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凤凰网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1月4日文章，原题：中国是否充斥着外国间谍?

　　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施行反间谍法，并取代国家安全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注重清除外国间谍及其中国代理人。

　　很难为在中国境内的间谍活动勾勒出基于公开资料的画面。但外部观察人士可以认定两点：其一，外国对华间谍活动大多与刺探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有关;其二，尽管中国似乎令外国间谍难以行动，但美国及其盟友一定已在中国部署大量情报资产。任何在中国布满监控设施的城市生活或工作过的人，都有理由怀疑外国间谍怎能在此活动。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似乎到处充斥着间谍，而且对此心知肚明。

　　今年5月，中国官媒报道了境外间谍“飞哥”利用网络渠道在中国策反运用40名境内人员的案件。这说明：第一，外国间谍正利用中国互联网的爆炸式增长;第二，北京很难确保敏感信息不被泄露至公共服务器。美国情报收集体系中的网络和信号情报设施，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利用这种漏洞百出的状况。

但华盛顿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示，作为政治情报搜集的“圣杯”，了解中共意图和弱点的工作仍令美方备感沮丧地摸不着头脑。美国的情报机构对中共的内部工作机制知之甚少。美国最近公布的2014年国家情报战略，即是了解美国如何看待其对华情报搜集工作的途径之一。中国是该文件提到的首个国家，且“其战略意图依旧模糊……”换言之，对中国开展间谍很难但不可或缺。(作者亚当·布鲁克斯，丁雨晴译)

来源时间：2014/11/10   发布时间：2014/11/6

旧文章ID：589

作者：环球网  来源：凤凰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1月3日发表题为《亚洲最强的五支陆军》的文章，文章称，纯粹从规模来看，实力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陆军。文章内容如下：

　　亚洲哪些国家的陆军堪称地区最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佳”陆军是说它作战技能最熟练还是装备最丰富?抑或是最符合本国需要?

　　但正是这样才让亚洲的情况显得有吸引力。亚洲有各种各样的精悍陆军，但其精悍体现在不同方面。以下列举的是东亚和西南亚最强的五支陆军。

　　中国

　　有人说，中国军队是纸老虎，腐败和懒散已致其丧失战斗力。但如果这只老合362公斤重，就算是纸的也能碾压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现役部队估计拥有160万官兵和9000辆坦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常备军。

　　对中国邻国和潜在敌人来说，很不幸的是，中国陆军不仅有数量，还有质量。中国许多武器都是自己制造的，包括坦克、步兵战车和大炮。也许质量并不总是最好的，但即使中国99式坦克不如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或者中国官兵不如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有素、领导有方，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中国能以4到5个人对付敌方1个人，同时拥有不错的技术，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足以占据优势地位。

　　不管怎样，纯粹从规模来看，实力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陆军。

　　俄罗斯

　　把俄罗斯归为亚洲国家听起来很古怪。但是看地图就知道，俄罗斯有多少领土位于乌拉尔山以东。俄罗斯在亚洲的军事历史也很丰富。

　　俄罗斯陆军规模远不及中国，仅有80万现役人员和3000多辆坦克。但俄罗斯保留了苏联时代在设计先进和强大武器方面的大部分技能。莫斯科还具备其他强大的地面作战能力。俄罗斯陆军拥有多个空降师以及特种部队。

　　俄罗斯在亚洲军事力量的实际问题是距离。西伯利亚远离俄罗斯军队和工业实力的中心。正如莫斯科在日俄战争中所发现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增援和补给位于遥远阵地的军队的一条细长生命线。当莫斯科在东欧进入准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它还能承受得起向远东派遣多少军事力量?

　　印度

　　和中国一样，印度似乎是大有前途的亚洲军事强国。印度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有现役官兵110万人和坦克3500多辆。1965年和1971年，印度和夙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常规机械化战争。1962年，印度和中国发生小规模冲突，1999年又与巴基斯坦短暂交火。

　　印度一直在疯狂购买军备，包括俄罗斯苏-30战斗机和法国“阵风”式战斗机，以及俄罗斯二手航母。它还自主研制了“阿琼”坦克。

　　韩国

　　其陆军拥有约56万现役官兵和2300辆坦克。这支庞大的部队得到了本土军工产业的支持，例如现代集团生产的K1主战坦克、155毫米榴弹炮、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弹道导弹等。

　　韩国陆军以训练艰苦和纪律严明著称，尽管这很难说是一流陆军的先决条件。1950年，韩国陆军是一个受气包。今天，胆敢和它较劲的只有疯狂的朝鲜。

　　朝鲜

　　把一支忍饥挨饿的部队列入最强陆军名单，无疑很勉强。然而，朝鲜陆军拥有近100万官兵、4000多辆坦克以及13000多门火炮和多管火箭发射器。粮食和石油可能短缺，但武器和弹药是充足的。

　　朝鲜装备日益老化，但仍足以给韩国造成破坏。更重要的是，平壤陆军的实力足以令谋求朝鲜政权更替的入侵者遭受重大伤亡。朝鲜陆军可能不是大象，但它就像是豪猪一样，除非万不得已，你肯定不想惹它。

联合行动-2014军演(资料图)

来源时间：2014/11/10   发布时间：2014/11/9

旧文章ID：588

作者：鲍盛刚  来源：共识网

　　当今世界秩序最大的矛盾在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世界正在经历从以国家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深刻变化，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国家利益和安全依然是决定国家行为的首要准则。那么，是顺势而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还是逆势而动，闭关自守，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者主张合，而合则和，后者主张分，而分则斗。前者显然是当今世界和地区发展的主流与共识，通向21世纪，后者则是退回到20世纪，而且无异于自我边缘化。

　　第二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中美互动举世关注，除了“习奥会”以及当前世界的一些热点话题，中美在经贸层面博弈的核心焦点，当是FTAAP(亚太自贸区)谈判。FTAAP谈判最初是由美国在2006年首倡的，意图建立起一个涵盖太平洋两岸21个APEC成员国的庞大自贸区，以实现亚太区域的经贸一体化。但是，目前美国感兴趣的已经是TTP，而不再是FTAAP。所谓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包括12国，由美国主导，并囊括了日、澳、韩等其亚洲的主要盟国及部分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TPP是美国在亚太区域制衡中国的经贸武器，通过美国主导的新贸易体制，将中国与亚太区域的主要贸易伙伴割裂开来。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TPP将致中国每年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的出口。由于美国想借助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西太平洋地区围堵中国，阻遏中国海权战略的推进，中国与部分邻国由于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西太平洋地区面临不可预料的地缘政治风险。TPP在中国缺席的情形下推进谈判，摆明了美国全方位孤立遏制中国的意图。

　　与美国不同的是，外界舆论认为这次会议中国将以主办方身份力主回归APEC原有精神和宗旨，大力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并将地缘政治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联系起来。事实上，1994年APEC会议确立的“茂物目标”中，就已提出要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区域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和内涵。2010年APEC横滨会议又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列为议题之一，并指出FTAAP(亚太自贸区)是未来的方向。此次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正是顺延着历史轨迹，致力于将“务虚”转化为“务实”，推动亚太自贸区进入实质性的建设。首先，在当前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机制多样化，自贸区重叠化、碎片化的背景下，构建统一、包容、开放、互利的亚太自贸区将在更大程度上惠及各成员经济体。其次，构建亚太自贸区不仅是现阶段“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重心所在，还与此次会议“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和“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另外两大主题紧密相关。金融危机以后，APEC成员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放慢的问题，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结束高速增长阶段，需要改变粗放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成熟市场复苏缓慢，亟待寻找新的增长点。所以，亚太自贸区的建立将为各经济体对内的改革提供高效的市场，为参与改革的市场主体创新提供触手可及的人才、资金和资源支持。最后，中国积极对外开放与合作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地区和世界的共同繁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为27.8%。该机构测算，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将拉动亚洲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

　　无疑，FTAAP与TTP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由此也决定了亚太地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秩序。一方面，亚太地区国家都认识到地区经济整合将会给地区经济带来收益，并且地区经济整合也是亚太经济持续繁荣的必要举措。但是由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角逐未停，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长期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APEC峰会的宗旨将在地缘政治的干扰下成为一句空话，APEC峰会的作用正处于被弱化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拉拢部分亚太国家成立TPP，而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则被排除在TPP之外，这种基于地缘政治竞争所组建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事实上并不能发挥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成效，相反削弱了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努力。须知，中国是今日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排斥中国的贸易小圈子，后果无异于“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损人又不利己。还有虽然TPP谈判收官在望，只要美日达成妥协，美国主导的贸易小圈子就大功告成。但在世界经济不明朗的情势下，TPP贸易机制恐只有美日韩三国在唱主角，而韩国和日本在农副产品、汽车等方面向来寸利必争。因而，TPP在激活区域贸易活力方面，作为也很有限。由此现实是，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少不了谁，TPP少了中国有缺陷，FTAAP没有美国首肯，谈判也难以启动。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也许就是在APEC的大框架下，求同存异，不同合作模式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其中中国也可以寻求加入TPP谈判，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容乃大，又何必僵持于FTAAP与TTP的争执和所谓的超级游戏之中呢?

来源时间：2014/11/10   发布时间：2014/11/10

旧文章ID：587

作者：李良勇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4年至2011年间，美军在伊拉克发现大约5000件被废弃的化学武器，包括弹头、炮弹和炸弹等。对此，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公开，甚至试图掩盖美军士兵因此而受伤的情况。

　　不让说

　　美国《纽约时报》15日报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至少17名驻伊美军士兵和7名伊拉克警察成为神经毒气或芥子毒气的受害者。在至少6起事件中，美军和伊拉克部队士兵因这些被废弃的化武而受伤。

　　然而，这些发现化武甚至受到化武伤害的消息不仅没有被公开，而且在军队内部也没有被广泛传播。一些受害者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美国军方要求他们故意把所受伤害说得不严重，不能说明或隐瞒所发现的一切。

　　就2006年在伊拉克一处前共和国卫队军营发现2400枚神经毒气弹，已退役的美陆军少校贾罗德·朗皮耶说：“我被要求(如果有人问起时)回答，‘没什么重要的’。”

　　美军参谋军士詹姆斯·伯恩斯说：“他们(军方)对我们所有人下达封口令……我们被要求告诉家人‘我们受到化工原料’伤害。”

　　另一名美陆军军士2007年受到芥子气弹灼伤。他说，自己被禁止去医院治疗和接受医疗疏散，“我觉得自己像豚鼠而不是一名受伤的士兵”。

　　《纽约时报》根据信息自由法，得到大量美国政府文件。同时，这家媒体还在网站刊登了一篇由记者C·j·奇弗斯撰写的大约1万字的互动式报告。

　　有原因

　　谈及美国政府为何要保密，奇弗斯认为，原因之一是“这些化武的发现无法支持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的理由”。

　　美国2001年遭受“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指认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以此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然而，自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并未找到这方面证据。

　　《纽约时报》报道，美军找到的所有这些化武均为1991年之前制造。而且，多数情况下，这些武器是在美国设计，在欧洲国家制造，由西方企业在伊拉克的化学制剂生产线上组装。

　　奇弗斯说，在伊拉克找到海湾战争前的化学武器，且多数“肮脏不堪、锈迹斑斑或已腐蚀破烂”，这不符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说法。

　　“他们需要一些东西，能说明‘9·11’之后萨达姆使用过化学武器，”朗皮耶说，“而所有这些(被找到的化武)都是1991年之前的。”

　　仍掩盖

　　《纽约时报》提及，作为保密的后果，美军没有专门接受处理化武的培训或配备相关处置装备。而且，军医没有做好救治受伤害士兵的准备，士兵无法“得到相应医疗护理，也得不到对他们所受伤害的正式承认”。

　　现阶段，美国当局对于受到伤害的美军具体人数依然保密。

　　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的发言人约翰·柯比拒绝证实《纽约时报》的说法，仅说军方正在对医疗制度等进行审查。

　　“国防部长认为，所有军人应得到可能的最好医疗和行政支持，”柯比说，“当然，针对有迹象或说法称我们的军队没有得到类似支持，他表示关注。他希望，(军方)各级领导能努力纠正所犯错误。”文/李良勇(新华社特稿)

来源时间：2014/11/10   发布时间：2014/10/17

旧文章ID：581

作者：苗蛮子  来源：共识网

　　车马费在国内已是公开的秘密，且有规律可循：一般认为，凡是商业性活动，以及少数官方会议或活动，一般都会有车马费;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地方形象，往往由当地宣传部门邀请外埠媒体前来报道，这种情形下，车马费是少不了的。至于车马费标准，则根据媒体影响力和媒体级别大小而不同。比如中央级媒体记者的出场费可以高达数千元，而一些地方媒体的记者，三五百元就可以搞定。

　　尽管传媒学者陈婉莹说“车马费对中国新闻业来说很尴尬”，但对于许多中国媒体人来说，除了对有偿新闻稍嫌不妥，以及对负面事件中的“封口费”有所顾忌之外，对于商业活动和正面性会议中的“车马费”，非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拿得理所当然，乃至多多益善。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围绕“车马费”，各种丑态尽显：冒名顶替混车马费者有之;嫌红包少或混红包不如愿而耍大牌闹事者有之;甚至于，同一媒体因事先沟通不到位致使多位记者参会抢红包也有之。一些记者参加活动，在与同行交流时，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红包”、“给了多少”这类庸俗的问题。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拿了人家的好处费，那就意味着要给人家见见光，但很多商业性活动，本身就没有新闻价值。倘若将这种稿子堆上编辑的版面，到时领导批评的不是记者而是编辑。记者得了好处，编辑却要遭罪，恐怕还没有哪个编辑傻到这个份上。于是，一些老道的公关公司，通常会绞尽脑汁使会议的主题跟当前热点拐弯抹角挂起钩来，同时还得准备两三份礼物，分别孝敬记者、编辑，以及报社某个领导，于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同盟之下，一些打擦边球的软新闻，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报纸版面。

　　较之中国大陆记者拿得心安理得，英、美、日等国的记者则被严令禁止，记者如果私自收受红包是要丢饭碗的。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老牌财经媒体就明确规定，记者及其亲属不能接受采访对象提供的价值25美元以上的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如果收了则要上交报社，并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拍卖捐赠给慈善组织;并且，采访过程中，不得接受对方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而在日本，早在1946年就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两年后又发布“编辑权声明”，对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明确规范;此后，日本的电视、广播、出版等业界以及《朝日新闻》等大媒体，也陆续推出行业伦理纲领、基准或内部报道指针，对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

　　值得一说的是，对于采访对象“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往往被中国的一些记者拿来解释拿车马费的“正当理由”，因为中国很多报社并没有相关的采访经费预算，记者如前往采访，只能自掏腰包。这样收支相抵，互不相欠，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其实西方媒体也很少有采访预算，有些时候也会接受采访对象的邀约，但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呢?《远东经济评论》北京分社负责人介绍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新闻报道文后注明：本次采访的全部交通及住宿费用由xx公司提供，以利于读者对文章价值的独立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车马费并非只是中国大陆所独有的东西，其实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类似费用也颇为普遍，许多编辑和记者因为较低的薪资水平，也难抵一些公关公司的金钱诱惑;而即便在日本这类发达国家，一些不入流的所谓媒体也曾爆出类似丑闻。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也有极少数珍惜自己羽毛、颇有声望的媒体，如《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是明令禁止记者收钱的。

　　如此看来，人性在金钱面前，并没有什么中西之别。无论是西方媒体记者还是中国内地记者，在新闻理想的认知上，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即媒体应当志在成为社会之公器。但理想还需要物质来支撑，否则便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只是新闻之路上的孤独者。事实上，“车马费”之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几近绝迹，关键就在于：媒体在设定严格的报道伦理的同时，通过高薪保证了记者的衣食无忧。在英、美、日这些媒体成熟的国家，记者属于偏高收入阶层。比如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工资，虽然比投行职员略差，但和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比肩;而据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报社记者平均年薪为680万日元(42万元人民币)，若是规模超过1000人的大报社，记者人均年薪高达55万元人民币，即便是中小媒体的记者，年薪也至少有20万元人民币。

　　反观中国内地记者，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一则流传甚广的段子不无戏谑地这样概括：每月拿8000块，和一帮月拿数十万的老总们高屋建瓴地谈产业规划，是财经记者;每月拿着7000块，留着哈喇子说着年薪百万以上的人怎么吃穿玩乐，是时尚记者;每月拿6000块，两眼放光地写“中国向何处去”之类，是时政记者;每月拿5000块，全国各地追查真相常常被赶出门偶尔被追打，是调查记者。

　　然而，实际情形比段子所描述的更为糟糕：数据显示，除了极少数有影响力、市场效益较好的报社记者年薪有10万元之外，中国内地媒体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仅为4万元左右——既然说的是“平均数”，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年薪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值。收入水平低，而工作压力又高，使得媒体从业者成为当下中国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也难怪乎中国媒体人往往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车马费”也就成为中国媒体人保持一个有尊严生活的来源之一，甚至成为部分记者收入的大头。当然，除车马费之外，收“封口费”、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甚至通过某个负面事件要挟曝光，也是中国媒体人创收途径。只不过车马费较之其他途径，较为“光明正大”一些。但显然，这种表面风光的“有尊严生活”，恰恰是以践踏自己尊严换来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段子说，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在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问题是，你还有尊严么?

　　中西方媒体的待遇为何如此之大?原因无疑有多种，比如相较于西方媒体专心于新闻业务，相关预算向新闻采集倾斜，中国大多数媒体则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而西方媒体之所以更专心于新闻业务，乃是因为它们不像中国媒体那样，有那么多的宣传任务，以及通过摊派而拥有固定的用户——正因如此，中国媒体即使缺乏质量与公信力也能够获得收益，何况有的党报还有不少财政拨款，于是也就用不着太过关注于读者的脸色与自身的约束。

　　如果说，西方媒体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那么中国媒体最大的压力来自政治权力，其次才是市场。由此不难看出，市场与竞争，正是中西媒体的分野所在。而熟悉媒介与政治关系的人都知道，媒体的市场化水平，往往取决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干预程度。而这，正是中国媒体人生存境况的制度性总根源。

　　然而，制度有病，并不意味着媒体人就可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成为记者收取红包的理由。我们除了期待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体更好一点，媒体人也应该自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媒体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倘若媒体利用本该属于公众所有的资源牟取私利，不仅有损职业道德操守，也是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犯。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媒体公信力危机，更是社会信任危机。而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发展呢?

来源时间：2014/11/9   发布时间：2014/11/7

旧文章ID：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