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小平  来源：共识网

    中国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少数社会精英主导了中国改革大业，群众基础不充分，现代社会启蒙教育未同步进行，封建特权意识与特权文化没有来得及清算，文革共产主义极权文化残余流毒未认真反思与批判，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没有同步建立，以致于今天我们还在为严重社会腐败等一系列封建腐朽文化交纳巨额学费，政治、社会改革无从下手，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马蜂窝，无人敢动，社会民生改革一团乱麻，无从着手，现代社会启蒙教育基本真空，无人敢碰。

　　邓小平改革始于经济领域，从解放中国农民开始，农村改革起步阶段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农民短短几年完成了中国“去赤贫化”，官方统计，1984年中国解决温饱，实现人均粮食800斤目标。1984年中国改革进入城市，国企、价格、商品市场化改革开始推进，改革初期涉及民生领域，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改革一帆风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浅层领域改革，深入下去必然涉及政治体制等深水区，1985-1989年中国价格体制“双轨制”(社会紧缺商品存在两个价格，一个是计划内的价格，一个是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往往是计划内价格的很多倍)的存在，“官倒”(权力的拥有者或者寻租者把计划内的紧缺物资用市场价格倒卖获取暴利的行为)”开始盛行，这是赤裸裸的权力抢劫，政府发现了这个问题，看到了问题的本质，1987年中共十三大用极大篇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规划，中国社会为之欢呼。

　　1980年代(截止1989年)是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开放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传播，当时胡耀帮总书记开明，邓小平乐观其成，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列入规划，“党政分开”、打破干部终身制、“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机制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社会呈现出现代启蒙思想传播的可喜苗头。1989年“苏东解体”与“89年春天”打乱了这个进程，198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维稳”取代政治改革，从此，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回避了这个领域。

　　1992年春，邓小平在深圳发表著名“南方讲话”，中国改革渐入佳境，打破自1989年以来中国改革保守与倒退的僵局，打消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改革终结的质疑，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判断各项事业是非得失标准;

　　第四，对反对改革错误倾向做出了新概括;

　　第五，对台经济发展战略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做出了新概括。

　　邓小平“南方讲话”，为中国改革奠定了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继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解放宣言。中国以后的改革没有超越1992年思想解放程度，2013年，中国体制内改革派人士呼唤中国回到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改革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改革为今后中国改革在政治、思想领域提供了政治、思想理论空间，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理论和判断各项事业是非得失标准理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后继者基本吃邓小平改革老本，江泽民、胡锦涛改革没有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理论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里做改革的挖掘，只是做了部分经济改革(江泽民改革)与胡锦涛社会领域改革(主要是民生领域)有限探索，没有深入政治体制、思想观念深层领域，以至现在中国改革步履蹒跚，有些领域还在倒退，如国企产权领域、教育、医疗、公务员体制、人才体制等各项涉及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领、思想观念领域。

　　邓小平改革及“后邓小平改革”，我们做一个简单梳理，从国内、国际大环境中做宏观梳理，中国遇到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国际、国内环境，30年黄金般发展机遇，中国实现了经济崛起。邓小平后继者江泽民、胡锦涛改革，中国30多年改革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邓小平改革，改革是在邓小平改革设计规划下时代延伸，总体框架、制度安排。

　　改革是和平环境下的社会改良，不同于暴风骤雨般的社会革命，革命是推倒从来，社会即得利益人群的利益剥夺，尽管改革初期邓小平想把中国改革设计成为社会革命，他本人多次阐述中国改革就是革命，但是，中国改革毕竟是体制内利益再布局、社会格局的重新调整，不可能是颠覆性的、推倒重来式的社会制度安排。

　　社会改良的不彻底性，世界历史上日本天皇主导下、德国皇帝主导下的改革短期也非常成功，最后日本、德国都走向了暴力、对外战争模式，说明改革不彻底性。今天，中国情形与日本、德国情况相似。当然今天中国再演绎对外暴力、战争模式已经不具备时代条件。当时日本、德国力图通过战争来消化国内危机，挑战英国、法国、美国等老牌帝国霸权，改变世界格局，为国内产品、原料供应解决市场出路，今天中国问题，严重产能过剩、原料供应被动，中国面对具备绝对实力的超级国家—美国，我们显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硬实力，何况战争模式不符合时代潮流，中国必须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

　　一、邓小平改革的背景

　　1.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理想破灭是邓小平改革的社会政治背景

　　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不是中国现象，是世界现象。极端的、理想化思想理论体系、极端化狂热理想可以吸引处于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国20世纪初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现实，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共产主义理想吸引了无数处于绝望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这样背景下传入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掀起中国知识界武力改变中国的热情，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革命主张耳目一新，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暴力社会革命浪潮在中国成为时代潮流，危机是革命的孪生兄弟，中国20世纪初叶深刻社会危机，是中国革命的土壤。所以，极端时代产生极端的理论、极端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传播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产物。20世纪发生的三大历史现象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第一，苏联极权主义的阶级专政、红色暴力恐怖统治改变了世界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幻想，斯大林个人极权独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红色暴力专政没有带来苏联人民和平，安定、幸福、自由、平等的生活。二战以后，苏联推行国际霸权主义路线与其宣称解放全人类伟大使命大相径庭，共产主义思潮逐步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失去了市场。

　　第二，中国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阶级专政、红色暴力恐怖统治再次在中国上演。暴力与残酷程度与苏联如出一辙，柬埔寨红色高棉屠杀事件，朝鲜金氏家族的独裁专政，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等暴政纷纷在社会主义国家上演，中国“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切推向极至，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想距离中国人美好理想遥不可及，极权管理制度、违反经济规律的运行体制、低效率大锅饭集体僵化劳动分配制度、违反自由民主法制的合法体制剥夺背离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理想开始在中国破灭。

　　第三，二战以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和平、稳定、民主法制迅速进步的新气象。1950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浪潮在美国发生，引领时代潮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60年代-70年代经济明显的起飞态势，日本、联邦德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经济起飞、社会高度繁荣、民主普遍进步、民生大幅度改善繁荣景象，并且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民主德国出现非常大的比较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模式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取得与社会主义制度东方国家的比较优势中完胜，这场社会模式大较量以“苏东巨变”而宣告结束，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天平完全倒向了西方国家。

　　邓小平改革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顺应历史潮流。邓小平改革告别了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虚幻的社会理想，结束了中国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噩梦。

　　2.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技术变迁、科技产业化成功运用是邓小平改革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战后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度、广度和影响看，大大超过前两次科技革命。涉及所有科学技术领域和国民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实现了自动化和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1948年到1976年，世界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6.6%，比战前的2.2%快了3倍。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要求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的疆界，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球化。而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革新，又为扩大和加深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物质条件。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社会，出现新的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各种形式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正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大洲、各国、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推动了国际关系体系进一步扩大，地球村出现了。

　　第一，科技革命促进国力的巨大变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前，科技虽然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形成，并通过军事力量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但是，科技革命因素在国力的诸要素中地位并不突出，主要还是通过战争中的军事实力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在二战后直到7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的。从7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关系，各国意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作用了。

　　首先，因为科学技术发展使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功能在衰退。

　　表现在科技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使得战争的发动者付出代价越来越大，而且谁也没有稳操胜券的。

　　武器成本与科技发展成本成正比，各国都难以承受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这一点在当今的核时代最为明显的。据统计，整个冷战期间，大约25%的美国防务开销用于核力量。据另一项研究估计，从1940年到1996年间，大约29%的防务开支用于核武器。它也可以通过1986财政年的防务预算(共3137亿美元)的分配情况来加以说明。约1330亿美元用于欧洲常规防务、547亿美元用于核力量、346亿美元用于太平洋的常规防务、209亿美元用于海湾地区的常规防务以及162亿美元用在巴拿马和美国本土的常规防务。

　　其次，技术具有引导和牵动国力发展的作用。它对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增强军事实力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一项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可能大量节省能源的材料，也可能是数十倍的提高功效，还可能开发出一代新产品。一国如果掌握了重要的高科技，就会使它高对手一筹，取得威慑镇敌、未战先胜的效果。美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二战以后，美国之所以能够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第一地位，与它在二战中发展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有着莫大的关联，如计算机技术、原子能技术等。在冷战结束以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构想并予以实施。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由此某种程度上美国霸权又获得“新生”，“一超”地位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打破的。而以前势头日涨的日本陷入了“失去的20年”泥潭，迟迟不见起色。

　　再次，科技革命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竞争全球化。从半导体元件到各种新材料，从电子仪器到计算机，从飞机、汽车到各种运输机器设备，从石化产品到各种生物技术产品，这些标准化的全球产品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使得各国经济都被卷入世界市场，企业和产业部门都无法回避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国别经济跨国界活动成本逐步减低的过程。如上所说，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计算机、通讯技术在市场交换等经济领域的应用，大大缩短了各国、各地区市场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极大地减低了商品、资本、劳动及其它生产要素跨国境交易和流通费用，降低了经济信息获得成本，使得经济全球化有了强大的硬件支持。比如，空运成本从1930年每英里68美分降到1990年的每英里11美分。从纽约到伦敦的电话通话费用每三分钟244美元降到了3美元，到2010年，这种费用降到5美分左右，使跨越大西洋的通讯费用几乎降为零。网络技术不仅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网上信息流量每100天就增加一倍，这种技术使世界缩小，经济活动随之全球化。方兴未艾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打破了主权国家的界限，推动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格局体系。我们看到它促进国际社会向前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它的局限性。

　　第二，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全球政治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能够利用自身强大实力，全球争夺市场，竭力扩大本国利益。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它们可以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自己，但它们的挑战远大于机遇，在全球化中它们的得益仍旧是有限的。当国际经济出现波动时，往往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因此经济全球化常常并不能保证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反而会使世界贫富差距拉大。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1965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与占80%的穷人相比，前者为后者的30倍，2010年扩大到70倍，世界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十分惊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享用世界财富的80%，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0%，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不到1%，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0.8%下降到20世纪末的0.4%。

　　除了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外，发展中国家还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各种剥削和压迫。举例来说，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数天时间里，美国便将7000多亿美元席卷而去。有经济学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狩猎民族只要抓准机会，一次就可以把农耕民族积攒几十年的血汗钱统统卷走。当今世界，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模仿、追赶发达国家时却受到一系列限制和束缚，各种“侵权”现象十分普遍。发达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等口号下打压发展中国家。同时，利用各种较为优惠条件如奖学金、留学、资助等吸引发展中国家本已稀少的科技人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智力剥削”。这些都为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了种种困难。

　　总之，科技革命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方兴未艾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地球村”构想初步实现。当今世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南北问题日益突出，科技革命作用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发挥出来。因此，对于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全球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要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思考。

　　邓小平改革就是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浪潮时代背景下，中国如果维持现状可能彻底边缘化关键时期进行了关键选择，中国牵手世界，世界拥抱中国，30年后，中国用经济崛起方式也拥抱了世界。

　　如果说，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主动诀别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灾难、噩梦，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人和与主观方面，那么，中国改革拥抱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时代浪潮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天时因素，邓小平顺应了时代潮流。中国改革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利因素，就是美国全球布局造就了中国崛起，如果没有美国全球布局，不可能成就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这个因素是中国官方一直力图回避或者极力掩盖的，美国世界布局成就了邓小平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一个时代机遇。

　　二、美国的世界布局与中国经济崛起

　　在现在中国官方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政治教育课本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充斥着浓厚反美情绪，“美帝国”、“美霸权”、“美强权”等字眼在中国主流媒体频现，民间反美思潮不时尘嚣至上，美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侵略者与压迫者，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探悉真实事实、还原真实，美国在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是最公正的西方国家。

　　1.《蒲安臣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1868年7月28日，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卸任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西方公使，为人正直，主持正义，长期同情中国)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

　　《蒲安臣条约》以国际法形式确立了两国对等地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让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段，中国皇帝并未放弃“征用权”(Eminent Domain);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其领事特权与豁免权和英俄驻美领事相同;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得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铁路、电报等建设项目上，“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展开这类项目并希望利用西方技术，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政府聘用。由于有了《蒲安臣条约》，美国而不是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第一批中国留美幼童乘船前往美国，从此掀开了中国公派留美学习历史第一页。这部条约也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

　　2.八国联军侵华国家中唯一坚决反对瓜分中国的西方国家，第一个归还“庚子赔款”中中国多支付的部分，用于支持中国办理现代教育、医疗事业，中国现在的清华大学、协和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著名高校都是在这笔款项成长起来的。

　　3.中国抗日战争对中国无私支援的西方大国。且不说美国没有用武力侵占过中国的土地，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日的岁月里，美国进行过巨大无私的支援，促使日本较快地失败投降。事后，美国没有向中国要过一分钱的补偿。不象“老大哥”苏联，连抗美援朝时的军火都算成钱了，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贵，而且在中国最困难时候逼着还钱。

　　其实，对近代中国来说，最具伤害性的是东面那个小小的但又常常觊觎邻国土地的岛国日本和北面那个土地广阔得无人居住但又贪得无厌的大国俄罗斯。在马关条约赔款中，日本一个国家就从中国掳去了2亿两白银;在庚子赔款中，俄国掳得最多，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总数的28.97%。

　　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人所共知，不须多说。那个俄国呢?对中国利益伤害并不亚于日本。中国的土地它就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它还威迫中国让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的土地面积也是150多万平方公里。

　　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解放后，中国对美国的仇恨却远远超过了对日本和俄国的仇恨，骂起美国来什么狠毒的语言都会出口。这种现象真值得深思。

　　中国究竟与美国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呢?想来一个是意识形态不同;二来是美国支持过国民党政府;三是美国带头进行过朝鲜战争;四是美国制裁与封锁过中国;五是美国还与台湾保持着某些关系。

　　4.力挺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反击苏联，支持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申奥”、“申世博会”、“入关贸”等关键问题中支持中国，成就了今日中国经济的初步崛起。

　　下面来重点谈谈美国世界布局与中国经济崛起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对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与世界地位的认识是战略性的，美国深知，没有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就没有世界的稳定、繁荣、和平。从二战以后美国世界布局中我们可以的清晰看到，中国一直是美国世界战略布局中关键的棋局，中国因素是在美国战略定位中的重要程度甚至远远超越了传统盟友。当然美国对待中国态度也成就了今天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也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崛起。

　　第一，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中国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二者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冷战”天平向美国倾斜。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欧洲、日本等经济崛起的严峻挑战，美圆出现信任危机，长期与苏联的对抗消耗巨大，国内面临严重通货膨胀，政治、军事上面临苏联武力扩张，产业转型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的甜蜜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中国也力图冲破苏联的战略威胁寻求解套，中美终于由于国家利益的一致而战略言和，中国也进入美国世界布局的关键环节，最后，正是中国转向，美国打赢了对苏联长达40多年之久的“冷战”，中国因素应该是美国“冷战”取胜的最关键性的一环，由此，美国世界政治布局圆满完成。中国也获得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改善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外部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逻辑起点。

　　第二，1991年—200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世界政治格局地位下降，但在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布局地位突出。1991年以后，美国政府抛弃意识形态分歧，解除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制裁，接着宣布“人权”问题与中美贸易问题脱钩，1991年—2001年的10年，正是美国信息技术发展关键时期，是美国新产业全球布局核心时期，是美国“后工业化”战略收获期，在如此关键产业转型时期，一个稳定的、廉价产品供应地对于美国国内经济稳定是何等的重要，这10年中国几乎成了美国经济稳定转型、廉价产品供应、信息技术运用、扩张的后院，中国制造业也在10年中获得了稳定发展机遇，逐步在世界市场中崭露头角。美国也在扶植中国经济中逐步消除了来自日本、欧洲经济的严峻威胁，美圆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日圆在大幅度的升值中严重摧残了日本产品竞争力，德国马克的大幅度升值也削弱了德国产品世界竞争力，美国新经济成功转型造就了著名的微软、英特尔、IBM、戴尔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企业，美国在这场新产业技术布局中占领了世界制高点。这10年可以说就是美国的10年，中国的10年。对于日本与欧洲来说则是失落的10年。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一系列的中国周边国家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唯独中国幸免而且成为后来最大的赢家，难道没有美国的战略安排?答案是肯定的。

　　第三，2001年—2008年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高速起飞阶段，2001年，美国面临着新经济产业转型的阵痛—互联网泡沐破裂。1999年欧元创立，欧元区由于人口、经济规模、市场广阔而对美圆以及美国世界战略布局产生巨大的威胁，中国又一次成为美国世界布局的核心国家，2001年7月13日,美国政府把支持奥运会的关键一票投了中国，紧接着支持中国举办上海2010年“世博会”。2001年一个对中国经济影响更大的事件就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加入WTO，中国并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从美国极力支持中国发展一系列举动看，中国发展是符合美国利益，不遗余力支持中国，中国在这个阶段是美国世界布局的核心国家。问题的关键还是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的“后工业化”的转型问题，伴随美国2001年互联网泡沐破裂，互联网发展初期缺乏盈利模式支撑，需要赢利模式的培养期，从互联网泡沐出逃的美圆资金需要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容纳美圆的巨额资金，中国、印度等国家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容纳其庞大的美圆资金，而且可以获取巨额暴利。

　　二是利用中国、印度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未来巨大需求，潜伏大宗商品，获取暴利。我们看到，以黄金、石油、铜为主要标的物的大宗商品在2001年以后几乎是5-10倍以上巨大涨幅。尽管有美圆炒做的因素，但真实的中国、印度需求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中国利用美圆资本布局获得宝贵的建设资金，分享了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发展历史性的伟大盛宴。

　　三是进一步打压欧洲与日本的实体经济，伴随中国制造的崛起，欧洲、日本的制造业开始大幅度向中国转移，日本出现了实业空心化趋势，欧洲也在中国廉价制造业的冲击下经济竞争力大幅度的削弱，日圆、欧元开始沦落为二流货币与二流国家，这一起都在美国战略安排之中，中国再次成为美国世界布局的最大受益国。美圆资本也分享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从资产价格、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暴利、从上游、中游、下游全方位分享利益链。欧洲、日本等国家在这场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产业成本大幅度的上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明显削弱，日本、欧洲又收获了一个失落的10年。除美国之外，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也是这轮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赢家。

　　四是2008年美国利用国内地产泡沐破灭的机会进一步打击欧元。

　　2008年美国政府在自己“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利用危机打击欧元的目的非常明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海外资产开始大幅度回流美国，从以下美圆指数图运行中可以清晰看到。欧洲的冰岛、爱尔兰、希腊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已经蔓延至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以上这些国家股票市场更是哀鸿遍野，大量资金出逃。2008年金融危机其实最大的输家就是欧元，欧元区在美圆攻击下实体经济更是深重灾难，竞争力的削弱程度超过预期，甚至出现欧元解体的心理预期。未来的欧洲将很长时期失去与美国叫板的能力，欧元要成长为与美圆竞争的世界货币在现在情形中难以想见，一个世界二流货币地位是欧元一个准确的未来定位。2008年金融危机其实中国是当时最大的受益国家之一，危机尽管爆发，中国股票市场从6124点一路惨烈下跌到1664点，国民财富缩水，但是也挤压了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泡沐，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高位的147美圆一桶爆跌至40美圆左右，铜、铁等资产价格更是一片惨烈。为中国危机后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千崭难逢的良机。可惜中国政府选择了一个错误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另一个致命的中国危机的出现。

　　通过以上的分析，1971年—2008年，美圆主导的美圆金本位货币制度的瓦解、苏联解体、“后工业化”的新科技产业布局、攻击日本的经济、打压欧元，美国世界布局环节中，中国都是美国世界布局中关键环节，美国将近用40年时间不惜中国与美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分歧，力挺、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为美圆世界布局、美国的国际超强战略布局服务。40年美国世界布局，中国是美国坚强的后院，是美国世界布局中的一个巨大的棋局。同样，中国也收获了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现代化最关键的世界定位，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初步崛起。一个繁荣、安定、和平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这句在美国国情咨文中多次、反复出现的观点也同样验证了美国对待中国初步崛起态度。“中美国”这个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权威专家—扎切里·卡拉贝尔在《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一书中创造的概念，非常形象的说明了40年以来中国—美国战略中两国经济融合的全景，同时也提供充分理由，证明为什么未来中美融合对于世界繁荣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30年，是中国与美国战略互补的30年，未来的30年，中国与美国还会如此的默契、浪漫、长袖当歌吗?一切都在变局之中，也许，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将是血腥中蕴涵合作、悲惨中蕴涵同情、漫骂中隐藏更多的玄机，毕竟大国之间竞争充满着零和博弈，充满着共赢合作的交织。但情况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多变、不可预知。有一点可以确定，中美之间暴力战争绝对不是二者的选择，因为暴力战争的博弈模式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已经为和平竞争所取代。同样，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美国这个超级世界大国的力量还在强化、增长之中，预言美国国家实力衰退与削弱的观点都是自欺欺人的一相情愿。

　　中国今后必须接受美国领导世界的现实，在国际格局中力求寻求自己的发展机会与国际定位。一切情绪化反美民族主义思维、与美争霸的中国式的强权思维都将粉身碎骨，苏联解体已经给出充分的警示。

　　中国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只是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起步阶段，经济崛起是初步的，中国的政治还处于苏联极权模式的落后阶段，政治腐败、社会腐败会使中国自乱阵脚，官僚化的极权体制阻碍着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文化的构建。学习美国、效仿美国是未来30年中国最佳选择。与美国对抗的政治鼓动应该是叫停的时候了，显然中国未作好准备。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economics/dongjian/20150108118675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8   发布时间：2015/1/8

旧文章ID：1285

作者：董春岭  来源：大公网

    ●2014年,奥巴马访华,习近平提出要从六个重点方向进一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2015年,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将是这一布局落实的关键年。

　　●2015年,中美关系面临着各种新老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稍有不慎,两国关系将有倒退的风险。

　　2014年的世界,意外频出,麻烦不断,国际形势经历着新一轮的动荡不安,国际秩序在多个热点问题的交织共振中加速演变。

　　2014年的美国,政治僵局依旧,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等诸多热点面前,奥巴马徘徊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留给了外界一个“疲于应对、左右为难”的弱总统形象。由于在中期选举中惨败,民主党参众两院尽失,奥巴马未来两年施政面临诸多困难。2014年的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改革持续推进,带有“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全面展开,提出亚洲安全观、推动“一路一带”建设、召开APEC峰会……可谓异彩纷呈、亮点不断。而中美两国就这样共同走过了2014年,经历了由东海、南海问题等第三方因素带来的阴霾,度过了一段隔空交锋的“漂流期”,然后,带着建交35周年的温情、带着军事、人文交流的活力,带着习奥“瀛台会”的热情,步入了2015年。

　　2015年,是中美深入、细致地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年。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总结过去35年中美关系的发展经验我们不难发现,只要坚持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福祉着眼,不断夯实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和民意基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中美两国就能走出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的大国和平共处的新路来。在2013年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上,习近平和奥巴马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会谈,两国领导决意“超越崛起大国必然和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历史定律,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主席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十四个字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2014年,奥巴马访华并参加APEC峰会,中美元首成功会晤,在签证、气候变化、推动经贸合作、加强军事互信等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习主席提出了要从六个重点方向进一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一是,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二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三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四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五是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六是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这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宏观布局,2015年,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将是这一布局落实的关键年。

　　201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美两国作为战争受害国、战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需要反思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思考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及如何维护联合国等全球机制的权威,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美化侵略历史,挑战战后秩序。

　　2015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巴黎回合谈判的“攻坚之年”。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已经用切实的减排承诺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中美需要携手加强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推动峰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5年是中国推动“一路一带”建设和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年。而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在即,俄乌僵局未解、美对俄制裁持续,中美围绕着南海争端问题的矛盾也从未间断。中美如何处理这些热点问题,化解地缘战略冲突,共同维护地区稳定,这将为我们提供“中美在亚太能否实现包容性合作”的答案。

　　2015年的中美关系仍然面临着各种新老问题的挑战,贸易摩擦、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网络问题、东海与南海问题……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稍有不慎,两国关系将有倒退的风险。中国已经做好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准备,经历了中选惨败、饱受国际局势困扰的奥巴马是否能够抓住“中国机遇”,用中美合作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将中美关系再带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共同期待。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07118650.html

来源时间：2015/1/8   发布时间：2015/1/7

旧文章ID：1284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  来源：联合早报

    最近，新闻频频报道西方对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的经济制裁。探讨这些措施是否有效的辩论，现在或许正是时候。简单的答案，是经济制裁通常只有很有限的效果，即便它们可能是表现道德决心的重要方法。如果经济制裁要在21世纪扮演日益重要的政治角色，我们或许应该回顾它们在过去发挥了什么作用。

　　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和杰弗里·肖特(Jeffrey Schott)在他们关于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中指出，经济制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32年。当时，希腊政治家和军事家伯里克利(Pericles)就三名阿斯帕齐娅妇女被绑架的事件，颁布了所谓的“迈加拉法令”(Megarian decree)。

　　在现代，美国利用经济制裁来达到各种目标。比如，卡特政府于20世纪70年用它们来推进人权、于80年代试图用它来阻止核扩散等。

　　冷战时期，美国也利用经济制裁破坏对其不友善国家的稳定，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尽管制裁效果往往并不怎么样——就算在最终出现政权更迭的国家也是如此。90年代初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并未能阻吓它对波斯尼亚的入侵。此外，美国政府对国际象棋传奇人物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的象征性惩罚(因为它在贝尔格莱德参加比赛，违反了制裁规定)，也没有缓解给被包围的萨拉热窝的困境。

　　苏联也玩制裁游戏——比如针对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样的，苏联的制裁也没有什么成果。也许只有芬兰是个例外，它最终屈服和改变政策，以换取苏联放宽1958年实施的制裁。

　　现代的制裁往往是大国对小国采取的行动，但也有一些是发生在对等国家之间，比如50年代至80年代间，英国和西班牙因为直布罗陀的反目。

　　哈夫鲍尔和肖特及其他人指出，制裁的效果往往令人失望——许多学者甚至总结说，实施制裁的原因是政府要“做些事情”以便向国内民众交代。美国对古巴的严厉制裁并没有导致卡斯特罗政权向它屈服。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转而与古巴重建全面外交关系，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但制裁有时确实管用。80年代对南非实施制裁的强大国际共识，最终帮助结束了种族隔离。同样的，制裁协助让伊朗重回谈判桌，尽管伊朗政府愿意将其核野心延缓多久还不得而知。如今，俄罗斯经济也陷入困境——虽然这可以说只是种巧合——真正的伤害是全球油价崩盘带来的。

　　油价狂跌大大打击了俄罗斯政府的收入。一些俄罗斯人声称。这是美国和沙特合谋要让俄罗斯就范。但这实在是太抬举美国战略家了。油价暴跌更有可能的原因，是美国页岩能革命和中国增长急剧放缓的共同作用。中国的经济放缓造成商品价格的普遍下跌，阿根廷和巴西等与美国当局没什么矛盾的国家也遭受重击。

　　过去，经济制裁收效甚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并非所有国家都遵守制裁决定。事实上，实施国国内观点的巨大差异也往往让制裁不能奏效。

　　此外，实施制裁的国家也必须准备好解决自身的弱点。朝鲜也许是当今世界最邪恶的政权，我们都希望其野蛮的政府早日倒台。金氏政权面对严厉经济制裁却屹立不倒，也许是因为中国害怕身边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因此不愿意撤回对平壤的支持。

　　此外，我们很容易忘记，国际关系中存在不同观点，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也是如此。朝鲜被指攻击索尼影业公司电脑并受到应有的谴责。但必须承认，从朝鲜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国家只是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在经济上采取了反击。索尼影业拿朝鲜领袖“小将军”金正恩开涮，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冒犯，朝鲜精英的反应是经济破坏而非军事行动。

　　我们也不要忘记，俄罗斯也使用网络袭击来达到外交政策目标。事实上，俄罗斯黑客比朝鲜厉害多了(尽管许多顶尖人才都加入了黑帮，不在战略部门供职)。

　　核扩散让全球性常规战争变得难以想象，经济制裁和经济破坏很可能在21世纪的地缘政治扮演更重要角色。古希腊伯里克利的制裁并没有阻止冲突，最终反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我们只能希望，在21世纪，更明智的想法可以胜出，经济制裁将带来谈判而非暴力。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师，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英文原题：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5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108118685.html

来源时间：2015/1/8   发布时间：2015/1/8

旧文章ID：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