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2014年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实现7.5%的预定增长目标。在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北京也相应的把2015年的年度增长目标下调到7%。“保7”的目标是否能实现呢?更重要的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增长轨迹?是否会像中国当局所希望的保持7%到8%的“新常态”增长呢?

　　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2013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但是从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到2014年的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到相对显得苍白的7.3%，尽管这一增速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日益增加，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就不再是一个只有经济学家和一些投资人所关注的学术讨论话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济2015年会保持7.1%的增速。

　　北京为2015年设定了7%的增长目标。即使达到这一目标，它也将是10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

　　不少经济学家预测，要确保实现7%的增速而不是5%或者更低，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处理好信贷紧缩、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外部震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诸多问题。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会议委员会驻北京的经济学家波尔克(Andrew Polk)认为，有三大催化剂可能干扰信贷供应，从而引发增长急剧下降到4.5%。这三大风险风别是影子银行业的大规模违约引发的金融问题、房产价格短期内的急剧下跌以及美联储提高利率引发的中国资本外流而导致的银行流动性的收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比尼亚尔斯(Jose Vinals)11月初也警告说，中国影子银行业的风险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他说：“很难确切知道中国非银行业的规模，但我们估计，中国影子银行业可能占中国经济总产值的30%到35%。”

　　目前在北京大学教授金融学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来自欧洲或其他地区的外部震荡导致中国企业减少投资，与出乎意料的对不良贷款重新筹资的庞大需求结合起来，会使得中国没有足够的新信贷来维持增长。

　　这位经济学家甚至估计，到习近平预期2022年任期届满时，中国的平均增长率最多只有3%到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在该校的东亚论坛上撰文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大问题：第一是缓慢的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先前的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第二是现有的增长模式无法解决过度投资和收入不平等这些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三是如何通过提升已经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力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带来的挑战。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在这三大问题中，只有第一个是周期性的问题，后面两个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进行结构调整，包括控制过度投资，而这也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盖保德：有些投资还是必要的*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博士认为，中国一些领域的确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房地产行业。在他看来，过去两年的一些做法是在为习近平政府所希望达到的改革目标而进行的预备工作。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2015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谁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也可能会再次推迟扩大投资。在我看来，这是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所必需作出的投资。”

　　*如何平衡改革与经济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中国投资参考》研究总监拉斐尔·哈尔平(Rafael Halpin)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前景取决于北京方面将会选择如何平衡改革和增长。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说，由于中国还没有找到替代传统增长模式的经济模式，如果不顾一切地追求改革而不考虑任何平衡性的支持措施，则有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出现硬着陆。

　　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博士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博士(Derek Scissors)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

　　他说：“2015年所面临的大问题是，反腐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了，如果反腐本应为艰难的改革扫清道路的话，那么现在该是进行困难的经济改革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改革。”

　　*中长期增长前景取决与改革与否*

　　美国荣鼎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兼中国研究组的负责人荣大聂美国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联合创始人兼中国研究组的负责人荣大聂(Daniel Rosen)也认为，中国必须深化改革，否则死路一条。他在2014年10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三种增长前景。

　　他说：“我可以想象中国经济到2020年只会增长3%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所称的‘硬着陆’情景。出现这种情景是由于中国未能实施它出台的改革措施，但是仍然有能力迫使银行把资金投向新的钢铁厂或是桥梁，从增加资金投入获得每年3%的增长。”

　　荣大聂认为，在不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1%的危机情景，即中国在不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而同时发生大量资本外逃。他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景，哪怕这种增速只有几年时间，也很难想象中国会保持社会稳定。不过，他的判断是，中国更可能实现6%的增长。

　　世界银行估计，从2011到2033年，中国会达到6.6%的人均增长速度。

　　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盖保德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他说：“中国过去10年来所发展出来的一套刺激国内消费的机制在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机制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实现7%的增长目标，高个位数的增长，可能比7%低一个百分点，也可能高一、两个百分点。”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博士则没有这么乐观。

　　他说：“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崩溃或大崩盘，但是我认为有很大的压力走向零增长。”

　　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也认为，有关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些预测过于乐观。他和哈佛大学教授普里切特2014年10月为私营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撰写的一篇研究文章中说，历史告诉我们，非正常的高速增长往往很难持久。

来源时间：2015/1/5   发布时间：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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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良厚  来源：共识网

    如果简单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治国处世的特点，若说中国是内霸外王，那美国则是内王外霸了。

　　中国的内霸外王有历史的传承，也是现实的无奈。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标志，四分五裂、倍受欺凌百多年的中国，主体上终于独立了、自主了、扬眉吐气了。但更为艰难的建设重任在等待着中国的决心和霸气，更为纷繁的内外环境在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韧劲。全国性土地改革，要颠覆的是绵延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要实现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没有前所未有的霹雳手段行么?现代工业体系，几乎是要在火柴叫洋火、铁钉叫洋钉的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没有毛泽东式的超凡政治动员力和差不多牺牲两代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霸蛮精神成么?改革开放是在向千年固步自封宣战、是在割自己身上的死肉、赘肉，没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可以么?自然，这霸道式的内部治理，也衍生出诸多弊端，甚至出现文革的恐怖，这是莫大的遗憾和警示。但它掩盖不了60年曲折前行的步伐。

　　至于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王道风范、大国智慧是大大的可圈可点的。虽然中国人也不时感叹韬光养晦的低调，甚至不时悲伤忍辱负重的懦弱，但中国不是坚定无悔地走在了弘扬中华民族伟大传承——和合精神的寛庄大道上了么?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在日渐提升么?中国不是正以加速度跨进全面复兴坦途、正以高度自信走进世界性大国行列么?

　　美国的内王外霸有实力新贵的得意，也是世界对立的必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这个世界上最快捷的世界性大国，它有资格得意。短短两百多年立国，它就成了世界财富中心，它就成了现代民主制度样板，它就创造了辉煌的快餐文化体系，它就荣膺工业文明的集大成者，它的国人就享受到了很少国家能相比的现代物质文化享受，进而在世界上获得无上的荣光和赞叹乃至畏惧。用一句溢美之辞，对美国人言，区区两百多年，便真正创造了工业社会的王道乐土。虽然它的有色人种真正获得与白人同等地位的时间还不长，虽然它的贫富差别也很大，虽然它也矛盾频发，虽然它也无法避免信仰、道德危机的困扰，但我们决不可以瑕掩玉，否定美国做为工业文明最大代表的辉煌成就，更不能否认王道内政在美国的现代演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王道内政主要是自由、民主、博爱的内涵，虽然它在博爱上远远没有实现思想家们的预期目标，但它创造了现代世界最自由的体制、最民主的制度，可都是事实。

　　它也有条件称霸。美元帝国、民主帝国、航母帝国是它称霸的资本，无孔不入的国家利益、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主导掌控的海空通道、咄咄逼人的话语强权是它称霸的途径。而两极世界的冷战对立助长了它的称霸雄心，单极世界的权力真空更把它推上了美帝国辉煌的顶峰，即使多极化、全球化的世界风云变幻大大约束了这种称霸，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至今依然稳当难摇。

　　但难摇并不是不会摇、并不是不能摇。国家如人，谁也很难做到风光无限、风流永恒，谁都会有波澜起伏。美国已在工业时代臻至顶峰，即使不衰落，也会有一个较长而艰难的过渡期、调整期。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个分水岭，美帝国的经济根基已全局性动摇，扩展一点说是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已走入困境，再扩展一点说是这个过度自由的工业时代已走入困境而需要重构了。好在新的时代——信息时代早已相伴工业时代萌生了，好在在美国试图独霸全球的同时，全球化的浪潮则大大遏制甚至消解着这种不合时宜的传统霸权，美国所谓的10年反恐的失败就是明证，就是新的时代给予美国的调整机会。而这几年美国经济的依然走不出金融危机阴影，接连爆发的国内暴力事件，更从内政角度大大呼唤着这种调整。

　　事实上，美国的调整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着。只是它一直限于守成层面、策略层面，特别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守成更盛了，新保守主义更是大行其道了。从它老是找中国茬子就可见一斑，从它重返亚太挑起事端遏制中国崛起就可见一斑，从它老是逼着人民币升值就可见一斑。这都可理解，但并不聪明。聪明的是趁着自己依然还站在世界巅峰、时代浪尖时，尽快实现国家战略转型甚至是方向性转型，避免盛极而衰的千古法则重演，实现由旧时代的强盛顺延到新时代继续强盛的创世神话，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尝试呢?美国，你愿意这么做么?

　　其实，中国也正面临同样的痛苦转型，所不同的是，美国是盛——盛的转型，中国是衰——盛的转型。美国的转型更风险，中国的转型更艰难。美国要从旧的王道内政转到新的王道内政，百姓自然害怕既得利益受损，官员更要承担有可能身败名裂之险。而要改变霸道外政，像华约一样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痛是痛快，但是需要特别条件，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自觉这样的，除非它是疯子。渐变式地把霸道改为王道，内外风险都大，四年一届的美国总统，谁愿傻到自置危险之地呢?中国要从霸道内政中走出来真正实施王道，这是向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宣战，虽然王道政治理念在中国存在几千年了，但王道内政却真正很少全方位实现过;这也是向30年改革中形成的新贵集团宣战，它们可是目前中国的最大权势集团呢?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宣战和转型本身又少不了一定程度的霸道，谁能拿捏得那么恰当呢?真是太难了。至于中国的王道外政，过去是怀柔有余阳刚不足，这正与美国相反。现在的怀柔依然需要，但刚性更需要，也就是说一定要夹有霹雳手段才能真正实现怀柔、实现和谐。而且现在的美日在逼着中国这么做，就连菲越这样的小国也在逼呢。当然美国等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中国在逼他们呢。

　　这也正常，而且历史就是这么的有趣，当农业文明的代表国家和工业文明的代表国家在现实相遇、相碰时，它们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又是那样的难分难舍。比如近代美国也参与到侵略中国的行列，但它与其它侵略者大大不同，它在贪婪地索取表层利益的同时，更重深层追求——毛泽东称的精神侵略，企图用百多年的文化去同化五千年的文明，比如办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这虽有点蛇吞象的不知天高地厚，但它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不少改变。至于最近60年来，两国的分分合合、争争亲亲更是难以理清了。而且这种争斗与合作并存的境况只会延续，不会终止，就像一对性格不合却又非常恩爱的夫妻，拌嘴永远都少不了，但离婚永远都不会有。所以，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是加强了，但中美国的概念不也是美国人提出的么?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都有转型的重任，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两国的合作处、互补处比争斗处、相异处只会多，不会少。

　　事实上，如果中美两国只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完全可以找到最根本的共同需求，这共同需求借用中国一句古话就是内圣外王。

　　内圣是修练内功而至圣，即修成君子国度，即把国家全面建成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高地，建成信息时代的王道乐土，引领世界，奔向未来。这是中美两国正共同面对的内政目标。美国并不难实现，中国则要艰难得多。因为美国只要转型即可，中国则要同时跨越农业、工业、信息三个时代，也就是说至少要实现三重转型，而且都是深层次的。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两国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地方很多，甚至可说整体上是互补的。中国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农业文明的代表，舒缓、优雅、闲适，美国是工业文明的集大成者，自由、明快、高速。各自的优势恰恰是对方需要弥补的不足，明确点说，中国需要工业文明的全程洗礼，美国则需要古老深厚文明的修正与和润，虽然无需彼此照搬，但彼此借鉴共构是非常有意义而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都面临创造、引领信息文明的重任，这可是难得的共同目标呢。有了这样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共同需求，有了这样的共同目标，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了，差不多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外王是主导世界，是和合世界，是民主世界，是惩恶扬善，是引领世界走向崭新的信息文明。虽然全球化时代不再需要霸主，但引领者是少不了的;虽然国家间越来越趋向平等了，但总要有些国家出来主持公道、维护正义，因为国家毕竟一下子没法消除差异，人类一下子也不可能消除罪恶。虽然国际组织越来越发达，但今后很长时期内，主权国家依然是世界权力主要载体和核心。60年来的美国，特别是20年来的美国，它做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性大国，它的角色绝对不同于前一个世界性大国英国，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靠侵略扩张而来的各种帝国。它充当了一个双面的复杂角色，一方面是其国家私利延伸出的咄咄霸气乃至干预和侵略，一方面又体现出了世界秩序维护者、稳定者的王道风范。问题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美国更多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调适，而不是着眼世界整体利益，至少它没有把二者充分兼顾到。所以，20年来它是霸道有余而王道不足，虽然它是目前世界上还难以挑战的领袖国，但并没有赢得世界的尊崇。比如美国曾被世人讽刺为世界警察，倘若它是真正从世界整体利益出发的世界警察，那可是何等荣光的称谓啊!中国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虽然60年来，中国的外政是王道主体，而且更多是一团和气的策略，但由于历史所局、实力所限，中国的国际地位远远说不上尊崇，能不再遭受欺凌就是成功了。虽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奇迹，近几年来似乎名声鹊起了，但这更多的也许是眼红甚至担忧而棒杀呢。

　　这是中美两国共同的遭遇，虽然两国的外政路子不同，但结果差不了多少，美国是霸道有余怀柔不足而遭嫉恨，中国是怀柔有余霸气不足而受轻视。看来，我们两国都到了重构外政的时候了，而且可以共同重构了。这重构可分外王和外和两个层级。

　　外王是控制和管理，但置于现代世界国家间，表述为主导和引领更妥当。它是基础层级，也是较长时期内外政的主轴。因为世界依然是利益格局主导，而且是新旧交替的关键期，它需要自由、民主、仁政、博爱的王者之道，也需要铁腕调控的王者之术，更具体点就是要把中国的怀柔与美国的霸气有机融合起来，做到刚柔有度、王霸相济。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外政)中的民主，这可是工业文明的政治标志，也是现代国家几乎都认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可称得上最普适的政治概念了。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政治基石，美国拿着它到处输出、到处招摇、到处指点，差一点全世界就真的全面成为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的天下了。遗憾的是，美国一边不遗余力地输出民主、推广民主，一边却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大行专制甚至霸道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干涉。所幸的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各色各样的国际组织基本上是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它们无法绕开少数实力国家的幕后掌控，虽然它们不少时候避免不了少数实力国家的强力干预甚至专断，美国甚至曾有绕开联合国公然武装干涉他国的侵略举动，但整体言，照趋势看，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蓬勃兴起来后，国际关系中的民主是越来越浓了;而且全球化也大大地促发着这可喜趋势。这对世界言，自然大大幸事;这对上升的中国言，也自然大大幸事;这对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言，肯定有挈肘的别扭，甚至有风光难再的无奈，但大势所趋，何不顺水推舟，把现代民主理念在外政中、在国际关系中全面全程实现呢?而且这也许是世界秩序重构的崭新起点，美国完全有能力带好这个头;这也是从外王到外和的中介环节、中介层级，美国好好把握吧，中国努力推动吧。

　　外和是提升层级，即和平世界、和合世界、和睦世界、和谐世界，通俗点说就是世界一家亲。这虽然还不是目前的外政主体，但一直就是人类的追求，而且越来越强烈的追求。地球村、全球化、你我他互渗互有的世界潮流，便是这追求的客观基础，自贸区的纷纷建立、国家集团化、国家间争端甚至战争的自适性调控甚至消解、反恐防盗的国际合作等等便是这追求的中介环节。现在所缺的，就是实质性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共识共行，更缺有远见、有实力的国家引领。

　　就目前态势言，中美等国家就是最合适的引领国家。一个是世界既存的领袖国家，一个是世界新兴的潜在领袖国家。它们不能引领，还有谁能引领呢?它们如能坐下来好好谈成，还有谁不能坐下来好好谈成呢?事实上，几十年来中美两国间的夫妻式争吵也应该结束了，精英们不厌烦，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也厌烦了。虽然较长时间内，我们两国依然难以摆脱“明争暗斗，共创未来”的格局，但我们两国现在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用共创未来来实质性主导两国关系进而主导世界了。

　　虽然这样做的主动权美国掌握得更多点，但中国的主动权也在日益累积。关键是两国一定要坐下来真心谈、尽情谈、高屋建瓴的谈、超越国家利益的谈，不能更多的依然是两国的狭隘利益了，不能更多的只是姿态了。

　　当然，下面两个冲突也是必须直面且应调和好的：

　　一个是两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这是根本冲突。这首先是个认识问题，习近平说得好，太平洋足够大，足够容纳中美两国了。中美两国没有领土边界，只有利益边界，就是这利益边界，现在也已模糊不清了，中美经济利益甚至已到唇齿相依的境地了。至于其它利益边界，有的是历史陈迹，有的是人为划定，有的是姿态使然，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围绕经济利益、围绕共同利益、围绕世界利益一一调和。

　　这关键要看美国的态度。不能再用传统的老大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崛起了，不能再用冷战甚至热战思维来看待两国竞争了，全球化拒绝这样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中国的崛起，确实会改写美国甚至全球利益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制甚至排斥美国利益，事实上中国也没必要更不可能这样做，而且也做不到。当然，中国也要理解美国的担心，更要有耐心有韧劲去和化美国的忧虑。总之，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再共进一步前程似锦，也许更有意义于冲突的化解。万一一下子不能化解，能冻结就冻结，能绕开就绕开。既然当年美国在参与侵略中国时，可以与列强均沾中国利益，为什么就不可以同中国在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共享利益、共享太平呢?其实我们两国早已在这样别别扭扭地做了，只是窗户纸尚未完全捅开，房子里还不够敞亮而已。

　　另一个是两国的世界主导权冲突。一山难容二虎，这是老话，也有道理，但毕竟是动物的道理，人虽然也是动物，但主要是社会动物、是文化动物，人组成的国家更是文化的产物。这就是说人与国家更多的是文化控制的理性而非野性，其实即使是动物，当它们面临共同困难时也有共济的一面，何况人与国呢?中美两国不仅两国利益共生共存，更面临相同的内政困惑和转型重任，还有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更把两国捆得越来越紧了。这是共存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谈世界主导权，就好办多了。首先我们要认清历史，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控制世界，甚至独自主导世界都难。20年来的美国，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做到了么?没有。其次我们更要注重现实，一超多强调控世界的格局不会弱化。多极化、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更不允许再全由少数国家说了算了。第三，世界主导权不再只是国家利益主导的主导权了，而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并重主导的主导权了。这对中国好办，反正中国刚开始走向世界性大国，一切都是刚开始。倒是美国需要转型，需要放下架子来好好转型。第四，只要我们双方都认定这样的国家目标——为国人谋永恒福祉与为人类谋共同福祉同等重要，这主导权谁多谁少也无关紧要了，即使起了冲突，也有了共同基石，更能找到调和的办法。因为我们目标相同而无需各怀异志甚至各怀鬼胎了。

　　总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发展历程是相反共生、殊途同归的历程，它虽给两国蒙上过惨痛的阴影，但两国并不仇视，相渗处、相同点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而且伴随中国的崛起，两国的难分难舍更浓了，两国的不弃不离更盛了，两国共修共练内圣外王的策略更明了。只是内圣要苦修，外王需胆略，中国做好准备了么?美国做好准备了么?世界做好准备了么?

　　内圣外王诞生于道家，张扬于儒家，是中国两大古老思想流派融生的伟大传承，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美两国拿来共修共行，既是世界政治的一大盛事，更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个盛典呢!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04118441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4   发布时间：2015/1/4

旧文章ID：1233

作者：何帆  来源：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一边朝前冲一边开炮，战斗机呼啸而过，轰炸政府大楼。智利总统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围困在总统府里。楼里只有36名总统的支持者，叛军向总统府发射了24枚导弹。阿连德自杀身亡。政变的发动者是皮诺切特将军。有着160多年民主历史的智利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国家。

　　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美国在背地里支持了这场血腥的军事政变。美国将政治上左翼的阿连德视为眼中钉。当阿连德竞选获胜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跟CIA的头子Richard Helms说，得想办法让智利经济“惨叫”。美国最担心的是阿连德会将智利的外国企业国有化。美国当时的对外投资约有20%流向拉美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担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资会被收归国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扳倒阿连德。

　　正当皮诺切特的坦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家右翼报纸的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赶紧印刷军政府的经济计划书。9月12日中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经济计划书已经摆在了军事司令部的办公桌上。

　　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因为他们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是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1953年，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访问智利，他们对当时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首的拉美经济学家深感厌恶。在这两个美国人看来，拉美经济学家都是“粉红色”的，他们离社会主义思想太近了。两人商量，何不设立一个项目，专门由芝加哥大学来训练一批年轻的，思想正确、作风过硬的智利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但当福特基金会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时候，被校长冷冷地拒之门外。智利大学的校长说，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派学生到哪一所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一恩惠。无奈之下，福特基金会找到了另一所名气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学，即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立马就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协议。

　　从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芝加哥大学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大约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

　　当这批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13名教师中，12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大学希望这批学生回到智利，能够称霸学术界，进而影响决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们回国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奇谈怪论。

　　直到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后来说，皮诺切特一开始是自己蛮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这是撒谎。皮诺切特还没有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他们为皮诺切特制定的经济计划书就是证据。这份计划书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越写越长，最后被称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书。“芝加哥小子”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主张如出一辙：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

　　乍看起来，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似乎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事实上，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都信奉“休克疗法”。

　　美国军方曾经将“震骇”(shock and awe)战术定义为，通过制造超过人们想象的恐惧和破坏打击对手。皮诺切特正是这样做的。他刚上台几天，就逮捕了上万人。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押送到圣地亚哥的两个足球场，士兵带着蒙住自己面目的告密分子，一个一个地指认谁是“颠覆分子”。士兵们把被指认出来的人拖到更衣室审讯拷打，很多人被就地枪决。

　　这种明目张胆的屠杀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于是，皮诺切特和他的人变得更加“谨慎”。人们不再是被处决，他们只是“失踪”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无忌惮地逮捕人，从家里抓人，在大街上抓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妇女被揪住头发拖下车，一对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在亲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他们被带走之后，就被关押、枪决，尸体被扔在荒凉的乱坟岗上，或是用直升飞机运到海上，抛进海里。为了防止尸体浮起来，秘密警察会先用刀把尸体的肚子剖开。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皮诺切特拷打或杀害，据估计，至少有10万到15万人被捕，上万人被害。

　　皮诺切特说，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恐怖分子，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智利被赤化。事实上，被害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学者。他们之所以被害，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凶器，而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著名的民谣歌手Victor Jara就是其中一员。凶手们先把他的双手剁下，这样他就不能再弹吉他了，然后，他们朝他射出了44发子弹。智利大学经济系有很多师生不同意“芝加哥小子”们的主张。一天，在经济系的大门口，六位学生被当众枪杀，为的就是要“震骇”。Orlando Letelier原来是阿连德总统的驻美大使，后来被皮诺切特关进了牢房，发配到苦役集中营。1976年，他终于被解救出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在一家进步主义的智库做研究。他写了一篇抨击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的檄文。一个月之后，当他开车上班，穿过雍容华贵的使馆区的时候，一颗遥控炸弹爆炸了，汽车被炸得飞上了天，Letelire的双腿也飞上了天。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

　　政治上的“震骇”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听从了“芝加哥小子”们的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当然，军事支出大幅度提高了。

　　经济奇迹出现了吗?

　　阿连德总统执政期间，智利经济并非没有问题，通货膨胀率曾达到150%。皮诺切特执政之后，通货膨胀率继续攀升，到了1974年达到375%，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怎么一回事?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飞到圣地亚哥，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热烈欢迎。皮诺切特犹豫地问大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大师斩钉截铁地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1975年，“芝加哥小子”们将公共支出进一步削减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经降至只有阿连德总统时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医疗保险和公共养老金都被私有化。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实行的头一年，智利的国民经济总值下降了15%，失业率从阿连德时代的3%飙升至20%。

　　可是，举世闻名的“智利经济奇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变换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当时，智利经济仍然处于高通胀、高失业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积累了巨额外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皮诺切特用了当年阿连德的招数：他将很多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智利经济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崩溃，是因为皮诺切特留了一手，尽管他将很多企业都私有化了，但却留下了Codelco，智利的国有铜业公司。这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智利经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增长。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外国产品潮水般涌来，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低收入家庭受到物价腾跃的冲击更大。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原来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老是听人讲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地失败，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亲眼看看。当他到了智利之后，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留下来在智利大学教书。弗兰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到：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弗里德曼从来也没有承认智利的“休克疗法”存在缺陷，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和皮诺切特的合作表示过自责。他至死坚信“休克疗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成了重灾区。9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新奥尔良成了人间地狱，到处充斥着抢劫、强奸、纵火等罪恶。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还有缺粮缺水、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

　　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又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休克疗法”的绝佳机会，彻底地改革当地的教育体制，废除公立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一切交给私人企业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104118450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4   发布时间：2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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