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在美国政治里,总统通常选择不同途径去推动自己的政策议程,包括单方面签署和颁布总统行政命令或指令。 作为一个重要的单边行动工具,国家安全指令被认为是最为机密、最具有权势的美国总统指令,并在影响和规定美国对外及军事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家安全指令不仅构成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一部分,而且一些指令引发饱受争议的美国对外政策行动,给世界政治带来复杂的后果。 由于使用上具有随意性、保密性和灵活性,国家安全指令成为战后美国总统绕开国会权力制约、经常使用却又最为隐蔽的行政密令。 不仅美国国会和普通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晓总统签署了这些指令,而且它妨碍了国会参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监督的宪法权力,对美国联邦政治体制中有关权力分享及制衡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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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永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主流趋势的新时代。不过，国际社会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新难题和新挑战，局部动荡和地区冲突持续不断。有关国际干预的情形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①除其他政策手段外，军事干预乃是一些(尤其西方)国家卷入或处理国际/别国事务、实现本国对外战略利益及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它与当今世界倡导以外交和对话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理念相悖，因此，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话语/身份政治的角度提出一个经验上的观察，即冷战后美国政府在制订周密的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计划的同时，还精心策划了一整套服务于这类军事干预计划的语言战略，使二者具有相互支撑和构成的关系。譬如，对于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美国政府往往声称它是出于捍卫西方价值、观念和信仰(而非追逐他国领土或海外市场)的缘由。有关西方“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语言，为美国政府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甚至发动战争)提供“正当”理由。反过来，这类干预又为美国政府推行其全球“民主化”战略提供了一种强制途径。于是，在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情形：一方面，美国政府声称要把“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作为人类行动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却以使用武力/暴力等非民主手段卷入或干预他国内部事务。这种把使用/操纵“民主”语言和采取军事强权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构成了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
捍卫和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或者说，所谓理想的、高尚的“民主”语言如何成为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的一种动力?本文从国家身份与对外政策关系的视角，理解和说明冷战后美国政府“民主”语言和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复杂政治后果。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既体现在物质追求上，也表现为捍卫自我观念和价值方面。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军事干预为美国政府谋求实现其全球地缘战略目标服务，即除了追逐美国的国家物质利益外，还有着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①把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信奉的观念和价值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制造了一种西方“原教旨主义”“全球化”现象，即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它不仅给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制造了“理由”和“借口”，而且排斥和压抑着世界上其他不同文化的价值和观念，给冷战后地区安全动荡、民族/宗教仇恨、暴力及冲突升级制造了新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既是强势的，也是脆弱的。
本文首先从话语/身份政治角度叙述语言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国家对外政策往往受到身份政治的驱动，关乎如何通过语言手段确定和处理本国和他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然后，本文说明冷战后西方社会竭力推广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信仰的观念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教旨主义”世界。随后以美国政府军事打击南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军事空袭利比亚为例，分析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民主”语言建构起对外政策中的“自我”和“他者”身份，为其采取海外军事行动“正名”。最后揭示冷战后美国政府所捍卫和推广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指出以这类价值为名义而采取的海外军事干预(及战争)行动给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带来的复杂政治后果。
二、语言和对外政策
一般地讲，对外政策理论探究国家如何理解它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对其做出回应的方式。不同的对外政策理论依赖哲学中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视角认为，国家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有关观念及语言使用(或话语)并不纳入对外政策研究的范围。或者说，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进程及其后果的决定性力量，主要与实际的物质行动(而不一定与作为文化范畴的观念和语言)有关。物质行动和语言使用被认为是彼此分离的两码事情，而且语言往往被看做是靠不住的东西。因此，在一般的国际政治研究及对外政策分析里，语言通常作为外交上的一种辅助因素而被低估和不予重视。
然而，语言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在话语/身份政治视角看来，语言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同从事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政治家和决策者主要通过语言进行对外政策活动。一定的对外政策或者被书写、或者被口头表述出来。这并不是说国家之间发生战争、贸易争端或文化冲突就是语言上的事情，而是说语言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中。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政治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正是利用(文字或口头上的)语言讨论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部署国家资源、发出军事命令或战争威胁。
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对外政策关乎如何确立和处理与他国的社会关系。在话语/身份政治视角看来，本国实力和身份乃是体现在与他国关系的基础上。因此，对外政策需要制造一个作为“自我”的本国身份和作为“他者”的别国身份。国家身份和对外政策往往又是以语言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对外政策话语总是表达着自我和一系列的他者”，而且它们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关系。①一方面，一定的对外政策依赖于对“自我”及“他者”国家身份的具体呈现。一定的国家身份规定着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对一些国家来说，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乃是由参照这类身份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身份政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行动和利益追求。另一方面，一定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乃是明确和界定本国和他国身份的过程。正是通过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这类国家身份以及它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被建构和重建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身份并非客观或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是经由不断的叙述、讨价还价、重构等社会实践活动而建构的产物。只有确立了国家“自我”及“他者”身份之后，对外政策才开始处理和应对处于这种身份政治下的国家间关系。
于是，语言和对外政策之间非但不相互分离，而且彼此关联在一起。事实上，语言不仅运用于外交或谈判中，描述或再现国际关系“现实”，而且具有塑造并建构对外关系的功能。不同的对外政策话语叙述着不同的对外政策“现实”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如果说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乃是确定(或说明)国家面临的外交难题、解决和应对这些难题所需采取手段的过程，那么对语言的使用和操纵变得尤为重要。语言可以成为政治家和决策者制造和想象“外来威胁”或“敌人”、操纵和控制“危机”的基本工具。也就是说，“安全威胁”、“外交危机”或者“敌人”等这类主体对象可以经由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而被建构起来。在这里，语言使用本身成为对外政策行动的一部分。反过来，一定的对外政策行动强化并支撑着其政策话语。前者用来证明后者“描述”的内容具有“正确性”及“客观性”。如果说海外军事干预需要理由的话，那么政治家和决策者正是利用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的语言，建构起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的“理由”。
于是，在社会权力关系的作用下，对外政策话语不同于一般的大众话语。就其内容上讲，它是有关国家政治/政策立场及价值选择的一套陈述;就其功能而言，对外政策话语可以是劝说性、威吓性和生产性的。至于它的使用，人们应该关注这些方面：讲话者是谁?讲话时处于何种环境?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讲给谁听?使用语言的方式怎样?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理解特定对外政策话语含义的关键要素。譬如，决定对他国或地区进行(军事、政治或经济)干预之前，干预国往往会以一定的方式对被干预国或地区(以及那里的人民)给予必要的语言描述，说明采取国际干预行动的“紧迫性”和“正当性”。
三、冷战后西方社会原教旨主义盛行
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一直把它们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所信奉的意识形态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些国家欢呼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和“优越性”，美国更是利用冷战结束后所享有的“单极时刻”，致力于向全球推广西方“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观念及价值的“历史使命”，因为全球霸权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于是，西方“资本”和“民主”两样东西在后冷战时期获得史无前例的扩张。它所带来的一个政治后果是，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不同观念和价值受到来自西方观念和价值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
把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信仰的观念和价值说成具有普遍意义，并将其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对外输出，制造了冷战后西方社会“原教旨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所谓原教旨主义，本来指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极端宗教运动，它虔诚地遵循着一套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包括《圣经》文本正确无误并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质疑或挑战这些信仰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权威至上”的意识形态运动，把一定的宗教信仰视为“绝对真理”和“权威”，把不同观点和看法视为“异端”和“邪说”。冷战结束后，原教旨主义式意识形态盛行于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它不断输出和扩张，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深刻影响，令世界仿佛重新回到思想上的“新黑暗时代”。①
在政治方面，随着冷战结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乃是唯一正确和可接受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都优越。这些人乐观地认为，全球采纳并实现西方“民主”和“自由”体制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有关“历史的终结”、“民主过渡”和“民主和平”言论在西方知识界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处于这种政治原教旨主义前沿的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不断培育着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把自我身份视为文明的、高尚的、优越的，不能容忍那些持不同观念和价值的“无赖/流氓国家”身份。不容忍他者乃是权威和霸权者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奉为一种经典。它否定政府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监管作用，全面鼓励企业私有化、低利率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视为不可挑战或质疑的权威。作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个理论在冷战后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强行推广到全球其他地方。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贷款、投资和提出经济“结构调整”等要求，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纳这类市场经济理念，其结果不仅“加剧了国际经济的不平等和全球不稳定”，而且给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身)带来复杂的经济后果甚至灾难。②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市场需求乃是首要的，对自由经济的信念不可怀疑和动摇，哪怕是以牺牲个人和国家的福祉作为代价。
在文化上，保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东山再起。在美国，新基督教右翼力量不断扩大，其影响日益渗透入美国社会及政治的诸多方面。它们以宣扬西方“人权”、“传统家庭价值”为使命，在地方、州和全国范围内发起激进社会运动，阻止国会通过有关放宽堕胎和同性恋等自由立法。在新基督教右翼力量看来，只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同一(而非差异)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因此竭力反对任何的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对论。此外，它还宣扬“白人种族优越”和“军事力量至上”观。在美国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指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弥漫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力量的情形。利用不断地游说美国政客(包括国会议员)并借助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试图把美国国内信奉的法律观念、宗教以及家庭伦理推广到全球，使其成为处理对外关系和衡量他国行为的“国际规范”。
这种把自己诠释和信仰的观念和价值(像“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视为“权威”和“真理”，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的做法，旨在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确立起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谋求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主要方面乃是确保它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支配权。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输出给他者往往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非暴力方式，主要利用艺术交流和媒体传播等途径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传播出去，使它们逐渐被他人所接受和认可，成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和信仰;另一种是暴力方式，它是在非暴力方式不奏效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由政府、军队和警察以强制手段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推广出去。
四、西方“民主”为海外军事干预“正名”
在国际关系方面，对外干预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国家行为，即一国试图通过使用一定的胁迫手段，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或政治意志产生影响。干预行动往往出于各种目的，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人道主义救助等考虑。对外干预有诸种形式，军事干预乃是通过暴力/战争的手段对他国事务施加作用和影响。
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受身份政治驱使，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这些军事干预行动帮助建构了冷战后美国谋求充当“全球领导者”以及作为西方“民主”及“自由”的主要体现者和捍卫者的身份。美国一直自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美国那样多的战争经历。从独立战争开始，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经历着战争。战争、冲突和海外军事干预不仅帮助建构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助长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而且编织了美国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德”和“不服输”的神话。①确保冷战后美国的国家身份，这不仅是美国提出“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的基础，而且还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任何对美国“全球领导者”地位以及对西方“民主”及“自由”价值的挑战，乃是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挑战。
如果说海外军事干预(以及战争行动)需要“理由”或“借口”，那么捍卫和推广西方“民主”及“自由”价值乃是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动用国内外各种政治及社会资源使军事干预(和战争)行动“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口实。这类政治话语为将要采取的暴力行动提供必要的政治和道德“包装”，劝说国会及民众理解和支持海外军事干预行动，说服美国士兵为了某种“崇高使命”前往海外军事冲突地区或战场，使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剥夺别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它还使国内任何反对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的声音受到压抑和处于沉默，因为反对军事干预意味着反对“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因此，对于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来说，对语言的使用和操纵格外重要。能否成功操纵和使用说服/劝说性语言，成为衡量他们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为了实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美国政府往往精心设计和安排一系列在逻辑上看似相互关联的语言战略。冷战后，美国政府(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采取的大多数海外军事干预行动都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有关“民主”和“自由”的话语伴随着海外军事干预政策。本文以美国政府军事打击南联盟(1999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年)和军事空袭利比亚(2011年)为例，分析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如何受身份政治的驱使，为采取军事干预(及战争)行动，在实施语言战略方面所呈现的话语建构特点以及目的。
在语言战略的话语建构方面，至少在内容上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首先，把对方政权的身份建构为“敌人”或“威胁者”，把它们与作为“我们”的美国社会区别开来，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或发动战争之前，需要确定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面临外部“敌人”的威胁。在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看来，敌人是指那些反对或挑战美国信仰和观念的人，即站在西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对立面者。在美国的政治话语里，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乃是这些价值的反对者，也是美国所倡导的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挑战者，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在对南联盟实施军事轰炸之前，克林顿政府及北约组织把南联盟塞族领导人说成西方社会的“敌人”，指责他们利用科索沃危机对阿族穆斯林人实施“种族大屠杀”。①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把伊拉克政权与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联系在一起，称萨达姆和“我们”不一样，“他不能容忍美国”，“他憎恨我们对自由的热爱这一事实”。②在奥巴马政府看来，利比亚人民一直被暴君统治着，自由在这个国家遭到践踏。利比亚国内发生动乱后，奥巴马政府指责卡扎菲政权拒绝把“民主”和“自由”给予它的人民。③在这里，“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是不热爱和平的。于是，美国政府派兵军事干预科索沃危机、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军事空袭利比亚，乃是从事具有“崇高目的”的事情，即推翻那里的统治政权，把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带给那里的人民。
其次，使用一定的政治话语，把美国不喜欢的政权建构为“邪恶者”。冷战结束后，“邪恶”一词重新出现在美国公众的政治话语里。它不仅具有宗教色彩，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新秩序”话语。在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那里，当今世界明确地划分为水火不相容的“文明世界”和“邪恶世界”。“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所表达的道德、自由、平等、对生命重视等价值，是与上帝所倡导的价值相一致的。因此，美国与它不喜欢的政权之间的冲突乃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当克林顿政府指责发生在南联盟的“种族大屠杀”时，当布什政府把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时，当奥巴马政府把卡扎菲政权视为“邪恶”的“独裁者”时，它不仅意味着美国政府把它们建构成为“邪恶者”，而且在逻辑上为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行动提供了“道德”支持及“合法性”。
最后，被干预国政权的政治行为还被“罪孽化”。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将他国政权的政治行为“罪孽化”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把它所建构起来的“敌人”直接称为“犯罪者”：南联盟领导人被比喻为法西斯式“种族屠杀者”，萨达姆被称为“谋杀者”。二是罗列“敌人”所犯下的罪状：南联盟塞族军队“挨村挨户地搜查、轰炸平民、焚烧民宅”;①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他的邻国”、“反对他自己的人民”，并“对邻国及本国人民使用生化武器”;②卡扎菲政权攻击和杀戮平民百姓，“把自己的人民比喻为‘耗子’，威胁要挨家挨户地惩罚他们”。③通过反复叙述这些政权对人民的残暴、非人道性和犯下的罪孽，美国的“民主”语言不仅唤起一般民众对这些政权的仇视和憎恨，而且制造了一种有必要采取军事干预加以阻止的“紧迫感”。
这种语言战略具有“战争”动员的目的，它至少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这类语言描述并建构了一种被干预国国内恶劣的“非民主”及“非人道主义”环境，其听众对象包括被干预国的民众、美国国会和选民以及世界舆论，旨在说服他们接受并认可对这种环境进行军事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即使在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有关国际事件的叙述和看法往往是一般民众了解和理解这类事件“真相”所依赖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这类语言背后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美国理想”，即美国肩负着道德义务和历史使命：作为冷战后全球(民主)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美国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以“解放者”身份把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从“邪恶的”政权统治下拯救出来，把“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带入这些国家。于是，克林顿政府称，“当我们的盟友设法拯救无辜的生命，维持欧洲的和平、自由及稳定时，美国有责任站在它们一边。这就是我们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①当美国军队开始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实施轰炸时，布什政府将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称为“伊拉克解放行动”。在军事打击利比亚方面，奥巴马政府称“我们不太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遇到危险时，我们有采取行动的责任”。②既然捍卫和推广“民主”和“自由”乃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那么美国必须采取军事干预手段对这些国家实施政权更迭，解除它们的武装，从而最终铲除其“威胁”。
五、“民主”的脆弱和军事干预后果
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和基本观念。不过，它们的内容及其含义则是约定俗成的，其普遍性依赖于人类对其内容和含义的广泛共识和认同。冷战后美国把自己所信奉和诠释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视为人类的普遍理解和信仰，把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视为具有普遍意义，从而制造了一种将西方社会观念和价值“全球化”的西方原教旨主义世界。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美国的价值’并非是普世的，只不过是特定的、有偏见的标准。一个强国冠冕堂皇地利用这些标准，以此作为把自我意志强加于弱国的正当理由”。③不仅如此，这种“把世界置于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之下的企图是危险的”。④的确，西方社会原教旨主义“全球化”思潮带来了复杂的政治后果。
第一，它忽视了自身话语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价值话语，把世界上其他文化及社会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含义的理解和诠释排除在外。在21世纪全球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任何排他性语言或其他符号实践都可能加剧国际政治中不同观念和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①事实上，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已经成为冷战后国家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的新来源。
第二，在对外政策层面，它纵容了美国及其盟国以武力方式强行输出自己观念和价值的做法，往往给被干预国和人民带来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痛苦。在许多情况下，海外军事干预带来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它制造了新的仇恨和威胁。譬如，美国政府军事干预南联盟事务以及后来承认科索沃独立，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难题和讽刺：“解放”了的科索沃阿族人反过来对当地塞族人实施种族迫害，从而制造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战争给伊拉克和美国本身以及它们的人民带来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伤害。美国政府参与对利比亚实施军事空袭行动，支持反对派力量的“民主诉求”，但动荡局势背后真正受苦受害的还是利比亚人民。在这里，西方“民主”语言一方面为美国政府采取海外军事干预提供理由，另一方面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本身的一个“恶魔”。
第三，就美国国内而言，对“历史的终结”、“民主过渡”和“民主和平”论的简单乃至错误解读，使美国政府更无顾忌地在“民主”及“自由”的名义下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以“民主”及“自由”的价值作为标准，但又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使得美国政府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经常与它使用的“民主”语言之间相去甚远。马克思曾经写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②当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一个明显之处是它曾经最为强势的东西，即美国“理想”和“道德”的影响力。这种盛衰变化部分地由于世界舆论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不断抵制，包括针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和战争政策而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强烈反美情绪。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语言不仅给美国的对外政策造成困境，而且这些语言本身成为这类困境的一部分。
看来，美国社会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既是强势的，又是脆弱的。一方面，这类观念和价值被认为是体现美国国家身份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内化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民主”及“自由”的语言帮助美国建构了一个泾渭分明的二元世界，作为“自我”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力量乃是建立并体现在与作为“他者”的别国关系基础上。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价值又是美国国家安全中最为脆弱的环节。在美国的政治话语里，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那些对西方“民主”和“自由”抱有敌意和破坏的行为体。因此，这些价值不仅被放置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而且需要使用武力手段加以捍卫和推广。
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及知识界似乎不再谈论“历史的终结”，倒是有人开始提出“历史的回归”言论。①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现，冷战后美国一度享有的“单极时刻”正在结束。任何意识形态不可强迫他人接受，更不可以用军事干预或战争方式加以推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应该是人们在私下关系中所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准则，包括平等包容、摒弃恶意和自我约束。②在这里，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美国应该有“新思维、新行动”。③在看待自我身份以及自己所处的世界地位方面，美国应该改变它似乎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摒弃几个世纪以来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观念，自我打破“美国例外论”的神话。美国还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处理与他国及他国人民的关系中，尤其在采取海外军事干预行动方面，美国并非总是无私或道德高尚的，在打击它所建构起来的“敌人”和“邪恶”政权的同时，也经常违背甚至破坏着自己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和规范。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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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永涛 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
【内容提要】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成为人们分析和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时的一个出发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自己的基本主张，而且提出美国外交战略思考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本文对这些基本主张和指导原则加以叙述和归纳，并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所制造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进行解读，指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的程度，既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得势程度有关，也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相吻合的程度有关。
【关键词】美国新保守主义 对华政策话语 美国政府 影响力
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中，“新保守主义”不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1] 一种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冷战结束，尤其随着“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一套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2]
那么，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了影响吗?如果构成了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提出这类问题实际上是要理解“谁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更具一般性问题中“知识精英话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一种假定是，所有的美国对外政策受影响于一定的观念、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情形，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不过，本文同时认为，有关“影响的程度”问题又是一个在经验上难题实证的问题。于是，本文采取一种诠释的方式，通过对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解读，并从新保守主义的盛衰地位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环境，去理解在这类话语和冷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之间的可能联系。
本文首先叙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揭示这些主张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原则中的体现;然后对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进行适当解读和归纳，以便抓住它们的核心含义。本文最后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变化以及它与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现实变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去理解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影响的程度及其局限性。
一
美国新保守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外交战略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的主要人物被认为有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这两个已故前美国总统的思想对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喜欢阅读的著作之一被认为是古希腊人修昔底斯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就世界观而言，美国新保守主义属于对人性和人类社会持悲观看法之类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悲观的思想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譬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美国秉性的一般特征)相悖的。尽管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经常使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并在政治目标上显得很乐观，但这种乐观主要只是反映在文字上。实际上，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种霍布斯式的“残酷”世界。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分歧，但是，它们均分享着以下的基本主张：
第一，从根本上讲，人性是恶的，而且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依据善与恶而得到确定的;考察一个行为体具有何种政治特征，关键是看该行为体对善与恶所做的选择。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中，美国不仅一直高举道德的旗帜，而且还是对恶加以遏制和铲除的主要力量。
第二，在确保民主自由和制造革命性变化方面，全球市场所培育的竞争手段——而不是机构合作——才是更为主要的动力。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存在一些机构性的框架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框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强调了结果平等，而忽视了过程平等。
第三，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致力于民主建设，而不是来自于普遍参与国际机制，更何况有些机制中的许多成员尚不属于民主的国家。
根据这些主张，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
第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是维护各主权国家独立及自由的保证。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种权力均势就是一种必要选择，而不是把倡导集体安全或依赖国际机构作为替代选择。无论是集体安全还是国际机构，它们只有在权力均势的作用下才是有用的。
第二，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军事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加以使用的政治意愿。军事力量优先于包括经济、外交或所谓软力量在内的其它力量，理由是，假如没有军事力量，其它所有形式的力量都是虚弱的、靠不住的。
第三，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单极时刻”，美国是这一时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以及将自身充足的物质资源转换成所渴望的政治结果，应该是对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而不是最后的选择。在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美国应该把“慕尼黑绥靖”而不是“越南战争”作为历史类比，因为前者可用于作为确立美国军事上先发制人思想的依据，后者则会挫伤美国军队在反恐战争中的士气。
于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不赞成冷战后世界政治潮流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那里，争夺军事上的优势是一条永恒的法则;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去协调国际事务是不可能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不可靠的;在敌人决定消灭你之前，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不相信也不说服别人相信“世界将会变得更好”。2001年，一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新执政的布什政府写信，建议总统不要关注国际政治中诸如“稳定”、“正常化”之类的概念[3];所谓国家之间“良好关系”是一种令人产生猜疑的外交辞令;“威慑”、“遏制”、“集体安全”、“建立互信”、“对话”、“共识”等在当今世界政治里基本上是不奏效的[4]。在他们看来，一些国际条约和协定并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而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谋求“制约和控制美国权力”的工具[5]。新保守主义者也不太关注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如鼓励经济、减少贫困、软实力、环境保护、国际商务等，甚至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其主要考虑是要在中东推广民主，而不一定是为了那个主权国家的石油。
在美国，所谓新保守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它从冷战时期竭力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冷战后努力倡导“单极”理念。所谓单极论，它是一种关于美国处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理念，是一些美国人针对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核心含义是要求维护和巩固“美利坚强大”的事业。这种理念起源于老布什政府时期，并在1990年代获得发展。冷战结束前夕，一批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开始提出，一个以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刻到来，即所谓的“单极时刻”[6]。冷战结束后，单极论倡导者们试图为未来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确立一幅宏大蓝图，并提出美国全球大战略。他们指出，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全球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标准旨在影响国际环境自身的发展”,使其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7];“美国不仅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警察或掌管者，而且还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灯塔或指南”[8]。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应该由一个超级大国所支配。美国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新目标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加以定义，任何地方发生冲突，将被认为是在美国周边所发生的冲突。为了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必须采取建设性的行为并利用充足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冷战后的美国安全不单是狭隘的美国本土安全，而且还包括全球的安全，因此，冷战后的美国不但不应该削减自身的军事开支，反而需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其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并运用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去重铸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民主和平”。
二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之后，不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新保守主义开始对中国的变化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在冷战后的不同时期提出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主张。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总体认识和看法，主要是建立在上述的新保守主义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战略考虑基础上。这些认识和看法是审慎的、悲观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他们的对华政策主张是以这样一些假设作为基础：中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美中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军事上的较量。
于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制造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它们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加以解读：一是批评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温和、妥协的政策;二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从逻辑上讲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
从历史上看，每当美国政府试图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选择时，新保守主义者便会对美国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1970年代末，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对美国扩大与共产主义中国的联系一度表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根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譬如，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中国)，并试图沿着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努力方向与中国改善关系。于是，里根政府和新保守主义之间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和主要的共和党人看来，里根的对华政策“令人不舒服”。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保罗·D·沃尔福威兹则鼓励美国政府与中国的接触，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舒尔兹都不赞成亨利·基辛格关于冷战时期中国在抗衡苏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看法。1983年，里根提出想访问中国，沃尔福威兹建议，为了避免看上去美国人再次向中国人“磕头”，这次要求中国总理先访问美国，然后美国总统再去中国，否则，它会给人感觉中国处于强势地位。据称，沃尔福威兹的建议在美国政府内占居上风[9]。1984年1月，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同年4月，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新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政府和后来的小布什政府的若干对华政策也提出批评。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强烈指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出于对华贸易利益而与中国打交道是在搞绥精政策，而“绥靖中国”是一个错误;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与中国做贸易不会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负责任[10]。乔治·W·布什曾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11]， 布什的对华政策表态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赏。然而，当2001年布什步入白宫后不久以务实态度处理中美之间撞机事件时，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布什政府在外交处理上对中国人使用“遗憾”一词，声称该事件表明“美国已经处于被羞辱的路途上”[12];并呼吁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应该是帮助中国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13]。这些言论成为当时新保守主义开始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不满的一部分。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方面，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沿袭冷战时期对国际政治的思维，利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把冷战后的中国继续列入美国的“敌人”名单上[14]，。他们建议，美国应确定“审慎的地缘政治”战略，谋求与越南、印度和俄罗斯建立更良好的社会关系，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包括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国会议员们)看来，由于对华经济制裁作用不大，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以便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外交及军事交流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双方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中国力量的崛起再度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期间，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直接参与了国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
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当今全球权力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移，亚洲正在出现印度和中国力量的崛起。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指出，美国应该“欢迎一个新的印度——一个拥有核武器、守法、操英语的国家——进入世界舞台”，印度将成为“美国的一个紧密盟友”;中国则“将很快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并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挑战者。[15]新保守主义杂志甚至发表署名文章，呼吁美国应该支持日本想做“正常”国家的努力，美日之间的军事联盟关系应该得到加强，以牵制中国[16]。在这些言论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中国的身份再次加以确定，并且试图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身份区别开来，从而确定美中之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美国与另一个亚洲崛起国家印度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同于美日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正在利用朝鲜与华盛顿和东京作战，而不必直接介入其中;“中国在中东、中美洲和南美洲、东南亚的对外政策，受支配于19世纪美国式的现实政治”。[17]
作为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的逻辑延伸，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核心是敦促美国政府提早对中国采取“防范”战略，因为在审慎而悲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防范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宜早而不宜迟。如前所述，新保守主义者极为看重未来世界政治中物质实力的安排。如果说占支配地位的工具是军事，那么，它规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思维模式是要寻找外部的敌人。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定了它是美国唯一选择需要加以对付一个对手[18];而且是一个“政治、军事及道德上的对手”[19]。
在防范中国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内部大体上有两种选择取向。一种是以遏制为主的防范战略。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的军事保持高度警惕。罗伯特·D·卡普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20]。但是，作为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卡普兰写道：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曾对美国构成过威胁，不过，“这种情形将立即发生变化。中国正准备深入太平洋……不难想象的是，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情形将会重演，其对抗的重心不是处于欧洲腹地，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上”。[21]因此，在他看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在太平洋上反复与美国进行不对称的对抗”，“美国的军事与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争斗将确定着21世纪”。[22]因此，对中国军事力量加以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前面提及的美国与其他盟国之间加强军事联系之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带有先进雷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要求美国领导人单方面宣布，美国不容忍中国大陆占领或使用导弹袭击的方式打击台湾，并建议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和现实。
另一种取向则表现得相对温和。199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者扎尔梅·卡里扎德(现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等人撰写了《美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战略及其军事含义》文本[23]。这是美国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它分析了当前及未来的中美关系，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采取“遏制和接触”(Congagement)的战略。2005年9月，美国国务院里另一名新保守主义官员罗伯特·佐利克(他本人于2006年6月19日突然宣布辞去美国副国务卿职务)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政策演说，提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新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分享共同的利益,并试图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与前一种取向不同的是，这种取向更倾向于试图使美国对华政策适应于处于变化中的中国以及世界政治格局。
三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一直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那么，它是否构成了影响，假如构成了影响，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从经验上难以给予确切回答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美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决定着美国政府内部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对华政策话语，譬如总统的对华政策话语会不同于国会的对华政策话语，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话语会与国防部或中央情报局的对华政策话语相矛盾等。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中美关系，美国决策者们不得不日益倾向于听取来自不同渠道包括知识精英和思想库专家们的建议，不同的观念、信仰以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甚至在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内部存在着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但是，仍然不清楚的是，像新保守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多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并制约着新保守主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程度。一个因素是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另一个因素是中美关系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程度。冷战结束前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再度出现，但在整个1990年代并没有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没有受到克林顿政府的明显青睐。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主要依据了美国外交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揉和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成分，提出对华采取“全面接触”的战略选择，尽管这个选择经常遭到来自美国国内保守力量尤其来自国会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激烈批评。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应该是伴随着布什政府执政开始的。大量的研究表明，这时的新保守主义者更为突出地利用机构性力量(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思想库、政府供职等途径)传播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理念，而“9.11”事件的发生似乎正好证实了这些主张和理念的“正确性”及“合理性”。21世纪初，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中东政策)制定构成影响是明显的，譬如在白宫、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都存在着身居要职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或支持者。
然而，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显得比较复杂，它经历了一个从布什政府最初受影响于激进的新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到后来受影响于温和的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的变化。首先，它与21世纪中美关系本身的变化相关联。尽管布什政府包括布什本人欣赏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但是，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不得不更多地以务实及合作作为基础，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24]如果说布什政府内部曾就是否“遏制”还是“接触”中国展开过严肃的辩论，那么，这场辩论现在已经结束。事实上，中美两国正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既是一个竞争者也是一个朋友，但不是敌人。布什政府接受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在竞争的过程中对中国采取“防范”战略，但也承认美国在实现自身对外政策目标时需要中国给予合作，譬如邀请中国在控制朝鲜和伊朗核计划以及稳定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个话语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中国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尽管中国可能不会无限期地容忍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霸权地位，但是中国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利害关系太密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打破这种秩序，中国也从未为自己“设计过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的理论和战略”。[25]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并非完全沿着新保守主义所设计的对华政策轨迹推进。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程度也与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思潮中地位变化有关。布什政府目前在伊拉克战争政策上所面临的严重困境，给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正确性”及“合理性”提出质疑。此外，在过去的几年里，新保守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批评，而且其内部出现严重分化和矛盾，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削弱了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26] 于是，在一些人看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并开始走下坡路。
不过，就在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争斗的时候，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信条开始在民主党内“复活”起来。据称，一批与民主党有关的权威学者和年轻的国家安全专家——譬如《新共和》杂志主编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和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以及一些民主党政客——譬如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弗吉尼亚前州长马克·沃纳(Mark Warner)和艾奥瓦州长兼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呼吁重温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计划。他们主张扩大目前的反恐战争、增加军事力量、在全球推广民主，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在必要时不要害怕使用武力。[27]本文认为，如果新保守主义重新返回民主党，那么，它似乎要进一步说明，“9.11”事件后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正在从中间逐渐走向右倾，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党派、群体和社团，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提出指导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并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尽管对施加影响的程度难以从经验上加以实证，但是，本文通过诠释的方式，叙述了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建立在这些主张基础上的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本文认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过份看重军事力量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甚至不适当地把使用这种物质力量资源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它在强调美国利用冷战后国际体系“单极时刻”的同时，忽视和低估了当代世界政治强调各行为体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合作”、“对话”以及“共识”的重要性。
本文把冷战后新保守在对华政策话语放在一定的历史及社会环境里加以解读，发现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总体特征是把当代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潜在挑战者，把崛起的中国力量作为加以遏制和防范的对象。本文认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变化的中国和现实的中美关系发展。一些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身份的消极看法，基本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对华思维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必然导致它对冷战后中国物质实力增强持悲观甚至敌视的看法，并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与世界政治及现实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的言论。事实上，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已经不再努力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宣传;也不再支持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或向它们输出“游击战争”概念。相反，中国正在鼓励市场经济，加强竞争的市场机制，分享自由贸易理念。中美之间在经济、社会领域乃至在国际事务方面分享的价值逐渐增多。因此，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实际影响在布什政府时期经历着变化过程，而且是有限的。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话语影响更加虚弱。
本文也指出，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与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衰地位有关。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东山再起，尤其随着布什政府的执政而似乎盛行于美国政府的决策中，它一度成为指导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指南。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陷入严重的困境，新保守主义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开始遭遇严重的挫折。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力也应该受到削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9.11“事件后，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更加趋于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将与其它的意识形态一起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新保守主义像一些人所观察的那样在民主党的知识精英和政客中间“复活”，那么，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前途，以及它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可能影响，还有待人们冷静观察。
注释：
*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1] 在我国，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更多关注，主要是随着乔治·W·布什总统入主白宫而开始的，尤其随着美国政府展开全球“反恐”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人们对它给予更为密切而持续的关注，
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列举近来部分的作品：王传剑：“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潘锐：“论新保守主义与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载倪世雄和刘永涛编：《美国问题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5年;姜振飞和姜恒：“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史泽华：“戈德华特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评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李志东和梅仁毅：“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王恩铭：“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何志龙：“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大中东计划’”，《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等。
[2] 近年来，论述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的分析文章也屡见报端。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列举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成果：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王联合：“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等。
[3] Steven Mufson: “Bush Urged to Champion Human Rights: Conservatives Call on President to Promote Democracy, Freedom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6, 2001, p. A5, 转引自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4] Robert J. Lieber: “The Folly of Containment”, Commentary, April 2003, 00.15-21.
[5] Jeane Kirkpatrick: “American Power-For What?” Commentary, January 2000, p. 34; John Bolton: “Courting Danger: What’s Wr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R. James Woolsey, (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der (New Jersey: Trnasaction, 2003), pp. 93-108.
[6]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冷战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现象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美国应该利用这一“时刻”去重铸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世纪秩序”，见Charles Krauthammer: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1990-1, (Winter); 1992年初，美国国防部在迪克·切尼的领导下完成新的美国对外政策战略，放弃战后“集体国际主义”概念，提出“由一个大国仁慈主宰”的新概念。
[7]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0), pp. 13-23.
[8] Lawrence F. Kapl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War Over Iraq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3), p. 21.另一本新保守主义著作也重申了这类主题，参阅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 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dom House, 2003)。
[9] Gary Dorrien: Imperial Designs：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59.
[10] 1999年至2000年期间，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言论，譬如：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Call Off the Engagement”, Weekly Standard, May 24, 1999; Robert Kagan: “How China Will Take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0, B17; Robert Kagan: “Clinton’s China Two Step”,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2000, A23;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China’s Trade Deal—Why Rush?” Weekly Standard, April 24/May 1, 2000;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he Bucks Stop Here”, Weekly Standard, May 22, 2000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he Appeasement Gamble”, Weekly Standard, May 29, 2000.
[11] Governor George W. Bush: “A Distantly Amercian Internationalism”, speech at Ronald Reagan Library, Simi Valley, California, November 19, 1999，转引自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12]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National Humiliation”, Weekly Standard, April 16, 2001, pp. 12-14.
[13] William Kristol: “Democracy in China: How about Promoting Democracy Instead of Engaging in Dictatorship”, Weekly Standard, June 25, 2001, p.11.
[14]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July 31, 1995.
[15] Victor David Hanson: “The Global Shif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June 10, 2005,(http:// article.nationalreview.com/?q=MWE4MjA2MGJiMjg3MTQ0NWY5YWUzMjJjNTkzNmFiNDU=)
[16] Richard Lowry: “Time for the Sun to Rise”, National Review, July 4, 2005, pp. 29-31.
[17] 同上。
[18] Ross H. Munro: “Counter, Confront and Challenge?”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0), pp. 68-69.
[19] Elliott Abrams et al.: “American Power—For What?” Commentary, January 2000, pp. 21-47.
[20]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5, pp. 49-64.
[21] 同上，第49页。
[22] 同上。
[23] Zalmay M. Khalizad,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S. and a Rsing China: Srategies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1999).
[24] 有关的具体分析，可参阅王联合：“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第15-16页。
[25] 郭万超：《中国崛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26] 在美国，对新保守主义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从新保守主义核心成员内部发出对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则是罕见的，最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著书与新保守主义主张决裂，便是一个例子。见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阅周琪：“福山对‘布什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抨击”，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 49152/4315752.html。针对目前新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有人提出，保守主义的大战略若要取得成功，一个前提条件是新保守主义内部的不同分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保守的现实主义)之间要联合起来。见Henry R. Nau: “No Enemies on the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8, Winter 2004/2005, pp. 4-8.
[27] Jacob Heibrunn: “Return of the liberal hawks”, Los Angles Times, May 28, 2006, p. M1.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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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四 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9年第3期
[ 摘 要] 随着中美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 软实力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尤其是在深受中美两国重视并为此倾注了不少外交资源的、独具历史地理和人文特征的东南亚地区, 这一竞争就显得特别突出。在东南亚的外交角逐中, 美国凭借强大硬实力影响而占据了软实力优势, 而中国近年来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外交成果也是相当卓著的。针对美国的软实力战略, 比较和研究两国存在差距的原因, 中国才能在这场软实力竞争中采取有效应对策略, 并立于不败之地。
[ 关键词] 东南亚; 软实力; 外交策略; 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00
作者：刘永涛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9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字和国债逐年攀升，茶党运动在美国大地异军突起，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尤其在许多保守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中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场喧嚣的、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运动的主要抱负是谋求拯救和改造当代美国社会，重铸极端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其主要思想来源乃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平民主义。茶党运动积极分子、支持者以及保守的新闻媒体和国会共和党议员，构成这场运动的三股主要力量。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极端右翼保守的主张和看法，谋求把共和党重铸为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政党。具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的茶党运动也谋求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关 键 词】茶党运动/极端保守主义/美国政治/对华关系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字和国债逐年攀升，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异军突起，其主要目标是谋求拯救和改造当代美国社会，重铸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作为一场喧嚣的、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运动来势凶猛，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尤其在许多保守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中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引起人们对它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给予关注①。
在美国政治话语里，茶党这一术语往往与“反抗”或“抵制”的含义相联系。1773年，波士顿殖民者不满英国政府颁布的征茶税令，把准备运往英国的茶箱货物倾倒入波土顿湾以示抗议。“茶党”一词由此而得名。2009年，当代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东山再起，这次所抵制的对象则是美国政府②。随着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党派分歧和矛盾开始加剧。白宫和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国会通过“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条例”，并在大多数共和党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使这一刺激美国经济的条例仍然成为一项美国法律。党派之间缺乏合作和共识的情形，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在新闻媒体不断宣传报道的推动下，许多基层保守主义人士和团体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增税计划。一场“反政府”的茶党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一、茶党运动的思想来源以及谁是茶党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有一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其行动纲领指导。大体上讲，当下美国茶党运动的思想基础主要有三个来源，它们分别是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自由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潮。
在美国，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一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美国建国时期以倡导和奉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作为启蒙，但是保守主义却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思想之一。保守主义的核心含义是，尊重传统、赞成共和国体制、崇尚法制和基督教教义、捍卫西方文明免受所谓现代专制政治文化的挑战。不过，保守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不同的分支。政治保守主义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责乃是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及财产;过分的政府行为将危害公民自由和社会进步。经济保守主义赞成精简政府、低税、有限的企业规定、企业自由化。社会保守主义则崇尚传统的社会价值，包括赞成实施学校祷告和死刑做法，反对世俗主义、堕胎以及同性婚姻。一般地讲，大多数保守主义者支持共和党(而非民主党)人，赞成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维持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的优势地位。
茶党运动还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根基。自由意志论在一些方面分享着保守主义理念。它倡导有限政府并反对行政官僚作风，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护公民及企业免受恐吓及暴力的威胁;提倡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社会责任和义务;赞成自由经济市场，反对增税;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持宽容态度等③。不过，极端的自由意志论所面临的难题更多是在实践(而不是理念)方面。譬如，里根政府时期，经济自由意志论倡导政府不要插手商业活动，它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背负巨额财政债务，因政府监管不力而出现金融丑闻。历史教训和失败经历反映了极端自由意志论所面临的困境。
平民主义(populism)是茶党运动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在美国政治史上，存在着意识形态各异的平民主义运动，但它主要还是与极端右翼思潮和政治势力联姻在一起。进入21世纪，各种新的平民政党在美国形成④。尽管平民主义存在着不同分支并抱有不同的理想，但平民主义倡导者们分享着一些基本看法。首先，平民百姓被视为美国社会里道德高尚的人群。其次，社会精英应该遵循并兑现自己所做的许诺，把这个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倘若社会精英只顾自己、自谋私利，那么平民百姓就要组织起来羞辱他们，并剥夺他们的权力。再次，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僚机构不能剥夺平民百姓的正当权利、财产、身份和声音。在平民主义茶党人士眼里，当下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代表者，乃是华尔街、奥巴马政府以及倡导扩大政府规模的民主党人。
大体上讲，美国茶党运动主要由三股力量汇集而成。第一股力量是茶党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是共和党人或者倾向于赞成共和党理念的人、肤色上主要是白种人、已婚者、大多数为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年人和更年长者。这些人往往比其他许多美国人受过更多良好教育;经济上舒适宽裕，比一般美国人收入更高，不一定很富裕，但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者。许多茶党积极分子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新教徒。换句话说，茶党积极分子社会及经济地位优越、政治上抱有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产阶级范畴、往往具有宗教信仰。
第二股力量是茶党运动支持者(包括团体和个人)。2003年，由美国超级富豪科赫家族(the Koch Family)资助并指导的思想库“健康经济的公民”(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宣布解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一个是成立于次年的“自由行动组织”(Freedom
Works)。多年来，该组织一直竭力倡导保守主义的理念，包括减税、废除政府对商业的限制、提倡社会保障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茶党运动兴起时，该组织立即给予大力支持。另一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是以政策支撑为导向的“富民社”(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它继续从科赫家族那里获得直接的资助和指导。总部均设在首都华盛顿的这两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承袭先前思想库的保守主义传统，继续推动限制政府权力的各种议程。2009年茶党运动的出现，为它们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及社会目标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动力⑤。
在支持茶党运动的众多个人方面，尤其需要提及思想上极端保守、政治上极为活跃的科赫家族。科赫兄弟(David and Charles Koch)在石油化工业集聚财富，成为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富有者之一。他们对政治颇感兴趣，赞成极右翼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包括支持对富人减税、抵制华尔街金融改革、赞成社会保障及医疗照顾计划私有化、废除不必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反对环境保护署等。为了实现这些政治及社会夙愿，科赫兄弟投入大笔金钱创立并支持带有保守及自由倾向的政策思想库、基金会以及大学项目;通过媒体与政治上的敌人斗争，支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游说活动，扶植极右翼政客赢得政治选举。茶党运动兴起之后，因其极端保守主义思想、政治和社会目标追求与科赫企业相似，而得到后者从财力和组织上的积极支持。
支持茶党运动的第三股力量乃是保守的新闻媒体和思想库，以及国会山的“茶党”小组。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媒体对茶党运动给予积极报道、介绍和传播。在美国税收日的第一天，“几乎所有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参与了”对茶党运动的欢呼⑥。得到科赫家族资助和指导的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思想理念上奉行自由意志论，倡导市场经济自由化、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等原则，从思想和政策研究上推动和支持茶党运动。在国会方面，来自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院女议员米谢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牵头成立众议院“茶党”小组。在参议院，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保守派旗手、茶党“造王者”(kingmaker)、共和党参议员吉姆·德民特(Jim DeMint)创建了一个类似的小组。2010年中期选举后，这两个国会小组均获得了发展。得到茶党运动支持而赢得当选的共和党议员们，在国会山组成极端右翼的政治保守主义力量⑦。
二、茶党运动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为了改造当下美国，茶党运动聚集和推动全社会各种力量，以谋求实现茶党运动所追求的长期奋斗目标，包括给富人减税、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理限制、改善许多茶党人所依赖的社会保障、推动医疗保健计划私有化制、强化美国的军事力量。为此，茶党运动从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看法。
在政治方面，茶党运动对美国宪法的权威进行捍卫并给予敬畏。它呼吁美国社会遵守宪法及其精神，并广泛引用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建国文件(如“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旨在表达有关追求有限政府(强调各州的权利)、宪政以及个人责任等核心政治价值⑧。为了提升美国宪法的权威性，茶党运动甚至把美国宪法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将前者视为“神圣的文本”，对其进行宗教式的理解和诠释，倡导以阅读《圣经》的方法阅读美国宪法。[1]在茶党运动看来，通过分享宪法文本，讨论其含义、目的和理念，可以把大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
茶党运动对当今美国政治现状颇为不满。在许多茶党人看来，美国职业政客们正在绑架美国，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获得连选连任，只顾享受手中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却把自己所代表的选民利益和需求抛在脑后。联邦政府也日益脱离美国宪法的约束，在处理医疗保健、贸易和企业规范等方面，超越了它所应有的权力范围。茶党运动指望看到一个破除领袖地位的美国，一个没有等级区别、没有庞大联邦政府、没有政府征税和法规限制的美国。
在经济方面，美国社会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更大的邪恶者是“大政府”还是“大商业”。在茶党运动看来，回答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只有不受阻力的市场商业活动和自由追求，才有可能出现经济的繁荣。于是，茶党运动抵制日益增长的联邦政府开支及征税，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强行规定和限制，认为这些做法侵蚀了美国宪法所倡导的个人追求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基本自由价值观。政府和工会被认为是腐败的来源;企业被理想地视为自由市场及商业的积极力量。市场只要不被干预，就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在理解什么是好政府方面，茶党人经常借用托马斯·杰弗逊的话：“一个贤明而节俭的政府，应该让人民自由地管理他们对自己实业和进步的追求，而不应该从他们的口里将他们自己挣来的面包夺走，这才是对好政府的概括。”[2]
实际上，茶党运动对政府的作用持复杂矛盾的态度。笼统地讲，它反对大政府，反对失控的公共行政开支以及严重的国债和赤字，甚至悲观地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走向分裂和破产，而且这个国家的未来正朝着灾难后果走去，除非它削减数万亿的联邦预算。具体地讲，茶党人并非反对所有的政府规定或由税收支撑的庞大社会开支。问题是政府被谁规定，规定什么内容，谁从这些庞大的社会开支中获益。一方面，茶党运动要求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领域的商业活动，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强行规定和限制;另一方面，它竭力支持各级政府在限制移民方面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在社会方面，茶党运动反对政教分离、维护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倡导社会美德主导下的个人自由，把“生命圣洁”和“传统婚姻”视为“个人”及“宗教”自由的体现。社会保守主义者要求政府坚持并倡导传统的道德理念，赞成把社会公益及好处给予那些自食其力者，反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扩充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帮助和救济社会中那些不劳而获者。他们声称，政府向劳动者征税，然后以社会福利项目的形式将它们用于救济那些社会“寄生虫”，这种做法违反了传统的“美国梦”中所倡导的——勤劳和自食其力——美德及价值。茶党人经常引用古罗马人西塞罗的一段话：预算应该平衡，财政应该填充，国债应该削减，官场的傲慢应该加以遏制和控制，对外援助应该减少。否则，罗马将会破产。人民应该重新学会劳动，而不是倚赖公共救助过活。在许多茶党人看来，这段话里只要将“罗马”一词改为“美国”，便是表达了当今茶党运动对美国社会提出的诉求。
当然，茶党运动也表现出它复杂矛盾的立场。大多数年长退休的、中产阶级茶党人想从由纳税人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中获得最大好处，同时又竭力要求政府削减征税和联邦开支。换句话说，茶党人赞成政府实施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以及对退伍军人的慷慨补贴项目，但不愿看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和救济在茶党人看来属于不值得帮助和救济的社会“食利者”，包括外来移民、低收入者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此外，一些倡导自由意志论的茶党人更是提出了与自己信奉理念相反的社会主张。一方面，他们宣扬并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吸食大麻合法化、反对堕胎合法化，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有关规定，维护和体现美国的传统“家庭价值”和“伦理价值”。
在对外政策方面，茶党运动内部存在着不同立场。以美国国会议员容·保罗(Ron Paul)为代表的非国际干预派主张，美国对外政策宜采取海外实力收缩战略，不赞成美国谋求做世界警察。这一派认为，不能在限制国内大政府、谈论财政紧缩、预算赤字和日益膨胀的国内开支的同时，却支持政府的海外扩张行动、耗费庞大军事开支占领和威吓世界其他地方，或不顾在世界上维持一个庞大的美利坚帝国所需要的费用。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幻觉上，即通过举债和印钞的方式维持美国在海外的武力存在。前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等人则代表着传统保守主义派，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应该积极但审慎地卷入国际事务，因为只有深入接触这个世界才能保护美国国内自身安全。这一派认为，美国应该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在决定派兵卷入海外事务之前明确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作为最后的政治手段，一旦决定出兵，美国宜投入全部力量快速取胜。国家重建在理论上是个美好想法，但美国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战争胜利;美国士兵决不能置于外国人的指挥之下。
从目前看来，在相互竞争的两种主张里，后一种主张明显处于美国茶党运动对外政策的上风。尽管如此，大多数茶党人分享一些基本的对外政策看法。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应该在军事上保持处于世界“绝对优势”的地位，信奉里根保守主义时代关于“以超强军事手段维持和平”的理念，维持现有美国国防开支水平，反对民主党人和具有民主党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提出美国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主张⑨。
三、茶党运动把美国保守主义推向极端
所有的西方政治(包括美国民主政治)关乎道德上至关重要、情感上充满偏爱的东西，譬如宪法范围内政府应该做什么，人民对国家权威提出怎样的政治及社会诉求。西方政治还关乎身份，即我们是谁以及作为对立关系中的他们是谁。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政治家和政客们替“我们”讲话，为“我们”办事，而不是替“他们”说话办事。
于是，美国茶党运动中各股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威和权力给予格外的重视。它们的一个明确抱负乃是要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使极端保守主义重新成为主导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这一抱负，茶党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和方法，从起初通过走向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及社会诉求，到组织安排各种茶党集会、市政厅会议和政策辩论，再到采取更为成熟、更为机智的方式——通过支持他们认为具有茶党人极端保守主义思想的候选人参政执政，使这些人替茶党人说话和办事——以谋求改变当下美国的政治生态。
一般地讲，茶党人(尤其在国内政治大选期间)支持共和党，谋求把该党重铸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更为极端保守的政党。2010年，茶党运动在国会中期选举期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些评论认为，正是茶党人帮助共和党人重新夺回在新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通过所支持的候选人使共和党人赢得在参议院更多席位，缩小了共和党在参议院与民主党多数席位的差距⑩。此外，在茶党运动的公开支持下，强硬的保守主义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一些主要州(像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的州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赫兄弟通过大量政治捐款方式支持他们所欣赏的政治候选人。他们不仅影响和左右2010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使利用这些政治捐款获得好处并步入国会山的新议员形成科赫兄弟的“国会帝国”，而且还投入大量金钱支持极端右翼的共和党人竞选州长职务。
在明确表示支持共和党人参政执政的同时，茶党人要求在任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为茶党运动倾心倾力，否则，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将面临来自右翼保守主义力量的挑战。一定程度上讲，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后，促成美国政治中形成新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在国会山，随着大批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议员当选，国会共和党领导层比以前更趋于保守。为了满足茶党运动所希望看到的美国政治及社会变化，他们在社会福利、经济和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从保健计划、税收、财政到军事干预利比亚——与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主导的参议院发生分歧和对抗。正如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前参议员埃伦·斯派克特(Arlen Specter)在最近出版的自传里哀叹道，美国政治中心已经死亡，并且抱怨他先前的共和党同行以及茶党活动分子制造了美国政治及国会内部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3]
不过，并非所有的茶党人都是共和党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自称为政治上的“独立者”，这意味着他们或许比一般共和党人更为保守，或者是共和党人中的偏右者。许多茶党人对政治上温和的共和党人持怀疑、批评甚至不信任的态度。茶党运动的一个目标是要推动和影响当下的共和党发生变化，使该党更坚定地接受极右翼保守主义价值和传统原则，成为更加不妥协的保守政治力量。为了重铸美国政治中的共和党，茶党运动(尤其茶党人中间更为年长者和极端保守的选民)积极支持极端右翼的共和党人参政执政，对那些在任的、温和的共和党人则表示不满，抱怨他们“与民主党人在政府规模和资金上达成妥协”。[4](P156)茶党运动指望更多的极端右翼共和党人参政执政，那么，茶党运动的政治及社会目标就有可能早日实现。
于是，人们看到茶党运动和共和党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茶党运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共和党人的复兴需要借助像茶党运动这样的美国基层社会力量所给予的政治热情以及各种资源上的支持和帮助。茶党运动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和推动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积极参政执政，促使他们采取不与民主党进行任何政治妥协的坚定立场，以实现茶党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造美国社会及政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尽管极端右倾的国会共和党人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白宫和民主党人持强硬的立场和态度，但是，许多共和党人清楚地知道，政治意味着妥协，尤其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体制里，倘若没有妥协，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于是，茶党运动也把保守的共和党人推到美国政治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不管怎么说，在2010年国会选举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茶党运动积极参与并影响2012年美国政治大选的结果。茶党运动不再搞群众示威或举行市政厅会议，而是在政治上表现出更为成熟和机敏，以表明茶党运动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上升的美国政治力量。类似于2010年的竞选战略，茶党运动积极物色并资助具有茶党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候选人在2012年初选中获胜，让他们取代温和的、政治上趋于妥协的在任共和党议员，即所谓“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 In Name Only， RINO)。2012年9月13日，来自肯塔基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克乃尔(Mitch
McConnell)聘请茶党“战略家”杰西·本顿(Jesse Benton)为自己2014年的竞选出谋划策。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选择政治上极端右翼保守、具有茶党运动意识形态倾向的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作为竞选伙伴，一个主要目的乃是指望总统大选中能够获得来自茶党运动的更多支持。
四、茶党运动的对华意识形态
茶党运动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在对华关系方面呈现为审慎和悲观的现实主义。在美国，茶党人、保守的共和党人以及具有茶党运动极端保守倾向的现实主义倡导者们，他们通过对历史进行有选择地学习和类比，倾向于把迅速发展的中国视为对美国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和挑战的一个来源。
在对华贸易方面，茶党运动要求美国政府减少对中国的借债依赖，以减低美国向中国欠债的压力。这种认识与茶党运动对西方历史的学习——尤其对大英帝国兴衰教训的总结有关。许多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认为，大英帝国军事溃败源于布尔战争后的收缩政策。英国在经历两次布尔战争后感到财力不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允许海外势力成立自治地区，这被认为是大英帝国走向衰亡的开始。最终促成大英帝国从军事溃败到帝国版图瓦解，乃是由于经济上受制于他人。1956年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时，公然入侵埃及的英国和法国仍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下，英法两国接受停火协议，使英国保守党人艾登首相下台。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当时英国“被停火”的原因乃是美国利用经济手段逼其就范，包括抛售英镑，否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贷款，停止向英国提供经济援助等。对大英帝国衰亡史的反思，加剧了一些人对美国综合国力逐渐衰落的担忧。因此，在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不能让任何一个(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单一债权人。他们指责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岗位”、“操纵人民币汇率”。在他们看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首要目的是如何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不是谈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赢”合作。否则，美国就会成为一百年前的英国。
在安全方面，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对未来亚洲和中美关系持审慎而悲观的看法。他们趋于把未来的亚洲想象成是1945年前的欧洲、一个具有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场所。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理解为是一种历史规则。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使得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地缘战略和国家利益的激烈竞争成为不可避免，尤其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之间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民主传播以及多边主义，这些都难以摆脱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发生战略竞争冲突的传统安全困境。
具体在中美关系方面，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同样持审慎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必然面临着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欧洲历史的两次经历支撑着他们这种认知。一次欧洲历史经历是，根据古希腊人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观察，雅典人的力量获得发展，它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作为陆地力量的雅典人，在自身强大之后开始挑战作为海上力量的斯巴达人，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次欧洲历史经历是，19世纪德国在欧洲崛起。作为一个大陆力量，崛起的德国开始发展自身海军实力并挑战作为海洋霸权的英国，从而引发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之间的政治悲剧。在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那里，2l世纪中国被历史地类比为古代雅典和19世纪德国。作为大陆力量的中国在其发展之后，必然要挑战作为海洋力量的美国，从而使亚洲保持的一种现存力量平衡——中国作为大陆力量和美国作为海洋力量——被打破。鉴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发生“权力转移”的情形不可避免。作为守成力量的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增强它与亚洲盟国——尤其是日本——的关系，如果美国想实现长期遏制中国力量发展的目标。
于是，中国海军力量的逐步发展成为近年来美国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的核心关切。在他们看来，作为传统上的陆地力量，中国谋求海上军事力量的逐步发展，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军事优势，并有可能最终打破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5]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将展示发展海军力量的强有力“战略意志”。因此，以为中国会维持海上争端现状并愿意继续保持目前水平的海军力量是愚蠢的。美国海军应该重新研究20世纪上半叶德国海军力量崛起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应对21世纪在海上出现中国版的德国海军舰队做好准备。[6](P34)
然而，这类消极而悲观的看法和主张，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关键的方面。一方面，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经济的不景气表示担忧，应该从美国经济体制的持续可行、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把美国经济的衰退简单地归咎于别国。事实上，美国国内企业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和压力与中国关系甚微。另一方面，昔日的欧洲并非今日和未来的亚洲。正如有评论者提出质疑，“为什么要用欧洲的过去——而不是亚洲自己的过去——去探索亚洲的未来?”[7](Pxi)实际的情形是，与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中国正在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发展，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不断发展的中国已经并继续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稳定者——而不是威胁者。
五、结语
如果说2009年前人们提及茶党还是指几百年前发生在美国波士顿湾、旨在抗议大西洋彼岸英国政府的倾茶事件，那么现在人们再次提到茶党运动时，它则是指发生在美国本土、对美国政府发出直接抗议的政治思想运动。当代茶党运动不仅影响和改变着美国政治生态，而且是近年来美国社会中最具争议、最具戏剧性的事件。
通过对当代美国茶党运动的观察、探究和分析，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茶党运动在思想来源上吸收并结合了美国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以及平民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呈现为强烈的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倾向。它由美国社会各种保守力量所构成，包括茶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茶党运动的保守主义团体和个人，以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它既是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众反政府政治运动，也是具有保守倾向的社会知识精英和政客卷入的社会运动。
第二，茶党运动倡导坚守美国宪法、削减政府开支并减税，减少国债以及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但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采取了前后矛盾和自私的立场和态度。它要求限制政府的作用，但同时要求政府在移民政策、堕胎政策和同性婚姻方面采取更强硬措施。它反对政府扩大以税收为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但又希望从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中获得好处。
第三，茶党运动把重铸美国共和党作为明确的政治战略目标，谋求把美国政治推向极端右翼保守的方向。在策略上，它积极物色和支持具有茶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候选人参政执政，通过他们实现茶党运动的政治战略目标。2012年政治大选继续反映出茶党运动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上趋于成熟，尽管茶党运动本身面临着发展问题。
第四，在对华关系方面，茶党运动极端右倾的思想，表现为保守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欧洲经历的简单学习和历史类比，它们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未来亚洲及中国的发展持审慎和悲观看法。
尽管人们对美国茶党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支持者欢呼它促使美国重新回归核心价值;反对者认为它只不过是传统上的宗教右翼思潮复活而已，把它视为带有种族歧视的、反动的、最终将是徒劳的抗议运动，但不管怎么说，茶党运动改造着美国政治，美国政治也在改造着茶党运动。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是，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日益多元文化、多种族共存、政府不断充当积极角色的新时代。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未来命运如何，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可参阅Scott Rasmussen and Doug Schoen， Mad As Hell： How the Tea Party Movement Is Fundamentally Remaking Our Two-Party Syst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0; Dick Armey and Matt Kibbe， Give Us Liberty： A Tea Party Manifesto，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0; Anthony DiMaggio， The Rise of the Tea Party; Political Discontent and Corporate Media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Elizabeth Price Foley， The Tea Party： Three Princi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nald P. Formisano， The Tea Party： A Brief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张业亮：《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赵敏：《美国“茶党”运动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廖坚：《茶党运动兴起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4期;房广顺，唐彦林：《茶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8期，等。
②2009年2月19日，美国广播公司商业财经频道(CNBC)记者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大厅，抨击奥巴马政府救助抵押违约者的计划，揶揄那些还不起房贷者为社会的“失落者”，并借用“茶党”一词呼吁人们起来抗议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
③有关茶党运动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阅David Kirby and Emily McClintock Ekins， “Libertarian Roots of the Tea Party”， Policy Analysis(Cato Institute)， No. 705， August 6，2012. 另参阅Ronald P. Formisano， The Tea Party： A Brief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譬如2002年成立的美国平民党(the Populist Party of America)、2004年组建的马里兰平民党(the Populist Party of Maryland)，以及2009年成立的美国平民党(American Populist Party)。
⑤支持茶党运动的全国性团体组织机构还有“茶党快车”(The Tea Party Express)、“茶党爱国者”(Tea Party Patriots)以及“茶党联盟”(Tea Party Federation)等。这些基层团体组织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参阅Mark Meckler and Jenny Beth Martin， Tea Party Patriots：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IC， 2012.
⑥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3.
⑦2012年12月，参议员德民特令人意外地宣布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出任美国传统基金会总裁，指望通过领导一家极右翼思想的智库继续推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
⑧参阅Elizabeth Price Foley， The Tea Party： Three Principl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该书作者以为，茶党运动并非追求政治，而是谋求捍卫美国宪法原则，尤其是有限政府、主权至上、宪法原本主义三个“核心原则”。
⑨有关茶党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可参阅Walter Russell Mead， “The Tea Par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Ron Paul， “A Tea Party Foreign Policy： Why the Growing Grassroots Movement Can’t Fight Big Government at Home While Supporting It Abroad”， August 27， 2010，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27/a_tea_party_foreign_policy; Daniel Horowitz， “The Palin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What Is a Conservative Foreign Policy?”， at http：//www.redstate.com/dhorowitz3/2011/05/04/the-palin-foreign-policy-doctrine/.
⑩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茶党运动成功地扶植了一些参议员候选人，包括帕特·托密尼(Pat Toomey)、马可·儒毕欧(Marco Rubio)、兰德·保罗(Rand Paul)、迈克·李(Mike Lee)、容·约翰逊(Ron Johnson)等人，但也支持了一些失败者。在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处于弱势的哈利·瑞德(Harry Reid)和米歇尔·巴奈特(Michael Bennet)分别战胜了茶党人支持的更虚弱的竞争者，使民主党人以微弱多数继续主导着国会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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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海泳, 李庆四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2年10期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市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2001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2009财年赤字已达1 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2011财年的约1 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2001年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相比2003年，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主要分为自主性支出项目(discretionary spending)和法定支出项目(mandatory spending)。根据《1974年国会预算与撤销支出授权控制法案》，支出上限适用于像国防、行政经费等必须每年经国会审核、授权和拨款，具有调整空间的项目，这些项目支出若超出上限，旨在全面削减支出的“扣押性机制”将自动生效;对于医疗、福利、社会保障等不需要国会每年讨论的法定支出项目，则适用现收现付机制，即谁提出一个增加支出的项目，必须同时提出相应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的项目，以保证总额不会被超越。[4]2011年联邦财政预算中的自主性支出约为1.35万亿美元，约占预算总额的近40%。[5](P1)自主性支出的约一半为国防开支，其余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就业与社会服务、交通运输、收入保障、退伍军人福利、公共卫生、国际事务以及执法开支等。由于削减医保及医疗补助、社会保险支出等法定支出很难获得民意支持，而削减国防支出等自主性支出的压力较小，因此国防支出成为削减重点。如果自主性支出均按上限成比例削减，2021年的国防开支将占GDP的2.7%，而最近10年这一比例约为3.4%。[6]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2012年以后5年五角大楼必须削减2 590亿美元军费，10年的削减目标则为4 870亿美元。[6]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2000-2010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 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12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理论上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但由于程序或技术原因导致美债延期付息的“违约”行为却可能发生。这样就会导致美国国债交易价格下跌，包括中国等在内的重要投资者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蒙受资产缩水的损失。虽然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发行、输出美元用以对外支付、稀释积欠债务，但是过激地、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动摇、破坏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如果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持续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债的信誉度，而且会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经济等关系自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二、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1.美国的减赤计划加剧及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
美国政府以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作为遏制债务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国减赤计划中，国防预算成为要控制和削减的重点。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后手段，军事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且国防预算惠及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和从业人员;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甚为关注，削减国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团体的极大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美国相对优势下降的形势下，美国国防支出的减少必然加剧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削减国防经费，是无视美国正面临攸关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的新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美国面临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新威胁，中国寻求最终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树立霸权;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影响力消退，要求美国给予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美国由于削减军事能力而无法提供保证，这些国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中国斗争。[9](P8)总之，类似言论屡现美国报端，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军费受限的美国必然加剧对中国的疑忧。
奥巴马政府近年的战略重点东移之调整显示了美国政府已在实际操作层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频繁举行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于2012年1月初发布的《国防安全纲要》指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部署。[10](P2-4)1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美国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5 250亿美元，另有884亿美元用于海外紧急行动。他声称，虽然这两项费用较之2012财年的5 310亿美元和1 150亿美元有所削减，但是美军将加强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地区的军力。[11]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在整体压缩背景下逆势而上，充分暴露出美军战略调整、防范中国的意图。
2.债务问题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关注。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衰退，美国需要中国继续借贷，以助其稳定金融市场、度过经济动荡时期。奥巴马上台前后一些美国战略家提出的所谓中美“两国集团”概念正反映了这一需求。此间，中国购买美债数额确实继续增长，并于2008年9月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但鉴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迥异于美国、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近年来关于中国崛起之说不绝于耳等，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通过债权国地位获得的权力资源以及对美国的影响。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近年购买大量美国国债不仅基于商业考虑，还包含政治动机，且从投资角度看，中国可能在国债价格处于高位时出售套现。这种担忧使美方认为中国可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美国拥有过大的影响力。正如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台海危机期间，中国的央行可能比舰队对美国的威胁更大，中国关于削减美元外汇储备的一则简单声明可能会给美元或者美国的利率造成巨大压力，这可能与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向英国施加压力的做法如出一辙。”[12]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债权国的评估，而对最大债权国中国的评估和相关立法最为重视。第112届国会提出的几项关于评估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的影响等问题的法案较为典型。如2011年5月19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在参议院提出“外国持债透明度与威胁评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山姆·约翰逊(Sam 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 R. 2166)。两项议案力图增加外国、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评估外国持债对美国造成的潜在风险。两个立法议案认为，特定情况下中国持有的美债会成为操纵美国政策的工具，中国会借此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企图以抛售美债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等。此外，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克·麦肯伊(Howard P. Buck McKeon)主持制定的“2012财年国防经费授权法案”(H. R.1540)，要求国防部就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其实，美方对中国会借债权危及美国安全或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总体上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从意图还是能力(如所占美债份额有限)上看，中国并没有利用所持美债打击美国经济的可能，更未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3.债务关系对中美政治行动空间的不同制约。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似乎颇为忌惮，但实际上，中美债务关系对两国行动能力的制约是不对称的，或者说两国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没有意图以所持美债破坏美国经济。同时，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大，一旦大幅减持，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导致美债价格下跌，致使中国所持美债价值大幅缩水。况且，如果中国不持有美债，目前并无可行的大规模分散投资渠道，如仅持有美元，则等于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此可知，尽管美国积欠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债务，但美国并未因债务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受限，倒是以购买巨额美债而对美显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国反受羁绊。
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年，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彼时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际，需要中国与之“同舟共济”。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形势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却呈现一波三折状态。近来，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大幅调整，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性问题上，如南海主权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等，美国一再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毫不虑及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反有变本加厉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实的政治让步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历史上，一个强国能够非对称地惩罚另一强国的成功先例极少。[13]由此，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
虽然中美债务关系具有非对称特征，但由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重要，一个问题领域的博弈往往会对另一问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纷争不断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凭借债权国地位及对所持美国国债的战术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美直接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博弈能力。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美债议题，有利于消减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三、债务问题对中美经济议题的影响
1.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美中两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关系。中国主要以廉价劳动、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为代价，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和美国日用消费品最大供应国。而美国则通过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来回流美元，并以回流美元继续投资中国等的实体经济，以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多元化投资渠道受限，以及美债具有的所谓安全性等因素影响，中国以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储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正是内在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政策才是美国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债务攀升、经济疲软之际，美国无视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习惯等问题，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一味将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无异于“美国生病却要中国服药”。正如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有害的误解，即一国的贸易顺差是由该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的长期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伙伴的欺骗。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不会影响贸易差额。[14]同时，金融危机后，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国势渐衰，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而政客们则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砝码，在大选年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呈现频率提高、强度加大、手段翻新、内容增多等特点，涉华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如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惊人的438%。同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输入的约27.4亿美元的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创下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此外，美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如造纸、钢铁等行业。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渐趋强硬，其在201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司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月28日，美国启动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助推奥巴马政府实现增加出口的目标，以及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来自全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目标直指中国。3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等国政府补贴的商品进行征税的权力。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渐趋频繁。仅在今年5、6月间，美国商务部就多次发起对华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等多个行业。由此，美国已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
由于中美双边经济失衡的局面难以改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最主要债权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也将持续恶化。
2.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
早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国未能通过弱势美元拉动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美国政客习惯性地寻找替罪羊。未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成为重要靶子。201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中，2011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施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提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意图明显。虽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但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承认巨额贸易赤字及联邦债务的背后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等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强压中国调整汇率。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提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会给政客带来可观政治收益。
同时，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而对外负债以美元计价，债权国货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减轻美国的债负，有利于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逾3万亿美元外储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若按美国意图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及国力的削弱。基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债问题的现状，中美汇率议题的博弈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并将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3.两国对债务关系的依赖将长期化。
由于国际经济格局及互补的经济结构等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债务关系。中国难以通过投资国外实体经济、大宗商品等冲销高额的外储。如美国政府严防中国染指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高技术领域，2011年2月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失败案例堪为典型。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国。如2010年底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三折，美国政府不仅隔岸观火，还想趁火打劫。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往往在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现端倪之后，频繁调降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债危机的加剧使大量避险资金涌向美国，也导致中国等美债的持有者更难以分散投资。在中国经济结构未能彻底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积累的巨额外储，除了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外，其他投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购买了巨量美债，便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持，结果造成中国对美债市场较大的依赖。
对美国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就需继续对外输出美元，其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美国难以消除对中国借贷的依赖。基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债权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金融危机发生后，访华的国务卿克林顿等美国高官无不强调美债的安全性，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此举可以达到既获得中国融资，客观上又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法汲取中国的财富、限制中国国力增长的目的。
为保持对中国投资动向的把握以及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2012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而不必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代理。这是美国财政部首次给予外国央行如此“特殊待遇”。由此，外界便无法立即了解中国央行的买入信息，以防华尔街金融机构提高国债价格，但是中国央行在出售美国国债时，却要经由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代理。虽然中国的买入信息不会立即为市场所知，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能更好掌握和跟踪中国央行的购买信息和动向，减少此前对中国持有美债准确数额不明的困扰，为判断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固化中美债务关系，使中国对美国的借贷长期保持高位。
总之，经年累积的美国国债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美国各届政府无法回避的、必须应对的问题，并将长期牵动着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的神经。考虑到中美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货币和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长期依赖中国的商品和借贷，因此中美债务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中，巨量美债犹如握在中国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又会害己。中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美债的持有量也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而患上“债务依赖症”的美国更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美债的最大买家。因此，尽管中美债务问题会滋生相关争议，但又能加强两国间至少是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债务问题的广泛关联性必将继续影响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议题，并将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以期变美债这个“烫手的山芋”为中美长远稳定关系的联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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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198
作者：李庆四 来源：《新视野》2008.4
摘要：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双方又有结构性矛盾，但两国关系几乎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这是由于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不同，中美密切的经济依赖成为双边关系的驱动力。中美关系固然与全球化时代条件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优势。然而，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在加强中美关系的同时也导致了摩擦与分歧，从而成为新的矛盾根源，即贸易、金融和文化的持续全球化进程，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这在近年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中美关系;经济驱动力;结构性矛盾
过去30年，中国与美国(其实是整个西方)已形成了相互需要、全面合作的格局，任何施压的做法，必然引起反作用，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
中美关系的经济驱动力
(一)飞速发展的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是世界双边贸易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关系之一。2007年美中贸易已达3890亿美元。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并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中美贸易的重要性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忽视的。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左立克所说，中国不仅卖，而且也买。过去3年世界经济下滑，致使美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下降了7%。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却增长了75%。同时，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是美国农场主和制造业主近年来产量、销售和利润大增的主要原因。当然，并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2006年美国经济总量仍是中国的10倍。目前，据美方统计，中国已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同时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政府债券持有者(2007年底为3880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的数字，2007年华盛顿与北京的贸易赤字可能超过2600亿美元，进一步刺激了国会议员。他们时常扬言，如果北京不放松对人民币的控制，就制裁中国进口。
(二)中美经济互补性强
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今后将会有增无减，这反映了两国在全球经济供应链条上的不同地位。
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大国，产业结构有很强互补性，相互依赖越来越强。从美国方面看，保持高额贸易逆差是对外经贸合作的一大特点，也是其贸易赤字战略的具体体现。美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伙伴的贸易均为逆差。自中美建交以来，双方的经贸往来迅速升温，一直保持上升势头，表明双方贸易的互利性。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却发生了重要转变，美国把中国提升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如果美国经济严重下滑，政治气氛可能会恶化。特别是目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风险，有可能波及到世界经济。但美国仍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由于税收结构和低储蓄率，美国宏观经济稳定记录并不好，但在一系列领域仍居世界前列：高等教育和训练，劳工市场的灵活性，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取得风险资本的便利，企业管理水平以及创新能力等。麦肯锡的威廉·刘易斯对全球数十家企业的竞争力所做的调查认为“美国几乎是每个工业领域生产率的领袖”。
通过升值人民币纠正美国贸易不平衡，并非是国会议员真正担心的威胁。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事实上为世界经济和美国企业及消费者提供了很多好处。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使沃尔马这样的公司取得了破纪录的业绩。中国人民银行用贸易盈余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帮助很大。另外，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公司实现的，并把它们的储蓄回馈给国内消费者。
(三)双方经济依存度高
与美苏冷战关系不同，中美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复杂局面。
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居民的购买力迅速提高。事实上，她已成为世界最大消费者，在5项基本食物中的4项、能源和工业品方面都超过了美国。因此，无论是全球贸易、气候变暖等，如果没有中国什么持久性解决方案都不可能。
正如美财长保尔森所强调的，美中双方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从贸易到产品安全到气候变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利益不相互重叠。作为美国政府公债主要持有者，如果中国不再购买美国公债，或是在超过兆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减持美元，美国就会遭受货币供应吃紧、利息高涨、经济失控的危机。从产品安全到金融改革、能源和环境等方面，两国经常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处理这一关系需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机制和其他多种措施。中美关系对双方的国家利益和对维护稳定、安全和繁荣的全球经济体系，都有重要意义。
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赖的结果是谁也离不开谁。从中国角度看，美国作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从美国角度看，健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可见，技术和全球经济革命，使经济关系逻辑完全不同于以往：它使当前世界秩序的政治和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2]
中美关系为何经济先行
(一)经济全球化必然趋势
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国家，这正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
贸易推动了美国经济并提高了美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反对者认为，由于中国和墨西哥等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使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中产阶级被挤垮，这成为目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持的观点。然而调查发现，美国年收入在3.5万至7.5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过去10年大致从34%下降为33%，而年收入少于3.5万美元的家庭也从40%减少为37%，但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却从26%激增到30%。所以，贸易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影响是正面的，并推动美国转变成服务型经济。过去10年美国失去了330万个制造业职位，同时增加了1160万个比制造业收入高得多的服务业岗位。
并非每次经济衰退或失业都由贸易造成。在1991～2007年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310亿美元扩大到8180亿美元。然而，此间美国提供了2800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从6.8%下降到4.6%。罗伯特·劳伦斯和马丁·伯利认为，90%的制造业工作损失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技术进步必将排挤工人(如1994～2004年间中国失去了2500万制造业职位)。同样，外包服务造成的工作流失也很有限。损失低工资职位的同时却制造高工资职位，这种双重作用正是美国经济活力的表现。
(二)双边利益难以遏阻
过去10年，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千方百计围堵中国，如果不是老百姓贪图价廉产品，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一直维持顺差地位。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必然导致其顺差地位。美国对华逆差扩大的同时，与其他贸易伙伴的逆差却在缩小，表明国际产业转移是中美逆差的主因。全球产业向中国集聚，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化的惟一受益者。中美贸易增长是由两国的经济特点和市场需求决定的，它反映出两国产业结构的不同。双方在统计上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转口贸易造成的，只能反映商品的流动，很难反映利益的转移。比如，2006年从中国出口的7600多亿美元的货物中，58%的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外企仍占中国出口的大约60%，占其技术出口的87%。表明外商在中国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根据美中贸委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提高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可见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利益攸关。中国作为全球产品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把东南亚等地区——美国盟友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部件组装成产品，使华盛顿越来越明白，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报复，最终都将成为对美国盟友的报复。例如，如果向美国市场出口的某一产品，中国得到的附加值是15美分，那么针对这一产品实施的每一美元经济制裁，将对美国盟友造成85美分的损失。另外，中国回笼其在全球化条件下与美贸易赚取的美元(以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务形式)意味着，华盛顿要惩罚北京，就得使自己先受惩罚。[3]
(三)有利于回避政治敏感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魏德曼在国会作证时曾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美国把理想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布什也说，开放贸易不仅是经济机会，也是道义任务;在推动开放的贸易时，也推动了政治自由。
美国对于北京版的市场经济愈来愈感到不耐烦，敲打中国就成为国会山大厅里以及总统大选过程中颇受欢迎的做法。所以，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有毒食品、大规模召回中国制造的玩具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都成为指责中国的竞赛中好使的武器。其实这是美国面对中国的强劲增长感到不安，对全球贸易模式越来越充满敌意的结果。如朱迪斯就认为，中国执行的是“独裁政治”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这一发展模式将对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民主理念构成了威胁。[4]
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保尔森的感受看，都表明中国可能正在占据上风。当然，这一对话也体现出两国政治关系的敏感性，因此只能从经济领域谋求突破。鉴于中国正在取得相对有利地位，美国已不能迫使中国得到它希望得到的让步了，因而也出现了一些理性声音。最近，世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把中国经济规模调低后，《纽约时报》认为，“如果不把中国说得如此富有强大，中国就不会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议员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理由向人民币汇率发难了”。
总之，美国不仅希望中国市场完全向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开放，也不仅希望向中国推销民主价值观;更希望“通过军事力量和道德至上，维持并扩展对美国安全、美国繁荣和美国原则有利的国际秩序”。
中美经济摩擦原因分析
中美日益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为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两国在贸易平衡、货币升值、知识产权、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及其他领域增加了摩擦。
(一)把经贸关系政治化
全球化使美国经济外交越来越频繁，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市场门槛和开放市场，同时竭力促使其接受美国经济模式、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这除了直接服务于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利益外，还包含更深层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统一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下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早日到来。
在经济和贸易政策被高度政治化的华盛顿认为，在贸易问题上采取软身段，不仅所获有限，而且将冒被称为不关心困境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状况的风险。政治化也是为了向中国提高要价。对人民币施压已成为美国政客的首要关切，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曾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广场协议”。事实上，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和美中经济关系已与日本当时的情形相似。[5]
由于普通美国民众的国际知识很少，政府在外交上操纵民意并不困难，甚至会为了维护国内声望而制造国际危机。美国出于国内政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原因，坚持把两国经贸关系政治化，这样做可以转移国内矛盾，为政策失误开脱责任。当前的中美经济摩擦至少从两方面看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威胁。首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两党候选人可能为了迎合选民而把经济问题归罪于中国。其次，这种印象的长期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报复行为，只能进一步导致经贸关系政治化，对两国经济都将造成伤害。
中国人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留给自己享受，但从中受惠的美国人并不领情。相反经贸问题已成中美关系紧张日益增长的源泉。仅2007年，美国会就提出了50多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涉华议案。然而，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要求某一国家为美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承担责任，不仅无效，而且将损害美国利益。何况“中国政府所做的与日本、爱尔兰等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区别对待中国”。[6]
(二)国内问题国际化
美国因伊拉克战争而债台高筑，使共和党政府面临巨大舆论压力，特别是来自民主党的批评。民主党对于扩大开支有很多想法，但对于如何减少开支却一筹莫展。现在8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方向有问题，持续的不满会使愤怒的人们寻找替罪羊。面对巨额赤字两党都无计可施，于是就拿中美逆差说事，容易吸引选民眼球。
从国内储蓄角度看，美国为了发展就必须引进外国资金。为了交换这一资金，就得购买外国产品，而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就必须保持经常账户赤字。如果只是从贸易和资金流入源头找问题，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根本无法解决。如果把中国从广泛的宏观经济背景中孤立出来单独讨论，显然也是错误的。
因为减少与一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对于严重缺乏国内储蓄的美国而言，丝毫无助于解决本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问题：减少对华赤字的结果，只能把它转移到其他国家。
面对日益萎缩的制造业以及来自中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美国政治精英的担忧不无道理，何况一度垄断世界制造业市场的正是美国。不少议员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十分忧虑，正如众议员曼祖罗所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具有大规模的制造业。所以，国会和2008年总统候选人进一步对布什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在中国的汇率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取得进展。
(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大约有2/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要么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要么是潜在挑战，其中3/4指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工作流失。华盛顿在努力争取北京纠正其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但即使提交法案的参议员舒默事后也表示，提案真正目的是作为一块敲门砖，用来敲开中国服务业的大门。从美国政府和立法者的不同表态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心虚，同时却在耍花招。过去两年华盛顿连续向世贸组织提起对中国侵权和盗版的诉讼。中美贸易战的威胁仍存。在大选之年，美国政客一定会变着法儿地拿中国贸易赤字和“偷窃工作”说事。
美国实施保护主义必将伤害中美两国利益，同时，中国的美国企业将丧失其投资回报，美国人也不再能购买质高价廉的中国产品。[7]目前中美贸易规模扩大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已进一步造成了美国人心理不平衡，成为产生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中美经济依赖关系正发生逆转，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繁荣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已显出中国独立发展的能力。
结论
揭示中美经贸关系的真实状况，心理不平衡的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然而中国人更能忍耐。无论是美国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还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和对侵权的指控，挑起摩擦的总是美国，但道理总在中国一方。中国主张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也愿意照顾美方利益。但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向来以世界样板和领导者自居，很难适应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总是百般挑剔。
与其说紧密的经贸关系没有阻止中美滑向对立，不如说两国各自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冲撞。尽管共同经济利益的增加与政治关系紧张之间纯属偶然，但中国要改善对美关系不能寄希望于只是扩大双边经济利益，还要普遍改善与美国劳工等的关系，否则中美贸易摩擦仍难以避免。[8]
尽管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美在同一条船上的共识越来越多，但美国一再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无法排除其对华实施“第二个广场协议”的动机。事实上，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功能失灵的金融体系中出现的金融危机，是金融全球化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中国并不印制美元，在金融危机中只能是受害者，不会是导火索。美国经济衰退只能由错误的美国政策造成，而不会是任何其他国家的责任。
美国认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当年苏联是用导弹威胁美国，而中国用的是庞大的美元储备。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在以高成本生产低质量产品时，美国难以避免贸易难题并减少对外国贷款的依赖。在不伤害美元的情况下，美国也不能期望外国减持美元。尽管目前美国次贷危机未必重蹈日本经济衰退覆辙，但鉴于美国经济规模，特别是对不断深入的中美经贸依赖，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IMF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将达到9450亿美元，必将严重损害美国金融信誉。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唯有面对现实，争取共赢。就连《外交》这样的西方权威杂志也做出了“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的结论。这里借用纽约市长彭博的话作为结语：“中国过去20年经济转型的进程，是一个具有魅力和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美国很多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而把中国拿来当替罪羊，称中国是我们的问题来源。而我相信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好机会。”
参考文献：
[1]Wayne M.Morrison.China-U.S.Trade Issues[J].CRS Report for Congress，2008， (January).
[2]G.JohnI 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J].Foreign Affairs，2008，(January/ February).
[3]David M.Lampton.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in Power Shift：China’s Rise in Asia and Americ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321.
[4]john B.judis.why We Should Worry About China’s Economy[J].The New Republic， 2007，(July).
[5]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Realist Theories and U.S.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M].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340;344.
[6]Benjamin Shobert.China-US：A Long， hot summer[EB/OL].Asia Times，2007， (June)，http：//www.atimes.com/atimes/ China_Business/IF12Cb02.html.
[7]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J].Foreign Affairs，2005，(Sept).
[8]Henry Liu.China’s misguided“expert” on the US[J].Asia Times，2007，(May).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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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四 来源：《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1期
[摘 要]由于错综复杂因素的交织,东北亚的安全两难一直是该地区国家寻求密切合作的最大障碍。并非区域内国家的美国却在东北亚安全关系中扮演主角,然而它深刻介入东北亚安全事务的结果是使地区安全困境愈益显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矛盾角色自有其复杂的内在动因,即通过轴心—辐条的安全格局把美国霸权利益凌驾于东北亚地区安全之上。东北亚畸形的安全态势对地区一体化进程及其安全构建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东北亚安全;两难困境;美国战略;双边联盟;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地区一体化
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是千变万化的:在韩国因亲美的李明博保守政府上台而疏远中国并恶化了与朝鲜关系的同时,这里固有的两大矛盾却向着缓解方向发展:美朝关系因美国宣布把朝鲜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名单上删除而得到改善;持续多年的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近日也以双方签署合作开发协定而缓解。号称东亚地区“巴尔干”的朝鲜半岛从此是否能够摆脱冷战后的危机怪圈,从而走上和解、和平、合作的地区一体化道路并构建新的安全格局?人们将拭目以待。
一、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冷战结束后冷战遗产仍然在东北亚地区继续发酵。东北亚可谓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集聚地,这里既有冷战遗留问题(朝鲜半岛分裂),又有现实大国利益冲突;既有传统上的陆权国家与海权势力竞争,又有东西方社会制度对立。这些危机根源看似彼此孤立,实则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总之,世界上很少有什么地方比东北亚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和困难了。这里的冷战还未结束,而新的冷战表面上披着旧冷战的外衣,实则是新旧冷战在这里交头结尾。
东亚的核心地带是被称为非军事化地区的朝鲜半岛,然而这个非军事化区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与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整体缓和相反,朝鲜半岛已成危机频发的“火药桶”。考虑到半岛南北军事对立、朝鲜随时可能面临的制裁、核扩散的危险以及缺乏正式外交沟通途径等,东北亚当前的冷和平成为世界最不稳定的根源。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的相对开放态度有利于缓解冷战遗留下来的军事对峙和敌对状态。朝鲜认识到,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只有与美国改变关系才能根本缓解自己在地区和国际上的被动孤立局面。但是面对美国的敌视,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挑战,朝鲜坚持发展国防力量,以提高与美国谈判中的地位。尽管外界对朝鲜发展核武的动机存在不同观点,美国的敌对立场显然是其诱因之一。因此,朝鲜发展核武实际上是与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相联系的,布什政府的强硬立场愈发坚定了朝鲜核决心。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韩国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脱离同盟轨道的倾向,更鼓舞了朝鲜。朝核问题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成为具有较为广泛认同的地区标志性事件,促成了虽然动机不一但具有一定目标意识的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六方会谈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朝鲜核问题作为地区安全的焦点,实际上反映了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卷入本地区安全问题的实质。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大国利益复杂交错的敏感地区,历史上是、今天是、将来仍然可能是大国力量角逐的核心之一,特别表现在中俄陆权国家与美日海权国家之间的竞争。目前而言,中、俄、韩三国都希望看到更密切的半岛南北关系,美日对朝鲜的外交承认,和平条约取代停火军控安排等。但鉴于东北亚地区内部特殊的国际关系现状,作为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美国其实是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秩序的主要羁绊。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本来就是美国政策(特别是布什政府)造成的,正是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使这里的安全形势从未走出冷战阴影。同时,东亚国家也明白迅速的国力增长能够产生冲突而不是合作的动力。中国的崛起自然挑战华盛顿保护其在该地区利益的能力,不仅对美国构成一系列挑战,对全球体系也将产生影响。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和强大,美国有关中国的辩论已从过去的中国是否将持续改革开放转向了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正如中国战略家担心被美国主宰一样。对美国而言,中国构成的挑战是不同的秩序问题。中国力量和影响的增长必将挑战美国在东北亚的地位。
所以,必须考虑的是美国的战略理论能否接受一个强大而更有影响力的中国的崛起,这涉及地区内国家的外交政策方向。尽管美国可能被认为是个较少威胁的国家而且也扮演东北亚安全现状维护者角色,但是地区内多数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个大国维持良好关系。[1]由于成功的战略立足于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之上,所以从狭隘的美国利益立场界定的美国安全目标不会有多少追随者。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持久维持其超级地位不受挑战,那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后果。因为无论中国的行动如何,美国迟早将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的政策歧义表现在一方面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做负责任的大国并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又认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已改变了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中国长期的军事现代化目标将对地区军事构成潜在挑战等。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反应也同样重要。因为中国是否能以不破坏地区平衡的和平方式崛起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战略意图。如果其他大国如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感到了威胁,那么它们的反应同样可以导致冲突。
虽然是区域外国家,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影响毫无争议地居于首位,它主要通过地区内国家发挥作用以期平衡中国的力量。在发挥地区安全作用方面,只有日本具有能力而且也倾向于平衡中国的影响。如果美国希望在东亚维持优势地位,那它就会支持日本成为一个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正常大国。日本同样反对达成某种地区安全机制。与美国一样,日本发现朝鲜这个敌人形象同样是好使的工具。日本军事和外交的再定义完全需要一个威胁。尽管一定程度上中国能够满足这一威胁要求,然而在不少日本人看来朝鲜的威胁不可替代。[2]因此,日本成为六方会谈中小题大做地抓住“绑架事件”不放的最具疑心的参与者,对于美国把朝鲜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名单上抹掉惴惴不安。这正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仍然不能令周边国家满意的原因,因而它无法发挥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布什政府的决定对日影响重大,一方面使日本人在朝鲜问题上被美国抛弃的感受更强烈,另一方面,使其更加担心追随美国全球战略的不利后果。[3]这或许是一度见证了日美联盟黄金时期的小泉宣布不再参政的原因。也证明了由于美国坚持轴心—辐条战略的结果,无论日本多重要,也只能是美日联盟的一根辐条。
日本要扮演德国那样的角色,就必须根本改变其对待历史和邻国的立场。日本政府和好战分子政治主导层越是回避东京审判事实,那么其在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民就越能团结一致对抗这种态度。如日本政府通过批准有意歪曲其二战期间侵略行径的历史教科书而经常引起亚洲邻国抗议。但目前在日本仍然存在着想要修改禁止日本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为核武装扫清道路的和平宪法的沙文主义冲动。对于这种蔑视国际舆论的行径,中国应该与国际社会一道予以谴责和抵制。这些行为之所以值得关注,不是由于它们只是政治战术,而是右翼政客对待战争真实想法的内心表白。由于这些政客都是战后出生的而且是富裕的战后时代产物,这个事实更加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就是所谓麦克阿瑟宪法主导下日本最优秀学校教育出来的民主公民精英。在这些精英主导下,日本公众也具有同样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是个别政客或非正式的意见表达因而可以忽视的现象,而是涉及战后以来日本主流政客被如何改造的大问题。为什么尽管有高水平的教育、社会自由以及高科技带来的富裕生活,但是日本仍然不能摆脱极右势力、民族主义以及“武士道”抱负?为什么战后的一代甚至比他们的父辈更具叛逆心理?[4]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尽管日本的地缘政治地位,亨廷顿却把它描绘为不是亚洲国家,而是“一个独具特点的社会和文明”。[5]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追求的脱亚入欧战略使其成为东西方之间的特殊角色,在亚洲普遍复兴的今天它似乎陷入了身份认同的两难,但在外交上仍然习惯性地追随美国。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推行立足于普世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是其朝着战略性地追求国家利益目标迈出的一步,其实是与中国竞争对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具体举措。然而,日本在争取入常时的孤立窘境表明,它在亚洲的地位并不牢靠(甚至美国的支持也三心二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国际化的做法必将使其他国家同样要求它自己。这显然是违背其在战后早期奉行的致力于在东西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初衷的。与其说日本的外交政策转变是由其新发现的价值观驱动的,不如说是由于近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中国超越的失落感造成的。[6]福田首相的北大演讲正是这种心理的侧面反映:日方对于在很短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国一下子显现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从上述可以看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显然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随着两极结构的瓦解以及中国力量的崛起而出现了权力结构的重组,另一方面,区域内经济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又产生了区域化合作进程。但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霸权利益要求与地区内国家安全追求发生的冲突。所以,由朝核问题引发的危机只是美国霸权战略与全球缓和趋势的内在矛盾冲突表现之一。简言之,就是由于冷战的传统遗产、美国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利益分歧等导致了东北亚的安全两难。
二、美国卷入东北亚安全建构的动因
尽管美国也不希望东北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动荡,但是它也在借助这里的矛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重视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并成为地区安全的核心部分,多数亚洲国家也欢迎它作为力量平衡者的角色而存在,原因主要在于它没有领土方面的分歧。虽然美国并不是东北亚国家,但是它与东北亚各国自二战以来的历史纠葛及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关系特别是其强大的军事存在,使它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建构中的关键角色,并要确保和增强其在亚洲霸权的战略乃至全球领导地位。[7]正如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所说,东北亚“不仅对美国的亚太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8]
推行制度霸权的美国十分重视联盟关系。美国的国际关系———以及其他主要权力中心与它保持紧密联盟关系的事实———与美国被认为具有军事优势同样重要。[9]如果说美国全球战略的两个支柱分别是北约组织和美日联盟,那么亚太地区的美国安全构想就是以双边军事联盟为基础组成的轴心—辐条体系(hub-and-spoke system)。冷战后美国在东亚需要解决的一是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安全问题,二是朝鲜核问题。在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的韩献栋看来,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是一种由战争状态演变出来的极不稳定的冲突结构,对这个不稳定的冲突结构美国缺乏将其转化为稳定结构的长远综合思路,只是从眼前利益出发希望依靠既有同盟应对事态变化,而不是根本改变对朝关系。[10]因为美国担心对朝政策的改变可能削弱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联盟关系基础。考虑到这样的背景,特别是自克林顿时期已走上缓和的美国对朝政策,起初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动机和诚意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认为布什政府突然改变前任的对朝政策是有意恶化那里的局势。正如有美国人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要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而那里却很少或没有对我们的威胁?”[11]所以,对美国来说,东北亚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地区国家之间相互猜疑,正是发挥同盟领导作用、控制日韩盟友尤其是日本的天赐良机。①如果美国同意与朝鲜签订停战协定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以彻底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那么在东北亚地区缺乏威胁情况下的美国驻韩驻日军事基地就会丧失正当借口;一旦从这里撤军,那么美国在东北亚这个战略敏感地区牵制中俄的力量必将削弱。所以,朝鲜半岛的紧张不仅是美国控制东亚盟国日韩的绝好借口,而且是瞄准大国竞争的战略需要。在地区稳定问题上,由于美国从冷战后极其短暂地关注日本构成的经济威胁迅速转而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才是真正对手,因而很快重新强化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同盟。[12]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挑战面前,美国加强了其冷战时期的两个地区安全支柱:它的轴心—辐条体系以及进攻性军事部署,由此强化了与日韩的军队驻扎关系。同时,五角大楼在关岛拥有强大的新型武器投送能力,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库和进攻西太平洋的桥头堡。为防范中国在亚洲可能的霸权威胁即限制和疏导中国的地区抱负还增加了第三根支柱:美国寻求推动有潜力也有野心制衡中国主宰地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日本就是一个现成的候选。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反复要求日本废除宪法第九条,鲍威尔也曾建议放弃和平宪法将增强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努力。[13]美国政府要员还成功地劝说日本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联合研发,以期把日本打造成为“远东的英国”。当有人疑问美国帮助日本成为积极的地区安全角色是否打破亚洲力量平衡时,美国的反应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已经威胁了平衡,鼓励日本新的安全角色正是确保力量平衡的途径。[14]美国还欲盖弥彰地声称这一战略并非在于遏制中国,而是为了影响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15]
迄今为止,美国的大多数精英都没有认可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权益,而是认为统一台湾将是中国挑战美国亚太地位的开始。仅在“9•11”发生3周后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仍警告具有强大资源基础的东亚国家崛起成为军事竞争对手,从东南亚到日本海的广大范围内阻止美国的存在。[16]所以当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希望为最先进的当然也最昂贵的武器系统(尤其是海军和空军)提供资金支持时,它们就瞄准中国作为潜在对手。[1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在东北亚的整个地位———以及就它声称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而言———取决于中日紧张关系的维持。这种紧张关系可以为美国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以及日本死心塌地地作美国对外政策的附属伙伴而正名。虽然日本明知被利用,但也乐意而为之,因为借助美国是实现全球正常大国抱负的捷径。强化后的美日联盟还试图介入台海事务。但即使五角大楼报告也同意多数分析家的观点:即美国承诺防御台湾将成为中美军事冲突的潜在威胁。[18]过去十几年紧张的中日对抗迫使美日联盟关系走得更近。但同样的美日联盟在北京也有不同解读:当中美关系紧张时,北京就把美日联盟看做遏制中国的工具;当中美关系和好时,又倾向于把它看做对日本地区野心的制约。[19]它究竟是什么,只有美日两国的战略家最清楚。
无论美国政府官员如何强调,正如鲍威尔2004年在《外交》杂志撰文所述,华盛顿都不会把东亚安全看做多边的机制安排。[2]美国是通过双边联盟而存在于这里———与日本、韩国以及一定程度上与台湾都是这样。这种双边安排使得美国———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其盟友———更容易控制安全局势。[20]这种双边联盟对于美国新的灵活反应战略再方便不过了:即在本地区以新技术武器快速应对危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一个或两个政府最高领导之间迅速做出决定,而不是漫长的多边磋商过程。2008年6月18日,国务卿赖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巩固并发展了同日本和韩国之间传统的盟友关系。我们同这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仍是地区稳定的支柱。”现在“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为我们共同应对现时代的全球性挑战构筑了一个战略平台。”[21]为了巩固联盟关系,美国与韩国签订了自NAFTA以来最大的也是与亚洲国家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韩国也是地区安全机制的最大推动者,实现统一是其国家(及民族主义)的迫切目标。由此看来,美国劝说中国牵头举办的六方会谈,与其说是美国推动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模式的表现,不如说是它试图把朝核问题的包袱甩给中国。[22]这一与美国一贯追求的轴心—辐条安全体制相冲突的安全诉求体现出的是美国的无奈选择。
然而,地区多边机制在美国政界各派并不是没有支持者。如颇具影响的学者福山就支持建立解决地区安全事务的常设性论坛。在其《失败的外交》新书中,前布什政府主管朝鲜事务官员普里查得就用了整整一章内容详述这一论坛能如何发挥作用。[23]这表明,布什政府的东北亚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广泛的国内政治基础,意味着2009年初上任的新政府改变对朝政策具有一定的回旋空间。但一旦涉及这样一个论坛的形式就发生了分歧。有人提出参照CSCE即欧安会模式作为替代性方案。然而,美国和朝鲜对于这样的安全安排都不热心。对美国而言,这一安全机制一定是个威胁其现存双边联盟、妨碍其灵活反应战略或削弱其霸权地位也即其在该地区压倒性军事存在的多边机制。对朝鲜而言,难以接受与那个曾经削弱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赫尔辛基模式有关的任何制度安排。与安全讨论有关的人权问题介绍即使只是附带的方式进行,也是对朝鲜坚持的传统主权观念的严重挑战。换句话说,美国将反对任何足以挑战其在该地区权威的地区模式,而朝鲜则反对足以威胁其国内稳定的安全安排。即使能够为建立地区和平机制而达成妥协,强者和弱者的不同利益意味着这样一个机制只能是个空谈馆,或至少远比东盟和上合组织弱得多,而不是真正具有任何决策能力的机构。
尽管布什政府对付中国崛起的威胁方面扮演着现状大国防御者角色,但在朝鲜核问题上却充当改变“独裁”政权的修正主义者。美朝之间固然存在冷战延续下来的传统安全两难困境,但是美国和日本肆意拔高朝核威胁的幕后动机是要借机遏制和平衡中俄大国的力量崛起。毕竟直接扬言中俄威胁的后果将导致与两强的迎头相撞,并不希望看到这一后果的美国只有炒作朝核问题。
三、美国对东北亚安全构建的影响
尽管美国在东北亚安全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它的影响已经下降,这不是由于布什政府政策,而是由于亚洲经济增长的积极结果。亚洲国家不仅是经济竞争者,也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地,相互关系变得更具依赖性。这种权力分散也要求美国致力于其竞争能力,并在能源和安全、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采取互利互惠立场。但传统安全困境仍是东北亚合作的羁绊,甚至地区内主要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也得通过东盟国家搭建平台。尽管具有突发性影响的朝核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而作为“东北亚安全方程式中关键变量”[24]的美国影响无处不在,但区域内经济逐步一体化的现实表明,传统零和游戏规则难以大行其道。
近期看,由于美朝对立和中日竞争的结果,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难以形成。尽管东亚爆发战争不可想象,但它可能由于误判而擦枪走火。如果出现成本过高、难以速战速决的胶着状态,那么战争就可能被遏制。但历史证明,有时候战争是由那些希望速战速决的领导人发动,最后却以代价高昂的僵局甚至失败而告终。[25]长期看,不同国家之间的谈判以及日益紧密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地区稳定。美国就反复强调在反恐和推动朝鲜半岛稳定方面加强中美合作。怀疑论者认为美国紧抓双边联盟不放是与建立亚洲多边机制的努力背道而驰的。鉴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特殊影响以及地区内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东北亚安全机制只能通过大国协调。自90年代起,中国就成为多边机制的重要推动者,对于六方会谈所作的重要贡献与其在核危机早期的置身其外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正如美国负责朝核会谈的助理国务卿希尔说:“六方会谈的进程不仅已开始在无核化问题上显现某些成果,我们还看到了另一成果,即有关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6]中国当务之急的安全利益是避免风险和防止冲突尤其是与美国的冲突,[27]积极推动朝鲜参加谈判并与美国协调立场,力争把谈判变成解决地区安全的长期安排。地区和平和安全体系在理论上可以给朝鲜提供免受攻击的机制保障。[2]
无论东北亚出现什么安全结构,大国之间的互信才是关键。东北亚的安全前景首先取决于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28]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谅解,没有中日之间的默契,任何安全安排都将难以担当起稳定的角色。密切的经济依赖关系显然成为维系中日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如果这些关系处理得好,那么东亚地区就没有处理不了的威胁。2007年1月,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在《朝日新闻》上撰文主张:“如果放眼未来,考虑亚洲太平洋的国际秩序,建立日美中三国家重要问题进行协商的框架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日美中这三极的合作, 21世纪的亚太地区就不会稳定。”[29]但布什政府2008年10月11日在证实朝鲜承诺之前就宣布把它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名单上删除的决定表明,即使美日协调也很有限。但中日关系近来已得到了改善,中美热线电话接连不断,毕竟真正的挑战是由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有磋商机制而且是中美日三边机制,以讨论朝核之外的其他议题。
尽管美日两国都把中国看做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角色,然而确保这一关切不会影响美日合作和妨碍三边关系就很困难了。美日都把中国的发展看做危机和机遇,双方都在试图减少前者并充分利用后者。所以应对中国挑战仍是其联盟关系的首要任务。尽管美方一再辩解在亚洲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不是为了遏制中国,那也只能表明即使美国希望遏制也力不从心。但是美国的企图必将对中美安全互信造成更严重的消极影响。导弹防御、东京讨论如何取得军事投送能力、日澳安全宣言、美国与蒙古的军事演习以及美印核交易和日印安全协定等,在北京看来无疑都是包围中国的具体行动。日本把美日联盟主导下的地区安全角色称为向所有亚洲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30]作为岛国,日本的繁荣和稳定完全取决于其在公海自由航行的能力,因此过去十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强化日美联盟关系。[31]小泉纯一郎还认为在美国联盟内发展日本力量事实上可以改善日中关系。[32]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将可能在东北亚地区造成美日安全联盟针对中国的对立局面,结果必将削弱美国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寻求中国合作的能力。
随着中国全球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它当然希望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发挥更大影响,增强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并确保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能轻易用来对付中国。然而,无论这样的目标在中国看来多么合乎情理,在美国看来显然都是致力于削弱其在西太平洋军事主宰地位的举动。这在日本引起了同样的担忧。由于中日竞争而使得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难产。除非中日摩擦能得到遏制,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当一个国家认为自然和审慎的行动被其他国家看做具有挑衅性的危险动作时,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局面。尽管中国反对美国充当台湾的保护神,但却看重美国东亚的军事存在有助于防范日本寻求更具侵略性的军事政策。[33]中韩两国都认为,严重损害美日联盟的结果将迫使日本加速其军事化和“正常国家”进程。北京和首尔都把美日联盟看做防止或至少限制日本军事化目标的有效机制。对于不断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威胁而言,至少一件事是清楚的:“美国最糟糕的反应就是对它的无视”。[34]
日本仍然需要界定其全球角色。鉴于日本作为美国东亚地区力量的追随者,它将难以成为地区领导。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已不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通过不再带头批评东京,北京和首尔就可以把这个本来的地区历史争议上升为国际社会的人权问题。首先,双方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劝说美国对日施压,或者把人权问题与历史问题捆绑。2007年美国众议院121号决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会对日本在二战期间慰安妇问题组织的听证,极大地触动了日本右翼的神经。作为日本的最大盟友、亚太地区的主宰力量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师,华盛顿在引导日本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从犹太社团谴责纳粹战争罪行的努力看,北京和首尔可以通过支持NGO使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其他战争罪行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变得臭名昭著。通过使用电影、展览、受害者的巡回演讲、社会名流、视觉冲击等手段引起人们对日本侵犯人权的关注,NGO可以在国际社会对这些历史问题造成足够的负面印象来防止被日本政客再次利用,同时避免中韩两国政府陷入与日本的全面对抗。
中俄关系是保持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不对称平衡的战略力量,特别是两国倡导的上合组织对日美在东北亚的霸权野心起到有力的制衡作用。作为反恐合作机制的上合是否可能成为不断寻求东扩的北约克星,有待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毕竟上合组织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对有关各国面临的恐怖威胁的反应,不如说是对大国挑战的反击。[35]特别是其所宣传的反对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口号,明显与布什政府外交原则针锋相对。用英国《经济时报》编者的话说,上合组织显然是“试图分裂俄中两国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最不希望看到的”。
总之,朝鲜半岛由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可以说与中国唇齿相依,并由此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为此新中国诞生不久就不惜与世界最强大国家兵戎相见。中国认识到朝核问题能真正演变为地区扩散的安全威胁,因为它有可能触发连锁反应。特别是美日、美韩同盟与朝鲜对峙的结果可能引发的冲突以及这些同盟强化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赞扬中国在加强国际体系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上,但对中国的要求更多。所以,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也就比华盛顿希望的少,但比朝鲜想要的多。然而,尽管美国迫使朝鲜弃核借口颇多,中美稳定东北亚的目标至少暂时是一致的。
注释：
①近来美国在韩日围绕海岛主权争端上的暧昧立场表明,它也希望这两个亚洲盟友之间保持一定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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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6年11月25日韩献栋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构建和谐东亚———中国、日本、韩国的责任与作用: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1] Clyde Prestowitz. The Purpose ofAmerican power in Asia[ J]. GlobalAsia, Vo.l 2, No. 2, (Fall2007),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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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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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四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一个大国的崛起会导致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动甚至导致战争。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国内外如此大的关注并不奇怪。而且中国的周边多事，崛起必然会牵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和平崛起”实现的条件
有学者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目标与时代主题的合拍性，二是中国具备融入国际体系比较成熟的理念、体制、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三是中国在国际体制中地位由局外人成为体制内的主流派和现存体制的维护者，四是中国面临可塑性比较强的国际环境。
崛起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中国现在都空前有利，和平崛起存在可能性。中国现在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期，虽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有利，和平和发展是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中国处于同外部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崛起是恢复，中国是亚洲的天然大国，中国的规模太大，与德国、日本不同，中国不需要更多地借助外部资源，重要的是把自己经营好。中国主要的优势是阴柔的方面，中国的特性决定了其和历史上崛起的强权是不一样的。
“和平崛起”存在的局限
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提出来后，国内存在不少疑虑。崛起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不只是经济。1840年以后中国节节失败，中国经济上并不是很弱，中国也主张和平，可还是没有躲过西方国家的侵略。这说明要综合国力整体发展好了才行。
世界经济有很多不安定因素，美国总把中国当成威胁，阻止任何大国可能的崛起;台湾的形势也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能抹杀;能源问题日趋严重;我们的周边世界很不稳定，没有一个大国像我们一样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周边环境之中。
总之，崛起的提法姑且听之，不能自我陶醉。长期来看，崛起要有两手准备，不能被和平所麻痹，关键要进行内部积累。
“和平崛起”的未来展望
与会学者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所应采取的国际战略，可谓见仁见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成为地区性的强国，即成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要“立足周边，放眼世界”。大多数与会学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但是，同时又认为中国现在只是处于崛起的初级阶段，不能算已经崛起，中国的路还很长，很艰苦。
总之，中国应该参与融合、主动而不谋求主导、体系内维护国家利益、强军而不黩武。中国要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和国际关系规律，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避免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的错误，适应游戏规则。中国的崛起要重视自己民族心理状态的培育，消除浮躁和脆弱性。一国的国际地位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因此，自强体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基础性条件。(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04/4/7
旧文章ID：2195
作者：张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现年35岁的万家瑞(Jeremy Wallace)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名政治学者。他的新书《城市与稳定：中国的城市化、再分配与政权生存》(Cities and Stability: Urbaniz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讲述了中国如何避免了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状况：城市化引起的动荡。在采访中，万家瑞讨论了为何大城市会给威权政府带来危险，中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削弱这些威胁，以及目前推进特大城市建设的做法是否会改变这一切。
!["万家瑞"]("http://graphics8.nytimes.com/images/2014/12/22/world/22sino-WALLACE1/22sino-WALLACE1-articleInline.jpg")
Courtesy of Jeremy Wallace 万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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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稳定：中国的城市化、再分配与政权生存》
问：你为什么会写《城市与稳定》这本书?
答：我一直想探究中国是如何避免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似乎随处可见的贫民窟的。当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听说中国在担心“拉美化” 的问题——它意味着城市规模巨大、不平等和不稳定。同一时间段，政府还在取消以不同形式存在了2500余年的农业税。理解这些事情似乎很重要。
问：针对城市的优惠政策通常会伴随着社会动荡，而你在书中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户口制度来避免了这种动荡。
答：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把农村和城市人口分离开来。出生于城市的人持有当地户口，因而能够享受各种社会服务;而那些出生于农村的人在迁居城市后也难以享受到这些服务。
为了促进发展，并保证城市居民支持政府，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策都会向城市倾斜。我认为，此类“城市倾斜”政策或许能平息眼前的抗议活动，但也会鼓励更多乡村民众迁居到享有优惠政策的城市。这些大城市往往到处都是贫民窟，可能某天就会内爆。城市里的抗议活动具备迅速颠覆政权的潜力，连看似稳固的政权也无法幸免，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对于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中国的户口制度钻了空子：一方面为城市人口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又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和小城镇里。
问：新的改革会不会改变这种状况?
答：去年12月初，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新的改革使人们迁居中小城镇变得更加简单，但仍然保留了该制度的核心内容：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
问：对于威权主义政府而言，大城市会造成什么问题?
答：大城市很危险，因为这里更容易孕育出使经济和政治发生动荡的抗议。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阻止城市化进程，而是在加以管控。它并不是在反对城市化，而是在反对集中化。就连与特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城市体系都显得比较扁平。中国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大城市。
问：为什么集中化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答：较为扁平的城市层级体系本身并不能避免动荡，但是基于这种体系，一国出现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的城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例如，倘若淄博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也不会崩溃。但是，如果一两座大城市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中具备支配地位，那么大规模抗议就能推翻政府，正如“阿拉伯之春”中的突尼斯和埃及那样。
问：这是政权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因素。
答：对。从共产党统治中国伊始，控制城市化和城市威胁就一直很重要。尽管共产党通过农民军取得了政权，但他们随后旋即转而讨论城市的重要性。他们迅速实施了户口制度，以防止农民组成的“盲流”涌入城市。虽然毛泽东被视为农民的支持者，但他的政府并没有替农民谋取利益。
问：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倾斜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
答：首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认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价格低廉的食物、住房和教育——有利于保证大城市的政治稳定。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所需要的费用，政府必须向某些人征税，而这种负担往往会落在乡村地区的务农者身上。
此外，中国遵循了重视重工业的苏联模式，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特别是通过城市的工业化。不过，中国拥有但大多数国家没有的，就是一个能防止人口涌入城市的制度。控制人口流动使得他们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不产生过剩的就业不充分人口——填满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的正是这些人。
问：中国还创造了事无巨细的单位制度，使得在城市工厂里工作的幸运儿能够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
答：国家通过城镇务工者的单位对他们进行照顾。单位系统和农村情况的差异突显了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对城市的倾斜。国家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实际上还在通过向他们收税来为城市工厂的建设和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农民们明白，他们并没有从这种制度安排中受益。他们希望能加入这个城镇工人阶级的行列，并开始迁居城市，但是共产党政权无法为所有流动人口找到或提供工作。所以，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始根据每个人的居住地来对他们进行登记，随即把城市和农村人口分离开来，最终通过户口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地区。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只能用票券来购买食物等主要产品，而票券的发放又与家在何处挂钩。
问：不过，中国已经背离了计划经济。这个制度是否仍然有用?
答：即使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依旧在通过户口制度来控制城市化。出生在农村然后到城里打工的人，无法享受到同样的社会服务。这些进城务工者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国家试图促使农民留在乡村或搬去小城镇。许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与亲戚生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初等教育，而如果去城里上学，就需要缴纳高额的学费。
问：虽然存在户口制度，北京等城市仍在迅速扩张。这是否会给政府带来危险?
答：北京的确是座非常庞大的城市，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从改革中获益的赢家，这也是事实。他们往往对政权持支持态度，也赞成保持现状。另一方面，这里还存在没怎么获益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住在城里，但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城市。由于国家对农民出售土地的能力进行了限制，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不过是临时移居城市。在不久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又因为户口制度，数以百万计的突然失业的务工者离开了沿海城市，分散到了中国内陆的乡村和小城镇。
问：为什么有些城市的抗议活动比其他城市更多?似乎有些城市更容易发生抗议。
答：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就谈过城市的空间地理。宽阔的大道有利于国家查看并管理它的城市，巴黎狭窄的街道形成了一些瓶颈，这些地方可能会被革命者设置路障阻断。在某种程度上，从[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造重型火炮能够通过的宽阔大道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
同样地，北京也到处都是可供坦克行驶的宽阔大道。就连北京的房屋也往往采用巨型公寓楼的形式。中国的城市里仍然存在墙。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户口制度本身就一直被称作一堵无形的墙，但在城市内部，就有许多能帮政府维持社会控制的墙。
中国的大学生也被推向了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大学的扩张方向更靠近长城，而不是天安门广场。
相比之下，香港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密度城市。消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北京似乎在以一种越发宏大的方式向外延展，六环路就体现了它在体量上的扩大。人们要在交通上花费很长时间。然而在密度更高、更紧凑的香港，抗议活动能够更快地，以更出人意料的方式扩散，就像我们今年秋季在所谓的“雨伞运动”中见到的那样。
问：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政府促进特大城市建设的计划，比如京津冀城市群?
答：从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中国将取消户口制度的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仍然怀疑这些特大城市的计划是否真的会得到实施。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需要进行权衡。特大城市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说塑造城市化有助于政权的长久存续，经济增长显然也颇为关键。或许政府会愿意放弃分散型城市化的政治收益，从而换取特大城市可能带来的持久的经济收益。而且仍然会存在这样一种状况：这些特大城市里，很可能会充满从政府政策中受益的人，所以他们也很可能会对政权持支持态度。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柳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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