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仲昭举  来源：央视网

　　核心提示：因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对越南总理的提问而备受热议的军事科学院著名学者姚云竹，对中美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位女少将认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总基调是向好的，但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负责任大国角色”的认定，还需要中美两国加以思考。

　　在刚刚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军事科学院学者姚云竹提问越南总理。

　　央视网(记者仲昭举 报道)刚刚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国女少将姚云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挑战”美国国防部长、“质问”越南总理，使得她的曝光率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

　　姚云竹作为军事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犀利提问的背后，是她深厚而严谨的学术功底。她是我国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结束“香格里拉对话”归国后，姚云竹第一时间接受央视网记者的专访，探讨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关系问题。

　　央视网：近日，有媒体评价说，本次“习奥会”将为中美关系未来十年发展定调。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走向?

　　姚云竹：中美两国之间有非常坚实的向好基础。因为对于两国的政策，两国领导人是有共识的，中美关系应该朝着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两国合作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央视网：在“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两国应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您如何解读两国领导人的表态?

　　姚云竹：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要找到一种不对抗的关系，来使大国都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存共荣。

　　美国方面之前也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有个前提条件是：中国应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如何界定这个“负责任”，是两国需要思考的。

　　央视网：近年来，美国为“回归亚太”积极准备，今年也将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一举动?

　　姚云竹：首先，要注意到对美国这样一个历来主导国际事务的超级大国，亚太是最大机遇也是最大挑战，只有转向亚太，它才能巩固地区主导权，延续全球领导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

　　其次，在具体解读上，从宏观战略层面，我依然坚持认为，中美关系是可以向好的。但在具体层面上，美国怎样表现它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欢迎，并且能把这种欢迎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要看今后中美两国围绕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达成了怎么样的共识。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3/6/11

旧文章ID：2224

作者：杨洁勉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的提出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已经体现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维，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促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双重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正在对国际社会和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界定

　　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代表中国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①此后，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又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呼应。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海军学院的两次讲话中对新型大国关系表示认可。③随后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再次表示了认同。在中美两国实现政府更替后，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于2013年3月11日的政策性宣示讲话、④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3月14日的通话交流⑤和克里国务卿在4月13日访华中，⑥都明确表达了美中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正处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包括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的现实考虑和期待，也包括从政治词汇向学术语言转换的理论建构。其共同点是，国际社会和理论界都在努力探讨避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所导致的战争和其他严重冲突的途径，并已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处置恰当就有可能实现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共处乃至和平换位。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中美双方已存在基本共识，即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⑦还有中国学者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两国战略思想界也不乏其人循此方向发表真知灼见。”⑧

　　相关大国的态度一般可以分为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大类。所谓消极防范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积极经营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例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希望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⑨

　　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且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中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中国突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原则诉求，强调国际关系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合理性。此外，中国还陆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等一系列命题。自然，中国在处置上述五类国家关系时需要解决的重点、亮点和难点也不尽相同。

　　美国把新型大国关系限定在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并且以问题导向为主。例如，多尼隆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聚焦于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三大问题。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也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落到解决具体问题上，他在访华时表示：美方致力于同中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双方将这一新型关系转化为具体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⑩俄罗斯则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际关系及其原则的范畴，强调“俄中两国共同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维护和平与安全、捍卫国际法基本准则，这是两国对世界稳定发展作出的共同贡献”。(11)欧盟和欧洲大国对新型大国关系一说尚存疑虑，担心其是“和平共处”的变种，所以在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没有提及此事。(12)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记忆和时代潮流

　　国际关系学科脱胎于历史，历史记忆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乃至战争，他们往往从公元前431—404年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说起，以此说明新兴和守成力量的冲突导致了古希腊城邦体系的瓦解。至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经常被提到的不外乎有：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18—19世纪的英国与法国;20世纪的法英与德国，以及1941年的美国与日本等。

　　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只是部分西方人士的选择性记忆。在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期的中国，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学已经独树一帜，近悦远来、敦邦睦邻、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和宣德于外等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早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开展的就是和平外交。但是，这些历史并没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记忆，因而也失去了其本来应该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即使在西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也有和平互换位置的例子，例如英国和美国位置的转换。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最初是在局部范围内开始的，如德国和法国从煤钢联营做起直至欧共体(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此后是在整个西方阵营，如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它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再后是苏联和美国的竞争也始终限于双方不诉诸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冷战”;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

　　如果说，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制约了美苏在冷战时期采取直接战争手段消灭对方;那么，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空前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依存程度，则具有积极的营造和塑造意义。事实也正如此，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多年里，中美两个大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但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互动日益密切，已经具备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元素。现在中国正式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创造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历史意义。

　　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继续发展的需要。只要中国和其他大国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就有可能在多极化和全球化时代走出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共同发展之路，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潮流，奏响和平发展的时代新乐章。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在其时代背景、理论体系、主要内涵、不同类别、基本议题和指导、操作意义等方面继续发展和完善。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体系意义。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正在总结和提炼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和平过渡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战以后的美苏冷战而不是热战对国际体系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战争，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13)冷战的结束及以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其间发生的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不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而进行的战争。在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和明天，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国间的和平竞合关系不仅有可能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创造和平新模式、走出和平共生的新道路。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价值观意义。价值观涉及对国际关系的根本认识和判断，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又因不同背景、环境和利益而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在为现有制度合法性辩护和扩张，很少有人愿意去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公正合理的要求。在千折百回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体系改革的要求形成了新一轮的时代冲击波。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重点在于塑造未来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国学界也在突破禁区，开始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观问题。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上跟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体系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焦点。作为新转型的现代化大国，中国的价值观与国际体系的冲突难以避免，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均与深层次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相关联。我们可以从中美两大国的价值观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关联。”(14)但是，乐观的学者认为;“中美双方价值观在许多重要方面是相通的，如共奉市场哲学，共用国际基本游戏规则，共享全球化成果，共同面临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随着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相通的一面会进一步显现，共识会进一步增加，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通过平等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会更加顺畅。”(15)作者认同乐观意见，认为通过“存量共处与增量共塑”是可以做到中西方在价值观上“和而不同”的，当然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16)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非西方维度。中国提倡新型大国关系是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主导权的又一次冲击，正在累积成为新的话语体系。信奉新型大国关系者摒弃冲突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认为在和平思想指导下，中美关系可以实现和平着陆，成为“前无来者，但启后者”的典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字典中，大国的内涵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扩大到霸权大国、传统大国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这是与中国提倡的全球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相一致的。2013年3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表示，印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印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向世界证明，印中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17)同日发表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指出：“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重申21世纪应该是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世纪。金砖国家本着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崇高目标和共同愿望走到了一起。”(18)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语言正在成为金砖国家的共同语言，因而也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意义和影响。

　　(四)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和平共生。国际共生并非始于今日，但当前的全球化却使国际共生更加迫切和可能，“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程度、所能上升的高度，除了自身内部条件和努力，不仅离不开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成果，而且只能在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19)

　　迄今为止的世界强国理论都是源于一国的排他性，欧洲列强和英美霸权理论更是具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及以大欺小与以强凌弱的特点。但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世界上第一次有可能建构大国共生的现实和理论。中国的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就是中国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推进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就是增强国际社会共生共赢的基础。我们所处的世界首先是物质的，因此加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安全和社会的合作是第一位的工作。但是，国际社会还需要从超越物质的角度来深化认识世界的物质关系，用共同制度来规范相互间的利益和权益，用共同理想来争取更多和更大的共生共赢。此外，国际社会在重视物质财富的同时，还需要建设精神财富，加大对理论建设的投入力度。总之，加强中国和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国际共生社会的努力方向。只有在此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之下，国际社会的共生基础才能得以建立和夯实。

　　四、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在国际关系中，从理念(理论)变为现实需要相应的战略设计和运筹。中国提倡新型大国关系，始于对中美关系的全面和长期考虑，但也着眼于中国和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大国关系将对中国和欧洲及金砖国家等的关系进行战略规划和运筹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迪。

　　(一)新型中美关系和战略信任/猜疑。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增加战略互信。但是，中美之间目前却存在严重的战略信任赤字。

　　首先，中美应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上增加正能量。中国是以“王道”的战略文化思考和设计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以维护其对世界的领导和主导地位为目的同中国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合作，明显蕴含着“术”的战略文化。但是，两国如果在全球重要问题上互相支持、在地区问题上互相包容、在双边问题上互相尊重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双方的战略互信就会相应增加。

　　其次，用好战略对话机制。中美在不同层次上的对话机制已有数十种，其中由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共同倡导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最为重要和有效。值此两国新政府开始重新磨合之际，双方应当加强战略对话的长远性、全面性和计划性，同时还要争取实实在在的成果。展望中美战略对话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可能的重点，中美应当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双边分歧和危机管控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

　　第三，加大战略思维互动。在1969-1989年的20年里，中美的共同战略思维是基于应对苏联扩张的地缘战略考虑。1990年以来的共同战略思维，如经济利益和合作反恐等，还不足以成为唯一和压倒一切的战略思维。中美要加强政府间、学界和民间在战略思维方面的互动，探讨未来10年的共同战略目标、途径、措施和价值观等，深化和拓展双方的战略性合作。

　　(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维和规划。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同构成的金砖国家是新时期的新兴大国代表，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正在从战略高度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金砖国家作为非西方发达国家的群体，正在超越传统地缘战略思维，以跨地区的全球视野进行战略整合。2009年6月16日金砖国家举行首次首脑会议，标志着金砖国家的战略整合取得阶段性成功。会议发表《“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指出：“我们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20)《声明》中已经含有后来被称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元素。在2013年3月发表的《德班宣言》中，金砖国家的机制性合作和理念性整合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金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战略。金砖国家强调内部的沟通合作以及对外的合作共赢。金砖国家的概念始于西方，金砖国家的趋同也始于它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互动(即“8+5”对话)。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金砖国家在加强相互协商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最终使全球在“同舟共济”精神下渡过了难关。

　　金砖国家从战略高度规划议题性和机制性合作。在西亚北非问题的联合国投票中相互配合，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以德班会议为平台相互支持，在发展过程中以新建开发银行为重要抓手。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它有能力缩小相互间的差异(如强调意识形态的“印度、巴西、南非俱乐部”已经逐步消退)，也有能力形成更多的共同点。

　　(三)中国和欧洲、日本等传统大国合作的战略考虑。中欧在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的初步互动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国还是设法以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深化中欧关系。中国政府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欧关系应在更高层次上取得更大发展。我们要以创造性思维，为中欧关系确立更高的目标，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于中欧双方和世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集团，中国和欧洲应当也可以建立起一种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21)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又互为重要的邻国，虽然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但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需要以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原则加以指导和引导，以便早日实现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五、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途径

　　实现新型大国关系既需要理论和战略，也需要脚踏实地，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加强相互间的磨合，在加强合作和解决问题中进行新型大国关系的积累性建设。

　　(一)确定大国关系的议题和议程。在复杂纷繁的大国关系中，找对主要议题和准确定位议程极为重要。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基础在双边，充分实现互利共赢和管控分歧的重点也在双边。因此，中国把中俄关系列为优先考虑并将其视作战略依托，把中美关系定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把中欧关系定为战略借助力量。另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增长点往往又在多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各大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诚然，大国在多边、地区和全球互动因事、因时、因国而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和西方大国互动的重点是国际体系的改革和权益的重新分配。中国、印度及其他大国互动的重点是维护和争取自身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中俄互动的重点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互动的重点是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制定。

　　但是，中美因其特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使双方互动举世瞩目。中美自2010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的议题、议程设置和排序上产生分歧。美国提出以军事安全为重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含有针对乃至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认为，亚太地区的重点议题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所有相关国家都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地区合作机制上。习近平指出：“对亚洲来说，发展仍是头等大事，发展仍是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2)鉴于亚太地区是中美互动的主要地区，因而双方的良性互动也就成为新型中美关系的重点之一。

　　(二)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通过具体政策予以实现。作为世界大国，既要有登高望远的战略，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政策。2012年是美国、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的选举之年，2013年则是世界大国外交进入意义深远的开局之年。由于选举驱动政治，一些大国政府把政策置于战略之上，他们迫切需要能够迅速奏效的政策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和自身的连任。因此，建立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给各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大国的政策汇合点和分歧点都集中在经济增长、转型创新和就业保障;其次是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和世界热点问题，如金融安全、粮食和食品安全、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等;最后，当前世界各大国之间现有的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大都也需要落实为具体成果上，中国和美国以及欧盟的战略对话机制、金砖国家的峰会宣言和行动计划、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合作等，都需要落到实处。

　　(三)协调双边和多边的政策互动。当前大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的多边政策磋商仅限于盟国之间，如北约、美日韩的“2+2”等。在增进中美战略互信的具体做法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建议两国定期举行首脑会晤、指定外交代表、确定主攻的全球性议题、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机制和稳定两军对话等。(23)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为此，中国要在建立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时加强与相关方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作为起步可以先进行大国间政策规划司局级对话，增加相互信任和熟悉度，以此逐步上升到外交、经济和国防等内阁多部门的对话。

　　注释：

　　①新华社华盛顿2012年2月15日电。

　　②新华社北京2012年5月3日电;新华社墨西哥洛斯卡沃斯2012年6月19日电。

　　③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 htm; 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m/2012/04/187693. htm.

　　④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President Obama Thomas Donilon delivers remarks at Asia Society, New York, March 11, 2013,

　　⑤新华社北京2013年3月14日电。

　　⑥新华社北京2013年4月13日电。

　　⑦王鸿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要有新思考”，中评社北京2012年7月26日电。

　　⑧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页。

　　⑨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zyxw_602251/t1030847. shtml.

　　⑩新华网北京2013年4月25日电。

　　(11)“普京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全球意义”，《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

　　(12)作者与欧盟驻华资深外交官的谈话，2012年12月5日。

　　(13)牛军：《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4)刘康：“中国与世界价值观体系的思考”，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第一圆桌会议上的发言，2013年3月22日，www. chinastudies. org. cn/c/593. htm。

　　(15)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页。

　　(16)作者认为：“存量共处与增量共塑”是建构人类新的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共同挑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超越文明、意识形态、国土疆域、民族宗教等各种畛域而以全球性合作予以应对和解决。当人类在全球性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之时，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之际。参见杨洁勉：“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国际展望》，2013年第1期，第10页。

　　(17)“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辛格时指出世界需要中印共同发展”，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zyxw_602251/t1026236. shtml。

　　(18)《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zyxw 602251/t1026097. shtml。

　　(19)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4页。

　　(20)新华网俄罗斯叶卡捷琳堡2009年6月16日电。

　　(21)“构建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中欧新型伙伴关系——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使论坛’上的讲话”，2013年4月3日，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wjbxw_602253/t1027929. shtml。

　　(22)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

　　(23)Keyin Rudd: "Beyond the Pivot: A New Strategic Roadmap for US-China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3, pp. 14-15.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3/5/30

旧文章ID：2220

作者：韦宗友  来源：新闻晨报

　　四年一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在美国当地时间4号晚落下帷幕。“奥巴马遭遇滑铁卢”，事实上，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还没完全揭晓前，世界舆论就异口同声地判定奥巴马是此次选举的大输家。6年前顶着巨大光环上台的奥巴马，现在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谁与他在一起，谁就会输掉选举。奥巴马的白宫岁月还有两年，美国媒体已经都在议论美国的“权力转移”。

　　而在已经公布的初步选举结果中，共和党人一举赢得了阿肯色、科罗拉多、爱荷华、蒙大拿、北卡罗来纳、南达科他及西弗吉尼亚七个州的参议院席位，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2席，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与此同时，共和党也成功保住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在一些关键州的州长选举中大获全胜。

　　这“三重胜利”一扫共和党在过去两届总统选举中失利的阴霾，令共和党上下喜出望外。共和党时隔8年重新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固然与奥巴马每况愈下的人气及美国人对他的失望存在一定关系，但是美国选举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可能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

　　首先，共和党的胜利，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总统奥巴马的失望甚至怨愤。奥巴马当初竞选总统时，是打着“变化”的旗号赢得选民支持的。但6年执政下来，美国民众非但没有感受到其承诺的变化，相反看到的是一个日益陷入党派纷争和政治僵局的政治生态，一个国际危机不断、美国在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日益下降的国际政治现实，一个无法团结国会两党、无法有效领导美国前进的总统。盖洛普民调显示，在中期选举之前，奥巴马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42%左右，成为民主党内人人避而远之的“负资产”。在某种程度上，国会中期选举是对奥巴马执政表现的一次“公投”。

　　不过，公允地说，奥巴马在其6年总统执政中并非其反对派共和党们所描绘的那般乏善可陈。经济上，奥巴马扭转了美国经济的下行态势，今年第二、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都超过了3%，失业率下降到6%以下，股市持续上涨。在社会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成功通过了医改法案，让一千多万原先没有医保的美国人获得医保，普通民众逐渐从中获得实惠。对外政策方面，奥巴马结束了长达10年的中东战争，让美国撤离中东泥沼。但是，对于这些领域的每一项成就，反对者们都可以列举出更长的负面清单。

　　其次，民主党的这次中期选举失利与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历史趋势”较为吻合。美国总统所在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一向表现不佳，尤其是总统第二任期内的中期选举。自1900年以来，在所有的28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的政党有19次失去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在另外9次选举中，总统所在政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次数仅为3次，其余6次则是与反对党平分参众两院的优势。对于总统所在的政党而言，选民对其存在人们常说的“六年之痒”。

　　再次，美国选民的构成及投票习惯也会影响到选举结果。一般来说，美国选民对中期选举的热情要远远低于总统大选，其中年轻选民对中期选举的热情要远远低于老年选民的热情。此外，对于党派政治而言，年老的白人选民要比黑人及拉美裔选民更趋向于投共和党的票。这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显然较为有利。尽管民主党为了这次大选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特别是利用其联络草根选民的庞大网络，挨家挨户动员选民投票，但结果显然并不理想。

　　历史趋势也好，选民构成及投票习惯也罢，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奥巴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将面临更为艰难的执政局面。在一个共和党同时控制国会两院的党派政治背景下，在共和党人“逢奥必反”的政治生态下，奥巴马的政策空间将被日益挤压。无论是医改、移民等国内政策，还是自由贸易协定、气候变化协议、中东问题等对外政策，奥巴马政府都将面临共和党控制下两院的诸多掣肘。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4/11/7

旧文章ID：2219

作者：韦宗友  来源：《国际观察》2014年4期

　　【内容提要】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妥协/东亚安全/安全秩序

　　近年来，东亚安全秩序出现了一系列震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在东亚地区，为什么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未能消解国家间的战略猜忌和不信任，未能阻止中美之间及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本文尝试从东亚安全秩序的特点入手，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探究东亚权力转移、地区领导权竞争、领海纠纷以及美国不恰当的战略应对造成地区秩序的消极影响，并进而提出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二次战略妥协，构建东亚陆海融合型安全秩序的地区秩序新主张。

　　一、东亚“陆海分离型”安全秩序及其缺陷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东亚安全秩序一直基于两大支柱之上：在东亚大陆，中美之间结束了剑拔弩张的冷战敌对状态，实现了战略和解;在东亚沿海地区，美国则通过在50年代初期构筑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这种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与海上的美国霸权，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两大支柱，也是东亚安全秩序有别于欧洲的一大显著特点。①不过，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也有着自身内在的缺陷。第一，中国在东亚大陆的陆上优势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是两套彼此独立的体系，并没有相互融合。东亚一直缺乏一套涵盖东亚大陆及沿海国家的一体化的集体安全体系。第二，美国构筑的双边联盟体系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在中美战略和解后，这一联盟体系将苏联视为最主要威胁和防范对象，但其防范中国的战略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东亚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它随时都有可能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第三，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出于共同反苏的战略利益需要，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或同床异梦型的利益结合，缺乏牢固的基础。一旦反苏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那么这种机会主义的结合随时都有可能分道扬镳，甚至引发新一轮中美对抗。②第四，随着中国逐渐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中美之间如何共处将成为问题。③

　　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暴露无遗。首先，苏联解体使得中美战略和解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失去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后，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及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则凸显出来。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之下，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被美国及西方视为需要改造和演变的“异类”，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大大降低了。

　　其次，在苏联解体，东亚安全环境发生巨变，中美战略和解失去根基的背景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军事联盟体系防范中国的潜在战略功能被重新激活，它甚至成为联盟存续的黏合剂。冷战结束初期，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亚地区，都出现了减少美国东亚军事存在、削减乃至关闭美国军事基地的呼声，一些人甚至怀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④1992年，在菲律宾要求下，美国被迫关闭了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撤出在菲律宾的驻军。日本、韩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大幅度减少美国驻军和军事基地的呼声，美国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面临考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之初陷入低迷，日本等东亚盟国的经济则蒸蒸日上，美国与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因经济贸易纠纷而几度出现危机。美国国内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说不的声音。⑤

　　在联盟关系一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威胁”成为弥合分歧、防止盟国离心倾向、维护联盟存续的“黏合剂”。早在1992年，在美国、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⑥1995-1996年间，由于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争端，中美之间因李登辉访美而关系受挫以及中国随后在台海地区的导弹试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升级。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报告指出，南中国海的岛屿和领海争端是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对地区稳定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敦促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强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报告还指出，中国致力于国防现代化，拓展远洋海军军事能力。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不明确。报告强调，鉴于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的诸多安全不确定性，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将不仅仅致力于捍卫日本及美国利益，也将致力于维护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⑦1997年9月，日美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为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应增加防务贡献，并将“日本周边事态”纳入日美安保范围。1998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及马尼拉港口重新向美舰开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旗帜下，美日、美菲军事同盟迸发出新活力。

　　最后，在中美和解的战略基础因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中国威胁”逐渐成为美国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黏合剂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大大增强，中美之间陆权与海权的潜在冲突性增加。在缺乏战略互信下，中国在东南沿海的任何政治、经济及安全举措，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及海上霸权的不良举动。而美国与沿海国家加强军事同盟的任何行为，也可能被视为限制中国影响，围堵中国发展的证据。无论是作为陆权的中国，还是作为海权的美国，在冷战后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潜在威胁。

　　二、东亚地区权力转移与安全挑战

　　新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面临诸多挑战。新千年伊始，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上升，有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小布什拒绝了前任克林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做法，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据此准备将军事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倾斜。⑧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及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无暇顾及中国。

　　在美国忙于全球反恐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新千年开始到2013年的13年时间里，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由1万亿美元跃升到9.39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6900多美元。⑨不仅如此，中国强劲的发展需求，为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推力，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既取代了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雁行模式”，也冲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市场和安保换取东亚盟国支持美国东亚霸权的东亚安全模式。

　　中国还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2001年，中国首次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先后与东盟内部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的示范效应下，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地区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东亚地区成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自由贸易区。

　　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及地区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相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忙于全球反恐以及与此伴随的巨额军事开支，美国经济在小布什任内表现糟糕，年均GDP只增加了2.09%，被视为7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弱的时期。2008年，在小布什即将离任之际，美国经济又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国内消费低迷不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经济总量在2009年更是收缩了2.6%，这是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⑩而曾经引领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严重的长期经济衰退。不仅经济总量在2012年被中国超越，失去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地区经济影响力也日趋下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东亚权力格局在新世纪的“一升两降”，东亚地区残存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划界问题，使得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进一步彰显，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困境”。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国土面积的大陆型国家，但中国经济发展却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不仅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金、市场、能源和资源。在所有具有洲际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及所有开放型经济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是排位靠前的。(11)中国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崛起之路，导致其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势必要高度重视海洋，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与发展。因为一旦中国的资源、能源及商品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或受阻，将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甚至中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与防范。而且，随着海洋勘探及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技术的进步，海洋能源、资源及与此相关的海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2)

　　部分出于这种战略考虑，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建立海洋强国。中国向海洋方向投射军事力量，连同中国整体实力的迅速增强及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区的辐射，引起美国的高度不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将可能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紧张关系”。(13)对美而言，中国军事、经济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拓展，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海上霸权。美国还对中国发展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感到特别担忧，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海上霸权的基础。这些担忧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摩擦，中国与日本及东盟部分国家的领海和海岛划界争端，以及所谓中国“强势外交”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及中国战略意图的极大忧虑。一些人甚至担心，中美必有一战，中美关系难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14)在中国，人们对美国在领海争端中的“拉偏架”，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国的防务关系，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举措，也十分不满，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不友好举动，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15)

　　第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1993年开始，日本连续13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然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推动中日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相反，因为历史问题及钓鱼岛主权争议，两国政治关系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实力的相对衰落，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外，又增添了地区领导权竞争，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16)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大国，但在经济上，它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长期的经济优势，使得日本不仅以地区经济领导者自居，也在冷战后逐渐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充当东亚地区全方位的领导者。(17)

　　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不仅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也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2004年，日本与印度、巴西、德国四国一道捆绑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此，中国明确表示，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中国反对日本的“入常”努力。而日本则充当了对华武器出口管制的“急先锋”，积极游说欧盟不要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在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竞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安倍政府上台后，更是公开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亚太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妄言日本在亚洲的重要贡献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18)此外，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方面，中日也明争暗斗，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19)

　　第三，领海争端。在东亚地区，遗留着大量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主权争议，几乎波及所有重要的沿海及岛屿国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冷战时期，这些领海、岛屿争议因美苏全球争夺而退居幕后，并没有成为影响东亚安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东亚经济崛起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骤然增加，这些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争议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些领海及岛屿主权争端中，中日之间在东海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领海及海岛争端尤为突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时隐时现，但并没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东亚权力转移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加剧，钓鱼岛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扣押中国渔船，并威胁按照日本国内法进行审判，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放人。(20)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再次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认为日本试图单方面改变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归属。中国针锋相对派遣渔业执法船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巡逻，两国海上摩擦加剧，政治关系大大恶化。

　　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领海划界及海岛争端在90年代也逐渐升温，近年来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较具妥协性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但越南、菲律宾等国一直通过单方面扩大勘探、开采争议海域油气资源以及构筑岛屿设施等措施，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导致中国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权力度，强调“维稳”与“维权”并举，特别是加大对侵蚀我领海主权或试图单方面改变海岛现状的执法力度，捍卫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权益。(21)但此举也招致了美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的不满，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认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问题，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2)

　　第四，朝核问题。自1994年10月美朝双方签署《核框架协议》结束第一次朝核危机，朝鲜核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核计划，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作为回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23)但在协议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严重信任危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矛盾不断。“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美朝关系大大恶化。2002年10月，朝鲜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凯利承认，朝鲜一直在秘密从事浓缩铀计划，震惊了国际社会，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8月，中、朝、美、韩、俄、日六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5年9月，与会各方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上签署了《共同声明》，朝鲜第一次正式承诺将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并同意在“弃核”同时重新接受《核不扩散条约》义务，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监督，美国则承诺保障朝鲜安全、逐步解除对朝孤立和制裁政策。但美朝双方很快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共同声明》发生矛盾。2006年10月，朝鲜违反《共同声明》，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此后，虽然六方会谈重新启动，但朝核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成为困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顽疾。

　　三、美国的战略应对与调整

　　面对新世纪头十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权力变化和安全挑战，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战略应对集中体现在他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1年正式宣布的“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中。这一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应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潜在挑战，维护盟友对美国领导的信心，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相对于上述东亚安全秩序挑战而言，这一再平衡战略可以相应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中国崛起挑战。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涉及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诸多层面，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政治层面而言，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对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冷漠态度，于2009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次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地区多边机制的重要一员。奥巴马政府高官还对东亚地区展开了密集访问，大幅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感，消除东亚盟友“被漠视”和“被冷落”的心理担忧，赢取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好感。不仅如此，美国还特意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鼓励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印度制衡中国的影响。(24)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建立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建立一个高标准的、21世纪的亚太多边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主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相抗衡，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在军事方面，美国不仅宣布将军事战略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还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及新加坡、越南、印尼和印度等印太枢纽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的发展，美国在2011年发布的《联合介入作战概念》军事战略及2012年初颁布的《新国防安全指南》中，都强调了维护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安全，特别是维护印太地区海域安全，提升应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军事应对能力。(25)目前，美国已经在关岛、日本等军事基地部署了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战机、潜艇、无人机等军事装备，并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派驻新加坡港口。不过，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中美两国在地区及全球性层面存在的广泛共同利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同时，也强调与中国接触的一面。如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在亚洲协会发表关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演说时，就强调“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富有成效及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政策，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美国不认为崛起大国必然会和既有大国发生冲突。(26)总统奥巴马本人也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保持经常性接触和磋商。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还邀请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进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共同商讨如何增加两国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国也对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希望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探寻一条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新模式。(27)

　　第二，对中日领导权竞争的应对。日本不仅是美国东亚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国，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要求日本在东亚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利用日本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东盟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及防务关系。(28)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因钓鱼岛问题而擦枪走火，要求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并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国的军事义务和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反对中国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偏袒日本。(29)不过，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及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安倍政府，奥巴马政府也并非全然放心。美国担心如果听任安倍政府在民族主义及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导致中日关系的失控，而且还会极大地恶化日韩关系，妨碍美国在东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而，美国在支持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为美国亚洲战略服务的同时，也提防日本可能“绑架”美国。(30)换言之，美国既希望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紧张，并借助日本之力制衡中国崛起，但又要防止中日之间的竞争失控，或美国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岛屿纠纷之中。

　　第三，领海争端危机管理。如前所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要是海上霸权。在东亚大陆沿海地区，密布着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及军事盟友，它们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霸权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投射权力及影响的前沿基地。不仅如此，东亚沿海海域，还是美国侦察、监视中国军事力量及其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美国通过在这些海域(包括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侦察和监视，实时获取关于中国军事发展的最新情报。此外，这片海域还是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重要的海上能源、资源及商品贸易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美国对待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东海及南海地区的争端，并不仅仅从事件本身来看待问题，而是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更何况这些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基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安全伙伴，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所要倚重的力量。因而，在处理这些争端时，美国貌似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偏袒了美国的地区盟友及安全伙伴。

　　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面对关于中国提出南海地区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传闻，打出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公开宣称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向中国“叫板”。同时，她还积极游说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后，美国多次在东亚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在东盟框架下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反对中国一对一的双边模式。(31)美国还积极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主张在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解决问题，而无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承认或默认中国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只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及国际海洋法的酝酿，才相继以武力占领或宣称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32)除外交支持外，美国还通过防长访问、军舰到访、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及军售与军援(后两者主要是与菲律宾)等举措，增强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中国展示“肌肉”。对于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一美国实际上要担负很大历史责任的海岛之争，奥巴马政府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合作条约》，而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的挑衅行为装聋作哑。

　　第四，朝核问题。相对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以及东海、南海地区出现的海争加剧局面，朝核问题并不处于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加之美国面临严重国内经济困顿，奥巴马政府决意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守势，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坚持在朝鲜不改变其挑衅政策前，不与朝鲜进行实质性谈判，不再重启六方会谈。当朝鲜进行挑衅时，则给予坚决回应。与此同时，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在发生韩国潜艇被击沉事件及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派遣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参加军事演习在内的一系列威慑行动，显示美国对韩国进行军事保护的决心。但此举也招致了中国的不满，认为美国派遣航母在接近中国的黄海海域进行军演，是对中国展示“肌肉”。美国则对中国在朝鲜挑衅问题上未能作出强硬反应表示失望，并无视中国的反对，继续派航母在黄海举行军演。此事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四、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如前所述，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自成立之初，主要基于东亚大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以及西太平洋沿海地区的美国海上优势。从逻辑上说，要实现这一秩序的稳定，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项：第一，中美之间存在共同的战略敌人，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从而能够让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中美能够携手合作，实现战略和解。第二，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过于悬殊，一方接受对方领导或至少默认对方的领导地位，如冷战结束初期。第三，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接近，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和战略妥协，重新调整秩序边界，实现既有秩序的和平转型。

　　显然，当前东亚安全秩序已经超越了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但尚未达到第三种情况。中国处于由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中，中美两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但中美之间并没有就如何调整东亚秩序边界达成一致或实现战略妥协，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没有把握、甚至存有疑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集中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两面下注”色彩。从目前来看，这一“再平衡”战略的施行，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也未能给东亚地区愈演愈烈的海争“降温”，甚至加剧了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激化和放大了海洋争端。

　　鉴于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一旦东亚地区发生大国冲突的潜在巨大破坏性，作为东亚地区权力两极的中国和美国有必要再次携起手来，为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进行类似于1972年中美握手的第二次“战略妥协”。这一战略妥协应至少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中国在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海权大国美国将是最先感受到中国权力冲击的大国，也将是对中国向海上投射权力最为敏感和担心的国家。中国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必须尽可能缓解既有海权大国的疑虑，不挑战其既有合法利益和安排。作为崛起大国，中国应采取主动，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业已宣示)和专属经济区的无害通过及透明海空监视措施，不反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第二，美国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接受中国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和平转型。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大国不愿意与崛起大国分享威望与权利。(33)美国应该认识到，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向其毗邻海域投射权力与影响是无法避免的自然之举。美国在中国近海海域遍布军事基地，却指望一个日益依靠海外能源、资源及市场的沿海大国“闭关锁国”、不向海上投射力量，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以理性心态看待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包括中国在东亚沿海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交通线沿线增强经济及军事存在。

　　第三，中国承诺不以武力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在中国由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转型过程中，除了美国之外，周边国家是最易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乃至“威胁”。因而，如何将这种冲击和威胁感降到最低，不让其成为中国和平转型的“绊脚石”，也是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严防权力冲动，不主动挑衅，避免以武力解决领海争端，防止在中国周边结成一个反华的制衡联盟。

　　第四，美国承诺对其东亚盟国的单边挑衅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在中国做出关于领海争端承诺的同时，美国也应该对其东亚盟友进行必要约束，防止它们进行单边挑衅或试图单边改变领海及岛屿争端的现状。美国应向其东亚盟友划出一条涉及领海争端的“红线”，明确表明一旦其越线，不能指望美国为其单方面行为埋单。

　　第五，中美合作在东亚及印太地区成立大国协调式多边秩序框架。鉴于东亚秩序及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潜在动荡性，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同构建一种能够将区域内主要大国及利益攸关方涵盖进来，并具有较高行动效率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这种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从最为迫切的议题领域着手，不同议题领域的成员可以不同，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最终实现一体化的“陆海复合型”东亚安全秩序架构，实现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这些议题领域及其多边机制包括：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安全多边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基础)、领海争端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争端当事方)、海上安全多边机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通过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克服“陆海分离型”东亚秩序的内在缺陷，最终实现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秩序的和平转型。

　　结语

　　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博弈和理性让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携手共进，实现第二次战略妥协，共同推动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复合型”秩序转型，那么，不仅中美两国有可能超越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实现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和平共处与共生，而且东亚地区也将迎来真正的陆海复合型大国与海权大国和平共处的“和平的地理学”。

　　注释：

　　①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1-118.

　　②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③刘中民：“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8期，第74-82页。

　　④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 5-48;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Revitalized Philippine-U.S. Security Relations： A Ghost Form the Cold War or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Survey， Vol. 43， No. 6， Nov./Dec. 2003， pp. 971-988.

　　⑤Kan Ito， “Trans-Pacific Anger，”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pp. 131-152; Ivan P. Hall，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The New U.S.-Japan Relations Card， by Akio Morita， Shintaro Ishiha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Aug.， 1990， pp. 660-662.

　　⑥Tai Ming Cheung， “Loaded Weapons： China on Arms Buying Spree in Former Soviet Union，”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Sept. 3， 1992， p. 21.

　　⑦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 C.， Feb. 27， 1995.

　　⑧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pp. 54-80.

　　⑨Way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eb. 3， 2014， pp. 1-7;另见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人均GDP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E.PCAP.CD.

　　⑩Dave Manuel， “The U. S. Economy Has Grown The Fastest Under Which President?”， Dave Manuel. com， April 28， 2014， http：//www.davemanuel.com/2010/08/03/us-gap-growth-by-president-1948-2009/.

　　(11)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9-52页。

　　(12)何广顺：“世界变局倒逼中国海洋经济调整”，载《中国海洋报》2013年1月22日。

　　(13)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 46-81.

　　(14)Robert B. Zoellick， “U. S.， 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Aug. 2013， Vol. 126， pp. 22-30.

　　(15)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54-67页;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16)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129-139.

　　(17)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9页。

　　(18)Ayako Mie， “Defensive Realignment with U. S. A Balancing Act for Abe，” Japan Times， April 22，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4/22/national/defensive-realignment-u-s-balancing-act-abe/#.U1-vxP6S3IU.

　　(19)Dirk Nabers， “China， Japan and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GIGA Working Papers， Hamburg：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Feb. 2008， pp. 6-30.

　　(20)“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方对中国渔船进行模拟取证事答记者问，”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751717.shtml

　　(21)王生，罗肖：“国家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9-15页。

　　(22)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1， Vol. 90， No. 2， pp. 54-67.

　　(23)蔡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有限作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56页。

　　(24)Robert D. Blackwill， Naresh Chandra， and Christopher Cla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 Shared Strategic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Sept. 2011， pp. 1-41.

　　(25)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Washington D. C. Jan. 17， 2012， pp. 1-70;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 C.， Jan. 2012， pp. 1-16.

　　(26)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7)Greg Botelho， Dan Merica and Jessica Yellin， “Despite Tensions， U.S.， Chinese Leaders Talk of Foxing ‘New Model’ in Relations”， CNN， June 9， 2013， http：//edition.cnn.com/2013/06/07/politics/us-china-summit-cyber-spying/.

　　(28)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ril 25，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fact-sheet-us-japan-global-and-regional—cooperation.

　　(29)Reuter， “What Did Obama Accomplish in Asia?” April 29， 2014， http：//www.newsweek.com/what-did-obama-accomplish-asia-249043.

　　(30)Austin Ramzy， “Old Questions and Few Answers as Japan’s Abe and Obama Discuss Asia Security Tensions”， Time， Feb. 22， 2013， http：//world.time.com/2013/02/22/old-questions-and-few-answers-as-japans-abe-and-obama-discuss-asia-security-tensions/.

　　(31)James Hookway， “Tensions Flare Over Disputed Asian S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 2011，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5203724909870.

　　(32)Marie Harf， “Philippines：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Filing”，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0， 20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3/224150.htm.

　　(33)Dale C. Ca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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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宗友  来源：《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亚秩序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出现了中国、东盟和美国分别在经济、政治及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三驾马车”局面。这一东亚秩序新局面反映了东亚地区正在涌动的权力转移和秩序变迁，也显示出东亚地区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然而，东亚地区正在构建的新秩序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和“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干扰和挑战。美国的政策目标和相关举措将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对东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

　　全文: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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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锐、娄亚萍  来源：《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

　　摘要: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的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正式宣布开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谈判中，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民待遇问题。尽管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这样的谈判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鉴于中美两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不仅对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和贸易关系，而且将对世界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全文: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演进与发展.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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