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雨莘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去年11月初，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期间，市政府官员关闭了数百家工厂，禁行了数百万车辆，为的是清除往常蒙住天空的雾霾。但是当一天污染飙升，根据美国大使馆的测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安全警戒线的六倍时，中国官员使出最后一招：他们果断地直接从智能手机应用和国内网站中删除了美国的统计数据。

　　我在美国的大学看到这则新闻后，和北京的朋友开玩笑说，这让我想起小学时学到的成语“掩耳盗铃”：一个人想从别人家偷一口大铜钟，为了方便带走，他决定用铁锤把铜钟敲成碎片，但又害怕发出的声音可能惊动主人。于是，他塞住了自己的耳朵，以为这样一来，其他人也不会听到声音。

　　中国信息控制的行动背后自欺欺人的本质一直招致人们的嘲讽和怀疑。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2000年曾将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有名地比作“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但随后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中国审查机构对这个看似痴人说梦目标的执着投入已经将它转化为严峻的现实，将每一位中国公民囚禁其中。

　　去年，包括Instagram和Line在内的几个外国的社交媒体app逐一倒在审查者刀下，加入了包括Facebook和Twitter在内日趋扩大的在中国被封网站的名单。屡遭中国官方骚扰的谷歌(Google)也在去年12月底目睹Gmail在中国的服务受到阻拦。最近几周，官方又开始对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s，简称VPN)下手。VPN是一个技术上的“空子”，许多中国居民一直依赖它来访问被防火墙(Great Firewall)屏蔽的内容。

　　在国外学校放假期间回到中国感觉越来越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们用来相互联络的互联网工具被严格管控的中国版本所取代;一句对共产党的温和批评也可能招来警察的质询或监禁。

　　主流媒体和出版行业也正承受着的攻击。业内人士用“三个T”——天安门(Tiananmen)、西藏(Tibet)和台湾(Taiwan)——来总结禁忌话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妈妈在过去数月，已经有数个申报重大选题的图书项目被上级拒绝。这些书的题材——包括佛教和同性恋——过去往往能比较轻松地绕过审查。审查范围也并不局限于政治敏感事件。最近，一部关于中国第一位女皇帝的电视剧遭到停播，其原因仅仅是人物的衣着暴露。

　　这些看似滑稽的审查制度偶尔会促使人们集体提出对透明度的诉求。然而更多时候，它只会剥夺人们沟通的渠道，导致大家彼此疏远。

　　正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发生的民族暴力去年夺取了数百人的性命，然而由于政府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其中的细节或许永远也无法为外部获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在大陆仅受到了粗略报道，其中抗议者被称为受“外国反华势力”挑唆的“激进分子”。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从农村的上访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经受着逐渐萎缩的舆论空间。

　　这种信息垄断已经促使误解在人群中普遍滋生。在我遇到的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反思共产党在新疆的压迫政策可能是引发最近的流血事件的原因之一。相反， 绝大多数人和我在最近乌鲁木齐碰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抱有类似看法，坚信这些袭击事件只是“被极端思想洗脑的野蛮维吾尔人”的暴行。同样地，许多大陆人尽管对香港抗议者的诉求一无所知，却毫不迟疑地质疑他们的动机，或者嘲笑他们的天真。

　　去年年初，一群曾是红卫兵的年长女性在沉默数十年后，为她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行为表示了公开道歉：她们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学校的副校长被群殴至死的事件成为了文革最臭名昭著的惨剧之一。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的广泛讨论很快被当局关停。但是，短暂爆发的公众评论中少见宽恕之意。

　　由于缺乏一个理性对话平台，人们难以理解悲剧背后深层政治原因，相关讨论演变成了针对个人罪行的人身攻击。在我最近与这些女性会面时，其中一位问到我和我的朋友如何看待她们的道歉。当我告诉她我大多数的同龄人都对此事漠不关心时，她陷入了沉默。

　　我的高中课本中布满了关于“祖国母亲民族和文化团结”的蓬勃描述。然而在现实社会，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希望和愤懑被关禁闭，整个社会的支离破碎却是对课本描述的残酷嘲弄。中国领导人或许以为将这些申诉相互隔绝能帮他们遏制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带来信任缺失，最终会损害共产党自身的公信力。

　　共产党强硬的审查策略，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他们对于自身应付公众不满情绪能力与日俱增的焦虑。在报纸社论和政治会议上有关“中国梦”的宏篇大论背后，是充满对后苏联式“颜色革命”担忧的窃窃私语。

　　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放松了对媒体的管控，导致破坏政局稳定异见的大量涌现。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决心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同时，似乎也同样担心自身的管控策略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在新年前夜上海发生的导致36人丧生的踩踏事件过后，审查者迅速采取措施限制公众讨论。在哀悼现场，遇难者的亲属都有便衣警察陪同。连哀悼也变成了颠覆行为，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嘲讽道。当局担心遇难者获得的广泛同情可能会激发公众对政府的愤怒情绪。

　　掩耳盗铃的人现在似乎加快了步伐。与其希望其他人没有听到声响，他或许正忙着看路，祈祷在仓促逃脱中不要绊倒。

　　高雨莘生于北京，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4

旧文章ID：1768

作者：林左鸣  来源：凤凰军事

    田大瑜博士新著的《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一书完稿后，特地请我看一看，并望我为此书作序。他博士毕业后，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坚持研究广义虚拟经济，这种孜孜不倦做学问的精神，是我非常欣赏的。如今，这本书即将出版问世，作为他的导师，其开心程度真是不亚于他本人。他的这本书所研究的问题，也是他攻读博士时选择的课题，并且比他的博士论文又有了显著充实和完善，应该说是目前国内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少有的专著。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要研究经济，如果不研究美国极特殊的经济现象，恐怕就是盲人摸象，是难以得到要领的。美国这个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建国迄今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居然在经过两次战火未触及本土的世界大战后，从他的宗主国英国手中接过世界强国的权杖，并且牢牢地建立起以经济主导权、制文化权和军事霸权，这个三位一体的权力为基础的世界老大地位。美国经济之所以特殊，是他长期以来，秘而不宣地奉行着一系列先进的经济理念。

    拨开迷雾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先进的经济理念其实就是广义虚拟经济的理念。田大瑜的这本书，从一个方面阐释了这个道理。美元、美媒和美军这三股力量，成为美国足以主导世界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的军队布阵有“三军”之说，这种古代的“三军”和现代的“海陆空三军”不同，它是指的“前军、中军、后军”这三军。美元、美媒和美军，正是今天美国主导世界的“前、中、后”三军，而其基础之一正是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体系。美元、美媒和美军这三者之中，美元是核心。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全世界，又几乎无所不为的驾驭着全世界。这样一种渗透力和驾驭能力，对于美国而言其实是源源不断的，美国正是依靠着这样可以源源不断供应的世界货币，在全世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之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正是赖于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体系。这是美国经济与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经济所不同的特点。了解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形态，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本书可以为有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个更深入了解当前世界经济迷局的方便路径。众所周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在这两个市场构成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地影响和改变他国经济命运的活剧，从而达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的。

    美国甚至依此“舞台”为阵地，向它的对手发动经济战争。眼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正在进行的围剿俄罗斯之经济战，就是其鲜活的例子。打一场世界性的经济战，只有美国可以凭借着其经济信用卡效应，源源不断地印出美元投入战斗。而对于在这场经济战争中被攻击的俄罗斯来说，真是“武器弹药”捉襟见肘；相反美国有着几乎是源源不断、无穷无尽的“弹药”基数。

    在经济战中，俄罗斯唯一的战略性火力支撑点就是石油，只要他的对手打垮石油，俄罗斯就无险可守。实际上俄罗斯在“莫斯科人”牌汽车退出莫斯科街头时，就已患上了“荷兰病”。俄罗斯只能把卢布赖以支撑的“财富标志”定位在石油上，石油成了俄罗斯的命门。要对俄发动经济战，必须首先击中它的命门。由于石油同时又是世界经济的命门，石油期货是美元最困难时候的栖身之处。所以，俄罗斯曾一度信心满满，高枕无忧。没想到美国的科技创新弄出了个页岩油，这让欧佩克产生了石油将被取而代之的恐慌，当国际市场对石油价格进行阻击时，不敢轻易减产，他们担心让页岩油乘虚而入。于是石油价格一路狂跌，支撑卢布的财富标志（石油）被轻而易举地攻克，则等待卢布的当然就是惨遭美元打压的命运了。可见，这场经济战打响之时，就已是胜负立定了。普京曾誓言，“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看来，怎样才算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是需要重新定义的。总之，这样的经济战争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种经济战则是在闻不到丝毫血腥味中，用内功发力，让对手表面上看毫发未损，实际上筋脉俱伤，苦不堪言。而这样的经济战，正是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对中国展开的一场持久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实际上美国扼制中国崛起，面临着要么利用台海形势对中国打一场军事战争，要么对中国开展一场时间更持久的经济战争，这二者美国至少选其一。然而由于“911”事件爆发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军事力量的注意力不得不用于对付遍布世界的恐怖活动，因此对付中国就只能采用打经济战的形式。“911”之后，美国两线出击，美军进入阿富汗，美元则大举进入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以石油期货为例，每桶价格从30美元左右一路高涨，一直到最高达每桶140美元左右。其它大宗商品，铜、铝、铁矿砂等的价格也一路攀升不止。而这期间，恰是中国对原油、金属原料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依存度大幅提高之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有学者支招中国应学日本，建成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做到所谓的“两头”在外，实际上真正做成了两头在外，则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事了。虽然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由于劳动力低廉和充裕的原因，自然也就成为工业产成品出口大国，可是盈利水平却在大宗商品不断涨价的凌厉攻势下，被持续割了羊毛；中国赢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头衔后，付出的承重代价不仅仅是环境被污染和破坏，实际上还带来了一个通常人们不易注意到的内伤。

    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同时，如果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无疑对中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转移给中国，使中国经济起飞的同时，美元也同时利用期货市场，一步步把大宗商品价格炒到历史最高水平。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所有需要大量消耗大宗商品的低端制造业还保留在欧美时，美元的任务是通过期货等市场压低大宗商品价格，以确保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而当中国把低端制造的接力棒接到手以后，美元就开始扮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角色了，由原来的打压大宗商品价格转为狂炒和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的推手。按理说，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出现通货膨胀的，然而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我国CPI居然惊人地控制在较稳定的水平下；也就是说，虽然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也有较大幅度的涨价，但毕竟没有出现传统意义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是什么替通货膨胀挡了“子弹”呢？现在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土地供应的市场化运作使不动产价格攀升不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另一个则是经济高速增长已长达十年之久，通过数量庞大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和政府公务员名义工资始终不涨，从而给出扭曲的信号抑制CPI上涨。正是这两个情况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筋脉俱损的深重内伤：一是不少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维持生存，影响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胀压力一定程度上转移到公职人员身上，使公职人员追求灰色收入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给社会风气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而这两个问题的出现，正是美元经济战对中国第一个攻击波的战果。

    最近打响的美元对卢布的围剿战，一方面看，对于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极高的我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从底线思维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调整产业结构，以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我国很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内生动力，正是基于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倒逼而得。比如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如果没有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倒逼，是缺乏发展的动力的。而且在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处于高位时，使得其他新兴经济国家，由于其劳动力水平成熟度比我国劳动力水平成熟度低，短期内没有能力承接下工业产成品制造业的转移，这会为我国稳定经济，最终实现转型升级赢得时间。但是一旦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一方面使得我国新产业失去倒逼动力，另一方面腾出了工业产成品国际市场的价格空间，从而徒生了大量可以与我国争夺出口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可见，美元的第二攻击波或许是一石二鸟，既灭了俄罗斯的卢布，还可能再次重创了中国经济。一旦我国经济陷入困局，美国就可能要么会中军变前军，要么后军变前军，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或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施压。而美国能做到这一切，基础之一确实是他的信用卡效应式的经济，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

    美国的信用卡经济体系是一个收放自如，自我调整和自我修复能力极强的经济体系。究其原因，就是它们有着强大的财富标志体系作为定海神针，来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用。如果说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曾一度陷入财富标志体系出现问题的困境和彷徨之中，然而通过量化宽松的措施，强力打造基于与其国内民生挂钩的准法定财富标志体系以后，美国已经顺利度过这个危机了。而且积累了如何不断做强财富标志的经验。今天，美元、美媒和美军这样一种另类的立体的战争能力更强了，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攻击俄罗斯熊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龙。当前，打不打军事战争虽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只要能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就有可能以备战而止战；至于打经济战，才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并非是想止住就一定能止住的，如果经济体系不及对手，往往一过招就输赢立定。回想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财富》杂志封面的那句口号，“笨蛋，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成”，或许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吧。

    俄罗斯在经济战中能败成这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如果说二十年一代人的话，俄罗斯有三代半的人只懂得计划经济，现在重返市场经济，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幸好，中国搞计划经济才不到一代半人的时间，就迎来了改革开放。所以，中国不是俄罗斯，要在世界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还是有条件的。因此，现在我们要能抗击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这样的强大体系的攻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起自己不依赖美元的财富标志体系。目前我们的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用美元为主导的外汇储备作为压舱石，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中国要建设自己强劲的股市，这个股市应该果断地去行政化，并依此打造出基于国内资产的财富标志体系；中国还必须设立基于国内有效资产之上的法定财富标志体系，从而使人民币有自己的定海神针。无疑这些问题需要人们深入研究，而本书或许会为很多有兴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叩开大门。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4

旧文章ID：1766

作者：皮埃尔·塔勒比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之外地区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想成长在今天的中国。中国是一个能够为不同的个人提供各种教育和全方位发展条件的国家–希望这一代中国年轻人能够尽早有这个意识。

  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其实中国拥有着和美国不同、但却是强而有力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更加低调但却更加有效。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好几年，我也有幸能接触很多中国的大学生，我能观察到他们被事业的成功、物质、消费、爱情等等东西所激发出的动力，但是还很少能看到为国家的前途所激励的学生——如果我的这番话不是太直接刺耳的话，请允许我继续议论下去。

  我念过于海的关于中国80后的文章，他在他的观察中也说道：“这代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物质、消费和个人目的的实现”。

  我在中国不同的省份的大学教了三年书，我能在我的学生里观察到同样的现象。能够在中国教书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之一了。当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学生都受到过良好基础教育、对一切都能保持好奇并且在学业上也有相当高的自我要求。

  但是在学业之外，作为中国一切现象的热情探索者，很多事情还是使我感到惊奇。

  尤其是在我在课堂上教授经济科学时，我总是希望让学生们思考财富的源泉。我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喜欢用我的方式来证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只能造成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并且由于这个系统内资本过积累的缘故，也会造成原始生产力的枯竭。但是当我在课堂论证我的逻辑的同时，总能看到学生困惑的眼光-虽然他们一样对我保持着礼貌和尊敬-往往在课后的交流中我会找到他们怀疑的来源：对不少学生来说，经济学就是一门致富的学问，是使国民富裕、尤其是能使他们每个家庭都富裕起来的学问。我和学生们还有过关于类似经济学不是金融学的有趣讨论，往往中国学生和法国很多大学生一样都会混淆这两门完全不同的学科。

  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的胜利？

  我绝不是在这里批评中国的年轻人。我只是希望以一个“老外”的身份来理解一个和他们的祖父母甚至父母差别如此之大的一代人。比如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向学生们展示国家干预的必要和一个稳定的政治、安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还借用希腊危机的例子，向学生展示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履行自己该有的最高职责，那么就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而这种个人主义只能是掠夺性和灾难性的。而且，如果有机会和希腊人进行多层面的谈话，我们也会发现希腊人大多都只会关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国家在哪儿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存在。希腊国家没有能力更加没有意愿改变现状。政府沦为人数庞大的公务人员队伍（人数多到国家行政系统都统计不过来）工资的发放者，最严重的是靠借外债发工资，得过且过，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其实希腊现在的情况，抛开“国际货币无体系”的原因不谈，很大一部分还是大众的个人主义在作祟。

  不少学生也被这样触目惊心的案例震惊。然后我问了如下的问题： 你们在受到如此良好教育的情况下，你们愿意以后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除开个别一些政治很正确的回答以外，我也听到更多很直白的回答：只有个人金钱和事业的成功才是重要的。

  寻求短平快的金融投机逻辑

  很少有学生能够从不同的经济思想方面入手对经济学科真正产生兴趣。经济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立即能够获取的快乐，如何简单同时又不付出努力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益是不少学生的经济学思考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知识技能高超却没有公共利益考量的一代。

  我也好几次被学生问到我对中国的看法。

  我的回答如下：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分热情好客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来为其人民教育提供保障，使其人民在文化和智力上都获得发展。不同于巴黎或者很多欧洲、美洲国家大城市，中国城市的街道往往都非常安全。我所接触到的无论是从非洲国家还是从俄罗斯来的同事，也都对中国政府能够为其人民的自由发展提供如此良好的条件羡慕不已。

  当时我们这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是从那些国家的角色已经基本从经济、社会和街道生活中消失的地方到来。无论在欧洲还是美洲，制定一切社会经济政策的只有跨国大企业和背后的金融集团。那些被制定的政策，也只朝着越来越有利于那些最有特权的社会阶层的方向发展。

  我的言论似乎总是会震惊我的学生们，或者说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种幻觉里。社会平等安定的法国、充满企业家和自由精神的美国：总之都是快速成功的典范。而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美国，超过五千万人的三餐和医疗不能保证，很大一部分还需要依靠救济券度日。这个结论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我的很多学生也不相信，至少他们没有看见过。他们整日吞食着各种美剧，剧中的人物开着好车、住在安宁的豪华小区，自然也很少看到街上流浪的流民和大量的真实美国黑人。

  如果要问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抛开纯粹就是一个培养世袭精英的机器不说，这个系统的结果就是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加占尽优势。至于说理想美国范式的幻觉，通过美剧宣扬美式生活这种软手段能达到目的的话，我还是把话语权留给美国各大城市的街道暴力和枪支滥用等现象，让它们来说事儿吧。

  对国外文化的陌生

  对国外文化和思想的开放态度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并且也能让人学到更多。但是我们不能混淆数量和质量的区别。对美剧的大规模传播和消费其实就是一种智力欺骗行为，这种产品使人变得更加愚蠢，而且其中宣扬的理念（自由、平等）生产国本身都没有遵守。这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超市亚文化，使人臃肿肥胖。而个人主义就是这些剧集所宣扬的最大道德。

  我发现就算这些年轻人从小受过不错的家庭教育，他们也对国外文化保持极高的仰慕态度，尤其是美国文化—甚至他们在不知道美国文化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已经这样了。美国的大众文化似乎使得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有兴趣去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

  另外，作为一个不那么典型法国人来说，我观察到一个十分让我震惊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在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的认识似乎几乎都是空白。

  文化和学术的丰富都需要我们在不同领域博采众长，并为之总结。

  如果这些学生都想去认识了解国外的文化，我想他们首先得更好地认识并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样才有能力去挑选出国外文化中的精髓并为己所用。

  教育必须着眼国家利益并彰显公共利益之概念

  以钱生钱、个人主义和物质消费主义等等这种国外的亚文化并不是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方式。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短暂的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

  如果现在沉浸在物质享受中的中国年轻人不知道现在所享有的这一切都是借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和一个强大的、为多数人某福利的发展意愿所造就的话，那么长远来看，中国的未来堪忧。

  自然，个人主义泛滥这是个席卷全球的问题。 但中国的政府和政党目前还能够超出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而能够在更大的公共利益层面行动。

  如果中国年轻人现在能够享有这一切，只能说是政府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所赐。

  中国在历史上和所有其它所有皇权国家一样，都有手握大量资源禀赋却在段时间内葬送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能够行动起来还为时不晚。否则，不管不问，个人主义的泛滥能够毁了一个国家。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中国之外地区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想成长在今天的中国。中国是一个能够为不同的个人提供各种教育和全方位发展条件的国家–希望这一代中国年轻人能够尽早有这个意识。

  【1月29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一场座谈会上发言，提到“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短短几十字，捅了舆论场的马蜂窝，瞬间引发巨大争议。有些媒体还翻找出袁贵仁过去意味不同的讲话。后续报道则表明，袁部长指的是“西方错误价值观”；求是网则在2日转载《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认为“社会上的一些公知大V也纷纷加入围攻的行列……参与围攻者越来越嚣张。”

  近几个月来，关于中国高校教育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有几波争议热潮。去年7月，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巡视中，指出了一些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11月，《辽宁日报》的一封《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公开信曾引爆了舆论。去年底，习近平亲自就高校意识形态作出指示，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今年伊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1月24日，求是网发表年轻宣传工作者徐岚的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点名批评贺卫方、陈丹青。

  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高校外教似乎也难以置身事外。本文作者皮埃尔·塔勒比来自爆发过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的法国。他曾在中国授课三年，虽然谦逊地表示对中国高校思想教育和自由开放的中式网络争议并不熟悉，但期望结合亲身经验，谈谈对中国学生思想状况的一些困惑。勃艮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赵晓天翻译、审校。】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4

旧文章ID：1764

作者：张玉蛟  来源：文学城博客

  关于癌症，关于保健等话题已经成为大家在网上讨论的热点了。在这个话题上大家的观点之多，分歧之大，似乎谁也不能说服谁。

  以下是一张中美癌症存活率对照表。此表来自于文章《从中美癌症存活率对比看中美医疗差距》。文章的作者张玉蛟教授 Joe Chang是美国MD Anderson Medical Center 终身教授, 是放射治疗领域公认的国际一流专家。张玉蛟教授对数据进行了解释，同时对中美医疗差距发表了下述看法，全文如下：

  以三种中国和美国致死率最高、最高发癌症为例：

  肺癌：在美国和中国，肺癌都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2013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16%。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到90%。其中，非创伤性的立体导向治疗 (SBRT/SABR) 结果与手术相似。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8%-10%。

  乳腺癌：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 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80%多，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比中国多6年甚至更长时间

  学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resident training（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至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至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到10倍。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2、中国的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看病实行预约制度，“预约”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一个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美国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病人在门诊都是私密性较好的一对一服务，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检查患者，一般初诊约45分钟，复诊约20分钟左右，遇到复杂病例可能时间还会延长。病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他们有权利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

  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是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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