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浪财经  来源：新浪微博

业绩走低，平台经营模式转变。在美上市的聚美优品正面临投资人和机构的“围攻”。本周一，美国Milberg LLP法律事务所宣布，正在对聚美优品展开调查，并召集投资者发起集体诉讼。据此前美国相关诉讼，败诉的赔偿金将是天文数字。http://t.cn/RzmTecJ

来源时间：2014/12/17   发布时间：2014/12/17

旧文章ID：985

作者：奕栋  来源：椰青跨境电商 微信号

    非洲，尼日利亚，面积只有中国的1/10，却养着1.8亿人，这是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大宗业务被英法等大国垄断，以印度、中国商人为代表的中小商户成了当地最活跃的民间商业力量。我是2008年过去淘金的。

　　那年，我刚下飞机换上出租车，窗户外边就伸进来一支Ak47，枪口指着我的脑袋，接着伸进来一只手。我赶忙把600元Naira(当地货币)交到那只手上，换来的是一句掺杂着非洲口音的“have nice day!”……这种情况源于当地的军阀割据状态，政府军往往是形象工程，却起不到保护民众(尤其是外国人)的作用。有次碰到勒索，我曾经尝试找警察申冤，结果警察说了一句，“这种事找我们多麻烦，你一枪把那家伙毙了不就结了?……”

　　我的业务本质上是把国产的陶瓷、玻璃等日用品销往尼日利亚，一箱集装箱的利润只有5000RMB，每月能走数百箱，一支10元的高脚杯，在那边可以卖到上百元，购买者当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身份的土豪贵族。

　　我在尼日尼亚找到一位女士，用2000元左右包下了一个仓库，那位女士是当地酋长的第27位老婆。

　　做当地市场第一步是找个比较靠谱的当地人提供信息、打开渠道，由于文化差异，当地人大多还没开化，做起生意来认钱不认人，熟悉后会用信息差对中国商人做各种要挟，在这里提醒大家，像这样的业务渠道搭建起来后，要想法找到渠道源头，否则会陷入无尽的被动和要挟。

　　也有例外，有一个非洲小伙，一开始帮我做送货的劳工，熟悉以后主动找我，非常谦虚的问能否把残次品拿去给他卖，卖完后再结算，当时我想反正留着也是处理品，就答应给了他一箱。结果第二天小伙拿着钱过来结算。建立诚信后，我们之间的生意日益密切，就这样一来二去，半年下来，小伙从进一箱残次品，一直到进几百箱正品，不但成了我的主力经销商，也成了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商人，并开了家超市，所有的非洲私人超市都是一个样的简陋、脏乱，但有一次我来到他的超市，发现这个小伙的超市做的异常干净整洁，生意也明显比别的店好上一截。不禁感概，原来处处留心、脚踏实地的生意法门到哪里都是通用的。

　　我的陶瓷生意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印度商人，我们在同一品类上进行过多次短兵相接，有好几次打到两败俱伤，囤货千箱。结果发现印度人的产品还是从中国进口的……

　　在非洲，即便尼日利亚这样的贸易重地，基础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我所租住的，已经算是当地的高档小区，一周也只供几小时电，剩下时间都要自己手摇发电机。水质也相当差，没电、没上网条件、所以没电商，更没物流。所有交易都是当面交易、现金结算。非洲的银行你是万万不能相信的，整天出的都是假票据，只有现金，美元，才是唯一的诚信货币。所以在那做生意你每天的必做之事就是手动点钞，结算起来动则几大箱的钞票，通常会点到手发软。什么?印假钞?省省吧你，没电，你用什么印?

　　由于没有物流，全部要现货交易，一次半夜赶货途中，所在的车队当时由四、五十辆卡车组成，行驶在一望无边的非洲荒原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方突然传来了枪声，原来是车队的规模太大，引来了当地的武装劫匪。车队成员们本能的下车、伏地，这时夜空无星月，车队全部停下熄火，以免暴露目标，荒漠里一片漆黑，只剩耳边不时传来子弹的“嗖~”“嗖~”声和子弹火星的微光，告诫每一个人死神就在身边。 
　　经电话求援，当地政府军赶到，与负责人一阵紧急讨论后，结论竟是商队继续前行，军队车辆开在后面保护。换句话说就是把商队做活耙，军队拿商队做掩护……最后商队虽顺利走出伏围圈(伤亡一两个)，但大家对军队的做法甚是无语。

　　当地有一种说法，埃博拉病毒，其实以目前科技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而大国们觊觎非洲市场，企图利用各种手段来牵制非洲。所以埃博拉等流行病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人为行为。我有一些善良健康的非洲朋友有段时间想逃离非洲，请求我把他们带往中国，但受到政策牵连，就是没法出境。

　　非洲和中国经商环境不同，做生意除了拼头脑、信息量，拼的更是胆识，有时更需要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感谢我的团队，靠着他们的拼命精神，两年半时间，单品销量在当地市场上做到前三，销售额更是突破20亿Naira(折合RMB约7000W)。我是奕栋，我在尼日利亚做跨境生意!
　　David Ni：一句话总结，为什么尼日利亚没有跨境电商? 因为没电。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41215117567.html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5

旧文章ID：979

作者：于英红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

    关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通常认为他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执行人之一，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与中国共产党结怨，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抗战后期，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共是中国未来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中共也积累起比较正面的印象;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可靠而又强大的、与美国拥有共同政治价值取向的亚洲盟友，在这一认知和政策目标的指引下，对美国而言，扶蒋与反共不是必然联系的命题。也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后，美国多次试图将美中关系从美蒋关系中剥离出来，然而这一努力屡屡被消弭在中国国内政治的残酷现实中。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以及他在任大使期间的外交行动，实质上正反映着这一努力。对司徒雷登的外交努力进行认真分析，可以认为司徒雷登的外交目标在于增进美中关系而非扶蒋反共。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美国试图修补自身立场

　　1946年7月，正在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推荐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注1考虑到此前赫尔利担任大使期间扶蒋一边倒的立场，以及两个大使候选人对共产党的立场与看法，任命司徒雷登这项举措本身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建立正直而又中立的威信增强其调停建议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力。

　　(一)人选的更换

　　首先，前任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将美中关系界定为美蒋关系，他的外交行动让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和目标产生深深的不信任和猜疑。在上任之初，赫尔利积极奔走于重庆与延安之间，试图通过政治和解的方式建立联合政府，他按照美式民主政治的模式为中国规划政治蓝图：认为只要国共两党都抑制住本党内的极端势力，国民党能够对共产党做出一些让步，共产党就可以进入政府成为合法政党，建立联合政府。他抱着这一乐观的想法飞往延安，与共产党主要官员一起规划了五点协议，在他看来，五点协议是解决国共问题的公正基础。然而宋子文告诉他，国民政府不能接受，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马上从先前的立场上退却，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任务是要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注2

　　这让共产党形成一种认识：美国的预设立场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国共之间拉偏架，从而损害了美国作为协调者的中立印象。美国政府意识到赫尔利的立场将会损害美国的在华调停努力。1945年4月28日，国务院远东司在备忘录中阐述了不同意赫尔利大使政策的理由，“我们认为，赫尔利的政策正在增强蒋介石委员长在处理内部统一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在不明智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军事支持限制为只给予委员长的军队，从而使我们不能利用可能被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的其他中国军队。我们认为，他的政策正在使我们所拥有的能促使委员长进行军事、经济和政府改革的影响和手段失去作用，而这些改革是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和稳定所必需的。总之，赫尔利大使在本政府对华关系问题上正在沿着一条我们并不同意的路线进行，我们担心按照他的做法会使中国走向内战和严重的外部纠纷”。注3因此，赫尔利的辞职是美国政府检视其对华政策的一大努力。

　　其次，为了避免受到国共双方认为美国持有偏见的指责，美国放弃最初属意的人选，另择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这项举措本身证明美国希冀修复赫尔利大使在中共方面造成的扶蒋一边倒的印象。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是以美国收回此前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的提名为代价的。国民党要人董显光认为这是“中共的胜利”，注4理由是美国考虑到共产党对魏德迈的强烈反对，中途换人，证明共产党对人选的看法对美国产生了有实际效力的影响。在董看来，尽管司徒雷登“本身并无共党色彩，但他对于共党政治却鲜了解。中共此次排斥意志坚强如魏德迈者于美国大使馆门外，确是他们的真正胜利”。注5这将会对共产党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

　　在提名之前，马歇尔将军希望寻觅一位洞悉中国事务的帮手协助调停。魏德迈深得蒋介石信任，他与国共高层都打过交道。马歇尔建议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获得杜鲁门的同意。马歇尔在一次非正式的新闻会上透露了这一计划。共产党方面知道后，向马歇尔表示共产党不接受魏德迈。7月初，马歇尔电告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DeanAcheson)：因为人选消息引起共产党抗议，对调停造成困扰，因此要求取消魏德迈使华任命。注6

　　共产党之所以抗议对魏德迈的任命，是因为魏在抗战胜利后采取迅速行动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北的关键地区，避免抗战胜利果实被共产党抢了先。这让共产党认为他在国共双方之间难以进行公正调停。魏德迈对这一突来变数非常反感，当艾奇逊与他约谈此事时，他说：“我一开始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迫切要求，我才同意接受提名。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注7

　　(二)两位大使人选对中共看法的差异

　　从司徒雷登与魏德迈对中共看法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理解更换人选为什么会激起国民党要人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与当时绝大部分来华的美国人一样，司徒雷登对中共的看法经历了从疑虑、担忧转向同情和有保留称许的变化。作为传教士，他的思想体系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不相容的。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心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将使基督教面临很大的威胁，抗战爆发后，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农民不满的体现，因此不必把中国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看得太严重。注8在白色恐怖年代，国民政府压制偏左政治学说，他主张学术自由，在他执掌下的燕京大学，师生可以公开讲授、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和书籍。而魏德迈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中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在魏德迈寓所谈论过共产主义的本质和手段。魏德迈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我常听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对中国福祉关心的农民改革者，但是这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面拆穿了这些在美国被广泛传播的报告根本就是谎言”。注9如果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可能会加深中共对美国立场和意图的疑虑，损害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影响力。 　　而司徒雷登的经历有助于修补中共心目中美国偏袒国民党的不公正印象。作为教育家、传教士，他享有较高的威望，并在包括国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积累了广泛人脉。司徒雷登是来华传教士夫妇后代，他出生在浙江杭州，自视为中国人一分子。他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远比其作为传道士更为辉煌的成就，他主持创办的燕京大学力倡学术自由，延揽大批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入校任教，燕京大学一度成为中国一流大学，在日本进驻北平期间，司徒雷登以各种方式与日本人周旋，让燕京大学在日占初期得以享有一片宁静，他也因此赢得很高的声望。

　　此外，他虽然没有走进中国政治，但在传教和教育事业中，得以认识各界要人，并与他们有着良好的交往经历。在国民党方面，他与蒋介石夫妇因为宗教缘由有着较为融洽的关系，国民政府多名高官比如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都是司徒雷登的好友。在共产党方面，1938年，在汉口一位主教家中，周恩来、王明、博古特意前往主教家中拜访司徒雷登。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坚持每年到中国内地了解局势进展，其中多次与共产党有过接触。1940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长谈。1946年，他在燕京大学庆七十大寿，叶剑英送来祝贺。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司徒雷登前往重庆参加庆祝胜利晚会，与当时也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有过会面。

　　(三)中国各界的正面回应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后各界的反应也说明美国这一修补立场的努力初见成效。各界人士再次燃起对调停的希望。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先后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这项任命。邓颖超在上海答记者提问时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予极大的希望。”教育家陶行知说，“美国这一行动……不但能增进中美友谊与相互的谅解，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国民党也对司徒雷登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前往江西向正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递交国书时，蒋表示欢迎司徒出任大使，不过宋子文在任命宣布后很失望，他认为司徒没有国际声望，又喜欢从一个纯粹自由主义的视角评判中国事务。注10

　　各界的反应说明美国借助司徒雷登的声望与人脉，以修补对华立场的计划取得明显成效，这也符合马歇尔举荐的初衷，多年以后他受邀为司徒雷登的回忆性自传《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作序时，他写道，“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五十多年的经验……有司徒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我怀疑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了解中国的特性、历史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他那高贵的正直使他的意见变得极其重要”。注11在一个讲人情的国家里，选择一位受到各方尊敬也都能接受的人担任大使，这至少开了个好头。

　　司徒雷登坚持有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

　　司徒雷登的政策立场对中美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对国共两党采取的态度、政策选择都直接影响着国共双方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分析司徒雷登在大使任上的立场以及他在这一立场指引下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有助于判断他是否是扶蒋反共政策执行人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主张，美国应当根据国民政府的表现和处理内政的进展情况给予支持，而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1947年1月，马歇尔回美就任美国国务卿，临行前他询问司徒雷登对中国局势与美国政策的看法，后者提出三种政策建议：“一、对国民政府寄予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在军事建议方面，要进行急切需要的改革，进一步的援助要看每个阶段改革的成效再决定;二、我们不订任何有力的计划，只观望，采取等等看的态度;三、不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从中完全撤出来。”注12在三种政策选择中，他说自己完全支持第一项，在二、三项之间，他更倾向于第三项。在大使任上，他主要按照第一个政策选项在处理中美关系。

　　(一)敦促国民政府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帮助国民政府进行改革是司徒雷登的重要在华努力，这是以往学界认为他作为扶蒋反共政策执行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为敦促改革和对改革的正面评价被认为是在为争取美援创造条件。事实上，这两项工作并非以援助为目标的。他希望借此改变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和由此衍生的弊端。他还希望当国民党在改革中做出的妥协符合共产党的利益时，国共和谈能够恢复。应该说，这种意义上的改革是有益于中国国民福祉的政治计划，无关乎党派倾向。

　　出任大使后，司徒雷登很快意识到国民政府执政基础狭窄是当时中国各项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1946年7月与蒋介石会面时，他建议，“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进行内部改革，以消除弊端……避免暴力、专制手段”，并表达了他对国共矛盾陷入僵局原因的看法，“共产党之所以对放弃武力而成为合法政党之步骤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担心：无论委员长本人的政策如何开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对共产党是置之死地而后快”。注13

　　他认为，CC系(“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与国民党日益丧失民意呈现出互为促进的恶性循环关系。与此同时，国务卿马歇尔在致司徒雷登的电报中经常提及CC系核心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他认为“陈氏兄弟是他来华调停使命的主要障碍”注14。司徒雷登对马歇尔的这一结论深表赞同。在1947年4月5日给马歇尔的电报中他写道，“CC系(中国持激烈反共立场的政治派系)是国民党中最为训练有素的派别，由于该派别组织完备，势力深入到基层，在国共交战时他能够满足蒋委员长的需要。”注15而在使用CC系的过程中，蒋介石使自己陷入一个身不由己的悖论中，司徒雷登观察到，“委员长迫于形势需要，利用CC系所掌握的资源，同时CC系借助更为有利的位置来巩固其在国民党内和国家中的地位，委员长也因此越来越难于消除他们的影响力，也很难控制他们的行动，这让形势持续恶化……”注16因此，司徒雷登认为国民政府要赢得民意，必须尽最大努力减少CC系在党内和政府中的势力和影响力。而要稀释CC系对党政的主导权，并扩大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他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国民党温和派和来自其他党派中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在政府的声音。1947年3、4月间，在他的敦促下，国民政府改革终于得以启动。然而，这次改革的最终结局说明这不过是一次装饰门面的政治改革工程，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变。而蒋介石认为这是他索要美国援助的政治筹码。

　　(二)如实评估国民政府改革情况

　　司徒雷登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意愿粉饰这次改革，他对改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并向华盛顿做详细汇报，这实质上是司徒雷登不具有党派偏见的另一外交行动。美国一直敦促蒋要结束一党统治，希望中国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并将此视作中国能否成为接受美国援助之理想地方的考量标准和前提。蒋和国民党将国府改革当作争取美援的跳板，这也不难理解。当1947年3、4月间改革刚完成时，蒋就急于从司徒雷登处探寻美国对改革的看法并试探援助的可能性。司徒雷登对改革本身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认为改革并未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对蒋和国民政府无异于在浇冷水。他认为美国的意愿不在于流于形式的机构调整，而是希望国民政府借助改革了的政府开展一些有成效的工作。1947年4月司徒雷登在写给马歇尔的电报中写道，“现在要想准确评估4月17日国府委员会改组的最终成效为时过早……考虑到历次中国政府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效应驱动，在国内层面很少产生实质上的变化”。注17他对孙科当选副主席、邵力子和宋子文被包括在内感到鼓舞，认为孙科当选是想加强进步或自由主义分子力量的表现，但是也存在诸多令他感到失望的地方：比如除了行政院，其他四院的院长都没有更换。青年党领袖曾琦出任院长，青年党是一群主要由四川士绅组成的、过去与国民党右翼关系密切的势力。他一直希望蒋介石能够摆脱的CC系势力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国民党在选出国府委员后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陈立夫担任秘书长，仍然把持国民党机构，影响国民政府政策。这与蒋介石的自我评估截然不同。考虑到国务卿马歇尔对CC系的看法，司徒雷登关于改革成效的汇报显然不能证明国府改革取得了实质意义上的进展，不足以打动马歇尔，促使他启动对华援助动议。

　　(三)美国大使馆滞留南京

　　此外，司徒雷登不具有党派偏见的另外一大外交努力是，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前，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通常情况下，外交关系存在于两个国家间互相承认的政权之间，美国大使拒绝南迁对国民政府不啻为一大外交打击。当时只有苏联大使接到斯大林指示随国民政府南迁，其余所有国家大使都跟随美国留在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是共产党渡江后与西方建立外交联系的唯一通道。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是希望借助自己在中共方面的人脉为美国与中共之间重启太平洋战争期间就曾经建立的联系。注181949年5月，他与担任中共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黄华会面，注19他说自己愿意长期留在南京以便表达美国对中国民众福祉的关心。当黄华表示希望美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条件，连同涉及条约的已被广为接受的国际惯例，是承认的唯一适当的基础。中国建立哪种形式的政府完全是一国的内政事务。”注206月，他希望能够回燕京大学过生日，此时共产党已解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都对此表示欢迎。6月29日，司徒雷登给国务院发去一封电报，征询意见，他说自己愿意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去北平，他对与共产党高层见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列举北平之行的意义，“此行将让我带给华盛顿关于共产党意图最为权威的信息，有助于增进互相理解，并且有益于增强共产党内反对苏联的自由力量……让共产党知道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变动持开放态度，这将对将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注21但是，国务院迫于强大的国内压力，注22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司徒雷登的这些外交努力都不是“积极助蒋打内战”所应该采取的行动。首先，实施有条件支持的政策对维持蒋本已脆弱的统治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抗日战争对东部沿海工商业造成严重破坏，使蒋介石失去了工商业资本力量的支持，他越来越依靠内地地主的支持，这一阶层更为重视局部利益，也容易与党内右翼捆绑在一起，这也使国民政府愈加丧失改革的动力。而国军战场形势的恶化让国民党更加依赖右翼势力来维持秩序，国民政府要进行司徒雷登所希望的改革已是不可能之事，对于时间已经不在自己一边的蒋来说，凭表现拿援助已经远水不解近渴。其次，司徒雷登认为改革并未减弱CC系对党政的控制，而这一点正是美国最希望国民政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的部分，这种评估无力游说国务卿马歇尔给予蒋介石援助。第三，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是希望在中国政局变动时为共产党执政后的中美关系敞开一扇门，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这种举措实际上是美国要放弃国民政府的征兆。

　　司徒雷登与美国对华援助

　　这一时期蒋介石申请到的美国对华援助，一直被认为是司徒雷登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另一大证据，实际上国民政府获得美援是美国宪政角力的结果，司徒雷登敦促的国府改革并对成果持有的乐观评价贡献不大。

　　(一)司徒雷登反对无条件援助蒋介石

　　司徒雷登反对美国对国民政府进行无条件大规模援助，一直坚持美援需要国民政府在一些领域取得进展后才可以放行，否则美援会被卷入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之中，从而损害美国在中国的威信。这与国务卿马歇尔是同一思路。对蒋介石屡屡试探美援，司徒雷登做出的回复基本上是要求国民政府取得明显有实效的进展以后，美国才会考虑援助。而且明确申明美国不希望援助因为国共冲突困扰而出现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性质变化。1947年3月，他建议国务卿马歇尔，美援“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政府停止一切对共产党的攻击行动，二是国民政府本身进行有效改革，激发国民政府进行深刻改革和建立真正进步之民主体制的愿望”。注233月29日，他告诉蒋介石，“当国共内战存在时，美国不会考虑给予援助，除非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趋向民主改革”。注24其后，蒋介石再次谈及美援的可能性时，司徒表示自己没有接到华盛顿方面的命令，也没有理由认为华盛顿已经做出对华援助的决定;他还重申自己一贯的看法，“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所承担的财政援助应当真正有利于中国人民，而非任何集团或者组织……在短期内，政府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向共产党敞开和平大门;现在政府改组应使未来的进步改革成为可能，这是华盛顿和热心为公的中国人民所共同期望的”。注251948年，当他得知50多名共和党议员联名给杜鲁门写信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司徒雷登非常震惊，他批评这些议员抱有这种错误想法：认为只要给国民政府军事和经济援助就能使中国免于共产主义。在他看来给国民政府大规模无条件支持只会掀起更高的反美情绪，也让国民政府在中国国内事务上更加强硬。

　　(二)一度呼吁给予援助是要制衡苏联

　　1948年间，司徒雷登确曾建议美国对国民政府予以援助，然而他此时的目的在于制衡苏联，而非打击中国共产党。1948年他注意到苏联不再刻意掩饰对中国内政的兴趣，国共双方也都对苏联抱有越来越多的期待。在共产党方面，他获得的情报显示1947年12月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表示，美帝国主义已经取代德、日帝国主义成为战后阻碍解放运动的敌对势力，苏联是反帝、民主力量的领袖。在国民党方面，他获悉，张治中与苏联大使馆官员罗斯金(N. V. Roschin)会面，后者表示苏联希望中国内战早点结束，而美国希望内战继续下去以便完全控制中国。一周以后，罗斯金又告诉邵力子，如果国民政府邀请苏联，苏联愿意介入调停中国内战。注26这一新的动向让司徒雷登感到焦虑，他希望美国能够适当给予援助，防止国共双方都彻底倒向苏联。但是巧合的是，蒋介石在冷战开始以来一直打冷战牌争取美援，马歇尔对这一理由已经很反感了，1948年在和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交谈中，马歇尔批评国民政府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利用美苏冲突争取美援的基础上。因此，司徒雷登提出的予以适当援助的要求未能得到马歇尔的肯定性回应和行动支持。

　　(三)美国国内宪政角力促成美援放行

　　1948年国民政府得到的美援，并非司徒雷登努力的结果。而是杜鲁门政府在1947―1949年间迫于国会的压力而做出的妥协。在美国，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政府决策的事情，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和国民意愿的制约。有时政府高层在外交决策时为了在其他问题上争取民意支持往往会选择在另外某些问题上采取一些妥协措施以安抚民意，顶多在原则上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过的立场。特别在涉及对外援助时，白宫官员只有提出动议的权力，要获得通过必须得到国会的支持，在这种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密切关联的环境下，1947―1949年的对华援助深陷这种角力之中。

　　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后美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冷战，苏联在东欧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让美国感到有必要通过复兴欧洲以抵制苏联。但是欧洲复兴计划需要国会和民意支持。为了获得民意支持，美国的国内宣传模糊了抵制苏联和反共的区别。这一点在后来成了民意反制政府对华政策的一大重要因素。美国人感到自己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有责任拯救那些正在或者将要遭受共产主义威胁的人。可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这时期白宫的外交决策者们对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理性的分析，认识到国民党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政治的堡垒，它的执政存在很多有悖民主原则的缺陷。且还认为共产党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力促社会改革的、得到相当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势力。但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对日作战的支持，媒体把蒋介石塑造成了自由中国的代表，宋美龄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亲自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给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国民政府的形象加分不少。这种定格了的印象在1947―1949年是否援助国民政府的争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也让支持蒋介石的国会议员在攻击政府时占据了一个制高点。

　　上述认识奠定了1947―1949年间国会与政府之间角力的基础。不过，世界范围美苏冷战的大背景决定了国会占据天然的主动权。美国政府要推行遏制苏联的其他计划时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而国会就可以借中国问题施压，互相妥协的结果是政府只能原则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具体细节上做一些让步。1947年春马歇尔使命的失败和国共冲突全面爆发惊动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那些亲蒋的、以密苏里州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为首的共和党人。他们举出美国在希腊、土耳其积极干预以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影响蔓延为例，指责美国政府对中国放任不管，既然美国要在欧洲实施费用高昂的马歇尔计划以阻止共产主义和苏联影响蔓延，就没有理由不把正在致力于国共战争的蒋介石列入援助计划。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缺少前后一致性，是不明智的。国会越来越频繁地强烈抨击政府的对华政策，使政府处于防守之势。共产党在1947年占据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后，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面临越来越不利的军事形势，国会的抨击声浪也越来越响亮。5月底马歇尔非常不情愿地解除了对华武器禁运。注27

　　但是马歇尔仍然认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努力避免卷入中国事务，避免对国民政府承担责任。各种信息来源证实国民政府走向覆亡只是时间问题。相比欧洲事务的轻重缓急，国务院仍然主张不对国民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5月国务院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美国从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提供5亿美元贷款的申请，国民政府说明这笔钱是为了急需;也拒绝其要求美国政府在1947―1949年间提供5亿美元给国民政府的要求。驻美大使顾维钧在1947年5月8日递交这些申请时，马歇尔倾泻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愤怒，他抨击在最近的国民政府改革中，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长，并向顾维钧表示，“这样的国民政府不具备获得美国援助的条件”。注287月面对来自国会不断升级的压力，马歇尔和国务院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

　　第一个是政府7月11日宣布派魏德迈使团前往中国，官方在备忘录上表示派遣使团的目的在于，“评估中国的政治、经济、精神面貌和军事情况”注29，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给予援助。但是派遣这一使团的真正目的在于应付国会，以缓解政府的压力，而非准备给予重大援助的前奏。在这项使命宣布的5天后，马歇尔在给司徒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保证，魏德迈使团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注30这也是魏德迈使团离开后国民政府一度出现了暂时乐观情绪的原因，国民政府认为魏德迈使团回国后会带来大量援助，但很快他们发现期望的援助没有到来。

　　第二项妥协是将对国民政府持负面态度的官员调离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职位。9月15日国务院将远东司司长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调到瑞典担任大使。即便如此，马歇尔依然没有改变初衷，他选择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接替范宣德的位置，而巴特沃斯和马歇尔、范宣德一样，都对援助中国不感兴趣。11月10日，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需要国会的支持，他在援助中国上做了妥协，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宣布将建议对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对于美军军事顾问团的作用，11月28日马歇尔在给司徒的回复中明确表示，他反对美军军事顾问团涉入中国军事战略计划和行动，因为“接受这一责任的后果将会是极其深远的”。注31

　　因此，司徒雷登以抵制苏联目的作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的理由并未打动国务卿马歇尔，倒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获得国会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在对华援助上做了妥协，在他们看来，欧洲事务远比中国事务重要得多，况且放行的对华援助数目相比欧洲复兴计划只是小数目。与其说司徒雷登的改革帮助国民政府获得美援，倒不如说国民政府在美国国会内外的支持者们帮了大忙。

　　综上所述，司徒雷登出任大使，以及他在大使任上的外交努力，证明他是本着发展中美关系的长远目标来因应当时中国正在酝酿的政治剧变。他主张对国民政府实行有条件支持的立场，是希望美国的对华援助建立在国民政府改善国民福祉之表现的基础上，这是有益于中国国民利益的鞭策，而非旨在助蒋打内战。而抗战结束后美国提供的对华援助，司徒雷登敦促的国民政府改革对于争取到这些援助贡献不大，倒是美国宪政角力导致政府做了原则性妥协促成了对华援助通过。因此，扶蒋反共并非司徒雷登外交的出发点和目标，让中美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才是他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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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2

旧文章ID：978

作者：袁雪  来源：《财经》杂志总第415期

    穿行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6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Woass对中国赞叹有加：中国人非常有能力，勤奋有加，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挥汗建设的都是中国人。

　　Woass并没有实际接触过太多中国人，他对中国的好感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给予了坦桑尼亚慷慨的巨额援助，时任总统尼雷尔不但与毛泽东成为朋友，还效仿中国在坦实行了少见的半军事化、高效的政府治理。

　　同样是出租车司机的Ali对中国的印象迥然不同：20岁出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的他认定是大批中国人的到来抢走了他的工作机会，而且还有很多中国人非常“狡猾”地教会了当地工人技能，让他们为中国人工作。Ali从没与中国人打过交道，这样的印象完全来源于同龄朋友们的闲谈。

　　类似分裂的印象经常可以见诸当地媒体，背后是两位普通坦桑人年龄差距所折射出来的历史。

　　与不少国际媒体惊呼“中国突然涌入非洲”不符的是，中国在非洲早已存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大量金钱和实物援助;到了80年代以基础设施建设承包为主;21世纪开端后大量中国商品进入非洲，双边贸易额陡然上升;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进入非洲，“从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的中国，而今天非洲街头上一位修路的工人也代表着中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说。

　　前后在坦桑生活工作过20多年的汪路生在1984年被选派为援外专家首次来到坦桑，他对《财经》记者回忆，出国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不仅技术援助的质量要远远高于在国内的标准，还被告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乎中国的形象。如今，据中国驻坦使馆统计，在坦约有中资公司500家，华人约3万人，实际数量还要高于此。

　　中国在非洲遭到的种种诟病，恰如成长的烦恼：从不起眼到随处可见的中国存在，各种问题自然被暴露以及放大;同时当地的中国人在遵守当地法律、市场竞争时确实存在先天不足。

　　正如商务部前副部长、长期从事对非工作的陈建所警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经过多少年奋斗得来的，但现在却在消耗着这笔宝贵的资源。

　　中国商品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区域的卡利亚库市场是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商贸区，这里也是东非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市场内共有3000多家商铺，其中有500家都是中国血统。

　　一位坦桑商人平均每两个月就会去中国进货，商品主要以箱包和运动类服装为主。做这门贸易生意已经有十年左右，近几年来原本红火的生意遭遇来自中国的竞争，“不断有中国商人涌入，坦桑尼亚的商业将会遭遇灭顶，这种零售业小生意应该是给本地人谋生的”，面对《财经》记者，这位商人的声音不断提高。

　　据了解，坦桑尼亚法律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但中国有不少商人挂着批发的招牌做着零售的买卖，在当地造成价格竞争，同时还提高了租金。

　　中国在卡利亚库的存在从无到有，到今天的500多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发展与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竞争环境不无关系。据卡利亚库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路统计，首批来坦的商贩可追溯到1997年到1998年，那时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开始有所萎缩;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潮在2007年-2008年开始来到，那时在卡利亚库的中国商铺达到200家;不过相比于金融危机，小企业在2011年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卡利亚库的中国商铺迅速发展到500家，若加上未合法注册的，可以达到700余家。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虽然近年来凭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外国投资，但其失业率仍然处在低水平。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将高失业率列为坦桑经济的主要担忧。坦桑尼亚工业基础差，工业增加值仅为GDP的9%，由于对人口流动不加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城市失业率可达20%，在达累斯萨拉姆有30%，女性失业率更可达到50%。“总统基奎特都承认，如果失业问题难以解决，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坦桑尼亚不是不可能的。”吕友清表示。

　　就业问题成为敏感问题，坦桑尼亚政府也多次开展行动，试图清查那些以投资为名行零售之实的违规中国商人。据一位在坦多年的商人回忆，移民局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都曾有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中国在坦大量从事商贸活动以及从事建筑业的劳工，被视为挤压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成为中国在坦桑尼亚的一大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中国商人一起涌入的还有大量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是在新一阶段坦桑尼亚人对中国的主要印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坦桑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坦双边贸易总额仅为9053万美元，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36.9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31.4亿美元，进口额5.5亿美元，处于绝对顺差地位。

　　“在援助之后，坦桑对中国的下一阶段印象就是，中国商人带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来了，也不乏假冒伪劣产品。”坦桑尼亚调查记者协会会长Shermarx Ngahemera对《财经》记者表示。

　　不过现在事情开始有所转机，中国驻坦使馆和中国商会都做出行动解决假冒产品泛滥的问题。例如使馆宣布，对于进口假冒伪劣商品的坦桑尼亚商人将不再予以发放签证，同时大力支持坦桑海关进行查处。民众也开始了反省。Shermarx Ngahemera称，坦桑舆论开始倾向于责怪是本国商人将假冒伪劣产品从中国进口进来;而上述那位愤怒的商人在最后也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政府：“政府虽然声称要加强工作许可证管理，但由于腐败，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

　　中国因贸易的失分也开始随着在坦商业活动的性质转变逐渐缓解。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再胜预测：“趋势应该是投资会越来越多，仅仅从事贸易活动将会越来越艰难，有实力的贸易商早已转做大型批发。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层次和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提高。”

　　投资带来的新问题

　　黄再胜八年前与合伙人一同创立了注册在坦桑的建筑公司。他所在的建筑工程承包行业，是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

　　目前中国企业在坦工程承包市场的市场份额高达80%，每年承包额大约为40亿美元。在招投标过程中，排在前十位的大多为中国企业。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随之而来–不论对于黄再胜的私营公司，还是中土集团这样已经在非洲经营了50余年的国有企业，这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吕友清大使也将其列为抹黑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头号问题。

　　恶性竞争最经常的形式是不计后果地压低价格、互相诋毁、在当地政府内部进行经营等手段也屡见不鲜。“现在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有些甚至是不择手段的竞争，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中土集团前董事长刘志明对《财经》记者表示。

　　低价竞争还会造成工程质量的隐患，“我很担心过几年会出问题”，吕友清不无担忧。2012年时，坦桑尼亚公路每公里造价在50万美元左右，目前还有所增加;但在周边一些国家，公路每公里造价已经低至三四十万美元。“三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出问题)非洲人不会指责这条路是哪一家中国公司修的，只会归咎于中国人。”吕友清表示。

　　这与坦桑尼亚使馆的管理不无关系。首先是市场准入门槛。据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商务代表处代表林治勇向《财经》记者介绍，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坦桑尼亚是39个特殊国别之一，规定若无新的援外工程，不允许新的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坦国市场。

　　此外，2009年还成立了中资承包商会，通过内部认定的规章制度约束企业行为。在过去三年内，主要是对竞标时提出低于常规的低价竞争进行处罚，处以短则半年、长至一年停止投标资格的惩罚。林治勇透露在其任期内，已经对几家会长单位进行过处罚。

　　不过，这种管理方法很难完全复制到其他非洲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约束也有限。林治勇坦言，随着中国在坦桑矿业投资的增加，他正在推动建立类似的矿业企业协会，但与在坦工程承包商多为国有企业不同，矿产投资企业多为民营企业，“管理也就更为复杂”。

　　刘志明也认为，从整个非洲市场来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管理低价竞争问题，但“还没有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没能完全杜绝这种问题”。

　　资源投资是中国投资在非洲的另一个敏感地带。非洲虽然贫穷，但对资源的保护有来自于原始宗教的信仰，再加之非洲国家多沿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有些比中国还严格;此外，还有殖民时代被掠夺的历史记忆，对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多源自中国对非洲的资源投资。

　　2012年的油气大发现让坦桑尼亚正在成为天然气出口的潜在明星。2012年5月，英国天然气集团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先后在坦桑有了大发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称，坦桑尼亚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40万亿立方英尺，价值约1500亿美元，相当于坦桑尼亚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约220亿美元)的6倍-7倍。IMF在今年8月公布的报告中称，坦桑尼亚已经拥有在未来十年成为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的良好机会。

　　在此前景下，中国也开始进军坦桑的资源领域。2011年11月，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承建的全长532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两个天然气处理厂项目开工，总金额12.25亿美元，是目前中坦双边经贸合作中最大的一个承包项目。

　　这一被誉为第二条“坦赞铁路”的工程在施工初期遭遇当地人对施工的阻挠。这条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从南部的Mtwara运至达累斯萨拉姆，被坦桑尼亚政府视为是改善该国长期电力紧缺、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先项目。开工伊始，Mtwara当地居民进行了游行示威，声称这一属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应该首先用作帮助改善当地贫困的状况，而非运往他处，此后和平游行演变成暴力事件，当地警方称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被捕。

　　在暂时停滞后，这一项目继续进行，并预期将在2015年6月按计划完工。Shermarx Ngahemera和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都认为阻挠事件主要源于坦桑在野党的挑唆，但大量的报道仍然给项目承建方中国带来不少负面压力。

　　Shermarx Ngahemera提出，在这个项目上中国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如此大规模项目的正常程序应是政府批准后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其了解这个项目;但中石油则是在两国间协议签署后，立即就进驻开始施工准备，当地民众完全不了解情况,对项目也就生起反感。“应该让民众完全了解将要发生什么，才能保证今后施工的顺利。”

　　这种以中国思维在非洲行事的做法，是给中国形象抹黑的另一个负面因素。相比于企业不恰当作为所受到的炒作，中国人作为个体在坦桑的行为累积了更多、更难消除的负面形象。

　　坦桑尼亚及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对象牙、犀牛角、矿石等当地宝贵的自然资源严格禁止私带出境，但这恰是不少中国人热衷于收藏的物品，私带出境的现象屡禁不止–少数人缺乏法律意识、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也就造成了坦桑尼亚警方、海关对中国人的普遍性“苛刻”。

　　“我应该是70多个国家驻坦大使中，遭遇领事保护问题最多的大使。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他国家外交官很少遇到。”吕友清有些无奈。

　　加分艰难

　　各种负面因素在慢慢侵蚀着积累下来的良好印象，中国已经在展开各种活动试图挽回，但这些希望加分的行动还不够成熟和深入。

　　坦桑尼亚和不少非洲国家类似，拥有从气候到资源的优良自然禀赋，但政府治理方面的缺失影响着该国的健康成长。中国愿意将三十年来的成功治理经验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传播，非洲国家则艳羡中国在短时间内让数亿人脱贫。两方面一拍即合，中国向非洲国家官员提供前来中国学习考察的机会，让双方的距离拉近不少。

　　坦桑尼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主任Adelhelm Meru就曾两次前往中国天津港参观学习，对中国沿海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十分推崇，他声称坦桑尼亚正在计划兴建的巴加莫约工业区就希望以中国的工业园区作为蓝本发展。

　　Adelhelm Meru与《财经》记者谈起中国来，满是赞誉，并表示中国的投资给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利好。被问及中国屡屡被诟病“掠夺非洲资源”，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与中国在资源方面的任何合作都是“双赢”的。

　　对坦桑尼亚官员进行培训是援外培训的一部分。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将对非洲官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作为援助的一环，自2006年中非论坛以来力度不断加大。林治勇介绍，每年中国为300名-400名坦桑尼亚官员提供培训，内容从治国理政到教育、医疗卫生等全方位内容。

　　“一方面加深了这些官员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对双边政治经贸工作的开展也非常有利。”林治勇介绍，“不少官员去过一次中国后，再打交道确实不一样。以前对你爱搭不理，去了以后马上佩服你。”

　　此外，中国为当地年轻人提供奖学金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在当地与上至总统、下至县长的关系热络，这样的沟通互动都可以为中国的形象加分。对非洲政府高级关系的依赖，正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但在非洲大部分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仅仅与上层的良好关系是不具备根基的。

　　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与当地民众交流较少。已经来坦六年的张凤龙就观察到，中资企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与当地社会的融入度较差。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等项目由于可以为当地生活改善谋福利受到的影响不大，资源性项目就很容易受到诟病，这与中国不注重基层不无关系。

　　吕友清也对《财经》记者指出，欧美国家重新重视与非洲的关系，相较于他们，中国对非交往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在语言、宗教、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方面，非洲与欧美有着更深层次的渊源;对舆论有着更多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已经在非洲长期生根，他们的援助项目大多直接面向基层，且有大量志愿者参与，好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成。

　　这种客观清醒的认识正是在非洲长时间耕耘所得到的，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正在越来越多地从体育馆、会议中心等地标式建筑，转向更接地气的民生项目，企业也将社会责任作为必修课之一，更可期的力量来自于正在不断涌入的中国投资。

　　按中国驻坦使馆的统计，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在当地的用工比可达到1∶8到1∶10，即有10个中国工人的工程项目，会雇佣80个到100个当地人;日渐受到重视的制造业的数据更加可观，刚刚来到坦桑尼亚投资的东奥纺织厂已经有千余名职工，中国管理人员只有数十人。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中国投资的农场里，有不少追随着同一家企业、从最底层的技工做到管理人员的非洲劳动者，他们正在构筑着对中国的新印象：来自中国企业的机会让他们得以看到家乡之外的世界、掌握未曾接触的技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着全家的生活。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acob Kehinde Olupona所说，雇佣当地的员工，投资本土人才的教育，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而他判断，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可能不同于以往欧美在非洲的模式，“中国应该有更高明的投资模式，与当地人构建充分的信赖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效果”。

　　《财经》特派记者 袁雪/文(发自坦桑尼亚)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15117498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5

旧文章ID：976

作者：SCMP_南華早報  来源：新浪微博

即使中美双边关系对于全球的未来至关重要，但两国都毫不犹豫地指出，不会出现“中美共治”全球事务的情况。但中美如果受零和政治影响而争斗不休，甚至让分歧转化为负和博弈，后果将令世界无法承受。即便两国仍无法确定如何分配彼此间的利益，也需达到正和结果。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旧文章ID：973

作者：尚远学美工作室  来源：新浪微博

在中国学生的印象中,美国高中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甚至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所以用在学习的时间相比较中国学生就少多了.中美两国文化与国情的不同,造就了两种模式迥异的教育体系.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对于打算到美国高中留学的同学,可以熟悉一下美国模式http://t.cn/RznXM70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旧文章ID：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