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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歧视：亚洲人更容易获准在美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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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作者：刘冉来源：政见

　　美国曾一度完全禁止亚洲移民入境。1924年起实行的配额制度按照国籍分配移民数目，直到1965年才废除。自此之后，美国的移民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关注移民的学识能力以及与美国公民的亲属关系。然而布朗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两位研究者近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学刊发表的论文指出，美国就业市场上很可能存在基于国籍的不平等——不过，这种不平等并非来源于个人偏见，而是来源于统计信息。

　　过去，关于劳工市场分层的研究大多关注雇主的决定与偏好，而研究者指出，政府的角色对于外来劳工待遇的差别至关重要。在美国，外国人要想通过工作办理移民，大多要先向劳工部申请劳工证，而这一申请过程不存在正式的国籍配额限制。因此，研究者分析了美国劳工部受理和批准外国移民劳工证申请的过程，试图解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劳工证的批准是否与国籍相关;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存在国籍上的不平等，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就涉及到关于歧视的两种理论假设：统计歧视与偏好歧视。

　　在这一研究的情境下，“基于统计的歧视”指的是对于不同国籍的申请者，审阅者倾向于通过该国申请者的整体情况来做出决定;而“基于偏好的歧视”则指的是审阅者对不同国籍的申请者抱有偏见和刻板印象，因此不能一视同仁。在审阅者手中缺乏详细的申请者个人信息时，这两种歧视假设做出的预测结果是一致的，即申请通过率会与国籍相关。而当审阅者能接触到足够详细的信息之时，两种假设的预测结果相反：在统计歧视理论之下，申请通过率应当与国籍无关，因为当个人信息足够详细之时，审阅者不再需要依赖群体信息做出判断;而在偏好歧视理论之下，申请通过率将依然与国籍相关，因为申请者个人信息对于审阅者的固有偏见影响不会很大。

　　因此，要想区分这两种理论假设，就需要确定审阅者能否接触到申请者的详细信息。

　　通过美国劳工部公开的数据库，研究者下载了自2008年6月到2011年9月接受的全部外来移民劳工证申请资料，包括来自190个国家的198,442名申请者通过68,240家公司提交的申请。同时，研究者还对劳工部40名有权限对申请进行审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结果表明，在排除了职位高低、工资水平、职业领域以及申请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之后，申请者的国籍仍然对申请结果有显著影响。若以加拿大申请者为参照组，那么在同等条件下，亚洲申请者获得批准的几率比加拿大申请者高出13.3%，而拉丁美洲申请者获得批准的几率则低23%;非洲和中东申请者的获批几率分别比加拿大申请者低21.1%和16.9%;所有效应在统计上显著。若严格按照国籍来看，所有亚洲国家的申请者也都比加拿大申请者更容易获得批准，其中印度、韩国和台湾申请者的国籍效应在统计上显著;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申请者都更难获得批准，其中墨西哥人受到影响最大，其获批概率比加拿大人低35.1%。

　　在劳工部的审阅过程中，一部分申请者的资料会被抽查并要求提交更加详细的信息。因此，研究者利用这一程序将申请者区分为信息有限的“未抽查组”和信息更详细的“抽查组”，用以分辨国籍歧视的真正成因。结果发现，当申请者被抽查并提交更详细的个人资料之后，国籍对申请批准与否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再那么显著了。事实上，在所有被抽查的申请中，仅有日本和韩国的申请者依然占有一定优势;拉丁美洲申请者则不再有明显劣势。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被抽查的申请原本批准率便较低，这降低了审阅者对亚洲申请者的偏好程度，从而导致了国籍影响的不显著。

　　在劳工部，负责审阅未抽查组和抽查组的工作人员分属不同部门。在深度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未抽查组的审阅者面对有限信息，更倾向于参考申请者的国籍做出决定，例如有些人会将欧洲申请者视为来自“友好国家”，而对中东申请者保持警惕。相反，抽查组的审阅者能够拿到更多关于申请者和雇主的相关资料，因此也显得不那么关注国籍，同时也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

　　该研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统计歧视假设，即劳工证申请中的国籍不平等很可能是审阅者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参照了各国申请者的总体情况而导致的。无论如何，这一研究指出了美国劳工部在劳工证批准过程中存在实质性的国籍不平等现象。研究者建议，劳工部应该尽可能要求所有申请者提供详细资料，并在审阅过程中隐藏申请者的基本信息甚至姓名，以尽可能降低国籍歧视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Rissing, B. A., & Castilla, E. J. (2014). House of green cards statistical or preference-based inequality in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nation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6), 1226-1255.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5/1/7

旧文章ID：1298

前弗吉尼亚州长因腐败罪名获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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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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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NNIFER STEINHAU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周二，去年9月被判腐败罪名成立的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奈(Bob McDonnell)获判24个月监禁，这是共和邦历史上闹得最沸沸扬扬的全州选举官员落马事件之一。

　　对现年60岁的麦克唐奈的判决，是由联邦地区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法官詹姆斯·R·斯宾塞(James R. Spencer)做出的。因通过为一名富裕的家族朋友提供便利，换取价值17.7万美元(约合11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度假和礼物，麦克唐奈被判有罪。这名友人当时需要推广自己的维生素补品业务。

　　身为共和党人的麦克唐奈一度被认为可能会竞选总统。起初，他最高可能会被判处20年监禁，但在一次听证会上，斯宾塞将刑期降至六年半到八年之间。他的律师以其多年来的杰出工作，以及对公共服务的贡献为由，称对其处以社区服务的惩罚就足够了。

　　被判有罪时，麦克唐奈及家人看上去都颇为震惊，但周二宣判时他们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去年2月9日，麦克唐奈被责令自首。

　　在宣判前的很长时间里，法庭上听到的都是对麦克唐奈善行的叙述，法官也表示它们是轻判的一个因素。但他说：“必须付出代价。我很心痛。”

　　麦克唐奈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来到法庭。在朋友和前同事作证的数小时时间里，他一直都在默默地看着。他是最后一个在庭上发言的。

　　“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悲痛、卑微的人，”他说。在拥挤的法庭上，许多支持者在用纸巾拭泪。

　　麦克唐奈说，在州长官邸的生活失去了平衡。现在，他说自己将把余生“重新”奉献给“公共服务”。

　　包括亲友在内的近450人给斯宾塞法官写信，希望对其宽大处理。一些人赞扬了这位前州长对待无家可归者的慷慨。还有一些人指出了他对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的虔诚。还有一些人称，竞选期间他总会留心注意到政治级别最低的那些人。

　　最令人震惊的是来自麦克唐奈家人的信。他的一个女儿雅尼娜·麦克唐奈·祖博夫斯基(Jeanine McDonnell Zubowsky)在写给斯宾塞的信中指责其母亲莫琳·麦克唐奈(Maureen McDonnell)应对此负责。莫琳也被判多项罪名成立，将于2月末被判刑。

　　祖博夫斯基写道，莫琳“总是关心折扣和免费赠品”。

　　“这是她不和父亲交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她说。“她掩盖为了获得免费或打折的东西而与其他人进行的合作，她不和我爸爸沟通，因为她知道他不会同意。”

　　祖博夫斯基还提出了另一个从轻发落麦克唐奈的理由，那就是自己即将生下他的外孙。

　　麦克唐奈的辩护主要围绕他的妻子与弗吉尼亚商人老强尼·R·威廉姆斯(Jonnie R. Williams Sr.)的关系，后者的公司明星科技(Star Scientific)因涉嫌违反安全规定，正在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调查。为了让威廉姆斯配合对麦克唐奈的调查，联邦检察官已同意威廉姆斯免于指控。

　　整个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一直表示，麦克唐奈夫妇不可能与威廉姆斯合作，因为二人的婚姻关系十分糟糕。威廉姆斯为这对夫妇提供了12万的低息贷款，负担了他们的女儿蔡琳·麦克唐奈·杨(Cailin McDonnell Young)婚礼的很大一部分开销，送给麦克唐奈一块劳力士(Rolex)手表，为他们的高尔夫行程买单，把自己的法拉利(Ferrari)借给他们。麦克唐奈的律师们说，麦克唐奈夫人被威廉姆斯迷得“神魂颠倒”，几乎失去了对工作和婚姻的掌控。

　　斯潘塞法官提到威廉姆斯时称麦克唐奈夫人“可能是引狼入室”的那个人。不过他说，是州长让威廉姆斯插手了自己的财务。

　　麦克唐奈获释后将面临两年的管束。他所获的刑期和监督都远远没有达到量刑指导原则的建议——可能会让这名前州长面临最长20年的监禁，也低于政府建议的78个月。

　　“强尼·威廉姆斯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本案的主检察官迈克尔·德里(Michael Dry)告诉法院。“但腐败的州长却不是。一旦被我们发现，”他说，这个官员就必须被绳之以法。

　　德里离开法院时，脸上写满了愤怒。他拒绝置评。

　　过去几年，因腐败指控而被定罪的在任和前任州长的量刑差别很大。2011年，前伊利诺伊州长、民主党人罗德·R·布拉戈耶维奇(Rod R.Blagojevich)因为18项腐败罪名被判14年监禁，其中包括试图交易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缺的参议员席位。

　　2013年，另一名前伊利诺伊州长、共和党人乔治·莱恩(George Ryan)结束了居家监禁，在此之前，他因为腐败行为在联邦监狱服了略长于五年半的徒刑。2004年，前康涅狄格州长、共和党人约翰·G·罗兰(John G. Rowland)承认了在职期间的腐败罪行，随后在联邦监狱服刑10个月。罗兰去年9月被认定一些重罪和轻罪的罪名成立，其中包括妨碍司法公正，目前在等待下一步判决。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5/1/7

旧文章ID：1297

纽约时报：中国意对公民境外收入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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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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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随着更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到海外发展，中国税务机关也紧随其后。

　　为了隐藏巨额财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以隐晦的名称注册公司的北京亿万富翁，以及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工作的广东推销员，都成为了中国税收官员的目标。他们现在开始要求公民报告自己在境外究竟赚了多少钱。

　　要求公民提供这些信息，是因为中国国家和地方税务机关已经悄然开始执行一项鲜为人知、普遍遭到忽略的监管规则：公民和企业不仅要为在中国取得的收入纳税，也必须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收入缴纳国内税。

　　应该在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征税，各国对这个问题存在争论，中国在今年冬天刚刚开展的这些活动，让它和美国处在了同一个阵营。欧洲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属于另一个阵营，这些国家在本国境内向公民课税，但是它们对大多数外派人员和海外子公司，豁免了本国国内的所得税。

　　“最新动向是，中国税务机关决定更加严格地执行全球征税政策，中国法律一直都要求个人这样做，”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在北京负责国际业务的合伙人杨治中(Edmund Yang)说。“驻外中国公民的合规度一直比较低。”

　　经济学家和会计师长期以来一直在质疑，向驻在境外的个人和企业征税是否公平。欧洲人认为，外派人员使用的政府服务较少，如公立的医疗体系，而且他们在促进出口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批评者争辩道，这种豁免是累退性的，伤害了低收入人群，很多外派人员都是银行从业者，或金融领域的其他高收入人士。如果本国经济繁荣、运转良好，而且课税基础稳固，那么外派人员也可以受益，毕竟他们有朝一日会返回本国。

　　中国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它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全球税制接轨的努力。当时中国仍然非常贫穷，它派出税务团队到美国、英国、德国及其他国家考察，征询建议，以便起草一部现代化的税法。

　　德勤(Deloitte)会计师郑莉莉说，前往美国的一个团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拜会了州级税收官员。协调这次访问的郑莉莉，现在已经成为德勤亚洲国际投资实务部门的联席领导人。该团队在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获赠了两卷一套的美国税法和五卷一套的国税局规章。

　　中国在1993年颁布自己的税法时，选择了美国人对收入的定义，也认同了全球性的课税范围。这部法律一直沿用至今，不过进行过多次修订。

　　现在，中国正在为落实这种宽泛的定义，而采取最早的举措。

　　广州是中国东南部的商业中心。1月28日，当地政府召集辖区内最大的150家企业的高管开会，讨论其驻外员工在中国交税的义务。在北京等大城市，市政府也与辖区内的大公司联系，要求提供外派人士详细的收入信息，税务顾问透露。

　　北京的国家税务总局也开始了另外一项举措，在中国企业刚刚开始在海外做出重大投资之际，遏制它们的避税行为。2月1日生效的一项新规章，将禁止一系列被视为避税安排的国际投资方式。中国富人经常在加勒比海等地注册专门的公司，来进行海外投资。新规章可能会对他们造成间接的打击。

　　税收法规的执行度很低，合规程度也很低，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公民海外收入和投资的数据。美国一直在努力收集本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活动的更多信息，中国政府把这当成了一个契机。中国政府正在同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协商，请求分享属于中国公民的海外银行账户的信息。

　　中国在税收执法上开展行动，正值该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之际。中国个人和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激增，国税官员正在寻找各种方法，从这种趋势中获益。地方政府则在大力开辟新的税收来源，以弥补其他渠道日益减少的税收收入。

　　过去两年里，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把国有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修建公寓楼和写字楼的收入也减少了，因为房地产价格下跌，新楼开工数量大幅下挫。与此同时，北京对企业税收制度的修改，也令地方政府收入下滑。

　　过去，地方政府会对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大多数企业，征收5%的营业税，然后将其中部分收入上缴中央。北京方面正计划逐步取消这种方式，改为征收增值税，后者直接流向中央。

　　这强烈推动了地方政府在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方面的征收力度，所得税仍然由地方收取，然后部分上缴中央。安永(Ernst & Young)税务合伙人彭绍龙(Sam Pang)帮助广州政府起草了税收执行手册，在今年1月的那次会议上分发给了与会者。

　　对于那些面临庞大财政赤字，并且富裕外派人员众多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爱尔兰，中国的决定可能构成压力，促使它们采取类似的行动。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国家有兴趣改用不同的模式，但对于更多地分享海外金融账户的信息，世界各国的政府表现出了广泛兴趣。

　　虽然中国效仿了美国的做法，但北京的税收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还严苛。

　　中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45%，美国是35%。此外，中国人每月最终收入达到1.29万美元(8万元人民币)就需要按照最高税率纳税。

　　在美国，外派人员境外收入的免税额为9.92万美元，超过这个数字的部分会被征税。中国公民在境外的收入，每月只能得到210美元的额外减免额。

　　德勤的郑莉莉预测，中国会追查一些影响力很大的案例，从而促使其他中国企业和个人申报海外收入并据此纳税。

　　“法律一直都有这样的规定，过去一直因为资源不足而没有执行，”她说。“中国会利用一些执行案例，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

　　翻译：土土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5/1/8

旧文章ID：1296

周淼：美国大学的实质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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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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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淼来源：红旗文稿

美国的大学教育被认为是教育理念先进，管理体制和机制灵活，具有学术、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每年吸引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同时，美国大学在维护美国统治阶级、阶层根本利益上也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作为美国行使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和最高阵地，美国的大学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门。美国大学拥有文化知识领导权和霸权，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处于生产中心，不断生产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体系，冠之以“科学”、“自由”、“民主”等名义，行使学术和知识上的霸权，传播给社会各阶层和世界上其他国家。

一、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机制能有效发挥其隐蔽功能和作用

美国大学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主要由政府高官、企业家、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其最为重要的权力是对大学校长的任免权，除此之外，董事会还负责制定学校大政方针，规划长远发展计划，审议各类重大财政支出，筹集资金等。大学内部还设有教授评议组织，即教授评议会，这一组织代表着学术权力。大学中代表行政权力的校长办公会和代表学术权力的教授评议会看似是两个永远相互斗争和相互制衡的机构，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经理层，实际上都负责、受命于董事会。美国大学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特别是美国霸权利益的功能与作用被遮蔽在其所谓教育理念、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开放、自由、科学、灵活、民主等表象之下。垄断资本除了从国家层面领导和规范大学教育外，最主要的是通过隐性领导机制直接介入大学教育与管理，通过设立基金会直接资助大学来实现对大学的控制。

垄断资本控制大学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从财政、资金来源上进行掌控，影响人事格局，以调节和主导学术方向。从美国大学的资金来源看，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 的拨款、学费收入、学校销售及服务收入、教育捐赠收入、附属企业收入等途径。由于学校性质不同，源自不同渠道的资金在办学经费中所占比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不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来自各界的捐款和捐款基金收入都是其重要的经费来源。来自基金会的捐赠一直是美国大学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与公民个人的捐赠不同，基金会的捐赠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持续的时间长。美国基金会众多，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虽然基金投向趋于多样化，但居于捐赠首位的始终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历史上，一些大学就是垄断家族和财团出资建立的。例如，1867年，著名金融家约翰·霍普金斯捐资350万美元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92年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捐资3500万美元创立了芝加哥大学。此外，同时期成立的克拉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也都源自大笔私人捐款。显然，这些都离不开垄断资本捐赠的资金支持。

因此，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指出的那样，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代表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形态；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秩序——主要由富人所有并为富人服务的一种富豪统治。与商业公司和银行一样，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大众杂志、新闻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站、职业体育运动队、基金会、医院、教堂、私人博物馆、慈善机构，都是作为公司获得运营许可证，由执行董事会（有时他们也被称为“受托人”或“摄政者”）来操控，后者由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富有商人组成。这些董事会成员是企业的实际统治者，会就与制度相关的事情作出最终裁决。在美国的大学中，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它们的事务决定权集中于校董事会，而这个董事会是由为学校出资最多的人组成的，大都是些知名而成功的商业人士。这些校董主要负责学校的资金筹集、课程设置、学位颁发等等，更多的权力体现在学校的人事权掌握上，即对教职人员的雇用、解雇和升迁等。在学术方面，政治观点较为激进的教授，甚至是学生，会在各种教学评估和学业测评中名落孙山，随之而来的就是失去一年一度的奖金或助学金、贷款和工作机会。（[美]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张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垄断资本控制美国大学的这种形式，便于生产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以延续其统治的垄断性，以及训练教育垄断资本家族子弟，招揽人才。大垄断资本不仅控制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机构，还组成了较为隐秘的核心利益集团，形成了所谓“影子政府”。大学、智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在西方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垄断资本“影子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关骷髅会、彼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研究材料披露，还存在着一个全球性资本主义核心领导组织。这些隐蔽机构，主要借助于大学，不断指导着学术精英，生产着符合统治阶层利益和发达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军事等方面的学说，谋划着统治和领导国内、国外的大战略，在国家战略决策中起着无可估量的重大作用，可谓垄断资本的“参谋部”。美国大学是垄断资本培养遴选今后各界精英的主要阵地，也是“影子政府”和垄断资本核心领导层隐蔽培养选拔资产阶级精英的重要场所。如设在耶鲁大学的骷髅会，致力于为美国培养政商界的要员，通过其会员进入政商界并取得权力来实现骷髅会的利益和理想。美国大约有20多个最显赫的家族一直在控制着骷髅会，其中有塔夫脱家族、布什家族、哈里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邦迪家族、洛德家族等富豪家族。（[美]亚历山德拉·罗宾斯：《骷髅会的秘密》，祁冰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骷髅会成立以来，其大量成员成为美国政界、财界、学界的精英。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骷髅会成员控制了美国权力社会，其成员遍布国会、最高法院和白宫以及美国研究机构、媒体、企业、政府机关中。

美国大学不断生产各类学说，这些学说虽然有的反映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可以借鉴吸收的，但总体上是维护和反映大垄断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例如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以金融资产阶级为首的美国统治阶级开始有意扶植和鼓吹新自由主义学说，在国内加强自身统治。从70年代开始，大量（政府和各种基金的）资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资助其开展研究、举办学术会议、创办杂志等。美国的媒体则越来越多地给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提供发表见解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其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芝加哥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给予教职、金钱资助、学术荣誉等支持，扶植了一大批信奉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这样，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一起，逐渐成为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思潮也上升到主流地位,它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世界上不少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包括在金融业中实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调控，即取消或放松监管。这终于导致了2008年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国际关系学界，冷战后，西方学界人士提出了新干涉主义理论，新干涉主义以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石，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借口，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这是为美国所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造势之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兵海地，发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在他国策划“颜色革命”，破坏了被干涉国家的稳定，制造了许多人道主义灾害，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

二、美国大学也是金融垄断资本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实行文化霸权的重要机构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文化传播和交流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更加直接、简明。在文化领域，发达国家实施了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美国试图以其文化价值观“重塑”冷战后的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文化当作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不断提升文化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侵蚀和损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安全。正如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在谈到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整合时所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民意愿的价值观”。（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41页）英国学者哈里森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是阴险的控制形式，征服人们的心灵，使之惟命是从。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培植当地的买办，通过‘比照集团行为’将某一个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而使人可以效仿。通过教育、广告、传媒在第三世界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效仿，从而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9页）

美国大学是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阵地。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法和措施。主要是利用大学，吸引他国精英进行留学、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在其他国家培养亲美的精英人物，培养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人才。美国拥有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居于优势地位，吸引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来留学、交流，输出了大量教师到国外讲学，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例如，美国通过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学者中致力于扩大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通过某些“基金”和“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经济理念，使他们认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美国新闻署下的富布赖特计划是一个庞大的全球性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每年所能利用的资金近2亿美元。冷战时期，富布赖特计划就提出了“奖学金的重点应放在青年身上，主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的方针；同时提出“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这种学习应从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的”。

在国际上，美国以各种形式输出其学说，影响他国政治经济发展，造成恶果最为严重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鼓吹新自由主义学说，在国外进行误导，以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经济学界有“芝加哥弟子”的说法和典故，指的是上世纪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出口”到智利的一个项目。在该项目中，芝加哥大学输送一批经济学家到智利某著名大学去任教，同时智利某著名大学也选送一批学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留学。在皮诺切特靠军事政变上台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智利学生都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被人们称为“芝加哥弟子”。这个项目也在拉美其他国家推行了。随着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大量经济学家回到拉美国家，“芝加哥弟子”在拉美的影响逐渐增大。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大国，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文化学说方面，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精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或受其影响，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所谓普世价值理论，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结果造成政局时常动荡，政治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27/c143844-25912180.html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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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发表演讲:沟通中互信合作中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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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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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网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鲁炜在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发表演讲:沟通中互信合作中共赢

当地时间12月2日，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发表题为《沟通中互信合作中共赢》的主旨演讲。

　　沟通中互信合作中共赢

　　——在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2014年12月2日）

　　鲁炜

　　尊敬的凯瑟琳诺维利女士，尊敬的克瑞格蒙迪先生、沈向洋先生，尊敬的邬贺铨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来自中美互联网领域的政府代表和业界精英齐聚华盛顿，共同迎来了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开幕。我谨代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论坛主办方微软和中国互联网协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去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把握大势、放眼未来，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到北京中南海“瀛台会”，就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推动两国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随着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美网络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已经从商业的合作、民间的沟通，上升为两国交往的重点、各方关注的焦点，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影响着两国的未来。新时期的中美网络关系，总体向好、稳步向前，但前进途中时有坎坷，主要呈现两大特征：

　　一是深度融合、利益攸关。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是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最大境外市场，几乎所有的美国知名互联网企业都在华享有巨额收益，高通公司一半利润来自中国，苹果设备新增用户一半来自中国，美国有近千家投资基金把中国作为重点，触角遍布中国互联网各领域，占外资投入的一半以上，美国企业的兴衰与中国市场紧紧相连。美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地，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近50家，总市值近5000亿美元，美国股民分享了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的红利。最近，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创造了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IPO，融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认为，美国股民投给阿里巴巴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对中国互联网的信心、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二是存在分歧、时有摩擦。昨天，我乘机从北京到华盛顿，横跨太平洋，飞行万余公里。我想，如此遥远的距离，如果没有往来，哪会产生分歧？正是因为中美互联网融合得越来越深，交流得越来越广，联系得越来越紧，我们的不同点才容易被放在放大镜和聚光灯下，加上文化的差异，一些问题自然就出现了分歧。比如，在网络空间治理上，美方讲“多利益相关方”，中方讲“多边”，这本来并不矛盾，没有“多边”，哪来“多利益相关方”的那个“方”呢？因为概念的不同而刻意夸大分歧，不仅无益于中美网络关系，也无益于世界互联网的共治和发展。

　　深度融合，因为充满信心；存在分歧，说明缺乏信任。有信心，却缺信任，这是当前中美网络关系中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故事叫“疑人偷斧”，讲的是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人偷走了，就暗地里观察。他看那个人走路的姿势，脸上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一举一动都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可过了几天，他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那把斧子，才想起是自己遗忘在院子里了。这时候他再看邻居家的人，怎么看都不再像偷了斧子的样子。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任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带着主观的偏见去看待他人，真实也会被误解为虚假，美好也会被幻化为丑恶。

　　纵观20年中美互联网交流发展史，双方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我们在网络空间共识大于分歧，合作多于争端。习近平主席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我们可以有分歧，但我们不能没有沟通；我们可以有争论，但我们不能没有信任。我们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我们应当看到，中美两国合则两利，而且是多方获益；斗则两伤，甚至是伤害世界。中美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寻求更多利益汇合点，做朋友而不是对手，做真朋友而不是假朋友。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梦与美国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美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我们应当看到，中美在网络空间共识是主流、合作是主流，我们不仅要求同存异，更要求同共进，让互联网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安全，让互联网不给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渠道，让互联网有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让互联网更多服务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更需要互联网，这也正是互联网发展的要义。我们应当看到，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大交流、大发展、大融合是时代的潮流，共享共治是历史的选择，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只有顺势而为，相向而行，才能把握时代脉搏，更好地创造和引领人类的未来。为了共同的美好未来，我们愿与大家分享五点主张：

　　一、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定。互联网诞生于美国，从美国走向世界，这是美国为人类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有400万家网站，6亿多网民，世界互联网企业前10强中国有4家，今年仅电子商务交易额一项预计将达到2万亿美元，而且还将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几天前，我在网上看到百度、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的三季度财报，营业收入增幅均超过50%，这样的增幅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如此巨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说明中国的管理是有序的，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说明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道路是正确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我们不仅需要为相同而欢呼，更需要因不同而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欣赏对方的优点，借鉴彼此的经验，而不是去否定对方、改变对方。

　　二、互相尊重而不是对立指责。国无大小，都是平等的。在网络空间，应当彼此尊重网络主权，彼此尊重对互联网治理模式的选择，彼此尊重在网络领域的重大关切，彼此尊重在网络文化上的差异，深入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20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外国企业在中国赢得市场、赢得用户、赢得效益的，无一例外地尊重中国的市场环境，无一例外地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特别是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选择了尊重，就能把握机遇，深深融入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洪流，创造出无限的价值；选择了对立，就会偏离轨道，把自己孤立起来，最终被市场所抛弃。

　　三、共享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这已成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共识。大国之大，不是权力之大，而是责任之大。网络空间也许不会因为大国之间的和睦而和睦，但一定会因为大国之间的不信任，而乱象丛生、混乱不堪。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决不能为了自身发展而遏制别国发展，决不能为了自身安全而侵犯别国安全。而且，离开了国际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发展，任何国家的绝对安全、一枝独秀也都是不存在的。只要我们登高望远，热情拥抱网络空间共享共治的新时代，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发展的多样性，转化为推动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无穷活力和强大动力，让我们的后代真正受益于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伟大变革。

　　四、沟通互信而不是相互猜疑。中国是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我们更清楚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是多么可贵；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我们更明白网络安全是多么重要。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应更多地沟通，更多地互信，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攻击、侵犯隐私等行为，共同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让互联网成为阿里巴巴的宝库，而不是潘多拉的魔盒。我坚信，只要我们拿出智慧和勇气，网络安全不仅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分歧点，而且会成为中美合作的新亮点。

　　五、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年，是与美国互利共赢、融合共生的20年。中美互联网在市场规模、运营机制、技术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差异不能成为合作的障碍。正是因为我们有广泛的差异性，我们才拥有更强的互补性，我们才拥有合作共赢的无限可能。当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当最现代的西方文明与最悠久的中华文化相互碰撞，当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与最广阔的网络市场水乳交融，中美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前景一定比太平洋还要宽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华盛顿有句名言，“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中国人也讲，“行胜于言”。只要我们行动起来，在沟通中互信，在合作中共赢，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美互联网的美好未来，为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造福两国乃至世界人民作出历史性贡献！

　　谢谢大家！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203/c136457-26137597.html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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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解读俄罗斯卢布危机：挑战中蕴含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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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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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春霞来源：经济日报

原标题：挑战中蕴含机遇

　　近来，俄罗斯卢布汇率暴跌引发全球关注。尽管油价探底与西方制裁升级的负面影响持续发酵，但总体来看，俄罗斯尚不存在爆发全面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卢布危机对新兴市场的负面溢出效应可控，其中既不乏挑战也蕴含机遇。

　　当前，俄罗斯卢布汇率暴跌的成因复杂，一方面是美元走强、石油价格大幅跳水等因素造成俄财政收入骤减；另一方面，西方迄今为止对俄实施的9轮经济制裁负面连锁效应也不断发酵，使俄经济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宪举认为，俄罗斯经济旧伤未愈又添新疾。俄拉动经济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霾，而俄罗斯央行一直采取的“卢布自由兑换”、随行就市政策使卢布汇率更易受外部影响而发生剧烈波动，再加上国内资本外流严重等因素，都为卢布汇率的暴跌埋下了潜在隐患。

　　为抑制卢布汇率大幅跳水，11月份以来，俄罗斯央行相继大幅抛售外汇,甚至出现1天抛售10亿美元外汇的情况。王宪举认为，外汇抛售策略只是病急投医之举，无法阻挡卢布长期跌势。俄罗斯央行应当及早开始监督干预国内金融市场，而不是等到卢布暴跌继而引发危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则认为，俄罗斯过快开放货币与资本项目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引以为戒。

　　专家们普遍认为，明年俄罗斯经济将更为困难，或将陷入衰退泥潭。研究显示，油价维持在90美元一桶是俄罗斯经济避免衰退的临界点。王宪举认为，俄罗斯经济明年将面临三大考验。首先，当前石油期货价已经跌破60美元一桶，这将使俄罗斯明年财政收入大幅缩水。其次，西方对俄制裁短期内不会取消且有不断升级的可能性，到明年，相关制裁措施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发酵，届时俄经济将有更大阵痛；第三，未来三年，随着与西方军备竞赛的升级，俄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领域的开支将相应减少，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尽管内外环境不利，俄罗斯目前尚未出现全面性危机的可能性。陈凤英认为，与1998年的债务危机相比，俄罗斯如今拥有3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调动以抵御危机。卢布贬值也能提升俄罗斯农产品竞争力，提振俄罗斯出口。再者，如今俄罗斯国内政局稳定，各执政党空前团结且民众心态淡定，普京的支持率也达到了历史高点。俄罗斯人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表现更团结，预计俄罗斯明年国内政局将更为稳定。

　　总体来看，俄罗斯经济本身的体量并不足以导致全球经济危机，但卢布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忽视。陈凤英认为，卢布暴跌对新兴市场汇率和全球资产价格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已间接引起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逃离，巴西、印尼等国的资本都开始外流，尤其是委内瑞拉等石油生产成本高的国家，其经济将面临被挤压的困境。这些因素加上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会对全球金融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逐步东移，俄罗斯正在加大其远东与西伯利亚的开发，并积极寻求与金砖国家及中国的全方位合作，中俄双边金融、贸易合作迎来了新机遇。数据显示，2013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888亿美元，仅占中国全年贸易总额的2%。陈凤英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俄罗斯将加大对中国肉类、蔬果等产品的进口。未来中俄合作将远远超过能源领域，开启全面合作步伐。中俄可在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以及边贸人民币结算方面深化合作。（记者李春霞）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222/c40531-26250090.html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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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东：中美在拉美完全可以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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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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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秀东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中美在拉美完全可以共赢（望海楼）

　　1月8日至9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拉论坛是双方合作的新平台，此次会议的召开是新的一年中国外交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对推进中拉整体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拉论坛会议举行之际，来自大洋彼岸的另一只眼睛在盯着中拉关系的一举一动——这就是美国。

　　美国早在19世纪，就开始推行“门罗主义”，极力排斥欧洲在拉美的影响；在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更是不遗余力地阻挡苏联进入自己在拉美的“势力范围”，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双方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缩影。冷战结束后，美国同拉美的关系一度得到提升，但好景不长，美国逐渐对拉美失去了兴趣，“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的注意力更是转移到反恐，此时拉美也正经历着政治经济变化，双方的合作失去了新的动力，双方关系进入冷淡期。

　　中国与拉美关系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拉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更是不断提速，双方都发现了彼此的合作价值，中国于2008年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凸显了中国对拉美的高度重视，把拉美看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双方合作进入快车道，目前中国已是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地。

　　在中拉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之时，美国对中拉合作的疑虑正在增加。美国政界和各种利益集团对拉美事务中的中国因素高度关注，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在拉美的战略意图尚不够明朗，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影响须进一步观察；一些舆论则担心中国会动了美国在拉美的“奶酪”，甚至把中国因素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上述看法与中国在拉美的战略意图，并不相符。

　　从政策宣示来看，中国追求的中拉关系是一种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五位一体关系格局，这样的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合作共赢，中国在拉美不追求排他性利益，更不是要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从合作领域看，中国倡议中拉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一个5年合作规划，实现各自发展战略对接；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三大引擎”，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作为合作重点。上述合作框架体现的就是合作共赢，符合中拉双方的利益，能够促进拉美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改善该地区的贸易投资环境。这本身实际上也有利于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投资。因为蛋糕做大了，各方都会受益。

　　毋庸讳言，中国在拉美地区存在和影响的提升，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选择余地。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角度讲，双方在拉美不仅要避免战略竞争，而且应凭借各自在拉美的优势，尝试开展中国、美国、拉美的三方合作，实现中国、美国和拉美三方共赢。中美已认识到这一点，于2006年开启了两国外交部门的中美拉美事务磋商。

　　美国最近也在采取步骤改善与拉美国家关系，包括解冻对古巴关系，中方已对此表示欢迎。尽管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怀有疑虑，缺乏好感，但总体上来说，拉美国家也不愿看到中国和美国在拉美地区进行“零和游戏”。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拉美实现合作共赢。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08/c40531-26347886.html

来源时间：2015/1/9 发布时间：2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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