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1世纪网 来源：新浪微博
继大连海底隧道超级工程计划提出后，中国人提出愈加大胆的计划。不久前，有人建议从白令海峡海底挖开一条贯通俄罗斯与阿拉斯加的隧道，从而建成连接中美的“国际铁路”。与之相比，大连的海底隧道计划就相形见绌了。http://t.cn/RZ9wqDZ （环球时报）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1387
兰德公司报告：中美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作者：宿亮 来源：政见
在决策过程中看错形势、误读信息，可能导致个人不爽、公司崩溃——倘若涉及战争与和平大命题，结局可能是国家失败。国际政治风云际会，每时每地的新情况都需决策者全面理解、正确对待。历史上无数强人栽在这上面，无数强国因此“总被雨打风吹去”。
如今，东亚乃至全球的中美博弈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线之一。势力日增的中国要摆脱积贫积弱年代，在东亚施展影响力;传统霸主美国在失落之余“重返亚太”，要保住地区强权。看上去，东亚对中国比对美国更重要，但中国因此就可以低估美国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吗?而美国步步为营，是否低估了自身行动让中国产生危机感的程度?美国与盟国关系愈发紧密的背后是够低估了这种动向可能印证中国对周边环境恶化的认知?
两国是否同时高估了自身控制局势的能力?这会导致中美两强“擦枪走火”吗?
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龚培德(David C. Gompert)、著名军事和外交学者Hans Binnendijk，亚太安全领域学者Bonny Lin在一份名为《忽视、愚行与战争：中美要学些什么》的报告中提出：中美应向历史求教。
纵观历史，无论是决策信息不足，还是决策者选择性使用情报，国家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拎不清”的情况并不少见，“擦枪走火”的后果也关乎国运兴衰。
1812年，拿破仑认定能够打垮沙皇亚历山大，纵兵东进、在俄罗斯冻饿交加，事后证明这是导致法兰西帝国覆灭的“烂招”。二战期间，希特勒也犯了同样错误，大独裁者明知拿破仑的下场，还坚持认为苏联1941年肯定会败给德国。
一战期间，英吉利海峡边的德国军事决策者们坐拥大量情报，仍认为美国至少一年后才会参战，决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以促使英国孤立投降，结果美国并没有给德国时间，不仅通过反潜舰队增加向英国给养，并在德国预期时间点一年前就派军队参战，让德国美梦破裂。
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决策者认定当美国从偷袭中恢复过来时，日军已然占领全部东南亚，凭此可以与盟国讨价还价。虽然明知美国是当年的军事工业第一强，仍发动偷袭。
1979年，中国政府虽然看到越南打退了法国、拖垮了美国，但还是决定要教训“小兄弟”。军事冲突让中国付出大量代价，但最终也达成军事目的让越军退出柬埔寨。同一年，苏联决策者不顾军事将领反对，认定控制阿富汗大城市就万事大吉，根本没考虑对付游击队的问题，结果就是十年后元气大伤的苏联撤出阿富汗，不久就黯然解体。
1982年，阿根廷认定撒切尔夫人不会倾全国之兵挥师南下，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对马岛的领土要求，随即出兵马岛，压根没准备打仗，结果面对英军迅速投降。
最新的例子是小布什认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关系紧密，定要出兵再战波斯湾。结果，美军大量伤亡、陷入伊拉克泥潭，本来借反恐旗号营造的国际形象毁于一旦，美国在中东地区也没完成政治上“树典型”的任务。
当然，也不是所有领导人都会误判。美苏1973年地中海对峙中基辛格的判断就避免事态不可收拾;苏联1982年决定不出兵波兰也不失明智之举。
说来说去，国家领导人及时有机会获得各方情报，仍因认知模式的问题可能导致错判。领导人也是人，愿意高估自己，愿意听取“顺耳”的判断，可能忽视歪曲重要信息。
从这些案例中看，领导人在决策中误判，无非是因为过分相信直觉和经验、傲慢死板、对困难和时间预期不足，甚至在决策时替对手都想好应该怎么走，只可惜对手没有一次是听话的。这种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判断上，这样出错的结果至少也是代价惨重。
总而言之，就像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荒唐”进行曲》中的观点那样，政府权力不仅仅导致腐败，还导致愚行。
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既然在不少公共领域决策过程中都采用了第三方独立政策分析的模式，没有理由在战争与和平这些大命题上缺乏类似的分析。类似中美这样的国家，决策者需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机制协助制定重大战略政策。这种机制不需要有实体模式，以免形成部门利益或受到掣肘，但在重大决策前，应自动激活，向决策者提供包括政策分析假设、对手能力意愿、政策实施难度及可行性等全方位的战略评估。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各类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平衡的考量，以避免重大误判。
另外，报告认为中美领导人应该在峰会和热线之外拥有其他沟通机制，重要机构也应该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外拥有更好的沟通方式以互相挖掘更多信息，增加了解。同时，智库与战略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也应该更加紧密、有效率。
兰德公司报告的结论看上去似乎是个自我广告，但其实不无道理。美国有完善的对华战略分析机构，但做出的所有决定并非都合情合理，一旦有一个决策踩住中方的“神经”，后果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而中国也在加紧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和智库建设，既有模式是否足够独立以便提供完善的第三方声音?还是总发出类似“首都人民喜迎地铁涨价”这样的声音?这些的确值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参考文献
Gompert, D. C., Binnendijk, H., Lin, B. (2014). Blinders, blunders, and wars: What America and China can learn. RAND Corporation.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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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国学者们”眼中的美国：北京2012年调研报告
作者：佳音 来源：
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冯慧云和贺凯近期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2015， 24期，No. 91, 83-100页）撰文发表了2012年夏天在北京进行的一手调研资料，题为“America
in the Eyes of America Watchers: Survey Research
in Beijing in 2012”(研究美国学者们眼中的美国：北京2012年调研报告). 此次调研对象是观察和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也就是那些在中国做美国研究和分析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学者们。研究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体系内中国的权力架构，中美关系，以及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印象。调研表明近一半学者认为，未来十年美国仍将是世界的领导者。同时，大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持乐观态度，尤其在经济领域。超过一半以上的学者相信亚洲的军事议题，如中国南海争端，会是中美之间最棘手的问题。
简要描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之意义后，两位学者进一步强调了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对美国的印象及政策制定之必要性。
作者随后指出和传统调研对象不同，此次调研旨在了解“美国学者们”对于美国的印象。“美国学者”在文中是指那些在中国高校系统或智囊团里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们。这些学者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发表文章和公众沟通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并在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群众观点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为阐述这个群体（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的特殊意义和本次调研方法的有效性，两位作者通过实例指出了传统“公众印象”的调研对象及弊病，如在“公众”群体中取样的现存问题，调研对象出版的文章或书籍因审查问题而不一定能代表发言者的真实看法，一对一访谈可能因访谈者的主观印象而有所偏差，公众观点和政策制定之间在不同国家都有不可避免的鸿沟等等。
在锁定“美国学者”为主要对象后，这次调研选择与主办方“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合作；用不记名的问卷调查方式在2012年7月14-15日举行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年会上，对来参与的学者们征集答案，并随后用统计分析法进行分析和总结。与会者主要包括学术界学者，政策分析人士，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和学生等，大概800人左右。所有与会者均可参与这次调研。自愿填写调查问卷的“美国学者”们共352位，占全体参与者的44%，可用的调查问卷答案共计317份。
调研主要针对三个和印象相关的问题：1）中国的美国学者们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进程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2）他们怎样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3）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哪些看法？
调研问卷一共有21个问题，其中5个为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职业，海外经历，学历，国籍等）， 统计表明本次调研参与者95%为中国国籍持有者，66.2%为女性，33.8%男性；最多的参与者是学生群体，占总人数的39.1%。
调研问卷的其他16个问题和“印象“相关。调研表明虽然近半数（47.3%）的“美国学者”们认为美国在将来十年仍会保持领导地位，另一半人则认为美国将失去在国际上的领导权，虽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
在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议题上，绝大多数（84.5%）都相信这个结论。此外，大家都倾向（80%）于认为中国不可能（59.9％），或者绝不可能（19.9）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内的最强国。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层面，就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威胁这个问题，54%的参与者选择了美国，24.9％选择日本，俄国以12.3%选票居于第三。
在中美关系上，关于中美之间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哪个，答案中53.6%指向“亚洲的军事问题（如中国东海和南海纷争）。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益，73.7％的参与者们选择了经济贸易，65.9%选择了反核武器，64.7%反恐怖袭击，还有55.8%气候变化。有四个问题具体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关。在奥巴马2011年对亚洲的仔平衡政策上，48.9%的参与者认为这对中国是“潜在威胁”，而30%则选择了“明显威胁”之选项。
通过调研，两位作者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决策者们，通过在中国的美国学者，对于美国的实力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虽然对于中国崛起本身相对乐观，尤其在经济领域；但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却有着比较负面的印象。而若要减少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不信任”，美国的决策者们需要重新权衡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心，以降低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负面印象。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1385
中国仍要拔得头筹？——评汪洋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的主旨演讲
作者：TOM MILLER 来源：Grvekal Dragonomics
中国一直以来都批评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提倡以一个多极世界取代之。 但副总理汪洋近期的一次讲话温和的令人惊讶，这次讲话激起了有关北京外交政策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松的争论。中国真的愿意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吗?这完全令人难以相信。
破译中国变速极快的外交——一个微笑和震怒的微妙组合——是困难的。汪洋在他的演讲中以他的方式表现出了友好。他说：“中美是全球经济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早前，我们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其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而试图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参见“一个中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在习近平和奥巴马APEC峰会是富有有建设性的会面之后，汪洋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好像中国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改变。
寻求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真相并非如此。中国正在进行地缘政治重新定位，但不会放弃一贯坚持的世界多极化的观点。在“中国梦”的大旗下，习近平承诺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并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用汪洋的话说，中国已经加入了这个体系，也很愿意尊重这些规则， 只要其符合自身利益。但是北京会继续推动改变全球体系以期发挥的更大的——或者叫“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已经说服20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领导金砖国家出资组建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这是中国期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更独立作用的明证。
汪洋在12月17日中美商业关系论坛年度会议上的演讲意义同样重大。在贸易对话期间，汪洋因中国保护主义广受批评。虽然他的讲话看上去照本宣科，并经过审核的，但可能也反映了中方试图安抚东道主。他是有的放矢地说那些美国人想听的话。更确切的说，汪洋主要谈论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就中国对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是否满意做出更广泛的回应。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没有资格抱怨全球贸易的不平等。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确实看上去进入了更具建设性的时期。中国新任领导人似乎比胡锦涛任内更愿意与美国同行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在11月份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信息技术协定》(一个国际高新技术自由贸易协议，此前受到中国强烈抵制)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同意在气候变化方面开展合作。中美还签署了军事协议旨在减少因东海、南海事故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军事、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在改善。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其全球野心。在APEC峰会之后仅两个星期，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如此高层的会议是自2006年以来的第一次(加编者注，这样的会是年度性的，去年也开过。)。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中国要有自己的大国外交。他同时还将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联系了起来。之后，习近平在上个月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主题的政治局学习时指出，中国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这些话语无不表明中国无意于屈居美国之下。
中国才是真正重返了亚洲
事实上，中国地缘政治野心仍是前沿政策的热点话题。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是习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政策重点已经转向更邻近的地区。随着北京寻求在亚洲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外交部长王毅在2013年宣布邻近国家已经成为外交的重点。从那之后，北京就已经开始郑重地追求实现其地区领导地位这一目标——加紧对南海的掌控，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加大对新丝绸之路沿线的投资。通过在亚洲不发达地区投资道路、铁路、港口以及电力线路，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北京长期的目标至少是恢复中国在东亚的传统主导地位(参见“一个亚洲帝国的梦想”)。
重返亚洲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如果中国优先追求地区领导地位，必然要尽可能与美国合作。而当其战略的重心是亚洲时，显然没有必要挑起与世界上最强国家的争端。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他们必须与美国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诸如气候变化协定或者有争议的贸易规则。但是北京不可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任何美国的干预都不可能被容忍(至少在公开场合)。另外，中国会继续努力在全球体系中争取与其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
原文标题为[CHINA] STILL AIMING FOR THE TOP，于2015年1月12日发表在Grvekal Dragonomics。《中美印象》简报第47期全文翻译。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1384
郑永年：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丝绸之路的大目标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和国家的“和平崛起”，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责任大国。
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和平崛起，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至少如下三个条件，即一、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二、有效遏制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有可能的围堵;和三、在发展中国家扮演领导角色。这三个条件是需要争取的，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也可以从这三方面来阐述。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内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可以全面发掘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潜在的互补互利机会。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即“一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即“一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例如新加坡)已经是发达经济体之外，其他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还是低度发展国家，都需要发展。丝绸之路通过资本和技术等外部经济要素的引入，和这些国家的内部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整合，可以大大激发这些国家的潜在经济发展动力。
这样做也可以为中国带来直接的经济与战略效益。今天，中国经济各方面面临失衡，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内部的继续改革对经济结构调整很重要，但也可以引入外部经济要素，一方面促进内部的改革，另一方面减轻内部改革的一些压力。发达的西方国家在走向经济大国(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使用外部经济要素。例如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政策。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寻求一条和发展中国家尊重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道路。尊重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应当是丝绸之路的主题。
突破全球失衡困局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丝绸之路有助于中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不具经济效益的产业，有秩序地对外移转，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内部过程的产能，转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另一方面，这种产能转移更有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产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产业升级，丝绸之路可以为中国企业的成熟中阶产品，找到广大的海外新兴市场，为中国大量产能过剩的产业找到新的出路;同时，它也可以将中国的庞大外汇储蓄与丰沛国内游资，转化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突破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实现全球经济增量基础之上的再平衡。
中国可持续的和平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就是遏制和化解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围堵。对中国来说，要崛起成为大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作为大国，中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大国的崛起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经常造成西方学者所说的“大国的悲剧”，即现存的大国总是恐惧于新兴的大国;而新兴的大国也总要挑战现存的大国，从而构成了争霸战争。如何有效遏制发达的西方对中国可能的围堵?
中国需要加快军事现代化。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对西方的围堵构成最有效的威慑。不过，中国军事的发展可以对西方产生最直接的影响，西方也必然会加快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从国际关系的逻辑来看，无论中国本身还是西方，都存在着强大的推动力，驱动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军事竞争。一旦造成冷战期间前苏联和西方之间那样的军事竞争，对中国就会大大不利。中国因此必须竭力避免类似的军事竞争;和西方的关系也因此必须超越军事层面。
要避免前苏联和西方之间那样的军事竞争，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变得极为重要。鉴于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依赖性，西方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因此，即使西方对中国实行形式不同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帮助西方恢复经济。尽管中国帮助西方经济，改变不了西方的“中国威胁”认知和其围堵中国的企图，中国也必须继续和西方保持这种经济相关性。两者的经济相关性越大，西方就越没有能力实现其围堵中国的企图。这些也是中国在和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
但是，无论是军事现代化，还是继续保持和扩展同西方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一直在支撑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过，如果中国国内经济出现重大的问题，没有其他国家会来帮助中国。对这一点，人们应当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西方一直在寻找机会来“惩罚”中国。中国如果有危机，很难想象哪一个西方国家会来帮助中国?中国必须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走出去”很重要。既然中国经济很难走向西方，就要寻找新出路，这个新出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通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丝绸之路是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的有效途径。
如何理解中国要在发展中国家扮演领导角色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这样做不是像西方一些人所说的，是中国要追求国际霸权;恰恰相反，中国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双赢。一方面，丝绸之路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内部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可以全面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二，这样做可以缓和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与贸易摩擦。尽管中国和西方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但欧美国家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激进排外思想也在增长。西方经济越是走不出结构失衡状态，越会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本往往被西方国家利用“国家安全”等理由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这种情况当然不是说中国要放弃西方，中国仍然要努力和西方打交道。但同时，中国更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贸易投资空间。这方面，中国已经努力不少。丝绸之路的确立，必然会从整体上大大推动这方面的努力。一旦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出了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和西方的经济贸易摩擦必然会减少。
瓦解对中国的包围
第三，丝绸之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有效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战略围堵。美国的战略围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软力量方面的(包括意识形态、文化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也必然会加快和提升。但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做世界警察的野心，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还是国防。丝绸之路则可以从经济上和软力量方面瓦解美国的围堵。从经济上说，就是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关系仍然很重要，不可放弃。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主导性。应当看到，这两条腿并不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微弱的经济复苏，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发达国家也普遍无力自行解决长期失业、产业流失与世代冲突等结构性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西方不满，但仍过度倚赖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实际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脱离西方市场不现实。对这些国家来说，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仍然留在西方，而需要寻找另一条腿，这另一条腿就是中国。现实地说，要恢复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动力，必须靠新兴市场国家全面激发其经济增长潜力，扩大内部需求，以及同步深化新兴市场国家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带动跨国投资与贸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个方面的优越条件，决定了其必须扮演领导角色。
第四，丝绸之路可以把中国发展的一些宝贵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借此形成中国的国际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已经开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尽管中国发展过程也是有沉痛的教训，在一些方面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今天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但毕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并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人所炒作的“北京共识”论，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人所总结的“北京共识”论。中国的发展经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仍然需要总结。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经验表现出巨大的兴趣。
也就是说，可以把丝绸之路视为是由中国自己创始的“软力量”建设项目。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软力量的崛起。软力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际事务中的实际领导权和话语权。今天，中国的软力量建设一直是软肋。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有三个原因，包括没有把中国本身发展经验总结好，过于注重于和西方的话语之争，不够注重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塑造自己的软力量。建设软力量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但丝绸之路是一个很现实和有效的契机。结合丝绸之路，中国至少可以实现软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13118917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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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俄关系
作者：邓聿文 来源：联合早报网 2015年01月14日
对全球格局特别是大国关系来说，2015年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化，现在不好预测，因为总有一些突发性事件会打乱原有的部署和运行轨迹，但不管怎样，如果能够明了过去一年国际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对预测总是有帮助的。
在刚过去的2014年，大国之间呈现出一种类似冷战时候的准冷战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以及中国与美日的对立。好在后者临近年尾有了改观，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所缓解，中日关系也从剑拔弩张中有所松动，两国实现了首脑会见，达成了四项原则共识。但前者的对立似乎还在加剧，美国在去年年底追加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虽然普京在新年致辞中放低了身段，表示要同美国改善关系，可华盛顿尚未领情。
俄同西方的对立，肇始于乌克兰问题。对立的结果，就是去年底的卢布危机。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油价一路暴跌的带动下，俄罗斯也发生了货币和股市危机，卢布呈断崖式下跌，莫斯科动用了上千亿美元外储和不常规加息手段干预，才总算暂时稳定了卢布。卢布危机进一步引发了俄经济问题，连强硬的普京都不得不承认，俄将会出现经济萎缩，要过两年苦日子。
对于俄卢布危机，当然不应陷入阴谋论者的窠臼，认为此乃西方策划已久的绞杀，然而，要说与美欧制裁完全没有一点联系，也不准确，肯定有着地缘政治的影子在内。西方舆论就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利用俄卢布危机，及导致的经济问题，鼓动人民不满，从而点燃俄的抗议浪潮，推翻普京对俄罗斯的专制统治。
此事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警示，无论俄卢布危机是否含有西方阴谋，鉴于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同俄罗斯一样具有脆弱性，一旦出现雪崩式状况，无疑会被西方所利用。许多人士就认为，北京应该从卢布大幅贬值中接受教训，防止西方绞杀人民币。
从中俄关系来说，卢布贬值和俄经济衰退，会带来若干不利影响。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一路一带”建设，若俄经济出现问题，很多合作项目就得延迟甚至停止，莫斯科甚至有可能怀疑，北京会利用俄罗斯的困难，而加紧拉拢中亚国家——这些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正是出于这点考虑，北京曾委婉表示可以给莫斯科援助，但被后者拒绝，莫斯科大概是不想给世人留下依赖北京的印象，但由此也反映出，在两国大唱友好的同时，莫斯科对北京怀有很深戒心。
目前两国官方来往密切，但应该看到，这种“蜜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共同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所以需要“抱团取暖”，互相支持，如果这一外部因素趋于弱化或消失，两国是否还能保持此种密切关系，是存疑的。此外，两国关系的紧密，是否会导致西方的警觉，并引发后者误判，认为中俄在结盟共同对付西方，也未可知。
中俄关系的两股暗流
因而，对中国来说，必须对中俄目前这种紧密关系的性质有一个客观冷静的评估，要看到两国关系所潜伏的两股暗流：一股暗流是中俄本身的互信不足，另一股暗流是不能让西方对中俄关系产生误判。相对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关乎中国的大国命运。
固然，中国同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关系，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利益，不必看外界脸色，但国际关系从来是复杂的，而且，国家利益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真假之分，所谓假的国家利益，是指发展一种关系表面上对国家有利，但实则是有害的。这使得要判断某种关系对国家利益是否真正有利，其实很难。
就中俄关系来说，双方的接近和交好有共同的不针对第三方的需要。两国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工技术，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金，两国在涉及到各自利益的国际事务中也有互相支持的必要。鉴于两国是邻国有着漫长的边界，两国交好的话，将能节省大量用于针对双方的军事资源，把它用于其他方面。所以，两国签订全面边界协议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助于双方关系的巩固，用法律形式确立两国友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借助中国来化解西方的制裁压力，亦可理解。中国于此之际推进与俄的深度经济合作，也完全可以且必要，不应简单把它说成是与俄并肩作战共同抵制西方。因为中俄虽为战略伙伴关系，但过去这种关系缺乏实质的经贸支撑，中俄双边贸易在各自的对外经贸中所占比率很低，没有广泛和深度的贸易往来，单靠官方的政治热情，这种战略关系很脆弱，不能持久，但若植入经贸内容，长久而言，将会建立起两国关系稳固的基础。当然，它客观上会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西方制裁产生的压力。这点无法避免，中国可以做的是，向西方多做解释说明工作，以消除西方疑虑，但不能因西方有意见就不跟俄罗斯来往。
但是，鉴于前面说的理由，中国在发展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时，必须把这种关系严格限定在一定范围，切忌被俄绑架而最终走向结盟或准结盟地步以抗衡西方，如果这样，将会使全球沦为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其他国家选边站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冷和平格局，从而预示着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崛起的夭折。
因为中国崛起是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如果中国在尚未最终崛起前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那么，现行国际秩序中那些有助于中国崛起的因素就会消失，至少会消减，尽管中国崛起后对国际秩序会产生影响，甚至重构国际格局，但这是一个自然投射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试图改变现状。
之所以要这个提醒，是因为民间有这种和莫斯科结盟的冲动(官方有没有现在还看不清)，俄罗斯经济如今的确处于困境当中，也有借重中国来抵御西方制裁压力的一面，但中国自己不能因此存有主管意图，想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要俄罗斯听从自己，共同抗衡美国。先且不说俄罗斯是否愿意屈居中国之下，若北京单方怀着这种意图，在中俄“相互给力借力，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时，就难以避免给美欧传递一种结盟信号。
一旦西方得出北京已经站在莫斯科一边，同后者共同抵抗自己的结论，中国将会承受比现在大得多的战略压力，毕竟以中俄目前的实力，是不能同西方长期对抗的，中国将为此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即便莫斯科在压力下乐于和北京结盟，但俄罗斯的过往记录和历史信誉问题，也难以让人放心，人们固然不应将历史经验简单比照现实，然而俄罗斯向有“算计”和“出卖”合作伙伴的一面，它现在借重中国是没有办法之事，一旦在西方制裁下喘过气来，渡过难关，届时是否还屈居中国之下，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中国这几年的外交受到民间很大影响，故对中俄双方的合作和抱团取暖，北京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切忌受到民间过多牵制。好在现在双方舆论中，也出现了对中俄结盟持警惕态度的声音。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15118999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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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坚、单娟：公共外交呼唤中国智库提升能力
作者：陶坚、单娟 来源：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12月18日
在国外，智库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做强“第五权力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发挥世界大国领导力的迫切需要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研究小组2013年年初公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道出了中国智库的尴尬处境。据其统计显示，中国的全球排位已跃升至第二名，拥有429个智库，而美国却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4.25倍。该报告按照综合能力、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等类型，对全球智库进行了38项排名推荐，列入其中的中国智库数量只有20个，占该报告统计的中国智库总数的4.7%。虽然这份评估报告未能完全客观地反映中国智库的现状和特点，但发展相对滞后，国际对话能力不强，与国家软实力发展的需要远不相称，却是中国智库不争的事实。
从公共外交视角看我国智库差距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看，智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公共外交实质上是一场“思想之争”，而智库是公共外交的“思想工厂”和“议程设定者”，为国家决策提供专业指导和智力支持。二是搭建互动平台，开展“二轨”外交。作为弹性有限的第一轨道(政府)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和角色替代，智库所承担的第二轨道外交功能有助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就重大利益问题展开沟通协商、对话合作，有助于测试针对敏感问题的外交举措的可行性与被接受程度，有助于为冲突或争端寻求建设性的处理与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外交事务中达成深层次的理解、和解和妥协。三是传播政策理念与价值观，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智库的这一功能通常经由三层传播模式加以实现，即：将本国的外交理念、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内容通过智库人员与各国学者政要所构建的人脉关系网络进行人际传播;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合作研究、交流项目等形式进行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进行大众传播，以引领舆论导向，影响他国的外交政策，构筑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我国智库若要强化公共外交功能，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宜对照上述方面找差距。
首先，在建言献策方面，智库作为“思想工厂”，其生存的根本在于思想的生产以及思想的质量。尽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各级决策机构经常就国内外重大议题邀请专家授课、听取意见，智库专家也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但总体而言，智库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较于西方，我国智库高端人才少，创新产品少，直接服务于国家“四大角色”——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的成果少，在前瞻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对策应用性研究以及国别、地区和人物研究等领域更显不足。
其次，在“二轨”外交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智库已经将功能扩展到参与预防性外交、敏感问题磋商、冲突处理与争端解决之中，不断提出和应用新思想，推动协商沟通，充当外交政策的助推器，承担公共外交实践者的使命责任，更在其中体现出积极作为、灵活运作、婉转迂回、潜移默化的特质。反观中国智库，虽然与部分国家建立了交流机制，并且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重大和敏感内容，但在整体外交实践中，仍缺乏主动的应对博弈策略与长远谋划布局，“二轨”外交成效尚不理想。
第三，在影响舆论方面，根据材料显示，各国智库十分重视开展有关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和人物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并通过多种渠道将其成果、思想和倾向性观点传播推广到中国，影响大众舆论和公共决策。有的国外知名智库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研究。国外智库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研究，还在华直接设立研究中心，搭建思想传播平台。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究中心。而中国智库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地区安全、外交关系模式、金融体系、贸易规则等方面则缺乏观点和创见，对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议题的贡献力有限，中国智库专家们似乎主要是在使用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在规模与效能上，与西方庞大的智库集群相比，中国有智库却没有品牌，有智库却没有智库群，显得分散和零碎，形不成公共外交的合力;在国际事务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智库专家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上少有机会阐释政策、表达观点，在国外主流媒体上露面少、声音弱，缺乏对本国政策理念、价值体系的系统转化与有效包装，缺乏与境内外媒体沟通交流、整合运用新媒体等传播方式的意识与经验。
强化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责任和功能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大发展。中国智库肩负着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大使命，研究解决国家发展和崛起中现实和紧迫课题的任务，和行使公共外交功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责任。中国的快速崛起，又为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创造了强大的需求、有利的条件和施展的舞台。
中国正在用更坚定的自信、更谦卑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与世界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的智库和专家积极、及时、准确地宣扬中国的大战略、传播中国的声音。从胡锦涛同志提的“四力”——“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到习近平主席说的“三要三让”——“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中国的大安全观正在构建成型之中。不久前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用筷子的形象比喻，指出各个国家对于本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只有互信、共存、合作才能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显示中国将以感恩之心回馈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国家领导人上述一系列的对外重要宣示，通过智库和专家的解读分析，不光让外界听得到，听得懂，而且愿意听，有回应，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认真对待和热烈响应。
智库要加强公共外交能力，必须打好基础，聚焦于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和重大现实课题，生产出高质量与创新的思想产品。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如何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国际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课题，都需要我们的智库进行专业评估，为政府机构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选择方案，同时还要直接参与到成果发布、思想推广、媒体引导、沟通游说等公共外交实践中去。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更加期待中国对本国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外交决策、国情经验、发展动态以及决策背景等提供更多权威解释，对各种外界看法和疑问做出系统说明。中国强大了吗——侥幸还是必然的成功?富起来的中国变得傲慢了吗——中国到底在追求什么?中国变得富于侵略性了吗——遏制还是与之共处?还有哪些难以应对的挑战——中国有朝一日会被拖垮吗?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会回馈世界吗——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又分别能得到些什么?国外提出的诸如此类问题，中国的智库和学者都有责任及时予以回应。海外有关中国的和平崛起、市场潜力、实力增长前景、在世界的自我身份认定、国家利益的定义、价值观、还有中国的外交理念、地区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外贸依存度、企业 “走出去”、孔子学院、领土争议等方面的疑虑、误解、曲解，中国的智库和学者都有义务予以解释，用有说服力的成果，来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任由不实、不全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和思想流传，则是我们智库和学者的最大失职。
打造一支能走出去的智库专家队伍
智库专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者。智库优秀人才若能更多地走向世界，有利于沟通思想、承载文化、传播知识、收集信息，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终有一日成了气候，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所以说，要做大、做强公共外交，必须打造一支能走出去的智库人才队伍。
要紧密跟踪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完成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要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扩大影响，要及时发布、向国外推广智库研究产品，要走出去与国外官方和民间交流对话，要开拓进取设立海外研究中心等等，都离不开高水平、高素质和国际化的智库专家的亲力亲为。而正是缺乏众多这样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严重制约着中国智库“走出去”。
因此，我们要乘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批示的东风，以人才为中心进行智库创新。一是优化组织机制和管理模式，公平配置学术资源，淡化政府财政投入色彩，减少行政化干预，按科学规律办事，鼓励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坚守智库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保护科研人员的学术独立性，杜绝学术腐败，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和实践价值，提升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公信力。三是改变衡量标准，不用机构的属性、单位的归属、大楼的面积、人员的数量、专业的种类以及硬件的优劣来衡量智库的长短，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培养自己的国际知名学者和顶尖人才上去。四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将人才流动起来，智力发挥出来，使智库为决策服务的道路更为通畅，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起桥梁。五是吸引和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智库，尤其是专业知识广博、外语语言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了解和熟悉国际事务运作规则，具备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未来的帝国乃是智力的帝国”，丘吉尔在二战后的预言如今已然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国家间的竞争成为智力的大比拼，人才的大比拼。全球智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落到人才竞争上, 谁拥有数量多、素质高、具有开拓精神和富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人才，谁就能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著名国际问题学者
单娟：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15119001.html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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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婷：美国是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
作者：龚婷 来源：智谷趋势
作为中国处理大国关系主要对象和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之一，美国将对中国规划和实施“一带一路”产生突出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美方对中方构想的意图、方式及前景的观点和看法，并提出中国应对的政策建议。
2013年，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周边外交新战略的提出成为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一大亮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0月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会上提出，周边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应与时俱进、更加主动地开展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基本理念。
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周边合作的全新倡议，在周边外交新布局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以创新的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内涵的“五通”工程，旨在促进欧亚国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合作更为深入、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印尼国会大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陆海两个方向打造“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被外界广泛视作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的构想，引起主要大国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长期以来，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不仅是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主要对象，也是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在战略、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维度深刻影响亚太及欧亚地区。
由于美国在“一带一路”构想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亚及俄罗斯、中东等地均长期以来拥有重要的战略存在及外交运筹，因此中国在规划和实施“一带一路”构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美国的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了研究把握美国学界、政策界及舆论界对“一带一路”意图、方式及前景看法的重要意义。
一、美方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意图的认知
美方看来，出于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等一系列考虑，中国提出陆海并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在战略空间上可以实现向西拓展，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进口需求及急迫的海上通道安全需求。
此外，中国在双边关系、地区及全球事务上拉拢俄罗斯，意在振兴欧亚地缘板块，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及全球秩序。
1陆上“西进”和海上扩展：拓展战略空间
美方认为，中国既是陆上大国，也是海上大国。不断崛起的中国势力将加速扩张，必然会将自身力量扩展至全球地缘政治的支点，覆盖整个欧亚大陆。
当前，中国已经深入欧亚大陆，通过拓展贸易、修建油气管线等方式紧密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但是“扩展的范围还远远不够”，中国力量还将继续在陆上向西延伸，在海上加速扩展，追求陆权和海权的齐头并进及再平衡。
从陆上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在经济和外交上拉近“本国与南亚、中亚和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海湾国家关系”的机遇”，超越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和交往主要面向的东亚及太平洋方向，向广阔的西部方向大力拓展。
下一阶段，中国将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际密切与阿的经济和商业联系，进一步拉拢巴基斯坦以打通赴印度洋通道，增强与资源丰富的海湾及非洲国家的互联互通。另外，欧盟也将成为中国扩大共同利益的工作重点。
从海上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使中国的触角超越西太平洋海域，向南深入南太平洋、向西开辟进入印度洋通道，与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在这些海域的海上力量抗衡。此外，“西进”还与中国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相辅相成，将会加快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加强西部边界和各省的安全。
2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
美方认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安全上推动与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军事联盟，政治上靠近和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经济上打造具排他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P)，被中国视作全方位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战略手段。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冲突和零和博弈的性质。
中国主动出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本质上是在美国主导力缺乏、区域合作机制化程度较低的中亚、南亚、中东及其他相关地区推行一体化战略。中国一方面可以避免在东亚与美国的竞争和对抗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扩大自身影响力，以经济合作为先行力，逐步带动和整合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协作。
以中亚地区为例，中国在中亚尚无类似自由贸易协定一类的地区机制，这抑制了中国与中亚经济融合，而中国必须把握中亚为中国提供通向世界市场出口通道的意义。随着俄罗斯在中亚实力的相对下降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国在中亚影响力将日益上升，在资金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从而对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形成挑战。
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国新领导人上任后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及举措，意在与美国寻求陆上及海上战略空间的权力分享甚至势力划分。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实质在与美国瓜分太平洋水域，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的在于将东盟海洋空间划归自己的太平洋水域势力范围。
中国将在东亚地区之外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而非仅仅是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融合，化解美国以TPP为手段对中国的挤压，进而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的遏制和围堵形成有效的反制。
3联合俄罗斯等国，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构建“去美国化”地区秩序
美方认为，2013年以来，中俄首脑互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显著加强、中俄天然气协定签订等一系列双边重大往来表明，两国正摒弃分歧，空前加强战略团结并形成事实上的“准同盟”，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中俄明确指向美国，旨在对抗和反击美国在亚太和欧亚地区的控制力，重新夺回地区主导权。两国在斯诺登事件、叙利亚危机及乌克兰危机上的协作，实质是对抗以美欧为中心的价值观，重新制定地区和全球秩序，同时对包括日本等国在内的美国地区盟友起到震慑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中俄各取所需、优势互补，俄罗斯获得了来自中国的经济动力，中国则得到了巨额的能源利益。
此外，中国对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中国周边欧亚大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除俄罗斯以外，2013年蒙古和印度总理相继访华。这说明，中国加速实施外交和周边战略，重心向亚洲内陆调整，一方面有利于打造贯穿欧亚大陆的经济集团，另一方面也降低俄罗斯和印度影响力，获取这些国家的资源并让其在外交上向中国靠拢。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认为中国正在加强自身主导下的地区机制，通过打造亚信峰会、提振亚太经合组织(以下简称APEC)构建“去美国化”秩序。2014年中国主导召开亚信峰会，并将继续担任接下来两年的轮值主席国，美国及在亚太最重要盟友日本仅作为“观察员”身份参会。
这表明，中国试图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反恐、经济合作等手段加强亚洲内部的多边机制化交流。尽管亚信峰会能否成为具有凝聚力的多边安全体系尚存不确定性，但是它“可能会决定亚洲未来发展的方向”。
另外，作为2014年APEC轮值主席国，中国大力强调APEC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美国近年来不太重视APEC，这让中国看到了一个机会”。
4功能性领域的意图：能源诉求及海上通道安全
受中国“走出去”利益推动，“一路一带”建设对中国扩大能源资源进口来源地、拓展成本更低的运输通道、巩固能源通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美方认为：第一，崛起中的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的战略性需求急剧增加，中亚、南亚、中东、非洲都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第二，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增强与欧亚大陆上非欧洲文明国家在交通和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将使中国获得成本更低的陆上能源运输通道;
第三，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决定不能仅仅依靠中东满足油气需求，“一带”建设将中亚摆在重要位置，其主要考虑之一在于通过陆路管道运输来自中亚的油气比通过海路运输来自中东的油气在安全上更有保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帮助中国拓展海上通道、保障海上运输安全。美方认为，针对东盟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将与中国已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布局的“珍珠链”战略形成对接，联通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及海上基础设施，使中国的海上力量进一步西进。印太海域是中国海外能源资源通道运输的必经之地，中国面临的海上通道安全威胁主要包括：
一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海域的封锁和阻拦，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运输通道构成实际威胁;二是印度、日本等地区大国在印太海域日益崛起的海上力量;三是印度洋沿岸及马六甲海峡周边的海盗袭击;四是相关海域及沿岸的伊斯兰激进势力。
为应对这些威胁，中国将在相关海域及沿岸部署更多的力量存在，逐步向海权大国迈进。此外，美方还强调，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对南海问题及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海上争端的回应，也是应对美国主导下TPP的替代方案。
二、美方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前景的认知
美方认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不仅面临诸多机遇，也存在不少挑战。在“一带”建设上，尽管中国拥有资金优势，但恐怖主义将构成威胁沿线安全的主要因素，而中国能否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将影响“一带”建设的前景。
在“一路”建设上，一方面中国可以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影响力增强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也会加强东南亚国家的不安。
1对中国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前景的认知
第一，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威胁“一带”建设。美国认为威胁“一带”建设的关键点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一是随着美国及北约撤离阿富汗，阿现任政府瓦解，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将威胁“一带”沿线的稳定。因此，美方提出，中国应乐见和欢迎美国在阿富汗持续驻军，这将是“一带”建设所需稳定环境的底线。
二是中国必须与巴基斯坦反恐问题上加强立场政策协调。“一带”的西端是从海上连接能源运输通道的瓜达尔港和陆上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两者均位于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集中的巴基斯坦境内，中国必须确保巴基斯坦政府能够有效打击恐怖组织、分裂及极端势力。
第二，中俄合作看似紧密实则“同床异梦”。尽管中俄在政治、军事、经济、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呈现制度化趋势，然而双方在诸多领域仍存在分歧。
一是中对俄贸易顺差导致双边贸易失衡，中国进口俄能源并向俄出口消费品及其他高价值产品，引起俄不满;二是俄致力于打造俄白哈关税同盟并扩大“欧亚联盟”，与中国“一带”建设在地区主导权上存在矛盾;三是中俄人文交流水平较低，互信的民间基础薄弱;
四是俄在中国敏感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抱暧昧态度，与日本、印度、越南及其他亚洲国家积极发展关系，将引起中国不满;五是中俄历史上的领土争议、军事争端、意识形态分歧等导致双方隔阂。
美方认为，“莫斯科吹嘘其与北京的伙伴关系，主要是为了向世界各国证明自己仍然是重要的，而中国则将这一伙伴关系视为安抚俄罗斯的一条低成本途径”。
第三，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比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倡议更有资金优势。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开始打造连接中亚和南亚的“新丝绸之路”倡议，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倡议在战略上牵制中俄、在军事上打击恐怖主义、在经济上控制中亚资源等一系列目标均未实现，同时“美国正在部署撤离阿富汗的方案”。
相比于美国，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优势推动丝绸之路建设，“美国人通过追求实施宏大战略所未能获得的(对中亚资源)的控制权，中国却正在通过实行资本市场战略而实现”。
第四，多方参与是“一带”建设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一带”建设所涉及的跨国项目中，中国不应该仅仅诉诸于双边途径，而是应该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多渠道融资、多样化所有权”，加强中、俄、欧及相关国家与国际多边组织的合作，例如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
2对中国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前景的认知
第一，团结海外华人，扩大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基础。海外华人主要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东南亚地区，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产及财富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可以利用海外华人群体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深化联系，提升中国形象。如果中国能够在“一路”建设中充分调动海外华人的积极性，并与相关国家能够在围绕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海洋方面达成共识，则有助于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缓和围绕南海问题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二是有利于维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三是有助于在东盟、地区及中国间增强海上互联互通;四是打造双赢结果，有助于东盟实现其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目标。
第二，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美方认为，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处在概念阶段，中国并未提出具体的措施。从这一点来看，“一路”很难替代TPP的吸引力。
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为例，该基金在很多方面信息不透明。一是中国期待从项目中获得经济收益，但安全项目的导入会带来严重问题，即政府主导而不是产业驱动条件下如何量化项目收益。二是该基金由哪个部门主管仍不清楚，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向东盟国家公布该基金细节;三是缺乏信息中心。
该基金成立两年来，中国政府只是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些合作领域，东盟国家不知如何申请。此外，中国与南海权益争端国家的海上共同开发步调也相对缓慢，中国与文莱的油气合作、与越南在北部湾海域附近的共同开发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三，中国在东海、南海日益强硬的维权维稳姿态对“一路”实施具有负面效应。2013年以来，中国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剧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与菲律宾在仁爱礁问题上对抗的强硬姿态、在南海加强军事和经济存在等一系列举动均表明，中国正逐步加快海上权益的扩张步伐。
中国与争端相关国家的政策都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美国也将进一步加强同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的军事安全联系。南海争端各方在各自政策上都很难让步，冲突呈现加剧趋势，这将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三、美方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构想影响的认知及美方的应对
美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可能削弱美国、俄罗斯及其他地区大国在相应地区的影响力。此外，美国不应仅仅重视东亚地区，也应该将西亚地区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应对策略上，美国应该重新思考自身的中亚政策，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此外还应该组织中俄形成事实上的同盟。
1中国将削弱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可能将改变亚太及欧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和权力架构。在宏观层面看来，美国和俄罗斯也将对“一带一路”做出消极反应。中美俄三者在中亚的竞争中，中国明显日益占据上风。
相对于美国，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步伐日益推进、以阿富汗为核心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也举步维艰，而中国优势则在于拥有大量资金;相对于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在中亚拥有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存在，然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中亚五国中四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亚与中国的联系将远远超过其与阿富汗、南亚、俄罗斯及欧洲的联系。
据此，美国有必要调整自身中亚政策的目标，加强对中亚及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关注。
重视中亚将有助于美国拉近与除中东、东南亚以外地区的穆斯林温和派的关系。另外，长期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限制中亚五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依赖，现在看来应该更加担忧中国与中亚日渐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此外，地区性大国也将对“一带一路”做出消极反应。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会引起印度、伊朗及土耳其的不适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会引起日本及印度的不适感。
2亚洲呈现出整体性崛起趋势，亚太与欧亚并重，东亚和西亚并举
美方认为，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其“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应该关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而且应同等重视西亚地区。原因包括：
一是亚洲的崛起呈现整体性趋势和趋势，东亚和西亚并举。尽管长期以来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缺乏深入联系，然而这一状况正在逐渐被打破。地区大国纷纷重视“丝绸之路”概念，这反映了东亚和西亚的联系和融合正在稳步提升，双方内部贸易日益紧密。
二是东亚地区与中东、西亚的联系日益紧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与以中东为代表的西亚国家的能源和非能源贸易联系比重不断提升，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伊朗的贸易额远远高于其与美国的贸易额;西亚国家对东亚的关注也不断增大，西亚在全球博弈中的分量不断加大。
三是东亚和西亚之间在海上和陆上的互联互通不断提升。从海上来看，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海上核心通道印度洋通航量巨大，其重要性不断提升;从陆上来看，横贯亚欧大陆内部的公路和铁路线路正在形成中。四是以伊斯坦布尔、迪拜、新加坡、香港、上海为代表的亚洲金融中心的互动关系也日益密切。
3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前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一，在经济领域，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并不能替代其与亚太地区方向重要经济体的联系，其影响力难以超过美国。在“一带”建设方向，阿富汗局势不稳、印巴冲突等因素造成中亚和南亚不稳，这将危及“一带”建设;在“一路”建设主要覆盖的东南亚地区，美国的影响力仍然超过中国，地区国家也更加欢迎美国的存在。
第二，在安全领域，亚太诸国仍希望看到美国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认为，一方面，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态度日渐强势，地区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主导的亚信会议是否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去美国化”的作用还尚有待观察。
第三，中国在团结“一带一路”国家上面临诸多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迥异，中国应至少思考清楚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与这些国家双边合作及与欧盟、东盟等地区多边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是否应该用诸如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将相关国家联合在一起。
4美国应阻止中俄结盟，避免丢掉欧亚地区主导权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诸多分歧，然而双方在亚太和欧亚地区都分别与美国主导下的安全集团发生冲突，走向结盟的趋势日渐明显。美国不能低估中俄靠近的严重性，应避免丢掉欧亚地区的主导权，因此防止中俄结盟应该成为美国下一阶段外交政策重中之重。鉴于中俄的潜在分歧和矛盾，美国阻止结盟的不会付出太大的成本。
四、政策建议：中国的应对
在中美关系超越双边和地区维度、逐步走向全球的大背景下，必须正视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如果说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竞争和合作的主要区域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那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则为双方的互动开辟了新的空间：
陆上从东亚向西拓展至亚欧大陆的内部，涵盖但不限于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从海上看从西太平洋海域向西、向南穿过马六甲海峡，深入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中美在新的陆海战略空间上如何管理双边竞合关系，将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阶段看来，美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对前景的看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由于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尚在起步，合作构想及政策措施尚未完全成形，美方政策界、学术界的反应也处于初步阶段，客观上也为中方提供了向美方增信释疑、增强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具体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强调“一带一路”倡议非战略性、合作性和非排他性。正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所阐述的：“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无意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一直作为经济合作倡议而非战略构想存在。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美政界、学界、商界等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及对抗的抗美色彩。
第二，在具体地区和领域探索和加强中美务实合作的基础。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以能源资源合作领域为例：在东南亚，中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能源资源互联互通、能源政策方面已经开展一些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中亚，中美在地区安全事务、管线安全维护等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在中东，中美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运输安全、价格合理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潜力很大。
在阿富汗问题、中东热点议题上等问题上，中美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方面存在广泛利益，而这些因素将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应努力保持中美的良性互动及沟通。
本文来源：《中美外交：管控分歧与发展合作》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15119014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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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媒体披露，第一条线是壹传媒黎智英负责提供金钱和舆论宣传；第二条线是利用戴耀廷等人以学者身份发起；第三条线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利用年轻敢冲形象和香港学联一起打头阵；第四条线是工党主席李卓人提供义工纠察等。http://t.cn/RZKq11p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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