度抬头，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甚至公开表示美国应当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显然，中美关系表面上回归正常并未直接触及两国心态上的变化和对于此次波折的不同解读。相反，双方的相互猜忌甚至有所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高层次的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两国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寻求对共同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在经历波折之后，这次对话有着特殊的意义。美方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次中美对话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此次对话的重点议题包括全球经济合作、环保与气候问题、中美新能源合作、经贸摩擦、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与贸易投资环境、军控与不扩散问题(特别是朝核、伊朗核问题)、互联网自由，等等。事实上，4月美国财长盖特纳、5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先后访华，都是为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铺垫，以期取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

　　不难看出，上述议题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大多是具有两面性：处理得好，就会成为两国的合作点，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处理得不好，则会成为两国间的争执点，给中美关系带来干扰。

　　就经贸关系而言，两国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去年双边贸易额为2982.6亿美元;而根据美方统计，中美贸易总额为3660亿美元。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连续8年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5月17日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952亿美元，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不仅如此，中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两大增长引擎，双方的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都意识到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也有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摩擦也是显而易见的。贸易摩擦涉及到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对华高科技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投资环境、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诸多问题。

　　对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争端，我们应当持平常心，不必大惊小怪。即使美国和其盟友如欧盟、日本之间，也是贸易争执不断。目前美国经济形势虽有好转趋势，但9.9%的失业率使得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奥巴马也承受着来自劳工组织的压力，况且还面临国会中期选举的挑战。不仅如此，奥巴马政府宣布了未来5年实现美国出口额翻倍、就业岗位增加200万个的对外经贸战略，这也是其对华施压的动力之一。而美国在华企业则一直要求中国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也成为奥巴马对华经贸政策的助推手。美方的真正目的不是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而是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更多地对华出口美国的商品。

　　在经历风雨之后，中美两国都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好分歧，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就近期而言，两国政府应通过对话与磋商在相关问题上达成一定的默契，低调处理矛盾与分歧，积极主动地引导舆论，以便能够应对各自国内的压力，减少对双边关系的冲击。而就长期而言，如何管控分歧、增进合作就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时中美又分别是现有的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远未建立起来，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实质并没有任何变化。一方面，双方的合作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向前推进，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合作共赢成为两国的主流共识;另一方面，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随着合作的加深而得到解决。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激化，时不时地干扰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中美双方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求同存异，遵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积极、合作、全面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0/5/24

旧文章ID：2231

作者：王建伟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很多北京人都记得40年的早春被发动起来清扫路面积雪，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访问服务的那一幕。北京市民不辞辛劳的友好举动，深深感动了尼克松与美国人民。中美两国恢复正式的外交往来已经40年了，其间的波折坎坷甚多，但是毕竟按照大国外交的逻辑继续前行着。自去年以来，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和中国正在崛起的政治现实不断冲撞。中美两国的关系事实上跌到了十年最低点。但是双方并不像过去那样处于一种冷战的状态，相反，都在尽力调整好关系。在这个早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美国，虽然是既定的行程，但是却有不一样的内容和内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次习近平的访美，本报特地专访了威斯康辛大学史地文博分校政治学系前主任、澳门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王建伟教授。

　　美国战略调整在先，中美关系再改善在后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2011年被很多人认为是中美关系最冷的一年，而今年中美两国都有既定的政治格局的交替换届。这次习近平副主席一行对美国的访问，是否仅仅是换届之前例行的外交活动?

　　王建伟：是不是例行的外交活动倒不好说，但至少也是有前例的。2002年，胡锦涛也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赴美访问。应该说这样的访问首先是要让美国方面有机会接触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领导层的世代交替进行得很稳定，否则不会做出这种安排。一般来说，这样的访问美国在整体方面的积极性反而较高，因为美方希望能从中获取很多信息，比如中国领导层的世代交替会不会顺利，以及新一代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看法等。美国很重视这次同习近平的直接接触，一来想要探知他以及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二来当然也想建立个人的关系。

　　南都：今年也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但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外交战略调整，也就是所谓重返亚洲，重返东亚。虽然美国官方一直说这是既定的方针，没有针对哪个国家。但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举措上发现，美国很多的举措都有针对中国的意图。这是否说明过去十年里的中美战略默契已经发生了变化?

　　王建伟：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实际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而非哪一方单方面调整。这主要是由于奥巴马政府对其全球战略作了重大的调整，结束了中东的两场战争，明确地将战略重点从传统上的欧洲、中东转到了东亚、亚太地区。但这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说是新的东西，因为小布什上台初期也想要做出这种转变，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关系，试图以强硬的态度遏制中国。但后来因为9·11事件又不得不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奥巴马政府其实是继续被9·11打断的调整罢了。应该说去年美国的战略调整和布局就已经有了大致的安排，战略调整已经完成。所以此次习近平访美应该被看做美国在完成战略调整之后，又试图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动作。

　　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的战略调整一方面是其自身的筹划，一方面也和中国最近几年的外交作为有关，比如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表现了更为强硬的外交态度。虽然说中国的外交战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改变，但一些具体外交行为的变化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一些警觉。中国会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动作视为针对中方的遏制举措，美国本来也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在东亚地区的政策，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大国。

　　南都：我记得你曾经指出过，如果小布什十年前在东亚地区展开围堵中国的策略的话，当时中国很可能没有太多对抗的余地。但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迅速发展，可以说已经做大做强，那么面对美国既定的外交战略调整，中国政府可能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这种挑战呢?

　　王建伟：从中国政府高层到相关学者，可能都认识到中国的外交战略需要做一个调整，但具体的做法现在可能还在讨论、辩论之中，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况且今年将要召开十八大，有政治领导的代际交替，所以主要注意力应该会放在国内问题上，外交战略估计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问题又很重要。因为过去“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是立足于国力还不强大的现实情况，希望争取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争取国内发展的机会。但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在外交战略方面作出一定的调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已不是大选年话题，而是一个日常话题

　　南 都 ：今 年 是 美 国 总 统 大 选年，相较于中国领导人的世代交替，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更高。一般而言谁是下一任总统，不到选举结果出来的那一刻都很难确定。整个选举过程中，很多议题也会发酵，以你在华府多年的观察来看，今年中国议题将在总统选战中“发酵”吗?

　　王建伟：美国大选中中国问题已经没有以前的热度了，但是部分话题会成为大选中的议题，主要还是经贸问题。以我的感觉和听到的消息，中美关系应该不会是此次大选之中的主要议题。因为那种把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局归咎于中国的观点，即便在美国国内现在也没有太多人支持。虽然总统候选人可以把中国作为一个因素提出来，但想要凭借这一张牌吸引眼球，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竞选的主要角逐领域应该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尤其对于奥巴马来说，能否在10月份以前在经济增长率以及就业方面作出一定的成绩是很重要的。

　　南都：在20年前，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克林顿是借助热炒中国问题得了不少分。而现在的现状，是否说明美国人逐渐正视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议题也就失去原来的意义呢?

　　王建伟：其实对很多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主流精英来说，把2008年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都是不理智的做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美国两党在选举中在中国问题上猛做文章恐怕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最近盖洛普以及其他的美国媒体的很多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地位不再持怀疑态度，基本接受了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也认识到中美的经贸关系对美国的利益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当然总统候选人可以抓住选民对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中不公平竞争政策的不满来争取选票，但中美的相互依赖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也是无法忽视的客观现实。所以中国议题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发酵，但仍不足以成为左右大选结果的关键性话题。

　　南都：近来美国传统上属于左翼政治派系的美国劳工组织和人权组织，开始在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金待遇的问题上制造话题，抗议美国企业压榨中国劳工，同时向中美双方政府提出抗议。是否中国话题会从一个国际问题转变为美国国内的政治话题?

　　王建伟：美国出现的这种抗议其实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种反映形式，即指责在中国的生产企业劳工待遇标准过低，因为中国允许“血汗工厂”的大量存在，使得美国企业大量去投资，造成了美国在中美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公平处境。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双刃剑”，因为骤然大幅度提高中国劳工待遇标准对来到大陆投资的美国企业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我认为最近出现涉及中国的劳资冲突应该也是一个常态的话题，属于美国政治中经常出现的议题设计。美国左右各派都会设计出不同的议题，但在大选中怎么转化为大家普遍能认同的竞选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大部分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可能在概念上赞同对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但要以美国经济利益受损为代价去保障中国劳工待遇也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法。

　　习近平访美突出个人风格，为中美关系加分

　　南都：我们注意到这次习近平访美似乎与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行程安排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他的私人访问数量明显增多了，比如他本人要去N B A现场看球赛，同时还要重访艾奥瓦州20多年前他曾经访问过的一户普通家庭，如此他必然将和美国的普通民众有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你认为这是否一种有意安排，通过公共外交促进双边关系调整?

　　王建伟：这毫无疑问应该是有意安排的外交活动，但至于是哪方的提议就不得而知了。中国方面没有给出什么消息，据我的一些美国朋友透露，这一安排很可能是艾奥瓦州州长游说的结果，当然中方也很想借机宣传习亲民、念旧、随和的政治形象，所以双方也就一拍即合了。其实之前胡锦涛访美也有类似的安排，比如在芝加哥访问的时候，特意去周边的工人、农民家庭拜访了一下，但是安排得比较仪式化，所以在行程中相对而言就显得很突兀。但是习近平这次很好地利用了他1985年访美的经历，让这次故地重游看起来非常自然，应该说是这次访美的一个亮点。

　　南都：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是政治世家出身，也曾经在之前的外交访问有过鲜明个性的言论，而这次以比较柔和化但是不乏鲜明个性的形象出访美国。美国媒体议论很多，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评论称，习近平这次出访是自邓小平戴牛仔帽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个性化形象出现在美国人面前。这是否更有利于树立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形象?

　　王建伟：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你细致地比较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趋势，现在中国领导人出访已经非常重视公共形象的树立，增加了很多公共外交活动。如果习近平这次出访能把握住这次机会，表现出自己个性化的一面，而不是传统的那种官方的刻板做派，那么对于树立他的领导人形象也是很有好处的。

　　南都：其实很多美国人对英国和法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影响，基于此双方的关系的改善和互动也更有余地。那么习近平此次的个性访问是否也能有利于美国民众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互信呢?

　　王建伟：领导人个人的魅力确实能在外交活动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其实不仅仅是丘吉尔、戴高乐，像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在美国刮起了一阵邓旋风，对于美国民众对中国态度转变上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友好也有帮助。虽然习近平相比邓来说，个人魅力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政治老练程度上也有差距，但他在这方面的尝试还是有好处的。这次就看习近平能否在与美方的互动中展现出个人魅力，赢得美国民众的好感。

　　南都：我们也知道美国人是比较喜欢个人风格的，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大战略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外交活动的政治技巧的使用是否就更有价值?但这样的技巧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够转变成战略上的资源吗?

　　王建伟：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还很难说能弥补双方利益上的冲突，但可能对于一些外交矛盾的解决有所帮助。因为一些外交争议确实能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得到解决。如果国家领导人之间能建立友好互信的私人关系，对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比如小布什在访俄期间就与普京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也在美国的国家外交政策上有所体现。当然最终小布什也由于两国利益冲突而在对俄问题上饱受批评，但是这些都是后来人的批评，就俄罗斯而言，确实从这种私人关系中获利不少。可见私人关系确实在外交政策上有一定的影响。像小布什这种比较感性的人就如此评价普京：“我跟他眼睛对眼睛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信赖。”是不是真的值得信赖不好说，但是关键在于小布什主政期间信赖了普京。如果习近平能与奥巴马、拜登以及共和党的领袖等美国相关政要建立相互信赖的个人关系，对两国的关系也是有好处的。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2/2/20

旧文章ID：2229

作者：王建伟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9期

　　10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本土200年来第一次遭到袭击，它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国关系立刻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全球反恐时代，或者说“后后冷战时期”的到来。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9·11”之后不久对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宣称，在反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世界各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反恐，要么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反对美国。这虽然反映了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却也道出了“9·11”之后的国际大环境。

　　“9·11”之后中国战略选择的成因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9·11”恐怖袭击并非针对中国，其缘由也和中国毫不相干，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显然无法作壁上观，而必须表明立场。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巨变，审时度势，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战略选择。据吴建民在 《外交案例》一书中披露，江泽民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局势和对策，在事发后五个小时就给布什总统打电话，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对美国人民表示慰问和哀悼，并表示愿意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江泽民的这一举动使中国成为最早向美国表明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立场的大国之一。它让中国在后“9·11”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在一定时间内掌握了先机，在新形势下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根据吴建民回忆，他曾经当面问江泽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江泽民回答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受害的都是无辜百姓，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慰问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反对恐怖主义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

　　江泽民的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中国外交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面对反人类的恐怖暴行的时候，各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发出同一个声音，这使得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汇入国际主流价值，避免因为态度暧昧而陷入道德孤立的境地。其二，恐怖主义不仅是美国的敌人，也是中国的敌人。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新疆等地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越发表明，当时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有远见的，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反恐斗争和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反恐合作。

　　当然，除了人道主义的考量之外，中国领导人必然也有战略上的判断。“9·11”之后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是，它有没有改变“冷战”后美国独霸的世界基本格局?事实证明，由于恐怖主义一般没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力量和资源作为依托，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相反，由于“9·11”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动员其资源、使用其力量的机会，它在短期内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苏联解体之后的美国独霸局面。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在“9·11”之后坚定而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有条件、有选择地加入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向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情报援助，还打破传统外交的惯例，异乎寻常地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些战略选择总体而言是明智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美国战略调整和中国战略选择的后果

　　抚今追昔，“9·11”之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少带来了以下几个后果。

　　——打破了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中关于中国的预言。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历史的终结” 和“文明的冲突”之间的争论。“9·11”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这场争论。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能全部解释“9·11” 的根源，但是，他关于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将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断被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然而，亨廷顿关于中国在这场文明冲突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论述却是错误的。在他的论述中，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较量中，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对手的是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这两种文明有可能联手与西方文明对抗。但事实是，“9·11”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对抗西方文明，反而与西方文明联手，共同对付伊斯兰文明中的极端势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自从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尤其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与西方文明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融合，这和伊斯兰文明中抱残守缺、拒绝现代化的原教旨极端势力截然不同。

　　——暂时中止了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的全球战略。

　　布什上台前后，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一直致力于找到一种能够保持美国霸权地位长盛不衰的全球战略。“9·11”之前，这一战略已略具雏形。择其要者，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将从西欧转向东亚，理由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日益西方化，以及东南欧种族冲突逐渐得到控制，美国在欧洲不再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相反，在东亚，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台海地区和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布什政府外交团队主要成员认为，只有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大国在力量上有利于美国的不平衡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的霸权或优势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美国应当无限期地阻止任何其他大国成为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对手。为此目的，如有必要，美国可以使用武力。从这一构想出发，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关注焦点，被看成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国家。在这一战略调整中，中国成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重大因素。

　　但是，“9·11”出人意料地打断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进程，改变了美国的战略环境。首先，它表明，对美国的现实威胁不是来自某个大国，而是来自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第二，和美国决策者担心的相反，不是东亚，而是中亚和中东成为威胁美国利益的国际冲突的滋生地。第三，“9·11”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大国在反恐问题上都作出了与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战略抉择，这就说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并不一定会被传统的大国争雄所主导。所有这些都说明布什政府“9·11”之前的战略思考有很多盲点。“9·11”的冲击使美国的决策者开始反思其外交战略，美国的战略重点被迫从东亚转移到中东。布什在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也提出，由于面临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大国处在同一条战线上。虽然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他断言，现在面临着自从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大国有可能和平竞争的最好机会。

　　——改变了布什对中国的看法。

　　布什上台前后对中国并不友好。他在竞选期间把中国定位成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在他执政之初，从对台军售到南海撞机，中美关系危机不断。“9·11”之后，小布什从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出发，认为在美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即使不趁火打劫，也会幸灾乐祸。出乎意料，中国领导人却是雪中送炭，不仅及时通话慰问，还予以情报上的支持，这对布什触动很大。他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了几次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干预。

　　第一次是在“9·11”之后，布什由于国内反恐斗争的需要，取消了原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三国之行，但决定按原定计划出席当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高峰会。会议期间，他同江泽民首次接触，数度晤面。在访华期间，他不再使用“战略竞争者”来描述中美关系，并同意和中方一起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第二次是2002年的亚洲之行。布什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北京列入他的访问日程，声称这是他答应了江泽民的事情，不能改变。同时，他选择在2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在30年前开始破冰之旅的日子，到达北京，表示他要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善意。此外，“9·11”之后，一直搁置不用的中美热线突然真的“热” 了起来。布什和江泽民几乎每个月都要通电话。在布什总统的亲自过问下，“9·11”之后，中美关系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成为布什政府八年施政中在外交上少有的亮点。

　　——使中国有较大的战略空间来开展卓有成效的周边外交。

　　“9·11”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中东，相对减少了对东亚地区的注意力。尤其是布什政府在新保守主义的劫持下，夸大敌情，矫枉过正，想利用“9·11”带来的“黄金机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全球军事和政治霸权，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从而导致美国陷入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无暇顾及亚洲。美国领导人常常缺席重要的地区组织会议。相反，中国却利用这一时机，以经贸关系为主要杠杆，大大增强了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一直到奥巴马上台，美国才开始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

　　结语

　　总之，“9·11”之后，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历史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在短期内为中国外交赢得了较大空间，为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但是，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美国全球战略的新保守主义色彩，使得中美关系的改善只能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无法达到战略高度，换言之，是一种“没有战略谅解的战术合作”。

　　事实上，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恢复交往以来，中国多次在重大关头支持美国。这些举措从短期而言，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中美双方缓解矛盾，稳定关系;但是，从长远看，它们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足以消除双方在战略上深刻的互不信任，不足以形成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时值“9·11”十周年，中美关系能否达到真正的战略默契和谅解，还有待双方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

　　王建伟为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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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梦楠  来源：中广军事

　　据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央广军情观察》报道：最近，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2013年的国防预算计划，其中,基础预算比今年略微下降了52个亿，为5254亿，而战争花费则骤然缩水了266亿，由目前的1151亿美元下降到885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十多年以来，美国基础国防预算的首次下降。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与其他高官认为，这样的预算已经非常低，警告称，如果以后再继续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将是灾难性的，将损害美国的军事实力。

　　那么，美国此次大刀阔斧缩减国防预算的目的何在，美军现有结构会因此进行大规模调整吗?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姚云竹少将。

　　美军因国防预算裁员 改成运输舰部署部队

　　美国防部重点缩减的行政费用数额不大，未来要观察美军在关闭基地和设施时，还会进一步裁减行政费用，未来5年预计裁剪600亿美元。此外，在兵力结构和项目方面，美国防部主要裁剪了陆军和陆战队的员额，陆军削减了7.2万人，陆战队削减了2万，数额相对较多，而海军、空军则削减的相对较少，分别削减6200人、4200人。

　　姚云竹认为，美国防部此次削减了多个与地面作战相关的建制部队，陆军减掉了8个战斗旅，陆战队削减了6个作战营和5个战斗集中队，空军主要削减的是把陆军地面部队运输到战场的空运能力，所以撤销了130多架运输机。另外，削减了6个用于支援地面作战的攻击机中队、战斗机中队以及序列机中队，而海军编制相对裁剪不多。

　　从地点分析，美军重点从欧洲撤回并裁掉了两个重装旅。此外，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回来的美军部队也是裁掉的重点，在亚太地区的美军部队基本都保住并没有削减，并且还有所加强。这些派驻到亚太地区的部队主要是从别的战区撤回的地面部队，有一些部署在亚太地区。

　　为此，美军创造了一个新的部署方式——浮动部署，就是将兵力部署在大甲板的运输舰上，将其改造成一个母舰部署部队。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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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方圆  来源：环球时报

　　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少将姚云竹今天上午在环球时报年会上表示，长久以来，中美两军关系承担着一个泄气阀的作用，一旦在两国关系出现大的冲突，两军关系往往作为一个牺牲品来降温或者停止。但在2014年，中美两军关系在切实地走实，走稳，今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军最好的时期。

　　姚云竹说，在总体中美关系中，中美两军关系一直是短板，很多年都是这样的。中美两军关系承担着一个泄气阀的作用，一旦在两国关系出现大的冲突，如政治、经贸或者其他方面冲突，两军关系往往作为一个牺牲品来降温或者停止。这种情况是由两军关系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军队的政策一直是封锁的、排斥的、限制的，所以中美两军关系长期以来无法正常发展。

　　但姚云竹指出今年的中美两军关系成果斐然。她表示，2014年中美两军关系在切实地走实，走稳。过去的一年中，中美两军有70多项交流关系，有些交流项目都是原来所不曾出现的，比如在两军的操作层面联合演习和训练。另外，两军关系在避免冲突和建立互信方面扎实地迈出前进步伐。比较突出的是，两军建立两个重要的防止措施，一个是重大军事安全领域活动互相通报机制，一个是海空相遇时的行为准则，这两个机制有助于中美两军避免误判，减少擦枪走火。姚云竹说，“有关学者评价2014年两军关系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两军关系，我本人同意这个评价”。

　　对于外界认为，香山论坛是“南香”(指香格里拉对话)和“北香”互相PK，姚云竹少将认为，香山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但这不是为了和哪一个西方主导的地区平台唱对台戏，只是互相补充，互相和平共处，也可以和平竞争。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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