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锐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在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的背景下,面临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层变动的中美关系正经受着新一轮的考验。中美关系不仅要有共同利益也需要建构新的理念框架;双边关系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美国友华社会基础缺乏的状况,中国亟需打造美国友华社会;中美经济关系在相互依存加深的同时负面因素增多;双边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发展最慢、最易受冲击的脆弱环节。两国都有太多的理由,把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同时有必要加强国内政治领导,多强调双边关系中的积极面,从而应对未来数年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上海公报、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军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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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13

作者：李彬, 杨霄, 邹明皓  来源：清华研究报告

       中美贸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迅猛增长，当时，两国向对方的货物出口(以下简称“出口”)总量大致相当。此后，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并不顺利，波动很大。美国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断在中国方面找原因进行指责，诸如“劳改产品”、“操纵汇率”等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找到的所谓原因都不能有效解释为什么美国对华出口不足。

      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壁垒.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0/3/27

旧文章ID：2211

作者：李彬  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中国最近进行了第二次导弹拦截试验，美国观察家们或将其解读为北京计划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标志。但是，在仓促定论前，我们需要审慎分析这次试验的性质、目的及后果。

　　新华社1月28日的一篇英文报道称：“周日，中国在境内再次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但这篇报道的中文版多了“技术”这个关键词：“中国在境内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由于英文版本漏掉了一个词，这次试验可能会被误解为事关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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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美国新东亚导弹防御体系

　　推动有效的中美战略性核对话

　　诚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能力的迅速增强，北京比以前更有资本去发展军事力量。但就此断言北京已决定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依然为时尚早。

　　“技术”这个关键词意味着中国进行的是能力测试。这样的话，北京很可能只想摸清美国当前的导弹实力，和自己作比较。

　　技术试验，而非系统测试

　　2010年1月11日，中国首次进行了导弹拦截试验;而对此次重大事件的中英文报道并无任何出入：“中国周一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两次试验侧重于开发和研究导弹拦截技术，而不是对可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性能评估。

　　美国导弹防御的核心技术是一种叫做“碰撞杀伤” ( “hit to kill”)的动能技术，“碰撞杀伤”旨在发射拦截器以撞毁来袭的导弹。很显然，中国在两次导弹拦截试验中均使用了这种技术。

　　在拦截试验中，使用“碰撞杀伤”技术的成功率主要取决于拦截器对导弹进行寻的的表现。在真实战争环境中，拦截的成败还有赖于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拦截器正确识别目标的能力等。

　　不过，中国2010年的测试情形与真实战争环境相差甚远。根据“维基解密”提供给《每日电讯报》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在中国2010年的测试中，拦截器和目标导弹几乎是同时发射的。而在现实战争中，拦截器是要在导弹之后发射的——只有来袭导弹的轨迹被侦获后，拦截器才会发射升空。

　　2010年的测试可能是为了研究拦截器的寻的性能(homing performance)。此外，若参照美国的导弹拦截试验的进程，中国最近这次试验中所使用的技术应该与之前第一次区别不大。

　　此种技术在未来是否会被部署到某些特定系统中，这将由中国政治领导人作出决定。在此之前，中国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战略研究。

　　试验背后的威胁感

　　西方国家的安全专家们或许很想知道，中国在这两次导弹拦截试验中的假想敌是谁。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称，“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要弄明白这份声明中的含义，就必须要深刻了解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特殊安全观。尽管北京一直以来不断地研发新技术，但其努力的动因多是不甘落后于其他大国，而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威胁。

　　美国通常将一些敌对国家(如冷战期间的苏联或今天的伊朗)或组织(如基地组织)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中国与之不同，它只是将某种特定情势定义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将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视为安全威胁与挑战，而并非特定的行为体。这一陈述背后的理念是，中国如果不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与其他国家齐头并进，就会被打败。

　　中国对“落后”的担心源自被侵略的历史经历——从1839年到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西方国家依靠现代化装备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他们强大的技术与军事优势面前不堪一击。

　　此外，由于很难分清其他国家是敌是友，把特定国家视为其主要安全威胁对中国并无裨益。例如，尽管英法两国在欧洲相互竞争，但它们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中结为同盟对抗中国。

　　并且，如果中国给所有曾经侵犯过其主权的国家都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那它将会四面树敌，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

　　中国从这些历史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是，它必须在军事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否则它都可能遭到任何侵略者组合的蹂躏。对中国来说，它更容易从“落后就要挨打”中认识到安全威胁，而不是将某些敌对国家视为安全威胁。

　　在过去的150年，中国政府一直想要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军事技术差距，即使政权性质由于革命而出现改变，这一追求也没有被放弃。

　　1983年，美国在“战略防御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导弹防御工程。与此同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复苏，正开始对西方世界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科学家们认为，美国的这项工程必会推动其科技发展，担心北京如不采取类似行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鸿沟就会进一步拉大。

　　在这些科学家的倡议下，中国于1986年3月开始实施“863计划”，以推进科研发展，其中就包括研究美国的导弹防御工程。这项计划被认为是技术储备，目的在于帮助中国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

　　当时，中国的目的并非要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去对抗美国的导弹威胁。那时中国将美国视为朋友，而非敌人。此外，在美国庞大的进攻性核武库面前，中国即使建立起导弹防御系统也毫无意义。相反，中国的目的是了解军事科学的发展新动态，避免在西方的科技进步面前显得落后无知。

　　中国的技术选择也是出于其不甘落后的心态。多年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已然证明定向能技术——使用激光和粒子束的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远未成熟，而“碰撞杀伤”技术已开始成型。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开启之后，中国科学家们逐渐认识了上述技术发展趋向，因此中国开始发展中国自己的“碰撞杀伤”技术。中国在2010年和2013年的两次导弹拦截试验表明，它已拥有这种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上的导弹防御系统，专门针对来自特定国家的导弹。

　　有关导弹防御与战略稳定性的知识

　　美国会发现很难在政治上和技术上使中国相信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力。但中国的两次导弹拦截试验为中国科学家们提供了有关导弹防御核心技术的第一手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技术储备来帮助北京了解未来西方科技发展的方向，而且可以用来评估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长期以来，中美双方在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性质上各执一词。中国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会削弱自己的威慑力，从而打破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美国虽然强调它没有意图削弱中国的威慑力，但并没有明示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哪些性能局限使其无法这么做。同时，美国政府和国会近期也没有兴趣接受条约来限制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因而不会打消中国的疑虑。一些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者认为，华盛顿应继续发展导弹防御能力，以此来抵消或极大地弱化北京的核报复能力。

　　如果美国主要选用中段导弹拦截器来部署其导弹防御系统，这将难以使中国安心。即使美国官员愿意告诉中国其导弹防御能力的局限性，北京仍可能认为华盛顿正企图削弱其核实力。

　　美国对拦截器的数量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安抚中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体现为拦截器的数量(也叫做防御厚度)、拦截器的射程(这里称为宏观性能)及其精度相关问题(微观性能)。由于中国核力量的规模很小，它可能仍会将少量的敌方拦截器(一个“瘦身型”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视为威胁。

　　对美国导弹拦截器数量进行条约限制，这能够给北京一些信心，如果美国扩大其反导系统，使其拦截器数量足以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中国就会有时间对此做出反应。但华盛顿不太可能接受这种限制。条约限制确在安抚中国的同时也制约了美国进一步发展反导技术的空间。

　　即使美国决定给中国一些保证，它也不好操作。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的宏观性能主要取决于拦截器拦截来袭导弹时可以达到的射程。而射程则取决于早期预警系统探测来袭导弹所需的最短时间、火控雷达的探测范围(它用来为拦截器提供信息以便击中目标)以及拦截器和来袭导弹的速度。这部分技术信息在导弹防御系统中最为透明。

　　美国或许可以将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宏观性能通报给中国。然而，只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设计成拦截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其宏观性能信息就不能安抚中国。从朝鲜发向北美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假设轨道与它从中国发射的轨道极其接近。因此，拦截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所需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宏观性能与拦截中国洲际弹道导弹所需的系统宏观性能相差无几。

　　导弹防御系统的微观性能包括侦查与识别能力、拦截器截获导弹并将其摧毁的概率(杀伤概率)和多目标打击能力等等。如果美国将其导弹防御系统微观性能的局限性告知俄罗斯和中国，有助于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但是，出于技术和政治上的考虑，美国或许不愿意这么做。从技术上讲，详细的微观性能参数可能会被对手用来研究和部署他们的反措施。而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者们不乐意公开承认他们的系统存在技术弱点。

　　有鉴于此，只能由中国科学家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提供自己对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评估意见。他们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器数量和宏观性能的评估或许与美国方面的评估出入不大。但是，在这两次导弹拦截试验前，中国只能根据最坏的假设来评估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微观性能。中国科学家在这两次试验中积累的知识会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估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

　　这些知识也将有助于缓解中国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战略能力的担忧。为这两次试验研发“碰撞杀伤”技术的中国科学家应当参与到对战略稳定性的讨论中。他们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实际能力及其对中美战略稳定性之影响的评估很有参考价值。

　　路在何方

　　如果中国最终决定将“碰撞杀伤”技术发展成为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一决定将由中国政治领导人所做出，也应当是基于严肃的战略研究的。中国未来有三种可能的选项：第一，暂缓实施下一步行动，仅将其导弹防御技术作为一种技术储备，以供将来取用;第二，建立中国版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第三，建立点防御系统，以保护指挥控制中心和一些战略武器。

　　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是用来保卫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免受弹道导弹袭击的。由于中国的领土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中国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框架也应该和美国的系统(现被称为国土防御系统)相似。但是，不管是用来对抗来自美国的或来自邻近地区的导弹威胁，对中国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会比美国困难很多。

　　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中，中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拦截来自美国的进攻性核武器，只会是事倍功半。如果中国想利用其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来减少美国进攻性战略导弹给中国国土可能带来的损失，它将需要比美国多得多的拦截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中国需要支付比美国多得多的财力来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如果中国拥有足够的拦截器，这样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也将会带来含义更广泛的成本——正如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体系目前对中美战略稳定性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样。

　　中国建立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另一个目的可以是抵制小规模的导弹攻击。这与当今美国对抗朝鲜和伊朗的导弹威胁所使用的辩词相类似。

　　然而，北京与华盛顿的地缘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由于美国的近邻无一拥有弹道导弹，它不需要依靠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来阻拦边境附近发射的导弹。与此相反，中国的不少邻国已经拥有或正在研制弹道导弹。与美国国土防御系统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建立中国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来抵御从边境附近发射的弹道导弹要困难很多，因为预警时间会非常短。从地缘政治格局看，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似乎并非上策。

　　点防御系统是用来保卫一小部分地区免受弹道导弹袭击的。如果中国决定将“碰撞杀伤”技术发展成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建立点防御系统比全国导弹防御体系更加合理。点防御系统可以用来保护中国指挥控制中心，保证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免受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从而能够指挥报复性核打击。这种系统也可以用来保护中国的一些战略核武器，提高它们的生存力。

　　通过这种方式，点防御系统将有效加强中国的核威慑力，从而保证它与其他核武装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与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点防御系统的技术和经费要求大大降低。在点防御系统中，拦截器的速度要求没有那么高，火控雷达无需部署得那么靠前，而且对预警系统的选择也更多样化。

　　无论中国如何抉择，都须进行全面的战略研究与研讨。目前中国积累了两次拦截技术试验的经验，可以开展有关讨论，但做决定尚需数年。因此，西方分析家们不应该把最近的导弹拦截试验误读为中国正致力于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3/2/4

旧文章ID：2210

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12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落下帷幕，人们一直关注的奥巴马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能否实现连任也有了答案。连任后的奥巴马将如何施政?其内外政策会有何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

　　一、内政难题难解决

　　对于连任的美国总统是否更有作为，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按照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的规定，总统任职只限两届。也就是说，第二任期的总统没有连任的压力，因此在施政时更少约束。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总统会更有进取心。然而，也正是因为不能再连任了，其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会趋于下降，从而成为“跛鸭”。从这个角度看，第二任期的总统更难有作为。从历史来看，第二任期总统有大作为的不多。在美国政治学界还有“第二任期魔咒”之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关键还是看总统本人的能力和意志。奥巴马是出身于草根的总统，又是第一位黑人总统，不仅在美国，就是在全世界，都被寄予厚望。他在第一任期一直保持清正廉洁、和善亲民的形象，表明他是有大志者。所以，在第二任期，预计他肯定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不过，大选后美国府院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众议院还是掌控在共和党手中，民主党继续控制着参议院。这种权力结构必然对奥巴马施政构成严重制约。

　　从竞选期间辩论的议题来看，内政是主要关注面，其中经济又是重中之重。目前美国经济虽有所好转，但仍在风雨飘摇中。所以，连任后的奥巴马肯定会继续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特别是经济上。对奥巴马来说，他面前摆放着许多难题，必须优先处理。也就是说，他必须先救火，而不是绘制蓝图。

　　最紧要的是解决财政悬崖问题。所谓“财政悬崖”就是税收增加和开支削减同时迫临，使财政赤字骤降，犹如跌落悬崖。这有可能将美国经济拖入二度衰退。避免“财政悬崖”成为现实，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而参众两院在预算协议上是合作还是恶斗，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出台避免“财政悬崖”的政策。按常理，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美国两党通常是能够同舟共济的。但是，两党恶斗也是常态，关键是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认知和总统的政治运作水平。

　　刺激经济和增加就业在第一任期就是奥巴马的首要任务，也是竞选期间受对手攻击的最大软肋。在第一任期，奥巴马还可以用“布什遗产”来为自己解脱，而在第二任期，如果经济和就业形势还没有根本好转，奥巴马只能自咎。在9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提出了自己第二任期的施政计划：在2016年底前增加10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在2014年底前实现出口增加一倍;至2020年将净石油进口减少一半;在未来10年内削减赤字4万亿美元;等等。可以看出，计划中有些内容都是立足长远的，只有增加就业和出口倍增是他本人任内要完成的。这两项应该是他的经济工作重点。

　　除经济方面的难题外，奥巴马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社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移民问题。拉美裔族群持续增加，正在快速改变美国的人口族裔结构，以至于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提出“我们是谁”这样的大问题。据统计，2012年共有拉美裔合法选民2370万，比2008年多出400万，在总选民中的占比由9.5%跃升至11%。拉美裔选民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最近的两次大选中也都鼎力支持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奥巴马试图回报拉美裔，推动帮助部分非法移民通关的“梦想法案”通过，但未成功。奥巴马肯定会继续推动移民改革，不过阻力依旧。

　　二、外交稳中求微调

　　连任总统通常不会推翻其上一任期的对外政策。从奥巴马同罗姆尼的几次公开辩论和竞选演说来看，奥巴马在外交上显得温和一些(见下表)。

　　从上表也可以看出，美国外交目前有两个重点区域，即大中东地区和东亚。在大中东地区比较复杂，既有反恐战争的遗产阿富汗问题，也有令美国历任总统都头痛的伊朗问题，又有新出现的叙利亚问题，还有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是无解的以色列问题。其中，从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一大外交亮点，在第二任期，他肯定会继续大力推进。而伊朗问题和以色列问题，是世人皆知的老大难问题，如果奥巴马能有所推进，自然也算政绩。叙利亚是个新问题，从一年多来美国的行动来看，奥巴马政府不想冲到第一线，而是躲在欧洲背后当推手，不过，除掉美国不喜欢的巴沙尔政权是既定方针。

　　结合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外交实践来分析，奥巴马会继续推动战略重心东移，即由大中东地区向东亚地区转移。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最重要调整。奥巴马将连任后出访的首选地定在东南亚，也反映了这一战略动向。这一战略调整，主要动机有两个：一是配合国内恢复经济，加强同经济最为活跃的东亚地区的关系;二是应对中国崛起。而应对中国崛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牵制、防范中国，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是东亚经济的龙头，奥巴马要实现扩大就业、出口倍增等经济目标，中国是避不开的合作对象。

　　就目前看，大中东地区事务是奥巴马政府绕不开的，不可能不付出相当多精力来应对。当然，随着对页岩油气等新能源的开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会下降，从而使其在中东事务上更超脱一些。当然，重视东亚和大中东这两个重点，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会忽略其他地区。自视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眼睛是盯着全球的。拉美是美国的传统后院，欧洲是过去的战略重心，南亚、中亚、非洲也都有美国的重要利益。只不过或者是因为那里比较平稳，或者是相比之下地位低一点，所以在竞选中不太提及，在施政中也不十分强调而已。

　　总的来看，连任后的奥巴马外交会保持总体上的稳定，在此前提下，会根据情势的变化做出微调。

　　三、中美关系受考验

　　奥巴马连任，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好事。从竞选过程中的言论来看，虽然奥巴马和罗姆尼都拿中国说事，但奥巴马更温和一些，也更理性;罗姆尼对中国的攻击，不仅更强硬，而且有些是根本不顾事实，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蒙到选票。比如称要“阻止中国的侵略”。就在罗奥第三次辩论几乎同时，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0月17日(北京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028，较前一交易日继续上涨78个基点，再创自6月20日以来的新高。有观察家将之看成是中国政府暗中力挺奥巴马的举措。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美国“白宫换党”(即换总统同时又换执政党)时，经常会引起中美关系的震荡。自中美建交后，“震荡期”已出现多次，比如里根、克林顿、小布什刚上台时，只有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除外。“震荡期”的机理是，在竞选中，非执政党的候选人为了拉选票，往往把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中国当作工具，肆意攻击中国，发出许多狠话、大话，上台后又很难立即收回承诺，再加上他们往往不通外交，不了解中国事务，因此做出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决定，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下滑;待其明白中美关系之重要性后，又不断修复双边关系。罗姆尼大有重演历史，制造“震荡期”的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巴马连任是中美关系之福。

　　然而，奥巴马连任对中美关系利好，只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罗姆尼上台而言。在更大程度上，中美关系有自己固有的发展动力和轨迹，任何总统在位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

　　中美关系一直受两股相反力量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合作的力量，即实现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包括经济、贸易等双边事务和反恐、防扩散、金融稳定等全球治理上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刺激竞争的力量，即在两国间利益矛盾问题上的斗争、摩擦。有些利益矛盾是正常国家间都存在的，如贸易纠纷、知识产权问题，但更重要的利益矛盾是结构性的。中美间有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和平发展的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矛盾。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关系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坏一点，取决于两方面力量的博弈，而博弈态势又主要取决于美国全球战略以及由之决定的对华战略走势，当然，中国如何判断美国战略调整态势并做出何种反应，也是重要促动因素。

　　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全球战略，其基本精神一是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全面提升美国实力，1994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作为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二是阻止战略竞争对手出现，这一精神通常在国防战略报告中体现出来。两个方面，前者是根本，没有超强的实力，就不可能具备对付战略竞争对手的能力;后者只是尽力而为之，前提是不影响提升实力。

　　三大支柱中，在扩展经济上，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从克林顿时期将中国定为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到小布什时期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时期积极全面的合作伙伴，都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尽管近些年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美是经济合作伙伴的性质。在推进民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对手之一，但是美国不是要同中国打意识形态的新冷战，而是试图通过接触来融合、改变中国，促使中国向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方向演变。从客观上讲，这对中美关系发展不完全是坏事。在安全上较为复杂。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上，中国被认定为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因为纵观全球，只有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具备挑战美国军事安全的潜力。而在非传统安全上，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因为像反恐、防扩散这样的事情，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合作，美国很难实现预定目标。在全球治理的其他方面，如应对气候变化、维护金融稳定，美国也将中国看成是合作伙伴。从综合角度看，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调整情况来审视中国，是竞争对手为主，还是合作伙伴为主。

　　20多年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框架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是不同领域、部分的排序。克林顿时期，由于美国安全形势很好，所以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被置于突出位置，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身份基本平分秋色，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总是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小布什刚上台时，明显地提升传统军事安全的地位，公开宣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尽管也称中国是经济上的伙伴。但毕竟扩展经济不占全球战略的核心位置，所以这时的中国角色主要是竞争对手。“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作为中心任务，于是，中国的伙伴角色上升为主要方面。所以才会有建设性合作者和利益攸关方之说，中美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重整经济。与之相应，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角色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政府提出要构建中美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推动开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同时，奥巴马政府回归克林顿时期的三大支柱全球战略框架，结束反恐战争，加快战略重心东移。与之相应，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角色也被加强。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已经相当明确地将中国锁定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实力、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会越来越强，美国同中国合作的动力也会随之增强;但同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动力也会同样增强。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面临三种前途：一是维持目前合作与竞争并存并重的局面;二是竞争的一面上升，中美变成完全的战略竞争对手;三是合作的一面上升，中美成为奥巴马刚上台时所提出的积极全面的合作伙伴。对中美两国来说，第二种前途肯定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但是要避免这种前途，就需要两国创新战略思维，努力破解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能否和平共处这一难题，化解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07

作者：刘建飞  来源：南风窗 2010年22期

　　“大国政治悲剧”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

　　奥巴马上台后，一度对发展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他不仅没有否定布什政府的积极对华政策，也没有让中美关系出现因白宫“换党”而一时倒退的“震荡期”，反而还要在布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积极合作全面关系”。这种姿态自然也得到中国的回应。奥巴马访华时，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甚至写明要“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美方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然而，才几个月过去，给人的感觉是，中美关系却是沿着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反的方向滑动，出现了“倒振荡期”。于是，有人又把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搬出来，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必将在中美之间上演;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确实在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且在当今世界，这种逻辑也是难以摆脱的，尤其是在美国。也正是这种逻辑的作用，再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和冷战思维作祟，“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几乎成了真理。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今世界的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完全遵循那种逻辑行事。

　　当今时代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核武器的存在。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就意味着核战争和核毁灭。这不仅是交战国家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如果说在前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是造成人员、财产的损失，使交战双方或一方的国家实力下降，然后还能通过和平重建恢复起来的话，那么在核时代，和平重建的可能性几乎无存。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有责任从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大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存亡的高度出发，找出一条避免核灾难的路子来。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大国之间上演任何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即使是不一定能带来核大战的冷战对抗，也都会是一损俱损。如果说在美苏冷战对抗之时，由于美苏双方基本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因而冷战还有胜利者的话，那么到了全球化已经将中美两国都深深卷入其中的当下，中美之间的冷战对抗就很难再有真正的赢家。

　　当今时代还是多极化的时代。在多极化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像两极格局时那样截然分出两个阵营。在这种群雄并起的情况下，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最终结果都会两败俱伤，其他大国坐收渔人之利。如果中美走向对抗，结果一定是中国延迟崛起，美国加速衰落，提早失去霸权地位。

　　总而言之，“大国政治悲剧”不应该、也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中美对抗不应该、也绝不能是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中美关系需要精心呵护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风雨兼程走到今天，尽管有磕磕绊绊，但总体上还算顺利，毕竟没有出大格。这表明，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双方都努力避免上演“大国政治悲剧”。于是，有人总结出了似乎是能反映中美关系实况和走势的信条：“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笔者以为，这个信条，前一半是能成立的，但是后一半却是有条件的，只有加上限定条件后才能成立。这个条件就是，中美双方都努力发展、精心呵护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有相当大的合作潜力，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目前支撑中美关系的两根支柱是经贸关系和反恐等安全合作。然而，这两根支柱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当年英国同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这并未阻止两国兵戎相见。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宁可同恐怖组织、塔利班结成盟友。

　　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洞见，确实如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言，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走向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相反的案例却鲜见。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算是一例，但是两国之间有太多共性，这是中美之间无法相比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犹如上坡行使的车，前进远不如倒退容易。如果前进动力不足，又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它就有可能持续向后滑行，甚至滑到危险的境地。

　　当年美苏两国走向冷战对抗的教训对观察中美关系有一定启示意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设想同苏联一起来共管世界，和平相处，可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双方不仅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而且还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使整个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按罗斯福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也成了美苏冷战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冷战的结果是“一死一伤”，美国虽然成了“不战而胜”的胜利者，但实力也受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乘势而起，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使大量资源被用于军备，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苏争霸还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局部热战。冷战既有害世界和平，也不利于共同发展。

　　同样的道理，发展中美关系光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中美关系需要经营，需要呵护。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一方面，美国要应对一系列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以及扩展经济，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越发展、壮大，就越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合作，作为合作伙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心目中，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又构成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中国越强，这种动力就越大。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就取决这两种动力的消长态势。如果发展动力大于制约动力，中美关系就向前进，反之就倒退。2009年，发展动力明显增长，于是出现蜜月;进入2010年，发展动力减弱，制约动力增长，于是摩擦增多。由于两种动力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中美关系无论是前进还是倒退，又都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

　　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战略上，美国将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其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战略界一直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目光紧盯着中国军费增长。2009年中国举行建国60周年庆典，展示了一些技术先进的武器，这更使“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似乎抓到了把柄。另一方面来自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要比“民主国家”大得多，因为前者的战略走向是难以把握的，而后者虽然也会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一些问题，但却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不仅如此，中国崛起还会带来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中国模式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仿效，那么美国模式的光环就会逐渐暗淡，而模式的影响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上述两个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平衡、牵制、遏制等负面因素将进一步强化。如果两国对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不能加以有效的管控，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朝冷战的方向滑动。这就如停在坡路上的车，要不使之向后溜，要么加油向上行，要么使用刹车。

　　以合作精神经营中美关系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首先是要保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使其“有可能好到哪里去”。要呵护好、经营好中美关系，使其“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必须冲破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的束缚，以新的视野和思维来审视、处理双边关系。

　　当《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用其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来审视中国和平崛起时，他得出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的结论。而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批驳米氏的观点时称，当理论已经与现实不符时，应当修正理论，而不是改变现实。布氏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其视野要比米氏宽阔，思维也有创新。事实上，在中国崛起开始受美国战略界关注之时，也正是中美关系在“9?11”之后进入了一个新蜜月期之日。崛起大国必定要同霸权国家走向冲突的理论明显与事实相悖。

　　如果以理性、务实的思维来审视中美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道路可走，和平崛起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如果不接纳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而是执意要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崛起，那只能是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导致美国加速衰落。除此之外，当今世界，需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像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全球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显得非常乏力。就是处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面对核毁灭的威胁，传统现实主义也陷入困境。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及国家发展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必然导致国家之间会为了争夺资源而战。那么，这个矛盾是否无解呢?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曾提出“宇宙空间论”，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沃尔夫的观点可以从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找到许多证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给发达国家造成“断奶效应”，反倒促使发达国家互为市场和投资场所，以至于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得多;石油生产国运用石油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导致“石油危机”，但却没有导致发达国家衰落，反而“倒逼”发达国家推进科技革命，开发新能源和新产业;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而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

　　发展中美关系还需要摈弃冷战思维。在当今世界，至少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已经没有截然的国家层面的“敌人”，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这里面自然包括美国。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美国有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而是说要摆正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认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立场。

　　发展中美关系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思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中美关系从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都突出“合作”这条主线。中美关系要保证“坏不到哪里去”，就必须加强合作。一方面要加强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和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还要合作管控两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分歧、争端，使它们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化解这些矛盾、分歧、争端的办法和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中美之间的争端，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0/10/26

旧文章ID：2206

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5期

　　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国集团"论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成了西方媒体热捧的对象。何谓"两国集团"论?其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论调?

　　一、何谓"两国集团"论?

　　所谓"两国集团"(G2)，就是中美两国合作，共同主导世界事务。最早提出中美"G2"构想的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他在去年夏天发表于《外交》杂志上的文章首次提出，并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他的中美"G2"构想–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他建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随后，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提出一个"新概念"，即"中美国"(Chimerica)。弗格森认为，现在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国，中国是世界最大储蓄国;双方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中美国"论实际上是"两国集团"论的另一个版本。

　　不过，直到今年初，"两国集团"论才真正热起来。这是因为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加入了推销"两国集团"论的行列，这就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他曾主持中美建交谈判，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了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大型研讨会，布热津斯基同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一道与会。会上，他直接提出"应当召开由美中两国参与的G2峰会"。两天后，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足以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两国集团"思想。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佐利克也遥相呼应。3月6日，身为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合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经济复苏取决于"G2"》的文章，认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佐利克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直到今天仍为官方使用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词语，林毅夫则是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

　　有这么多大人物参与，自然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彭博新闻社网站1月21日发表文章：《一个17万亿美元的联盟可能会拯救世界经济》，为中美"G2"进行宣传。文章说，2009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原有的领导框架将会日益失去作用。美国和中国应该帮助全球经济，并使G2的程序正式化。"价值17万亿美元的G2集团则是全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现在到了华盛顿和北京停止相互指责而携手合作的时候了。"《日本经济新闻》2月8日刊登该报评论部副委员长泉宣道的一篇文章，题为《美中"G2"时代拉开帷幕》。文章说，"G2峰会构想的最终实现很有可能发生在未来4年中。"在伦敦20国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实现了首次正式会晤，有的媒体声称，"胡奥会"比20国峰会本身更重要，G2比G20更重要，G2是G20的核心。

　　媒体的炒作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在伦敦峰会上，新闻中心只挂三个时钟：伦敦时间、北京时间和纽约时间。无论是开会还是照"全家福"，中国领导人都被安排在东道国领导人的右侧。中国传统是以右为尊，英国也是这样。

　　二、"两国集团"论脱离国际政治现实

　　"两国集团"论的提出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国际金融危机。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及西方深感力不从心，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尤其是经济增长势头最猛、手持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中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打破常规，就职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亚洲，并且将访华作为压轴戏。在访华时，她强调美国要同中国继续合作，并将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首要的合作议题。在访华前，她在一次演讲中还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客观地说，在上述两个背景下提出"两国集团"论，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视，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看到，"两国集团"论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与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不符。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力量呈现出多极化、多元化、分散化和非极化的态势。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试图打造单极世界。但是多极化趋势并未因此而丧失。中、俄、欧、日、印综合国力都在上升，都力图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中国崛起只是多极化的推手之一。俄罗斯经济正快速复兴，军事实力大幅度提升，对外战略的进攻性明显增强，俄格南奥塞梯冲突就突显出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硬姿态。欧盟的独立性不断加强，在俄格冲突中，欧盟虽然反对俄罗斯的做法，但是也不对美国亦步亦趋。日本在冷战后经济一度低迷，但是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却未受动摇，而且正致力于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人注目，国际战略专家普遍看好印度的发展前景，认为印度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一极。如果说在综合实力对比上，美国是全能冠军，那么其他大国都各有所长，俄罗斯可为军事上的亚军，日本则是经济上的亚军，而欧盟单就经济总量来看已经超过美国，尽管质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分别同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组成"两国集团"(G2s)。就是同印度，美国也可以以"最强的民主国家"与"最大的民主国家"为名，组成美印"两国集团"。而单独将美中两国分离出来，组成"两国集团"，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随着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地位的下降，国际社会确实应该考虑构建一个新的大国协调机制或组织。

　　除了多极化这个大趋势外，国际政治力量多元化和分散化也是大趋势，这两个趋势导致了非极化。

　　冷战后，"非极力量"(即那些不可能成为"极"的中小国家和非国家力量)发展得更快，"非极化"(即"非极力量"不断上升，从而使"极"的影响力相对减弱的趋势)更为强劲。

　　军事上，在极之外，仍然有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国家掌握着核武器，伊朗等许多国家都拥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极外国家的军费开支仍占世界的1/4。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极外国家所掌握的军事资源会越来越多，军事实力趋于增大。特别是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小国家会掌握越来越多的威慑、反制大国军事威胁的手段，从而使大国所具有的军事力量优势难以发挥出来。

　　经济上，在"极"之外，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等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又有像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和中等国家，更有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东南亚、拉美都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趋于上升。近些年国际投资界十分关注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钻石11国"(孟加拉国、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除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外，都不是"多极"中的成员。目前被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力军的20集团(欧盟、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南非)中的多数国家也都属于非极力量。非极力量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力资源、能源和原材料，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他们会越来越善于运用自己的资源和"权力"，从而增大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非常值得注意：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有些国家长期停滞不前，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作为整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发达国家。

　　政治上，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除了非极的国家行为体之外，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特别是没有极参加的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各种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以及特殊的个人。金融大亨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甚至超过许多国家行为体。基地组织对美国搞的"9·11"恐怖袭击，对美国和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胜过那些极。当今世界，主要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所谓的极之间，而是在极与非极之间。目前，让美国最为头痛、对单极构成直接挑战的并不是那些极，而是所谓"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和恐怖组织等非极力量。

　　从非极化的角度看，"两国集团"论就更加缺乏现实依据了。

　　三、"两国集团"难以成为现实

　　"两国集团"论的提出，表明中国更受重视，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中国一定要理性应对。

　　第一，"两国集团"论到目前为止还只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建议，并未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主张。

　　第二，"两国集团"论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提出的，其真实含义还有待观察。论者很可能是指特殊议题上的"中美两国集团"，即应对金融危机，而不是长远的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等议题上的两国集团。奥巴马在参加完伦敦20国集团峰会后，就去参加庆祝北约成立60周年活动，给人的印象是，在国际安全上，美国还是要依赖北约，即"美欧G2"。应对金融危机并不影响美国去加强美欧同盟关系，巩固北约这个冷战最大遗产。再说，即使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也需要欧盟、日本这些重要经济力量的参与及合作。

　　第三，"中美两国集团"很难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是崇尚实力的国家，虽然中国实力在迅速增长，但美国心里明白，中美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仅从可比的方面来看，经济上，中国的经济总量近4万亿美元，占世界9%，而美国的经济总量达13万亿美元，占世界28%;军事上，中国的军费开支为572亿美元，占世界5.2%，而美国的军费开支达5468亿美元，占世界近50%;科技上，中国的代表成果是神七升天，而美国的代表成果是火星探测，美国人在几十年前就已完成了探月之旅;外交上，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而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有同盟关系;在社会制度的影响力上，目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只有5个，除中国和越南发展较快外，朝鲜、古巴、老挝的发展状况并不值得称道，而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都实行美国所认可的西方模式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同体"这个国际组织拥有120多个成员。此外，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一些同中国有利益竞争的国家都有可能打台湾牌，包括一些小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会利用台湾问题来"欺负"中国。有这样悬殊的实力差距，美国怎么会愿意同中国平起平坐呢?如果美国当真有意同中国搞"两国集团"，那也是美日模式或美欧模式的"两国集团"，美国在里面要唱主角，中国只能当配角。

　　第四，不管提出"两国集团"论的战略家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此论成为现实，那对中国外交会带来一系列挑战。无论是其他大国，还是众多的中小国家，肯定都不喜欢"两国集团"来主导国际事务。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中国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存在疑虑。始于2003年的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已经被看成是由"三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三国集团"。它试图成为"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发言人"。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很难加入进去。其实，美国战略家一直主张保持欧亚大陆的均势，让欧亚大陆的大国相互制衡。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中就系统阐述了这种思想。另一位著名战略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则提出让美国充当欧亚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即坐山观虎斗，美国寻机介入，支持力量较弱的一方。如果中美真的组成"两国集团"，美国凭借其实力、联盟体系和地缘政治优势，较易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而中国则要冒极大的战略风险。

　　当然，理性应对"两国集团"论，警惕中国被"忽悠"，并不等于对美国积极发展中美关系的姿态持消极抵制态度。发展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只是中国在发展中美关系时要注意顾及其他方面的关系，注意搞"均衡外交"和"全方位外交"。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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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2期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被看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事本身就有象征意义，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奥巴马声称要改变美国，得到了多数美国人的拥护。但是，他将如何改变美国，更令世人瞩目。

　　一、美国历史新的一页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一直由白人占据着。说得再具体点，是一直由男性白人占据着。说得更具体些，从华盛顿到小布什，除了肯尼迪外，美国总统都符合四个标准：白人、男性、英国人后裔、新教徒。只有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却在执政一千天后死于非命。

　　2008年总统选举刚一拉开帷幕就格外引人注目。占有天时和地利的民主党，在初选一开始，男性白人就被淘汰出局，奥巴马和希拉里成了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角。共和党方面虽然选出了一位男性白人，却是年过70的老人麦凯恩，如果赢得大选，则成了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当选总统。所以无论谁最终取胜，都会创造美国历史。于是，媒体热炒黑人、女人与老人之间的竞争。待初选结束，进入大选阶段后，共和党方面推出了佩林做副总统候选人。如果共和党获胜，美国就会出现第一位女性副总统。麦凯恩不仅年迈，而且患过癌症，如果任内有不测，副总统自然继任总统之位，那么美国就会出现第一位女总统。不管怎样，2008年的总统选举都会创造“第一”。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奥巴马。这颗政治新星的升起着实有点出乎观察家们的预料。一年前，媒体和观察家还都将目光聚焦在希拉里身上，认为她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铁板钉钉的事。2004年大选时，就有民意测验显示，如果希拉里出山参选，一定能代表民主党击败布什。但是她未出山。分析家们认为，她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2004年时，布什刚刚完成第一任期，可以竞争连任。从历史纪录来看，现任总统竞争连任成功的概率比较大。再则，由于“9·11”的原因，共和党还占有很大优势。共和党在解决安全事务上更有能力，这是普遍的看法。到了2008年，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现任总统不能再谋求连任，所有的参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希拉里果然在这时出山了。可是，积蓄力量多年的希拉里却在初选中最终败在了初出茅庐的奥巴马手中。而在2000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奥巴马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要争取一个发言的机会都未成功。可见，当时他与希拉里在党内的地位与声望简直是天壤之别。

　　希拉里的失败，有许多教训值得政治学家们总结、研究。奥巴马能成功地击败希拉里，自有他的可圈可点之处，而击败希拉里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奥巴马夺取总统宝座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从民主、共和两党的情况来看，民主党占尽了各种优势。美国政治中有个“钟摆法则”，即两党要轮流执政，不能一党长期把持政权。共和党已执政8年，即使干得不错，人们也会觉得，换个执政党也许会更好。更何况布什政府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乏善可陈。在初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都竞相同布什政府拉开距离。而伊拉克问题更是成了民主党候选人攻击共和党候选人的利器。屋漏偏遭连阴雨。临近大选投票，美国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虽然危机的根子早在布什之前就埋下，但人们还是将主要责任推到布什政府身上。而在应对经济危机和发展经济上，民主党有较好的纪录。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大危机后，就是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将美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政时，美国经济蒸蒸日上，财政盈余不断攀升。而布什政府执政8年，经济发展迟缓，不仅花光了克林顿政府留下的财政盈余，而且还创下巨额赤字。在这种情势下，民主党候选人赢得大选，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美利坚大学的一位研究选举的专家所说：“民主党不管谁做候选人都会赢得大选，如果输了，那就太不正常了。”这次选举，民主党在赢了总统选举的同时，还赢了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这也表明了两党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情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民主党成就了奥巴马，只不过是奥巴马抓住了有利时机，并且没有辜负民主党的重望。如果说奥巴马当选总统创造了美国历史的话，那么这个创举是由奥巴马与民主党共同完成的。

　　二、美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在这次总统选举的整个过程中，种族因素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有些观察家一直怀疑奥巴马是否能够赢得选举。其理由就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国主流社会是相当保守的，很难接受一个非白人总统。甚至有人预测，奥巴马在竞选中会遭遇不测。而且据媒体报道，警方曾破获两起“白人至上主义者”企图刺杀奥巴马的事件。然而，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已成为现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随着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多，谁是正宗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美国精英面前。如果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接纳少数族裔，那么美国就会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种族冲突中，最终走向分裂。因为按现在的发展态势，再过几十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从美国长治久安的需要来看，白人应当从心理上接纳少数族裔，将他们看成是美国大家庭的平等的成员，而不是白人治理的国家中的外来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男性白人来治理美国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并深刻影响着相当一部分美国白人的思想和情感。这也正是观察家们一直有一种担心的原因。他们担心：种族因素会在这次大选中发酵，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人们宁可选择一位符合传统标准的老人，也不愿意接受一位年富力强但不符合传统标准的人。媒体的报道也隐约地反映着这种情况。尽管奥巴马并不完全是黑人，他的母亲是纯正的白人，而且他是由外祖母———正统的白人家庭———抚养大的，但媒体仍然用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来描述他。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也曾一度试图将他与穆斯林挂起钩来。在美国，法律上禁止种族歧视。所以在公开场合，人们绝对不能表现出种族歧视的迹象。但是选举投票是秘密的行为，人们完全可以按自己的真心来行事。

　　笔者参加了一个美国选举考察团。按照日程安排，考察团在大选日的夜晚到一个集会上观摩选举结果揭晓。在结果揭晓前，负责考察活动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表示，他此刻很紧张。他支持奥巴马，而且认为他应该赢;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令人震惊的结果，即麦凯恩赢。他说，如果那样，美国会出大麻烦。不过，这位官员最终还是安心了。

　　奥巴马胜选，表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美国基本解决了。美国白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位“黑人总统”这个现实。这是美国社会巨大变迁的一个标志。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种族的熔炉，又取得了一个飞跃性的进步。由林肯废除奴隶制，到20世纪50—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再到奥巴马当选总统，黑人在美国的处境和地位一步步得到改变。这既是黑人进行不懈的和平斗争的结果，也是多数白人包容、接纳的体现。经过200多年的变迁，美国已经实现了由白人主导、治理的社会到各种族平等相处、共同治理的社会的转变。奥巴马的成功，会对众多有政治抱负的少数族裔产生巨大的鼓舞，促使他们去努力奋斗，实现理想。过去，少数族裔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商、法律工作和社会工作上，从政者甚少。虽然近些年有一些少数族裔进入了联邦政府内阁，但“总统梦”却几乎无人做。奥巴马等于向世人昭示，什么样的“美国梦”都能做，也都能够实现。奥巴马效应有可能会激发更多有才干的少数族裔投身于政治事业的热情，而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的变迁和民族、种族的融合。

　　除了对美国社会变迁的意义外，奥巴马胜选对美国政治生活也有重大意义。美国虽然以民主的楷模自居，但是其民主制度中却有许多弊端一直受世人诟病。其中之一就是金钱政治。候选人如果不能得到财团或有经济实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充足的选举经费，因此也就很难取胜。但是这次选举，奥巴马通过募集小额资金，积少成多，最后募集到的资金竟远远超过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得到了广大低收入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受大财团或工会的影响，其民意基础比历任当选总统都雄厚。这次大选投票率达64%，创下196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美国大选投票率通常都是在50%左右。众多的普通国民支持奥巴马，就是想成为“民主股东”，在选择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上发挥作用。那位负责我们选举考察活动的国务院官员在选举结果揭晓后称，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此前他担心，有雄厚民意基础的奥巴马如果败选，就真的表明，美国民主制度快要完蛋了。有观察家称，这次选举再次证明，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人才不拘一格涌现出来的有效机制。

　　奥巴马胜选，对美国来说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美国近些年境况不佳，对外深陷伊拉克战争不能自拔，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软实力下降;对内面临金融危机，民众怨声载道。人们急切希望能够有人领导美国进行变革，打破这种沉闷局面，使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奥巴马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态，打出“变革”的旗帜。尤其是他不平凡的身世和经历，让许多美国人觉得，他有可能摆脱美国政治中那些陈规旧套的束缚，开辟出一条能使美国获得新生的道路。

　　奥巴马胜选，对国际政治也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美国的软实力会有所恢复。一方面，美国民主模式会重新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可，尤其是非洲国家;另一方面，一个少数族裔当总统，容易拉近美国同很多国家的距离，如拉美、非洲、亚洲。肯尼亚举国放假一天，以示对奥巴马胜选的庆贺。这在有些人看来有点搞笑，但却反映出一种情感。非洲国家同美国之间的隔膜有可能因奥巴马而消除。其次，如果奥巴马真的能够领导美国进行“变革”，那么美国的综合实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如此，美国的世界地位会维持更长的时间。最后，如果奥巴马能够汲取布什政府的教训，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多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么世界局势会更稳定、平和一些。不过，奥巴马胜选也有可能使美国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主制度，从而促使政府更加重视向外推进民主。

　　正是因为奥巴马胜选如此不同凡响，所以大选结果一揭晓，有些媒体就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甚至有人称，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有可能超过“9·11”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评论是有道理的。

　　三、变革征程多艰险

　　奥巴马靠打“变革”牌赢得大选，那么他能否不负美国人民所望，领导美国进行“变革”呢?

　　许多专家认为，奥巴马肯定会在变革上有所作为，但是又不能对之抱以太高的期望。因为奥巴马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制约。共和党虽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少数党，但是在参议院仍然拥有足够的席位可以拖延、阻止总统的提案。美国两大党都习惯于走中间路线，任何极端的政策都很难被贯彻下去。奥巴马也不可能突破这一传统进行激进的改革。尤其是对外政策领域，美国两大党本来就没有原则的差别，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所不同的只是对国家利益优先排序上有所不同，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有些差别而已，因此，指望奥巴马政府会来一个外交革命是很不现实的。

　　更为严重的制约因素还是种族问题。种族因素未能决定这次选举进程，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形势变化。伊拉克战争，特别是金融危机，成为美国迫在眉睫的问题，从而使种族问题暂时被掩盖或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就此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从这次选举投票的情况来看，种族矛盾仍若隐若现。有55%的白人选民将选票投给了麦凯恩，其中多数是男性。与之相对应，95%的黑人将选票投给了奥巴马。大选结果揭晓后，黑人都欢呼雀跃，激动得热泪盈眶;黑人司机鸣喇叭以示庆贺;笔者所住宾馆的黑人工作人员，见面后都呼喊“奥巴马”，以示喜悦之情;赖斯、鲍威尔这些在共和党政府担任或担任过要职的黑人都表示，他们为奥巴马而骄傲。可以看出，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当选，是黑人地位提高的体现，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时刻，是他们的胜利。当然，也有不少白人加入了庆贺的行列，但是他们的心情与黑人是不同的。他们主要是从“民主的胜利”或“民主党的胜利”的角度来庆贺。黑人与白人对奥巴马胜选的不同理解，表明种族的心理差距犹存。美利坚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认为，奥巴马当选总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种族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在国会参议院，奥巴马离开后，黑人所占的议席就变成零个;在众议院，黑人所拥有的席位与黑人所占人口比重也不成比例。这表明，在政治舞台上，白人仍占有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过于照顾那些坚定地支持他并把他看成是族群领袖的黑人的利益，必定会遭到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反对、抵制;如果不照顾黑人的利益，不显示出与白人总统的不同，肯定会使黑人感到失望。奥巴马必须以全民总统的姿态入住白宫。

　　其实，奥巴马刚一胜选，就已经开始努力来塑造自己的全民总统形象。他在胜选答谢演说中赞美了竞争对手麦凯恩，肯定了对手在竞争中的表现。他还刻意系了一条红色领带，而红色是共和党的标志色。在组阁问题上，他早就表示要吸引美国两党的优秀人才，组成跨党的内阁。然而，这种以团结为重的作法，又会限制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照顾到两党多数的要求，都会是妥协的产物。

　　看来，奥巴马立志要改变美国，这成就了他的总统梦;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却充满着艰险。奥巴马当选，已经改变了美国，但是这种改变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奥巴马如何像他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来“改变”美国，需要拭目以待。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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