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仲敬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从华夏到中国》

    《论中国》以前的基辛格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

　　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她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基辛格在美国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写照。他的《白宫岁月》浸透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氛：假如美国政治习惯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来可以大显身手，不至于屡次功亏一篑。然而理解同时代美国宪制的读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

　　以基辛格的聪明绝顶，他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享有旧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权：可以通过理论升华，象征性解决(现实中似乎不大可能解决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图解大概不至于违背作者的内心倾向：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威尔逊、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而非山巅之城的十字军)。

　　不难看出：基辛格对哪一种传统更为赞赏。他的赞赏跟马基雅维利对恺撒•博吉亚的赞赏非常相似：钦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并不意味着赞赏他的政治目的。这种价值中立的技术外交观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体现。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但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基辛格权力外交也好，他钦佩的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难以为继的极致。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

　　在《大外交》中，中国只是陪衬。在西方外交史叙事中，外交技术背后的文明价值只是陪衬。在《论中国》当中，二者都将走向舞台中心。

　　《论中国》的历史叙事框架

　　基辛格并不以编年史作者自居：沿着时间轴前进，逐次展开叙述。相反，他以文明观察者自居：从高空拍摄点出发，不断下降。取景范围渐次缩小，由文明价值观移向政治细节。他的图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取向"开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历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不过，他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层次：邦国宪制形式与外交文化的互动。这种权力主义的前理解肯定会引起美国社会本能的反感，却很容易唤醒中国读者的亲密感。“非美”知识阶层的偏好一再构成中国读者的美国想象，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将中国人的接受偏好考虑在内，而且中国政治传统远比美国政治传统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开始就把中国人视为假想读者了。

　　基辛格的中国文明观大体是《迂回与进入》和《原始思维》的综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中国式思维具有混沌性质，不能也不想精确界定内政、外交、战争与战略，用私人的权谋技术取代制度和一切硬约束;但这不是原始或腐败的特征，而是不同于(甚至优于)西方还原论、线性逻辑思维和刚性制度的另一种文明。弗朗索瓦•于连和列维—布留尔的原著实际上针对同样的对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他们的措辞多半会触发许多中国读者的被歧视感。这种特征可能源于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奠定的哲学取向，也可能是后来特殊历史路径的产物;二者构成中国许多重大争论的焦点，但不会影响基辛格随后的论述。

　　在弗朗索瓦•于连的框架中，混沌思维和权谋技术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体的政治举措，同时体现于《诗经》时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斗争语言。在基辛格的论述中，内外不分、战争与权争不分的中国式智慧同时体现于《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和恭亲王的战略。恭亲王的伟大在于，他正确地判断：平息内乱比维护边境领土重要，边境领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意见相同。)狭隘的外交家肯定会认为，这是失败的外交。伟大的战略家却心里有数，外交只不过是文明大战略的一种工具。我们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学者于连更懂说法的艺术。他的表述总会稍留余地，使两种读者各得其所。第一种读者会对作者的渊博、识见和友好态度感到满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种读者会领悟到基辛格留下了(于连直言不讳的)最后一段话：中国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对自己不利)的外交举措同样如此，真正的交涉对象不是外国而是内部秩序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推进的过程中，迅速扫过了一些没有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

　　基辛格始终老于世故，巧于辞令。他如果直言不讳，大概就会说出类似《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言辞。中央帝国(可以用革命中心或伟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战略时间表往往以许多世纪为基本单位。蛮夷各邦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临时性外交对帝国的布局影响甚微。给予蜉蝣小邦的恩赏、亲善、褒奖、让步、牺牲都不过是贾生"五饵"的各种变形(气度狭窄的小邦很可能视之为对方的愚蠢或失败)，最终仍然会像草船借箭一样回到帝国。只不过如此漫长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蛮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韩、于阗各小王、酋长对伊里布和邓小平的甜蜜、李鸿章和毛泽东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于马尔嘎尼勋爵和基辛格博士。鲁莽强健的少年往往能伤害深沉虚弱的老人，但他从来不能理解后者。当然，基辛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结果多半是：中国读者感到西方肆无忌惮的侮辱和伤害，西方读者感到中国深不可测的阴险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样，精通“怎样用中国人既能听懂、又喜欢听的修辞表达敏感问题”这种高深艺术。顺便说一句，这种本领也是历代中国官场的核心技术，比才学、功绩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礼国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胜利的地方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说出了实际内容完全相同的话。李鸿章对格兰特的礼遇其实就是基辛格后半生在华所受礼遇的失败原型，是一种针对候补客卿—信使的文化训练。这种训练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国明知道西方政坛"退役"人物不过是政治僵尸，仍然坚持授少数训练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赏和长期的信任;原因在此。这种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维庸名句)在本国从来不能指望的。

来源时间：2014/12/3   发布时间：2014/11/30

旧文章ID：790

作者：Edmond  来源：

      Ferguson大陪审团的裁决终于出来了，将不对射杀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提起诉讼。对这一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到不是笔者在这里“事后诸葛亮”的卖弄自诩，实在是因为只要是对这一事件的相关外媒报道持续关注的人就应该对此不会太感意外。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白人警官的说法，包括最新的尸检报告。但是尽管美国媒体如CNN，ABC，Time，New York Times等轻易点击几下就可访问，却必须考虑到有相当多的人由于语言等屏障还不能全面及时了解相关的信息。Ferguson枪击案自发生以来有一段时间了，国内网民对此事的关注热情绝对不亚于美国人，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第一，百无禁忌的美国媒体，全天候的密集轰炸报道。

　　如果你有条件收看美国新闻媒体就会知道，自从Ferguson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媒体(如：CNN，FOX，ABC，NBC，CBS等电视台，电台，以及Time，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Reuters，Associated Press等各种报纸杂志)的相关报道可谓“百无禁忌，密集深入”，全天候24小时，铺天盖地。无论是和平抗议的人群，还是警民之间的紧张对峙乃至冲突都被美国的一线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密集的频度通过美国各大媒体为全美，甚至是全世界的收看者呈现，毫无避讳。美国媒体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自由全面。

　　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美国密苏里州Ferguson事件的照片，视频和新闻消息，几乎没有一张，没有一条，没有一段不是全天候在现场连线报道的美国记者第一时间发回来的。

　　下面视频里警方执法的现场旁边就是架设着摄像机的记者和举着手机在拍照的行人。

　　http://www.56.com/u93/v_MTIyOTQ2OTA2.html

　　第二，社交媒体与自媒体交相辉映。州议员“爆粗”为民请命!

　　Ferguson枪击事件以后(此次大陪审团裁决引发争议后也是一样)集会抗议民众表达意见，抒发情绪，串联集会的重要平台就是twitter，Facebook等知名社交媒体。许多美国网民个人从Ferguson集会抗议或骚乱现场传回的大量最新的图片，视频和各种小道消息，以及包括Ferguson当地市民在内的美国网民针对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发言和讨论也可谓铺天盖地。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Ferguson当地一位名叫Maria Chappelle-Nadal的代表密苏里州Ferguson地区的州议员也积极加入了民众的集会抗议，并在twitter上每天发布最新的消息，贴出自己声援选民的照片。她因为不满当地警方一开始的处置方式和密苏里州州长(Ferguson在其治下)的表现而在twitter上发言“爆粗”大骂州长本人，并要求州长下跪。

　　州议员Maria Chappelle-Nadal推文选：

　　@GovJayNixon @DKSheets You don’t know shit bc you never communicate. FUCK you, Governor!

　　大意：你狗屁不懂，因为你从不沟通。去你X的!州长!

　　— MariaChappelleNadal (@MariaChappelleN) August 14, 2014

　　@GovJayNixon Get on your knees, Governor. Get ready.

　　大意：下跪，州长!预备!

　　此外，主要媒体之外的各种美国民间的自办媒体，独立媒体也都从骚乱现场发回各种报道。比如在Youtube上就有民间独立媒体的自办频道，它们的报道专门对警方，官方和主流媒体的说法进行吹毛求疵的批判，起到了监督后者，对后者施加压力的效果。

　　第三，和平抗议顺利进行，暴力冲突不被允许。

　　我们说美国是民主和法治国家，而且是民主与法治结合的非常到位的国家，这在类似Ferguson骚乱等事件的处理问题上表现的很突出。

　　(1)和平抗议基本都有保障，当然也要遵守集会抗议指定区域和时间等的限制。

　　比如下面的视频，就是Ferguson事件发生后当地民众的集会抗议场面。视频里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和平有序所以顺利行进。

　　http://www.56.com/u93/v_MTIyOTQ2OTA2.html

　　以下是美国各地民众集会声援Ferguson的场景

　　http://www.56.com/u93/v_MTIyOTQ2OTA2.html

　　http://www.56.com/u93/v_MTIyOTQ2OTA2.html

　　(2)和平抗议几乎天天有，暴力骚乱不是主流。

　　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媒体往往只在Ferguson事件引发暴力骚乱和警民冲突时才加大报道力度，或者才加以报道。但对于过去的这几个月中Ferguson当地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和平集会抗议却根本不予提及。如果你不是有能力经常收看美国媒体的话，你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Ferguson事件引发的暴力骚乱和警民冲突是主流，而实际情况是和平抗议司空见惯，才是真正的主流。

　　和平抗议会得到警方的配合，以下视频反映的就是警方疏导配合集会民众的情景

　　http://www.56.com/u93/v_MTIyOTQ2OTA2.html

　　http://www.56.com/u15/v_MTIyOTQxOTAw.html

　　抗议者举着讽刺密苏里州州长的头像

　　州议员Maria Chappelle-Nadal和抗议民众坐在一起，牌子上写道：我们要为Michael Brown讨个说法 

　　密州州巡警警长Johnson拥抱抗议者

　　图中说：和平抗议是权利!

　　(3)司空见惯的警民冲突与并不那么可怕的“被逮捕”!

　　既然公民集会抗议有如家常便饭，那么警民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里的冲突有比较柔性的冲突，比如集会抗议民众偏离或超过了法定或指定的集会区域或时间，那么就很可能爆发警民冲突。而如果激动的集会抗议人群里出现了故意挑衅，激化暴力，故意破坏等行为，那么警方与集会人群的冲突就更可能演化为直接的暴力对抗，即刚性冲突。但无论是柔性冲突，还是刚性冲突，警察为了弹压集会人群，维持秩序实施所谓“逮捕”就是很常见的现象了。

　　Ferguson暴力骚乱中有人向警方投掷燃烧瓶

　　http://www.56.com/u59/v_MTIyOTQyMTIw.html

　　其他有关骚乱和抢劫报道的视频

　　http://www.56.com/u59/v_MTIyOTQyMTIw.html

　　http://www.56.com/u59/v_MTIyOTQyMTIw.html

　　这种“逮捕”其实说是“短暂拘留”更为确切，它也不会产生我们一般人头脑中所想象的由“逮捕”所引发的“可怕”后果。很多人一听到“逮捕”二字，很自然就把它和关押，判刑，法办等下意识的联系在一起了。进而认为在美国，如果因为集会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而被“逮捕”就可能会遭遇如下“可怕”的事情。比如：被判刑(除非你的确有严重暴力行为);被任意长时间拘留;被拘捕者从此以后长期被骚扰甚至工作生活都受影响;被拘捕者今后无法再次行使公民集会权等等。

　　事实是这些“被捕者”基本很快就可以安然无恙继续回来再次行使集会权。有些集会抗议老手们都被拘留过不下几十次了，每次都履行个登记手续，然后照常从警局出来。而出来后他们就马上直奔集会现场，再次继续行使集会权。所以不要只看到几张有人被捕的照片就以为美国民众无法行使和平集会权了，而是要深究一下这些人在被捕前都干了什么，有否突破指定的集会区域或时间，有否实施对警方的挑衅，甚至暴力打砸抢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下面的一个：

　　这是一张著名的，被网上不少人指称为美国警察任意施暴打人的照片。其实图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名叫Brandon Watts，是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跃人物，也因为这张满头鲜血的照片成为了那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关于其事迹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几乎都有报道和提及。

　　而照片中他之所以搞的血流满面且被“逮捕”乃是因为他事前用东西丢掷警察，并抢了警察的警帽，随后在躲避前来追他的警察的过程中摔倒撞伤了脑袋，根本不是警察任意施暴的结果。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Brandon Watts就是一个“集会老手”的典型代表。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被“逮捕”(其实就是被短暂拘留)就有好几次，每次他都照常从警局出来，而出来后就马上直奔集会现场，再次继续集会。因此，凡事都不能被简单的几张图片，哪怕视频片段所左右，就匆匆轻易下结论。而是要深究以下逮捕发生时的具体情景和前因后果都是什么。

　　不妨再来一张照片，这是Brandon Watts得意的举着将自己的“成名照”作为头版刊登出来的Metro New York报，面对媒体的采访镜头时留下的。这小伙子在Facebook上就有自己的个人账户，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美国是法治国家，警方执法是有严格程序规范的，所以尽管维持秩序的警察全副武装和防护装备，面貌森严，而Ferguson事件也一直在引发各种抗议骚乱事件，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由于警方执法而导致的公民严重伤亡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便真的发生了警察过度非法暴力，美国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独立的媒体，独立的公民权利团体都不可能让有关肇事警察轻易逃避责任的。

　　(4)警察的公权力建立在民众私权利的基础上。

　　我看到国内有些网民对于美国警察的执法公权力有一种不健康的病态鼓吹。不错，在美国警察的执法公权力具有很大的威严。在美国如果你遇到警察让你实施某种行为，比如举起双手，抱头等时，你最好严格照办，千万不要有任何挑衅和威胁性举动，否则警察在感到自身遇到威胁时有酌情处断的权力。而美国之所以赋予警察比较大的公权力那完全是建立在赋予民众比较大私权利的基础上的。比如，美国民众的配枪权是比较宽松的，美国民众的集会抗议活动也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国家的公权力和义务与公民的私权利和义务必须相辅相成，对应相当。不能一味的只强调警方的执法公权力，否则就是对百姓生命和基本权益的蔑视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宪政法治意味着要建立有限政府，政府要想扩大自己的公权力必须首先赋予民众相应的权利与自由，否则那就是侵权。

　　第四，由大陪审团裁决看“司法独立”的真谛。

　　“司法独立”是公正裁判的保证，不过司法独立的含义是多层次的。它首先的当然的是表明司法裁判要独立于行政权力，不受行政权的肆意干扰，不枉法裁判。而司法独立的另一层重要要求就是独立于“社会舆论”。司法审判人员只服从法律，法律是唯一的权威。不但行政权力和党派利益不能任意左右司法裁决，社会公众的舆论也不是法官量刑裁决要考虑的。Ferguson事件很明显的挑起了美国民众种族矛盾的敏感神经，美国上下在裁决作出前都已经预见到了，如果判决不对白人警官提起诉讼就很可能会引发暴力骚乱和一部分人的不满。但是法官不能为了安抚民众，不能为了所谓“社会效益”或“维稳大局”就不顾法律与事实。既不受行政权力干扰，又不为舆论折腰，这才是“司法独立”的全面深刻体现，当然这一切都要以司法机构首先在组织上就要独立于行政机构为起码的前提。

最后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确是一个将法治和民主结合的比较成功的国家。很多人对美国缺乏起码的了解，而限于语言障碍又没办法通过外媒的相关报道获取及时和全面的资讯信息，因而对Ferguson事件乃至美国的法治体制都会产生误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人要形成对某事物全面客观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独立的理性思辨能力。即便是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也不是万能的。网络并不能让很多人摆脱信息时代依旧存在的各种“偏见”，自我主动求索真相的精神才是最关键的!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2/2

旧文章ID：788

作者：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来源：《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原则与妥协》的“前言”中，作者王希教授在简要回顾了国内关于美国宪法的介绍和研究以后，笔锋一转，言辞恳切地写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继续期待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因为“研究上的滞后势必影响我们对美国宪法乃至对美国整体的全面而中肯的认识”。
　　在读过王希教授自己的这部美国宪法史以后，我们可以欣慰地说，他所怀有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化为了现实。这部著作是中文世界为数不多的几部美国宪法史之一，和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其篇幅更宏大，内容更丰富，体例更完整;在学术理念、史实梳理、理论思辨和语言表述各个方面，可圈可点之处尤多。虽然其编印质量和译名规范并非无可挑剔，而材料取舍和某些观点也或容商榷，不过都无损于它作为一部上乘之作的光泽。
　　这部著作的撰述得益于许多机缘的汇聚。美国学术界在宪法史领域的著述非常之多，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这在为研究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创新的难度。王希教授长期在美国求学和执教，对美国学者治宪法史的方法和视野了如指掌，享有国内学者难以想望的天时地利;更重要的是，他对众多文献进行了深入研读和甄别，取精用弘，探赜索隐，终能自成一说。此外，作者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以后负笈出洋，旅美后又一直和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仅有着不同于美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而且还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特有的现实关怀和内在参照，这使他在观察和评论美国宪法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得以独到的视角而发人之所未见。他用丰富具体的史实、完整连贯的逻辑、清晰有力的语言和严格明确的学术规范，对美国宪政的起源和演进作出了畅达的叙述，对美国宪法的特征和意义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对宪法文本的形成和变化、宪法原则语义的演化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因素作了中肯的剖析，对宪法原则运中用所涉及的各种观念背景、利益关系和复杂情势有着准确的把握，对宪政演进中的许多细节的微妙涵义加以深入的阐释。我读后得到的总印象是，它能予人以阅读的愉悦、知识的滋养、思想的启迪和现实的联想。

　　一

　　王希教授列举的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多达15个，但其核心的、也是最令国人关注的问题似乎是第一个：“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的确，美国人向来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有一部近代世界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而中国的读者也有一种知识上的强烈好奇，想要知道这内中的“奥秘”。阅读王希教授的这部美国宪法史，正可以满足这种了解的兴趣。

　　按照王希教授的解说，美国宪法的生命力首先来自于它的精神实质。《原则与妥协》的卷首有一篇长达11页的前言，提纲挈领地交待了作者对美国宪法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对宪法的原则与精神的理解。据作者看来，美国宪法所体现是人类对理性政治的追求，它不是一个单纯确立政府体制的法律文件，而是奠基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基础上的，并且这套政治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从宪法前言的表述来看，这套理念包括：“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也就是要建设一个真正的国家)、“树立正义”(追求正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根据当时的国家起源学说，这是人类最初建立国家的基本目的之一)、“提供共同防务”(这是单一的邦国、即孟德斯鸠所说的“小共和国”所难以做到的)、“促进公共福利”(这是人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的利益保障)和“得享自由的恩赐”(这是自然权利的另一种表述)。它们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并不是因为当日制宪者具有超然的心态或特别高尚的动机，而是由于这些理念和人们对于理性政治与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吻合，以致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均可以从中找到可用的资源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一点确为后来的美国宪政史所证实。可见，王希的这种评论，和那种纠缠于制宪者动机的做法相比，更具历史的眼光。

　　当然，宗旨和目标如果不落实在具体的原则和机制之上，就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优美理念。这类动人的辞藻在许多逝若流星、或徒具形式的宪法中俯拾即是，显然不是美国宪法的真正长处。美国宪法有一系列与其宗旨和目标相匹配的具体原则和机制。王希教授将这些原则概括为：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共福利、共和政体、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以及与这些原则相连的联邦制、分权与制衡、权利法案等制度安排。这些原则和机制一起构成“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宪政主义的核心内容”。普遍和超然的理念，配以明确的原则和可操作的机制，就为宪法经受历史的考验而长久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宪政主义的内在理路来自18世纪英美流行的社会政治理论。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从被创造之时就被赋予了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表明人生而自由，并以自由为生命的终极意义。人们让渡一些权利给予他们所选择的人，通过他们行使权力来处理共同的问题，推进共同的幸福，这样就组成了政治社会，自然权利就转化成公民权利;但社会主权的终极所有者仍然是由无数个人集合成的人民，政府经人民的授予而行使主权，其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其目的必须保障个人自由和增进人民的利益与幸福。公共福利由个体利益所构成，反过来又为个体所分享。但是，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而且容易和人性的不完善相结合，从而造成极大的危害，侵害公民权利，所以，在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限定权力的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俾其不至于危害个人自由和公共福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将权力分解为若干单元，交给分立的机构和人群行使，并使其相互制约，以达成平衡，防止专权和暴政。由于君主制更容易变成暴政，民主制又可能演化为“暴民统治”，故最好的政体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共和制。这就是隐含在美国制宪者内心的、高于制定法的、支撑宪法基座的“更高法”(higherlaw)。这种“更高法”的起源和论证逻辑与宗教有密切的联系，又体现了“永恒正义”，故在制宪和建国时期具有不容置疑的终极合理性;而以捍卫“永恒正义”为鹄的的宪法，自然就具备了神圣性。《独立宣言》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将这种“更高法”宣布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可见它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撇开这种意识形态，宪法文本的真义就难以理解;也只有在这种“语境”当中，才能解释宪法的表述中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否定语式，设置那么多针对权力及权力机构的限制。

　　然而，原则和制度安排总是相对稳定和僵硬的，而社会和民情则永远在变化，任何人间的智慧都不可能设计出具有永久普适性的原则和制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预见到今后的具体变化，而在于把未来的变化作为一个预设，给接纳和适应可能的变化留出余地。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的条文具有弹性，用语宽泛模糊，给反复的重新解释留下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给自己预设了更新机制，巧妙地协调了原则和妥协的关系，使不同的群体均可从中寻求满足自身利益的资源，而不必走上推翻宪政的极端道路，从而保证了宪法能够面对不断出现的现实挑战，适应不断发展变动的社会。于是，“美国宪政的常态不是大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

　　制宪时期的美国社会就具有群体和利益的多元性。各州在地域、居民、经济、体制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社会利益多样化，而且经常发生冲突，如果任何一个群体独占社会资源，独享利益，就不会有任何“国内和平安定”和“公共福利”可言。在制定和批准宪法的过程中，代表不同地域和利益群体、抱有不同观点的人经过激烈辩论、反复协商，终于使宪法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多元利益、留有妥协空间的文件，为实施提供了可能性。按照国内通常的理解，美国宪法是纯粹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这种理解所基于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利益观，即美国社会截然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泾渭分明、彼此对立的利益群体。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宪法就是一种极其脆弱和僵硬的政治设计，根本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王希教授摒弃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利益观，也未对宪法进行简单的“阶级”定性，而是用“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着重考察美国宪法在制定和实施中所体现的多元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他认为，宪法不仅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在实施中也变成了一种妥协的机制。这种在确定原则框架内反复发生的妥协，构成美国宪政的突出特点，也是它能适应复杂多样、变化不定的社会形势的奥秘所在。

　　“妥协”何以对美国宪政如此重要呢?关键在于美国宪法有一个基本预设：在一个多元社会，多种利益必须、而且能够并存和得到程度不同的满足。在世界历史上，许多社会承认或默认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导致特殊利益群体(同时也是强势群体)通过兼并、控制或消灭其他利益群体，实现自己对社会资源的独占;即便偶尔出让部分资源，也是为了保证自己更好地独占。但这种办法最大的弊病是违背社会公正，而且成本高昂，风险极大，因为消灭竞争利益的过程实际上也损伤了自身的利益，消耗了社会资源，同时也使自己的利益成为随时可能被消灭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凡采用这种办法处置利益冲突的社会，大多难以摆脱治乱循环、停滞不前乃至倒退衰亡的恶运。另一种办法是不同利益集团通过“谈判”而达成妥协，实现利益分沾和共享(当然不是等额均分)。这种办法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在极端对抗中消耗资源，其结果相对接近社会公正这种人类普遍的理想。王希教授指出，“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的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和连续不断的‘谈判’”;在不断的“谈判”过程中，各种集团之间大多能够达成妥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断改善;同时，通过谈判，宪法的原则得到重新界定、不断修正和更新，同时不断衍生出贯彻这些原则的新机制，从而使美国宪法得以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挑战，不断获取新的活力，于是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将“谈判”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引入美国宪政史，并使之与宪法原则的更新联系起来，极大地深化了对美国宪政和政治史的理解。不过，从《原则与妥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群体对于谈判机制的利用是不一样的，由此而实现的利益目标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说来，强势群体、特别是那些接近权力源的群体，能够从谈判机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二

　　诚如王希教授所指出，“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的确，美国宪法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遇到严峻的挑战，屡次出现危机;但是，通过不同群体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谈判”和妥协，加上对一些技术性环节的完善，美国宪法比较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化解了危机，不断焕发生机。

　　在宪法生效后数年间，不同利益和政见的竞争走上了组织化轨道，在制宪时期出现的派别逐渐演化为有组织的政党。党争是一个利弊兼而有之的现象，一方面它使利益的“谈判”组织化、公开化和程序化，另一方面则由于政党本身的不稳定和竞争规则的不成熟，导致利益竞争更加激烈而混乱。这是制宪者们没有料到的新事物，在宪法中也没有现成的原则和技术手段来加以规范和指导。但是，宪法既未禁止人民结社，而政党活动又促使共和政治进一步落实;另外，由于分权和制衡的设计，党争可能增添新的制衡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党活动实践，在19世纪30-40年代终于形成规范政党活动的“合法反对原则”，即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必须以促进公共福利为宗旨，必须按照理性政治的要求进行组织和活动。合法反对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宪法文本，但显然是将宪政主义导入政党政治的结果。这样就使政党这种最大的利益群体之间具备了有序和合法谈判的机制。

　　相对说来，19世纪前半期对美国宪法的更重大考验，来自奴隶制及其所引发的联邦危机。奴隶制是美国宪政最大的隐患。由于宪法默许了奴隶制，以致废奴派对其大张挞伐，这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直接否认宪法神圣性的事例。更重要的是，奴隶制仅是部分地域的特殊利益，奴隶主集团极力利用宪法来维护这种不合理利益的合法性，从而使宪法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另外，宪法对联邦和州的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拥有特许利益的州和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和利用，从而使联邦主义不时发生危机。南部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主群体的利益，张扬州权，视联邦为州建立的松散联盟。在最初，北部和南部、联邦和南部州之间还能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些临时性的妥协。但是，到1860年，宪政体制内的谈判资源终于耗竭，双方不得不兵戈相向，展开了王希教授所说的“血腥谈判”。虽然“从体制上来讲，它是美国宪政的一个最大失败”，但这种突破宪政框架的利益竞争，在美国史上只是一种短暂的非常规现象。内战烽烟甫熄，叛乱诸州就被迫和联邦走上“宪政谈判”的道路，按照国会制定的条件和规则重新加入联邦，使联邦主义的原则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没有对叛乱者实行严惩，而是通过宪法程序逐渐将他们吸纳到合法政治的框架之中。这在本质上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当然，这是一种按照胜利者意志达成的妥协。

　　美国宪政发展中另一个突出的变革，乃是权利的普遍化。在制宪时期，一些弱势种族、族裔和性别群体的利益遭到忽略或践踏;随着形势和观念的变动，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意识不断觉醒，逐渐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多元利益的竞技场，对既存的宪政秩序提出了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林肯发布《解放宣言》以后，前黑奴进入美国政治社会，其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成为一个必须在宪政上和实际政治生活中加以处理的问题。虽然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承认和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但是，在宪法条文转化为宪政机制的过程中，遇到了种族主义和文化传统的顽强抵制，以致成为一纸具文。这是美国宪政史上少见的社会观念冲击宪政秩序的实例，使美国宪政一度处于严重考验之中。王希教授曾在他的英文著作《民主的考验：北方共和党人与黑人选举权》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而有新意的研究。直到黑人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崛起，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发生观念转变，加上国际国内整体形势急剧变动，才最终促成了黑人民权的落实。黑人民权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宪政秩序和社会变迁之间互动的鲜明例证，也展示了美国宪政发展的局限所在。另外如妇女的政治权利、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利等问题，在美国宪政秩序的演进中，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乃至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利益的重新组合，使社会格局更趋复杂化，不断给宪政秩序提出新的问题。其中意义最深远的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力量重组，致使利益集团格局发生变化，像农场主这样的旧强势群体转入弱势，在利益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大企业主获得更大的势能，对政府立法施加影响，“从中获取进一步垄断市场和资源的机会”;工人这种弱势群体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向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发难。这种种变化引出了新的宪政改革话题。一方面，必须发挥原有的宪政机制，如国会对商业的管辖权，对经济秩序和劳工处境加以干预，通过适用公民权利原则来对工会的合法权利加以逐渐的认可和保障;另一方面，则须增添新的宪政机制，扩大民主程序，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清理政治腐败。这些调整和创新有助于诊治“工业文明综合症”，渡过美国在工业社会初期所面临的新难关。另外，冷战形成以后出现的反共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矛盾，也曾使美国宪政陷入困境。最高法院这期间所审查的有关案件，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人们在观念上的变化，有时引发对利益的重新界定，这同样增添了适用宪法原则的难度。例如，在制宪和建国时期，人们认为自由的保障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及其作为，只有政府管得少，人们的自由才有保证。但是，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出现更复杂的格局，个人自由受到了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威胁，此时，人们便希望政府这个超越任何单一社会组织的力量更多地介入社会事务，“充任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的协调人”，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保证个人自由。这种观念的变化，对宪政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政治史中的一个主题。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宪政难题是禁酒问题。根据19世纪初以来妇女和宗教团体对社会利益的认识，饮酒和酗酒是一种危害社会道德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罪恶，他们发动持续的禁酒运动，最终促成了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制定。但这种违背基本社会惯性的宪法原则，很快被社会所抛弃。这一宪政上的失败表明，企图用宪法来满足某种纯粹的道德要求，实在是窒碍难通的。

　　所有这些受社会形势推动的宪政变革，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动摇美国宪法的原则和机制，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和更有生命力。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给自己设定了有序变革和不断更新的空间。美国宪政应对挑战的途径主要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不同权力源之间的互动以及适时地修改宪法。相对而言，从宪法预留空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司法审查，对美国宪政的演进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意义，是美国宪政的重要特色。司法审查虽然总是受到时代形势、党派利益、观念分歧和理解差异的制约，不免出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混乱和尴尬，但从整体上说，它在许多关键的时刻维护了宪法原则，使确定的原则适应了多变的社会，帮助宪法成功地闯过了许多关口。举凡联邦和州的关系、奴隶制的存废、公民权利的界定和保护、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司法审查的参与。可以说，宪法的每一原则无一例外都曾作为司法审查的根据。尤有进者，通过司法审查实现了宪政改良，强化了宪法的至高权威，发展了美国的宪政文化，因为宪法在最高司法机构的判决中不断得到援引，等于是使其生命力和权威性得到反复强调。虽然这种司法审查带有贵族制的色彩，但由于它受到权力制衡、自我推翻判例和修宪程序等机制的制约，只在极少数场合出现了反社会的负面后果。

　　三

　　不过，再系统的政治理念、再完美的宪法原则、再完整的宪政机制，如果不切合社会实际，没有相应的民情作为支撑，也难以转化为成功的宪政，因为行宪者乃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对宪法的态度和施行方式，决定宪政的成败。美国的制宪者虽然熟悉当时在欧美流行的政治理论，但他们都不是理论家，他们在制定宪法时固然有着坚实厚重的理论底蕴，但却是依据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实际理解、为了现实社会的当前利益来设计宪法的原则和机制的。制宪者的出色之处，并不是他们有着超常的政治智慧，而在于他们具有清醒的政治理性和务实的法律技巧，他们领会到，在美国这种社会可以实行何种形式的宪政，并将这种现实判断和当时可以利用的理论和历史资源相结合，从而使自己的设计蓝图成功地转化为可行的宪政。

　　宪法和宪政并不是同一回事。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没有成文宪法，却可能施行真正的宪政。成文宪法必须转化为宪政才具有生命力，而宪政的施行则必定和一定的宪政文化相连。许多国家之所以有宪法而无宪政，其症结乃在于不具备适当的宪政文化。有人说，民主是一种宗教;而在民主国家，对宪法的崇拜或许更像宗教。宪法的意义只有在得到承认和遵从时才能显现出来，宪法只有“活”在国民的心里，才能成为“活着的宪法”。在美国人心目中，宪法是“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他们对宪法的“景仰和尊崇决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经常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这种宪法崇拜正是美国宪政文化的核心。自殖民地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英国宪政观念的基础上注重成文法(基本法)，“赋予其几近神圣的地位”;进而形成了宪法至上、依宪行政的观念和实践，建立了不断明晰的“合宪性”概念。在反英独立运动中，经过和英国的政治辩论和对反英合理性的阐述，这种宪法观得到强化。在独立后各州的立宪和行宪实践中，宪政观念不断普及;而联邦宪法的制定、讨论和批准过程，则使美国人的宪政情结更加深化。这是制宪和行宪的社会土壤。在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后，合宪性问题被不断提出和得到阐释，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巩固。国会立法必须合乎宪法，行政执法必须遵循宪法;由于宪法在精神和理论上是以“更高法”为背景的，故合宪就是合乎“更高法”，从而体现政治的终极合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宪法不单是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价值标准。这种宪政文化滋养了宪政，是宪政赖以生存和更新的根源。

　　美国人这种对宪法的“宗教性”崇拜，和美国的宪法与宪政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在宪法的条文中，“自然权利”转化成了“公民权利”，而施行宪法所形成的宪政又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自由，这样就使宪法和“更高法”联系在一起，成为“自由的宪章”，具有了“神圣约束力”。制定宪法和施行宪政的目的，在于授予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的同时，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实施切实的保证。这一点并不仅仅反映在宪法的条文中，而更多地体现为宪政实践。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学理，更不是若干虚幻的许诺，而是基于“自然法”的具体权利。

　　根据美国宪政，任何合理的利益都可以用清晰的法律语言表述为具体的权利。宪法授予政府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人民的权利;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免受侵害;实行分权是为了减少多数人剥夺少数人权利的可能性;“权利法案”限制联邦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而第14条修正案则授权联邦制止各州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和妥协，通常也是围绕权利问题而展开;在现有的27条修正案中，有16条和权利问题直接相关，其他各条则多为技术性改进或调整，故对宪法的所有原则性修订均和公民权利相关。在涉及美国宪法原则之适用和解释的司法审查中，权利也是一个中心议题。可以说，美国宪法是一部以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根本法，美国宪政的演进史也可以视为一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宪法框架中重新界定和争取权利的记录。《原则与妥协》一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其正文用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直接讨论公民权利问题，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启示。另外，从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出，宪法的公民权利原则和保护权利机制的实际运作，往往受到体制(如联邦与州的关系、分权与制衡、政党政治、决策机制等)和利益集团斗争的制约，呈现曲折艰难、纷纭复杂的局面，存在许多缺失和教训。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8

旧文章ID：787

作者：王禄生（东南大学法学）  来源：共识网

    2014年8月9日，一个没有携带枪支的黑人青年被警察射杀。最终大陪审团裁定不予起诉涉案警察。这在美国引发了大面积的黑人示威并演化为小规模的暴力事件。那么，弗格森案的细节究竟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大背景?本期「数说司法」(微信号：justice_data)将根据美国媒体曝光的证据为您呈现案件全貌。有图有真相哦!~

　　一、弗格森枪击案的大致情况

　　2014年8月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Darren Wilson)开枪射杀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迈克▪布朗(Michael Brown)。由于发生在弗格森市，所以这个案件也被称为“弗格森枪击案”。

　　此后，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审理，当地大陪审团裁定不予起诉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这一决定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爆发了黑人的示威游行，甚至在这两天演化为小规模的骚乱。

　　二、弗格森枪击案的大背景——民间2亿支枪

　　许多国内媒体在报道弗格森案时多半采取的是一种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的态度。今天小编还看到有推送以完全批判的语调数落米国的警察有多腐败、多滥权和多敏感。小编无意探讨米国警察的腐败和滥权(显而易见有嘛!)，但米国警察敏感就值得扒一扒了。

　　这就需要明确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美国民间有至少两亿支枪。每年许多美国警察在执勤过程中被嫌犯用枪突突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米帝警察敏感可能是因为高度危险的职业环境。

　　根据“布雷迪运动”的枪支暴力报告显示，在2008至2012年间，全美警察执勤过程中共击毙了343人，每年近70人;共击伤787人。如果对美国枪击案件数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笔者在共识网发表的另一篇短文《美国的枪支暴力有多严重?》

　　其实从案情来看，弗格森案与多数美国警察开枪案件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别。之所以会引起轩然大波无外乎两个因素：(1)白人警察射杀黑人青年;(2)黑人青年未携带武器。

　　三、弗格森枪击案的案发现场

　　图1：案发现场全局图

　　言归正传。图1就是弗格森案的案发现场，涉及的范围大致是图中箭头标注的路径——从西弗罗里森特大街(West Florissant Ave.南北向)到坎菲尔德路(Canfield Dr.东西向)之间。大家要注意图片左下角的黑色方框，那是与案件有关的一家ML便利店，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图片右上方的红圈，那是布朗尸体的位置。

　　案发的大致经过是当天早上11:54分，黑人青年迈克·布朗和多里安·约翰逊离开了上图左下角的ML便利店。根据便利店监控显示，他们两个人偷了一包雪茄(国内有媒体说是抢劫，其实应该不是，警方案件登记的是steal)。行窃之后，他两沿着西弗罗里森特大街(图1左边南北向的大街)一直走到坎菲尔德路。

　　中午12:01分，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独自驾驶警车在坎菲尔德路上巡逻，他看到布朗和约翰逊站在路中央，就从车窗里告知他两走到路边去。在这个过程中，警察威尔森发现布朗和约翰逊符合便利店报警对嫌疑人的描述。

　　威尔森一边通过电台呼叫支援，一边开着警车去追堵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在图1右上角的红色圆圈处，黑人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森开枪击毙。

　　图2：案发现场细节图

　　图2进一步还原了案发的细节。在左上部黑色方框(警车)的左边有两个红点和两个黑点。红点代表血迹，黑点代表弹壳，黄点代表私人物品。可以确定，警察在车窗左边开了两枪，并且布朗已经被击中。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发生了争执，现场散落了帽子和手链等一些私人物品。

　　警察开枪后，黑人青年迅速逃跑，在路上还有布朗的拖鞋。

　　此后，警察威尔森追击了大概46.6米，然而朝着黑人青年布朗连开了10枪，现场有10个黑点和两处血迹。

　　据涉案警察威尔森事后的证言，他在图2左上部时试图下车盘问两名黑人青年。但他们堵住车门不让他下车，还用拳头殴打了他的面部。出于反击，威尔森开了两枪，其中一枪似乎擦伤了黑人青年布朗的大拇指，另外一枪没有打中。

　　后来，他一直追击两名嫌疑人到图2的右下部(尸体所在处附近)。就在此时，黑人青年布朗突然转过身朝他狂奔过来。警察威尔森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自己生命遭受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连开了10枪。

　　图2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右下部尸体位置与血迹距离(两个红点和黑色矩形框)25英尺，大致7.62米。这说明布朗在被击中第一枪后仍然试图冲向警察威尔森。

　　图3：尸检报告

　　(图片来源NYT)

　　尸检报告显示，黑人青年布朗至少被击中了6枪。主要集中在身体的右侧。

　　四、弗格森枪击案的大陪审团

　　国内许多报道提及大陪审团(Grand Jury)最终裁定不予起诉。必须承认，本案大陪审团表现的确实比较反常。一般案件大陪审团的审理时间也就一天，而本案花费了长达三个月时间来审理相关细节。另外，美国大陪审团很少否决检察官的起诉，从各方面公布的数据看，不会超过10%。因此大陪审团通常被称作“橡皮图章”。美国媒体列举了本案大陪审团审理的相关数据，我们从下表中可见此案的不一般了(详见下表)。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8

旧文章ID：786

作者：  来源：舆情智库

    1855年，一个名叫威廉·B·弗格森的美国人，将密苏里州东部的10英亩土地转让给一个铁路公司建立新站台。其后，围绕着站台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形成了弗格森小镇。150多年后，这里也只有2万多人，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今年8月，小镇的安静被一声枪响打破。死者的黑人身份和对开枪警察“不予起诉”的判决，引发全美几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各国政要、媒体、专家众说纷耘，谈及司法公正、种族歧视、贫富差距、警察执法权、舆情应对甚至政治制度，也不乏幸灾乐祸的声音。

　　把视线转回中国。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中，司法案件占据了很大比例:呼格吉勒图案、刘涌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邓玉娇案、曾成杰案，吴英案、李庄案、李启铭案、药家鑫案、李天一案、夏俊峰案、唐慧案、杨佳案、冀中星案、马家爵案。涉法涉诉舆情热点高发，个中因素值得深思。

　　假如判决会引起骚乱，中国的法官敢这么判吗?

　　《环球时报》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尖锐。种族问题在美国一直十分敏感，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引发抗议。假如在中国，明知某个判决可能引发骚乱，法官还会判吗?答案存疑。比如湖南唐慧案，有报道称唐慧本人曾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一些判决书甚至要先给唐慧过目修改，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怕闹”。当对稳定的重视超越了司法执法部门能够承受之重，有关部门就愿意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而当事人则会认定“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更为严峻的是，当热点信息应接不暇时，舆论会出现“重口味现象”——一般的冲突很难再刺激观众的味蕾，于是一些当事人会采用更激烈的言行，比如在报社门口集体喝药，社会秩序和法治权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时候，简单地谴责“刁民”、“恶吏”，批评司法人员“不敢担当”、媒体“炒作”，没太大意义，应当从社会、制度等层面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反思。

　　情、理、法，一个都不能少

图：山西平遥古城老县衙二堂匾额

　　案件审判的程序和实体均没有问题，是不是就该无视引发的非议和抗议?一些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觉得问心无愧，但总感觉对一些人“道理怎么也讲不通”，为什么?

　　因为具体事件案件是导火索，背后的社会情绪才是火药桶。弗格森案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骚乱，绝不仅仅是陪审团种族比例、警方应对方式这样的细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执法者与有色人种社区间长期的不信任。骚乱可以平息，但社会情绪和社会问题绝非一时能够消除。前述的国内司法热点中，背后也都有深厚的社会情绪影响：对粗暴执法的不满，对底层生计的同情，拆迁征地频发的矛盾，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对商业环境和个人权益的担忧，对刑讯逼供等涉及司法公正、人权保障议题的关心。

　　在社会情绪积郁、社会信任缺失时，即便司法过程严格公正，但如果个案的判决结果与一些人的直觉判断不一致——比如浙江钱云会案——也往往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是当前的一个常态。

　　法治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内心的信仰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近几十年来有所改观，但裂痕依然未能很好弥补。美国的司法体系多年来不断完善，民众的法治意识总体较强，但仍然要面对争论和抗议。相比之下，中国当前是“压缩式发展”，正在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后工业化过程，各种矛盾问题在很短时间内集中喷发，面临的社会治理挑战较当年的美国更为艰巨。而转型期又叠加信息化，社会多变、利益多样、矛盾多发、意见多元。在这种背景下，法治必须成为超越左右的社会基础共识，才可能弥合分歧，化解情绪。法治也必须成为民众内心的信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每个人都想尽办法钻法律的空子，那法治就只剩下了制度的空架子。

　　塑造社会对法治的共识和信仰，首先来自于司法实践的公正。“行胜于言”，要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中感受到公平”。同时，政府和公务人员要依法行政、带头守法。此外，还必须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层面，推进民主参与。对社会舆论意见的吸收，要有制度化的管道和专业化的团队。

　　此外，还必须意识到，法律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法律的深意和精神。法治再合理完备，在实际司法执法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认识与大众共识，难免还会有磕碰。加强普法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让舆论监督更加科学化理性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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