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亚滨  来源：《长江论坛》2013年第6期

　　自20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中美关系逐渐解冻，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体系层次和个人层次的因素分析该理解该进程的有效方法。当时的国际大环境，特别是苏联的威胁，是决定中美走向缓和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判断和战略思考，是中美能够迅速摒弃前嫌、实现缓和的关键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后，主要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此后，两国维持了长达20 年多年的敌视和对抗。从20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中美关系逐渐解冻，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关于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本文认为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决定中美走向缓和的决定性因素，但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和战略思考，是中美能够迅速摒弃前嫌、实现缓和的关键性因素。

　　尽管体系层次的因素是国际战略调整的决定性变量，但对于具体国家来说，如何以及能否成功应对国际体系压力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在个人层次上的努力。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敏锐洞察力和力挽狂澜的战略调整，才使中国在两极格局的巨大体系压力下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性因素，为后来的中国外交大发展、大进步，乃至改革开放，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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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110

作者：仇华飞、张邦娣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理念。在国际秩序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进程中，中国秉持和平、合作的理念，力求开辟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例，习近平主席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新的国际环境下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虽然，中美双方在管理好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双边关系方面还缺乏经验，但相互依存可以对走向失控的竞争起到“缓冲”作用。今天，如何在当代权力转变的环境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当代世界权力结构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及新兴大国的崛起相关联。新兴大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加重。新兴大国的地位上升促成了新的全球竞争与合作态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如反恐、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地球温室效应、金融和能源危机等事关全球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如果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都难以得到解决。新兴大国日益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中坚力量。美国霸权地位的衰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不可避免地促使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不利于美国单极支配而有利于多极化进程的变化。国际秩序的转变体现了中、美、俄等大国关系的互动出现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

　　当代世界的财富和权力正在从北方和西方向东方和南方转移，“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渐让位于日益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分秋色的新秩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中国、巴西、印度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陷入制度困境现象的突出对比，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态势更加明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代了日本的地位，并挤掉美国成为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伴随着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持续下降，中国掌握亚太区域话语权的地位日益上升，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快速崛起的中国给它们带来的心理和现实的强大压力。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后，奥巴马政府发动“中国攻势”，强调“只有美国的强势介入和美国的领导才能确保亚太安全，并表示要确保美国不会因为预算压力而削弱在亚太的战略存在”。美国插手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印度、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建立准军事关系，明确提出军事中心转向亚太。中美关系正是在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环境中不断发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模式不仅为构建两国关系制度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在当代国际秩序转变的进程中，中美加强双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内部协调，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扩大并深化两军之间的合作与战略对话，并使之制度化。在亚洲建立包括中美在内的经济和安全机构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这种新型关系不以冲突对抗为前提，而是强调合作和共赢。为了实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中美需促成最高领导人每年举行一至两次会晤，讨论双方关系的战略基础和相关政策，促进中美地方和社会层面的紧密结合，加强对第三方因素的管控，推进区域制度化建设。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应扩展能为彼此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的数量与规模，使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

　　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也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自应对，需要携手合作。基于此，中国提出在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也正在和一些国家积极构建这种关系，其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中美新型战略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互信、包容互建、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美“要走一条和传统大国冲突对抗的老路子不一样的新路子，要开放一条大国之间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路子”。 “新型大国关系”和“中国梦”一样，是中国与美国交往理念的重要内容。“中国梦”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国际关系的“平等、互利、互惠、双赢的原则”。中国作为促进世界日益多极化的一支主导力量，在这一前提下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在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它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基本利益，是中国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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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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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开盛  来源：《知识博览报》

　　2013年9月20日，访美中的王毅外长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有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其中除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重新进行强调之外，还特别提到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其中，除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大力促进务实合作、积极加强人文交往、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等措施外，他特别提到要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王毅外长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也应该先从亚太开始。如果中美在亚太能够不冲突、不对抗，那么在其他地方就都可以和平相处。之所以如此重视亚洲，我想不仅是因为王毅在外交官生涯中有着长期的亚洲任职背景，而且与亚太特别是东亚自身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性有关。

　　一.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什么应先从东亚开始?

　　正如王毅外长在演讲中所说，“亚太是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也是热点问题最多的地区，中美两国在亚太的利益交织最为密集，互动最为频繁。”特别是其中的东亚，对中美关系来说特别重要。对中国来说，尽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西进”战略，中国也在与相关国家开展“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但东边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经济上最发达的区域都位于东部，最主要的外部经济交流也是通过东部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亚和东南亚就如同中国进入太平洋乃至世界的两扇“门户”，是中国确保国内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最关键的周边国际环境。

　　对美国来说，东亚既是其传统的战略重点，更是其新兴的战略重心。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之后，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即提出战略东移，其战略背景有二：一是东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来说更显重要，二是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心生警惕，而东亚是平衡中国的最关键地区。在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以后，战略东移政策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可以预见，由于上述战略大背景不会有大的变化，即使以后共和党政府上台，如无大的政策干扰，也将继续执行以亚太特别是东亚为战略优先方向的政策。

　　这种两国战略方向的交汇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中美在诸多层面确实存在利益的不一致。首先是战略层次，中美两国目前的实力状况与发展态势呈现出新老大国权力竞争的格局，相互之间存在着猜疑与提防，这成为诸种摩擦的总根源。其次是政治层次，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视维护自身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为核心利益和美国外交有扩张民主、人权的传统的情况下，政治差异成为两国摩擦的重要动因。第三，尽管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但在东亚地区也存在着诸如市场、主导权方面的争夺，美国试图强势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反映了美方这方面的意图。第四，两国存在一些间接摩擦，如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的盟友，美方对盟友承诺的“坚守”势必与中国的利益与诉求背道而驰。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正在成为中美新型关系的严峻挑战。不应对、管理和解决好这些利益方面的摩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成为一句空话。但与此同时，中美在东亚也存在一些利益交汇点。如朝核问题，中美在保持半岛无核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往的朝核问题实践也表明，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另外，在东亚经济关系方面，中美也完全可以将竞争转化成合作，无论是美国主导的TPP还是由东盟发起、有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彼此间都存在整合与合作的空间。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中美关系已不同于历史上的新老大国关系，紧密的相互依存、均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以及远隔太平洋的地缘缓冲空间，都使得中美有可能避免冲突、建立合作，走出大国对抗的历史宿命，而东亚则是一个重要的“坎”。

　　二.制度化共处是实现中美良性互动的关键

　　中美要在东亚避免冲突、建立合作，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制度化共处是其中的关键。这是因为：第一，制度是管理利益摩擦的关键。两国关系中有利益摩擦其实很正常，即使是盟友之间也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关键的是两国之间应该有某种机制化的东西去管理这种矛盾，盟国正是因为有这种机制，才使得利益摩擦保持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第二，对于共同利益而言，也需要一种机制去维护与促进。有了机制，共同利益就可能得到深化，双边合作就能借此得到拓展。没有机制，共同利益可能就会被弱化，甚至消失。

　　但在目前东亚，中美关系中的最大不足就是机制的不足。在全球层次，中美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机制化共处，但地区层次的东亚，中美却没有这种沟通两国的机制。相反，美国在亚太建立的许多机制都将或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如政治安全方面，美国建立了许多双边同盟，但不包括中国。经济上，美国主导TPP，而且希望维持针对中国的“高门槛”。这种在机制方面的对立而非共处是双边关系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重要因素。

　　另外，中美双边关系中已建立90多个机制，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保等多个领域，涵盖元首、副总理、正部、副部、司局、副司局以及半官方、民间等多个层次，这些机制中许多都涉及两国在东亚的合作。但是，这些对话多停留在“对话沟通”的层次，规范性与约束力明显不足。应该承认，在中美关系的当前阶段，即使仅仅定位于对话沟通的机制也有其重要意义，特别是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在战略上建立互信。但是，要使中美关系真正朝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利益与问题交汇最多的东亚地区建立更加正式化的机制就变得尤其必要。

　　笔者以为，这种机制可以从以下方面做起。第一是管理矛盾、解决利益摩擦的机制。这方面中美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台湾问题，双方已达成三个联合公报，形成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几个共识，目前的问题是应该在新的形势与挑战下继续深化这些共识，确保这些利益摩擦不致影响中美关系大局。二是管理合作、提升合作的机制。这方面是个软肋，但大有可为。如朝核问题，中美应该在半岛无核化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六方会谈和其他的机制化安排，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与双边安全关系的提升。三是建立避免第三方冲突的机制。这点很重要，但容易为人忽视。由于第三方因素不为中美所掌握，加上其突然性，较双边因素可能更容易触发中美摩擦甚至冲突，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都有可能成为触发中美矛盾的着火点。这既需要美国恪守不界入第三方冲突的底线，也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

　　概而言之，东亚既是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也是试验场。中国目前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寄予厚望，但美方总的态度不十分积极。这其中既有对话语权及其背后利益的争夺，也有深层次的战略互疑在里面。中美只有克服这种先入为主的竞争者心态，特别是在东亚主动探索、勤加“试验”，才能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历史上新老大国对抗的怪圈。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2013/9/26

旧文章ID：1107

作者：金灿荣,戴维来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

　　中美对话的大门打开40年来，两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但同时又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人民、两国利益至关重要，也是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分别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和全球头等强国，中美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避免大国博弈对抗的悲剧，既是对当下两国人民、国际社会负责，更是对历史、对将来负责，因此，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显得尤为必要。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中美应努力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倡导“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一新定位和期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长期战略影响。2012年6月下旬，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期间，再次确认中美两国将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但是，发展好、维护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着实不易，尤其是在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缩小、美国面临治理困境的情势下，必须有一种机制可以让双方控制分歧点，扩大合作面。对当前来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该是一种相对有效且具有很强建设性的方式和途径，这也是两国战略界、经济界长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

　　一 深刻理解对话机制的新背景

　　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如何恰当定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但同时又为不断上升的猜疑所扰，为日甚一日的“信任赤字”所惑。尽管近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往来互访不断，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也蓬勃开展，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但这并没有带来战略信任的增加，反而出现信任不足，由此，战略互信成为影响和制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紧迫性问题。

　　然而，无论中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与分歧，双方都需要战略理智、战略眼光来看待，即使冷战期间的美苏对峙，也有各种对话机制和沟通管道，遑论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中美两国。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既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美国总统都能对中国进行访问，开美国历史之先河，获得广泛肯定。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指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所以，国与国之间竞争固然是常态，但也要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可靠守信这一战略资产要因时制宜加以巩固、加以扩大，而对话沟通、强化互动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和方式，就目前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正如胡锦涛指出的，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一个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个是美国的战略攸关之地，两国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不过，互动效果如何，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意愿和态度。人们常说“态度决定思路”，一个良好的态度有助于促进合作、控制摩擦，而一个坏的态度则往往会导致矛盾增多、合作减少，互相“讨厌”的心情代替乐于交往的意愿。而沟通的意愿、合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双方的利益契合点，也与分歧点发酵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地区安全关切、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等议题上，中美双方既互有需求，也存有分歧。首先，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出口市场，还是实际上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加拿大更像国内贸易)，同时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欧盟虽然总量最大，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体)，2011年双边贸易额高达4467亿美元，是建交时的180倍。其次，两国的关切有所差异，对中国而言，更关注在美资产安全、贸易摩擦以及高科技出口，未来经济若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将取决于对全球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市场更大程度的融入。对美国而言，希望中国给予美国企业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债务更多支持以及对中国所谓的“人权关切”。但不管怎么看，中美之间分享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和社会交往网络，在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新问题和新挑战。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

　　保尔森(Henry M.Paulson)指出的，美国的每项重要经济、政治和安全目标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美国官员理解了中国人的看法、视角和远见，就能更有效地处理相关重大关切问题。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关键是两国学会如何在分歧中和睦相处、在共同利益面前最大限度地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实现互惠共赢。这当中，战略互信至关重要。费正清指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我们应该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人类首要利益的唯一方法”。胡锦涛强调，充分沟通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基础，再先进的通信技术也取代不了面对面交流。崔天凯也指出，互信是一条双行道，需要双方共同做出持续、严肃的努力，坦诚沟通，讲明各自利益关切。总之，意图的阐释、原则的说明、立场的表达、疑虑的化解、互信的形成，都必须通过不间断的交往和对话才能实现，真诚的“求同”，用合作思维代替指责，增加战略互动，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逐步推动解决战略互信不足的问题，发挥好“稳定器”的作用。

　　二 深入认识对话机制及其不足

　　全面认识问题很重要，但根本目的还是要解决问题。面对中美之间存在的信任“赤字”，关心中美关系的人们不由会想到，中美之间能不能建立足够的互信来弥补失衡?应当看到，双方都迫切希望找到新办法以避免冲突。

　　中美之间建立了六十多个副部级以上的磋商机制，包括从两国领导层到工作层面等不同级别，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能源、环境等广泛领域。这当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无疑是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带有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特点，层级最高、也最受重视，地位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务实操作、战略设计两个层面都体现了应有的价值，契合了胡锦涛主席对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提出的“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期望。戴秉国国务委员指出，“我们这个对话机制在世界上如果不是独一无二，恐怕也是不多见的”。一方面，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演进的逻辑是不断深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话层级越来越高，双方议题设置的能力逐渐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在小布什政府期间，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机制同时存在，前者是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于2004年11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首次对话于2005年8月举行。此后，作为副外长级的定期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先后共举行了六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是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由美方提出，中国方面同意的，首次对话于2006年12月举行，作为部长级的定期对话机制，是当时中美众多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主要侧重讨论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一年举行两次，共举行了五次。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延续了中美对话机制，双方将“战略”及“经济”两大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一字之差，内涵却更为深远，新的对话机制既是前两种对话机制战略层级的提升，也是中美对话机制架构的系统集成，两国元首只需要一次性的深度介入对话，原两班人马整合到一起，规模阵容更庞大、议题内容更丰富、参与层次更高、战略议题更集中，对话也相对切实有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框架、两个轨道”的对话体系，即戴秉国国务委员和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共同主持框架下的战略对话，时任副总理王岐山和盖特纳共同主持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对话议题广泛深入，不仅涉及两国间经济、战略安全领域以及其他所有问题，而且还涉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这表明中美两国直接的对话交流已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对话机制。

　　中美对话作为两国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平台，促进了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加深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了解，使得大问题、小问题都可以通过相应渠道寻求解决，避免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全面倒退。总的来看，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增进互信与理解，控制风险与冲突。有更深入的沟通接触，才能有一个信任的基础，处理好现有问题也会比较方便，同时能避免新问题的产生，有助于推动具体事务的解决。两国高级官员就彼此关心的话题展开对话、坦诚交流、互相探底，讲明己方利益关切，了解对方的底牌底线，努力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为解决别的问题创造一个良好、融洽的战略氛围。特别是第三轮对话——首次开启的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均派遣高级军事人员参加，表明两国在敏感、脆弱的安全关系方面，有意通过对话机制增进理解，予以协调。对话机制能够对危机和风险进行较大程度的控制，小摩擦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让问题放任自流，对极端手段、行为加以限制，这是对话机制的功能、价值所在，将来更需强化。

　　第二，为推进高层交往创造了沟通的平台，丰富对话谈判经验。有了对话机制，双方领导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互动的频次更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个人联系。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对两国元首访问进行事前沟通确认，使整个行程安排更加顺畅。比如2009年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双方发表了《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新闻稿》，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于年内访华;再比如2011年中美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为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当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会晤敲定了相关行程，也确认了拜登副总统和习近平副主席的互访。另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是一场政治博弈、策略较量的过程，也是外交队伍成长成才的有益历练。通过数轮对话，与美打交道的技巧更加娴熟，实战经验更加丰富，长远意义也就凸现出来。

　　第三，对战略定位起到积极作用。中美对话对双方的核心关切做出明确阐释，形成新的认知，推动了中美战略关系的调整。从美方看，2005年8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一个月后，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 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明确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概念，阐释了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调整了以往对中国所做的“战略竞争者”的关系定位，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看点，“负责任大国”因此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利益攸关方”也成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时髦用语。从中方看，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明确向美方传达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让美方知晓中方的底线和红线。在2012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戴秉国提出了两国协调(C2)的战略定位，表明了中国强化沟通、协调与合作的意愿和立场，这与战略对话不断发展演进、两国互动加深有着密切关系。

　　当然，增信释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需要美方拿出诚意，不求“同心、同德”，但求“同向、同行”。在肯定战略对话价值的同时，我们并不能过于夸大对话机制的功能。受政治背景、利益分歧等影响，战略互疑根深蒂固的因素依然存在，一些领域内的问题与摩擦难以避免，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对话就能够妥善解决，况且，对话不同于谈判，不是负责解决具体问题的最终场所。

　　首先，在议题设置方面相对失衡，总体上经济的比重偏大，安全议题分量相对不足。就具体成果清单而言，经济方面共识不少，但涉及安全的寥寥可数，仅有经济方面的重点突破是不够的，安全恰恰是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战略疑虑的关键所在，战略安全议题的不足、成果的不多是对话的一个软肋。

　　其次，在成果落实方面总体上“未见其影”，原则性的阐述多、承诺性的多，但主动落实的少，做得也不够，即便达成协议的，有的也很难落实，并且还设置成果落实的种种前提条件，以致于有些成果流于形式，难以真正施行，势必会影响到对话整体效果和战略对话的信心。比如，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方在对话中一再明确表示予以解决，但始终未兑现承诺。

　　再次，在核心互信的形成方面“裹足不前”，这是攸关两国关系走向的战略性命题，但又是一个脆弱的环节，这方面还显得不足，目前两国战略安全互信的基础依然相当脆弱，更由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各种极端言论与零和思维方式存在，更弥漫猜忌情绪，亚太地区紧张局势也未得到根本缓解。这是对话机制所要解决和重点突破的紧迫性问题。

　　最后，虽然两国新政府都表明了要继续坚持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态度，但如何进一步深化、怎样进一步提高效率取得更大的成效，仍有不少的路要走。

　　三 深化拓展对话机制及其展望

　　对话机制存续价值重大，但又要随着形势变化而发展，尤其是当前扑朔迷离的亚太形势，中美的沟通对话更有必要。不仅要坚持“有总比没有好”的态度，更要增强“有了还要做得更好”的决心，不断拓展对话领域，切实提高对话效率和质量，最大限度地强化对话功能，最大程度地增进互信、减少疑虑。有几个方面可以努力：

　　一是力求在重要的焦点、难点战略议题上有所突破，求得能落实的实际成果。比如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问题、在军事安全互动交流、应对全球共同安全威胁方面展开合作。战略互信的增进，仅靠言语是不行的，关键是靠行动，从具体的、可以见到效果的议题突破开始，不断打造互利合作的新亮点。

　　二是有长期合作的项目，无论是人文、教育还是经济、科技领域，可以争取多建立几个5-10年中长期的合作项目，更持续深入地推动双方合作和共识，未来政府都应按照双方达成的既定的合作协议和框架来执行与落实，由此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很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有助于保持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是力促战略安全对话。这方面虽已开启进程，但还是要妥善回应和解决一些敏感问题、尖锐问题，以点滴的行动，逐渐营造一种较为舒缓的氛围，最大限度地减少军事猜疑的对峙，最大可能地缓解军事紧张的态势，不断积小成为大成、积小胜为大胜。与此同时，合作处理气候变化、核武扩散和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等议题。

　　四是促成非正式沟通方式的机制化，不仅要重视正式的对话机制，还要关注非正式的对话方式，充分发挥有关专家、学者等非官方这一独特的优势，形成“二轨道”的机制，并予以制度化、程序化，纳入“会前会”的范畴，将一些敏感议题、难点问题、较大分歧在“二轨道”对话中进行讨论和磋商，先啃下这些“硬骨头”。

　　此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因此，加强战略性的研究和探索也很有必要，就事关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一些价值高、能信服、有针对性的看法和认识，这方面，已经有基础和探索。比如，基辛格在新作《论中国》(On China)中提出“共同演变”(co-evolution)的概念，明确表示中美之间不应是“零和关系”，强调两国要依靠紧密的(共生)联系，尽可能扩大合作，减少对立行为，在相互适应、促进合作中追求本国国内必需目标，实现共同演变、共同发展。过去美国的情况是，只有“你”变来适应“我”，“我”则“岿然不动”，而“共同演变”强调的是共同改变、互相适应，与过去认识相比是一个较大进步。再比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 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2009年中美对话后，提出了“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说法，强调通过各种途径增进中美共同利益，直接消除导致不信任的政治、军事、经济根源，指出战略性保障相当程度可以通过持续对话得以实现，以双赢而非零和的方式解决问题，表明美国准备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大国的到来。对此，笔者提出“两个分担”(two reciprocal shares)的概念，即“美国分享权力、中国分担责任”。具体地讲，两国应展开建设性、功能性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可以帮助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如气候变化、伊核、朝核、应对非传统安全、稳定和平衡全球经济等挑战，主动承担更多的与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摆脱过去那种“大国家、小国民”的心态;另一方面，美国也要相应地与中国分享它的国际权力，让渡部分权力和中国所需的国际空间，帮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以及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寻求更大的话语权与代表权，尊重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关切。总的就是要寻求两国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利益的契合点，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凝聚智慧，加强对中美关系定位、发展趋势的战略认知。

　　中美关系是这样一种混合体，即深度合作与相互依赖共生，偶然紧张与常态摩擦相伴随，任何仅仅采用单一视角来观察、分析和判断中美关系，都难以真正解读真实面貌和实质，考虑到中美关系的极端复杂性，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迥异，核心国家安全关切不同乃至相去甚远，双边关系经历一些紧张乃属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看到，随着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双方摩擦的频次增多、强度增大、误判风险也在增大。无论是西方风靡的“权力转移论”还是“中国威胁论”，均夸大了中美博弈的深刻性和危险性。

　　中美今日互动局面的形成殊非容易，靠多年来点点滴滴的共同努力方能达到，绝非单次沟通、单方意愿、单独个人所能完成的。而信任这个东西，要是一旦被破坏了，再建立起来就很难。我们希望双方尤其是美国方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不要破坏已有的基础及成果。为此，要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出良好的氛围、良善的环境。在这当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要按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思路，破除影响信任的种种障碍因素，搭起双方沟通信任的“桥梁”，以战略的高度、长远的眼光、高度的责任感，努力在沟通中缩小分歧，在交流中减少疑虑，在协调中减少对抗，持久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求同化异”。

　　当然，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只建立一个常态的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还不够，需要多种途径、多措并举，一起做好冰释误解、避免误读、减少误判、增信释疑的工作，这也考验着双方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

　　未来十年，是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处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阶段，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又一个“黄金十年”的快速增长。但战略机遇期能否顺利抓住，除了自身努力外，还要受到外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因素仍然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对象，必须应对好、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要正确认识对方，准确定位自己，要辩证看、沉着干，不能被动地“随鸡起舞”，关键还是要“稳如泰山”，增强发展的定力、保持心境的淡定。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妥善处理好内部各类矛盾，克服制约发展的瓶颈性难题，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切，增强攻坚克难的坚定性、战略研究的前瞻性，强化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发展自信。同时，我们也要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合力推动中美关系“稳中求进”、“进中企稳”，逐渐“扭亏为盈”，集聚越来越多的正能量，逐步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2013/3/20

旧文章ID：1106

作者：徐翀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2期

    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古国身上，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日益凸显的影响力使中国以全方位的姿态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俄罗斯民众对华的基本态度如何? 他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他们眼里的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 本文将结合俄罗斯三家主流民意调查机构近十年来的数据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就如何进一步改善俄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提出建议。

　　俄罗斯民众对华的基本态度

　　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基本态度会影响其对该事物进一步判断的方向和视角，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亦是如此，其对华基本态度对全面认知中国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来看，俄民众更多的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了解中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并不深入，相当一部分观点还只是停 留在最表层和对过去事物的了解上。大部分俄民众提到中国首先会想起中国的商品和市场、众多的人口、国家的迅猛发展、质量低劣的商品和廉价的劳动力等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更缺乏人文等深层次领域的分析。可以说，俄罗斯民众对当今的中国缺少深入具体的了解。

　　其次，从俄民众对中国人的总体印象来看，俄民众与中国人接触较少。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 Фонд“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以下简称基金会) 2007年 8 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有 26% 的受访者曾有机会与中国人进行过接触。在此基础上，基金会又向受访者提出: “总体来说，您对中国人是有好感，还是反感?”在全部受访者中，有 50%的人对中国人持有正面印象，有 23% 的人持有负面印象，有 27%的人觉得难以回答( 详见图 1) 。

　　图1 总体来说，您对中国人是持着带有好感的正面印象还是带有反感的负面印象?

　　注: 图数据引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08. 02. 2007，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http: / /bd. fom. ru /report /cat /inter_pol /count_/china /d070624

　　虽然只有 26%的受访者曾与中国人有过接触，但半数受访者对中国人持带 有好感的正面印象，可见当今中国人在俄罗斯民众眼中的整体形象并不差。然而，对受访人群进行细化分析后可发现，在未曾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民众中，对中国人持有正面印象的比例仅为 47%，另有高达 31%的受访者对中国人的认知是模糊的，正是由于缺乏民众间的直接接触才造成了这种认知上的模糊，可见加强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对于营造良好的交往氛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对俄民众对华基本态度进行审视，多数俄民众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俄罗斯列瓦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Юрия Левады，以下简称列瓦达中心) 于 2011 年 3 月对 1998—2011 年间涉及俄民众对华态度的 9 份民调结果进行了统计，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对华态度非常好的民众比例为 7%，基本良好的为 61%，不怎么好的为 17%，非常不好的为4% ，觉得难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为 12% ( 详见表 1) 。

　　表1 您目前总体上对华态度如何?

　　注: 表数据引自俄罗斯列瓦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网站，01. 06. 2011，Отношение к другимстранам ( май 2011) . http: / /www. levada. ru /press /2011060103.html

　　此次统计是对多年来俄民众对华态度的一个纵向比较，对比 1998 年至2011 年间的民调数据可以发现，俄民众总体对华态度较为稳定，对华保持非常好以及基本良好态度的民众比例大致在 66%—76% 之间徘徊，也就是说，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待中国能够保持一个正面、友好的态度。 同时，结合列瓦达中心 2011 年上半年的多份民调数据，可以通过俄罗斯民众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来对其对华态度进行一个横向的比较( 详见表 2) 。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民众对德国、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态度最好，对美国及波兰的持友好态度的民众比例则相对较低。对中国而言，虽然对华持友好态度的民众比例达到了 68%，但与德国及乌克兰等欧洲国家相比，该比例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仅与日本相当，这与中俄两国政府间努力塑造的紧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表2 俄罗斯民众对各国的态度

　　注: 表数据引自俄罗斯列瓦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网站，01. 06. 2011，Отношение к другимстранам ( май 2011) . http: / /www. levada. ru /press /2011060103. html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1]。作为曾经的“老大哥”和现在的战略协作伙伴，俄国内对中国的崛起给予了较多关注，研究俄民众对当今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具有颇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地位

　　基金会曾对“中国是否占据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领先地位”这个问题进行过民意调查，在 2001—2010 年间实施的四次民调中，认为中国占据着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先地位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44%、41%、56%、53%，认为未占据该地位的比例分别为 28%、30%、24%、18%( 详见图 2) 。

　　从数据可看出，大部分俄民众认为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中国已崛起至世界前 列，并且持这种观点的比例在四年间呈总体上升的趋势; 少部分民众认为中国尚未达到这种地位，持这种观点的比例呈总体下滑趋势。在 2009 年的调查中，认为中国占据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先地位的比例最高，达 56%，正是由于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所受冲击小、走出危机阴霾的速度快，显示出了较强的抗冲击力和有效的国家调控能力，才为俄民众塑造了一个清晰的领先大国的形象。

　　图2 在最近十年里，中国是否占据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领先地位

　　注: 图数据引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23. 09. 2010，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http: / /bd. fom. ru /report /cat /inter_pol /count_/china /d103715

　　基金会还于2010 年9 月从另一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基金会首先对受访者的对华态度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再就该问题分别对三类民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华态度较好的人群中，有74%的人认为中国占据着这种地位; 而在对华态度不好的人群中，仅有47%的人认为中国占据着该地位( 详见图3) 。

　　图3 中国是否占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领先地位

　　注: 图数据引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23. 09. 2010，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http: / /bd. fom. ru /report /cat /inter _ pol /count _/china / d103715

　　可见，不论对华态度如何，肯定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领先地位的民众都占了相对多数。但也不能忽略，俄民众对华的基本态度对其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视角有着较大的影响。在那些对华态度不友好的民众中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对中国崛起持有怀疑和否定看法的人。

　　2. 当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而俄罗斯作为前苏联衣钵的继承者，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民众角度来说，都抱有强烈的大国心态，较为看重本国的国际影响力，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基金会曾多次就“中俄两国谁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 2002—2009 年间开展的六次民调中，认为俄罗斯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73%、64%、64%、63%、63%、57%; 认为中国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比例分别为 11%、18%、21%、19%、21%、33%( 详见图 4) 。

　　图4 您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前谁更具有国际影响力?

　　注: 图数据引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29. 10. 2009，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изит В. Путина в Китай. http: / /bd. fom. ru /report / cat / inter_pol / count_ / china / d094311

　　不难看出，认为中国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民众比例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 2008 年之后，更是大幅度攀升至 33%，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良好表现不无关系。虽然认为俄罗斯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民众比例在逐年下降，但在俄罗斯人眼中，该国国际影响力仍远远地高于中国。毕竟“200 年来，俄罗斯各方面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直处于中国之上。俄罗斯对中国是‘俯视’”[2]，长期形成的大国心态对俄民众的对外认知仍存在一定影响。

　　3. 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

　　俄罗斯在国家发展模式方面曾进行过多次探索和尝试，力图重振大国雄风，俄国内对周边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式和状况也相当关注，对此，基金会曾在相同的时间就“当前中俄两国谁发展得更为成功”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更加成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67%、64%、67%、59%、56%、76%; 认为俄罗斯更加成功的比例分别为 20%、20%、18%、21%、26%、15%( 详见图 5) 。

　　图5 您认为，当前中俄两国谁发展得更为成功?

　　注: 图数据引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29. 10. 2009，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изит В. Путина в Китай. http: / /bd. fom. ru /report / cat / inter_pol / count_ / china / d094311

　　概括来说，半数以上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较为清晰且认可的态度，即中国占据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领先地位、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发展模式显得更为成功，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更具国际影响力。但不容忽视的是，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对华态度不友好的民众，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持有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而且仍抱有强烈的大国心态，认为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远高于中国。

　　中国: 朋友还是敌人?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1 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前中俄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然而，不能忽略，在双边关系快速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现象也时有出现。那么，俄罗斯民众是如何界定当前两国间的关系呢，这个东方邻居究竟是朋友还 是敌人，中国的崛起又是否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呢?

　　1. 俄罗斯民众对中俄关系的定位

　　列瓦达中心于 2011 年 5 月对 1600 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受访者们分别要说出 5 个可以被称为俄罗斯最紧密的朋友或盟友的国家，结果显示，有 18% 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位列第五，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德国之后。[3]

　　表3 在 21 世纪，中国将是俄罗斯的朋友还是敌人?

　　注: 表数据引自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网站，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В ХХI ВЕКЕ КИТАЙБУДЕТ ДРУГОМ ИЛИ ВРАГОМ РОССИИ? . http: / /wciom. ru /zh /print _ q. php? s _ id =176&q_id = 14508&date = 28. 07. 2005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мнения) 曾分别于 2005 年、2007 年、2009 年就“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一问题进行调查( 详见表 3) 。总体来看，三次调查数据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将中国视为盟友及亲密伙伴的受访者比例保持在了 50% 左右，占据相对多数; 有相当一部分人( 25%—31%) ，其中包括部分对华持友好态度的民众，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危险的邻居，必定会成为俄罗斯的竞争者; 把中国视作敌人，持有这种极端观点的民众比例相对较低，仅在 4%—6% 之间，这些人往往也是俄国内“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总体较为稳定的态度之下，调查数据中也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细微变化。在 2007 年，将中国视为盟友及亲密伙伴的受访者比例较 2005 年有了一定 的提高，同时，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比例也略有减少。在 2009 年，调查结果再次出现了小幅波动。

　　2. 中国是否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津津乐道，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的每一步前进都会被一些人解读为对他们自身的威胁，面对着正在自己身边崛起的中国，俄罗斯民众是否会将这视为威胁呢?

　　基金会曾先后三年就“中国的强大是否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这一问题进行民意调查。三年间，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威胁到俄罗斯利益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41%、39%、44%。对比而言，将中国看作是威胁的民众数量略多于持相反 观点的民众，可见，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是怀着一种防范的心理的( 详见图 6) 。

　　图6 您认为，中国的强大是否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

　　注: 图表数据引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29. 10. 2009，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изит В. Путина в Китай. http: / /bd. fom. ru /report / cat / inter_pol / count_ / china / d094311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会威胁到本国的利益? 基金会也 曾专门对此进行过调查，针对认为存在“中国威胁”的人群，基金会提出: “您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结果如下: 中国人向俄罗斯非法移民以及抢夺俄罗斯领土的威胁( 22%) ; 他们人口太多了( 8%) ; 中国——高速发展的国家，他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对俄罗斯不利( 4%) ; 俄罗斯市场上充斥着中国的廉价低品质商品，它们损害了俄罗斯商品的利益( 4%) ; 中国是核大国，俄罗斯存在着来自中国方面的军事威胁( 3%) ; 中国人占有俄罗斯自然资源的企图，偷猎( 2%) ; 中国——侵略性的国家( 1%) ; 我们拥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是邻居( 1%) ; 对中国国家特点的判断( 1%) ; 其他的( 1%) ; 难以回答( 5%) 。[4]

　　随着中俄两国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以及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威胁论”已不再像 20 世纪 90 年代那样在俄罗斯甚嚣尘上，其市场也日渐萎缩，但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中俄实力差距将继续扩大，俄罗斯的失落感会越来越严重。这会影响对华合作的积极性，俄将变得更加挑剔，更激进地维护本国利益”，[5]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中国威胁”的声音将不会彻底消失。

　　影响俄民众对华认知的本体因素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这些 因素包括认知对象的特点、认知当时的情境、认知者本身的特征以及根据已有经验进行逻辑推理的思维定势等。[6]此处尝试截取其中一点，从涉华民调结果切入，对影响俄民众对华认知的本体因素进行探究，以期更加深入地了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进而提出改善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几点建议。

　　1. 影响俄民众对华认知的本体因素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该问题，首先以两份相关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哪一个国家对俄罗斯而言是最需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与其中哪一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最重要的?”——基金会于 2009 年在调查过程中提出了该问题。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跻身前三名( 分别为 18%、12%、11%) 。对受访者的背景情况进行对比后可发现，领导阶层( 26%) 、企业主( 22%) 、高学历及中高收入者( 各有 18%) 、远东地区的居民( 23%) ，特别是阿穆尔边疆区的居民( 28%) 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最需要的合作伙伴。[7]

　　此外，根据基金会 2008 年的一份数据统计，29%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个国家感觉不错，相较于其他人，莫斯科人和高学历者更容易给出这个答案——分别为40% 和 41% ; 56% 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这个答案对于农村居民、百万人口城 市的居民以及 35 岁以下的居民来说较为普遍; 9% 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感觉不好; 另有 6%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这个问题。[8]

　　通过这些数据，可见，从地域因素来看，边境州省的居民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邻居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其中，远东地区的民众更加看重中国的价值，然而，对“中国威胁”最为敏感的也恰恰是该地区的民众，可以说，防范与合作的特点在该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 对于莫斯科而言，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地区的民众能接触到更多的两国间的政治文化交流活动，也能较为容易地感受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对华认知要相对全面深入一些;对于农村及中小城市的民众而言，受自身环境所限制，往往会感觉不到或是很少能感觉到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因素在其生活中的存在，因而形成了一种对华认知的缺失。

　　从社会阶层因素来看，高收入和高学历者、商人和企业主以及领导阶层往往被称作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掌控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对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有着更理性清醒的认识，能接触到更多的华人及涉华信息，不会轻易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能否带来切实稳定的利益是决定他们态度的主要因素，也正因此这些人更加看重与中国的合作，对华态度也较为 友好。

　　对影响俄民众对华认知的本体因素进行分析后可知，俄民众对华认知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和社会阶层区分性，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看待中国的视角也是不同的。“邻、都、高、商、官”这五类人群对中国更为看重和关注，“邻”，即邻近中国的远东地区的居民; “都”，即首都莫斯科的居民; “高”，即高收入和高学历者; “商”，即商人和企业主; “官”，即领导阶层。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时，应针具体人群的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进行交流和宣传，以达到最优的效果。

　　2. 改善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几点建议

　　“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之一，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9]。随着中国越来越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建构良好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那么，究竟该如何进一步改善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俄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总体对华友好、认可中国崛起现实、对华深度认知不足、合作与防范并存、民众个体性差异明显。针对这些特点，要进一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首要的是全面提升中俄两国关系中的“内生因素”。“内生因素”是指“通过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两国人民的了解与信任，并使两国人民能从合作中获利，从而生产进一步合作的动力”。[10]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开展受众面广的人文交流活动，逐步提升俄民众对华认知深度。

　　目前，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当今中国缺少深入了解，对中国人民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此，应进一步加强两国官方及民间组织各层次的人文交流，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同时，把握俄民众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开展方式不同的宣传交流活动。继续加强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推广，借鉴“国家年”、“语言年”活动的 成功经验，开展参与面广的人文交流活动，并以刚刚启动的中俄“旅游年”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俄民众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动性。同时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俄罗斯民众，特别是年青人能够全面了解中国文化、接触到中国人民，最终提升对中国社会的认同感。

　　第二，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互利合作，努力消除俄民众的防范心理。

　　边境地区是中俄两国间商业交往最频繁、人员往来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最容易塑造国家形象的窗口，针对当前俄边境地区民众对中国既借重又防范的心理状况，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使双方产业链相接，实现互利共赢，让俄民众切实 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好处，改变中国“掠夺者”的形象，使其明白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的将是和平而不是霸权与扩张。随着《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2009 – 2018) 》的签署，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已初步展开，相信这些努力在将来能够切实消除俄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上的误区与偏差，增进两国民众间的互信。

　　第三，依托对华友好的“精英阶层”，广泛拓展对华友好的人群范围。

　　针对俄民众对华认知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阶层性区分的现状，应依托当前 对华态度较为友好的“精英阶层”，在巩固其知华、亲华的倾向同时，利用他们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对其他各阶层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帮助中国在俄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拓展对华友好的人群范围，使更多的人理性、友好地看待中国。

　　第四，规范在俄华人的行为，进一步改善华人形象。

　　俄罗斯社会对在俄华人的看法往往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目前，个别在俄华人行为举止不够检点、时有违法行为发生，这些都使得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民众对在俄华人群体本身和中国国家形象都形成了负面印象。对此，中国驻俄外交部门应在维护华人基本权益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提升其素质，配合 俄方规范其行为，努力塑造诚实守信、举止文明、遵纪守法的华人形象，改善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为进一步促进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一个扎实稳定的社会基础。

　　作者工作单位：国际关系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徐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国际关系学院三系六队;邮编: 210039; E – mail: 335760347@ qq. com。

　　注释：

　　[1]管文虎. 国家形象论.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31

　　[2] 李随安. 中国和俄罗斯: 国家形象之比较. 西伯利亚研究，2007( 4) : 54

　　[3]俄罗斯列瓦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网站，01. 06. 2011，Отношение к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 май 2011) .http://www. levada. ru/press/2011060103. html

　　[4]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16. 03. 2006，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Геопроект: Китай. http://bd.fom. ru/report/cat/inter_pol/count_/china/dd061123

　　[5]盛世良. 东北沿边开放与中俄关系背景分析. 西伯利亚研究，2011( 1) : 6

　　[6]时蓉华. 社会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77-179. 转引自钱洪良，杨光海. 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 军事谊文出版社，2010: 88

　　[7]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01. 07. 2009，Пресс-релиз，Обыде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http://bd.fom. ru/report/cat/inter_pol/count_/china/news10709

　　[8]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31. 07. 2008，Опрос населения，Образ Китая. http://bd. fom. ru/report/cat/inter_ pol/count_/china/d083021

　　[9]金正昆，徐庆超. 国家形象的塑造: 中国外交新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 2) : 126

　　[10]唐世平. 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7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41225118114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2014/12/25

旧文章ID：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