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咚  来源：凤凰网博客

　　奥巴马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人想起，过去大国恃强凌弱欺负小国，霸占疆土的行为”，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则对后二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和联合国构成了“挑战”。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0月15日就此作出回应时，称奥巴马“好像精神有点失常一样”，表示美俄关系“完全不可能重置”。

　　在普京第一次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美俄关系大幅滑坡，奥巴马将“重置”美俄关系作为与梅德韦杰夫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进行外交的首要目标，并受到梅德伟杰夫本人的积极回应，虽然期间屡经波折，困难重重，但毕竟开了个好头，如今，鉴于美国对俄罗斯干预和侵犯乌克兰采取了强硬的制裁政策，原本立场温和的梅德韦杰夫宣称要一切回归常态，甚至回归原点。

　　梅德韦杰夫作出这个表态，从他的国内位置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强硬的普京获得了民意的强大支持，其在重新竞选总统后大幅下跌的支持率，由于其在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诸多事态中的表现，获得了显著提升，只要是富有雄心的领导人，都无法忽视这一现实，在政治上与其呼应，对外保持强硬态度。

　　然而，他关于美国“精神失常”的言论，并抨击美国的介入，从全球和人类发展的宏阔视野来说，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如果没有美国负责任的全球干预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如果没有美国果断地以外交、制裁、军事等各种不同方式介入侵略、冲突、恐怖主义、反人类暴行以及扼杀人权行为等非正常事态中，这个世界要晦暗无光、混乱无序得多，甚至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发生。

　　有人会说，美国的军事干预是为了其国家利益，为了攫取冲突地区的资源、能源和财富，不能完全否认，美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有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但是，维护国际秩序、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人类尊严，是其在国际间实行干预主义的主要目的。比如对伊拉克的武力干预，美国出力最大，牺牲最多，按照前者的逻辑，受益最大的也应该是美国，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在伊战后成为在经济和能源上最大的受益国。这就有力地论证了美国的国际干预主要不是为了自身。

　　美国的国际担当为其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由衷尊重和信赖，当一个地区出现不公、陷入危境，乃至产生冲突的时候，人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可倚赖的，就是美国。从阿富汗、中东、埃及到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只要发生屠杀、暴力、侵凌、独裁等事端，美国都会成为该地区人们的希望。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在中国崛起和与区域有关国家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背景下，包括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区域内国家都高调请求美国强化其存在，以平衡中国的力量。

　　正是由于美国是希望之地，因此就是最黑暗国度里最混蛋的统治者们也将自己的未来寄托于它，他们的家属、子女以及财富都被转至那里。这是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相信美国甚于相信自己治下的国度。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美国以及其倡议创建的联合国、集体自卫机制，就没有战后的和平与稳定;如果没有美国对人权、自由的维护，就没有人类尊严在更多地方得到成长;如果没有美国，就没有区域冲突的平息。

　　人类始终都在进步的历史性进程中，但苦难、困厄、贫穷、压迫、侵犯、冲突也没须臾离开半步。只要国际终极和平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只要钳制、扼杀人性的制度仍存于世间，只要残杀、屠戮没有彻底消除，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一个至尊强者，一个霸权者，而它如果兼具公平、自由、民主、人道等可贵品行，那无疑是上上之选。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优于美国，并得到国际承认，具有足够资格取代之。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10/20

旧文章ID：241

作者：沈丁立  来源：环球时报

　　近日，关于中国社科院存在意识形态“四大问题”的消息引起热议。其中的一大问题，是社科院存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政府要管控国家的意识形态，确保主流价值观不走样，必须而且应该。社科界人士作为国家公民，应坚守国法，坚持社会主义，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确应“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殊”。

　　杜绝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不同于杜绝其渗透。是否渗透的主动权在对方，而是否接受渗透的主动权在己方。但是何谓接受，厘定起来很难。是否见个面就算接受，或者申请一个项目资助就算?如果申请外方科研资助就算，那么中国向海外人士提供教学研究的资助是否也算向外方渗透?显然，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向海外社科研究提供资助的点对点接触时代不久就将到来。

　　从个人角度，中国的社科人士固然应保持警觉，自觉抵制境外势力的点对点渗透。但从制度层面，有关部门可否拒绝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开设办事处，从而不许它们有任何近距离接近中国学人的机会;或者只许它们与我国单位接触，从而杜绝人与人之间的点对点接触?境外势力可能派遣人员来华接触，也可能在我境内长期安营扎寨实施接触。那么，我国似乎至少可以考虑关闭其在我国境内据点，还可考虑限制其使用的接触手段。

　　但这些恐怕都不现实。长期以来，美日德韩等多国的基金会已被我国政府允许在我境内合法设点，对方声称目的是资助社科界的研究，譬如脱贫等公共政策项目，这些日常活动也在我国相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要阻止人员之间点对点的渗透，恐怕必须禁止其与我国社科人员的任何来往，但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部不少人员就已接受外国基金会的资助，前往西方国家留学进修，他们中的相当一批如今已成中国外交的翘楚。我们不能因为外方企图渗透就因噎废食，阻断交流。

　　为什么明知境外势力对我国有渗透企图但还允许其在我境内设点?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不仅缺资金、技术与消费市场，更缺现代管理与思想，而后者均属社会科学范畴。所以，中国冒着风险开放，允许外国机构在华设点，在承担风险的同时，更多地认识不足，学到先进知识，掌握先进技能，从而极大地在短期内推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在贫穷落后的时代尚有勇气承担风险，在已成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新世纪，当更有“思想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境外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消停。但它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自信，是否有能力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以及如何在法律上看待渗透问题。如果渗透为非法，就应依法取缔。如果尚不足为我国法律所取缔，那就得准备与其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用中国道路和实践来实行反渗透，而且不妨也同样采取点对点的方式。▲(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6/19

旧文章ID：240

作者：沈丁立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这一边，奥巴马总统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是搭了美国的便车。那一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议会演讲时欢迎蒙古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或者快车。

　　搭车，是经济学的常见现象。路人搭顺便车，在大致不影响他人行车成本的情况下，可图个自己省时省力的经济效果。行车者与人方便，自己也可多个行路之伴，兼有消解行路疲劳之效。因此，搭与被搭便车，本质是互利的。

　　在国家之间，当一个国家发展比较顺利甚至强势之时，很有可能吸引一批国家前来搭车。在经济领域，世界进口大国的消费力肯定会引来希望出口的国家来搭便车。长期以来，美国的超级购买力使得他国焉有不搭美国便车之理。美国推动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不仅促进了美国的对外出口，同时使得各国在接受世界贸易规则的前提下，也大大地从更为宽松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利，这已为我国的发展经验所充分证实。

　　搭车以及愿意被搭车，不是简单的给予以及获取利益的关系。当发达国家愿意发展中国家搭车之时，本已算计好其通过给予搭车所获得的好处可能超出其所提供的方便。譬如，当各国都愿意搭上美国提出的自由贸易体系的专车时，美国也就从制度上获得了他国以最惠国待遇接受美国出口货物的承诺，美国进而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仲裁机构对他国的进出口政策予以干预，这比缺乏国际制度情况下美国实施单边干涉的效果要好得多。表面上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获利甚大，但美国要是没有算计好它从中更能获利则断然不会赞成中国入世。

　　但是，美国可能还是低估了允许搭车的后果，那就是中国因此长上了发展的翅膀，在进入新世纪后取得了极其快速的增长。尽管美国通过被搭车获利巨大，但中国在一个相对初级的发展平台上的跃进幅度更为令人印象深刻。对此美国感受复杂，奥巴马在接受采访时的这种心态显然暴露无遗。

　　中国发展了，许多国家自然也想搭上我国发展的快车，这是必然的。允许他国来搭车，客观上也是接受他国对中国驾车地位的尊重。欢迎各国来搭车，即是中国以开放态度愿意向远近列国提供中国发展所衍生的公共产品，或者是共同发展与繁荣，或者是地区安全与稳定。

　　在发展问题上，我国近年来接连倡议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反映了中国愿意通过自身发展而将受益面传播到中亚与俄罗斯、其他金砖国家，以及更多的亚洲与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发展问题上，中国设身处地为周边以及更多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考虑了，也为世界范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做了考虑。当我国具备了一定的资本、金融以及技术能力，我国产生欢迎各国搭车的想法也就水到渠成。

　　中国国家元首在蒙古国首次表示了欢迎蒙古搭车的诚恳愿望，得到了蒙方的良好反馈。蒙古作为中国周边的内陆邻国，在进一步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友善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合作，首先寻求从中国获得方便再自然不过，况且这些也为中国所愿意诚意提供。中国采取“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再好不过地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的热量对外传播，将中国发展所获得的经验与能力与蒙古人民分享，这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当然，搭车与被搭车是互利的。中国对蒙古的善意，蒙古能够充分感受。蒙古对华采取积极友善的政策，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蒙古愿意与中国分享其丰沛资源，不仅有利自己经济发展，同时对我国开展国际经贸与资源合作也是积极推动。当中蒙在同一个发展快车上取得更多互利合作时，双方收获的将不仅是经济共赢，还有政治互信，亚洲团结。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9/1

旧文章ID：239

作者：沈丁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海牙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中美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这是中美两国元首今年首次会晤，面对面就重大话题“对表”，对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自去年6月中美元首在美国南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国际形势已发生诸多变化。从积极角度看，经过中美等大国努力，伊朗核问题已经出现各方妥协的良好势头，叙利亚化学武器的销毁也已进入正常轨道。本次中美领导人共同参加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也是两国共同推动世界范围核安全机制建设的再次协作。

　　此外，自去年以来，中美继续共同推进战略与经济对话，共同发起了关于气候变化以及网络安全的联合工作组，在此框架下的对话正有序展开。与此同时，两国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也在高位运行。美国第一夫人正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将中美人文交流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中国正在全力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客机，奥巴马总统最近致电向中方表示慰问，并责成美方有关部门参与搜救和向中方通报有关信息。

　　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克里米亚局势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引起一些大国间关系的纷扰。在这方面，中方尊重历史经纬、尊重主权、劝和促谈的立场，与各方政策都有交集，中美在寻求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方面存有共同关切。作为承担人类重要责任的大国，中美在未来就重大的地区问题还有继续对话、求稳促和的需要。中美的对话与合作，还体现在涉及东亚、中东等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当今中美正在合作、需要合作和能够合作的领域正日益广阔。中美就一些话题“对表”，有利于维护世界稳定。

　　中国国力上升引起一些国家关注。美国以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力的崛起以及伴随的意图有所疑惑，也属正常。如，美国对中国推出的防空识别区有所不解。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对中国的海洋、外空以及网络空间的能力建设以及动机也有疑问。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能力的继续提升，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恐怕还将产生新的疑惑。

　　中方也有诸多疑虑要请美国解释。美国对中国数位前任领导人的通讯监控，美国国家安全局渗入中国政府部门以及银行实施偷窥，美国在涉及中国主权的一系列问题上损害中国权益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在考验着美国政府与中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

　　整体而言，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目前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仍在可控可管范围。中美建交35周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竞合与理性博弈的经验，中美峰会就是两国顶层沟通的常态机制。今年内两国元首还将会晤，这必将继续稳定两国关系，推动双边合作的拓展与深化。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必由之路。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3/25

旧文章ID：238

作者：沈大伟  来源：参考消息

　　【中国正在崛起，并有成为“世界第一”的气势。但在美国学者沈大伟看来，中国依旧缺乏高质量的实力，缺乏实际影响力，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他同时也提到，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个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原文发表于6月2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观察者网特此转发，以供读者参考。】

　　沈大伟：提到当今中国时，也需持有一些清醒和质疑的态度。

　　中国能力并不非常强大

　　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主宰地位是无可阻挡的，世界必须适应这个亚洲巨人作为一个——可能已是——全球性大国的事实。十年来，“中国崛起”的预言已小有规模，所有人都描绘了一幅中国成为21世纪主宰者的图景。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而且普遍存在——但却是错误的。

　　记得不久前，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预言也曾出现过，即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加入大国精英俱乐部——但不久后日本陷入30年的停滞期，而且它一个(经济上的)单向度强国，并不具备大国特质所需的较为广泛的基础。因此，当提到当今中国时，持有一些清醒和质疑的态度是可取的。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远远超过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能力——在某些领域它已超过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他“中等强国”的能力。

　　但能力并不是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历代社会科学家已确定一个更重要的实力指标，那就是影响力——驾驭局势和左右其他国家行动的能力。

　　当然，各国利用自身实力去影响其他国家实力的行为和事态发展有各种方式：吸引、说服、拉拢、强迫、报偿、诱导、威胁或动用武力。

　　当我们关注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和行为时，我们需要超越其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看问题，并提出质疑：中国真的正在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各领域国际事务的发展趋势么?简要的回答是：就算真的有，也并不多。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在极少的——如果真的有的话——领域，能够真正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设立全球标准和左右全球趋势。而且中国也没有尽力参与解决全球问题。中国是一个被动大国，它的反应表现是当爆发国际危机时回避挑战并躲藏起来。正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就是近来北京被动反应的绝好例子。

　　此外，当仔细衡量中国的能力时，它们并不非常强大。很多指标仅是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中国有一句谚语：外硬内软。如果在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表面下进行挖掘，你会发现其普遍存在的一些弱点、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不牢固的根基。中国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

　　五个方面审视中国实力

　　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剖析：中国的国际外交、军事能力、文化存在、经济实力和国内因素，则五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地位。让我们逐一进行审视。

　　从形式上看，中国外交的确已走向全球。尽管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且北京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外交活动领域，中国仅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表现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特征。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国集团及其他全球重要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重大国际峰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在这些场合和大量全球挑战问题上仍表现得非常消极和被动。中国并不是领导者。它未能重塑国际外交，推动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联盟并解决问题。

　　中国军事能力是其作为一个不完全大国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区域性大国，而绝非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尚不具备向亚洲邻国以外的地区投放军力的能力，即便在亚洲地区，其军力投放能力仍非常有限。目前，根本无法确定中国能否在周边500海里内(如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投放军力，以及能否在冲突中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而获胜。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仗，现在中国的军队还未经受国战争的考验。

　　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文化大国崛起效果如何?并不好。没有其他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暗示，也没有其他国家想要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其经济体制在其他地方也无法复制。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巨大努力和资源，试图打造自己的软实力并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仍是毁誉参半。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情况又如何?这是大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和领导者的一个方面——但中国的影响力比预想的要弱。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它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很弱。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其出口的通常是低端消费品;其产品的国际认知度极低;它仅有一小部分跨国公司在海外成功运营。

　　衡量中国国内实力的其他标准还显示其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且不够正面。2014年，美国自由之家就各国新闻自由的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在197个国家中排名183位。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一直对中国在政治稳定与控制腐败、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程度和问责方面的评级偏低。

　　这是当今中国的概貌。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个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6/27

旧文章ID：237

作者：郗卫东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13年第3期

　　2011年11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受到国内读者欢迎。

　　沈大伟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曾被提名为驻华大使候选人。他长期关注并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问题与前景》、《权力转移：中国及亚洲的新动态》、《迷惘的巨人：美国与中国》、《图解中国的未来：国内与国际挑战》等。近期，沈大伟完成了他的又一部新作《中国走向世界：部分影响力》(China goes global: partial

power)，该书于2013年2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确实，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因其成为“世界工厂”而闻名。然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大多数聚焦于这个国家的内部动力，如中国的政治、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等，而关注这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如何在全球事务中变得越来越活跃和自信的人并不多。

　　沈大伟的新作《中国走向世界：部分影响力》正是从被大多数人忽视的角度入手，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在谈到这部新作时，沈大伟指出，其主题是“中国新兴的综合国力在全球是如何表现的，以及中国未来将如何影响国际事务”。他认为，理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力量，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从边缘进入到国际体制的中心。过去30年，观察家们已经关注到世界如何影响中国，现在我们的视角应该转向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无论是其广度还是速度都是惊人的。因此，了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同表现十分重要。

　　沈大伟认为，中国在全球的扩展并非偶然。它可以追溯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路，“引进来”这一政策贯彻于整个80年代，90年代中国开始“走出去”。30年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还显得微不足道，其作用基本局限于东亚及周边地区;而现在，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身影——从非洲的矿山到西方的流通市场，从中东的油田到拉美的农业企业，以及东亚的制造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沈大伟在这部新作中，通过以下8章——理解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国的全球特性、中国在全球的外交表现、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表现、中国在全球的文化表现、中国在全球的安全表现、复制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展示了他对中国在全球表现的一种全景式观察：广阔的商业足迹，经济步伐越来越大，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或“软实力”，充满活力的外交，以及在全球治理机构中表现出新的影响力等。但他认为，现阶段，中国在世界上的表现和声誉是“混合型”的，而且中国在全球的表现“广度”大于“深度”。中国仍然缺乏作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主要的国际权力机构中的作用还不很大，而且很不稳定。中国要想成为美国那样的世界超级势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那是一种跨越经济、文化、外交、安全、治理及其他领域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通过长期的发展，中国有可能赢得这种能力，但就目前看来，中国还仅仅是在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但综合而言还只是拥有“部分影响力”。

　　这部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它是沈大伟长期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积淀，反映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和厚重基础。为了这部著作，沈大伟准备了5年时间。2007年，在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后，沈大伟开始准备写作这部著作。他说，《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这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涉及中国国内政治领域，所以他决定把他的新书定位于对中国对外政治的研究。尽管他在研究中长期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出版了部分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但他认为，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外交范畴。因此，他决定对中国在世界上的表现和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并不是像人们传言的那样是研究“中国崛起”的著作。首先，他经过深思熟虑，从地理学角度对大量材料进行了梳理和组织，对中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他决定采用一种更好(可能也会更难)的方式来完成这部著作。那就是，把中国在世界各地“足迹”的各个方面分为不同的章节来进行分析和阐释：中国对其在全球作用的认识，中国的外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表现，中国对全球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安全中的表现。这种方法可以引领读者在一种真正的全球图景下而不是单纯从地区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影响力，也会让读者对中国的强与弱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

　　沈大伟说，这部书的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足够的坚韧与耐心。在写作过程中，他曾一度因材料众多，头绪繁杂，感觉有点心灰意冷。他也曾在把握著作的研究深度与便于读者的阅读理解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他找到了平衡。有许多数据和稿子被“剪辑掉”了。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断提醒自己，要遵循自己一贯的写作原则：既要研究厚重，又要通俗易懂，要为普通读者呈现一部“大片”。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合概括和独到论述。在书中，有6个章节分别论述了中国在全球表现的6个维度。这种方式不同于其他研究这一主题的大多数著作，那些著作多是以某一个或两个维度为研究对象，比如经济或军事，而且多是以纵向的方式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历程，研究它与世界主导力量(美国)的不对称以及与已有势力和新兴势力之间的冲突和历史走向，有些著作甚至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这本书采用的是一种“水平”的方式来分析中国的“扩展”，而不是垂直的发展，它分析了在上述这6个特定的方面，中国的影响是如何在全球扩大的。

　　在这部著作中，沈大伟通过自己长期对中国的观察与深度研究，并引用大量以前未挖掘的资料，对读者理解和预测中国当前和未来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很有启发。亨利·基辛格认为“这部著作研究扎实，对于理解中国崛起的实质与结果，沈大伟提供了一种深度思考。”美国《图书馆杂志》对该书的评价是：“对于那些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外交事务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是必读之作。”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236

作者：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鉴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它也开始意识到自身国际形象的重要性和提升“软实力”的必要。中国持续关注着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并投入巨资扩大中国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公共外交。不幸的是，对中国而言，这还不够。尽管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少数对于中国的正面看法，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及BBC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形象介于好坏参半和负面之间。而且对中国的负面观点正在扩大：近十年来，欧洲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是全球最负面的，但如今，美国和亚洲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赶上了欧洲。

　　在俄罗斯，也出现了与中国隔阂加重的迹象：表面上，两国在世界观和利益上相当一致，但暗地里，历史上的猜疑仍挥之不去，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还存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移民争议、两国在中亚的战略竞争等问题。

　　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中，中国的声望也出现恶化，因为它支持叙利亚政权和伊朗政权，还在边远的西部地区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也同时损害了它在中亚的形象。

　　但即便在非洲，尽管中非关系总体向好，中国的形象在过去三年间也出现了恶化。原因是中国企业家的大量涌入、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贪婪攫取、援助项目似乎让中国建筑公司和受援国得到了同样多的收益，此外中国还对一些恶名昭彰的政府给予支持。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口碑也明显变差了。

　　最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即与美国的关系，也遇到了问题。如今，中美关系中既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时常进行的合作，也有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加深的不信任。

　　对双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经营好竞争日益激烈、不信任不断加深的双边关系，避免转为全面对抗。两国都没有在相互依赖性很强的情况下处理类似战略竞争的经验，不过我们可以期望，相互依赖能够缓冲竞争造成的影响。

　　尽管中国形象的恶化可能是全球性的，但在不同地区，原因各不相同。

　　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岗位流失，但这一点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在欧洲、拉美和美国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中国像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威胁，隐约可见。

　　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在亚洲的耀武扬威，也损害了它在邻国的声誉。最近几周，中国空前的网络黑客行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议题，而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也是西方长期关注的问题。

　　在这些不满中，许多抱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不透明、腐败丛生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以及商业行为。

　　尽管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努力拓展在全球的经营，但在立足海外并夺取全球市场份额时，它们却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和Interbrand对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品牌所做的年度排名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品牌名列前一百。

　　考虑到中国的增长速度，它的形象或许显得无关宏旨。然而，它实际上很重要。由于中国的形象正在恶化，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他领导的新一届外交政策团队，无论是感觉上还是实际上，在外交政策领域都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困难和挑战。

　　日益增多的猜疑和摩擦是成为世界大国所不可避免的。但中国更应该从实质上应对其外交政策受到的批评，而不是条件反射式地驳斥，或者用令人难以信服的公关行动来回应。

　　中国可以立即采取的措施有很多。它应该采取措施停止黑客行动;开放市场并减少贸易顺差，同时限制为对外投资和出口提供的补贴;保护知识产权，批准并遵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这一公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保护个人自由。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应该遵循《海洋法公约》(Law of the Sea Treaty)，参与国际协商来解决南海争端，通过协商与日本就争议岛屿达成和解，并向朝鲜和伊朗施压，要求它们终止各自的核计划。中国在海外援助项目和军事预算方面也应当做到透明，中国也应当更尊重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攫取其自然资源的敏感情绪。

　　目前，中国正在大举花费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展对外宣传。但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采取上述措施比砸钱有用得多。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客座研究员，著有《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书。

　　翻译：陈亦亭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3/3/23

旧文章ID：235

作者：沈大伟  来源：《纽约时报》

　　华盛顿——未来一周，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将造访华盛顿，这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我们对这位将在未来十年领导中国的人有所了解。

　　自从2007年习近平被钦点成为胡锦涛的继承者之后，他已经去过世界多地，而在这段预备期内，他还未访问过美国(早先他倒是作为一名省内官员访问过美国。)

　　对习近平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来熟悉熟悉美国，反之亦然。在中国之外，他的知名度不高，即使是在国内，他也显得神秘莫测，观察者们会很期待借机一探习近平的国内和国际方向的蛛丝马迹。

　　以下是中国观察者们希望向习近平了解的十个问题：

　　• 1.习近平是否会让中共重返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自2009年末，共产党大步倒退——停止并彻底扭转了由习近平前任曾庆红所领导的改革。习近平是否能抵挡得住强大的阻碍改革的保守机构——国家安全机构、军队、党的宣传体系和大型国有企业——或者他会象胡锦涛一样对它们感恩戴德?象李源潮、汪洋、薄熙来、王沪宁和刘延东这样的改革者是否会和习近平一起在10月的18届党代会上升为政治局常委?

　　• 2.习近平和下一届总理(据说，有两名副总理级别的竞争者，李克强或王岐山)能不能把"平衡"经济的说辞落到实处?

　　过去两年，许多官员公开呼吁中国应减少对出口贸易和沿海地区的依赖，转为更依靠内地和国内消费，以此作为新的更有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至今投资的实情还不匹配这一说法。

　　• 3. 对西藏和新疆，习近平是否有能力制定出更加人性化的政策?这些地区的种族骚乱自2008年以来逐渐上升，最近几周达到高潮。

　　国家安全部队使用重型武器对付上述地区的骚乱，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广受瞩目的不稳定。需要新的更温和的处理方式了。习近平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对抗压制性机构，并创造条件，让动荡的少数族裔和汉人政府之间能更平稳地共处。

　　• 4.习近平和党的机构是否能勒住民族主义的缰绳?民族主义在推动着政府在领土纠纷上采取极端立场，要"对抗"美国，还在国际上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

　　• 5.针对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和教育机构受到的严格控制，习近平是否有足够的自信进行全面松绑?

　　• 6.习近平是否有能力驾驭军方?近年来军方表现出对中国的邻国主动挑衅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并且，似乎军方可以不受文职党领导的控制独立行动?

　　• 7.习近平是否能制定实质性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仅仅口头上的外交辞令?

　　中国外交的陈词滥调越来越令人起疑，险境重重的世界需要北京投入实际的行动。习近平2009年底在中央党校讲话明确批评，在国内和外交政策空喊口号没有用，要以实际的行动取代空话，这让人寄予希望。

　　• 8.非洲、中东地区、拉美国家对中国那种掠夺性的、物质化的能源、国际援助和贸易政策越来越不满，习近平会如何应对?

　　• 9.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是否将在世界事务中开始扮演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角色，而不那么被动和碍手碍脚?中国会不会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站在俄罗斯的一边，反对西方主要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制裁，成为麻烦而不是解决之道?

　　• 10.习近平是否胸怀战略远见，愿意投资于推进美中关系?

　　今天，世界上没有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但两国之间仍弥漫着战略性不信任。推进中美关系需要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及美国总统的积极参与，才能在两国间建立战略互信。

　　如习近平的访美不大可能为以上十个问题提供答案，时间将做出回答，他会是一名在国内外都欢迎并创造正面变化的"转型式"的领导人，亦或只是另外一个不敢冒险的职业党徒?

　　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伊理亚德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的主任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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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树龙  来源：《时事报告》杂志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较为显著和重大的变化。

　　第一，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提前12年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国际舆论不仅关注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中国军事、科技等实力的上升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军事上，美国国防部认为，20多年来中国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么大的投入，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军事活动范围扩大。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现在有的国际会议，直接用中文来交流。无论是来中国的人，还是研究亚洲问题专家学者，包括美国财政部长都能讲汉语，这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一些主要盟国的反对，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所以奥巴马、希拉里、佩洛西，走遍世界都要“倾听”，他们现在外交的重点是要改变美国在世界的形象。

　　在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同时，俄罗斯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下降，其经济实力正由二流国家沦为三流国家。普京2001年曾说，10年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苏联的一半，10年后俄罗斯的实力是中国的一半。2008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一半的一半。日本近20年来经济停滞不前，国内改革步履维艰，实力地位不进则退。欧盟进入新世纪后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勉强维持低速增长。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现在讲“金砖四国”，实际上四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那三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加在一起才相当于中国，甚至还差一点儿。

　　第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银行系统的充足资本，使中国成为危机中世界少数的中坚力量。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海外收购非常活跃。

　　第五，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联合国维和、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由问题的一方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方”。

　　第六，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因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总体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西方主流舆论中没有根本改善，其基本面仍然是负面的，这在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毒牛奶”和“毒饺子”等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世界的形象有两个：一个是强国，越来越强;另一个是“坏国”，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是世界的主流，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法制、没有信用，这是西方世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注：本文为作者于2009年6月30日，在由《时事报告》杂志社召开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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