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306

英文线上讲座：2023年中美关系的走向

存档帖子
-
0

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2-10-14



What Will 2023 Hold for US-China Relations？

美国东部时间11月2日（周三）上午9点到下午1点
北京时间11月2日（周二）晚上9点到凌晨1点

主办机构：Institute of China-America Studies
合办机构：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

点击这里注册线上讲座
点击这里下载讲座介绍和发言人简历






About the 2022 Annual Conferenc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limp from pillar to post, even as the midpoin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erm in office is fast approaching. The hoped-for détente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slow to arrive. President Biden has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the past two years ‘investing, aligning and competing’ at home and abroad, attempting to 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around China. Pursuing avenues of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has been an afterthought, at best. For President Xi Jinping, his second term in office has encountered controversy from a foreign relations standpoint. The U.S.-China trade war kicked into full gear a few months after his 19th Party Congress investiture. Coping with the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effects of Washington’s technology embargoes, rather than a second round of win-w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chang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his second term.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furthermore, has added grist to the democracies v. autocracies framing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s President Xi begins his third term in office, what are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priorities vis-à-v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likely to be? Is there any merit to the claim that there is an implicit 2027 timeline to bring Taiwan to heel? Will the two sides restore high-level mil-mil communications and maritime CBMs that have been suspended by Speaker Pelosi’s visit? What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ew Politburo and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signify to overseas observers from a political and policy standpoint? What is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expected to discuss when they (likely) gather for their first in-person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Leaders Summit in Bali later this November.

In its first 20 months in off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barely been interested in breaking bread with China on trade and economic matters. Will this pattern change following the midterm elections, given that China was not among the top 5 political topics leading into the midterms? Can a Phase Two trade and investment deal be consummated by the two sides that could place a floor under the rash of technology embargoes and supply chain decoupling initiatives introduced by Washington? How will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related initiatives alter the future structur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U.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ll 2023 throw up fresh perspectives in this regard?

To listen to these and other answers to pressing U.S.-China questions discussed by experts in the field, tune in to the ICAS Annual Conference on November 2, 2022!

网络空间中美战略博弈态势、动因及未来走向

存档帖子
-
0

作者：余丽 袁林林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摘要】网络空间战略博弈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一个缩影，具有长期性、战略性与复合性。当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最突出地体现在国防、5G与AI三个领域，其本质是美国极力维护网络霸权与中国反对网络霸权和争取科技自主之间的冲突。造成当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激化的具体动因包括权力转移、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因素。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遏制”仍将是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的核心，借助网络舆论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持续施压中国是其主要手段，美国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打压与数字“一带一路”对冲将会更加激烈。对此，中国应该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积极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步伐。坚持求同存异，寻找网络空间领域的利益交汇点。积极构建防御体系，加强网络防御@1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寻求共赢秩序，同国际社会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网络空间;中美关系;战略博弈;未来走向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开始转向全面战略竞争，中美博弈正在各层次、各领域全面展开。特别是代表着科技前沿领域的网络空间突出地体现了中美战略博弈的色彩，正在成为中美博弈的新高地。2021年5月，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通过了名为《无尽前沿法案》的议案，以资助美国对基础和领先技术的研究工作。该法案意在强化联邦政府在发展前沿技术和关键产业中的领导作用，推动政府对科技前沿与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以确保美国能够在未来的全球科技竞争中长期保持领先优势。该议案6次提及“中国”，在前沿领域对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意图明显，无怪乎不少评论就指出该法案标志着中美两国间科技冷战已然拉开。网络空间是人类活动的新边疆，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当今，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中美战略博弈的频度和强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判当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态势，揭示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对冲的动因，预测未来中美战略博弈的走向，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充分认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打压的实质，而且有利于我们未雨绸缪，提前制定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的应对方案。

一、当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态势

当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一个总态势是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以阻止任何可能的来自中国的挑战，极力捍卫其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这一态势的形成本质上是“中美现实结构性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映射”，是在中美科技发展不平衡力量作用下中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快速赶超，对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既有霸权形成了冲击，引起了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在网络空间领域，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网络霸权国，美国始终将维护网络霸权作为其核心目标，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封锁，以对抗代替合作，以封锁代替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最突出地体现在三个领域，分别是国防领域、5G领域和AI领域。

(一)国防领域：美国网络空间军事化加剧中美网络安全对立

近年来，通过不断渲染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走向愈发激进，不仅实现了网络安全战略思想由防御型向进攻型的转变，而且正在逐渐强化网络军事力量建设。通过不断扩充网络战部队、加强网络军事演习等方式，美国建立了完备的网络军事组织体系，快速走向实战化、军事化。美国的网络军事化战略与举措加剧了中美网络安全对立的局势，将中美之间的对抗从现实拓展到了网络空间。

近年来中国开始日益重视网络空间能力建设，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先后推出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不断加强与互联网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投资，推动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和应用，中国正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来源，《2018年国防部网络战略》明确提出：“美国在网络空间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战略竞争，需通过提高网络空间作战能力、前摄性制止有关恶意网络活动、加强跨部门及跨国合作等加以应对。”同年，美军网络司令部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发展军事能力，削弱美国军事竞争优势，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基于认知的变化，通过不断渲染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美国推动了网络空间的过分安全化，借此推动其网络空间军事化步伐。

首先，美国加强了网络空间战略和政策的军事化。早在2011年，美国就提出：“必要时可像应对其他任何威胁那样应对网络空间的敌对行动，并保留诉诸武力的权利。”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网络空间军事行动的宣言。如果说这一时期，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还有着明显的防御色彩的话，那么2018年以后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已经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色彩。2018年，美军网络司令部提出要“寻求实现并维持网络空间领域的优势，以影响对手的行为，为联合部队提供战略和作战优势，捍卫和推动美国国家利益”。“增强作战的机动性，迫使对手将资源转移到防御，削弱对手的信心，实现2018年《国防战略》的目标”。2020年3月，根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成立的美国“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CSC)发布报告，提出了“分层网络威慑”的新战略。该战略指出：“网络对手正采用一种不易遭致美国直接报复的攻击方式，即‘低于武装攻击阈值的网络攻击’。”认为美国过去在网络空间的投入并未有效减少网络攻击的发生，因此需要将网络空间视为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改变美国政府过去倾向于克制的政策，采取主动行动“先发制人”。文件特别提到“俄罗斯的信息操纵干预选举”“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朝鲜、伊朗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是美国当前在网络空间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威胁。为此，美国需要一种“分层网络威慑”的战略。第一层是行为塑造层，要求美国应该联合盟友和伙伴制定共同的网络规则，从根本上界定什么是合适的行为与不可接受的行为。第二层是拒止获益层，主要是通过减少漏洞以使得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变得无利可图，迫使对手自动放弃攻击，这构成了分层网络威慑的核心。第三层是施加成本层，要求在国防部“向前防御”基础上，综合利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以慑止潜在的网络敌对行动，从源头上阻止或降低潜在的网络攻击。分层网络威慑战略集中体现了美国网络作战理念和战略思维的进攻转向，加速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发展。该战略具有鲜明的指向，中国被明确为美国实施分层网络威慑的主要对象之一。

其次，美国正加速网络空间组织体系的军事化。在战略与政策军事化转型的驱动之下，美国网络空间组织体系也在朝着军事化的方向发展。2010年，美国成立网络司令部，隶属于战略司令部。2017年，特朗普总统宣布将网络司令部独立出来，将其升级为与战略司令部同级，使得网络部队成为美国武装力量旗下的一个独立军种。近年来，美国网络司令部快速完善机构和编制人员配备及武器系统，形成了强大的作战能力。2019年12月，美国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通过法案，特别为美国网络作战能力的发展提供运行和维护资金。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美国网络司令部下属的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全部扩编完成，网络作战力量日益充沛，作战体系日益完善，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网络战作战能力。在网络战的应用方面，美国军队和情报机构正积极开发各种先进的网络武器，已经打造了堪比核武的全球最大网络武器库，大大推进了美国的网络作战能力。“早在2013年，美国网络武器就已超过2000种。”美国不断加速网络空间组织体系的军事化针对中国的意图也很明显，并以此为借口不断推进网络空间军事化。“网络军事化和武器化的加速发展加强了地缘政治冲突风险”。

(二)5G领域：美国通过“合纵联盟”压缩中国的5G战略版图

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是一个后来者，只是当人类进入4G时代以后，中国与西方完全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到了5G时代，得益于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投资、技术积累及规模化的市场效应，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开始处于引领地位，将美国同行抛在了身后。中国在5G领域的领先，让长期以来占据网络空间霸主地位的美国感受到了威胁，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围猎，通过盟友网络和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合纵连横打压中国网络科技公司。美国政府全面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将其列入实体名单。之后一次又一次地动用制裁手段打压其他中国公司，截至2021年10月，中国主要的高科技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名单。除了单边制裁以外，美国还联合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剿。2019年5月，美国纠集欧盟、北约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了5G安全大会，发布了《布拉格提案》，意在联合盟友及相关国家制定5G领域的统一的国际规则，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在美国的积极怂恿和威逼利诱之下，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明确表示要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5G网络建设。“美国遏制中国5G技术主要出于经济、政治、安全和历史经验四个方面的考量”，不过政治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即通过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围剿，打断中国科技领先的步伐，以维持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

与美国不同，中国在5G技术发展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近年来，中国将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全力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数字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在该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与伙伴国积极分享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不断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建设“丝路电商”、数字交通走廊、跨境光缆信息通道、中国-东盟信息港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远程医疗等领域，中国一直在挖掘与周边及沿线国家更多的合作新亮点。美国“零和思维”与中国数字丝路的“互惠共赢”战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三)AI领域：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冲击中美军事安全格局

人工智能(Al)是当前新科技革命的风口，正在对当今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平衡发展也必然给中美战略稳定带来新的风险，引发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知识、对科技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投入。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使“中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超级计算、自动驾驶、人脸识别、无人飞机、即时翻译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根据《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的74.7%，是排名第二的美国专利申请量的8.2倍”;人工智能研究论文发表和引用世界第一;人工智能风险投资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公司数量世界第二;人工智能人才世界第二。与美国不同，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是以内向型为驱动的，即主要着眼于实现国内目标：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强大国防。中国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服务于国内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将人工智能融入情报部门和军方行动之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战略优势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中国就成了美国打击的重要目标，美国开始对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进行打压。2019年10月，继华为遭遇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限制后，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8家公司也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当中。很显然，美方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断阻止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成长势头，担忧中国企业制造的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会形成对美国在军事领域的领先。在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先优势进行打压的同时，美国开始不断推进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并且不断的军事化。2018年，美国国防部建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以联合美军和其他情报机构，统筹规划建设面向未来的智能化军事体系。《2018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开门见山就指出中国正在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这对美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破坏了自由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需要联合盟国和伙伴加强对前沿领域的投资，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继续维持战略地位，维护自由与开放的地区和国际秩序。2020年底，美国通过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特别指出了要增加对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资助，以确保美军在大国竞争时代高度复杂的环境中的机动能力和行动自由。为此，还赋予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更多的采购自主权，以保证该中心能够在未来更快地获得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二、当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动因

网络空间战略的核心是对网络空间利益的维护和围绕网络空间权力的争夺。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网络空间权力结构呈现分散化趋势，网络空间大国的博弈进一步加深。从本质上来讲，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实质就是美国极力维护网络霸权与中国反对网络霸权和争取科技自主之间的冲突。

(一)权力转移：中美网络空间的权力分配变化加剧网络地缘政治冲突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与既有的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权力日益接近，两者正陷入结构性的权力冲突之中。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网络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以云计算市场为例，数据显示中国的阿里云排名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市场份额达到9.5%，超过谷歌的6.1%，连续四年市场占有率不断增长。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网络实力，早在2017年，美国就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认为中俄两国正利用技术和信息力量加速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竞争，以改变地区权力平衡。2018年，美国国防部再次提出：“美国当前正置身于与中国、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中，这一竞争的范围已扩大至网络空间。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利用网络活动，侵蚀美国的优势，威胁美国的基础设施，削弱美国的经济繁荣。”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就是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威胁，这一认知基本上塑造了美国对中国的网络空间政策，也成为引发中美之间网络冲突的根源。

中美在网络空间数字领域的科技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之间的权力较量。从本质上来说，美国作为现有网络空间的主导者，长期占据网络空间的霸主地位，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不断发展网络空间力量、建设网络强国的合理举动必然会被既有的霸权国视为权力挑战者和对手，是需要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主要遏制对象。为了确保数字霸权，美国不停地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长臂管辖等多种手段遏制与打压中国。

(二)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对冲的动因：国家利益因素

网络空间中美战略博弈离不开国家利益的驱动。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国家利益更多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而长期占据网络空间霸权地位的美国，其网络空间战略的国家利益是外向型、进攻型的，旨在通过加强进攻性网络力量建设，或设置议程，以消除任何潜在的网络霸权威胁。

对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新兴的网络大国，其网络空间国内利益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对外战略目标。由于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与改革开放的增长期，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与首要关切，也是捍卫和确保国家利益的首要前提。有鉴于此，目前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的首要目标也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通过对内提高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对外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营造稳定和安全的互联网发展环境。对外，中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中国不会寻求霸权地位，也无意利用网络干涉他国。中国长期的网络空间战略目标始终是“国家中心导向”，构建稳定的国内网络安全与发展环境是目前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的重心。

与中国不同，美国长期占据网络空间霸权地位，其网络空间国家利益范围更广、目标更大。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网络强国，美国的网络空间国家利益是对内追求“以实力求安全”，对外追求“以霸权促发展”。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推出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优先”的基本信念，也是确保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基础。因此，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的网络安全国家利益优先于国际利益。对内，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目标主要是防范外来网络攻击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和网络数据资源的窃取。对外，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主要目标依旧是通过保持自身的霸主地位以获取国际经济利益。

具体来说，美国网络空间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土安全利益，应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风险。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增强联邦政府网络与关键性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行政令，重点强调保护政府网络、关键性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整体的网络安全。第二，经济安全利益，维护商业知识和知识产权的数字经济安全。第三，数字发展利益，通过鼓吹所谓的网络自由，加强美国技术与标准在网络空间的渗透，以巩固网络霸主地位。在对外目标上，美国仰仗自身遍布全球的网络技术和平台载体通过“网络自由”规则，攫取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这决定了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的矛盾与冲突。

(三)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对冲的动因：意识形态因素

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竞争，不仅仅是权力之争、技术之争，实际上也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在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污化”以转移国内视线的一个新兴阵地。意识形态影响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主要特点在于：美国以网络为平台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进攻，不断将中国塑造为意识形态的对手和敌人，并妄图将中国全面西化、美化。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对待意识形态之争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具有内向性，没有美国那种以所谓‘普世价值’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美国则始终怀抱着将中国完全西化的冲动。数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狂热，美国在全球网络空间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不断丑化和抹黑中国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中国威胁论甚至一度成为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主流叙事，恶化了中美交流的舆论和意识形态环境。一直以来，美国政府“绑架”美国主流舆论媒体，利用其全球流量优势攻击中国，企图恶化中国形象，扰乱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罔顾科学事实，大肆传播所谓的“武汉病毒”“中国威胁”等，为自己应对疫情不力寻找替罪羊。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没有停止或放缓对中国“政治污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步伐。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中国威胁”等言辞借口对中国进行发展遏制和政治攻击，这也是美国政府转移国内民众对社会不满情绪的惯用伎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正在从实体空间走向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也是引发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未来走向

当前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各领域的全面展开，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也正在走向显性化、激烈化。可以预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遏制”仍将是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的核心，美国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打压与数字“一带一路”对冲将会更加激烈，借助网络舆论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持续施压中国仍然是美国对中国遏制与打压的主要手段。

(一)“遏制”是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的核心

当前，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白热化，对中国实行遏制与打压战略以尽可能阻碍中国发展势头几乎已经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延续对华强硬的主张。在对华网络空间战略上，拜登多次表态提出，美国的科技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而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中国是美国未来的头号竞争对手。由于中美技术战、创新战已经开启，预计拜登不会快速放缓遏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拉帮结派、强化盟友关系以巩固“反华科技同盟”依旧会是未来美国对华网络政策的主旋律。其实从近期美国实体名单上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有增无减、修订瓦森纳出口控制规则等举措，足以看出遏制仍然是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战略的核心目标。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对华技术封锁、规则钳制将构成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遏制的重要手段。

(二)“地缘政治”打压与数字“一带一路”对冲更加激烈

在网络空间领域，美国一直秉持拉帮结派、合纵联盟的地缘政治策略，以实现掌控数字霸权的最终目标。2011年，美国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就开始强调要积极合纵连横：“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开展双边协作，合作处理对我国政府和人民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络空间事务。我们必须首先谋求与持相近观点的国家一起，签订含义清晰的协定，并以此为出发点，扩大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理解。”近年来，随着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不对称优势的相对下降，其网络空间战略更加强调了编织对抗与遏制中国的网络同盟。未来，只要中国在网络科技领域不断加速发展，中美之间的网络实力对比不断接近，美国就不会跳出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逻辑，在网络空间领域对华遏制与打压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和安全利益。

中国则坚持“巩固和扩大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共商、共建、共发展”的共赢理念贯穿中国数字发展国际战略的始终。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强调国际合作与共赢，通过开展不针对第三方的网络多边合作伙伴建设，朋友圈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快建设数字“一带一路”，为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网络基础设施与网络互联互通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数字‘一带一路’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远程医疗等数字服务正沿着‘一带一路’走向各个国家，促进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和创新集聚，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带动沿线国家跨越式发展，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随着中美两国网络空间优势地位的消长，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国围绕网络空间战略的竞争将会大于合作，美国通过纠合盟友与伙伴以地缘政治手段持续遏制中国“数字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路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甚至会更加激烈。

(三)美国借助网络舆论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持续施压中国

在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时候，美国又利用新冠疫情对中国开展了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将中国塑造为国际社会的“公敌”。在这场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中，网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全面监控，美国能够收集中国网民的心理侧画像，利用国家的力量精准地进行政治谣言的投送。”结果，在西方引起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围剿和意识形态攻击。美国近来逐渐升级对华攻击，借助网络舆论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持续施压中国，达到多年以来未曾见过的高度。只要网络空间中美实力格局不会有太大改变，“竞争与遏制”就依旧会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心。

四、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的中国应对

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以遏制为核心，注重全领域、全方位的施压，坚持单边与多边手段相结合，对中国网络空间和平发展战略带来了重要威胁。对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方针，积极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步伐。坚持求同存异，寻找与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利益交汇点;积极构建防御体系，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寻求共赢秩序，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一)坚持求同存异，凝聚利益共识

中美关系始终有分歧也有合作，即使在今天美国日益开始强调战略竞争的时代，双方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间，拥有利益交织的议题。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在其发表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就提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未来要在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等方面与中国对抗，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仍会选择与中国合作。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传统领域的中美关系特性，表现出分歧与共同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事实上，在网络空间领域，中美两国是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的，分歧与冲突不能定义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全部。“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能更好地预防系统性的风险。”例如，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合作发展数字经济都符合中美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美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两国在信息通信技术贸易、产业领域都已深度融入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形成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

利益的重合与交汇是中美网络空间合作的基础。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中美两国在合作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共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及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机遇。虽然中美双方对网络空间的其他关切点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分歧不应成为两国合作发展的持久障碍。为避免中美陷入网络安全困境，只有尽可能坚持求同存异，凝聚双方利益共识，扩大利益契合点，才能实现中美网络空间合作共赢。就可能的利益交汇点而言，未来中国应该继续推动双方在发展数字经济、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及维护全球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等方面加强合作。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中美启动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其中就包括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机制，对增进双方理解、加强战略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渠道。未来双方应该继续重启对话和沟通机制，增强两国互信与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二)构建防御体系，强化网络防御

由于美国国防部网络军事化战略升级、网络威慑加剧，加之近年来中美摩擦和竞争态势不断升级，中国理应做好随时应对美国网络冲击与进攻的准备。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网络空间领域，中国也始终坚持尊重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平利用网络空间的原则，强调中国“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网络力量，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御能力建设，抵御网络入侵、维护网络安全。虽然中国对外战略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针对美国不断升级的网络空间进攻能力及对我进攻意图，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在网络空间安全理念上，要坚持积极防御、超前防御的理念，加强战略威慑，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在实践方面，加快探索网络空间多军种联合作战模式，努力实现网络空间多军种联合、军民联合作战体系，建设强大的网络空间攻防能力，提高网络军事力量建设的现代化水平。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打造一支训练有素、能打胜仗的精锐网络部队是未来应对美西方国家网络威慑的战略导向。

(三)加强国际合作，建构共赢秩序

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合作是网络空间共赢秩序建构的必然路径。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特别是在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等方面，世界各国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利益。另外，目前世界各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中，已经建构了某些基本的共享规范，如统一的技术标准、安全与隐私规范等。“基于各国共同的利益、共享的规范和互惠的行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国际合作有实现的可能。”

加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建设覆盖网络空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是中国合作制衡美国网络霸权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网络空间能力建设与提升的必然之路。作为中国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重要努力，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成功召开7届，为“增益‘中国方案’传播力与号召力，搭建创设国际规则的平台和扩大共识”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下一步，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机制，加强与国际社会在技术、产业、标准、人才以及打击犯罪等多方面的合作，主动设置网络安全与发展议程，加强沟通、理解与对话，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共识的达成，共同抵制网络空间霸权，协商制定具有普遍性、共识性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在不断增强网络空间“硬实力”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形成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的“软实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五、结语

网络空间战略博弈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缩影，具有长期性、战略性与复合性的特征。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全球互联网大国，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牵涉到双方技术、文化、制度、治理体系等多层次的较量，因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既直接影响着当前双方的网络发展态势，又会对未来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具有战略性。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不仅仅是单纯的网络博弈，更是影响到数字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绩效、文化交流、军事建设等各个层面的博弈，具有复合性的特征。中美之间的博弈或斗争，是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中美两国在长期的战略互动中塑造了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两国利益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交叉与汇合的一面。我们要全面和充分把握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具体特征，认识到双方在网络空间中始终是一致与冲突的复合体，也是合作与竞争的综合体。

作者：余丽，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林林，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9

美中两国有许多机会和可能性走到一起 | 王辉耀对话弗雷德·伯格斯滕

存档帖子
-
0
美中两国有许多机会和可能性走到一起 | 王辉耀对话弗雷德·伯格斯滕

作者：  来源：全球化智库CCG

2022年9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线上对话活动，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最杰出智库之一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创始人、《美国与中国：寻求全球经济领导力》一书的作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展开对话。双方围绕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有条件竞争合作”的挑战与机遇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和分析，以下为对话实录内容节选：

弗雷德·伯格斯滕：众所周知，中美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现在甚至正走向一场新冷战和对抗，这种对抗对于全球安全和政治关系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避免其对世界经济体系可能带来的威胁，这就把首要责任放在了中美两国。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的系统，我称之为功能性脱钩(functional decoupling)。我们知道中美在政治、安全和价值观方面的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这很不幸但恐怕也无法避免。那么我建议，尽管在众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认识到合作对于发展、支持和发挥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经济、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和平世界作出贡献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谈论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两国紧张关系存在升级成真正冲突的风险。在我的书中，我认为存在一个经济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的中国确实挑战了美国的现任权力，正如你提到的贸易战仍然存在。拜登政府取代了特朗普，但并没有解决贸易战。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两国需要一起解决我们之间的贸易冲突，在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提供一种共同领导，保持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将要求中国和美国之间有新的愿景、新的合作和新的政策倡议。

王辉耀：谢谢您出色的总结。当前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显著，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差异还会将保持，但会开始试图接受彼此。当前有太多危机叠加：三年的新冠疫情破坏了世界经济，俄乌冲突仍在升级，我们似乎即将进入又一次世界大战，并面临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那在接下来维护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和解决危机方面，我们需要加强什么?

弗雷德·伯格斯滕：正如你所说，美中两国有许多机会和可能性走到一起，共同发挥全球经济的领导作用。美国退出最初的TPP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该地区性背景下就其他双边经济分歧进行谈判，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政治难度较小的方式。正如前述，中国经济大致与美国相当，甚至在某些指标上超越美国，中国已经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些方面提供了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效的领导。坦率地说，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已经下降了。如果美国要恢复其在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中的份额，就必须扭转这一趋势。

王辉耀：我认为你一直在思考全球问题，特别是全球体系改革问题。实际上，前段时间我和哈佛大学钱校长拉里·萨默斯就开发银行作用领域问题进行交流，拉里·萨默斯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中国也启动了亚投行，那么，你对开发银行领域有什么看法?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趋势，即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上做自己的事情，却并没有真正进行合作。中国在近十年前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最近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推出了“重建美好未来”(B3W)，七国集团谈到了基础设施计划，还有欧盟推出了“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所有的政府都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以及基础设施愈发重要。我也和前世界银行行长左利克谈过，我们在想是否可以在全球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所以，你认为有什么可能性，比如说亚投行是由中国牵头的，世界银行是由美国牵头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由日本牵头的，这些开发银行能否真正合作，或者将亚投行(AIIB)升级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中国、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是否可以做一些工作来重建这个世界?另外，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我们也可以对乌克兰进行重建。

弗雷德·伯格斯滕：你说的完全正确。当然，中国已经以很大的优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贷款出借国，因此，发展融资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中国可以在协调世界的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援助，并以这种方式促进全球增长。美国的另一个巨大错误是拒绝加入亚投行，这是在奥巴马时期。我完全同意拉里·萨默斯的观点，美国不加入亚投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游说其传统盟友不加入，是一个更大的错误。但几乎所有盟国都拒绝了美国的游说，并加入了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在书中表示，美国现在应该回来，到北京的朋友那里说，‘好吧，我们又考虑了一下，我们想加入亚投行，成为一个非区域成员，就像我们在其他开发银行一样，并作出积极贡献’。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亚投行在符合国际规则、国际规范方面无可挑剔。它迅速扩大了规模，成为一个重要的贷款人。它一直保持着我之前在贸易和信贷事务方面所说的(角色)。与其有单独的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不如把它们放在一起。竞争在某些意义上是好的，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在相互影响下可能会做得更好，它们都已经看到了共同资助许多项目的好处。我认为在未来，需要更多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项目。

对此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如你所知，“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中国的一些道德安全或政治和外交政策目标，也可能在一些借款国造成过度的不利影响，其中一些现在就开始显现。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还是美国和其他非参与者目前都应该聚在一起，努力改善这种结果。我在书中主张，中国必须在管理全球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就要求全球经济在规则和规范方面做出一些中国偏好的改变。其中有些可能会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不适，有些可能不能接受，但关键是要聚在一起，谈论这些改变，并本着合作的精神进行尝试。我认为，除非美国愚蠢地认为它真的可以成功地遏制中国，否则唯一的选择就是寻求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所以我在敦促我自己的国家。

在我停止谈论之前，我要补充的一个好消息是，拜登政府确实允许我所谈论的那种功能脱钩(存在)，我反对国家脱钩。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和中国脱钩的问题。在我看来，整体意义上的脱钩将是一场灾难，它不可能成功，甚至不应该去尝试。功能性脱钩要求承认我们在安全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在经济方面进行务实的合作。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即使我们在其他领域的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我们现在需要追求的。拜登总统允许这样做，甚至在他上任之前，就发表文章(阐述类似观点)，政府的其他高层人士也写过类似文章，而且他们在上任后也这么说过。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存在不同的“篮子”。有些篮子里的问题会产生对抗，有些会产生竞争，有些会产生冲突，有些会产生合作。他们拿双边应对全球变暖和新冠疫情作为案例。

我将把经济问题放入合作这个篮子。我认为这是现在的关键点，除了全球变暖，我们需要在政府的高层达成协议，把经济问题放在合作这个篮子里。功能性脱钩我认为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在其他领域，通过跟别的国家合作已经发挥作用。我认为它甚至在乌克兰危机中也可以发挥作用。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愿景，这就是我们两国必须追求的道路，否则就会向新的冷战的消极方向发展，我担心我们会继续下去。

王辉耀：是的，你说得对。我认为，我们看到了一种双边迅速疏远的趋势。我们需要建立对话的机制。我认为，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和去全球化趋势，我们确实看到拜登政府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变化，强调有投资、联盟也有合作。但如果是建立联盟，让我们有更多的经济联盟，而不是安全联盟。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如“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非洲合作等。而美国则致力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五眼联盟等。我认同你的功能性脱钩的想法，可以脱钩意识形态，不要脱钩经济合作。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的，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我所提议的是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它包含竞争、合作和条件三个部分。我们已经谈到了竞争和合作，但我也认为，这样的竞争和合作是有条件的。因为现在中国与美国在整体实力上旗鼓相当，在大多数经济指标上也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新角色，中国的领导潜力和领导责任，以及美国和它在欧洲和加拿大的传统盟友在这方面的责任。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与中国的谈话将必须以对等的方式进行，在两个基本平等的国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进行。

王辉耀：谢谢弗雷德。和我对话的艾利森提到双边关系应该是“理性敌对”(Rivals within Reason)，约瑟夫·奈也提到希望这种竞争合作关系(Rivalry Partnership)能够发挥作用。如你所说，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即凭借五千年的历史和不间断的文明和伟大的儒家传统。随着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总体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实际好处。

但我们最担心的还是台湾问题。最近，美国国会在研究“台湾政策法案”，建议把台北办事处升级为“台湾办事处”作为强制性要求列入法案。现在有所降温，目前这一“升级”可能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建议性的，美国政府可能会接受，也可能不会。他们还曾说建议授权国会审批美国驻台北的代表。但现在反对阻力也很大，他们可能放弃了这一做法。因此，针对这些事项，您认为我们在中美能真正起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些?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或者您有什么建议?中美应该如何在这种复杂和紧张的情况下继续相处?

弗雷德·伯格斯滕：台湾最能体现我所说的问题。我担心我们可能会继续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内容上做到下面这一点。通过沟通，我认为我们可以避免敌对的冲突，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分歧会持续下去。对于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可能也会继续保持不同看法。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呼吁我们去做功能性的决定，把那些我们确实有分歧的问题放在一边，在经济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达成成果的。我认为美国会同意这样做，但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同意。台湾显然是中国的一个核心利益。但根据我的解读，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威胁到该开放经济体系持续发展的潜在影响因素，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我想回应一下您之前的某个观点。您谈到在美国国内存在着某种对华共识，您担心这种共识将会导致美中走向对抗，甚至出现新冷战。在美国的确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是一百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对手。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然而，在如何应对中国这一问题上，美国没有共识。特朗普试图遏制中国，正如我所说的，它失败了。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但他的语气却非常不同。他正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以及我之前提到的几个经济问题上，都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功成就。但我认为，现在说拜登政府在这些议题上将如何进行改变还为时过早。

王辉耀：是的。这确实一个好的思路。我们需要真正强调一个全球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要加强。中国、美国和欧盟应该真正合作，以真正维持我们全球系统的改善，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地缘政治方面的干扰。我很高兴与您交谈。您有很多的智慧和很多的经验。所以，接下来是最后发言。弗雷德，在我们结束之前，您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弗雷德·伯格斯滕：只是要非常感谢王辉耀博士与我进行对话。我与您一样，希望这本书可以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我非常期待中国的领导层以及您的中国同事的反应，就像您在这次对话中所做的那样，告诉我他们的看法，以及如何能够改进，如何能够实施，我们双方如何能够共同前进。我就从我开始的地方结束吧，也就是说我写了这本书，因为我真的认为，如果全球经济体系要继续成功、繁荣、稳定，并要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找到一种让美国和中国这唯二的两个经济超级大国有效合作的方法是绝对必要的。我认为这是各国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我只是希望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做出微薄的贡献。我感谢您对我的一些想法的欣赏和支持。非常感谢!

王辉耀：谢谢你，弗雷德。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为了人类和世界的利益而共同发挥领导力。

(本文根据对话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8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文本数据的比较和分析

存档帖子
-
0

作者：陈李逸帆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当地时间10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下简称“NSS”)，这是拜登政府首份正式NSS文件。[1]根据美国现行法律(50 USC 3043)，总统应当每年向国会提交阐明美国国家利益、承诺、能力和国家力量使用的NSS报告。[2]因此，美国NSS文件集中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综合认知，并直接反映总统观点。

国务卿布林肯在介绍NSS的新闻声明中避开了“竞争”字眼，[3]但与布林肯的克制相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解读NSS时反复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4]、“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5]。这些说法延续了拜登上任以来的基本立场。

一、报告内容概要

此版NSS重申了美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知：世界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20年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十年。这一判断是新版NSS的龙睛之句，这份48页报告的核心正是围绕该看法提供了一个总体设计，指导美国如何在这10年里发展与建立起能够赢得地缘政治竞争和国际共同挑战的能力与优势。

(一)章节设计与基本内容

新版NSS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接下来的竞争》、第二章《投资于我们的实力》、第三章《我们的全球优先事项》、第四章《我们的区域战略》和第五章《结论》。其中，第二章与第三章是新版NSS的重点内容。

(二)主要议题与核心观点

主要议题一：大国之间为塑造国际秩序未来而展开的竞争

中国

1、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只有中国同时具备在全球范围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愿与能力。中国的挑战将会长期存在。

2、投资、协同和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三个支柱[6]，美国在技术、经济、政治、军事、情报和全球治理领域赢得同中国的竞争至关重要。

3、与中国的竞争在“印太”地区最为明显。但这一竞争正朝着全球范围发展，并且在每个地区的几乎所有领域上演。

俄罗斯

1、与中国对美国带来的长期的、步步紧逼的、全球性的挑战不同，俄罗斯正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和持续的威胁。

2、乌克兰危机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相对于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其他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削弱，可能会增强其在军事规划中对核武器的依赖。

主要议题二：世界共同面临的跨国挑战

气候和能源安全

1、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和潜在的问题。

2、乌克兰危机表明，世界迫切需要加快从化石燃料的转型。

流行病和生物防御

1、下一次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有着更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

粮食不安全

1、实现可持续的全球粮食安全需要各国政府与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时刻保持警惕并采取行动。

军控与不扩散

1、美国将加强军备控制和防扩散机制，阻止军备竞赛，降低误判的可能性并补充美国和盟国实现威慑的措施。

恐怖主义

1、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的恐怖主义威胁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多样，在地域上更加分散。

2、美国的反恐战略转变为“合作伙伴主导、美国赋能”。通过支持有效治理、促进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解决持续冲突，从根本上解决“激进化”问题。

(三)重点表述与关键概念

在包括NSS事实清单等官方意见中，还出现了一些相对新颖的表述与概念。

1、世界再次处在转折点。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大国之间正在开展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竞争。

2、拜登政府采取的方法打破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分界线，美国拥有把国内外挑战转化为机遇进而推动国内改革和振兴的传统。

3、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具备更强能力的竞争对手及其带来的威胁，美国不能仅仅依靠常规力量与核威慑。为此，美国确立了依赖于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的国防战略。

二、文本数据统计与纵向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新版NSS的关切变化，探索美国战略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认知情况，笔者对2015年NSS(奥巴马政府)、2017年NSS(特朗普政府)、2021年《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SSG)》(拜登政府)和2022年NSS(拜登政府)做了词频统计。(笔者对四份NSS文件进行了关键词检索，记录并统计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由于表达同一涵义的词语在报告中并不唯一，因此，笔者较为细致地、尽可能地统计了所有同一涵义的单词。图表均为笔者自制。)

(一)2022年NSS的关键词统计

在关键词统计中，笔者记录了部分国家/地区、部分国际组织与机制、部分地理区域、重要议题和关键概念的提及次数。

""

在新版NSS中，俄罗斯力压中国成为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国家，其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俄罗斯的安全优先级高于中国，而是当下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对地缘政治、安全、气候、能源和食物等诸多领域均造成巨大冲击，这造成报告提及俄罗斯数量的上升。乌克兰被提及多达32次也佐证了这一点。

""

图2 2022年NSS中部分组织与机制被提及次数

在新版NSS中，联合国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组织，次数甚至超过北约。这反映出拜登政府试图与更大多数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以及借助具有排他性多边主义遏压中国的目的。相较于只被提及1次的G20，G7被提及了5次，这也能从侧面说明美国采取的多边主义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小圈子”关系网。

""

图3 2022年NSS中部分地理区域被提及次数

如图所示，“印太”是美国政府在新版NSS中使用最多的区域称谓，被提及的次数高于欧洲，远远多过中东，这凸显了中国和“印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海各被提及1次。在新版NSS中，没有使用“亚太”和提及中国东海。

""

图4 2022年NSS中部分议题被提及次数

图中数据体现了拜登政府强调技术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重要性，重视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前沿科技与STEM人才的创新。民主也是拜登多次强调的议题，意识形态修辞的回归或许将成为美国未来几年的对华常态。

""

图5 2022年NSS中部分概念被提及次数

沙利文在乔治城大学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NSS中提到的“双轨方法”，即与包括地缘政治对手在内的任何愿意就共同挑战开展建设性工作的国家合作，以及深化和加强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的合作。图5就是对“双轨方法”的直观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拜登还强调“威慑”、“国际秩序”和“基于规则”，这三个概念同样是拜登政府国际战略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手段。

(二)四份NSS文件的关键词比较

孤立地分析新版NSS难以评判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认知的变化，以及部分地区和议题的真实受重视情况。为此，将最近几份NSS文件纳入分析是必要且有益的。

""

图6 四份NSS文件报告页数

报告篇幅长的文本中，某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更有可能多于篇幅较短的文本。在这四份NSS文件中，2022年NSS、2021年INSSG和2015年NSS在排版与字体上相差较小，页数差异基本可以反映篇幅差异。2017年NSS在字体较小、双栏排版的基础上，页数多达55页，是四份NSS里字数最多的文件。

""

图7 四份NSS文件中国国内行政区被提及次数

从图7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前两任总统并未将新疆和西藏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当关注的议题。随着中美竞争与对抗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地区成为关注对象——中国台湾在新版NSS文件里被提及次数比2017年多出一倍。

""

图8 四份NSS中部分国家被提及次数

图8的一个直观结论是，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美国NSS中最被关注的国家。考虑到2014年和2022年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出镜率”的抬升作用，中国在美国NSS中的实际分量或许会呈现“断崖式”地领先别国。除乌克兰外，被提及最多的另外两个国家分别是伊朗和朝鲜。随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逐步将反恐主导权交由合作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家被提及次数越来越少。

""

图9 四份NSS文件中部分组织被提及次数

上图展示了四份NSS文件中部分组织和国际机制频次情况。联合国、北约和欧盟是NSS中最常被提及的国际组织。特朗普在报告中只提到1次联合国。3位总统在4份NSS中均提到“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东盟、欧盟、联合国和北约。只有奥巴马提到TPP，这一协定2015年后再未出现在NSS中。

""

图10 四份NSS文件中部分地理区域被提及次数

从总量上看，欧洲仍然是四份NSS中被提及最多的地区。但综合考虑亚洲和“印太”/亚太时，可以明显发现，美国NSS关注的重点已转移到亚洲。拜登上任以来，“印太”地区的分量更是显著超过欧洲。

""

图11 四份NSS中部分议题被提及次数

图11展示了四份NSS中部分议题的情况。总量上看，民主、技术、能源和气候是排名前四多的被提及议题，并在数量上与其他议题形成断档。在总统偏好上，特朗普只提及气候一次，但较多地讨论了移民和知识产权议题。

""

图12 四份NSS中部分概念被提及次数

图12展示了四份NSS中的部分概念。对比可知，拜登政府重新在NSS中使用“基于规则的”和“航行自由”两个概念，并且比奥巴马与特朗普更加强调“国际秩序”。四份NSS均提到了“伙伴”、“盟友”、“竞争”、“挑战”、“威慑”和“领导”。从频次上看，奥巴马更多使用了“领导”，而特朗普和拜登则更多使用了“威慑”和“竞争”。这说明国际力量对比在近几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等国家快速发展和本国衰落的压力，在领导世界上已信心不足。

三、总结

新版NSS全面评估了美国当前及未来数年的重点安全关切和主要事项，就不同安全问题分别做了优先排序和应对策略，并提出了投资本国、强化同盟和提升军力的总路径以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和共同跨国挑战。

无论文件本身还是文件出台前后美国安全领域高级官员的表态，这份NSS无疑为美国同中国竞争提供了一种先声夺人的视听效果。美国已将中国视作本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在乌克兰危机硝烟未散的当下，仍然把中国列为最应当被优先对待的安全威胁。尽管两国仍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低政治领域依然有着深度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在经济、科技、外交、战略与安全等议题上，中国未来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将持续上升。

新版NSS究竟能为美国带来什么?在实施中会打多大折扣?将遭遇怎样的现实困难?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本文仅仅是对新版NSS的一次速览概述，无论从学术还是政策角度，拜登政府的首份NSS都值得持续跟踪观察与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

特别说明：

文中关于“美国已将中国视作本国首要对手”的判断与相关观点来自作者陈李逸帆的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题目为《集中火力还是四面出击?——霸权国应对首要对手时的冲突策略选择》并于2022年4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组织的硕士论文开题答辩。该论文的前期工作曾在2021年7月清华大学战略与研究中心组织的战略青年研讨会上以《霸权的“两难”与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展示汇报。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7

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8）

兔主席
-
0

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3.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4.Goldwater vs. Carter案

5.《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年)

6.第三个联合公报：1982年8月7日的《八一七公报》(August 17 Communiqué)

7.“六项保证”(the Six Assurances)

这题目越写越大，看着都有压力。想想怎么把内容写得更加轻松一些，大家就是闲时看看，了解了解历史，这样看到最新的时政发展时，也知道是个怎么回事。

二、中美关系：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历史阶段

本系列是从中美在1970年代重新接触开始写的。先理一理大的脉络。

第一阶段是1972~1989年。

这段时期前后十七年，中美关系总体向好。这段时期，中美的共识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自然也得到比较好的处理。作为中美建交的初创期、蜜月期、这段时期里中美也联合发布了若干公报，就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做了回应和解释。针对这些，本系列前面文章也做了介绍。

第二阶段是1989~2001年。

这里前后十二年，这段时期，世界格局剧烈变化，冷战结束、苏联集体、东欧剧变，各种政治风波不断，台湾也经历了自己的政治风波与转型。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的波折坎坷。这期间，台湾问题没有发挥什么“好”的作用，相反，由蒋经国开启、李登辉推动的台湾“本土化”、“民主化”，变成了一个在中美之间(以及在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之间)制造紧张和冲突的负面扰动因素存在。这些问题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及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达到顶峰。1996年，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前来台海，使这次危机发展成为各方都需要重新梳理和确立自己短中期战略及选择的历史事件。所幸在整个过程中，中美两国政府(美方指总统/白宫/国务院)是保持着沟通和谅解的，毕竟中美两国有过去将近二十年比较好的交往历史做基础，并且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1997年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两国领导人积极推动双边关系，使得1999年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这些都为后来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腾飞创造了条件。期间，有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1999年)和南海撞击(2001年)这样的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彼时美方的想法是，一方面希望深化和中国的经贸金融合作(这是大企业大资本都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也自信WTO能够推动中国就此纳入西方的政经模式及价值体系(也就是完成所谓的“和平演变”)。

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已然重构，有许多结构性的东西已经被改变了，所以这段时期，中美关系埋下了一些未来危机的种子——包括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政治”，以及美国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美方收益更多归于美国大企业大资本，而非美国劳工和百姓)。

第三阶段是2001~2016年。

2001年是中国加入WTO的元年，也是文明冲突世纪的元年：当年，美国经受了改变历史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就深陷中东事务，接二连三的在中东打仗，无心顾及东亚，且高度依赖全球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包括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这段时期，尽管陈水扁在台当政(2000-2008年)，但并没有对中美关系造成特别巨大的负面影响，没有演化出新的台海危机。相反，美国在两岸关系里起了稳定剂的作用，例如明确表态反对陈水扁政府的入联公投。

2008-2009年，美国遭遇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元气大伤，用了数年时间才恢复出来。在国际政治领域，到2011年，奥巴马才提出对亚洲的“再平衡”政策，希望将战略视野重新投向亚洲，同步从中东抽身。至此，美国与中东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的文明冲突似乎就“阶段性结束”了(十多年前，一切讨论都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今天则不是“俄乌”就是中国)。而回过头看，也正是由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收缩，使得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上来就“享受”了十多年的“地缘政治红利”。

待美国“重回”亚洲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恰又是蓝营的马英九，马氏在“一个中国”、“统一”等话语上能够与大陆领导人找到交集、共识，使得两岸关系相对稳定。2015年，两岸领导人更在新加坡会晤，把两岸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回头看，新加坡会晤其实是“黑暗前的黎明”;而马氏又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历史存在：他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干扰”了台湾“渐绿”的历史轨道，甚至影响了中国大陆对两岸局势未来的推演和判断——因为马氏的存在，我们对台湾政治情势和走向的推演可能会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

无论如何，美国陷入中东泥潭、遭遇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维持发展，但期间，却酝酿了许多新的因素，犹如定时炸弹一样，只待未来爆发。

——首先是美国因素，美国右翼的、偏向大企业、大资本的近乎原教旨的自由市场经济使得美国的普通劳动阶层很难在FDI导向的资本全球化及国内经济金融化下获益。相反，看到的是美国收入/贫富差距在过去二十多年(199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则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社会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击破了“美国梦”的信仰。这二十年中美国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都成为了Trump及右翼民粹政客上台的基础;而美国社会的这些情绪、不满、戾气、愤怒都将被充分利用，转移投射到中国话题，成为“反华政治”的动能。

——其次是台湾当局/绿营执政党的因素：这里有台面上的政治，例如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四阶段论”、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放弃国家统一目标)等，试图重新定义台湾的认同、定位及主权;其次是文化社会层面的更广泛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致力于在族群身份、社会、文化、历史维度上实现将台湾脱离中国/中国大陆。由于教科书被修改，也使得过去二十年的台湾青年都在受到“本土化”、“去中国化”教育宣传熏陶的影响，成为绿营政治的种子。

这些因素，都为后来的关系撕裂埋下了种子。

第四阶段就是2016年开始至今的阶段。

2016年蔡英文上台，Trump获得大选胜利;2017年Trump就职。

表面上看历史转向了，中美关系进入了另外的一个轨道。但如前所述，这个问题自1990年代开始已有铺垫，最终是量变到质变。

这里需要提及，2017年中国召开了“党的十九大”，并在次年紧锣密鼓地召开三中全会及两会，密集提出了全新的政治、政策主题与主张。此时美国人已经看到，中国在走自己的道路，当年美国谋划的将中国纳入WTO体系并以此谋求中国政治转变的构想全面“破产”。

这时，美国主动出击，选择在中美关系上成为“现状改变者”。在2016年Trump选举时就已经将过去二十多年美国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转化为反体制、反华盛顿精英的右翼民粹政治，并将许多问题具体归咎于中国。上台初始，Trump曾打过朝鲜半岛的主意，一度拉拢过中国，但觉得政治收益不大，很快就将全部精力转至中国：毕竟Trump的选民对朝鲜半岛不感兴趣，而只希望看到就业岗位(从中国)回到美国。2017-2018年中国将自己的政治未来“摊牌”后，Trump也就启动了贸易战，全面铺开反华政治。

这时，香港的黄营和台湾的绿营对美国的反华政治也积极策应，希望能够从中获益。2019年，香港“反中”势力涌动，搞出了“黑暴”运动;台湾方面，2020年初，蔡英文也借此势能实现选举连任。我们看到，在港、在台、和在美的反华/反中政客与势力实现了两两的联动。这种情势自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击，而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中国政府的反制又会推动美国将反华政治螺旋升级。2020年爆发COVID-19疫情及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反华话语的竞争)也都起到了负面作用。

中美两国关系是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逻辑的，当下，两国关系似已越过某种“临界点”，进入了“失速”状态。而台湾问题在其中，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加剧恶化中美关系的因素( 一架已经“失速”的飞机上的载重)，而很难成为一个改善或缓解因素(“降落伞”)。

以下是围绕各阶段的几点观察：

1)第一阶段(1972~1989年)是中美算是“蜜月”阶段，有几方面的原因：

——有苏联的牵制很关键，美国是“以华制苏”。如果这个因素不存在了，中美关系马上就薄弱很多

——中国虽然大，但经济不发达，还是个穷国，美国人对中国并不以为意，包括中国的政经制度和价值观，完全不认为中国能够形成什么挑战。说得直白点，美国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只是想着如何利用一下

——中美两国关系看上去不错，但并不那么深，只在浅水区

——台湾在美国眼里更多的是一个流亡的、失败的政权(小弟)，稳住不添乱就行了

——美国国会还在确立与总统/白宫的权力边界：到底谁对外交政策/对华政策有话语权。这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2)第二阶段(1989~2001年)是中美关系的纠结发展期：

——苏联一解体，冷战一结束，美国就没有拉拢中国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需求了，这样中美关系的基础马上就“单薄”了很多

——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逐步改善，向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例如购买苏-27战斗机)，反而被美国用作增加对台军售的借口(1992年，对台出售150架F16战机)，中美俄三角平衡关系的问题，那时已经初见端倪

——不过，在1990年代，中国还不够强大，不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美国还没有考虑对中国本身进行打击/遏制/制衡，更多的只是如何“和平演变”中国的问题

——中国市场广大，积极发展经济，美国看到，其在中国的利益主要在经济贸易

——美国对华政治的主题这时就变成了如何在两者之间平衡关系：一边是和中国“做生意”，另一边则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关注和中国“做生意”的主要是总统/白宫、企业家、投资者等市场力量(及其在政治上的游说者或代言人)

——关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主要是国会两院的政客。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的政治、政治、制度、倡导的价值观，以及台湾/两岸问题。在1970~1980年代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对美国政客只有有限价值;但到1990年代台湾开始搞“民主化”和“本土化”时，被认为是一个符合西方体制的民选政府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自然就亲近美国了，美国政客和民众就开始关心台湾了

——由于苏联不存在了，美国不再需要联合中国制衡苏联，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下降了，所以美国政客也更愿意、更敢于、更理直气壮地跳出来从意识形态、政治价值的角度去评价中国(及两岸问题)，而不愿只为了经贸合作而牺牲政治价值

——美国国会继续通过渐进立法和决议扩大其相对于总统/白宫的对华政治话语权(这在李登辉访美时充分体现)

——美国总统/白宫和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力量则希望将经济与政治利益一体化：即，主张加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最终推动政治目标(即逐步改变中国的体制，将中国最终拉入西方阵营)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也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底线，重新审视两岸问题，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最终得出的方案，当然是继续大力推动中国开放，希望通过改变经济带动政治

——1995-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将两个航母舰队派至台海。这也使得中国不得不审视美国在台湾问题的决策，审视中美问题，以及更加重要的，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问题

——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典型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3)第三阶段(2001~2016年)是美国的“战略抽离”期

——这段时期，西方视角里的冷战后世界冲突主题是“文明冲突”，但那时的冲突方是“西方世界 vs 伊斯兰世界”，或者说“伊斯兰世界 vs 其他社会”，但不是美国/西方 vs 中国。要记住，那段时间俄罗斯也陷入类似的冲突里(即车臣战争)。那些年，激进伊斯兰运动确实在影响全球，包括影响到中国

——这时，在美国的视野里，中国做少一点就是“中立国”，做多一点就可以变成美/西方对抗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盟友或伙伴

——美国无心顾及亚洲，只希望亚洲能够维持现状的稳定。这段时期陈水扁绿营蠢蠢欲动，而美国反而起了稳定剂的作用，例如在2007年明确反对陈水扁当局搞的入联公投，认为这是在制造麻烦、伤害两岸交流，危及亚太稳定。当时，反而是希望改变现状的绿营政府与美国关系紧张，而后来的马英九蓝营政府稳定了和美国的关系

——从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只要中美关系稳定，只要美国不掺和、不策应，不搞事，那么台湾绿营想搞事也搞不出来，也不敢搞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只要美国不去掺和一个地方的事，不会制造冲突和分裂，也就不会闹出大的冲突

——这段时期，表面无事，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不断酝酿积累，直至要发生“内爆”，最终是华盛顿政客集体下台，选民推举了右翼民粹的Trump上台，才得到暂时的疏解，但历史就进入了另一个轨道。这个轨道看似偶然，但实属必然，是整个西方右翼民粹政治运动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

——同时，台湾的政治和社会也在持续发生变化，一方面，与大陆的体制越走越远，已经逐渐分离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台湾地方的制度也与美国的制度更加相似了——最低限度是看上去如此。而美国文化是以“反共”、“恐共”著称的;看到两岸，一边是“共产主义”，一边是“自由民主”，如果一夜醒来要做“二选一”的话，自然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更相似的制度。所在，在这第三阶段里，台湾完成了对美国的制度模仿和价值模仿，使得自己能够被美国天然相中选为政治盟友。

4)第四阶段(2016年~)是中美关系恶化期

——常有人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毕竟中美两国从开始接触(1972年)到Trump竞选的2016年已有44年历史，除了开始的蜜月期外，大部分时间都属于“凑合”、“还行”。但如果以这44年的交往基础，就认定中美永远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永远就“好像夫妻吵架一样，虽然吵架，但是分也分不开”的话，那恐怕就是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夫妻也是会离婚的，中美关系经历的是量变到质变的构成，到最后，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Trump上台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考虑过拉拢俄罗斯对抗中国的。但普京没有接招，没有给Trump任何机会，因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Trump并不靠谱。所以，Trump没有能够打破中俄关系。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俄罗斯已经完全进入美国的对立面，后续无论是什么人上台当美国总统都无法改变这一条，就此，可以认定，美俄不再可能联盟，而中国又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止于说是“敌人”)，所以在中美俄关系上，美国未来将处于与中俄(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联盟或伙伴)对抗的状态

——前面分析，台湾问题总与中美关系相关，中美关系好的情况下，台湾问题不是问题;中美关系如果不好，台湾问题就是大问题了，美国将推动“以台制华”的策略，利用台湾打击甚至瓦解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前面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对待中国政府都是务实的，激进的反华力量和动能主要来自美国国会，往往是美国国会在倒逼白宫，不断缩小白宫的选择。Trump大概是唯一一个反华力度丝毫不弱于国会、甚至超前于国会的总统。最终，在中美问题上，Trump做到的最重要一点，是将“反华”变为美国两党的政治共识，变为美国选举政治里更加重要的政治议题，为国会推动反华政治进一步增加了动力与能量(“卷起来”)

今天暂时写到这里。下篇，说说美国对台政策“框架”、“范式”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6

当贸易成为大国竞争的武器

存档帖子
-
0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果你以前听说过这个——我们现在正在与中国打贸易战，那我就不说了。

事实上，你可能以前并没有听过我要说的。我说的不是特朗普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而施加的愚蠢关税。我说的是拜登政府上周五对于向中国出口技术实施的全面新管制，这些管制意味着约束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本身。

与特朗普的关税不同，这些管制措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阻止或至少推迟北京生产先进半导体的努力，这些半导体具有至关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意义。这听起来像是美国方面采取了非常激进的举动，那是因为它确实如此。

但需要考虑现实背景。最近的事件削弱了关于全球化的乐观态度，这种观点长期以来主导着西方政策。现在很明显，尽管全球一体化，但仍然存在危险的劣行者——相互依存有时会助长这些劣行者。但它也为好的行为者提供了方法，限制劣行者的伤害能力。拜登政府显然将这些教训铭记于心。

事情本不该如此。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出现，以及它对保护主义的限制和一波波关税削减浪潮，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贸易促进和平的观点。这是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坚定信念，他可以说是该系统之父。欧盟起源于1951年的煤钢共同体，该共同体的建立有着明确的目标，即通过将欧洲工业联合起来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后来，德国在“Wandel durch Handel”(通过贸易改变)理论下促进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联系——通过贸易改变——该信条坚称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将促进民主化和法治。

显然它没有奏效。俄罗斯由残暴的独裁者领导，他入侵了乌克兰。中国似乎在政治上倒退，回到了反复无常的一人统治。

全球化非但没有迫使各国和睦相处，似乎反而为国际对抗开辟了新前线。

三年前，国际关系专家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发表了一篇有先见之明的论文，题为《武器化的相互依存：全球经济网络如何塑造国家胁迫》。在传统的贸易战中，各国试图通过限制别国进入市场来施展经济实力，他们认为，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相反，经济实力来自限制其他国家获得关键商品、服务、金融和信息的能力。

这种新形式的实力大部分掌握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手中。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并不是唯一可以施加经济压力的角色。在战场上失利的俄罗斯正试图通过切断天然气供应来敲诈欧洲。但美国及其盟友在扼杀俄罗斯获取关键工业和资本货物方面的早期成功，是乌克兰战争经济方面的一大意外之喜。俄罗斯的进口已经开始恢复，但制裁可能对普京的作战能力造成了重大打击。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关于全球化和国家安全的拜登学说。

上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发表了相当惊人的讲话，呼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旨在保护国家安全的产业政策。她谴责中国“国家指导的产业主导政策”，并宣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不能以进一步削弱我们的供应链(和)加剧高风险依赖为代价”。同一天，拜登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国的新出口管制措施。突然间，美国对全球化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

是什么在推动这一政策变化，我没有任何内幕消息，但它似乎既反映了对全球危险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对美国经济实力行使能力的信心增强。

一方面，贸易显然没有促进改变。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已经或曾经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它还试图征服邻国，并正在犯下可怕的战争罪行。中国入侵台湾将是严重的自我毁灭;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尝试。

另一方面，制裁俄罗斯的早期成功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因此，早些时候美国对中国公司华为实施制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中国没有反击，似乎证实了在技术方面，美国仍然拥有“升级主导权”。

这一切让你紧张吗?它理应如此。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我不能责怪拜登政府转向强硬——真正的强硬，而不是其前任装扮出来的男子气概。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PaulKrugma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5

是时候接受朝鲜是拥核国家这个事实了

存档帖子
-
0

作者：JEFFREY LEWI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30年来，美国迫使朝鲜放弃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能力的努力一直以向平壤提供一个简单选择为基础：要么与美国发展关系，要么发展武器、受到孤立。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做出了选择。他的政府在今年9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朝鲜为拥核国家。金正恩表示这个称号“不可逆”，并排除了就无核化进行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朝鲜已在过去两个月里发射了十多枚弹道导弹，夸耀自己有能力在战场上有效使用战术核武器，预计朝鲜最早可能在下周再次进行核试验——这将是该国的第七次核试验。

是美国面对现实的时候了。鼓励金正恩放弃核武器的努力不仅已经失败，而且他一直在明确地坚持，要用核武器来保卫国家。

华盛顿需要考虑一种难以想象的情况：接受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

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坚决拒绝这样做。认为这将让全球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受挫，并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可以无视国际社会而不受惩罚(多年来，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谴责朝鲜的决议，并对它实施制裁)。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承认朝鲜为有核国家也许是减少朝鲜半岛持续存在并且日益增长的意外冲突威胁的最佳办法，因为这会消除阻碍朝美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过去一年里，随着朝韩展开口头上和实际行动上的军备竞赛，战争爆发的风险急剧上升。朝鲜宣布自己为有核国家，这一决定似乎表明金正恩担心遭到将他置于死地、对他的政权进行斩首的先发制人打击，他这么想是有充分理由的：韩国尹锡悦政府已在重新强调一项战略，那就是，为威慑朝鲜的核攻击，要做好准备，发动包括可能针对平壤最高领导层的先发制人打击。

朝鲜上个月郑重宣布，任何推翻金正恩政权的企图都会引发核反击。但要做到这点，就意味着金正恩政权的其他人得到授权，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发动核反击。这让人深感忧虑。拥有此权力的人越多，意味着发生致命误判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朝鲜的行为已促使韩国一些人呼吁获得(该国目前没有的)核武器，并促使日本一些人呼吁增加军费开支，发展更强大的打击能力。

必须采取措施来缓和这种局势，但由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美国现在手中的牌比以前更少了。

乌克兰战争已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造成了很深的裂痕，在美国与俄罗斯的盟友中国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罅隙。这三个大国曾是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的的多方谈判的重要参与者，这些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俄罗斯和中国现在不太可能支持美国向朝鲜施压;朝鲜政府今年恢复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美国曾在联合国推出对朝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提案，但遭中俄否决了。金正恩似乎已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并已加大努力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如果说过去30年的经验还没有足够说服力的话，当前的危机已表明，我们迫切需要新办法。

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做法表明，两国可以坐下来讨论减少核战争风险的办法。但现在，几乎所有可能改善美朝关系的做法——比如通过经济合作或提供发展援助——都受制于华盛顿坚持平壤首先消除核武器的立场。

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展开外交努力的尝试，就是在这点上失败的：据朝鲜前外相李勇浩说，金正恩曾要求取消部分制裁，以换取他同意拆除朝鲜最重要的核设施。(特朗普的说法是，金正恩要求取消全部制裁，以换取关闭该设施。)金正恩被告知，除非全部消除核武器，否则不可能取消制裁。有关核武器的谈判在2019年破裂，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而金正恩则利用随后几年时间扩充自己的武器库。

美国有巧妙处理这种情况的先例。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拥有核武器，但华盛顿选择接受这种现实，只要这些国家不挥舞它们的核武器。

虽然以色列从未承认自己拥核，但那是天下皆知的秘密。以色列从不公开炫耀自己的能力，这更便于埃及等阿拉伯邻国不用以发展核项目作为回应。美国曾对印度的核武器项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1998年印度进行了一轮核试验。华盛顿务实地搁置了对这些试验的关切，以便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

要是特朗普政府在三年前采取了这种做法的话，也许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会大不相同。我不是说朝鲜现在会已经解除了核武器。但我们可以探索其他缓和紧张局势的做法，可能已经从平壤得到了对更好行为的承诺，甚至可能会看到平壤做出一些走向解除核武器的姿态，以换取减轻制裁、获得经济援助。这远非理想状态，但比平壤的核武器储备扩大要好得多。


金正恩也可能从美国更放松的态度中看到机会。他想把核武器作为保护，但也不傻，知道自己也会因此成为靶标。他曾经愿意与特朗普进行接触，可能最终也愿意与拜登总统进行接触。

对朝鲜加入核俱乐部佯装不见将让人不安，但我们基本上已经在这么做了：美国官员们除了说金正恩的核武器项目不可接受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同时，金正恩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核武库。现在是避免让情况变得更糟、面对现实、采取措施降低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风险的时候了。

Jeffrey Lewis (@ArmsControlWonk) 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专家。他也是一本设想与朝鲜开打核战小说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4

拜登政府遏制中国技术的新全球策略是如何形成的？

存档帖子
-
0

作者：ANA SWANSON, 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今年春天，在与美国企业高管的对话中，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透露了一项激进计划，用来对抗中国军队快速的技术进步。

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国正在利用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开发隐形和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并试图破解美国政府加密等级最高的通讯。几个月来，政府官员一直在讨论要如何阻碍中国的进展。

他们看到了一条道路：拜登政府将利用美国对全球技术和供应链的影响力，试图阻止中国获得提升这些能力所需的先进芯片和芯片生产工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些构成潜在威胁的中国实体远远落后于它们在美国及其盟友的竞争对手。

这种努力不亚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工业所做的。今年，随着美国对俄罗斯测试强大的经济工具作为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以及中国打破技术发展的障碍，这种努力受到了推动。俄罗斯的进攻和北京的军事行动也让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在美国官员眼中变得更加真实起来。

政府对中国科技野心的担忧在上周达到顶峰，美国政府公布了几十年来对中国技术出口最严格的控制措施。这波初始攻势将波及全球商业，并可能引起其他政府和中国以外的公司的不满。

在周三有关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讲中，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谈到要为关键技术设置“小院子、高围栏”。

“基础技术的关键点必须在这个院子里，围栏必须很高，因为竞争者不应该能够利用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来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他说。

本文述及拜登总统及其助手如何决定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最新全球运动，其中包含了此前未曾报道过的细节，它基于对二十多位现任和前任官员及行业高管的采访。大多数人在谈及内情时都不愿透露姓名。

考虑到拜登政府倾向于跟盟友一起宣布对抗大国竞争者的政策，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措施尤其引人注目。

在中国问题上，政府与包括荷兰、日本、韩国、以色列和英国政府在内的盟友进行了数月的讨论，并试图说服其中一些国家与美国一道发布限制措施。

但其中一些政府对切断与中国的重要商业活动一直犹豫不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市场之一。因此，拜登政府决定在盟友未采取公开措施的情况下单独行动。

前国防部官员、现任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雷戈里·艾伦表示，此举是在与盟友磋商后做出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单方面的”。

“通过将其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武器化，美国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行使技术和地缘政治实力，”他在分析报告中写道。

这些限制措施允许政府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和外国公司生产的使用了美国技术的某些先进芯片。

美国官员称，推进出口管制的决定是一种领导力的展示。他们表示，一些盟友希望采取类似措施，但担心来自中国的报复，因此华盛顿涵盖外国公司的规则替它们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其他规定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出售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设备或部件，并禁止美国人和美国公司向中国的尖端芯片工厂提供软件更新和其他服务。

这些措施并没有直接限制外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向中国销售产品。但专家们表示，美国设备的缺失很可能会阻碍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新兴产业。不过，随着中国开发自己的关键生产技术，这种影响力最终可能会减弱。

一些公司对于可能失去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感到恼火。今年8月，日本东京电子的一名高管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中表示，该公司“非常担心”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其中国客户生产芯片。荷兰设备制造商阿斯麦也表达了批评意见。

中国官员称，美国的限制措施是旨在破坏中国发展的重大举措。此举可能产生广泛影响，例如限制推动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视频推荐算法和基因测序的进步，以及打压中国的芯片制造业。

作为回应，中国可能会惩罚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一些专家说，华盛顿实施这些规定的方式可能会给美国的盟友带来压力。

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最近出任国务院官员的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如今让美国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产生分歧的制裁不仅会削弱制裁的效力，也很难让更多国家参与到美国的威慑努力中来。”

也有人认为这些举措来得还不够快。多年来，美国的情报报告一直警告，美国的技术正在为中国发展先进武器和建立公民监视网络提供支持。

去年10月，情报界在与业界和政府官员的会议上开始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领域的进步带来的风险。

据现任和前任官员以及其他知情人士说，沙利文和其他官员开始推动限制半导体技术的销售。

但包括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及其副手在内的一些官员希望首先确保盟友的参与。从去年年底开始，他们在会议上表示，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可能会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却无法阻止中国企业从外国竞争对手那里购买重要技术。

外交推动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采取了一些激进的行动，比如禁止华为的国际供货，但它也开始在半导体生产设备方面悄悄进行外交往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副顾问马修·波廷格表示，日本和荷兰是制造关键工具的国家，美国官员与这两个国家的官员就限制对中国的出口进行了讨论。

拜登政府官员持续进行会谈，但一些谈判一直很困难。美国官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荷兰阻止阿斯麦向中国半导体公司出售较早版本的光刻机，但遭到拒绝。

美国官员分别与韩国、台湾、以色列和英国就限制芯片的销售和设计进行了谈判。

在外交之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用来限制中国获得技术的工具存在严重缺陷。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数百家公司添加到所谓的实体名单中，该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他们出售敏感产品。

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伊万·卡纳帕西表示，每个实体名单关联的都是具体的公司名称和地址，因此规避限制相对容易。

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怀疑，中国军方和此前受到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华为，试图通过挂名公司获取受限技术。华为拒绝置评。

华为可能很快会面临额外的限制：预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周内以国家安全为由，投票决定阻止华为新设备在美国获得授权的规则。

知情人士说，拜登官员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芯国际的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的限制措施已被行业淡化，许多不应继续的销售得以继续。

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高管表示，在3月与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负责人的电话会议中，沙利文表示，美国不再对中国限制措施的现状感到满意，它正在寻求冻结中国技术。

与沙利文共同参会的还有雷蒙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赖恩·迪斯。该高管称，沙利文告诉KLA、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和泛林集团的高管，限制向中国出口设备的规则将与盟友一起制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措施“与我们向美国企管人士传达的信息一致，因为政府只控制没有外国竞争对手的美国公司制造的工具”。

中国取得突破

随着与盟国政府的谈判继续进行，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务院的专家花费数月时间，仔细研究列出美国公司制造的数十种半导体工具的电子表格，以确定哪些可用于先进芯片生产，以及日本和荷兰的公司是否生产了类似的设备。

然后，7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有报道称，中芯国际已经清除了一个重大技术障碍，生产的半导体可以与台湾制造的一些复杂芯片相媲美。

这一成就引发了白宫和国会山对美国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措施的不满。

拜登政府于8月采取行动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致函设备制造商和芯片制造商，禁止他们向中国出售某些产品。

上周，政府发布了覆盖全球范围的规则。

公司立即开始停止向中国发货。但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将根据具体情况颁发许可证，以便一些非中国公司可以继续向其中国设施提供支持和零部件。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和SK海力士表示，他们已获得临时豁免。

波廷格说，这些控制措施可能是美国政府大规模攻势的开始。

“拜登政府现在明白，仅仅让美国跑得更快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积极阻碍中国在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野心，”他说。“这标志着政府思想的重大转变。”

Julian Barnes和David McCab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Ana Swanson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贸易和国际经济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黄安伟(Edward Wong)是一名外交与国际新闻记者，在时报任职超过20年，其中13年驻伊拉克和中国进行报道。他因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获得了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也曾入选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他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费里斯新闻学教授。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ewo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3

快报：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毫无新意

存档帖子
-
0
快报：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毫无新意

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120期

   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2月18日签发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战略全文共68页，重点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即“保卫美国本土、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护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力”，强调将应对影响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包括“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地区独裁者、暴力恐怖分子及跨国恐怖组织。

2021年3月3日，拜登总统签署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点击这里查看《指南》英文全文），全文24页，要求美国各“部委”在制定国内国外政策时以此作为指导方针。《指南》看门见山地说，“我们面临一个民族主义高涨、民主退潮、与中国、俄罗斯和其它威权国家的角逐不断加深，而技术革命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也有着无与伦比的机会。”《指南》的结论说，“眼下世界走到了一个拐点，人们在就我们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基本模式的辩论。我们要在这场辩论中获胜就必须证明民主还能为我们的人民谋幸福。胜利不会水到渠成。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民主、巩固它，更新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善我们的经济基础，恢复我们在国际机构的地位，在国内和海外弘扬和宣讲我们的价值观，在推进外交的同时实现军事能力的现代化，重振让世界和让我们的人民更安全的盟国和友邦网络。没有哪个国家处在比美国更为优越的地位保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拥抱和守住我们经久不衰的优势，以信心和实力管理世界。如果我们这样做，并与我们的民主盟国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从容应对任何一个挑战国家，并超越它。人心齐，我们就能再度辉煌。”

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指南》发布后回答记者问题时说，正式报告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然而，拜登总统直到2022年10月12日才签署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说，俄乌战争导致了报告的延迟发布。这份报告48页。用路透社的话说，它“不包含思维的重大转变，也没有为拜登的外交政策引入任何重大的新准则。”

""

这个报告明确了美国捍卫国家安全的三件大事：首先是胜过（outcompete）中国、遏制俄罗斯；其次，建立强大的盟国体系，与盟国和其他有意愿的国家在气候和能源安全、疫情、粮食、武器控制与非核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等方面共同合作；第三，在科技、网络及经贸领域成为规则的制定国。

按理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和对欧洲和世界局势的打击应该令其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但这个报告把中国当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全球秩序而言，中国仍是后果最为重大的挑战。报告还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同时走好三步棋：一、做好“家庭作业“，投资和完善美国自身的创新、制造、供应链和基础设施；二、建立志同道合的联盟；三、从优势地位展开与中国竞争。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它必须赢得与中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和军备竞赛。

沙利文在报告发布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这样的意图，而且其能力越来越大，要重塑国际秩序，使国际竞争环境对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倾斜，即使美国仍在致力于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他还说，美国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不寻求将竞争转变成对抗或新冷战，与每一个国家往来会以追求双方共同利益和繁荣为先，而非沦为美中竞争的代理人战场。

沙利文还说，这份报告提出了国家安全的双轨制（dual track），即美国一边要与中国激烈竞争，一边还要跟中国及其他并不一定跟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应对一系列影响世界各地人民的跨国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病、恐怖主义、能源转型和通货膨胀。

报告还提到关于中国对台湾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行动。报告指出，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当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依然恪守基于台湾关系法，并会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
点击这里下载报告全文

首先，《报告》了无新意，它不过是重复了拜登总统2021年3月和国务卿布林肯2022年5月对中国政策的阐述，主题是不但要与中国竞争，还要把中国击败。问题是，击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败北的指标又是什么？

其次，《报告》有点不合时宜。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大打出手、兼并领土并威胁要在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时候，依然把中国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对现实视而不见，就是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本能的、失去理性的、甚至可能是由种族主义优越感导致的恐惧。

第三，虽然报告本身和它的主要起草人都提出与中国竞争不是搞新冷战，也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但美国政府的言行似乎都是要把北京逼入死胡同，让北京做出过激的反应。把美中之争的性质归纳为民主与专制之争不过是借口，华盛顿真正要做到的是在科技、经贸和军事上让北京“人仰马翻”。

最后，一个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重要支柱之一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这份报告居然对给美中两国经济造成巨大创伤的关税问题闭口不谈。是白宫国安官员无知还是美国贸易代表有偏见？沙利文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是轻描淡写地说，贸易代表办公室刚刚启动了对301关税效果的评估。

《报告》对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看得很准，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也说得很透，但把解决这些问题和消除这些挑战的前提建立在战胜中国的基础上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偏离现实。电子期刊《看中国》（Sinocism）的创始编辑利明璋（Bill Bishop）说，《报告》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讲话大同小异，但没有对“击败中国”做出任何定义。换句话说，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过是对付中国的工具箱，它只能让两国在脱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4

旧文章ID：28542

快报：中国经济模式令其发展陷入僵局

存档帖子
-
0
快报：中国经济模式令其发展陷入僵局

作者：Vera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119期

编者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迈克尔•佩蒂斯）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ris）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模式令其发展陷入僵局”（How China Trapped Itself: The CCP’s Economic Model Has Left It With Only Bad Choices）的文章（点击阅读全文），提出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使中国承受了高额负债，面临艰难的转型选择。佩蒂斯认为在振兴房地产市场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后者。他预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长久维持，中国不得不接受减少投资后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

随着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月召开，中国领导层将不得不面对几十年来最艰难的一系列经济选择。中国目前面临着令其进退维谷的经济僵局：一方面，中国可以选择摆脱其已施行愈四十年的、为其创造大量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过去十年间令中国社会付出了不平等加剧、债务激增、投资浪费上升的代价。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选择在未来几年内维持现状，继续推行目前的经济模式，直到现行的经济模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令其不堪重负，届时中国政府将面临更加艰难的经济转型。

德裔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在几十年前预测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赫希曼指出，所有快速增长都是不平衡增长，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不平衡增长解决并扭转经济中现有的不平衡。但随着这些情况的逆转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与最初的一系列失衡越来越不相干，最终开始产生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问题。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旨在解决中国巨大的投资不足，但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种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投资通常占全球GDP的25%左右，较成熟经济体的投资占17%–23%，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占28%–32%。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每年的投资额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 ~ 50%。中国必须大幅降低这一异常高的水平，但由于其经济增长已高度依赖投资，在不大幅放缓整体经济活动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债务危机

对中国来说，高投资率并不总是坏事。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五十年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当时中国在基础设施、物流和制造能力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它最需要的是一个将快速投资放在首位的发展模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采取的高投资模式令经济蓬勃发展。首先，中国政府强制提高了为投资提供资金所需的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在任何经济体中，储蓄指的是所有生产出来但未被消费的资产。因此，提高储蓄占GDP的比例意味着降低消费占GDP的比例。中国政府通过系统性地限制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做到这一点。家庭收入是一个国家除企业和政府收入外的收入途径。但与企业和政府不同的是，家庭消费占据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因此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越小，消费所占的份额就越低，储蓄所占的份额就越高。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50%，达到了有史以来任何国家的最高水平。银行系统是中国储蓄的主要中介，它以政府设定的人为低利率为中国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储蓄。其结果是高水平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这令中国投资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是，与其他遵循类似模式的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一个隐藏的陷阱：一旦中国缩小了其资本存量水平与工人和企业能够有效吸收的水平之间的差距，它需要转向一种不同的增长战略，不再强调投资，转而关注消费。投资不足的差距可能在至少15年前就已经消除了，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负担开始迅速上升。

这一债务危机并非“一日之寒”。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经济体将大量债务用于生产性投资时，其GDP的增长很可能超过债务的增长，该国的债务负担就会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当债务被用来为经济效益低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投资（被称为“非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时，债务开始比GDP增长更快。中国的债务负担在2006年至2008年前后开始激增，从那时起，中国的官方负债率已经从GDP的150%上升到近280%——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的最快增长之一。债务负担上升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出于投机目的购买的满是空置公寓的大楼，以及地方政府对过剩基础设施的投资，如过于雄心勃勃的铁路系统、未充分利用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以及大型体育场和会议中心。

尽管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行业对中国经济活动的贡献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地方精英来说，它们在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但经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他们要重新控制债务的唯一途径是限制这两个行业的非生产性投资。但由于近年来这些支出占了中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上——在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一半——要在不导致经济活动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限制这些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

泡沫破裂

去年，监管机构终于在解决债务激增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决定通过提高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借款难度，来打击杠杆率。但是，由于房地产部门占所有经济活动的20%到30%，房地产的任何急剧收缩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自我强化，并导致整个经济活动大幅放缓。在去年对房地产业借贷的打压之后，金融危机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的程度出乎人意料。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单一来源；因为土地销售是其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对家庭来说，他们突然开始担心房价不会无止境地上涨；对直接和间接受到房地产行业破产影响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随着人们对中国经济放缓速度的担忧日益增加，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以有限的方式作出回应。一个选择是回到由债务推动的快速增长时代，要么试图恢复房地产行业，要么通过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弥补其下降。地方政府一直渴望，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振兴房地产市场，但如果购房者对中国房价可以持续上涨的预期被破灭，那么这一振兴计划也将付诸流水。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官员似乎非常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经营方式，即开发商承担巨额债务，为投机性的新项目融资。由于中国住宅房地产的价格大约是美国可比水平的三倍，而且房地产行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如此之高，大多数经济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看到市场降温。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将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房地产市场放缓和收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北京方面似乎已经愿意走这条路，并已告知地方政府，它们必须加快或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计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政府的第二个选择是，通过经济再平衡，越来越多地向消费倾斜，以保持高速增长。至少从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但要增加消费支出，就必须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换句话说，普通民众将不得不以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养老金、更多的福利等形式从经济产出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而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不得不牺牲其部分GDP份额。这样的调整在政治上极其困难。与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权力分配的结果，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再平衡也许会发生，但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这一转型的实现极为困难。最后，如果中国政府决心现在就采取行动，控制不可持续的债务增长，而又无法实现经济再平衡，那么第三个选择就是允许GDP增速大幅下降，即可能降至3%(甚至2%)以下。如果处理得当，这种下降的大部分成本将落在部门而不是家庭，所以这对普通人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它确实意味着中国经济整体增长放缓，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增长。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太多的投资流向了那些创造经济活动(和债务)、但不能创造真正经济价值的项目，而如今这一现状难以为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唯一的选择是迅速减少投资，并接受增长大幅放缓的后果，或者通过强制持续的高投资率来维持高水平的增长，直到由此导致的债务负担激增，使其难以或不可能保持在这条道路上。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将大幅放缓，而这种放缓的方式将对中国、中国政府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2/10/14   发布时间：2022/10/10

旧文章ID：28541

1...305306307...3,132Page 306 of 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