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央视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华盛顿地铁由于朗方广场站出现浓烟紧急疏散。目前，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数条线路晚点，服务中断。有媒体报道，浓烟是由于电力故障所致。乘客介绍，当时浓烟导致部分乘客呼吸困难，现场没有电，什么也看不清。http://t.cn/RZSqWWz
来源时间：2015/1/13 发布时间：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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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地铁站起火致1死82伤】
作者：这里是美国 来源：新浪微博
当地时间2015年1月12日，美国华盛顿，L’Efant Plaza地铁站高峰时期突然起火，浓烟密布，烟雾吞没地铁车厢达40分钟之久，导致1名女性死亡82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出面表示，目前迹象显示应为机械故障引发火灾。
来源时间：2015/1/13 发布时间：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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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博：重要的是中国想成为怎样的国家
作者：:戴博（Robert Daly） 来源：《领导者》杂志第61期（2014年12月）
戴博(Robert Daly)先生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曾作为文化交流官员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后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南京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任教。现在任职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
2014年11月7日，戴博先生参加了由深圳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大梅沙创新论坛，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对其进行了专访，他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外交风格、国际责任、中国国内改革、软实力、反腐败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分析。
精彩观点：
※中国老说什么现代化，总说改革，你到底是改什么?你愿意改为一个什么样的超级大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跟美国有关，可是归根到底这是中国自己要搞清楚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美国是帮助了中国还是伤害了中国?
※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也会这么做，“一带一路”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你看中国的地理情况，它是需要这些的，别的国家也需要，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应该欢迎，可是应该要求透明度。
※你们中日两个国家闹到这个地步，这是给安倍和习近平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习近平可以冒一些风险，或者安倍可以冒一些风险，更宽容的、有创造性的、有自信心的伸出一只手，就可以一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
※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越互相欣赏，他们越自我孤立。你现在俱乐部的会员，是古巴、朝鲜、巴基斯坦、老挝，俄罗斯是不是你俱乐部的会员不太清楚，这是你想要的俱乐部吗?这个不需要问我，这是问中国的一个问题。你想要加入哪个俱乐部归根到底不是美国怎么看，而是你中国想变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已经是相当相当大的，而且每一次中央政府给中国普通老百姓更多的自由决定他们自己利益是什么，让他们去追寻自己幸福的时候，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反应非常好，所以不要悲观。
以下为采访全文的网络版，转载请注明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杂志：
中美关系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安全困境
黄南：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戴博：首先我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国人从来不讨厌美国人，美国人也从来不讨厌中国人。但是当前两国关系并不是很好。现在令人担心的不只是中美之间有很多猜疑，并且还有很多不同的目的。现在很难有建设性的对话，因为中国政府似乎认为导致两国关系不好的所有的错都是美国的，而同样，美国也认为全都是中国的错，所以两国政府之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正在进行的对话，正式关系的方向很贫乏。APEC期间，奥巴马和习近平将会进行会面。现在来看，将会谈及如何管理分歧，把重点放在合作上，所以两国的分歧要好好管理，要强调合作和共同利益，争取双赢局面。多数的中美问题我们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这一点我非常自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但现在问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南海、东海，美国、中国以及别的国家将来要扮演什么角色，安全结构要怎么调整，这是有矛盾而且有安全困境的问题。其实中美互相质疑缺乏互信，主要是跟西太平洋这些问题有关。所以这些问题是到现在为止的真正矛盾，我们不知道怎么管理好，而且没有双赢局面，我们也不能说“不冲突、不对抗”，因为我们正在对抗，而且是倾向于冲突的。在这方面各有各的一些概念上的错，各有各的要调整的看法和概念，可是目前为止，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
黄南：舆论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认为美国是在排挤中国——建立TPP、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中国就建立一个秩序想把美国排除出去。
戴博：双方都是这样看的。其实中国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一些看法一直在改，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人不一定排斥参加TPP的可能性，他们就是持拭目以待的看法，他们开始有兴趣加入TPP，当然到现在为止这种TPP还没有实现。中方原来觉得TPP只不过是遏制中国的另外一个工具，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看的。
而且美国也问自己，它是否肯听取中国的建设性的意见，而改善有关西太平洋的安全或者经济的所谓秩序。中国肯定是要扮演一个角色，你不能说中国只不过应该是个所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需要调整、或者改善、或者改造所谓的世界秩序，这是合理的、正常的，美国应该听取中国的意见。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提出意见，它只不过是讲作为大国的特权要如何如何，可是它没有具体地说它想怎么改变这些秩序，所以美国一直是想问中国。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方面的投资那么大，别的国家和中国才能够没有军备竞赛而发展他们的经济，其实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现在具体想要什么它未能享有的权利，我都不知道，好像中国要有一个什么航空母舰的战斗群，经过马来西亚进印度洋没有障碍?所以中国到底想要什么，中国没有具体地讲。
黄南：中国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军队是围堵遏制中国，所以要发展航母。
戴博：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些一直部署在这里，是怎么一个遏制法?中国没有被遏制的，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大，说美国阻止中国发展的证据在哪儿?理论上，中国看美国军队部署在这里很反感，我明白是为什么，可是具体的我觉得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发展。其实美国是帮助和鼓励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离不开美国的。
当然，我们看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95%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心血，中国人民自己奋斗出来的，祝贺你们，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现象是跟美国毫无关系的，这个也是事实，美国对中国的发展的影响相当大，美国是作为一个催化剂开展它的影响的，而不是说美国政府可以有任何一个机制来改变中国，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可是作为一个催化剂，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建设性的影响相当大。所以中国的问题，准确地说就是，你究竟想从现在没有的之中要什么?中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美国不应该觉得中国肯定要服从所有的所谓世界秩序的这些具体的条款，中国的崛起就说明这些秩序是应该有所调整，中国是应该有一个声音，是应该扮演那个更大的角色。但是这些怎么才会发生?美国也要听，美国不善于听，可是中国要说，中国不善于具体地说，问题在这儿。
黄南：中国有点担心在我们周边的美日韩同盟关系。
戴博：美日韩同盟一直存在，没有证据显示它会阻止中国的发展。恰恰相反，这三个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都相当大。担心是担心，证据在哪儿?担心是感情色彩，证据在哪我没有看到。
美国不应该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黄南：也有分析说其实内部问题更严峻，却总渲染外部威胁。
戴博：所以问题就是中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中国老说什么现代化，总说改革，你到底是改什么?你愿意改为一个什么样的超级大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跟美国有关，可是归根到底这是中国自己要搞清楚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美国是帮助了中国还是伤害了中国?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没有自己的问题，美国肯定有自己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在中美关系当中，美国的一些政策我也不完全支持，比如说最近美国有点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开明的政策。我觉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当大，在今后几十年，最起码是需要8万亿，这个8万亿要来自什么地方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可是中国有这个能力，我们应该感谢，我们应该说好。
当然美国同时担心这个透明度，你给贷款的透明度、你的标准，在环保方面、人权方面，这都是合理的、是应该的，但是美国应该积极欢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积极地参加，从这个组织之内要求非常高的透明度、环保和人权标准，而不应该鬼鬼祟祟地在幕后去说服别的国家不参加，小人之道也。这个我是反对的，美国不能说中国建立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是有意图的，同时骂中国免费搭车，这是表里不一的政策。美国不是没有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双方都有。
黄南：此“亚投行”是不是会排挤美国，不让美国参加?
戴博：没有排挤，美国可以参加的。当然中国愿意成立新的亚洲投资银行，是有一些不同的目标：一个当然就是要做亚太地区的领导者，要增加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可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发展;同时中国现在有能力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美国应该承认这是个建设性的发展，而且这是一个过程。
黄南：一些分析说中国成立“亚投行”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戴博：还有人说“新丝绸之路”也是马歇尔计划。中国现在在金融方面、技术方面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展很快，比如高铁的发展，速度可以非常快，所以美国不应该排斥这些。当然，在环保、人权尤其是透明度这些问题上，美国和别的国家应该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很透明地做到这些。可是中国可以对亚太地区——对所有的中亚国家、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问题是中国政府有时候做这些事情不透明，不考虑别的国家的需要。也不考虑中国国内的需求，问题相当大。我觉得中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可是美国也不应该否认中国做出这些贡献。
黄南：您怎么看“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戴博：这个拭目以待，中亚地区发展的需求非常大，中国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角色，这是中国的一个好机会。的确有一部分美国人说“一带一路”也好，上海合作组织也好，“亚信”也好，或者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也好……有一部分人很担心中国建立很多这些新的组织和项目是对美国产生的一个直接危险，是对所谓世界秩序的一个挑战，我不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可是应该要求很高的透明度。我们不能一边说中国这样做是有意图的，一边骂中国是免费搭车，这是前后不一的。中国要做超级大国，祝贺你，你是超级大国，可是超级大国是有超级大国的责任和代价的。而且这些国际组织的特点是透明度，如果你想在尼加拉瓜运河鬼鬼祟祟不透明的话，这个就是有害于你的软实力，所以一定要透明。
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也会这么做，“一带一路”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你看中国的地理情况，它是需要这些的，别的国家也需要，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应该欢迎，可是应该要求透明度，世界各国的公司可以公开、透明地投标中标去参加，如果中国聪明的话，它应该知道在东南亚也好、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为什么很多人说你是“新式的帝国主义”?因为你到这些地方去修大街、修国际机场，你没有给当地人一些就业机会，你用了很多中国工作队伍。你非常聪明，你可以调整你的这些做法，变得更国际化、更透明。
黄南：从“亚信峰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开始，中国外交有点强调“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是这样吗?
戴博：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习近平这届中国政府开始的“一条龙”的一些政策，好像是要把美国从亚洲踢出去的这么一个想象。包括对待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内，中国现在是有一点不透明，也不是很公正，用中国的《反垄断法》瞄准美国的一些公司，同时国际非官方组织、外国媒体等等都越来越受到中国怀疑，同时中央要更紧地控制中国的大学、媒体、非官方组织、智库甚至是艺术创作者者等等，最近习近平都是讲这些的，总提“命运共同体”，意思是说要逐渐地“以和平的手段来创造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地区”，好像有这么一个倾向。
美国一直是说我们也是太平洋国家，我们不能说是亚洲国家，所以最近习近平少说“亚太”，多说“亚洲”，因为这种措辞可以排除美国。可是美国其实势力和影响力太大，你不能排除出去，而且中国的亚洲邻国也并不欢迎这样做，它们是要平衡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它们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可是在保证安全方面它们宁可让美国扮演比较大的角色。这有一个调整过程，这些问题我觉得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直截了当地讨论，可是看起来不太可能，最起码这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不太可能的。
黄南：有分析称，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主办了很多大型的国际会议，“主场外交”，更强调外交的主动性，是不是要告别“韬光养晦”?
戴博：好像“韬光养晦”已经变为“奋发有为”，这个是比较明白的，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有机的一种发展，问题是中国要什么?最后目标是什么?中国是以什么样的最终目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扮演这些角色的。中国多举办一些像APEC这些大的会议，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理论上这些都是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去做的事情。
“韬光养晦”可能是有一点过时，可是“奋发有为”的风格有问题。很多别的国家觉得中国的风格咄咄逼人，而且你看今天上午给我们演讲的这些人的语调(指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开幕式演讲嘉宾)，跟中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以这种面孔对待世界的话，那未来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就会不一样。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风格非常重要。所以习近平的强人政治，很多国内的人是非常欣赏的，就像普京那样，可是除了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外，没有人买这个账，欣赏者少。你说中国尤其是在东海、南海最近的所作所为，鼓掌者在哪儿?抗议者多。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现在中国到底在走哪一条路?
可是听今天《人民日报》的周瑞金讲政治改革的必要，还有江平先生讲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依宪治国，他们的倾向很明显，其实在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当然，他们不是主流。
中国与俄罗斯、朝韩、日本的关系
黄南：您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戴博：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越互相欣赏，他们越自我孤立。中国你是要加入哪个俱乐部?真的要加入普京的这个俱乐部吗?这真的是中国想要的吗?当然，中国是要在国际舞台上有一个更大的声音，增加你的影响力，扩张你的实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可是真的要走普京的道路吗?
黄南：普京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俄罗斯也是民主的吧?
戴博：不对，普京这个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当然他的支持率很高。我就是问中国，你现在俱乐部的会员，是古巴、朝鲜、巴基斯坦、老挝，俄罗斯是不是你俱乐部的会员不太清楚，这是你想要的俱乐部吗?这个不需要问我，这是问中国的一个问题。你想要加入哪个俱乐部归根到底不是美国怎么看，而是你中国想变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要继续富强起来，很可能会有挫折、会有问题，可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中国会继续富强。但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人道，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对人道主义有没有兴趣，而且它把人道的发展跟硬实力、跟富强的发展相比，怎么一个比法?这是中国人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我是真的不知道中国想变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黄南：中国跟韩国近年在走近，冷落朝鲜，有一种脱离伙伴关系的趋势?
戴博：中国不能脱离跟朝鲜的关系，当然它现在不怎么讲这些“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且我知道许多中国人对金正恩的看法，觉得他很可笑，可是同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并不想看到朝鲜政权解体或者崩溃，所以中国在北朝鲜跟美国既有利益交汇的地方也有利益不同的地方，所以中国是要平衡它跟韩国的关系和跟朝鲜的关系。总体来讲，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平衡朝韩关系，对朝鲜是一种压力，所以中国的政策方向是建设性的。
黄南：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近年也不太好。
戴博：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近的报道说这次APEC习近平和安倍晋三除了握个手之外也不会开会，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两个开会开始讨论两国之间的问题是符合日本利益的，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而且我觉得这也牵扯到习近平有那么多的政治资本，他的支持率那么高，所以他应该是可以发挥一些创造性的，可以冒一些风险。
而且我一直是跟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说，你们两个国家闹到这个地步，这是给安倍和习近平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习近平可以冒一些风险，或者安倍可以冒一些风险，更宽容的、有创造性的、有自信心的伸出一只手，就可以一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中国想改善它的软实力，如果中国可以大方地说“我们不附加前提和条件，我们就是要坐下，为了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80%能保证得诺贝尔和平奖。大胆地去做，需要的是这种精神。
我们总是说创新，这个才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创新，你得冒一个风险。现在习近平的政治资本那么高，而且他说话有说服力，他可以给中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这个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为什么中国可以充满自信心大大方方地这样做。我知道这不太可能的，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机会，好像这次他们会错过一个机会。
黄南：中日近年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矛盾很激烈，两国人民互相敌视，游行示威，打砸抢。
戴博：这就是问题所在，习近平现在把很多这些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把他的支持率提得那么高，牵扯到一个问题，你要什么?你要用这些资本做到什么，归根到底你的追求是什么?现在是时候。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政治家。
中国的发展使我把曾经的批评意见收回来了
黄南：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软实力?
戴博：中国现在的软实力总体来讲，最起码在发达国家，可以说是个负数。中国老提软实力，实际上北京对发展软实力的兴趣不是很大，它不肯为了吸引别的国家而调整它的政策或者风格，它的意思是别的国家应该接受中国，可是软实力是吸引力、是说服力，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软实力几乎是个负数。
黄南：投资了大量资金在海外建了很多孔子学院，打造软实力。
戴博：这些投资没有用，孔子学院、海外的中央电视台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是浪费钱的，中国内政上的一些问题把所有软实力的投资都给抵消了，中国没有给出答案。最近宾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多伦多学校都是一个一个地关掉孔子学院。我觉得中央在某些方面还是没有自知之明，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在国外运用他们在国内所用的这些宣传手段，可是在国外没有说服力。这和香港问题是一样的。
中国在很多方面的进展相当大，而且说不定这个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做中国人的一段时间，这个我承认，进步已经很大了，也不容易。同时中国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国际趋势是非自由让位于自由，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现代化而自由的地方，包括香港在内，所有的非自由的这些手段你一目了然，看得太清楚了，所以你没有竞争力、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进步很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1987年，那时我作为外交官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预见今天的中国，如果你那时候给我形容2014年的中国是这样的，我会觉得你做梦吧?不可能。所以中国也使得我把我的话和批评意见收回来了，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中国的人才多着呢，他们只是需要时间，不要失望。
黄南：您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
戴博：我们要很理智、很冷静看待这个问题。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各方面的安全：建设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费品安全、药物安全，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腐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所谓公德危机，价值观的挑战，这些挑战都相当得大。
黄南：问题很多，怎么办呢?
戴博：我跟很多中国朋友一样，我不愿意听一个美国人来告诉中国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应该怎么做。而且这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一鸣惊人，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我凭什么来告诉中国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但是如果允许我提出一个建议：言论自由。因为中国不缺乏人才，如果你让中国人讲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是不需要外国人给你讲道理的。中国不是没有人，你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思想家，中国人在想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是一个问题、可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人要什么、中国怎么看待自己，这是更重要的。中国需要的是非常勇敢的人，需要的是勇气。不用说创新力，我觉得应该是诚实、自由，中国是没有必要听从别的国家的，只允许中国自由地听从自己的人民就可以了。因此我会说，真正的、比较绝对而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
黄南：您对中国的“反腐”怎么看?
戴博：腐败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可是腐败为什么能够变为那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你说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这些“老虎”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红二代或是官二代，“老虎”都是那些人脉没有那么厉害的，红二代和官二代还没有打。这就让很多人怀疑这个反腐为的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真的为了培养出更多的清官。
腐败是个大问题，可是美国人会觉得腐败之所以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一个党不会监督它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监督他自己，总是需要一个在野党、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部门。因为人都是有恶的(sin)，我们说“绝对的政权产生绝对的腐败”，不管哪个国家的人都是有这样的倾向的，所以你需要平衡和钳制不同的政治力量，才能把反腐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倾向，包括美国在内，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并不是说中国人本身比美国人腐败。可是因为美国有这些在野党、自由媒体、独立的司法部门，总的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是有时候美国的问题也很大。
黄南：今年的APEC会议，据说中美会主要谈及“反恐”话题。
戴博：反恐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我怕的是什么?这次首脑会议会强调反恐问题中的正面意义、轻视负面意义，让很多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反恐当然是世界各国所担心的问题，可是这个事情也牵扯到恐怖主义的定义、反恐的手段、合法性和非法性、也牵扯到你的法治问题。
这几年来，像昆明火车站事件是纯粹的恐怖主义，是非常清楚的例子，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也应该承认是恐怖主义。但问题是，因为他们的人权没有得到尊重，中国对待他们的一些强硬手段是美国所不能支持的，问题就来了。
同样还有反腐这些问题，中国很多腐败官员跑到国外去，是把很多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金钱卷到国外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事实，我不否认。可是我们没有引渡协议，为什么没有引渡协议?这就和中国的执法手段有关系，所以这些问题不能单独考虑。中国现在要求欧洲、美国、英国帮忙逮捕这些人，没收他们的资产，一方面来讲，中国的要求是合理的，是符合事实的，我看美方也是知道的，可是这些人如果被送回中国，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不是透明的，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也牵扯到人权问题，所以我们不太愿意积极参加，因为我们不那么承认这些不尊重人权的法制，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和国外的关系有时候是分不清的。
而且谁是真正的裸官?中国有那么多的所谓腐败官员到美国去，可是你还有很多红二代和官二代那些没有受到怀疑的、一样腐败的也到美国、澳洲等等这些地方，这些红二代、官二代的孩子们他们被美国很大的投资银行聘用，银行是为了买他们的人脉，这难道不是一种腐败吗? 这肯定也是一种腐败。你要反什么样的腐败，这是很复杂的。这些问题都是跟中国自己的改革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
黄南：去年有一些美国专家也跟我们有所交流，中美两国反恐立场的区别是美国不承认我们的分裂主义。
戴博：什么叫分裂主义?这些都是自治区，什么叫自治什么叫分裂，这些定义上有不同见解，而且在国外也是，比如美国反恐，有一部分恐怖组织，中国也不列为中国恐怖主义组织，这也是跟意识形态有关系的。还比如说巴勒斯坦人的某些组织，他们只不过是要争取他们的自治权，有时候这个说法也合理。你们说是“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什么位置上你怎么看待谁是恐怖分子，这些是挺复杂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责任
黄南：中国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来承担国际责任?
戴博：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觉得中国可以提供很多公共产品。我们先说一个非常有限的例子，可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也是跟我的兴趣有关系的。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如果中国要说服别的国家认为中国真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国家，光是在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这方面，中国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比如保护犀牛、大象、穿山甲这些，如果中国愿意做的话，你可以马上就做到，而且根本不威胁中国的政治制度。
黄南：这个也不是政府做吧，(环保NGO做)?
戴博：当然中国政府可以做，如果他们愿意做。现在是APEC，在北京天天都是蓝天白云，为什么呢?跟北京奥运一样，他们愿意。这是意志问题，不是能力问题。你看中国高铁的发展，我知道有一些问题，可是总体来讲，好得不得了。中国愿意做什么事，中央下定决心就肯定做得成，习近平最爱的一个词是“坚强”，我们肯定要坚强，那就来保护大象、穿山甲、犀牛吧，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这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你可以做的。
你问我他们可以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可以做的有很多，只要他们愿意。如果习近平做一个保护濒临灭绝动物的讲话，“停止买卖、停止杀害”，“犀牛角不是春药，这是迷信的行为”……现在他的政治资本很高，他可以做一个关于保护穿山甲的讲话，只需要做这一件事。我非常佩服姚明，姚明做了不少事。
但是问题是，习近平这一年多来，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里，他是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他的口才很厉害，是北方男子汉，中国人很支持他。你现在是有了政治资本，你想用它来做点什么?一个保护濒临灭绝动物的讲话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他到现在没有一个有关环保的演讲。
原来世界各国最受欢迎的花卉都是中国的，中国鸟的种类、哺乳动物的种类比世界各国都多得多，中国不同动物的栖息地相当多，你珍惜不珍惜这些东西，这些是符合中国传统、和国学有关系的，也是一个很光荣的事。这只是一个可以做的非常简单的事情。
最后我想说，我1987年刚到中国来做外交官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们老对我说这是一个过程，那个时候我不信，我觉得你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当然有时候你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这个也是事实。但这是一个国家，不要失望，我告诉你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已经是相当相当大的，而且每一次中央政府给中国普通老百姓更多的自由决定他们自己利益是什么，让他们去追寻自己幸福的时候，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反应非常好，所以不要悲观。
——结束——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5/1/12
旧文章ID：1346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评估与建议
作者： 来源：《复旦学报》2014年第4期
摘要：2013 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重要进展。两国元首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两国合作的领域扩大。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和摩擦，但双方均能以非对抗性方式处理。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国应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有创新思维与行动，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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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345
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作者：韦宗友 来源：《国际观察》2014年4期
【内容提要】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妥协/东亚安全/安全秩序
近年来，东亚安全秩序出现了一系列震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在东亚地区，为什么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未能消解国家间的战略猜忌和不信任，未能阻止中美之间及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本文尝试从东亚安全秩序的特点入手，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探究东亚权力转移、地区领导权竞争、领海纠纷以及美国不恰当的战略应对造成地区秩序的消极影响，并进而提出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二次战略妥协，构建东亚陆海融合型安全秩序的地区秩序新主张。
一、东亚“陆海分离型”安全秩序及其缺陷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东亚安全秩序一直基于两大支柱之上：在东亚大陆，中美之间结束了剑拔弩张的冷战敌对状态，实现了战略和解;在东亚沿海地区，美国则通过在50年代初期构筑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这种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与海上的美国霸权，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两大支柱，也是东亚安全秩序有别于欧洲的一大显著特点。①不过，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也有着自身内在的缺陷。第一，中国在东亚大陆的陆上优势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是两套彼此独立的体系，并没有相互融合。东亚一直缺乏一套涵盖东亚大陆及沿海国家的一体化的集体安全体系。第二，美国构筑的双边联盟体系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在中美战略和解后，这一联盟体系将苏联视为最主要威胁和防范对象，但其防范中国的战略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东亚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它随时都有可能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第三，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出于共同反苏的战略利益需要，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或同床异梦型的利益结合，缺乏牢固的基础。一旦反苏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那么这种机会主义的结合随时都有可能分道扬镳，甚至引发新一轮中美对抗。②第四，随着中国逐渐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中美之间如何共处将成为问题。③
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暴露无遗。首先，苏联解体使得中美战略和解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失去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后，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及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则凸显出来。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之下，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被美国及西方视为需要改造和演变的“异类”，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大大降低了。
其次，在苏联解体，东亚安全环境发生巨变，中美战略和解失去根基的背景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军事联盟体系防范中国的潜在战略功能被重新激活，它甚至成为联盟存续的黏合剂。冷战结束初期，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亚地区，都出现了减少美国东亚军事存在、削减乃至关闭美国军事基地的呼声，一些人甚至怀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④1992年，在菲律宾要求下，美国被迫关闭了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撤出在菲律宾的驻军。日本、韩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大幅度减少美国驻军和军事基地的呼声，美国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面临考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之初陷入低迷，日本等东亚盟国的经济则蒸蒸日上，美国与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因经济贸易纠纷而几度出现危机。美国国内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说不的声音。⑤
在联盟关系一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威胁”成为弥合分歧、防止盟国离心倾向、维护联盟存续的“黏合剂”。早在1992年，在美国、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⑥1995-1996年间，由于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争端，中美之间因李登辉访美而关系受挫以及中国随后在台海地区的导弹试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升级。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报告指出，南中国海的岛屿和领海争端是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对地区稳定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敦促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强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报告还指出，中国致力于国防现代化，拓展远洋海军军事能力。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不明确。报告强调，鉴于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的诸多安全不确定性，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将不仅仅致力于捍卫日本及美国利益，也将致力于维护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⑦1997年9月，日美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为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应增加防务贡献，并将“日本周边事态”纳入日美安保范围。1998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及马尼拉港口重新向美舰开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旗帜下，美日、美菲军事同盟迸发出新活力。
最后，在中美和解的战略基础因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中国威胁”逐渐成为美国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黏合剂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大大增强，中美之间陆权与海权的潜在冲突性增加。在缺乏战略互信下，中国在东南沿海的任何政治、经济及安全举措，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及海上霸权的不良举动。而美国与沿海国家加强军事同盟的任何行为，也可能被视为限制中国影响，围堵中国发展的证据。无论是作为陆权的中国，还是作为海权的美国，在冷战后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潜在威胁。
二、东亚地区权力转移与安全挑战
新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面临诸多挑战。新千年伊始，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上升，有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小布什拒绝了前任克林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做法，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据此准备将军事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倾斜。⑧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及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无暇顾及中国。
在美国忙于全球反恐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新千年开始到2013年的13年时间里，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由1万亿美元跃升到9.39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6900多美元。⑨不仅如此，中国强劲的发展需求，为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推力，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既取代了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雁行模式”，也冲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市场和安保换取东亚盟国支持美国东亚霸权的东亚安全模式。
中国还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2001年，中国首次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先后与东盟内部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的示范效应下，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地区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东亚地区成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自由贸易区。
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及地区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相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忙于全球反恐以及与此伴随的巨额军事开支，美国经济在小布什任内表现糟糕，年均GDP只增加了2.09%，被视为7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弱的时期。2008年，在小布什即将离任之际，美国经济又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国内消费低迷不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经济总量在2009年更是收缩了2.6%，这是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⑩而曾经引领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严重的长期经济衰退。不仅经济总量在2012年被中国超越，失去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地区经济影响力也日趋下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东亚权力格局在新世纪的“一升两降”，东亚地区残存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划界问题，使得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进一步彰显，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困境”。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国土面积的大陆型国家，但中国经济发展却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不仅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金、市场、能源和资源。在所有具有洲际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及所有开放型经济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是排位靠前的。(11)中国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崛起之路，导致其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势必要高度重视海洋，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与发展。因为一旦中国的资源、能源及商品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或受阻，将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甚至中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与防范。而且，随着海洋勘探及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技术的进步，海洋能源、资源及与此相关的海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2)
部分出于这种战略考虑，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建立海洋强国。中国向海洋方向投射军事力量，连同中国整体实力的迅速增强及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区的辐射，引起美国的高度不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将可能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紧张关系”。(13)对美而言，中国军事、经济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拓展，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海上霸权。美国还对中国发展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感到特别担忧，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海上霸权的基础。这些担忧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摩擦，中国与日本及东盟部分国家的领海和海岛划界争端，以及所谓中国“强势外交”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及中国战略意图的极大忧虑。一些人甚至担心，中美必有一战，中美关系难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14)在中国，人们对美国在领海争端中的“拉偏架”，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国的防务关系，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举措，也十分不满，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不友好举动，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15)
第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1993年开始，日本连续13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然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推动中日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相反，因为历史问题及钓鱼岛主权争议，两国政治关系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实力的相对衰落，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外，又增添了地区领导权竞争，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16)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大国，但在经济上，它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长期的经济优势，使得日本不仅以地区经济领导者自居，也在冷战后逐渐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充当东亚地区全方位的领导者。(17)
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不仅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也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2004年，日本与印度、巴西、德国四国一道捆绑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此，中国明确表示，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中国反对日本的“入常”努力。而日本则充当了对华武器出口管制的“急先锋”，积极游说欧盟不要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在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竞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安倍政府上台后，更是公开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亚太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妄言日本在亚洲的重要贡献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18)此外，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方面，中日也明争暗斗，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19)
第三，领海争端。在东亚地区，遗留着大量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主权争议，几乎波及所有重要的沿海及岛屿国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冷战时期，这些领海、岛屿争议因美苏全球争夺而退居幕后，并没有成为影响东亚安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东亚经济崛起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骤然增加，这些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争议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些领海及岛屿主权争端中，中日之间在东海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领海及海岛争端尤为突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时隐时现，但并没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东亚权力转移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加剧，钓鱼岛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扣押中国渔船，并威胁按照日本国内法进行审判，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放人。(20)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再次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认为日本试图单方面改变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归属。中国针锋相对派遣渔业执法船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巡逻，两国海上摩擦加剧，政治关系大大恶化。
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领海划界及海岛争端在90年代也逐渐升温，近年来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较具妥协性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但越南、菲律宾等国一直通过单方面扩大勘探、开采争议海域油气资源以及构筑岛屿设施等措施，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导致中国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权力度，强调“维稳”与“维权”并举，特别是加大对侵蚀我领海主权或试图单方面改变海岛现状的执法力度，捍卫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权益。(21)但此举也招致了美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的不满，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认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问题，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2)
第四，朝核问题。自1994年10月美朝双方签署《核框架协议》结束第一次朝核危机，朝鲜核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核计划，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作为回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23)但在协议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严重信任危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矛盾不断。“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美朝关系大大恶化。2002年10月，朝鲜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凯利承认，朝鲜一直在秘密从事浓缩铀计划，震惊了国际社会，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8月，中、朝、美、韩、俄、日六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5年9月，与会各方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上签署了《共同声明》，朝鲜第一次正式承诺将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并同意在“弃核”同时重新接受《核不扩散条约》义务，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监督，美国则承诺保障朝鲜安全、逐步解除对朝孤立和制裁政策。但美朝双方很快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共同声明》发生矛盾。2006年10月，朝鲜违反《共同声明》，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此后，虽然六方会谈重新启动，但朝核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成为困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顽疾。
三、美国的战略应对与调整
面对新世纪头十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权力变化和安全挑战，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战略应对集中体现在他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1年正式宣布的“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中。这一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应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潜在挑战，维护盟友对美国领导的信心，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相对于上述东亚安全秩序挑战而言，这一再平衡战略可以相应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中国崛起挑战。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涉及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诸多层面，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政治层面而言，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对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冷漠态度，于2009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次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地区多边机制的重要一员。奥巴马政府高官还对东亚地区展开了密集访问，大幅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感，消除东亚盟友“被漠视”和“被冷落”的心理担忧，赢取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好感。不仅如此，美国还特意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鼓励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印度制衡中国的影响。(24)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建立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建立一个高标准的、21世纪的亚太多边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主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相抗衡，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在军事方面，美国不仅宣布将军事战略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还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及新加坡、越南、印尼和印度等印太枢纽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的发展，美国在2011年发布的《联合介入作战概念》军事战略及2012年初颁布的《新国防安全指南》中，都强调了维护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安全，特别是维护印太地区海域安全，提升应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军事应对能力。(25)目前，美国已经在关岛、日本等军事基地部署了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战机、潜艇、无人机等军事装备，并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派驻新加坡港口。不过，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中美两国在地区及全球性层面存在的广泛共同利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同时，也强调与中国接触的一面。如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在亚洲协会发表关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演说时，就强调“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富有成效及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政策，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美国不认为崛起大国必然会和既有大国发生冲突。(26)总统奥巴马本人也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保持经常性接触和磋商。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还邀请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进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共同商讨如何增加两国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国也对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希望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探寻一条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新模式。(27)
第二，对中日领导权竞争的应对。日本不仅是美国东亚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国，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要求日本在东亚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利用日本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东盟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及防务关系。(28)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因钓鱼岛问题而擦枪走火，要求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并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国的军事义务和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反对中国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偏袒日本。(29)不过，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及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安倍政府，奥巴马政府也并非全然放心。美国担心如果听任安倍政府在民族主义及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导致中日关系的失控，而且还会极大地恶化日韩关系，妨碍美国在东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而，美国在支持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为美国亚洲战略服务的同时，也提防日本可能“绑架”美国。(30)换言之，美国既希望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紧张，并借助日本之力制衡中国崛起，但又要防止中日之间的竞争失控，或美国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岛屿纠纷之中。
第三，领海争端危机管理。如前所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要是海上霸权。在东亚大陆沿海地区，密布着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及军事盟友，它们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霸权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投射权力及影响的前沿基地。不仅如此，东亚沿海海域，还是美国侦察、监视中国军事力量及其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美国通过在这些海域(包括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侦察和监视，实时获取关于中国军事发展的最新情报。此外，这片海域还是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重要的海上能源、资源及商品贸易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美国对待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东海及南海地区的争端，并不仅仅从事件本身来看待问题，而是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更何况这些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基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安全伙伴，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所要倚重的力量。因而，在处理这些争端时，美国貌似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偏袒了美国的地区盟友及安全伙伴。
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面对关于中国提出南海地区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传闻，打出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公开宣称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向中国“叫板”。同时，她还积极游说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后，美国多次在东亚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在东盟框架下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反对中国一对一的双边模式。(31)美国还积极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主张在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解决问题，而无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承认或默认中国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只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及国际海洋法的酝酿，才相继以武力占领或宣称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32)除外交支持外，美国还通过防长访问、军舰到访、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及军售与军援(后两者主要是与菲律宾)等举措，增强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中国展示“肌肉”。对于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一美国实际上要担负很大历史责任的海岛之争，奥巴马政府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合作条约》，而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的挑衅行为装聋作哑。
第四，朝核问题。相对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以及东海、南海地区出现的海争加剧局面，朝核问题并不处于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加之美国面临严重国内经济困顿，奥巴马政府决意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守势，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坚持在朝鲜不改变其挑衅政策前，不与朝鲜进行实质性谈判，不再重启六方会谈。当朝鲜进行挑衅时，则给予坚决回应。与此同时，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在发生韩国潜艇被击沉事件及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派遣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参加军事演习在内的一系列威慑行动，显示美国对韩国进行军事保护的决心。但此举也招致了中国的不满，认为美国派遣航母在接近中国的黄海海域进行军演，是对中国展示“肌肉”。美国则对中国在朝鲜挑衅问题上未能作出强硬反应表示失望，并无视中国的反对，继续派航母在黄海举行军演。此事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四、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如前所述，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自成立之初，主要基于东亚大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以及西太平洋沿海地区的美国海上优势。从逻辑上说，要实现这一秩序的稳定，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项：第一，中美之间存在共同的战略敌人，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从而能够让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中美能够携手合作，实现战略和解。第二，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过于悬殊，一方接受对方领导或至少默认对方的领导地位，如冷战结束初期。第三，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接近，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和战略妥协，重新调整秩序边界，实现既有秩序的和平转型。
显然，当前东亚安全秩序已经超越了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但尚未达到第三种情况。中国处于由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中，中美两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但中美之间并没有就如何调整东亚秩序边界达成一致或实现战略妥协，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没有把握、甚至存有疑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集中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两面下注”色彩。从目前来看，这一“再平衡”战略的施行，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也未能给东亚地区愈演愈烈的海争“降温”，甚至加剧了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激化和放大了海洋争端。
鉴于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一旦东亚地区发生大国冲突的潜在巨大破坏性，作为东亚地区权力两极的中国和美国有必要再次携起手来，为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进行类似于1972年中美握手的第二次“战略妥协”。这一战略妥协应至少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中国在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海权大国美国将是最先感受到中国权力冲击的大国，也将是对中国向海上投射权力最为敏感和担心的国家。中国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必须尽可能缓解既有海权大国的疑虑，不挑战其既有合法利益和安排。作为崛起大国，中国应采取主动，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业已宣示)和专属经济区的无害通过及透明海空监视措施，不反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第二，美国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接受中国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和平转型。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大国不愿意与崛起大国分享威望与权利。(33)美国应该认识到，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向其毗邻海域投射权力与影响是无法避免的自然之举。美国在中国近海海域遍布军事基地，却指望一个日益依靠海外能源、资源及市场的沿海大国“闭关锁国”、不向海上投射力量，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以理性心态看待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包括中国在东亚沿海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交通线沿线增强经济及军事存在。
第三，中国承诺不以武力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在中国由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转型过程中，除了美国之外，周边国家是最易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乃至“威胁”。因而，如何将这种冲击和威胁感降到最低，不让其成为中国和平转型的“绊脚石”，也是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严防权力冲动，不主动挑衅，避免以武力解决领海争端，防止在中国周边结成一个反华的制衡联盟。
第四，美国承诺对其东亚盟国的单边挑衅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在中国做出关于领海争端承诺的同时，美国也应该对其东亚盟友进行必要约束，防止它们进行单边挑衅或试图单边改变领海及岛屿争端的现状。美国应向其东亚盟友划出一条涉及领海争端的“红线”，明确表明一旦其越线，不能指望美国为其单方面行为埋单。
第五，中美合作在东亚及印太地区成立大国协调式多边秩序框架。鉴于东亚秩序及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潜在动荡性，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同构建一种能够将区域内主要大国及利益攸关方涵盖进来，并具有较高行动效率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这种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从最为迫切的议题领域着手，不同议题领域的成员可以不同，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最终实现一体化的“陆海复合型”东亚安全秩序架构，实现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这些议题领域及其多边机制包括：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安全多边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基础)、领海争端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争端当事方)、海上安全多边机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通过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克服“陆海分离型”东亚秩序的内在缺陷，最终实现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秩序的和平转型。
结语
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博弈和理性让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携手共进，实现第二次战略妥协，共同推动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复合型”秩序转型，那么，不仅中美两国有可能超越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实现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和平共处与共生，而且东亚地区也将迎来真正的陆海复合型大国与海权大国和平共处的“和平的地理学”。
注释：
①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1-118.
②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③刘中民：“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8期，第74-82页。
④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 5-48;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Revitalized Philippine-U.S. Security Relations： A Ghost Form the Cold War or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Survey， Vol. 43， No. 6， Nov./Dec. 2003， pp. 971-988.
⑤Kan Ito， “Trans-Pacific Anger，”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pp. 131-152; Ivan P. Hall，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The New U.S.-Japan Relations Card， by Akio Morita， Shintaro Ishiha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Aug.， 1990， pp. 660-662.
⑥Tai Ming Cheung， “Loaded Weapons： China on Arms Buying Spree in Former Soviet Union，”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Sept. 3， 1992， p. 21.
⑦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 C.， Feb. 27， 1995.
⑧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pp. 54-80.
⑨Way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eb. 3， 2014， pp. 1-7;另见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人均GDP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E.PCAP.CD.
⑩Dave Manuel， “The U. S. Economy Has Grown The Fastest Under Which President?”， Dave Manuel. com， April 28， 2014， http：//www.davemanuel.com/2010/08/03/us-gap-growth-by-president-1948-2009/.
(11)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9-52页。
(12)何广顺：“世界变局倒逼中国海洋经济调整”，载《中国海洋报》2013年1月22日。
(13)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 46-81.
(14)Robert B. Zoellick， “U. S.， 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Aug. 2013， Vol. 126， pp. 22-30.
(15)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54-67页;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16)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129-139.
(17)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9页。
(18)Ayako Mie， “Defensive Realignment with U. S. A Balancing Act for Abe，” Japan Times， April 22，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4/22/national/defensive-realignment-u-s-balancing-act-abe/#.U1-vxP6S3IU.
(19)Dirk Nabers， “China， Japan and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GIGA Working Papers， Hamburg：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Feb. 2008， pp. 6-30.
(20)“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方对中国渔船进行模拟取证事答记者问，”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751717.shtml
(21)王生，罗肖：“国家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9-15页。
(22)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1， Vol. 90， No. 2， pp. 54-67.
(23)蔡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有限作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56页。
(24)Robert D. Blackwill， Naresh Chandra， and Christopher Cla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 Shared Strategic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Sept. 2011， pp. 1-41.
(25)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Washington D. C. Jan. 17， 2012， pp. 1-70;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 C.， Jan. 2012， pp. 1-16.
(26)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7)Greg Botelho， Dan Merica and Jessica Yellin， “Despite Tensions， U.S.， Chinese Leaders Talk of Foxing ‘New Model’ in Relations”， CNN， June 9， 2013， http：//edition.cnn.com/2013/06/07/politics/us-china-summit-cyber-spying/.
(28)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ril 25，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fact-sheet-us-japan-global-and-regional—cooperation.
(29)Reuter， “What Did Obama Accomplish in Asia?” April 29， 2014， http：//www.newsweek.com/what-did-obama-accomplish-asia-249043.
(30)Austin Ramzy， “Old Questions and Few Answers as Japan’s Abe and Obama Discuss Asia Security Tensions”， Time， Feb. 22， 2013， http：//world.time.com/2013/02/22/old-questions-and-few-answers-as-japans-abe-and-obama-discuss-asia-security-tensions/.
(31)James Hookway， “Tensions Flare Over Disputed Asian S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 2011，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5203724909870.
(32)Marie Harf， “Philippines：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Filing”，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0， 20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3/224150.htm.
(33)Dale C. Ca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5/1/12
旧文章ID：1344
张仕荣：从弗格森案看美国的种族问题
作者：张仕荣 来源：学习时报
2014年8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击毙。布朗被枪杀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全国性骚乱。11月下旬，为抗议弗格森案件中白人警察被判免于起诉，美国全国超过170个城市爆发民众抗议活动。由此引发的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讨论也屡见报端。
美国种族融合成就斐然，但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与族群矛盾也不可忽视。通过追寻“美国梦”成功与挫折的历史足迹可以发现，其中始终嵌套着种族因素的光环与阴影，因此美国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其成功的族群融合及配套的移民政策，种族问题已成为美国所有社会现象的“路径依赖”，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在族群融合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
从1620年一百多名早期欧洲移民到美洲大陆，到1861年南北战争废除黑奴制度，再到1964年在马丁·路德·金的呼吁下通过《民权法案》，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多种族移民的奋斗史。
由于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缺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美国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团结教育，特别是在族群融合、国民教育方面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为此，美国将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容写入忠诚宣誓的誓言中：“我谨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诚于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不容分割，人人由此享有自由与正义。”美国还把6月14日定为国旗日(Flag Day)，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悬挂国旗，举行仪式，进行忠诚宣誓，借此强化爱国教育。
有学者认为，现代政治意义“民族意识”的强化，是民族间冲突、民族易被群体“策划”的原因。美国一直强调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性，同时一直淡化族群意识，许多美国政要和学者一直借用“熔炉”来概括美国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政策。2001年1月，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名著名华裔人士、曾当选“全美六大杰出妇女”之一的赵小兰担任美国第24任劳工部长，她在卸任时表示，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有色族裔都应因此对未来感到更加乐观，美国日趋多样化，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有色族裔来说已变成一种优势。
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所公布了关于民族自豪感的全球调查结果。在34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美国人排名第一。研究显示，美国公民的自豪感最强，在被问及是否更愿意当本国国民而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时，75%的美国人表示强烈认同，是比例最高的。因此，美国的成功是族群融合的成功，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展现。
美国的种族歧视暴露出其长期的社会痼疾
针对弗格森案及之后引发的抗议浪潮，奥巴马也坦承：这是一个美国问题。由于美国居民主要是由不同历史时期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美国的种族问题十分复杂，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一直根深蒂固。
美国的种族歧视具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林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但是在他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认为废除黑奴制度与否必须服从于国内政治的需要。1862年8月22日，林肯在致霍勒斯·格里利的信中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的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消灭奴隶制。如果任何一个奴隶也不用解放就可以拯救联邦，我愿意这样做;如果只有解放所有的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愿意这样做;如果我必须解放一部分奴隶，留下一部分不管，才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对奴隶制和对黑种人所做的事情，是出于我相信那将对拯救联邦有利;有些事我之所以克制不去做，也是因为我不相信那样做会有助于拯救联邦。”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200多年历史积累下来的。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族裔冲突和对社会平等问题的不满，造成国内社会矛盾不断被触发，而“弗格森事件”仅仅是个案。黑人是美国除了白人之外最重要的族群。从美国法律体系等表征上看，黑人与白人在选举、就业、受教育等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平等。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造成了黑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同时造成了双向的恶性循环——美国社会整体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群体逐渐陷入“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陷阱中。
2013年4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0月，白人失业率为7.0%，非洲裔失业率为14.3%，拉丁裔的失业率则为10.0%。2012年，纽约市约有50%的黑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些人失业后平均需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找到新工作。2013年1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 M ·布洛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实现种族和谐的愿望正在破产。对黑皮肤的根本性歧视——这一奴隶制度的支柱却依然顽固存在”。
美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种族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方面，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当前的移民改革。移民改革一直是美国社会热点议题，也是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最受瞩目的施政重点之一。2014年11月20日，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行政命令推行移民改革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将免于被遣返，对他们下一代的帮助也将得到扩大。奥巴马在演讲中称，200多年来美国欢迎移民的传统为其创造了巨大优势，使美国保持年轻、充满活力和锐意进取，但现在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破碎，是该进行修复的时候了。
然而，正如福克斯新闻2014年11月21日撰文所称，奥巴马此举伤害了他最忠实的支持者，即美国黑人群体。文章指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目前美国有将近1140万非法移民，奥巴马即将颁布的行政命令将使约500万人受益。这就意味着，有数百万人将和低收入的美国黑人尤其是那些为了实现美国梦、摆脱贫困而努力工作的黑人抢饭碗。即使低收入的美国黑人能保住工作，也会因竞争加剧而增加收入无望。这无疑会使美国黑人的社会境遇雪上加霜，毕竟在美国，非洲裔移民与拉丁裔、亚裔移民相比向上发展的空间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更少。更何况，美国社会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割裂印记。
在维护弱势族群权利与吸引人才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美国面临着多难选择，其间掺杂着各方的利益博弈与美国国内两党的政治对立，更加使美国的种族及衍生的移民问题复杂化，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奥巴马政府及其后续的执政者将面临巨大压力和两难困境。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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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老龄人口直线上升 美企试水中国养老市场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西雅图时报》1月10日文章，原题：西雅图企业“出口”养老院到中国
上海南部一座养老院中，一名志愿者带领十几位老人正跟着音乐节拍锻炼身体。在美国的养老中心，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但是在中国，此类养老中心还未遍布各地。
该养老院位于上海徐汇区，是凯健国际在中国所有并运营的三处养老院之一，凯健国际隶属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的哥伦比亚太平洋管理公司。其他试水这一产业的美国企业还包括纽约的堡垒投资集团以及西雅图的美瑞花园。
中国老龄人口直线上升，这一点和美国非常类似。但相比美国，激增的老龄人口更让中国政府发愁，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大发展、但养老机制尚不完善时，外来投资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国政府不仅鼓励具有养老服务经验的外国企业来华开办养老院，同时还向它们学习先进的养老管理经验和技术。
但是，机会多并不意味着挑战少。凯健国际位于北京和浦东的养老院入住率仅分别为25%和30%。“我们并不奢望老年人蜂拥而至。”哥伦比亚太平洋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丹·巴提说，“我们理解老年人接受这种养老理念尚需时日。”
第一个挑战就是价格。以徐汇区的养老院为例，每月费用从1000至4000美元不等，这意味着只有中上阶层的人群才负担得起。第二个挑战就是缺少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工。传统观念则是第三个挑战。中国社会向来强调晚辈侍奉长辈，只有孤寡老人才会住养老院。
但随着中国中产阶层不断扩张，老传统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给家庭养老传统施加重压，很多家庭赡养老人的重担落在独生子女肩上。凯健国际总裁陈美兰(音)表示，好现象是，“住养老院丢人”的传统思想逐渐发生转变，“而且如果能减少家庭负担，帮孩子分忧”，很多老年人实际上愿意在养老院生活。▲(作者珍妮特·图，聂晶译)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5/1/12
旧文章ID：1340
沈丁立：美国小心被日本精心算计
作者：沈丁立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美国小心被日本精心算计（望海楼）
美国政府日前不无惊奇，因为日朝关系似有不小突破，已到日本首相安倍快要访朝之地步。在美国眼里，朝鲜去年还在试验核武器并扬言对美实施核模式的打击，目前日朝关系走得太快以至朝鲜可能突破对日关系，从而打破对西方关系的缺口，这无助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加的制裁。白宫不禁要问：安倍究竟想干什么？
安倍有着自己的四样算计：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解决日朝间日本人被绑架问题。前两件，安倍已经完成，美国对此喜忧参半。
喜的是，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当代，美国维持其所主导的亚太秩序正感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加强同盟体系，借亚太盟国之力以实现它对这一地区的“再平衡”。如今日本借解禁集体自卫权之际而趁机“松绑”，美国则借力平衡。华盛顿与东京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忧的是，日本朝野有些人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长期讳莫如深，安倍首相更是坚持参拜供奉着日本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不仅严重伤害昔日深受日本侵犯的东亚各国，还对美国曾经参与并起到重要作用的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地位直接发起挑战。
美国想必同情日本民众希望早日解决日朝间关于日本人被绑架的历史问题，也理解一些日本政治家希望对此有所作为。但是，同关于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的其他多国一样，美国反对日本将人质问题在六方会谈上与朝鲜弃核挂钩，以确保弃核问题之优先。白宫没有想到，安倍政府在尚未解决朝鲜弃核之前已撇开美国，利用日朝均面临孤立困境的现状，学着美版“再平衡”，居然与朝暗通款曲，试图互相借重，打破孤立。
美国试图拉拢日本，为了“亚太再平衡”已付出扩大美日安保适用性的代价，但它并未获得日本对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回报。相反，伴随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日本倒是有着更多算计，它不仅利用美国牵制中国，而且还在利用朝鲜反对美国。
对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美国朝野有识之士早有警觉。美国时任资深联邦参议员海德和众议员兰托斯在生前对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问题极为反感，曾联名在《纽约时报》刊文予以强烈批评。对日本的同一问题，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曾给予尖锐批判，称日本曾将亚洲妇女当作“性奴”。
为了确保日本走和平道路，美国曾为日本设计和平宪法，剥夺其战争权与集体自卫权，不允许日本拥有国防军，甚至不准日本设立国防部和国防部长。这些措施无疑具有深谋远虑，但恰恰就是在日本继续十分需要这些约束以防范它重走错路的时代，华盛顿一些战略精英却为了延续美国主导亚太的战略需求，不惜允许日本重整军备，允许日美实施共同威慑，这岂非视野短浅。这非但难助亚太和平，反将引起地区更多动荡，美国最终将自食恶果。
日本不是不可成为“正常”或者“普通”国家，但一个拒绝严肃承认侵略罪行的国家如何变得“正常”，令人匪夷所思。美国不应忘记，在历史上损害过美国的，是日本不是中国。美国更不应弄错，当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算计的主要还是美国曾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而非其他。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21/c40531-25306931.html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4/7/21
旧文章ID：1338
张文木谈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张纪 来源：党建
2014年7月18日，本刊记者特邀我国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张文木教授作客党建网“党建评天下”视频演播室，就中美关系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展开深度探讨——
精彩导读
○ 美利坚民族因在为美元坚挺而启动的一场场战争中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即便如此，它也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此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
○ 美国的朋友就是它打不败的对手；它能打败的对手，它从来不尊重。
○ 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模式与战略思想已经为世界人民打开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一个真实的美国：华尔街资本掌控下的国家
张纪：只有回望历史，才能看清未来。我们在谈到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来了解一下：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张文木：在我看来，建国时的美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而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和民族国家了。
1620年，一批从欧洲被排挤出来的清教徒、农民、工匠等乘船来到北美大陆。这里有很多血腥的场面，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等等。美国的起步相当地残酷。但是，这一批人有一个建立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共同理想。因此，建国时，华盛顿就特别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建立一个不依附于欧洲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号召未来的美国人民一定要走一条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从地理形势来说，两洋让美国隔离于欧洲大陆，使它能较好地保存自身的实力，又能利用欧洲的矛盾发展自己，如路易斯安那州就是拿破仑同英国矛盾的“赠品”。如果没有这么一大块土地，很难想象美国的现在会是什么样。美国就是在利用欧洲的矛盾中逐步走向强盛的。但这样的地理形势也让美国周边缺少一重保护屏障，这种地缘政治形势使美国人有一种不安全感。
美国利用欧洲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壮大本国的军火业，这也导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军工资本家开始逐渐控制美国，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而到了尼克松时期，美元直接与石油挂钩。美国的经济齿轮又多了个石油财团。军火财团和石油财团相互配合，反客为主，成了控制美国的力量。美国政府的财税是靠他们，政府没有国企、没有独立的财源，政府自身就没有力量。
今天，石油、军火、金融三大复合体已经牢牢地掌控美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总要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什么美国国内的禁枪法案迟迟无法生效？
张纪：那么，美国今天的真正主人是谁？这个主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给今天的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文木：美国今天真正的主人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前一阵奥巴马不能参加APEC会议，原因就在于华尔街不给他发“工资”了。为什么不给他发“工资”呢？华尔街让他打叙利亚，奥巴马不愿意。他刚从伊拉克撤军，想让美国休养生息，华尔街就不高兴了。因为美元与石油一脱钩，就成了废纸。
美利坚民族有自己的货币即美元，却没有独立支撑美元的民族产业，也没有独立的国家银行。其造成的恶果是：美利坚民族因在为美元坚挺而启动的一场场战争中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即便如此，它也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此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
其实，美国人民已经意识到眼下的美国已不是美利坚民族的，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牟利工具了。美国人民的抗议声浪日益向华尔街国际资本集中。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而这一点，毛泽东在1965年时就对斯诺讲过了，“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国际垄断资本是没有国籍的，所以，你看今天的美国是什么？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实体经济、金融系统和税收来源支撑，自然也就没有了独立自主的内政和外交能力。
美国外交战略的本质：为国际垄断资本牟利
张纪：美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渐退化到半殖民地的现状，今天的美国已经丧失独立的外交能力？
张文木：从华盛顿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民族属于被欧洲压迫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属于被欧洲压迫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
以二战为界限，把美国的对外战略可分成两部分：在二战之前，美国利用邻国矛盾使自己进入大国行列，“门罗主义”为主，把自己的力量只局限在北美洲或者美洲一带。这个时期，美国的内政大于外交。
欧洲在希特勒强权下快要统一时，罗斯福迅速出兵，客观上中断了欧洲的统一进程；丘吉尔在战后又要建立统一的“欧洲合众国”，就在欧洲“裂口”尚未愈合的当口，马歇尔又以“马歇尔计划”的名义给刚要统一的欧洲撒了一层“云南白药”，于是欧洲又回到残胳膊断腿的破碎状态。对于美国来说，破碎的欧洲才好操纵，这成为美国半个世纪“统治”欧洲的基础。美国当时保持欧洲破碎的外交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继续，当时叫“均势外交”，现在叫“离岸平衡”。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的？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
昨天的美国这样对别人，今天的华尔街也是这样对美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
中美在建立新型 大国关系中的选择
张纪：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看，总体趋势向好，但路上布满荆棘，在未来的合作中，中国要注意的问题？
张文木：未来的发展态势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现在来说，如果沿着目前美国的这个政策，以国际垄断资本利润为前提，它是不可能真心对中国的。我担心，它就像掉进水里的人，抓住一个东西就不会松手，所以，想救水里的人是非常难的。
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已经同美利坚民族、美国人民对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把自己干不动的事，强加给一个对世界文明进步有贡献的国家和人民，其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战略东移虽然有所放缓，但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放松警惕。这只能说明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攻击有了难度，但仍在期待着中国国内出现苏联末期那种乱象。
张纪：为什么美国一边说要好好合作，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冲突不断？面对这样的难题，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张文木：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机会最大，同时挑战也最大。因为我们的对手日益短视，短视到什么程度？不讲政治，甚至不择手段。它使用了各种方法想打倒我们，什么这个“革命”、那个“革命”，从外面攻不进来，就从内部搞精神瓦解。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应对这种挑战，要以长视对短视，以可持续对不可持续，要耐着性子。“资本”永远选择胜利者。不被资本打败，就是资本的“朋友”。美国的“朋友”就是它打不败的对手；它能打败的对手，它从来不尊重。资本是这样，谁顶住，它就不惹谁，它需要的永远是弱者。
美国战略东移，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因此，大而无当地谈“战略合作”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矛盾分析入手，弄清楚在哪可以合作，在哪不可以合作，实事求是，走好自己的路，“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
张纪：今年的一篇高考作文题目是《山羊过独木桥》，许多中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找到解决的方法，美国却不明白？
张文木：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将中国推向俄罗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没有一个不失败的。中俄建立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无法战胜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前提。
张纪：去年，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5200亿美元，占到世界总贸易额的1/4，两国利益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应当明确合作、不对抗的选择，把握这个大方向，不要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和牵制，做到有礼有力有节，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选择，不要把自己的意志或模式强加给对方。用对话解决问题，是进一步推进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有效方式。中美合作将是有利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大事，而对抗只能带来灾难。
张文木：可以这么认为。
中国外交新范式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张纪：中国是一头睡醒的雄狮，但却是一只和平的、文明的雄狮。因为中华五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
张文木：对，主要是“和平”的这个理念，理念是一种多元共存的，凝聚了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
从毛泽东以来，“不称霸”思想就是我们外交理念的基础。西方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崛起必然称霸，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这是西方的逻辑。称霸必败，罗马帝国不在了，大英帝国不在了。为什么帝国都倒了，而我们这个屹立在东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还在？原因在于我们懂得节制。这从汉字“福”的结构搭配中就能看出，拜田一口，不求多也。历史上的帝国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我们坚信，有饭大家吃，和谐是福气，幸福的国家一定是知道节制、守一和舍得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不会称霸的文化理念。
张纪：中国的大战略思维，是建立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为全人类和平而努力的基础之上，这是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最好基础。
张文木：是的，中国的外交理念始终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懈努力。新形势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中国全方位外交大格局中，探索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张纪：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受到的最高规格礼遇，都充分说明了各国对中国外交传统与新范式的高度认可与赞同。
张文木：在一些国家想遏制中国发展之时，我们没有选择与他们对抗或是战争，而是转向发展更多的伙伴关系，如中非合作论坛、中拉经济合作，这不仅是为中国人民的安危和利益着想，更是希望为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营造一个祥和的生存空间。中国的外交新范式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实践，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模式与战略思想。中国外交新范式已经为世界人民打开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记者 张纪）
（来源:《党建》杂志）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29/c83848-25362261.html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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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外交家解密APEC独特的运作机制
作者：王晓枫、储信艳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APEC会议怎么开？
8月6日起至21日，作为APEC机制之一的第三次高官会议在北京召开。接下来，APEC部长级会议以及压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陆续召开。为何要在APEC峰会前召开高官会议和部长级会议？何为高官会议？为何领导人要采取非正式会议？曾经担任APEC中国高官的资深外交家王嵎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解密APEC独特的运作机制。
高官会
承上启下成APEC核心机制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论坛。APEC每年不仅举行领导人会晤，而且有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高官会议和部长级会议都是为了落实具体工作，为之后进行的领导人峰会做准备。
中国第二任APEC高官、资深外交家王嵎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APEC机制是一个纵向的轴，领导人会晤处于最顶层，下面是部长级会议，再下面是高官会。
APEC官方网站显示，6日召开的第三次高官会是今年APEC领导人会议前最后一次系统性的高官会。高官会处于部长级会议之下，是APEC运作的核心机制。王嵎生解释说，APEC高官会不是字面上所显示的官高和官低，而是一级组织，负责承上启下，下面有约200个秘书处，有多个专门领域工作组和委员会，例如农业和金融等。
鉴于高官会在APEC机制中承上启下的位置，王嵎生表示，参加APEC高官会的人员一般由大使和司局级官员担任，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也会担任这一职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曾担任韩国APEC高官。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宣言一般由APEC高官负责起草。
高官会一般一年举行四次，今年前两次高官会分别在宁波和青岛召开。对于如何选择高官会地点，王嵎生表示，东道主一般把高官会放在代表性城市召开。例如，美国、日本、印尼等成员做东道主时，会选择华盛顿、夏威夷、大阪、巴厘岛等历史名城或旅游胜地举行高官会。APEC高官们在会务之余可以观赏美景和民俗，增进相互间了解。
为何领导人会晤之前要举行多次高官会，这是因为高官会主要任务是负责执行领导人和部长级会议的决定，并为下次领导人和部长级会议做准备。王嵎生解释说，高官会要根据声明和宣言制定下一步发展方向。参会成员都要充分表达意见，一次会议很难达成协议，因此要开多次高官会，并且还要在高官会之间互相来往沟通。
除了高官会，APEC领导人峰会前还要举行部长级会议，一般也在11月，部长们听取和审议高官会报告，回顾当年工作进程，决定下一步行动纲领和计划。
APEC运作机制
APEC共有5个层次的运作机制，分别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和工作组、秘书处
1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层次最高的会议，自1993年以来共举办21次。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九次会议于2001年在我国上海召开
2
部长级会议
（1）双部长会议每年在领导人会议前举行一次
（2）专业部长会议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包括贸易部长会、财长会、中小企业部长会、能源部长会、海洋部长会、矿业部长会、电信部长会、旅游部长会等
3
高官会
（1）人员：高官会是APEC的核心机制，每年举行3至4次会议，由各成员指定的高官（一般为副部级或司局级官员）组成
（2）职责：主要任务是执行领导人和部长会议宣言，审议各委员会、工作组和秘书处的活动，筹备部长级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协调实施会议后续行动等事宜
4
委员会和工作组
贸易和投资委员会：负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高官会交办的工作
经济委员会：负责研究本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问题
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调经济技术合作
预算管理委员会：负责预算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委员会下设多个工作组、专家小组和分委会等机制，从事专业活动和合作
5
秘书处
1993年1月在新加坡设立，为APEC各层次的活动提供支持与服务
秘书处负责人为执行主任，2010年起设固定任期，任期三年
资金来源
APEC行动主要靠成员年度认缴会费，总额在500万美元。APEC一系列会议所需要的经费，需要东道主支出
合作方式
APEC采取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所作决定须经各成员一致同意。会议成果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
APEC峰会
领导人开会翻译不陪同
高官会和部长级会议之后就是APEC的压轴大戏——APEC峰会。1993年之后，APEC几乎每年都在11月份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不同于其他大型国际会议，APEC峰会被称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说到非正式会议，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每年APEC成员领导人都会身着东道主的民族服饰亮相，就像休闲度假一样。从1994年印尼APEC峰会起，此后的东道主几乎都会提供民族服饰或是纪念服饰给与会领导人穿着并集体合照。
除了服饰，非正式会议的另一层含义就是领导人会晤形式轻松。据悉，APEC峰会期间，领导人的讲话内容需经本人同意才能公开。王嵎生表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克林顿首创，领导人相聚一堂，一般没有特定议题，他们各抒己见，身边没助手，也没有翻译，同声传译设在会议室外。与会领导人的特别助理也只能在另一间房里看电视，作记录。
虽然形式轻松，但APEC峰会绝非“空谈俱乐部”，领导人会晤结束后要发表纲领性宣言，虽然不是协议，但很具有权威性，对各成员均有约束力。王嵎生表示，APEC领导人会晤时某个领导人可能提出新倡议，如果没有异议，就会成为《宣言》内容。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还会有出人意料的决定。王嵎生在书中曾写道，1997年，关于接纳秘鲁、俄罗斯和越南为APEC新成员问题，高官会和部长级会议均未达成一致，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忽然宣布接受这三个国家为新成员。据报道，东道主加拿大总理在会上征询与会领导人是否同意这三国加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都表示没意见，会上没有领导人再发言，就算一致同意了。
东道主
负责各级会议组织安保
从1989年第一届APEC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以来，共举行了24次。东道主基本遵循轮值原则，举办城市由东道主自己来定。
一般而言，东道主成立APEC系列会议组委会，负责APEC各级会议的组织、安保、接待等工作，并承担会议召开所需花费。6日，APEC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北京饭店开幕。作为此次会议的举办地点，北京饭店在3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北京饭店市场销售部工作人员齐永新对新京报记者说，自从知道要承接会议的消息，每次饭店开会都会涉及APEC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提高服务，饭店邀请外交部相关人员培训APEC相关知识，还为员工进行了英语培训。此外，北京饭店还进行了数场安全保卫、防火、防爆演习。
为了宣传北京文化，中国贸促会和北京贸促会联合在主会场外设立了主题为“品味北京”的展区，包括“科技创新精品”、“传统老字号名品”和“文化传承精品”三项内容。
那么，北京此次举办APEC会议能带来哪些好处？在王嵎生看来，从小处讲，APEC一系列会议能增加举办地知名度，怀柔雁栖湖这次就出名了。从大处讲，APEC是亚太最重要官方经济论坛，我们作为东道主，就更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下一步地区经济发展新方向。
（记者 王晓枫 储信艳）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07/c40531-25421014.html
来源时间：2015/1/12 发布时间：2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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