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亚太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化趋势日益明显。[①]既有研究多从中美权势转移和美国在亚太安全体系建构等视角加以解读，[②]其研究结论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悲观。本文认为，亚太二元格局无论是对中美两个大国还是对亚太其他中间国家来说，都未必是悲观的。对中美而言，这未必意味着权势的零和竞争，相反可能暗含着未来的某种分工合作；而对亚太其他中间国家而言，这更多是其为避免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的理性选择结果，可从另一个方向预防中美走向零和博弈。
　　本文尝试从亚太二元格局潜在的积极意义出发，考察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和更为宏大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的潜在意义。这一视角的转换可能导致对诸多既有理论的重新思考，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再审视就是其中之一。亚太地区二元格局的形成，很可能代表着亚太其余中间国家对中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③]的能力差异的理性认知，或者说是中美在亚太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的自然推论。由此而来的，对亚太地区二元格局的分析就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角度加以分析。通过对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文献回顾发现，既有研究往往从公共产品消费者的角度，倒推公共产品供应方的政策和利益偏好，进而得出公共产品供应不足（under-provision）的结论。本文尝试从单向的消费者视角转向双向的消费者—供应方视角来分析国际公共产品，考察公共产品供应方的供应能力与意愿、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及由此而来的公共产品供应方的比较优势结构强化甚至固化结果。基于此，本文将重新审视亚太地区二元格局，考察中美在提供地区性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和亚太地区中间国家的理性选择及其后果。最后，基于新的分析结论，探讨中美如何超越既有的零和竞争思维，思考未来中美公共产品供应的分工与合作可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思路。
　　一、从供应不足到供应竞争：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视角
　　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进行同等消费的产品”，[④]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指消费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即任一个体在消费此产品时无法排除其他个体对此产品的同时消费；非竞争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即增加一个公共消费者，该产品的供应方并不增加成本；二是指边际拥挤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中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质量。[⑤]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导致它一旦被消费便不再被个体关注或重视。这是因为公共产品的消费是集体性的、且消费基本上是无需付出成本的，或难有机制或个体能将特定消费者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排除出去。因此，公共产品必然面临严重的供应不足，或出现搭便车或集体行动的困境。[⑥]上述研究路径和结论同样应用于国际公共产品。无论是“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模式，还是“集体行动困境”理论，都认为国际公共产品存在严重的供应不足，因此霸权稳定论或国际机制是为数不多的保证国际公共产品充分提供的选项。[⑦]
　　既有公共产品理论至少存在三个重大疑问，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与消费产生重大误导。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供应更多地是历史演进而非理性设计的产物，并非潜在供应方经过长时间的精心谈判之后所提供的。[⑧]这样，公共产品一旦提供，由于其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均为零，即使在消费者数量无限制增长的情况下，供应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并不会受到消极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显然，搭便车并不足以解释，答案似乎在于既有供应方的供应意愿。为什么既有供应方的供应意愿会下降？为什么既有供应方会要求更多事实上的消费者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或者说为什么既有供应方愿意主动扩大供应方的成员数量？
　　其次，确有某些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是通过理性设计方法来创设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但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为什么一开始的理性设计方案得到了提议中的公共产品供应方的接受，而此后再次通过理性设计方法对此类机制加以改革的方案，往往都会遭到抵制？而其理由却往往是被证明不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搭便车？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2月12日通过了新一轮改革方案，决定大幅调整成员国的份额比重，发展中国家的出资比例将增加到6%。这一改革方案意味着对新的全球经济现实的确认。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股东的美国却于2014年1月对此改革方案予以否决，被普遍视为对有效率的、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体系性改革的阻碍。[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中。
　　最后，与前一点密切相关，既然公共产品的现有供应方持续呼吁更多消费者参与提供公共产品，为什么它们对候选的供应方却持选择性态度，甚至在有的情况下拒绝扩大公共产品供应方的队伍？例如，同样是新兴的发展援助体，既有国际援助机制对印度、巴西等的态度相对更为开放，同时对中国却持严重的怀疑态度，颇为担忧中国的对外援助会根本上动摇既有的国际援助体系。[⑩]又如，美国始终拒绝与其他国家分享对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因特网的管理权，也拒绝将这一公共产品的供应权交给一个中立的国际组织。
　　上述三个重大疑问是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所无法解释也不想解释的。以搭便车和集体行动困难指出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后，国际社会的关注便被误导了，而前述疑问及其背后的可能议题均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既有研究的单向消费者视角，即尽管从消费者视角看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如果从供应方角度看，公共产品的性质可能完全不同；同时，尽管供应不足看似从供应方角度得出的结论，但事实上它却源于消费者的搭便车假设。产生这一误导的原因在于，对国际公共产品与国内公共产品的不恰当类比。国内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逻辑的确存在重大差异：[11]第一，国家总体上是个同质性的社会，因此国内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应和消费有着大致的共识，而这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第二，国内公共产品有明确的供应方即中央政府或在其指导下的市场机制，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却是不确定的，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极可能围绕公共产品的供应权产生竞争；[12]第三，国内公共产品供应的回报方式或供应方—消费者关系模式相对固定，特别明显的是公民纳税—国家供应公共产品—公民消费公共产品—公民纳税的循环机制，[13]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类似机制。国际社会中的公共产品供应往往发生在一个异质性的、充满分歧甚或竞争的回报机制极不明确的环境中。所以，需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视角重新思考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问题。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的一般性假设，即使从供应方视角看，搭便车也既不等于也不会导致供应不足，但搭便车确能导致供应方的意愿发生变化。对供应方来说，诸多非我族类的消费者在加入消费者队伍之后，不但不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回报，甚至可能因政治、社会或经济体制不同而会设法挑战供应方，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论述的“非西方反对西方”的问题。[14]这可能导致供应方的沮丧，即美国人往往百思不得其解的“他们为什么恨我们”问题。[15]当然，这并不会导致现有供应方放弃对公共产品的供应权，根本原因在于供应方所获得的回报其实是巨大的。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内公共产品供应中的市场机制，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地来自于单个国家的利益计算；由于“获益比的大小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公共产品生产投资的意愿”，[16]国际公共产品的形成是各国权衡“性价比”的结果。[17]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可获得同时作为消费者和供应方的双重回报。
　　一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本身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因此可直接从国际公共产品中获得比其他消费者更大的回报。对所有消费者而言，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未必具有平等性，事实上作为消费者的供应方的获益明显要大于其他消费者。[18]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是一种差异性的设置，确保公共产品供应方的更大权利。尽管荷兰的经济总量早被中国超过，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比例远高于中国的格局依然保持了50年；而英国和法国尽管早已降为二等大国，但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权至今没有受到特别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认为美国独立提供了一系列惠及全体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想法纯粹是幼稚的幻想。美国的本质是自私的而不是大公无私的。持此种这种天真幻想的人没有注意到美国从其推动建立的开放市场中获得了最大比例的收益。”[19]
　　二是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的垄断性获益，这是其他消费者不可能获得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源于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而非世界政府，因此国际公共产品也必然反映国际权势分配的现实。这样，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往往将其国内实践作为公共产品的基础甚至范本。例如，作为当今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长期垄断着各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权力，因此“二战后世界主要的国际机制——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都反映了美国作为核心决策者的价值观。”[20]“二战后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则——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各种保障机制——都出自美国的国内实践。尽管其合理性非常脆弱，但由于美国的支持就成了世界的通行规则。”[21]美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建国也使它能够按照自己国内贸易法的模式塑造关贸总协定机制。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建立了永久性的安全通道保证其国内各种条法内容和原则与国际规则相符。在其他国家由于国际机制与国内实践不符而选择退出时，美国却可以借助国内贸易法与国际贸易法的统一使本国开放的市场如灵活的旋转门一样在国际和国内层面自由转换。[22]因此，“美国不仅从其霸权国的地位中获利，而且其获益与其投资不成比例（所获利益远远超出了投资的成本），而且这样的机制还可以使其高比例的获利一直持续下去。”[23]
　　显然，国际公共产品中的搭便车既不等于也不会导致供应不足问题，更不会影响供应方的供应意愿。缘何供应不足问题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核心问题？从供应方视角出发的分析可以看到，通过强调供应不足可有效掩盖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现有的公共产品供应方可将其他事实上的消费者纳入供应体系，并将后加入的供应方置于整个供应体系中的二等甚至更低地位，从而建构有利于现有供应方的公共产品供应等级制，确保其对公共产品供应的垄断权力。当然，供应不足问题同样可被潜在的公共产品供应方所利用，以展示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进而竞争在特定地理区域或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权，并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获得额外的回报。这样，前述的三个问题便易于回答了：第一，缘何供应不足而非供应竞争成为了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核心问题，因为无论是现有供应方还是潜在供应方都可利用这一问题做文章，二者都刻意忽视该问题；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相互联系的，缘何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改革会遭到现有供应方的部分抵制，一方面是因为现有供应方需要阻止潜在挑战者成为新的供应方，另一方面的确有潜在供应方乐意接受在公共产品供应体系中的次等地位。
　　从供应方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不同层面，即问题不在于供应不足，而在于供应竞争，特别是在国际权势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时期或存在多个力量中心时。回顾国际关系史，可大致识别出两类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竞争：一是地理上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由于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所有重要公共产品的供应均被特定供应方所垄断，因此潜在的供应方必须全面击败现有供应方，促使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权的完全转移，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巩固对自身阵营的公共产品供应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中间地带和对方阵营的进攻态势；二是领域性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由于不同的公共产品供应方拥有不同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同时又尝试将自身供应的国际公共的范畴予以拓展，甚至可能尝试将领域性的公共产品供应垄断转化成为地理性的垄断，进而产生了公共产品供应的竞争。[24]需要指出的是，公共产品供应的地理性竞争极可能是零和性质的，而领域性竞争则未必是零和性质；同时，现实往往是两种模式的复杂结合，但决策者更倾向于将其简单化为特定模式加以理解。
　　在上述两种竞争中，消费者的主动性和影响力并不相同。在地理性垄断/竞争中，消费者难以发挥太大影响力，现有和潜在供应方的关系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领域性垄断/竞争中，消费者对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的认知和政策选择，极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供应方关系模式，主要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如果消费者选择由单一供应方供应所有公共产品，则可能使公共产品供应的领域性竞争转化成为地理性竞争，呈现出典型的霸权竞争态势，潜在的公共产品供应方必须通过艰苦斗争才能赢得一定的公共产品供应权；第二，如果消费者完全不做选择，在所有公共产品上都持搭便车态度，则现有和潜在供应方对自身关系模式的建构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三，消费者更多地是依据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为不同的供应方提供不同的支持，从而既避免加剧公共产品现有供应方和潜在供应方的零和竞争，又使自身获得最佳的公共产品服务。
　　上述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双向互动模式，为理解历史和当代大国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当前构建新型中美关系及其未来发展提供了的借鉴。
　　二、亚太二元格局：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中美竞争”？
　　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态势都相对明显。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角度看，亚太地区极可能形成新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格局，即中国在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上优势日益明显，但这尚不能危及美国在安全类公共产品方面的供应能力。换句话说，亚太地区正浮现一种新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格局。面对这一新的比较优势格局，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和消费者的具体认知是什么？双方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互动？
　　首先，亚太地区正浮现一种新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25]即中国在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拥有优势，而美国仍主导着对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年均接近10%的水平高速发展。在一个如此大国家的如此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其国家规模和增长持续时间都不如中国，如日本的高速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持续了20年；而韩国从1963年至1996年的起飞也持续了34年，年均增长率为8.3%。[26]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曾对亚太地区特别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四国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仍将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考虑到中国迄今为止的增长多由投资驱动，在保持现状的情况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期可能迎来一个增长的停滞期，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难以阻止。如果以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四个亚太大国占四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变化衡量，在2010年时四国分别占的65%、19%、13%和3%，这一数据到2020年将成为56%、14%、24%和6%，到2030年约为48%、9%、34%和9%，到2040年为43%、6%、36%和15%。[27]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其可持续增长的前景，使中国提供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类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大幅增加。中国首次表现出较为明确的提供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的意愿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中。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不但没有效仿其他亚洲国家让人民币贬值，而且以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增加从亚洲国家商品的进口量，既帮助亚洲国家稳定了金融形势，又帮助其恢复了经济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再次显示提供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全球，中国主要通过国内经济恢复措施较快地走出了危机，使自身成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少有的增长力量，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增长发展。因此，中国为亚太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在持续提升。
　　很显然，中国尚不能延伸到其他领域，特别是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仍是美国的垄断性权力。一方面，尽管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讨论相当热烈，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立的正式联盟体系仍然相当牢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的同盟关系，在战略布局上采取东西双线北南纵列的布局；在同盟结构上形成了“辐辏”结构、“多边同心圆”结构、网状结构等多个形态；在同盟功能上实现稳固战略地位、应对战略挑战以及约束同盟国家；通过合理的地缘布局、有序的形态结构和针对性的战略功能，美国实现了对同盟的组织化，构成了东亚安全同盟体系。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分散的同盟体系，其重要关切之一便是要避免任何美国的盟友间合作削弱美国对地区安全局势的主导权的可能。[28]换句话说，美国正是通过这一分散的同盟体系，实现对亚太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垄断权。
　　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类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亚太地区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冷战后的东北亚局势，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者、还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前景都难以令人感到乐观。地区内长期存在大量的领土与领海纠纷，如韩日独岛、俄日北方四岛、中日钓鱼岛、中韩海上经济专属区、中日东海划界问题等。同时，地区内仍然强大的冷战遗产，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台海问题、朝韩统一问题的存在致使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大增。此外，考虑到不稳定的权势分配，几乎所有的结构性指标都指向一个不稳定的未来。所有这些构成“一种坏的结合，恰好是西欧的对立面”，它可能导致亚洲的不稳定。[29]所有这些地区和国际因素导致人们普遍对亚太地区的未来充满怀疑和悲观情绪，往往预言亚太地区是一个充满冲突与变动的地区，亚太地区将是“大国冲突的战场”[30]，所有主要的行为体——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朝鲜——都是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候选国家。[31]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亚太地区在冷战结束后的20余年里始终保持着总体稳定，其解释之一便在于美国提供的安全类公共产品。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阻止了“地区内传统的大国敌对和重大冲突，保证了传统上相对于地区大国脆弱的小国。”[32]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建构这一联盟体系本身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即便将其当作公共产品，其性质也是“俱乐部公共产品”而非开放性的。尽管如此，这一“俱乐部公共产品”仍对该俱乐部之外的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了某种公共产品的外溢效应。[33]在亚太地区缺乏有效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供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公共产品的外溢效应仍是重要的。
　　其次，面对正浮现的公共产品供应的新比较优势结构，中美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特别是美国正错误地试图以亚太再平衡战略阻碍这一新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形成。
　　中国已明确宣示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并不认为自身的经济性崛起和为地区供应经济类公共产品会危及美国的地区作用。中国向地区供应经济类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是当前严重缺失的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一种补充，可填补因日本经济停滞而导致的亚太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和意愿的空白。回顾二战后亚太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可发现三个阶段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的头20余年是第一阶段，此时亚太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方是美国，其公共产品的最大成果是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快速经济复苏和崛起；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及美国自70年代战略调整后，美国逐渐将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权移交给了日本，后者主要通过其雁形发展模式为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34]第三阶段，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停滞，[35]亚太地区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出现空白，中国尚未从物质和心理上准备好填补这一真空，而日本和美国都力有不逮。因此，当前中国为地区各国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上升，并不会导致明显的公共产品竞争态势。
　　但美国对这一新出现的比较优势格局的认知明显不同，并尝试阻止其最终形成。对美国而言，中国为地区提供的经济类公共产品越多，其威胁态势就越明显，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上升，还可能危及美国在地区内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能力。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所指出的，“到2010年，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超级大国，这种过度反应令人想起早些时候日本的例子”。[36]这也正是美国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考虑之一。在美国看来，中国的经济性崛起和提供地区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提升，尽管尚未直接威胁其对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垄断，但出于对“溢出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美国试图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实现双重目标：其最低目标是维护和巩固美国对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垄断；最高目标则是以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垄断为基础，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和与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化，将中国提供的经济类公共产品“推回去”并重新赢得为亚太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垄断性权力。[37]
　　最后，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并未选择全面加入某一供应方或搭便车，而是有意识地强化正在形成的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主动建构“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亚太二元格局。
　　一方面，尽管美国试图以TPP和与亚太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压缩中国为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空间甚至能力，但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地区各国既没有追随美国，也没有选择搭便车，而是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一道强化中国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美国尝试将中国供应的经济类公共产品“推回去”，但地区各国对此明显不感兴趣：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日本在2009年提出了事实上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日本也并未因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覆盖范围而作在TPP谈判上实质性让步；尽管美国大力拉拢东盟，但后者的“独立”趋势早已显现，其典型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倡议。
　　与对美国供应经济类公共产品的尝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太国家对中国供应经济类公共产品的兴趣正持续上升。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亚洲国家提供的金融稳定公共产品便迅速得到其余国家的认可，2000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通过了“清迈倡议”，一方面完善东盟货币互换安排，另一方面在“10+3”范围内建立货币互换网络，作为稳定地区金融环境的手段。[38]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这一作用得到进一步确认。2009年5月，中国与东盟10国和日本、韩国一道强化了清迈倡议，正式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标志着区域外汇储备库建成。这一目前总额1200亿美元，中日各出资32%、韩国出资16%，东盟出资20%的储备库，已成为东亚应对金融冲击的重要公共产品。在更大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范畴，尽管美国正大力推进TPP谈判，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却在2011年底取得了积极成果，2012年上半年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关系较为紧张的背景下仍达成货币互换、互相持有对方国债的协议框架。此外，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展放缓，但东盟10国仍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建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16国统一市场，并于2010年获得通过。尽管东盟此举有重获亚太经济一体化驾驶员地位的意图，但其强化中国供应经济类公共产品的效果也同样明显。更近的例证是，亚太国家对中国政府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倡议总体支持。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相当担忧中国可能会将供应地区公共产品的范畴拓展到安全领域，但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地区各国事实上更愿意为美国的此类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贡献力量，从而形成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态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霸权衰落的可能大为凸显以来，美国加大力度强化其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比较优势，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维持和巩固现有的同盟体系，特别是在当前亚太地区领土领海争端集中性爆发的情况下；二是设法拓展其原有的同盟关系，使其逐渐朝向多边安全合作发展，如所谓的“亚洲版北约”或“民主国家同盟”等；三是发展新型的同盟与朋友关系，特别是建立各种准同盟关系，及如志愿者联盟、议题联盟、临时性联盟等形式的“软”同盟关系。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应国家的支持，特别是诸如印度、越南等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都得到了较大发展，表明美国提供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接受度事实都在上升。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亚太地区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和非盟友均乐意为美国霸权延续贡献资源，特别是当地区性崛起大国的长期战略意图并不明确的时候。[39]
　　以上发展说明，尽管中美双方对正形成的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有着不同的认识，但作为消费者的地区各国却是相当理性地选择了强化中美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亚太地区二元格局。尽管从传统权势竞争特别是中美权势转移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颇为悲观的发展，但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双向互动视角看，这一发展可能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对于地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都有着重要启示。
　　三、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中美合作
　　前述理论和现实分析表明，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性崛起特别是中国为地区提供替代性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上升，可能导致中美权势转移甚至霸权战争。但现实发展却是，亚太地区的中间国家或公共产品消费者既未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未对中国或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选择搭便车，相反却是通过积极努力使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都得到了强化。换句话说，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互动的视角看，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体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一是中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的自然形成阶段；二是消费者对这一初生的比较优势结构的接受和有意识强化。中国供应经济类、美国供应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正由亚太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得以体现。中美在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上的分工与合作，已经被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地区各国的理性选择所事实上予以确立。目前，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建构正迈向第三个阶段，即中美共同承认、接受并有意识地巩固这一分工合作架构并推动其朝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首先，从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方的角度看，中美双方应放弃传统的权势竞争逻辑，共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正“严肃”思考中美权势转移的可能及其应对方案。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性崛起可能产生远超出经济之外的战略性后果，中美未来的危机可能远超出冷战结束头20年所经历的，并使人们的注意力必须从先前讨论的控制中美军事冲突升级，转移到控制军事冲突之前的危机的升级。[40]具体而言，这些危机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关注的仍是台湾问题，尽管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下降；其次是中美经贸投资等双边关系问题；第三是自2010年以来日益升温的海上安全问题；第四是美国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第五是防核扩散问题，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预防性打击冲动诱发的中美危机；第六是围绕国际体系的改革产生的中美摩擦；等等。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恐惧很大程度上都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即使依据权势转移理论的标准，中国也远未成长到“威胁”美国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远未达到美国的80%，中美权势转移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准备期，而非即将成为现实。[41]如果再将中国反复宣示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纳入考虑，可以发现，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应对中国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上升，犯下了基本战略取向的错误。
　　与之相对，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很大程度上符合当前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发展。自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首次提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以来，中美在多个场合反复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望，最为重要地体现在2013年7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战略性共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旨在“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42]可以认为，中美双方已达成某种基本共识，即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精神应用于中美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建设中，就是要求中美双方首先确立双边关系的共识，促进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合理分工与合作，避免供应方之间的相互恶性竞争。
　　其次，中美双方应主动接受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前两个阶段的成果，放弃传统的领导权竞争思维，[43]确立领导权分享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以公共产品消费者的主动行为强化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尚未得到中美两个公共产品供应方的有意识的明确接受，特别是美国方面错误地以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应对这一事态发展。但领导权竞争思维显然已经不可能：当前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机制的地理性竞争或垄断已难以实现，同时领域性竞争或垄断已经成为事实。当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要转换思路都是相当困难的；[44]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确也为中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美国学者奥兰·扬（Oran R.Young）对领导权的区分对领导权分享机制的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根据奥兰·扬的论述，领导权是国际社会中主导国际机制形成、或更一般地制度安排的制度讨价还价过程的成败的关键因素。领导权也是个复杂的现象，是指那些试图解决阻碍参与各方在制度讨价还价过程中寻找到交集的集体行动困境的个体行为。根据其性质和应用的差异，可将领导权区分为三种类型：结构性领导权、事业性领导权、知识性领导权。结构性领导权是指将物质资源的拥有转化为机制讨价还价中在特定问题上的恰当杠杆的能力，是在被国际社会所例证的社会背景下就宪法性契约达成协议的手段。事业性领导权则是指利用其充沛的精力和积极性为谈判提供场所，重新启动已陷入僵局的谈判等，即充分利用社会关系、积极发挥协调作用。知识性领导权指向提供智力资本和系统思想，用以塑造那些参与谈判的人的观念，在决定国际社会的宪法性契约能否达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知识性领导权与权力的相对性有着联系，但不如前两者那么明显，更多是发现权势的相对性之后再发展出利用各方的权力比较优势、发现机制安排的可行方法。[45]
　　实践上，围绕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和新近设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都事实上建立了某种领导权分享机制。在朝核问题第三轮六方会谈中，各方通过了一份关于六方会谈工作组的概念文件，确定了工作组的职责和任务、运作方式、人员构成以及工作语言等具体内容。[46]而在2007年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共同文件中，六方同意设立五个工作组，各工作组的主席国分别由不同国家担任：中国担任朝鲜半岛无核化工作组主席国，朝鲜和美国共同担任朝美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主席国，朝鲜和日本共同担任朝日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主席国，韩国担任经济和能源工作组主席国，俄罗斯担任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主席国。[47]2014年7月召开的金砖国家第六次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采用一种领导权分享模式：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将来自巴西，首任行长将来自印度；其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上述两个领导权分享机制的创建都有着重要贡献，这对中美共享在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重大助益。
　　需要强调的是，体现在六方会议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的领导权分享机制的开放式设计，表明中国和美国围绕地区公共产品供应领导权的分享机制安排，也将区别于传统公共产品理论中所论及的多国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建立公共产品供应俱乐部等模式。它同样接纳诸如东盟、日本、印度甚至更小的伙伴国家加入这一公共产品供应领导权的分享机制，使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共同贡献、共享成果”的新型公共产品供应机制。这不仅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更可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最后，中美应围绕地区形势的快速发展，加大相互协调力度，并及时根据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变化而对其加以动态调整。
　　中美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领导权共享的共识，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泾渭分明的僵化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分工机制，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发展。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最大挑战不只是事态的发展过快，更是变化的速度本身在变快或“速度变化的速度”。[48]就当前的中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意愿和接受度来说，其未来发展的确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中美双方的能力和意愿限制。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意味着它不太可能被边缘化，更别说被遏制。同时，尽管美国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49]但短期内美国供应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能力仍难以被撼动。当然，也不排除美国的精力或资源因其他事态发展而不得不被分散，[50]进而呼吁补充性甚至替代性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供应方的可能，特别是如中东、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应强化协调力度，就潜在的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调整进行讨论，包括接纳更多的潜在供应方加入这一供应体系，以确保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中美也需要相互协调确保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互动的正常与合理。在中美双方尚未实现战略思维的根本性调整之前，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供应经济类公共产品仍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时，亚太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即亚太其余国家往往选择在供应方之间待价而沽，这也是亚太地区二元结构往往被消极看待的最重要原因。的确，尽管更支持中国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建设，但多个亚太国家仍加入与TPP谈判同时对中国经济崛起仍持谨慎态度，试图确保自身未来的战略灵活性。类似地，诸多亚太国家也对美国提供的安全类公共产品持保留态度。例如，越南既试图通过提升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抗衡中国，同时又需要中国来推动其国内经济改革并避免来自华盛顿的人权和政治改革的压力。[51]又如，印度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是个重要性越来越大的天然盟友，但却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战略立场。[52]再如，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可靠盟友，但其国内对自身战略未来也存在重大争论，呼吁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采取更平衡立场的声音也很强大。[53]可以认为，尽管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的强化甚至机制化符合亚太地区各国的最大利益，但亚太地区各国在促进中美缓解零和思维的同时，自身也从现实主义角度准备战略策略，不仅旨在避免未来陷入战略困境，更有可能以此作为战略筹码而挟持中国或美国的地区战略。这样，前述的中美保证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开放性就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可有效避免公共产品消费者的骑墙战略的潜在消极后果，同时也可重大地缓解中间国家对中美建设公共产品供应的垄断体系的担忧，进而确保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结论
　　既有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亚太地区二元格局是消极的，但本文认为，就亚太地区二元格局而言，其积极面或许可以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视角加以考察。根据这一视角，亚太地区二元格局极可能是作为消费者的地区各国对中美供应地区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的间接肯定，尽管其中也不乏这些中间国家的骑墙战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思考方式，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双向互动模式表明，当前的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仍在形成中的中美比较优势结构得到了消费者的积极支持和强化，现在正迈向第三个阶段，它要求中美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视角思考双边关系，从领导权共享机制建设化解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并从大国协调的角度平衡消费者—供应方的互动关系，进而确保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合理构建。
　　这一替代性理论视角也为中国未来如何供应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了新思路。
　　第一，密切跟踪地区和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供应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将相应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然后才可能逐渐拓展至其他领域。因此，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中的比较优势也是逐渐变化的，这也必然会涉及其他供应方的比较优势变化。唯有密切跟踪这一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才能既明确自身供应公共产品的实际和潜在能力，并准确判断其他供应方的可能反应，制定出合理的供应公共产品的战略举措。
　　第二，密切跟踪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态度和认知变化。如前所述，公共产品消费者对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是最为敏感的，同时其反应或态度对于反过来塑造各供应方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影响。唯有在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甚至主动为中国的比较优势贡献力量时，中国供应相应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才可能持续强化。在遭遇消费者的搭便车甚至抵制时，就需要反思自身供应公共产品的战略策略，是否这意味着有其他竞争性的供应方存在？是否这意味着中国供应的公共产品本身不符合消费者需求？抑或是中国的供应方式存在策略性的失当？。
　　第三，需要及时根据前两个方面的变化及时调整与其他供应方，包括现有供应方和潜在供应方的相互关系。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往往相对强大，它们不仅具体国际体系重要性，对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有着重要相关性。中国应以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思想，既考虑到中国崛起为替代性的公共产品供应方所导致的战略和心理冲击，也要在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支持下合理、有效地促进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建设和改革，应避免简单地将试图将自身的领域性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拓展为地理性的公共产品供应垄断，重点强调与其他供应方通过领域性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而实现公共产品供应的分工协作，实现与其他公共产品供应方的领导权共享和大国协调，以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