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之迅  来源：侨报

　　“邓小平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做出中美建交的决断，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控制了中美关系的危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表示。

　　金灿荣认为，中美两国建交的过程很艰难。两国的政策目标有很多冲突，但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美成功建交。邓小平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个方面又保留了灵活性，这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当时，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另一方面，中国允许台湾和美国保持商业和文化交流。

　　“第二个贡献是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并一直保持至今。”金灿荣指出，中国一方面坚持战略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和美国展开全方位的商业贸易合作，文化社会交往。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三个贡献是化解两国关系危机，金灿荣表示，中美关系从建交到今天一直波折不断。美国与中国在建交时，对军售台湾问题未能达成共识。1981年里根上台后，继续讨论此棘手问题，导致中美关系经历了建交后的第一次波折。经过一番博弈，1982年，两国政府联合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将问题暂时搁置。

　　“一个现代国家最大的竞争力是它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美国纠错能力很强。中国的改革开放证明中国的纠错能力也很强。这是判断两个国家的起点。”金灿荣表示。

　　金灿荣说：“中美关系就属于改革开放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美建交对中国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改善了中国的战略环境;二是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条件;三是它对中国的集体心理产生了正面影响。”

　　“一个现代国家成长有三部曲，首先要求生存，然后求发展，最后是求地位。”金灿荣分析，邓小平时代是求发展的时代，美中关系的建立，帮助中国从求生存阶段进入到求发展阶段。“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他总结。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旧文章ID：363

作者：金灿荣  来源：参考消息网

　　跟两年前相比，我对中美关系的现状评估要悲观一点。目前中美双方互相指责，对中美关系的现状都很不满意：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变差主要是因为中国变得过度自信、咄咄逼人;中国当然是怪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招惹很多麻烦。从这个不太好的中美关系的现状来展望未来，我想可能有两类挑战：第一，中美关系缺乏战略基础;第二，中美要在未来面对很多未知的新挑战、棘手的新问题。

　　关系缺乏战略基础

　　中美战略关系必须要有战略基础，当有战略基础时，双边关系就好处理，如果缺乏战略基础，中美关系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未必就坏不到哪里去。

　　40年的中美关系中有两个时期有稳定的战略基础：1972年到1989年，1992年到2009年。但是，从2009年开始，金融危机重创美国，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大大受益，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加速提升，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日本。原来非常自信、宽容、幽默的美国，不安全感上升，对中国崛起存有严重的战略焦虑。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也是未来要面临的难题，即缺乏战略基础的中美关系，如何重新建构?

　　中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我个人理解，新型大国关系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一定要避免传统大国的悲剧，不要因为一国崛起而导致战争;第二，美国要平等对待中国;第三，中国要准备承担国际责任。

　　至于实现的路径，中美双方各有一个提法：一个是美方提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讲到中美要“共同演进”;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戴秉国国务委员提出“两国协调”(C2)。这两个都是可以尝试的路径。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新老矛盾错综交织

　　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出现新老矛盾并存、错综交织的现象。老的三个问题(3T)依旧存在：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未来可能还会出现8个新问题：

　　第一，亚太地区领导权竞争，这一矛盾不可回避。

　　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的震撼，目前美国全球霸权的支柱是军事现代化，但中国军事现代化已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

　　第三，中国的科技进步导致中美在无限空间里的竞争，比如太空、网络和电子领域。

　　第四，中国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导致中美贸易竞争加剧。

　　第五，中国走向海洋是国家意志，中国走向海洋一定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构成重大挑战。

　　第六，中国国内舆论及民意多元化，必然导致对美立场和态度出现重大分歧。

　　第七，中国模式可能会催生意识形态竞争，特别是中国近些年的巨大成功一定会导致西方社会建构集体认知，即中国模式对西方社会尤其是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意识形态竞争的态势势必出现。

　　第八，美国的战略焦虑、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容易导致美国未来可能将内部矛盾转嫁到中国头上。

　　至于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要积极发展共同利益。中美必须要努力寻找合作的机会。

　　第二，要完善现有的沟通机制。比如，现有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不能升级为战略、安全与经济对话?因为美国特别想跟我们发展军方关系，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时候，把中美战略经济关系变成三个支柱?

　　我提出的解决思路的基本理念就是，中美之间在充分地利用合作关系的同时，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机制把重大分歧给管控住(不是解决，中美之间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从而形成暂时的稳定关系，叫“功能性伙伴”。

　　(本文原标题：构建中美战略基础 完善分歧管控机制)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旧文章ID：362

作者：Scott A. Snyder，罗瑾瑜  来源：新市民网

美国只有与中国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保证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

——对话CFR.著名学者 Scott A. Snyder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旧文章ID：360

作者：刘宗义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发表媒体 中评网 2014-10-28

　　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亚洲国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这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进入筹建阶段。

　　亚投行从提出到正式进入筹建阶段，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这说明这一倡议非常契合亚洲国家的发展需要。中方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后，许多国家积极回应，尤其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纷纷表示希望作为创始会员国加入，甚至一些欧洲国家也对此设想很感兴趣。但美国、日本几乎从倡议提出之始就表示反对，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游说或强迫一些国家退出。从24日在北京签字的21个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构成来看，美日两国的反对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现有亚投行创始会员国全部是亚洲国家，没有域外成员，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榜上无名。除中印两国属于大型经济体外，其他成员都是小国。

　　不过美日两国的反对并没能阻止亚投行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进入筹建阶段。印度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创始会员国磋商，在习主席当面向莫迪总理发出邀请后，印度决定作为创始会员国加入，美日离间中印没有成功。除印尼之外的东盟九国全部参加，也说明美日两国反对的效力是有限的，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挑拨并没有影响东盟国家对亚投行的参与。印尼未能作为创始会员国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总统选举，印尼表示总统换届完成后，就会投入加入亚投行的工作。亚投行是一个平等、开放、包容的地区金融合作机制，韩国、印尼、澳大利亚都还有机会。

　　美国和日本反对建立亚投行，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亚投行建立后将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竞争;二是亚投行是中国对亚洲进行政治扩张的工具，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加入中国控股的亚投行后，不可避免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附庸;三是认为亚投行性质模糊不清，在股权、融资标准和返还计划等方面缺乏透明度，对于亚投行能否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推动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的专案”表示怀疑。虽说美日列举的有三方面理由，但说到底，它们反对建立亚投行只有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害怕亚投行的成立会威胁它们在全球和亚洲的金融霸权。

　　中国倡议筹建亚投行，是与“一路一带”计划一起提出的。并且，亚投行是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之后，又一包含中国、印度两大新兴大国在内的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从这些方面来看，亚投行确实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部分，但不是对外扩张战略，而是对外合作战略。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高。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之初就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广泛邀请，并同美日等国时常沟通资讯，所以不存在性质不清、不透明的问题。在股权问题上，由于成员国除中国、新加坡和几个石油出口国外基本都是资金匮乏的国家，而新加坡等国与中国相比又体量太小，因此中国的出资比例将会超过50%，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定掌握控股权。事实上，中印等国协商的结果是股权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在成员国中的比重分配。此外，亚投行的融资模式是国家资本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带有商业银行性质，这决定了亚投行必须制定严格的运营规则和专案标准。新加坡等国在此方面经验丰富，可以发挥督导作用。

　　亚投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要原因在于它契合了广大亚洲国家的需求。落后的基础设施对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形成了最严重制约。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亚洲国家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而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还需要3000亿美元，但亚洲开发银行每年仅能提供约130亿美元的新贷款。并且，亚洲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的贷款性质相似，主要是用于减贫，而不是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亚投行的建立将为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个全新的资金来源。亚投行中的政府资本将发挥巨大的引导作用、杠杆作用和基础保障作用，有利于调动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样，是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也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当然，它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新国际规则的出台也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挑战和激励，它并不谋求推翻现有国际金融机制，而是要求它们不断改革和进步，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新要求。

　　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但美国一方面阻挠中国提升其在国际金融机制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对中国倡建亚投行的事实说明，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更多只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藉口。美国反对亚投行的行径使其霸权心态及其外交政策中秉持的陈旧的地缘政治竞争理念暴露无遗。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4/10/28

旧文章ID：464

作者：蔡鹏鸿  来源：文汇报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仍愿意以和平方式与有关国家解决争端。有关国家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行为无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导致南海问题“白热化”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南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有关国家争夺利益;二是某些大国的介入，使有关国家对中国态度强硬。

　　有专家指出，南海问题再次成为热点，与美国的介入有很大关系。美国利用南海问题作为其重返亚洲的重要入口。有关国家也希望通过美国的介入来加强对抗中国的力度。

　　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

　　7月21日至23日，外交部长杨洁篪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东亚峰会外长磋商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种种迹象表明，南海问题将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

　　本刊特邀请两位专家撰文阐述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东盟和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供读者参考。

　　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作了高调介入南海的讲话以来，美国动作频频。最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将军访华，同中方分歧最为尖锐的，就是美军插足南海问题。美国要在南海长期存在下去，恐怕是美国一项不变的政策。那么，美国介入南海主要有哪些动作?美国又为什么要高调介入南海?美国在南海的活动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观察。

　　美国介入南海步步深入

　　政策调整。长期来，美国一向以“不介入”南海争端自居，以所谓的中立主义姿态应对南海地区的岛屿领土争端。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威胁论”一类的观点在美国国内逐渐形成主流，但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依然十分谨慎，即使小布什执政初期发生南海撞机事件，美国“不介入”南海争端的政策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奥巴马上任后不久，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尼宣布“美国回来了”，是其南海政策进行调整的一个“拐点”。后来，希拉里在越南更是把南海问题同“美国国家利益”挂钩，表明美国完成了其南海政策的全面调整。因此，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把南中国海视作其亚太安全考虑因素，盖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责中国试图驱赶美国，希拉里说美国必须自由地航行在南海这块“海洋公有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推进军事同盟关系。美国抓紧纽结其南海周边地区的同盟关系，希拉里去年来的多次讲话，提及美日、美澳同盟的同时，多次强调美菲、美泰同盟关系，进而提升其同新加坡、印尼的新型伙伴关系，目前来看，美新、美印尼伙伴关系不亚于美国的同盟关系。马伦说，美国不会在南海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但是美军对新加坡樟宜海港的利用，更胜于冷战时期的金兰湾海军基地。

　　大搞军事演习。2004年以来，美国有意识地选择在争议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矛头直接针对中国，严重恶化地区局势。2011年6月上半月先后派遣“钟云号”驱逐舰和“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驶向南中国海，并从6月15日开始带领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边缘举行“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海上军事演习，7月中旬同越南进行军演，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

　　长期对华军事侦察。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3月8日中美舰艇南海对峙事件，是美国最为明目张胆的军事侦察行动。此后，美军继续声言要在南海的所谓“公海”继续执行这些“任务”。现在美国飞机对我海岸的侦察活动已经对我安全形成威胁，美国的无人机活动范围离中国的海岸线已经不到16海里(约30公里)。

　　鼓吹南海问题国际化。在外交上，美国要做南海争议的斡旋人。美国继续利用“2+2会谈”平台鼓吹南海问题国际化。美国反对中国提出的双边方法解决南海岛屿争议，美国认为要多边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美国还图谋插足南海争议谈判，试图做斡旋人，搭平台，让美国在中间做老大，让中国和东盟国家开会，试图主导南海问题的未来发展方向。对此，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表示坚决反对。

　　南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南海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中国海地区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不仅是国际上重要的商业通道，更是美国海权布局的重要地段，西方战略家有人称之为“亚洲的地中海”，更有“边缘地带理论”的鼓噪者们提出了“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周边重要海峡，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大胆论断。美国战略家自然不可放弃这一战略区域，马伦将军说美国将在南海继续存在下去，也是出于这样一个战略考虑。

　　对权力转移过度敏感。中国经济实体已经成为东亚第一，世界第二，中国对区域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势头如日中天，中国崛起对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缘格局的影响已经显现，美国及其盟国面对中国崛起势头表现出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们多方串联、桴鼓相应，探寻一切可能的机遇唱衰中国。美国担心自己未来再也不能掌控亚太事务、丧失其在地缘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于是，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不仅在亚太继续存在，而且也要在南海地区存在，寻机拉拢一些国家，利用南海争议鼓动越南等国家对抗中国。

　　重要的商业通道。从经贸层面分析，在当前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克服的背景下，美国特别重视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美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2009年美国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达到570亿美元，2010年头10个月已经是700亿美元，东南亚已经成为美国第五大出口市场，美国对东盟的投资2009年是1230亿美元，是美国海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奥巴马政府重视东盟市场，希望通过加大向东盟国家出口，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由此可见，南海地区安全和稳定，航道安全和公海自由通行权，是美国当前的关切，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利益有一定的影响。

　　南沙主权属我无可争辩

　　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和政策变动，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和地区政治局势和权力转移背景下，南海地区特别是南沙岛屿主权属我则是不变的事实。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国提出的南海自由航行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介入，不排除个别东盟国家为了本国利益暗中求助于美国，平衡中国在地区的力量。但作为一个整体及其一贯的政策，相信东盟不会让美国主导南海问题。

　　但是，只要美国有诚意，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开展反海盗巡逻、人道主义救助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途径是存在的，并为未来进一步找到化解危机寻觅到更加良好的途径。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1/7/20

旧文章ID：398

作者：谢韬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一、引言

　　毋庸置疑，美国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诸多方面发挥着领导性作用。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两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分歧和共同利益日益凸显。其次，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统一大业，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除了台湾，美国在南海、钓鱼岛、达赖喇嘛、朝鲜等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也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重要战略利益。除了安全和战略领域，两国在经贸领域有着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两国现在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高达3，850亿美元。①同时，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截至2011年7月，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高达11，735亿美元。②

　　既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美国自然也就成了我国决策者、学者和媒体高度关注的对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很少不涉及美国。打开电视，每天的“新闻联播”，也几乎少不了关于美国的报道。翻开《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时事类报纸，或者浏览新华网等门户网站，有关美国的新闻报道或者新闻分析则更多。学术研究也不例外，中美关系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绝对是独拔头筹。根据一项统计，2007年发表在国内十大国际政治类期刊上的文章有36%都是关于美国的，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③

　　关注美国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如果美国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的决策者和学者(尤其是媒体)放到显微镜下，那么中美关系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被事件所左右的”双边关系，随时处于波动当中，没有稳定性和延续性。④高层互访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中美关系一片光明。一旦发生分歧和争端，则是一片黯淡。这就是过分关注美国，在中美关系上“风声鹤唳”的必然结果。

　　其实，从1979年建交以来，尽管中美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从未停止过，然而双边关系总体来说相当稳定，并且在经贸、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经历了飞速发展。虽然美国朝野各种各样的“反华”论调此起彼伏，并且行政和立法机构也不时采取一些“反华”行为，但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接触和合作的根本政策并没有改变。

　　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和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在民意调查数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笔者的研究表明，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诸多方面的感知和观点非常稳定，只有在面对大量新的信息或者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明显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意的稳定性，反映了政府决策和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意的稳定性，对政府决策者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尽管中国对美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公共外交，然而这种“魅力攻势”似乎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比较冷淡。虽然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追求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统计分析还表明，这种情感和威胁感知对他们是否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有着显著影响。

　　二、显微镜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争议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本文引言所述，两国在台湾问题、人权、经贸、达赖喇嘛等诸多双边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争端。此外，在反恐、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国际金融改革等多边问题上，两国也存在着很多分歧。与此同时，两国又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对外决策的最重要对象，并受到学者、媒体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

　　然而，高度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拿着显微镜去看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或者是美国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样做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中美关系今天还是一片大好，明天却又是一片黯淡。一片大好时，我们对中美关系给予过高期望一片黯淡时，我们又会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把个别事件放大，显微镜让中美关系简单化和断裂化，让人看不到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和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一样，显微镜扭曲了中美关系的现实，误导了公众，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感知和认识基于国内媒体的报道，因此带着显微镜报道美国和中美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大。媒体对美国国会的报道最能说明问题。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3∶35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国内不少媒体立刻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且这些报道的立场几乎一样：抨击美国正在通过立法手段来干涉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以达到对外转嫁当前经济危机的目的。⑤但是很多报道都指出，这个法案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笔者也查阅了该法案的全文，发现中国根本没有被提及。⑥有的报道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项法案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⑦还有的则指出，“各界普遍认为其矛头直指中国”。⑧如此看来，我们的媒体就有拿着显微镜看国会议事立法的嫌疑了。

　　对美国政治体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分别有100名和435名议员。在国会的立法制度下，每个议员都可以就任何国内外问题发表讲话，提出议案，或者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她的言行并不代表国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议员都可以代表国会，但是又不能代表国会。由于竞选、党派政治或个人原因，很多国会议员在中美关系上十分活跃，但是他们的言行在绝大多数时候仅仅代表了他们个人对中美关系的态度。⑨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议员每年提出的中国议案很多，但是能在众议院或参议院通过的少之又少，而成为法律的更是凤毛麟角。⑩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拿着显微镜看每一条涉华议案，否则国会的“反华”会被放大，误导决策者和民众。

　　媒体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报道也属于拿着显微镜看中美关系。随着中美贸易的飞速增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就越来越多。对于两个贸易大国来说，这类摩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然而，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媒体对中美贸易摩擦过分关注，并且最近很多报道的标题和口吻让人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11)

　　事实并非如此。从1980年到2010年，美国针对世界各国共发起了1231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158起，远远高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的53起。然而，就在同一时间内，美国29次对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对加拿大则有31次。如此看来，中国商品被反倾销调查并且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几率要远远低于加拿大商品。另外，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并没有显著上升，在2007、2008和2009年分别为12、11和12次。到了2010年，只有4次。当媒体拿着显微镜报道一个个独立的反倾销案件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摩擦和冲突，而没有看到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用显微镜看中美关系的不仅仅是媒体，还有我们的决策者。1995年李登辉访美和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中国政府的反应给人的感觉是中美关系已经跌入冰点。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64亿美元对台军售后，中方的反应非常迅速和强硬，包括推迟原计划的高层互访以及威胁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进行制裁。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冰冻期。然而不久之后，胡锦涛主席访美，以及随后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访美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访华，又让人觉得双边关系和好如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总之，无论是媒体还是决策者，抑或是学者，如果带着显微镜看中美关系，那么后者就变成了没有内在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单个事件的集合。用统计的语言来描述，中美关系在显微镜下就是一个个分散的数据点，我们看到了后者，却没有看到回归线，也就是这些数据点的共性和规律。用最通俗的话来说，用显微镜的后果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稳定与变化：美国人对中国的感知和观点

　　尽管显微镜下的中美关系显得支离破碎，然而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感知和观点非常稳定，只有在出现大量新的信息或者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才会明显变化。民意的稳定可以说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民意的稳定性，也对美国的决策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约束，是后者不能轻易越过的界限。(13)接下来，笔者将以三个方面为例，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感知和观点具有高度稳定性。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对中国的整体感知、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一)对中国的整体感知

　　美国人对中国的整体感知，也就是对中国的基本印象和好感。最近几年在国内媒体、学界和决策层颇为盛行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实际上讲的就是如何提高外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和好感。(14)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首要目标。别的不说，象征中国公共外交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在美国分别有71所和50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5)2011年1月17日，也就是胡锦涛主席访美的前一天，纽约时代广场周围的巨大广告牌开始播放一部60秒长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如此高调地宣传中国，这应该是第一次。此举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试图通过公共外交改善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以期为中美关系打下良好的舆论基础。

　　那么，美国人对中国的整体感知到底是怎样的呢?

　　从1979年以来，盖洛普的民调中经常有这样一个问题：“下面，我想知道您对一些国家的整体印象。首先，您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是非常有好感、相当有好感、相当反感、还是非常反感?”图-1显示的是这些年来的调查结果，其中“非常有好感”和“相当有好感”被合并成“有好感”。中美建交的1979年，有64%的公众表示对中国有好感。到了1985年，这个比例跌到了38%。此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又迅速上升，并在1989年2月达到了创纪录的72%。然而，1989年8月份的调查显示，只有3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在短短6个月内一下减少了38个百分点。从1991年到2000年，该比例基本上低于40%。2001年至今，该比例略高于40%，平均下来每年有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

　　

 

图-1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

　　数据来源：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2011年6月7日登录。1989年有两次调查(2月和8月)，1998年有两次调查(6月和7月)，1999年有三次调查(2月、3月和5月)，2000年有三次调查(1月、3月和11月)。

　　尽管问题不一样，但是另外一个民调机构的数据结果与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从1978年开始，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6年9月前叫做芝加哥外交委员会)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请你用数字表示你对一些国家和人民的情感，100表示非常热情、非常有好感，0则表示非常冷淡、非常反感，而50则表示既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反感。你可以用0到100之间的任何数字，数字越大表明你对某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人民越有好感”。图-2显示的是1978年以来的每次调查中被采访者对中国的平均情感温度。从1978年到1986年，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逐渐升温，由44度增加到历史最高点53度。到了1990年，他们对中国的热情似乎又减少了许多，只有45度，并且此后一直非常稳定，在40度上下小幅波动。总体来看，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基本上维持在“不冷不热”到“冷淡”之间，也就是低于50度这一中立值。

　　上面这两组数据清楚地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情感在1989年经历了一次大转折。2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发起了强大的公共外交，然而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还没有回到1989年之前的状态。20多年来，他们对中国的情感几乎没有显著变化，一直维持在不冷不热的状态。虽然情感不说明任何政策倾向，但是这种不温不火的情感，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二)台湾问题

　　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最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因素。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图-2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温度

　　数据来源：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2011年6月8日登录。

　　首先，横跨20多年的民调数据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台湾有“重大利益”。在1978年，也就是中美建交的前一年，有53%的人持这种观点。1982年和1986年的比例分别为51%和53%，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该比例在1990年降到了历史最低点46%，此后一直稳步上升至1994年的49%和1998年的52%。4年之后，该比例一下增加到65%，增幅达13%。(16)

　　其次，虽然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在台湾有重大利益，但是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发生“对抗”将对美国今后10年的“重大利益”构成“严峻”威胁。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6年的调查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持这种观点，在问卷列出的所有17个可能威胁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朝鲜半岛不稳定与冲突”)。在2008年和2010年，分别有19%和20%的美国人选择“严峻”威胁，排名都是倒数第一。(17)

　　最为重要的是，虽然《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法律化，但是美国人并非急切希望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或发生军事冲突。每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询问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派遣美国军队到世界其他地方时，只有少数美国人支持在“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动用美国军队。对台海关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95-1996年中美关系和台海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多次导弹试射，而美国也两次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域。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被调查者支持美国武装部队介入台海争端。在2002-2008年的4次调查中，这个比例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直保持在32%。到了2010年，公众的支持率更是降到了25%，与1998年基本持平。(18)

　　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尽管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稳定。他们不认为台海之间的冲突对美国构成了严峻威胁，也不愿意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19)

　　(三)中国的“崛起”

　　上面的分析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和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而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并且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这一新的现实，美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感知和观点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芝加哥委员会2006年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要被采访者对部分国家现在的全球影响力进行评级。(20)当时，中国的平均得分是6.4，高于欧盟(6.0)和俄罗斯(5.6)，与日本比肩，但落后于英国(6.7)，并且远远在美国(8.5)之后(见表-1)。两年之后，美国仍然是最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并且平均分上升到9.5，但是中国的平均分也上升到7.9，超过英国，跃居第二位。到了2010年，美国人给自己国家的平均分下降到了8.6，中国仍然以7.5排名第二。

　　该委员会的另外一个问题要受访者评估这些国家“十年之后”在全球“将有”多大影响力。如表-1所示，在2006年的调查中，美国人给自己国家的打分是8.0，低于他们给美国现有影响力的打分8.5。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在今后10年会有所降低。到了2010年，他们还是认为美国10年后的影响力(8.0)会低于它现在的影响力(8.6)。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则恰恰相反。在两次调查中，他们都认为中国今后10年的影响力将比现在的影响力更大。

　　美国公众对中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一事实的认识显得尤其深刻。2000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每十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相信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65%认为是美国。当盖洛普在2008年再次调查这一问题时，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而仅有33%的人认为美国仍然保持领导地位。此外，在2000年的调查中，55%相信美国在“20年后将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只有15%选择了中国。而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了31%和44%。(21)

　　此外，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只有1/3(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将永远比中国经济强大”。而当该问题再次出现在2008年的调查中时，保持上述看法的公众比例进一步下降，从35%降至23%。绝大部分美国民众(从2006年的60%上升至76%)认为，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中国经济将在某一天赶上美国。到了2010年，这两个比例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分别为75%和22%。

　　另外一个问题最能说明美国人已经在短时间内深刻意识到中美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重要变化。在2006年的调查中，仅有1/4(24%)的美国人知道中国向美国提供了更多的贷款而更多的人(42%)甚至误以为美国给中国提供的贷款更多。2008年，40%认为中国给美国贷款更多，比两年前增加了16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给中国贷款更多的比例则减少到34%。到了2010年，高达67%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给美国的贷款更多，仅有13%仍然认为美国给中国的贷款更多。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获得了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债权国。(22)

　　面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人是否感受到了威胁呢?芝加哥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在2011年9月还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但是美国人的感知却截然相反。(23)如图-3所示，在1992、1998和2002年的三次调查中，超过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构成了“严峻威胁”。在其他5次调查中，除了2006年低于40%，其他4次都在40%以上。另外，在这8次调查中，每次都有3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重要但不严峻”威胁。两个选项相加，几乎80%的美国人在这8次调查中都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威胁。

　　图-3　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美国民众比例

　　数据来源：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10： U. S. Public Topline Report， General Population (revised)”， September 22， 2010， p. 3.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公众的观点非常明确并且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应对中国的崛起时，你认为美国是应该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还是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以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在2006、2008和2010年的三次调查中，选择“友好合作和接触”的公众比例分别为65%、64%和68%，而选择后者的比例分别为29%、33%和28%。(24)

　　总之，无论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整体感知，还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抑或是他们有关中国“崛起”的感知和政策倾向，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只有在出现新的重要信息或者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才显著变化。这与显微镜下时好时坏、犹如坐过山车的中美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哪些因素影响美国人是否支持与中国接触和合作

　　上面已经提到，当被问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在这个事关美国对华政策基本走向的问题上，哪些因素影响了美国人的选择?是党派认同还是意识形态?是教育背景还是经济地位?是他们对中国的情感，还是他们对中国的威胁感知?

　　大量研究表明，一个人可以利用情感进行简化思维。(25)具体到中国，虽然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对中国的情感推导出自己的观点。当被问及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虽然他们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事实性知识(如中美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对中国的情感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他“喜欢”中国，那么他就可能支持与中国接触和合作如果他“不喜欢”中国，那么他就会反对。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也甚嚣尘上。(26)不少美国人想必也受到了这种言论的影响。如果一个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了威胁，那么他就应该倾向于反对与中国接触和合作。反之，他则会倾向于反对限制中国的“崛起”。

　　笔者选择芝加哥委员会2008年问卷中的这个问题进行分析。(27)统计分析中的因变量就是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取值为1，“采取积极行动限制中国力量的增长”为0。考虑到因变量的性质，笔者采用了二项逻辑回归。

　　最重要的自变量就是受访者对中国的情感和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受访者在情感温度计上给中国的打分，就是他对中国的情感。至于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这个问题有三个选项，分别是“严峻威胁”、“重要但不是严峻威胁”、“根本不是重要威胁”，它们的取值分别是3、2和1。

　　其他自变量都是控制变量，如常见的人口因素(性别、种族、年龄、收入等)。此外，还有三个重要的控制变量，那就是党派认同(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意识形态(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和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倾向(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美国政治的相关研究成果充分表明，这三个变量反映的是最基本的政治态度，它们在个人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一旦形成后不会轻易发生改变。(28)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讲，这些基本态度在前，属于原因而观点或倾向在后，属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由于他的保守思想而对中国没有太多好感，但是他不大可能因为自己对中国没有好感而因此变成一个保守派。

表-2是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区分和对比各类因素的影响，笔者建立了四个模型。模型1只包括我们最熟悉的各种人口学因素，如就业状况、教育背景、种族、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等。模型2增加了三个基本政治态度，模型3则增加了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模型4则在所有前面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中国的情感这个变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四个不同的模型中(也就是在控制不同因素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和年龄都具有高度显著性。一个美国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或者是年龄越大，他就更倾向于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接触。种族也会影响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西班牙裔在三个模型中都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种族”，西班牙裔更倾向于积极限制中国的“崛起”。(29)

　　令人惊讶的是，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基本政治态度具有显著性。这就说明，尽管这三个基本态度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在涉及中美关系的时候，它们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模型3中，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具有高度显著性，并且回归系数带负号。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一个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越大，他就越倾向于反对与中国接触和合作。

　　模型4增加了对中国的情感。即使在控制各种人口因素、三种基本政治态度、对中国威胁的评估等诸多因素的情况下，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还是有独立影响。好感越多，他就越支持与中国进行接触和合作。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这个变量仍然具有高度显著性，并且回归系数与模型3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五、结论

　　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充满了分歧和争端，并且好几次跌入冰点。尽管这样，双边关系从建交以来总体上非常稳定，并且在经贸、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经历了飞速发展。然而，国内一些媒体、学者和决策者倾向于拿着显微镜看美国的一举一动。如此一来，无论是利空还是利好事件都被放大，把中美关系变成了一种“被事件所左右的”双边关系，缺乏稳定性。媒体对国会和双边贸易摩擦的报道，就是拿着显微镜看中美关系的最好实例。

　　尽管显微镜下的中美关系显得支离破碎，但是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普通美国人对中美关系诸多方面的感知和观点非常稳定，只有在出现大量新的信息(如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或者发生重大事件(如1989年)的情况下才会明显变化。

　　在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尽管中美之间冲突不断，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台海冲突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构成了严峻威胁，并且只有少数美国人支持武力介入台海冲突。这些都是有利于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统一的重要民意基础。

　　在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感知到了中国的“崛起”(尤其是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支持美国的基本对华政策，即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这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最根本的民意保障。

　　然而，二十多年来，虽然中美在经贸、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广泛深入，并且中国也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一直比较冷淡，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还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构成了威胁。统计分析还表明，情感和威胁感知对美国人是否支持与中国接触和合作有着显著影响。这就为我们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哪些因素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美国人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是如何形成的，情感与威胁感知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

　　不管怎样，显微镜下的中美关系与民意调查中的中美关系迥然不同。从中美大局出发，我们应该更注重后者，而不要被前者所误导。

　　注释：

　　①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引自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2011年10月12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sgxx/zhangyesui1/Zhangyesui3/t868009htm，2010年10月18日登录。然而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是4，568亿美元，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11年10月18日登录。

　　②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2011年10月18日登录。

　　③该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撰写的《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

　　④这个概括来自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 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p. 434.

　　⑤⑦《美国：转嫁危机心术不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21/c_122182819.htm，2011年10月23日登录。

　　⑥该法案的全文见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s1619es/pdf/BILLS-112s1619es.pdf，2011年10月23日登录。

　　⑧《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0/13/c_122154076.htm?prolongation=1，2011年10月23日登录。

　　⑨有关哪些因素如何影响国会议员在中美关系上的言行，参见Robert Sutter， “The US Congress： Personal，

　　Partisan， Political”， in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⑩对国会在中美关系中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参见谢韬：《如何看待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1973-2006年间的中国议案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

　　(11)新浪财经：《中美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对中国礼盒征收反倾销税》，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208/01467383092.shtml，

　　2011年10月23日登录严婷：《人民币汇率成替罪羊 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0月13日。

　　(12)Chad P. Bown， “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 2010， available at

　　http：//econ.worldbank.org/ttbd/gad/，2011年10月23日登录， “Global

　　Countervailing Duties Database”， 2010， available at

　　http：//econ.worldbank.org/ttbd/gcvd/，2011年10月23日登录。

　　(13)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民意就像是“一系列的沟渠(a system of

　　dikes)”，它们的作用是引导政府决策，并且给决策者设定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V. O. Key， J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61， p. 552.

　　(14)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通过中国期刊网(2011年8月7日登录)，用“国家形象”为篇名并选取“精确”匹配和“核心”期刊，笔者搜索到207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6年。同样的搜索方法，不过篇名改为“国际形象”，共得到23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在2000年。这仅仅是学术文章，不包括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以及学术著作。此外，还有大量相关研究机构，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

　　(15)国家汉办，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2011年8月7日登录。

　　(16)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02： U.S. General

　　Population Topline Report”， October 2002， p. 58.

　　(17)2006年的数据来自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Results of a 2006 Multination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2006， p.16。2008年和2010年的数据来自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10： U.S. Public Topline Report， General Population (revised)”， September

　　22， 2010， p.9。

　　(18)这些数据来自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10： U.S. Public

　　Topline Report， General Population(revised)”， p. 25。

　　(19)需要指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美国的政治精英与公众的观点和政策倾向有着显著差异。见谢韬、梅仁毅：《美国政治精英与公众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与分歧》，《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Benjamin

　　I. Page with Marshall M. Bouton， The Foreign Policy Disconnect： What Americans

　　Want from Our Leaders But Don’t G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Chapter 7.

　　(20)该委员会2002年对该问题的调查使用的是电话采访，而2006、2008和2010年的调查都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比较2002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除了印度之外，其他国家在2002年的影响力平均值都比2006年要高。考虑到调查方式可能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在此只讨论2006年以来的调查结果。

　　(21)Lydia Sadd， “Americans See China Crowding Out U. S. as Economic Leader”，

　　February 21， 2008，

　　http：//www.gallup.com/poll/104479/americans-see-china-crowding-us-economic-leader.aspx，2011年6月9日登录。除了美国和中国，这两次调查还包括欧盟和日本，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后两个国家的比例都没有显著变化，这就进一步表明，美国人对中美两国经济潜力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

　　(22)以上数据来自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10： U.S. Public

　　Topline Report， General Population(revised)”， September 22， 2010， pp. 103—104。

　　(2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201109/t1000032htm，2011年10月23日登录。

　　(24)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Global Views 2010： U. S. Public

　　Topline Report， General Population (revised)”， p. 104.

　　(25)这方面的研究，参见Henry E. Brady and Paul M. Snideman， “Attitude Attribution： A

　　Group Basis for Political Reason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4， 1985， pp. 1061—1078; Paul M. Sniderman， Richard A. Brody， and Philip

　　E. Tetlock，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著述颇多，有代表性的如：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1997; Edward Timperlake and William

　　C. Triplett， II， Red Dragon Rising： Communist China’s Threat to America，

　　Washington， D. C.： Regnery， 1999;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 C.： Regnery， 2000; Jed Babin and Edward

　　Timperlake， Showdown： Why China Wants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Regnery， 2006。

　　(27)该委员会2010年的调查结果已经发布，但是笔者尚未拿到这次调查的详细数据，因此只能用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28)Benjamin I. Page and Marshall M. Bouton， The Foreign Policy Disconnect：

　　What Americans Want from Our Leaders But Don’t Get， pp. 67—72.

　　(29)关于种族的问题有四个选项：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西班牙裔、其他种族、两个种族。笔者把后面两个合并为“其他种族”。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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