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双有  来源：共识网

    A、参战的将领堕入地狱，反战的将领青云直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主张出兵抗美援朝，中央高层支持者寥寥，反对者众多，林彪的反对最为坚决。而且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出任抗美援朝总司令。无奈中毛泽东只好招来了在大西北的彭德怀，彭德怀坚决响应毛泽东，坚决支持出兵援朝，慨然答应出任志愿军总司令。在朝鲜三年血战，率领百万大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打出了军威国威。彭德怀由此成了国际上著名的军事家，其赫赫战功在国内无出其右者。

　　然而，就是这位在抗美援朝中立下首功的彭德怀，50年代后期一直遭到毛泽东的忌恨。在1958年的上海会议上就对彭德怀说，你恨死我了!我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果然，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大跃进的问题提了一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彭德怀“犯”了自己，勃然大怒，给彭德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一巴掌打入地狱，15年不得翻身，至死方休。

　　抗美援朝的二号功臣高岗、洪学智、邓华等人也下场悲惨。高岗与1953年被迫自杀，洪、邓二人也随着彭德怀的倒台，被打成反党分子，20多年受尽磨难。抗美援朝的几大功臣，几乎被一网打尽。

　　而反对抗美援朝的林彪，50年后一直在家养病。当彭德怀在朝鲜浴血奋战立下首功、回国后兼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之时，林彪闭门不出，寸功未建。然而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竟然提拔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地位远远超过了彭德怀。

　　这一次提拔林彪超过彭德怀，使很多人大惑不解。

　　林彪固然战功显赫，可排第一。但是，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林彪一直是彭德怀的下级，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均在彭德怀之下，从整体上考量，彭德怀的战功不在林彪之下。所以在十大元帅排名中，彭德怀第二，林彪第三，是十分科学而有道理的。

　　但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彭德怀的战功就超过了林彪。彭德怀后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政绩、功劳和威望远远超过了一直养病的林彪。最该提拔的彭德怀却原地不动，最不该提拔的林彪却青云直上，提拔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

　　紧接着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作为毛泽东搬来的救兵，批判彭德怀出语惊人，立下头功，毛泽东把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工作的第一副主席统统拿下，一起交给了林彪。有职有权炙手可热的林彪开始了向权力顶峰的跨越。

　　还有奇怪的，抗美援朝的主干部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是黄永胜，毛泽东认为他不堪大用，将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与黄予以对调，邓华接任十三兵团司令员，带兵入朝，成了抗美援朝的英雄，黄永胜成了被淘汰的“狗熊”。然而在文革中，紧跟林彪的黄永胜被毛泽东提拔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而跟着彭德怀抗美援朝的邓华，和彭德怀一样，都成了黄永胜的阶下囚，受尽了凌辱摧残。

　　支持并参加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主要将领们，几乎都遭到沉重打击，一个个下场悲惨，而反对和脱离抗美援朝的将领们(黄永胜1953年赴朝，战争早已基本结束)，却在毛泽东的提携下青云直上，红得发紫。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B、爱国者受尽磨难，叛国者享尽尊荣

　　第五次战役后，有2.2万志愿军战士成了美军的俘虏。在双方的谈判中，中方要求将战俘全部遣返回中国，美方则坚持要根据战俘的志愿，愿回大陆则回大陆，愿去台湾则可以去台湾，美方则加以“甄别”，决定战俘的去向。

　　就是这一决定，在美军控制的巨济岛战俘营里，爆发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国共内战，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的生死大搏斗。

　　为数不少的战俘愿意回大陆，而不少原本是国民党俘虏兵的和一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则愿意去台湾。美军由于仇恨中共，希望去台湾的越多越好，回大陆的越少越好。于是策划台湾特务和愿去台湾的死硬分子，用欺骗宣传和威胁利诱的办法，用严酷刑罚、身上刺字，甚至用剖腹剜心的惨烈手法，逼迫那些愿回大陆的人去台湾。一些人宁死不屈，铁骨铮铮，受尽酷刑而矢志不渝，坚决要求回大陆。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强意志，一批中共积极分子在狱中组织暴动，遭到了血腥镇压，一些人为此献出了生命。那些经受不住威胁和酷刑的软蛋们，纷纷变节投降，表示愿去台湾。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最终“甄别”的结果，7000多战俘愿回大陆，14000多战俘愿去台湾。

　　历史似乎给人开玩笑，谁能想到，这些一心向党、宁死不屈、毫不变节的英雄志士们，一回到大陆，热扑扑的胸膛就遇上了冷冰冰的面孔。他们都被当作“怕死鬼”“变节者”“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说他们是“有武器不抵抗”“为敌服务”，大都被开除党籍、军籍、团籍，如同“四类分子”赶到农村劳动改造，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经常遭受批判斗争，尤其是在文革中，受到严酷的打击和迫害。文革结束后，这些人虽然在政治上平了反，但是在经济上没有任何补偿，致使多数人几十年来一直陷于贫病交加境地，不少人在压抑和屈辱中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而那些头脑灵活、贪生怕死的去台湾的1.4万志愿军战俘，大都意想不到地享受到了尊贵、安逸和幸福的生活。

　　1954年1月23日起，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14207名志愿军战俘用军舰、飞机分批送到台湾。台湾方面用极高的规格来欢迎志愿军战俘。蒋介石派蒋经国、谷正刚等高级领导到码头欢迎。台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在会上致辞。总统府参谋长桂永清代表蒋介石到各个“义士新村”宣慰战俘。其中9000 人分拨海陆空军，4000校尉级军官享受军官级待遇，为他们专门修建“义士新村”，供集中居住。并允诺为他们“授田”。台湾报章上也不断报道“义士”的各种事迹，和到台后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优待”。

　　除个别有犯罪行为的以外，他们没有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在大陆改革开放时，这些曾经的“变节者”“叛国者”来大陆探亲，一个个腰缠万贯，气宇轩昂，都成了各地党政干部尊贵的座上客，成了大陆争相招商引资的对象，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而那些一心向党、铁骨铮铮、九死一生终于回国的英雄们，却一直被视为“变节者”“叛徒”，在基层干部的呵斥声中过着低贱的生活，此时却穿着破烂衣服，灰头土脸地瑟缩在墙角里流着辛酸的眼泪……

　　坚贞不屈的爱国者被打入地狱，受尽屈辱和辛酸，而贪生怕死的变节者却被供上天堂，享尽尊严和荣华。这是历史的捉弄还是时代的必然?

　　C、侵略者被说成受侵者，受侵者被说成侵略者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下，指挥十数万大军，突然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南朝鲜军队由于毫无防备，仓促应战，很快就败下阵来。北朝鲜军队乘胜追击，势如破竹，3天就攻占了汉城，一星期就占领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土地。差点儿被赶进大海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慌忙向美国求救，向联合国求救，这才有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和仁川登陆，有了中国的抗美援朝，有了几百万人死于朝鲜战争的惨烈景象。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金日成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是中美朝韩四国悲剧的制造者。

　　然而，在朝鲜和中国的教科书中，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书中，朝鲜战争的发动者是李承晚，而不是金日成;是李承晚在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向北朝鲜发动侵略，金日成在苏联中国的支持下英勇抗击，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于是，半个世纪以来，直到现在，李承晚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反动丑恶的负面形象，金日成则一直是正义高大的英雄形象。

　　难道历史就不能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吗?难道历史真的就是一个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吗?难道“侵略者”这顶丑恶的帽子就要永远死死地扣在李承晚的头上吗?

　　李承晚作为美国扶植的韩国总统，可能有“北进统一”的野心。但他根本没有发动进攻的胆量，更不可能有侵略朝鲜的行动。三八线双方不断发生军事冲突，还有一小股韩国部队进入朝鲜被全歼，美国总统顾问杜勒斯在三八线向北观望，都不能说明是李承晚要侵略朝鲜，恰恰相反，美国总统最担心南朝鲜部队一不小心，给美国惹出麻烦，美国希望他们搞好防御，不要挑起战争。李承晚多次发出的“狂妄叫嚣”其实是一种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的防守之计。

　　我们常说，李承晚是美国豢养的“傀儡”，他的一切行动必须依靠美国。没有美国的支持，他怎么敢侵略朝鲜呢?美国在安排好韩国的政务、军务和防务以后，自以为朝鲜半岛已经平静，于1949年撤走了美国军队，只留下500人的军事顾问团(朝鲜的苏联顾问团保留3000人)。不仅如此，1950年1月5日，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朝鲜和台湾均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也就是说，美国对韩国撒手不管了!(就是这个声明刺激金日成发动侵略战争)

　　美国对韩国“撒手不管”，更让李承晚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当金日成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李承晚如在梦中，浑然不知。他虽然也有10万部队，但大都未经过战斗训练。况且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重武器。而金日成的部队，有苏联支持的大量飞机坦克和重武器，更有中国支持的三个身经百战的朝鲜师。他们打过三八线时，韩国军队一触即溃，仓皇敗逃，根本不像经过长期准备，要侵略朝鲜的架势。

　　然而，就在金日成军队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的时候，朝鲜政府发表声明，“美帝国主义支持李承晚傀儡政权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朝鲜军队在金日成将军领导下向侵略者发起反击……”甚至朝鲜的飞机也飞临汉城，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美帝走狗李承晚侵略朝鲜，朝鲜军民英勇反击，即将打到汉城……”

　　这本是侵略者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一种军事斗争策略，可以掩盖真相，鼓舞士气，达到战争的目的。可是后来战争失败，美军带着李承晚打过来，居然谎言成真!李承晚跟着美军当然成了侵略者。后来志愿军打败了美军，李承晚跟着美军又退回韩国，于是他便成了失败的“侵略者”。而这一切，他都是“因人成事”，他自己从来没有主动侵略过朝鲜。

　　从来没有主动发起侵略战争的李承晚，一直被我们当作侵略成性、反动腐朽的坏家伙，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朝鲜战争的真正发动者，给中美韩朝四国带来巨大灾难的金日成，却一直被当作战争的受害者，是抗击外敌侵略、保家卫国的大英雄。朝鲜教科书这样说，中国的官方历史也这样说。这是尊重历史还是颠倒历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10811869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5/1/8

旧文章ID：1640

作者：陈徒手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却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多改变的机遇和可能。本文根据新开放的档案文件，首次讲述少为人知的中方接待方面的幕后故事。

　　怎么能让各级干部、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

　　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方高层更觉辣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之际，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高层为此次宣讲活动定义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教育”，最早下发的是《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紧跟着的是外交部、北京市委印发的有关教育材料，学习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让尼克松来等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解决一些糊涂思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自觉性。”(见外交部材料)在1972年春节前后，对事态进展颇为担忧的北京市委几次下达指示，要求加快学习进展，号召革命群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尽最大的力量”。

　　从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致市机械局党委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从1972年1月23日至2月3日，该厂共用了八个业余活动时间，除了学习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之外，还组织职工围绕毛泽东的《关于重庆谈判》和五二0声明、周恩来1月17日关于外事工作的讲话及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进行讨论，“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逐步加深教育效果。”(见1972年2月20日报告语)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在延安就相熟的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参考消息》。此次被中央钦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引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统一台湾的大事。这也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如官方预料得那样严重，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吴德要求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周恩来作为主事者，在前景险恶不测、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级难度和复杂性，他只能谨慎从事，异常小心。1971年12月初，他以中性的标准制订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他强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见《周恩来传》第2062页)

　　随着到访日子的临近，重大责任慢慢下移到基层，整个京城也随即呈现躁动、紧张的局势。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连续两次下达关于进一步搞好接待准备工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局、区县，希望在尼克松到达以前逐一落实各项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杨寿山等人率队分头检查十七个重点参观工厂和六个游览单位，着重在参观路线、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以及解说词等方面一一把关，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高标准。2月18日市委负责人吴德亲自来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在厂区逐一检查重点部位，并在现场指示市委人员再传口信，要求各单位坚决把接待任务完成好，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实际上，从职权来分，北京市只负责尼克松随行人员参观工厂、商店、游览景点及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重点接待单位约有二十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杨寿山和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把相关单位负责人叫到市里，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极为光荣、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演习，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结果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的工作精神。市里的高压态度致使基层单位“草木皆兵”，如履薄冰，不得不高调表示：“天天检查，天天抓落实，直到尼克松走，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为慎重起见，在尼克松访华前一个月，市委又临时补充一批工厂参观点做为备选。按市里的要求，各接待单位纷纷成立以党委(或支部)书记为主的十人领导小组，下设思想教育、政治环境、安全保卫、卫生防病、接待服务等工作机构。各车间也相应成立了3至5人的接待班子。仅以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为例，全厂各级接待队伍人员多达130名，还特地举办学习班，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相关工作事宜进行反复研究，逐条落实。(见工厂简报语)

　　作为外事接待大户，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对参观线路、环境布置格外重视，多次排演外宾接待保卫的具体过程，通过模拟来验证有否漏洞，明确每位保卫人员的分工和位置。2月19日晚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再次对与会者进行组织纪律性教育，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搞好这次接待是保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一场斗争，要求做到“四不”：不围观、不隔窗观望、不在厂内、楼道内外来回走动、不离开生产岗位。(见工作简报语)

　　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是把这“四不”作为纪律条例下发各单位的，明确指出这是市委布署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中国与外界基本隔绝，基层单位很少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能见到美国总统的随行人员，工人届时难免会好奇地围观，前颠后跑。面对这种可以预见的细节，高层人士觉得有碍国家政治形象和人民精神面貌，因此不得不处处设防，以严苛的纪律来加以控制。

　　工艺美术工厂等单位还提出，职工要真正从始至终做到“四个显示”，即“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变化和精神面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显示出中国工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显示出我们有条不紊、按计划办事的工作作风。”(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每逢重大事件来临，基层单位总会习惯性地拿出类似“四显示”的表态性言论，让它们充斥各种简报汇报之中，以满足上级焦虑的维稳需求。各单位的工作表面上有所松动，甚至还略嫌轻松，其实还是被板结凝重的内部气氛所弥漫。尤其遇到“尼克松访华”这种不告而来、异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台面上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判断没有彻底改观，只是策略性的应变和最高层的谋划，对党内和民众根本没有交待领袖的真实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级干部无从了解事变的要领，头脑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着熟悉的老调和惯性穷于应付。

　　目标中的各类敌对分子不敢轻举乱动

　　治安保卫工作成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重中之重，市委在此问题上非常强硬，提出几项刚性要求：“对五类分子和其他危险人物逐个做了安排，严格控制和防范。参观沿线的各种隐患，都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易燃、易爆、剧毒等物品，进行了普遍检查，订了保管、使用制度，预防意外情况发生。保卫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各负专责，确保绝对安全。”(见1972年2月22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吴忠、丁国钰》)为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向各系统下达“冬防”安全保卫工作的指示，力争在尼克松来访前在安保上万无一失。

　　在工业各系统中，以从事民族工艺生产为主的市二轻局是外事接待较为集中的重点部门。据简报称，局党委先后召开五次保卫工作会议，逐项研究并做了细致的布置。局党委还下文强调，要百倍警惕，决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隙。经过各单位汇总，确定二轻全系统共有“九种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四百八十九人，对其中表现不好的三十人需要严加把控，采取留厂专人负责看管的措施，要组织监改小组，对怀疑对象早晚安排劳动，加强管教，不给其破坏时机。

　　吴德等市委领导特别指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严格城区、单位出入管理，对生产需要增替的设备、产品，在可能的范围内均要提前配置。为此，各单位都要提前备货，尽量让外地人员在此期间少进入城区相关区域。譬如料器厂原来每天都有外地来人取料，厂领导对外来人员的政治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决定在二十日前将七天外加工材料一次发完，在尼克松来华期间不再发货，以此堵塞可能出现的安保漏洞。(见1972年2月20日北京二轻局党委致市委、市革委会《关于我局系统接待尼克松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报告》)

　　实际上，到了1971年尼克松准备来华之际，经过文革以来几番“清理阶级队伍”，“过滤”了城区芜杂、可疑的人口，大大提高了首都市民的红色净化度。据1968年11月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截止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已达80100人，其中叛徒3927人，特务4761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20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新挖出的五类分子14435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7566人，其他坏分子14320人。

　　转年2月20日，市革委会上送中央的报告中称：“到二月底，全市(清理阶级队伍)已揪出9.9万人……已定案的1.5万人中，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定案人中有一半以上确定为敌我矛盾，结案处理时会格外加重。

　　1970年12月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12月24日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的《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披露，全市又挖出各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002人。市委高层确信，通过这么几次定点定时的运动式清理，已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摸清了“各类阶级敌人”的状况，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早已发挥到极致，目标中的各类敌对分子基本上不敢轻举乱动。

　　那几年间，市里还数次进行规模很大的治安大清查，往往会出动公安干警、卫戍部队和街道积极分子二三十万人次，沿街盘查，深入住户，每次都能查出有疑问人员数千人，按政治轻重的情况一般能收容其中的三分之一。

　　为了确保尼克松访华过程不出差错，北京卫戍区和各区公安分局还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到各接待单位进行岗位与任务的预习，也就是训练治保骨干“散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市第二通用机械厂抽调65名可靠的治保工人散布在参观沿线，安排300多人在车间班组的不同部位定时巡查。该厂通过摸底，早已列出各类问题人员192名，对五类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点安排，让他们届时有工作任务在身，无法有空隙离岗。

　　尼克松是七十年代初第一位到访的西方国家元首，中方安保工作尚在摸索之中，防范严苛，又因经验缺乏而略嫌拘谨。到了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政治保卫的内部规格更为严厉和细化，甚至明确提到：“对帝修反的间谍、特务和五类分子，加强侦察、控制。”(见1973年9月11日市委简报56号)

　　北京所有公园里的其它饭馆不再允许炒菜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进入了临战状态。接待单位开始全力打扫自己区域内的厂区、室内卫生，参与人员之多为历年少见，各单位纷纷报告称“面貌大有改观”。2月20日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向市革委会外事组上报说，全厂抽出近千名人员突击卫生环境，动员34辆汽车、两部铲车、两台推土机、50辆大马车以及数十辆电瓶车、手推车等运输工具参战，共清理运走积土2000余立方米，就地平整积土500多立方米。(见厂党委《关于接待尼克松随行人员准备情况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各接待单位突然整建车间里的更衣室，理由是不合规格，建筑材料过于简陋，有碍观瞻。北京不少工厂的更衣室多是建设中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车间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积共达八百多平方米，宽敞而又整洁，工人们借此享受外事带来的福利。

　　市外事组此时收到基层大量的汇报材料，譬如说沙发、地毯、桌椅等都已布置好，供电线路作了几次检查，室温始终保持在22、23度左右等等。市里领导也特意叮嘱，接待人员的衣着尽量穿得干净，女同志尽量穿花衣服。同时，市革委会根据最新的上级精神，派人对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作了调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设部门对外宾可能到达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等，抓紧进行简易的粉刷和修整。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1973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

　　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2月20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

　　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郦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它饭馆不再经营炒菜。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

　　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像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的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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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5/1/24

旧文章ID：1639

作者：楚寒  来源：共识网

    提到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部在独立战争期间广为流传的著作《常识》。正是《常识》一书，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独立情绪，《常识》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再有，潘恩还是美国国名的命名人，是他首次提出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名称(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鼓励民众为一个自由独立的联邦共和国而奋战，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便用了这一名称作为国名。正因为此，尽管潘恩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底层人，一个贫穷的束胸裁缝，直到37岁那年才离开英国来到北美，潘恩还是被美国公众广泛视为与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杰弗逊、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并列的美利坚开国元勋之一。

　　事实上，潘恩除了撰写《常识》一书，为美国的国名命名以外，他对于美国独立战争还有着另一件卓越的贡献：在独立战争陷入困境、低潮时，他撰写了一系列名为“危机”的政论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北美部队的士气，后来集结为《美国危机》一书，成为独立战争期间的一部重要作品。

　　1776年10月，时年39岁的潘恩背着一把毛瑟枪加入了北美军队，先后在军中担任士兵、秘书、副官和随军观察员等职务。参军时的潘恩因为《常识》一书的出版，在北美可算是个举足轻重的名人了。

　　虽然“独立宣言”发布了，但是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事业却依然步履维艰。这场对抗世界第一经济军事强国的独立战争，对于势孤力弱的北美殖民地来说不啻蚍蜉之撼大树。战事接连失利，甚至一度陷入泥潭，胜利的前景更是极其渺茫。一个新生的自由国度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随时有可能夭折于摇篮之中。

　　潘恩首先加入的是宾夕法尼亚民兵团。他跟着富商出身的民兵团旅长罗勃宾率领的一队支队，到位于纽约史丹顿岛西南、新泽西州的安宾去。此时英国军队已从史丹顿岛登陆纽约长岛，正准备进攻纽约对岸的华盛顿堡。潘恩既是罗勃宾旅长的私人秘书，又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他的行李包括出版商给他的五十本《常识》，一把生锈的旧毛瑟枪、子弹、火药、一只水壶和一袋麦片。

　　战事到了11月中旬，大陆军寄予厚望的防守阵地——位于纽约对岸的华盛顿堡——失守了，两千名北美民兵成了英军的俘虏。接下来，英军又占领了纽约，大陆军退守李堡扎营。凭借强大的海军实力，英军渡过了哈德逊河，从侧面向大陆军进攻了。大陆军只得放弃李堡，转而进行撤退，部队向着新泽西州北部的哈肯萨克方向撤退。这支当时不到三千人的部队，加上骑兵团指挥官亨利·李率领的五千人，就是当时驻守纽约的两万名大陆军的残余部队了。部队正在瓦解，开小差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每天都有士兵带着武器和行李逃回家去，载满辎重的马车歪歪斜斜地扔在路边，此时的大陆军可谓士气极其低落，军心不稳。

　　1776年的12月——无疑是北美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在那个天寒地冻的时节，大陆军节节败退，疲于奔命，几乎溃不成军，全军士气跌到了谷底。而英军则频频告捷，兼程前进，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狂欢。此时此刻，从军中到民间，殖民地弥漫着一股低沉悲观的氛围。许多人已从原先支持独立的辉格党，摇身一变而转为支持英王统治的托利党(也称为忠英派)，大陆会议的地点也被迫从费城迁往巴尔的摩。

　　时局正处于危殆之中，促使潘恩重又拿起了他一度放下的笔。潘恩膝盖间放着一面铜制军鼓，铜鼓的鼓面斜放着，好让摇曳闪烁的营火光照着。在摇晃的火光中他灵思迸发，内心的激情如喷泉翻涌，他花了一整个晚上而一气呵成。完稿后，他将这篇文章命名为——“危机”。在文末他仔细地注明，“写于1776年12月23日”。

　　那些跟他并肩作战、朝夕相处的伙伴们围聚在他身边。他一边挥笔疾书，他们一边读出来，有时操着带鼻音的地方口音高声念道：

　　“这是考验人的意志的时候。在这危机中，那些经不起风霜的兵士，那些受不住考验的爱国志士会缩在一旁，不为国家服务;但是如今还在坚持的人，应该受到男女老幼的爱戴和感激。暴政，跟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

　　1776年12月下旬，特拉华河两岸。英军驻扎于新泽西州中部的特伦顿城，华盛顿统率的部队在一个礼拜前被英军逐出了特伦顿城，此刻驻扎在特拉华河对岸。到了12月25日黄昏时分，华盛顿将部队集合，一组组列阵在特拉华河前沿的阵地，每组有一名中士和一名尉官，向集合的官兵们大声宣读《危机》中的段落：

　　“我并不是号召几个人，我号召全人类。我要用我的热忱，向那些已经高贵地奋起反击、但还没有决定抗争到底的人们呼吁。 我不是向这个州或那个州呼吁，而是向所有的州呼吁：站起来、并且来帮助我们，和我们同舟共济吧。当这样伟大的事业危在旦夕时，有过多的力量参与总比力量不足要好。

　　让我们告诉未来的世界：在冬天严寒凛冽的时刻，在只有希望和勇毅才可以脱离劫难的时刻，城市和乡村都被一个共同的危机警醒了，并且准备迎战和征服它。不要说数千人已经死了，要证明你们人数众多万万千千;不要祈求神恩摆脱艰难日子的负担，而是要‘用你的行动见证你的信念’，那样上帝就会保佑你。”(《危机》第一篇)

　　当念到《危机》的结尾一段时，全场寂然无声，官兵们已是热血涌流，群情鼎沸，士气高涨。这日夤夜时分，部队悄然且井井有条地登上已集结好的船只，在黑漆漆的夜里横渡特拉华河，突袭了英军联盟驻守在特伦顿的黑森雇佣军的兵营。毫无防备的英军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混乱中仓惶逃跑、撤退，一千多名雇佣兵成了大陆军的俘虏 。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胜利雪中送炭似的，在最危急的时刻振奋了整个北美殖民地。费城城内和殖民地其他地方一派欢呼鼓舞。险些儿葬送的北美革命，又重整旗鼓、再度扬帆启航了!

　　屡战屡败的大陆军的士气为之一新，渴望着进攻、进攻、再进攻。然而北美的危机仍在持续着，这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抗争，人类历史上著名的以弱制强的战争，还将持续好几年。大陆军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充足的物资给养，内部的精神团结，以及国际上的及时支援。而大陆军更需要的，则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志。

　　在此情势之下， 在这场历时八年的北美独立战争当中，潘恩一篇接着一篇地写出了战时系列政论文章，亦是他个人挑战一个庞大帝国的战斗檄文——《危机》系列文章。他一共创作了13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战斗的刀锋和箭镞。

　　潘恩的这些在危难时局之中激励士气的文章，被刻印在各种颜色的纸上。大陆军指挥官将它们跟军事命令放在一起，作为军事计划一层层地下发给各级官兵，它们还被成批成批地，散发到殖民地十三个州的城市和乡村中去。不仅如此，这些灼热的文字，还随着北美的外交使节走入欧洲宫廷。

　　一个名叫罗勃宾曼的出版商，和一个名叫迈金的印刷商，主动来到军营找到潘恩，表示愿意承接《危机》系列政论文章的出版任务。当潘恩整理好书稿之后，他俩就一起动手排印，连续忙碌了好几天，终于，他俩将这13篇《危机》集结成书、付印出来了。两位出版人摘录潘恩文中所说的“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作为这本书的卷首语。书名，则定为——《美国危机》。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潘恩的这本新著《美国危机》，成了大陆军士兵除了毛瑟枪之外的军需品，成为独立战争期间最鼓舞人心的作品，美国历史上的不朽著作之一。

　　写于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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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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