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4期

留学生是重要的人才资源, 也是目前国际上各国争夺的热门人才, 美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大批学子赴美学习，其中很多人多年后成为了各行业的领军人士，如何积极引进海外留学人员,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围绕留美科技人才状况的分析，试图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影响留美学生滞留和回流的因素是什么？留美科技人才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以“千人计划”为例，探讨当下中国人才引进政策是如何吸引海外人才的？进而分析海归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改革开放后留美学生的问题, 较早涉及该领域的是贾浩，他本身就是留美学生，在“对当前我国留学人员状况的分析和几点建议”一文中分析了当代留学生的特点，如人数多、专业广、学术基础好等，提出美国应为留学工作重点。他认为, 留美学者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大头, 自改革开放以来, 单留美学者就占了我国全部留学人员的一半以上, 在目前仍处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中更占了近70%。但到目前为止, 留美学者的回国率却只有15.4 % , 不及同时期我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率的一半(34 % ) , 更远低于我国在其他发达国家留学人员的回国率。[1]程希和苗丹国在合著的论文“1949- 2009: 中国留学政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中认为，建国60年来的出国留学活动经历了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留学政策则经历了七次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战略性决策和调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也令人堪忧: 中国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仍然严重不足, 严重制约着当前乃至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2]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两位学者刘宏和曹聪，前者从宏观的角度，以海外华人在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为个案，认为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可以为祖籍国带来知识上和技术上的贡献，进而参与祖籍国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则有限。[3]后者在“中国的‘人才流失’、‘人才回归’和‘人才循环’”一文中，从全球化和国际人力资源流动的角度来考查中国的“人才流失”现象，探讨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尤其是高层次学者在学习和研究结束后选择滞留海外的原因。[4]在人才研究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他在人才战略、中国海归群体等方面有着广泛研究，出版了《人才战争》、《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当代海归》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他认为，“海归派”开始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崛起，正逐渐影响中国未来的政经形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手。中国要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提升中国的外交地位，提升国际形象，提升软实力，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海归力量。

         在英文文献方面，最早关注中国留学生问题的是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奥林斯（Leo A. Orleans），兰普顿在《恢复了的关系:美中教育交流中的趋势,1978-1984》一书中，对恢复邦交后中美文化交流发展情况作了研究。[5]后者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托于１９８８年出版《中国在美留学生》一书作为前书的后续，着重阐述中国留学生政策和留美学生滞留问题，作者收集了大量数据，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了留美学生的问题，认为随着留美人数的增长，不回国和推迟回国的人数迅速上升，中国面临人才流失问题。同时作者也看到，留学生回国与否受各种因素影响，除了美国法律上的制约外，中国国内经济改善，以及语言上的障碍与生活习惯都是促进留学生回国的因素。[6]美籍华人学者李成2005年编辑出版了《连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 美中教育交流 1978- 2003》，该书共收录了10 篇文章, 其中2 篇是李成写的, 即引言“门户开放和思想开放”和“回国从教: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海归派的地位和流动情况”。[7]同年他又发表了《中国领导中的海归派的地位和特点》, 他的观点是: 海归派在中国高层领导中的比例仍然非常小, 他们通常服务于教育、科学和技术、财政、经贸等功能性领域。[8]香港科技大学的崔大伟教授（David Zweig）多年来跟踪中国海外留学生状况,  1993年他通过对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学者等的调查，结论是只有不到10％的人准备马上回国。[9]2006年他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就乐观得多，认为由于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努力，包括政策和资金面上，使得很多海外科学家和企业家回国，出现了回国潮。[10]

综上所述, 已有的成果基本涉及的内容：一是中国留学政策的演变。二是中国的人才流失问题。三是中国政府的引才努力。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首先，美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留学生的首选之地，也是大量留学生滞留地，何种原因使得中国留学生滞留美国，又是何原因使得近年来旅美科技人士海归？其次，以“千人计划”为例，分析中国近年来引才计划的作用。最后，旅美科技人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是什么？

二 、留美学生的规模、专业和走势

根据最新的中国官方数据，截至2012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留学回国人员为109万人，目前每年的留学生规模为40万人。这其中有多少人是去美国留学的？由于没有官方准确数据，众说纷纭。王辉耀在《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年）总报告中提及,“1978-2001年，我国赴国外留学的46万人中，赴美国的约有20万人”。[11]程希在“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引用2009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谢峰的话，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美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万人。[12]

一般认为留美学生占到中国海外留学生的一半数额, 按照目前留学生总数为264万人的话，留美学生大致应该有130万人左右。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数据是通过向各接收国际学生的学校调查而来，数据可信性较高，详见下表：

 

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1990学年至2013年学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教育协会”历年“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统计,  at http://www.iie.org/opendoors.

上述数据是从1990学年至2013学年，人数超过了178万人，如再加上1980-1990学年，数字就更大了，和我们国内官方数据相差甚远，应该看到，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对留学生统计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如一位学生前后念了几个学位。参照中美两方数据，大致推测赴美留学生数量超过1百万人。

此外, 从中国学生获得美国学生签证(F1)的数量和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人数的变化。1997年时F1签证是11,909份，2012年已经是189,402份，发生变化是在2007年以后，增长迅速。F2签证（F1的配偶或孩子）在1997年是4090份，2012年是3120份，[13]不增反降，主要是留学生年龄在下降，未婚居多了。

留美学生的专业, 前期和近期有些变化，前期以理工科为主，讲究实用，近期则开始强调兴趣和质量，留学已经不是简单为出去见见世面，“镀金”，留学的专业选择发生了变化。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为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留学生专业领域的分布：1989年～2009年中国留学生共获得博士学位61888个，其中科学和工程学57705个，在这两个领域中，工程学18802个，科学38903个（其中农业科学1726个，生物学13107个，计算机科学2831个，地球/大气科学1627个，数学3677个，医学/生命科学1174个，物理学11220个，心理学422个，社会科学3119个）。[14] 也就是说，在近20年间，中国留学生获得的93%的博士学位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57705名)，只有4183名不在此列。

     目前，尽管工程科学依旧还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但在发生变化，工商管理、艺术、社会科学等学科人数在上升，如2009学年～2010学年，工商管理占中国留学生总人数比例为24.3%，2012学年～2013学年，上升为29.0%, 同期艺术类从2.8%上升到4.9%，社会科学类从6.7%上升到8.2%。[15]

         200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对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本科学校进行了调查, 2005年又作了修订。该调查显示，1999年～2003年美国共授予了203929个博士学位，其中73%获得者是在美国院校接受的本科教育，27%的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接受本科教育的。

美国本土“出产”博士院校前五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175名），密歇根大学（1537名），康奈尔大学（1499名），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培恩校区（1420名），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320名）。外国和地区“出产”美国博士院校前十位是：汉城国立大学（1657名），北京大学（1332名），清华大学（1234名），“国立”台湾大学（1190名），中国科技大学（988名），延世大学（721名），复旦大学（626名），朱拉茂功大学（460），南京大学（437名）。如果将这两个排名混排的话，北京大学（1332名）居第六位，清华大学（1234名）居第八位。在“出产”院校前十名中中国占了两个。从单项看，物理学，北京大学（558名）、中国科技大学（461人名）占第一、二位，远超于第三的本土院校麻省理工学院（347名），工程学方面，清华大学（863名）占第一位，第二位麻省理工学院（344名）。[16]2008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再次进行调查的时候，清华大学成为“出产”美国科学和工程学博士最多的院校，北京大学居第二，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居第四和第五）。[17]

于是有人在《科学》（Science）杂志撰文说，清华和北大成为了美国博士学位的最大培养基地。[18]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性，有待商榷，但这个提法也成为国内人才流失严重的佐证。

中国科协2008年5月发布的《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披露，1985年以来中国的留学人才50％选择了赴美留学，这一趋势在近10年来愈演愈烈，清华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80％去了美国；而在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对此，有学者表示了怀疑，认为该数据没有出处，是个子虚乌有的数据，认为“且不说高科技如何定义，即使美国希望吸纳清华、北大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它也不一定做得到。9/11后的签证政策使得包括清华、北大毕业生在内的高科技专业学生赴美留学变得相当困难”，他的推测是“在1985年后的某一年，清华、北大确实有82%、76%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赴美留学”，但不能笼统地说“清华北大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国”。[19]

总之，由于缺乏准确的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中国学生赴美？仅仅依靠美国的数据是不牢靠的，而且对于留学的范围界定也存在不同，是否包括访问学者？这些也为研究的深入增加了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赴美留学生逐年增加，而且全自费本科生数量急剧上升，这得力于政府对海外留学的支持，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使得一部分家庭具备了自费留学的能力。

随着赴美学生的增多, 近年来回流学生也增多, 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其次是谁回来了?第三是海归对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三、中国留学生的滞留与回归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留学生的出归“赤字”是150万人左右，留学生滞留海外成为中国人才外流的特征。实际上，中国的人才流失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对此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是有预感的，1978 年6 月23 日, 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中, 就曾指出过, “不要怕派出去, 回不来。派出一千个人, 跑掉一百个人, 还有九百个嘛, 不过才跑掉十分之一嘛。怕什么, 不要怕。不是派三个、五个, 而是要成千上万地派”。

         在滞留海外的留学生中, 留美学生的滞留更为突出。200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5年之后留在美国的比例, 达92%，[20]远远超过印度等国。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留学生而导致的人才外流，几乎是通病。如1967年美国7913名技术移民中有近一半（48%）是调整身份的外国留学生，当时来自中国台湾地区89%、韩国80%，印度78%、伊朗71%的留学生选择毕业后留在了美国。[21]究其原因, 大致相同, 也就是推与拉的作用。探究中国留学生滞留美国原因的话，有上述的一般原因，如美国比中国有着更好的学习和科研机会，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在上世纪80-90年代显得更为突出。此外，特定的政治事件和相关政策，也对留学生的滞留起了作用，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收紧自费留学政策，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补充规定》，严格管理自费留学，强调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本科和专科毕业生、获双学位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研究生等均有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完成服务期年限后方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服务期限2年至5年不等。

在导致中国学生滞留问题上，除了国内一些不尽人意的因素外，美国方面的推力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即移民政策为留学生留下提供了途径。

一般来讲, 留学生主要是通过移民法中的身份调整条款，将学习签证（F类）转为技术类移民签证或临时工作签证H-1B，在美国高等院校毕业拿到本科学士学位以上的学生，可以在相关专业领域寻找工作实习单位，实习期间保留F1的学生身份，这种过渡签证（OPT签证，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一般期限是一年，针对科学工程学科（STEM)的毕业生可以延长到17个月。在实习期间可以申请H-1B签证，在H-1B类中有专门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的申请人留有2万个名额，由学生身份转换为工作身份，从而能进一步申请永久居留。在全部H-1B签证中，以2009年为例，中国大陆所占比例为10%，在有博士学位的H-1B签证中中国大陆比例达29%。[22]

         除了一般条款外，针对中国的特别条款主要是“六四事件”后的12711总统行政令和《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1990年4月11日布什总统签署总统行政令12711号，规定1989年6月5日至1990年4月11日期间在美国的所有中国人均可合法逗留至1994年1月1日, 不会因身份过期被递解出境。1992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中国学生保护法》（1992 Chinese Students Protection Act of 1992 , CSPA）,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且至法案签署之日连续在美逗留，以永久居留权。约有8万人依此申请绿卡，最终约5.3万人取得了绿卡。[23]由于该法覆盖对象不只是学生，其中有多少学生很难确定。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留学生滞留美国现象有所缓解，出现了留美技术人员的回流，最早注意的这个现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李﹒萨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 她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人才环流和中国芯片制造者：硅谷–新竹–上海三角”，敏锐地看到了在经济全球化下，硅谷–新竹–上海之间人力和技术的环流，提出了双向的“人才环流”将替代单向“人才流失”的观点，认为中国大陆留学生回流率不足30%，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低于10%，但这种现象很快会扭转。[24]

萨克瑟尼安的预言并没有马上实现,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留美学生归国，但变化悄然而至。2011年美国学者在一份研究报告《对归国企业家来说，印度和中国确实更令人神往》中披露，在受访的111名华裔归国企业家中，81% 的人认为，在自己的祖国创建公司的机会比在美国的机会“要更好，甚至好得多”，90%的人认为在国内存在的经济发展机会是归国重要原因，78%的人认为中国当地市场很关键。[25]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海外留学生回国人员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3年2.01万人，上升到2012年的27.29万人。

关于留学生此次回归，中国报章甚至用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的词句来形容，回归原因还是拉与推的作用，只是推力来自美国，尽管有美国学者认为印度裔、华裔科学家离美是政策问题，是美国现行的移民政策把移民赶走了。移民政策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工作签证少，技术移民门槛高等，但实际上，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拖累下滑，才是移民离开美国的根本之源。如2009年10月第八届“北美中国留学人员高科技项目暨人才交流大会”（简称北美留交会）在华盛顿举行，报名者约3000人，报名者中，在北美高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留学生仅占25％，大部分是在当地拥有5年～15年，甚至2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资深专业人员。从学历层次和研究领域看，分别有52％和44％的报名者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56％毕业于美国排名前30位的大学，68％的报名者从事的是理工科、医科和信息领域。“这些高端人才以往是在北美最容易找工作的群体之一，现在已成为回国的主力。”[26]

拉力方面转化为中国国内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发展机会多是海归首先考虑的因素，而国内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为海归提供了保障。

国内吸引留学生的政策近2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从“回国服务”到“为国服务”方针的转变。1992年8月23日和29日, 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两次表示，面对新的形势, 要有系列的政策, 我看留学生工作、出国留学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三句话: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7]这十二字方针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给予了肯定，国家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鼓励海外人才为祖国服务。[28]2002年5月国家颁布《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对于海外留学人员，提出“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其他方式为国服务。积极倡导留学人员长期或短期回国工作，鼓励他们通过项目合作、兼职、考察讲学、学术休假、担任业务顾问等多种形式为国服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建设工作，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提供发展空间”。[29]从“回国服务”到“为国服务”，留学政策变得更加务实了，承认留学人员由于具体情况不同，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一部分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一部分留在国外工作、学习，这将是长期并存的情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也承认人才滞留的状况。在“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中，创业是形式之一，“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可以以专利、专有技术、科研成果等在国内进行转化、入股，创办企业；或以专有知识、技能、信息等开办专业性咨询公司；也可以用自有资金或引进资金在国内投资”，这也是顺应形势提出来的，而且首次承认这种创业动机是利益驱使。

      其次，从具体引才政策上看,从地方性、部委性的政策过渡到中央层面上，其标志性的政策是“千人计划”出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的各部委、高校和地方省市相继出台吸引海外人才政策，如“春晖计划”是由国家教育部拨出专项经费资助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体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1999年国庆节，在“春晖计划”的资助下，硅谷25位留美博士企业家组团回国观礼和考察，这25人全部拥有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有美国工业界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硅谷从事互联网、电子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经过此次活动后，这25人在半年内都回国创业了，这其中包括邓中翰、李彦宏等人，邓中翰创建了中星微电子公司，他领导研发的“星光”系列“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李彦宏创办的百度，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技术公司。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正式启动, 该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30]负责具体实施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设在中组部，从这个角度说，该计划成为层次最高的人才引进措施。

千人计划至今已经引入了九批，共计3千余人，这其中有多少从美国回来的科技人员，从公开发表的资料没有显示。从一个不太完整的名单(第一至五批）看，共计引入人才1143人，其中从美国引入的有332人，占29.1%, 也就是近三分之一的人来自美国，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工作多年了，这个名单集中了高精尖人才，其中2人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施一公），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系主任、研究中心/室主任等职27人，在国家实验室（如拉斯阿拉莫斯、橡树岭等）工作19人，在知名公司任研发主任或高级管理人员37人。从行业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生命科学、物理、计算机、数学、能源、农业、汽车、化学、医学等。从回国后去向看，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是用人大户，占到10%左右。企业也是这些海归者的去向，如长安汽车、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东风集团、上汽集团、中海油、吉利控股集团、奇瑞公司等。2010年12月，在千人计划基础上，又推出了青年千人计划，针对40岁以下的青年人才，至今已经推出了5批1134人，来自美国的778人，占68.6%。[31]

从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引才情况看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引进高层次人才最多一次，从上面的数字也可以看出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所占的比例，尽管几千人才回国不能彻底扭转人才外流的状况，但毕竟是个好的开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国内对留学人员的“拉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使得中国成为“充满科学发展机会的国度”，[32]也使得海外留学生感到“在美国之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33]

四 留美科技人员回流的作用、影响和局限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留学生回流潮，海归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学者王辉耀对海归的贡献总结为十个方面：1.教科文卫领域的栋梁。2.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3.参与民间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4.发挥社团和公益的积极作用。5.创业大潮中高新技术与新经济的主流。6.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手。7.跨国公司中国化的主力军。8.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9.带回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人才。10.带来国际化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社会文化观念。[34]这些评价基本上涵盖了海归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  以下三个问题是在评估海归作用问题应该考虑的。   

首先，海归在高科技产业、教育、科学、金融、保险、经贸等领域成为领头羊，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崔大伟教授通过访谈等方式研究, 认为80%海归创业者带回来的技术是属于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的, 中国终于能从长期以来人才流失中获益了, 人才回流对中国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5]中关村就是很好的事例。

北京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2年聚集的留学归国人员数量达到1.6万人，其中，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留学归国人员数量增至1.2万人，占留学归国人员总数的比例上升至77.1%。从2009年起为了树立海归创业的成功典范，开始评选年度十大海归明星。以2012年评选为例，其中的解江冰、赵磊、张世龙、张宏江、陈忠苏均为从美国回来。

解江冰，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他实现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软式白内障人工晶体研发及产业化，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并成功申请专利17项(8项发明)。

赵磊，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美国波士顿大学及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曾执教哈佛大学医学院多年。他带领团队先后开发了高分辨率的磁共振三维快速成像和并行快速成像技术等，并在神经和心脏成像应用中取得了非常实用而显著的成果，均处于国际成像技术的最前沿。

 

张世龙，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毕业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他领导的公司共取得40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

张宏江，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是计算机视频检索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曾担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在正版化采购市场中，金山WPS占到56%的市场份额。

陈忠苏，佩斯大学理学学士、霍普金斯大学工程硕士和史帝芬理工学院博士。2009年就任北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是国内首家成功将“云计算”技术引入E-Learning应用的技术服务商。

以上事例从一个侧面展示海归在科技发展方面的贡献，这是他们最重要和突出的贡献。

其次，对于“为国服务”的理解。尽管科技人才回流加速，但还有大量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在海外，对于这些没有海归的人才，他们实际上以灵活或者称为柔性的方式为国服务。

国际移民理论界将海外侨民通过跨国活动为祖籍国提供知识和技术上的贡献，进而促进祖籍国的进步与发展，称之为“离散者的选择”（diaspora op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人才流动的过程中，人才流出本国，而信息、技术、知识和资本则回流入人才的祖籍国。[36]因此出现了海外科技人员的“哑铃模式”（同时在国内外发展事业，并在其中流动）、“柔性流动”（根据自己的便利和国内需要，随时自由来往于国内外）等方式。留美科技人士因为各种客观条件（家庭、子女教育、生活习惯、养老保险、国内高房价等因素）而未能回国，或者不能全职回归，于是采用这种柔性或者称为“虚拟”回归方式，为国服务，这也许将成为更常态的一种方式。在2004年的一次华裔科技人士网络问卷调查中，崔大伟教授发现78%的人与国内至少有一次的互动, 49%的人有着与国内有着举办讲座、进行教学、召开研讨会等最常见的互动，44%的人与国内有合作研究，17%的人有合作出版论文，14%合作编辑书籍等。[37]

这种模式之所以会成为常态和有效方式，由于不同原因，杰出的科技人士（或者称为专业人士）很难全职回国，但通过这种柔性回归，使他们达到为国服务的目的。崔大伟在1993年对在美国271位华裔调查中，只有21.4%的人和国内的单位交流学术信息，2001年他在中国5个城市开发区工作的145人中进行调查时发现，47%的回国人员在海外时与大陆有合作，在82名回国定居的科学家中，49%的人在回国前与大陆有关合作，他认为这种高比例的合作促成了最终的回国。[38]饶毅的例子也许是最好的诠释，他从1996年起以“哑铃模式”为国服务，曾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研究员，后又参与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是国内公认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领头羊”，并开始在国际科学界产生影响。另外，饶毅还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科学中心主任。饶毅一系列为国服务的实践，为最终回国服务做了很多铺垫、试探。[39]

最后，对于海归动机的评估。在《对归国企业家来说，印度和中国确实更令人神往》调查报告中，在询问回国理由时，中国受访者认为居第一位理由是“中国有着经济发展的机会”（90%）、第二位是“本土市场的潜力”（78%）、第三位“家庭因素”（51%），并列第三是“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51%）、第四位是“政府的激励机制”（23%）。[40]也就是说，经济利益的驱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美国学者认为，此类回国创业者是“新淘金者”（Augonaut）, 尽管也谈奉献，但经济利益才是关键。[41]

海归回国创业，是这一代留学生的特色，留学生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如亚信、UT斯达康、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当当、携程、e龙、 百度、空中网、尚德集团、新东方，如家快捷、展讯等，这些企业大都成为了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大部分的企业都是由海归创办和管理。海归的动机兼有爱国和利益两方面，在利益方面，国家在2001年多部委颁发的《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多种形式为国服务”之一是创业活动，承认和保护海归的商业利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国家也为这种创业给予了支持。1984年胡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李政道赴美留学物理奖学金，1989年取得博士学位。2002年6月，胡晖入驻中关村国际孵化园，成立了海纳维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远程医疗技术，胡晖的注册资金只有15万美元，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8万元人民币的创业扶持资金、中关村国际孵化园免收第一年的房租等条件解决了初创时的困难。2004年1月胡晖以1800万美元将公司卖给了美国一家上市公司，从15万美元到1800万美元，当时称为“胡晖现象”，胡晖的成功背后是政府的支持。

以上从海外归国人士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角度，客观分析了为国服务多种形式和动机，从制度环境上，分析了国家引智政策的确立和变化，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引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留学生回流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尽管相对于前些年有所改善，2011年回流率是36.5%, 低于国际平均水平50-60%，而且高层次人才回国数量更有限。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201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调查显示，在年龄分布上，24岁至30岁的留学回国人员已占回国人员总数的80%；在学科分布上，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和工学最热，这4个学科的回国就业人数占留学回国就业总人数的近80%，这些留学回国人员在境外留学时间平均为1.9年，其中硕士学位1.5年，博士学位3.8年。约一半为国外1年期硕士学位项目毕业生。即“回流率迅速增加，但获得博士学位又有相应研究或其他工作经历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流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此外, 同是人才外流大国，印度的经验可以折射出我们的不足，印度海外人才总量也不少（也主要在美国），主要从事信息业和生物技术等，由于海归的促进，和政府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将信息业和生物技术作为优先发展产业，通过海归的跨国网络，内外合作，使得这两个行业迅速发展，取得世界瞩目的地位。与之相比，中国似乎没有出现这种效应。

小结

海外科技人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美的华裔科技人才是我们海外科技人才的主体，美国也是华裔高层次人才最集中的国家，他们的回流对于中国发展是引人注目的，由于受多种因素，回流不是太理想，也没有完全制止人才外流的现象，但毕竟出现了回流，是个可喜的开端。

 

[1] 贾浩：《对当前我国留学人员状况的分析和几点建议》，《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 程希：《1949- 2009: 中国留学政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刘宏：《 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4] 曹聪：《中国的“人才流失”、“人才回归”和“人才循环”》，《科学文化评论》 2009年第1期。

[5]David Lampton,  A Relationship Restored：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86 .

[6] Leo A. Orleans，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88.

[7]Cheng Li,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8] Cheng Li,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6 October 30, 2005, at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hina-leadership-monitor/article/6638.

[9]David Zweig, China’s Brain Drain to United States: View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he 1990s ,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5.

[10][10]David Zweig, Learning to compete: China’s Efforts to Encourage a ‘Reverse Brain Drai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45 (2006), No. 1.

[11] 王辉耀主编《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12] 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

[13]The Office of Visa Services, FY1997-2013 NIV Detail Table. at   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dam/visas/Statistics/Non-Immigrant-Statistics/NIVDetailTables/FYs97-13_NIVDetailTable.xls.

[14]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Special tabulations (2010) of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 at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2/pdf/seind12.pdf

[15]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ields of Study of Students from Selected Places of Origin, 2012/13.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at http://www.iie.org/opendoors.

[16]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Summary Report 2003.

Revised March 8, 2005, at http:// www.nsf.gov/statistics/doctorates/pdf/sed2003.pdf‎.

[17] Patrick Gaule & Mario Piacentini, Im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U.S. Universities. November 6, 2011,

at http:// scholar.harvard.edu/…/chinese_students_november_2011.pdf‎

[18] J. Mervis , US Graduate Training: Top Ph.D. Feeder Schools Are Now Chinese. Science, 321(5886):185.

[19] 曹聪：《子虚乌有：清华北大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国》，a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671&do=blog&id=37263.

[20] Michael G. Finn, Stay Rates of Foreign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07, 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January 2010,

at http://orise.orau.gov/files/sep/stay-rates-foreign-doctorate-recipients-2007.pdf.

[21] Judith A. Fortne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Professional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4, No. 2, July1970, pp. 217-232,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2172655 .

[22]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Special tabulations (2010) of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23] Madeline Zavodny, Emily Kerr and Pia Orrenius,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1992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ct. 2010, at http://www.cepr.org/meets/wkcn/2/2429/papers/Zavodnyfinal.pdf.  Xiao Jian Zhao, The New Chinese America, Class, Economy, and Social Hierarch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2.

[24] AnnaLee Saxenian, Brain Circulation and Chinese Chipmakers: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Shanghai Triangle. at http://people.ischool.berkeley.edu/~anno/…/cornell-2002-draft.pdf.

[25] Vivek Wadhwa, et al. The Grass is Indeed Greener in India and China for Returnee Entrepreneurs. 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Part VI，May 9, 2011 ,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Data_Integrity_Notice.cfm?abid=1824670.

[26]《北美‘准海归’回国意愿强烈》，《解放日报》 2009年8月27 日。

[27]程希：《1949- 2009: 中国留学政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8]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at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747.htm

[29]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 at http://www.edu.cn/20020613/3058823.shtml.

[30] http://www.1000plan.org/qrjh/section/2?m=rcrd

[31] 根据“千人计划”官方网站数据统计。

[32]Chris Tachibana, Focus on China: BIG Science in a BIG Country. Science, December 9, 2011.

[33] Foreigners are Taking Their Tech Talents Back Home: Silicon Valley’s Loss is Brain Gain for India, China. USA TODAY，May 11, 2011.

[34] 王辉耀：《新世纪的中国留学与海归潮》，2013年2月5日，at http://www.ccg.org.cn/_d275904880.htm

[35] David Zweig, Learning to compete: China’s efforts to encourage a ‘reverse brain drain’.

[36] Jean-Baptiste Meyer, et al. Turning Brain Drain into Brain Gain: the Colombian experience of the Diaspora Option.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September 1997 vol. 2 no. 2, pp.285-315. Jean-Baptiste Meyer and Mercy Brown, Scientific Diasporas: A New Approach to the Brain Drain. 1999, at http://www.unesco.org/most/meyer.htm. Jean-Baptiste Meyer, Network Approach versus Brain Drain: Lessons from the Diaspor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ume 39, Issue 5, Special Issue 1, 2001, pp.91–110.

[37] David Zweig and Han Donglin, Serving the Nation from Abroad: Comparing Mainland Profess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ng Kong. at http:// www.cctr.ust.hk/materials/…/Han,Donglin_paper.pdf.

[38] David Zweig, Chung Siu Fung, Redefining the Brain Drain: China’s ‘Diaspora Option’. at www.princeton.edu/cwp/…/sts13_1-01-David-et-al..pdf.

[39] 曹聪: 《高水平华人科学家开始海归》，at http://blog.sciencenet.cn/u/曹聪。  

[40] Vivek Wadhwa, et al. The Grass is Indeed Greener in India and China for Returnee Entrepreneurs.

       [41]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obilizing Talent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pril 2, 2008，at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08/4/02%20talent/20080402_talent.pdf.

来源时间：2014/10/21   发布时间：20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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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玉广  来源：《国际论坛》2014年第5期

二战后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均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变革。对少数族裔和移民而言，这些变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民权运动的发展促使美国颁布一系列民权法案，即1964年《民权法》、《选举权法》和1968年《民权法》等，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不同种族、族裔之间的平等；其二为以1965年《移民法》为核心的移民制度的改革，废除了1924年以来所实施、旨在限制移民规模的《国别来源法》，使得美国移民的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其三是实施“肯定性行动”，在就业、入学、接受政府贷款、分配政府合同等方面照顾少数族裔（以及女性）的利益，使得少数族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其四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加速资金和人员的流动，美国利益全球化趋势加强，美国与他国家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愈发凸显。这些制度性变迁为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各个族裔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美国与他国关系中发挥一定作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更为广阔的舞台。

一、  战后美国族裔认同的发展变化

 1965年之后的新移民及美国少数族裔所遇到的“同化即美国化”压力明显减弱，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空间更为宽裕。少数族裔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与之相对应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身份认同政治”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选举权法和移民法为以“亚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美国多元社会文化结构的形成提供法律依据，在提升少数种族、族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做出贡献。而美国少数种族和族裔在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也愈发认识到自身政治能量和能力，坚定其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的信念。

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强化了美国各少数种族和族裔，乃至社会群体（如妇女和同性恋者）在美国国民性这一大的认同之下出现的所谓“亚文化认同”。这种“亚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种族、族裔、性别、社会身份、信仰等基础之上的身份认同，它成为多元主义的社会基础。多元主义的基本理念认为，美国是由诸多不同的种族和族裔群体构成，每一种族、族裔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压迫性地位必须予以矫正等等。[1]

由于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及日趋巩固，移民及美国各族裔在维持其自身特性、拒绝同化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性选择。据估算，自1820年至1924年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其后裔子孙则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而1965年以后，情况则有所不同，移民及其后代在是否被同化方面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选择权，甚至在同化和拒绝同化之间还出现了第三种选择，即既选择做美国国民，又保留期原国籍国民身份，往往持有双重国籍、有双重居留地、双重依附关系、双重忠诚。这些人既要享受在美国能得到的机遇、财富和自由，又保留其原籍的语言、文化、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等等。[2]

         与二战前只有在融入主流社会方能改善经济境遇不同，随着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少数族裔在保留亚身份认同的前提下，也能够实现经济地位的改善，进而提升整个族裔群体的经济能力。

尽管程度不同，大多数移民群体都实现了美国社会阶层内的“上向流动”，这种群体性的“上向流动”在二战后的美国表现更为明显。犹太裔、亚美尼亚裔、希腊裔、波兰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属于较为富有的移民群体。对于很多少数族裔而言，尽管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依然难以与欧洲裔白人比肩，如1990年统计显示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是白人人均收入的56%。[3] 但是因为美国国民收入整体规模的增长，少数种族、族裔的收入的增长也是必然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后美国少数族裔群体性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美国多元文化和社会结构。经济境遇总体改善之后，少数族裔，尤其是其上层对美国的政治参与意识日渐强烈，希望通过其政治参与来维护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政治氛围。正是由于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使得70年代之后美国的政治景象发生了实质性改观。

         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相对宽泛，形式比较多样。其中比较基本的形式是参与投票、竞选、政治游说等。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是极大地推动。这在非洲裔和西班牙裔两大少数族裔群体中均有所体现。截至2002年6月，西班牙裔人口为3880万，占美国人口的13.5%，超过非洲裔人口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黑人与西班牙裔在全国人口中约占了1/4，成为有影响力的投票群体。[4] 人口的规模变化朝着有利于少数族裔参政的方向发展，美国政界人士也施加各种手段笼络少数族裔选民。尽管少数族裔的参政意识和能力还受到诸多限制，但其潜力受到政界人士的持续的关注。时至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的政治影响力愈发彰显，2008年、2012年经选举产生美国首位（且连任）的非洲裔总统，这一结果得益于少数族裔政治能量的不断积累和释放。[5]

组建维护自身权益的政治组织也是建立在亚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各民族群体和社会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在本世纪初期，美国代表妇女、种族族裔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有700多个，其中非洲裔美国人的组织超过40个，亚太裔美国人组织有30多个，而妇女组织多达百余。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族裔组织有“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拉丁民族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和“亚裔美国人公正中心（the Asian American Justice Center）”等等。[6]

在政治参与方面，美国犹太人一直是堪称典范，其参政活动是维系美国社会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支柱，而其参政模式也往往为其他少数族裔所借鉴和学习。少数族裔这种政治参与方式也影响到亚裔美国人，其政治活动也在这段时期渐成规模。到1998年，在华裔领袖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80/20促进会”（80/20 Initiative）。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以华裔为主体的亚裔美国人对美国选举政治的认识已经超越盲目及无所作为的阶段，参政意识趋于成熟和理性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

        二  少数族裔对原（祖）籍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以亚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及多元文化框架渐趋稳固、少数族裔群体的经济及社会地位日益提升、以维护民族认同和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身份认同政治”不断发展，促使移民及少数族裔在原（祖）籍国与美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冷战结束之后，因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缺少一个共同、明确的敌人，加之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淡化和隐蔽，“身份认同政治”在国际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彰显，其作用机制渐趋稳固。

        “身份认同政治”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作用，首先得益于美国政治院外游说机制的发展。少数族裔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进入美国外交决策领域主要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外交决策结构和议程发生深刻变化，体现在：1. 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加强，决策权力更为分散。2.决策者愈发看重维护公众对政府政策长期支持的重要性而对公众态度更为敏感。3.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复存在，决策部门缺少一个统一的容易被认可和接受的战略理念。美国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摇摆性。[8]这些变化的出现为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活跃创造了更大空间。冷战之后，又有很多族裔群体主动参与到游说的行列，使得美国的外交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美国大多数族裔都有其规模不等的游说群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美裔犹太人、美裔古巴人、美裔亚美尼亚人、美裔希腊人以及非洲裔的游说群体，来自东欧的美国移民和美裔印度人和美裔墨西哥人成为游说群体的后起之秀。

一般而言，美国族裔群体在外交领域能有所作为需要有三方面的重要资源，一个是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地区的选举意愿和能力，二是对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捐助的能力，三是他们在一个关键性问题上进行组织和动员的能力。而这些资源的活动又往往与该族裔规模以及在美集中居住地、经济上的成功程度、族裔的团结程度和凝聚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相关。此外，该族裔所游说的政策目标与美国价值理念的契合程度对于该族裔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也有一定关系。

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影响最为引入注目。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为支持以色列，在游说美国政府、动员美国社会方面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与此前动员美国政府支持国际犹太人以及犹太复国运动更多依靠“悲情牌”的被动做法不同，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体，更加主动地、积极地、有组织地参与到支持以色列的游说活动中，取得了令人称奇的效果。近年来，作为美国与该族裔原（祖）籍国的关系施加影响的后起之秀印度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印度裔美国人是“唯一在力量上与犹太院外集团相比肩的院外集团”。[9]

移民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与其原（祖）籍国之间关系上发挥作用也与其原（祖）籍国的积极推动有关。从战后的历史来看，各国政府对本国国民侨（移）居海外的行为有过完全不同的态度。某些国家曾经设法防止国民外迁，而对于生活在国外的侨民或者认为是一种政治背叛而大加挞伐，或者是将其作为推行其政治理念的工具，甚至不惜恶化其侨民在居住国的境遇。而另有一些国家则对其海外侨民态度冷淡。而居住在国外的侨民在对原（祖）籍国的态度也往往是低调、消极的，其有限的联系多体现在资助亲戚族人的“侨汇”活动上。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对待其侨民的态度和做法发生较大改变。海外侨（移）民作为巨大的“战略财富”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提高侨民在居住国政治和社会地位、积极利用侨民所拥有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本国与侨民居住国的关系、提升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成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关侨务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以印度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对其海外移民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对淡漠且交往有限，把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向美国移民视作“吸脑（brain drain）”。在80年代这一态度开始发生转变。2000年印度外交部成立高等委员会（High Level Committee，HLC），首次对印度的海外移民制定相应的政策框架。该委员会在其后提供的报告中，对印度裔美国侨民所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在美国国会为美印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印度裔美国人在加强印度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是无价的财富。该报告建议鼓励在美国的印度移民充当印度的大使并利用他们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来为印度的利益服务。其后印度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并召开年度海外印度侨民大会以及设立“海外印度人日（Pravasi Bharatiya Divas）”。此外印度在承认双重国籍方面也有所突破，更改1955年颁布的《公民法》（“Citizenship Act”）, 认可海外印度人的公民权（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凡此种种，均显示出印度政府在推动包括印度裔美国人在内的海外印度人在其外交事务中发挥影响方面做出积极努力。[10]

近二三十年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对美国在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概而言之，根据其对原（祖）籍国政府或该国政府在某些国际争端的具体立场、政策的认同状况和程度，美国少数族裔发挥三种类型的作用，其一为建立在高度认同基础上的全力支持。这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支持表现最为突出。时至今日，除个别教派之外，多数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存在的正当性毫无质疑，并为此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其二为极度不认同进而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任何改善双边关系的作为。这一族裔群体包括古巴裔美国人和伊朗裔美国人；其三，则是介于这两种状态之间，在原（祖）籍国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诉求，在某种程度加剧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的生活的某些族裔本身构成复杂，其中有一部分群体与原（祖）籍国政府存在着不同程度恩怨、隔阂甚至误会。有些群体还面对两个政府的“合法性”选择等问题，因此该族裔所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波动。

随着来美移民数量日益增加及多样化，少数族裔实际的和潜在的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许多国际问题正在“内化”成为美国的国内问题，国际社会的冲突也反映成为美国内族裔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点在阿（巴）以矛盾和冲突中表现最为明显。对此，亨廷顿认为，随着外国政府及其移民社群对美国政策影响的愈益加深，当美国的利益与那些“向美国输出人口”的国家的利益不相吻合时，美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和追求就会出现模糊和不确定性，因此将会最终影响美国的利益。[11]

三   美国华人华侨与中美关系

在战后美国发生制度性变革之时，生活在美国的华侨华人的境遇也发生转变，美国族裔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美国华侨华人中也有所体现。美国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使得在美国华侨华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与其他族裔共同作用，一起书写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新篇章。

就在美国制度变革促使其多元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完善之时，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各项法规制度渐趋完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并不断深入发展。日趋成熟的国家发展战略及与之相对应的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确立，为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对华侨华人的影响方面，这一制度变迁一方面是指完善和充实涉及华侨华人和侨眷及对侨工作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另一方面则是指国家政策的转变，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均得到提升，从而对华侨华人在精神与情感上的认同和切身利益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12]

美国华侨华人既是中美外交关系的变迁受益者也是中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作为受益者，中美关系的改善提升了美国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华侨华人不再担心其对祖国大陆的情感表达而在政治上被视作异类、不忠诚者或“颠覆者”。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也大大有助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中美建交之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日渐增多和频繁。各种文化形式的交流、人员的往来、媒体的发展加之汉语教学活动的展开，为华侨华人社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极大地加深了华侨华人社区与祖国大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强化了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和对祖国大陆的文化认同感。此外，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取得日渐丰硕的成果、中国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攀升，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华侨华人的自我认知和公众认知也得到相应改观。中国因为发展而树立的自信、富强、理性、负责的国际形象对于在美华侨华人的形象塑造有着强大影响力，华侨华人的良好形象反之也会提升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尊重。

作为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和重大问题上都做出积极反应，为中美关系的平稳健康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华侨华人战后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这一群体的规模和结构方面，还体现在其政治理念的发展与成熟。不可否认，从国民党的片面灌输到美国政府的高压下的“政治表态”，美国华侨华人具有相当长时间的“被政治化”的历史，然而“被政治化”终归不是美国华侨华人政治理念和政治意愿的真实表达。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亚文化认同政治”的发展，美国华侨华人的“被政治化”的历史宣告终结。在中美两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理性化调整、中美关系不断深入的大历史背景下，美国华侨华人自身政治理念和政治意愿的方可得以真实表达，并藉此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定位。事实表明，华侨华人以自身真实意愿为基础的政治表达、参与和历史定位，不但有助于其自身的健康发展，也能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良好积极的作用。

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侨华人群体自身变化中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美国华侨华人群体在来源构成、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受外界势力影响程度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程度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美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使得华侨华人群体依然是一些敌视中国、妄图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势力试图拉拢和施加影响的对象。中美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波动，而这些波动必然会为某些政治势力提供可乘之机。需要我们侨务和外事部门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关注。

概括而言，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方面发挥积极健康作用还受到如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台湾方面，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力主“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相关的政治势力均不甘于其在美国华侨华人中间的影响的式微，必然采取相关措施，在华侨华人社区中施加影响。由于大陆方面在对美华侨华人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美国华侨华人社群自我政治意识和政治表达的发展，台湾方面对美华侨华人的影响在减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方面放弃其努力。台湾方面一方面加强传统施加影响的手段（文化交流、汉语教育、塑造台湾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性”等等），另一方面还利用美国政治规则，在手法上不断翻新，以期达到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在华侨华人中扶持帮助亲台的院外游说团体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台湾当局受到美国犹太人著名亲以色列的院外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启发，一直重视利用在美台胞和其他社团组织开展游说活动，这些组织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国际联盟”、“全美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加入联合国行动委员会”等等。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就与台湾当局密切接触，1995年李登辉访美及1999年美国国会所讨论的“台湾安全加强法”都与该组织的游说活动有关。[13] 2000年后该组织迅速成为台湾当局“台独”理念的急先锋和领头部队。

其次，美国华侨华人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有可能受到美国政治自身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均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往往成为其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重要借口和手段，对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而任何有志成为美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把倡导这些理念作为争取民众支持或被政治同行所认可接纳的重要手段。随着华人参政能力的增强、参政品级的提升，他们中的有影响的政治头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上做文章，甚至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接纳，可以不惜歪曲、误读基本事实。此外，从美国政党历史发展来看，美国的少数族裔更倾向于通过支持或参加民主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民主党内政外交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还要浓于共和党。这一参政渠道也为美国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此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国会议员吴振伟（David Wu）。出生在台湾的吴振伟在1998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号称是“第一位美国华人国会议员”，曾是美国华人社会的一大骄傲，但是自他当选议员后就在美国国会内部宣扬“台独”理念。此外，他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一直持反对立场，成为美国国会中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4]

再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间移民的便利和频繁，美国华侨华人构成愈发多样，复杂程度加深。在美华侨华人中不但有新侨老侨之分，还有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湾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之分。从移民出身来看不但有留学之后的移民，也有经济移民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政治移民。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美国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具有各种政治色彩的移民往往汇聚美国，以期更顺利开展活动和获得资金、政治上的支持。不可否认，在美国华侨华人中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移民人数正在增加，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把反华活动“职业化”。这部分人利用美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频频向美国民众和华侨华人社区发出或做出污蔑中国政府、扭曲中国发展事实、损害中国形象的声音和行动，成为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噪音、杂音。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民众和华侨华人往往会在他们的影响下做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和判断。

又次，华侨华人宗教取向和发展趋势会对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其信教人数在80%左右。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美国政治和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存在远远超过了此前一个世纪的水平。 “基督教再次成为美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特点”。[15] 这也意味着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担当了同化美国社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其整合美国社会的功能在加强。此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美国的宗教势力对全球范围内宗教事务的关注和干涉能力也得到强化。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则为美国宗教势力的全球性干预张目。[16][23]而对于美国华侨华人而言，随着其与美国社会接触的频繁和层面的深化，或出于自身发展和心理精神需求的影响，或受基督教会传教活动的影响，其中对基督徒人数在不断增加。截至1980年美国华人基督教会已经达到420家，20世纪90年代则发展到至少800多家，到21世纪初，超过1/3的美国华人信奉基督教（有研究显示，美国华人中基督徒人数约为135万），华人教会及福音机构超过1800家。[17][24]除华人之外，在美华侨中信奉基督教的人也不在少数。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基督教义自然成为美国华侨华人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滤网”。透过这一“滤网”，作为基督徒身份的华侨华人在其认识上会出现几方面特点，其一，他们会有选择地认同中国文化，某些传统和习俗中与基督教义不相符合的内容会被摒弃；其二，华侨华人中的基督徒会为避免原籍地政治体制差异而引发争论，因此淡化政治；其三，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基督教会发展的现状，在美华侨华人教会的领导权依然由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移民掌握着，而其与港台地区基督教会的各方面往来自然要多于与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的往来，所以在某些观念上可能更容易受港台教会的影响；其四，由于中美在宗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差异，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和态度更容易受到中国大陆基督教发展和基督徒政治和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这些状况均增加了我国侨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难程度。

最后， 尽管在美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在增加，经济和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提升，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美国华人和华侨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所应当具有的潜力仍然没有完全释放和发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华侨华人尽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依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短时期内依然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影响只能是辅助性的。华侨华人人口规模与其政治社会影响力的不相称的原因主要是华侨华人总人口中“新华人”和“新华侨”的比例较大。根据美国移民发挥政治影响的一般性规律而言，第一、二代移民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在美国站稳脚跟，因此谋生、生计等问题是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从事政治活动，即使在两代之内很好解决了生计问题，其最初的选择也是往往扩大在族裔社区的影响力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国政治生活中去。另外一些新华人或华侨还不熟悉美国政治规则，缺乏驾驭能力，往往也会因此陷入被动或降低其参政热情。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发挥影响方面，美国华侨华人短时间内还是难以与那些已经多代生活在美国的欧洲裔、犹太裔、非洲裔和拉美裔相比肩，并受到这些族裔人士强有力的竞争。举例而言，尽管华人精英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但是他更多扮演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角色。美国对华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决策，依然掌握在美国各主要智库、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国防部等等核心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具有影响力的依然是美国其他族裔的学者和官员。美国华人进入美国政策制定机构和核心决策机构的路依然漫长。

 

作者简介：白玉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100720）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and Schuster,2005. P173, 175

[2] Ibid. p137，208, 209.

[3] Ibid. p255

[4]关于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请参阅姬虹：《美国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载于朱世达主编：《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 第123-130页；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周琪：《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内外政策评估》， 《外交评论》 2013年第1期

[6] Burdett A. Loomis : “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Q Press(Washington DC） 2012. P81

[7] 孙逊 《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 九州出版社（北京）2012年版 第179页

[8] 周琪，前引书，第262页。

[9] Allan J.Cigler and Burdett A. Loomis,(ed):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CQ Press(Washington DC) 2012. P335

[10] Christian Collet and Pei-te Lien,(ed):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2009. p111

[1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291

[12] 丘进 严武龙：《中国侨务政策概述》，载于丘进主编：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版；任贵祥主编：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 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9年版。

[13] 孙哲主编：《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5年版，第276-277页。

[14] 孙逊 《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 九州出版社（北京）2012年版，第216页。

[15]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341

[16] Jack Snyder: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2011.p52

[17] 李爱慧 《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特性探析》，刊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张云 《北美华人基督徒影响力分析：基于“软权力”的视角》，刊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万晓宏：《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研究：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来源时间：2014/10/21   发布时间：20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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