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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美国国家战略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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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树龙  来源:东方早报

  2000年共和党赢得美国大选,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上升。大选和大选之后,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小布什政府中的切尼副总统、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等试图把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和中国,布什在竞选和执政初期把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

  但9·11的出现,使美国不得不把战略重心转向恐怖主义这一对美国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可以说,21世纪头10年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美国的财政、军事、精力很大一部分资源投入到这两场战争中,这两场战争也成为美国外交、军事甚至是国内政治的核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首都华盛顿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美国战略的中心第一是伊拉克,第二是伊拉克,第三还是伊拉克,即美国战略和政治的中心就是“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但由于在推翻萨达姆后伊拉克战争战局不顺,美国开始出现对伊战的厌烦和反对情绪,导致共和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两院多数,民主党夺取两院。近几年来,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难以取胜的情况下,美国朝野和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摆脱这两场战争,尽快结束这两场战争,摆脱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以这两场战争为中心的局面。

  2010年8月31日美国在伊拉克作战行动的结束和2011年底美国军队计划完全撤出伊拉克,表明美国在21世纪初的全球战略正在走向“伊拉克战争后时期”。但美国现在必定还没有走到这一时期,必定还没有离开伊拉克。同时,阿富汗战争前景如何仍不确定。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试图结束两场战争及其主导的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但现在还无法做到,美国还没有真正开始新的战略时期,只是在某些方面思考和酝酿“伊战后时期”美国外交和全球战略问题。

  按正常来说,除非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中心应当在国内,在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但美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要想把美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同其他国家一样放在国内,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的,甚至是根本做不到的。

  “伊战后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将转向哪里?奥巴马在2010年8月31日美国结束伊拉克作战行动的正式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战消耗了美国太多的资源和精力,现在到了把这些资源和精力转向美国国内、重振美国经济和实力的时候了。

  奥巴马这话不错。如果美国真正能把国家战略重点、资源和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好事。问题是美国,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在二战后从来没有把战略重点完全放在国内,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和放弃“领导世界”的国家和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几十年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无论是奥巴马总统“转向国内”的主观愿望,还是伊拉克、阿富汗及美国外交的现实,美国一两年只内还不能完全实现向“伊战后时期”的战略转变,还不能真正结束美国进入21世纪后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伊拉克时期”,最多是更多地设想“伊战后时期”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方向问题。

  很多人担心,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离开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战略的重心会重新回到地缘战略方面,重新回到传统的世界大国方面;而在当前和今后,美国最可能要对付的世界大国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是中国需要警惕的。但这不是必然的,甚至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美国、中国也不再是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美国、中国的战略走向都不可能不受变化了的世界和变化了的两个国家的限制和制约。

  在一个全球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任何国家,主要是大国,要选择与另一个大国敌对对抗是件很难的事情,因而它既伤害对方,更伤害自己。这也就是说,中国在当前甚至在今后几年内,还不确定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目标和对象。同时,在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中,中国越来越不仅仅是战略部署的“接受方”,也是战略的“塑造方”。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和未来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条件来塑造美国的对华和全球战略,影响美国对华和全球战略的性质和走向。

  因此可以说,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中新旧领域和问题会增加,贸易、汇率等有些矛盾、分歧会扩大,但美国对华战略还没有到根本变化的时候,美国内政外交还不具备较大幅度地改变对华战略和美中关系的条件。中国的发展和内政外交也没有导致美国在近期必须改变对华战略和美中关系的情形。也就是说,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格局并没有因为今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变化而改变,今后一两年内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大。

  同时,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都在持续增长。虽然美国政策主流尚没有在整体上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但对中国实力发展和国际地位影响上升的担忧始终存在,实际上是把美中关系定位在竞争关系,对中国在亚洲、非洲等地区力量和影响的增长抱着警惕与防范的态度,在某些局部问题和局部地区开始对中国力量和影响的扩大作出更多、更大的反应。

  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展,美国国内有很多声音表示忧虑、警惕,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方的言论。但是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呼吁理性和冷静地对待中美关系的困局。从白宫和奥巴马的声明当中来看,总体来讲中美双方都在尽力控制消极事态,努力防止消极事件损害打破中美关系的全局。

  因此,总体上来说,到了9·11十年后的今天,美国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战略十年”正在走向结束,美国正在告别9·11后时期,正在离开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的离开是较为明确的,清楚的,但未来美国及战略走向却不是确定的和清楚的。未来美国的走向和战略选择受到美国国内外极大的制约,美国的战略选择能力空前地下降,这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等美国政治家不能“改变”美国、不能为国家指出战略方向最根本的原因。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1/9/7

旧文章ID:230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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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谭峰  来源:人民论坛

  人民论坛:近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中国的崛起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和特征?

  阎学通:自2013年以来,中国崛起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迅猛且不可阻挡。国家的政治目标由经济建设转向民族复兴,政治治理由维持稳定转向反对腐败,社会变化的动力由积累财富转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点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消费,外交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道德观念的变化相对较小,但出现了转变的迹象,讲道义的声音开始出现,物质主义虽然仍占有主导地位但开始弱化。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它涉及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工作思想、实施方案等领域。习近平外交思维中有很多古代的思想,我将之总结为“道义现实主义”,即现代化的“王道”思想。中国以往韬光养晦的策略反映的是弱国外交中国变大变强之后,采取“王道”外交的理论和政策应是一个主流趋势。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时表示,中国政府欢迎蒙古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这其实就属于“王道”的思想,即谓“以大事小以仁”。从宏观上来说,允许中小国家搭中国的便车,展现了大国对自己实力的自信和君子与人方便的大度风范。具体而言,中国今年年底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从哪个国家多进口一些东西,哪国就能得到免费开发的市场,这是中国允许别国“搭便车”的一个微观体现。从宏观上讲,中国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中国维护地区和平,所有相关国家均可享受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政策的“亲、诚、惠、容”原则都是讲道义的王道思想体现。

  我1998年出版《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后,长期因坚持中国会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观点而遭到嘲讽。到2013年7月我出版《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时,这种舆论仍很强大。而现在,怀疑中国在十年内崛起为超级大国的人明显少了。最近,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调侃中国,他说,中国搭了30年便车。超级大国都得对世界事务负责,而中国却不用。世界上有事都来找美国而不去找中国,他希望也能有中国这种优势。中国媒体不满意奥巴马抱怨中国搭便车,但没注意到这个调侃流露出奥巴马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的内心。

  人民论坛: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阎学通:苏联1991年底解体,1993年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后来又出现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现在西方媒体仍在宣扬“中国威胁论”,但语气变了,已不再是信心满满地遏制中国崛起,而是无奈地怨天怨地。而且这种宣传的影响力下降,两年前说中国在非洲搞经济殖民主义的舆论在非洲已经失去了市场。拉美和中东国家把中国视为未来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我周边国家除了日本、菲律宾、越南和朝鲜四国,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关系都好于2012年,一些国家与我国的军事合作更加深入,俄罗斯最为典型。

  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方面,西方阵营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日本、欧洲三方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美国现在的国力相对衰落,不再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它想和中国分权,把其不想承担的责任交给中国,但中国也不想承担这些责任,矛盾便由此产生。日本则是不甘心中国获得如此多的国际权力,但它又没有足够的力量牵制中国,于是便想想办法站在美国一边,借重美国而防止中国权力上升。欧洲首先承认中国权力增长已不可避免,但它更多地是想如何在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中保持平衡,得到好处,走一条“中间化”的道路。中国制定的措施是依照实际情况决定的,不过中国目前采取的大国外交还需要注意区分敌友的原则。1987年,中国开始告别意识形态的排队,不做国家间的排序,不分敌友。这样的优点是灵活,特别在经济导向的外交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合作,但现在中国的外交的主要任务已由开展经济合作为主转为以战略安排为主,中国亟需解决战略方面的国家间关系问题,现在还不区分敌友是不合理的。

  人民论坛:从学理角度看,您认为“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世界和平”这三者应是怎样的逻辑关系?

  阎学通:“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向美国接近,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安全责任。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是指为中国自己、友邦及合作者提供安全保护,中国不会为敌手和对抗者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说,面对中国崛起的客观趋势,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威胁减少,而与中国对抗的国家,特别是从军事上与中国对抗的国家,则会感到安全威胁增加。

  “世界和平”有许多的定义,至少可以定义为“没有世界大战”和“世界上没有战争”两种含义非常不同的解释。以前者为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就没有消失,今后十年,世界大战的危险会越来越小。二战后的世界和平与核武器及核威慑战略是并存的,因此一般认为,在核威慑功能被废除前,世界大战不会发生。这意味着,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都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以后者为标准,自有国家以来世界上每天都在进行战争,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过世界和平。中国崛起也不可能创造出没有战争的世界。现在看不出中国崛起可以消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无论与中国对抗的国家是否感到中国威胁,这对创造无战争的世界都没有影响。现在世界上每年有30起左右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增加几次和减少几起,都改变不了世界上每天都有战争在发生的现象。

  人民论坛:就现在而言,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的哪些国家或地区影响最大?是否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如何化解?

  阎学通:大国崛起是一个过程,崛起国的影响力也是由近及远地延伸。即使是全球化的今天,崛起国影响最大的地区仍是其周边国家。然而,由于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性质不同的影响,因此中国崛起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从经济角度讲,中国崛起几乎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益,甚至与中国对抗的国家都会受益于中国进口、出口、投资和技术发明。经济上受益于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政治上也必然受益。例如,美国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量增长,但美国不愿失去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受益于在中国投资,但日本不愿失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安全上讲,俄罗斯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受益中国崛起最多,因为中国军事力量越强大为上合成员提供安全支持的力量就越大。然而,日本和菲律宾侵占中国岛屿的安全则不会受益于中国崛起,他们会认为中国崛起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中日战略矛盾不是因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导致的,美国是利用中日矛盾。没有美国的介入,中日之间的战略矛盾依然存在,因此解决中日矛盾的出路在中日,而靠美国不介入来解决中日矛盾是做不到的。

  任何大国崛起都必然形成战略冲突,因为霸主国不愿任何国家强大到与其平起平坐,其他大国也不愿别国比自己强大。“崛起困境”原理就是解释为什么大国崛起过程伴随着国际体系压力越来越大的现象。中国崛起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崛起带来冲突是正常的,我们不应恐惧引发冲突,而是要考虑如何克服冲突,实现崛起。克服冲突的策略非常多,需要结合具体问题决定如何克服这些冲突。抽象地讲,克服冲突的基本策略有两类,一类是向冲突的对方让利,使其看到放弃对抗政策获得的好处比进行对抗的好处多;另一类是给对方造成损失,使其看到放弃对抗的损失比坚持对抗的损失小。有些同志只看到让利可以解决冲突,而忽视了制造损失也能解决冲突,因此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从来不分析和解与对抗哪种方法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人民论坛:您曾经提出“中国要实行和平崛起战略, 其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 而是要研究哪些策略能使中国和平崛起”。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和平崛起首要采取的策略有哪些?

  阎学通:我参加了2004年关于和平崛起的研讨会,我与许多与会者对和平崛起的问题认识不一样。很多人讨论的是中国应不应该和平崛起。其中有些人提出,和平崛起是目的,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国就应该放弃崛起。我与他们不同,我讨论的是中国如何和平崛起。我认为崛起是目的,和平是手段。当和平手段无法实现目的时,就得改换其他手段,不能因和平手段不具备就放弃崛起目标。

  我认为,和平崛起比武力崛起更困难,因此如果连武力崛起的能力都没有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我坚持认为,和平崛起的基础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强大的标准就是美国的军事水平。当中美军事力量相等时,和平崛起就具备了基础,当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有巨大差距时,中国就没有和平崛起的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中国国防建设的目标已经有所改变。上世纪50、60年代国防建设的目标是防止外部军事入侵。但自从国际社会诞生了核武器之后,核国家间不敢进行大规模战争。面对这样一个大形势的变化,如果现在仍继续坚持以往的国防建设目标的话,这是不符合我国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战略利益的。在没有外部军事入侵可能的条件下,仍以防止外部军事入侵为国防建设目标,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对军事资源的浪费。在全球化的核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的国防建设要符合时代特点;与此相对应,中国现在的国防建设应以维护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目标。如果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南美受到侵害,而我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仍局限于中国边境,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民族复兴的伟业。

  再以和平统一台湾为例。在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的条件下,我国拥有6艘航空母舰,就具备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当我国也拥有12艘航母时,就具备了和平统一台湾的能力。这个例子是为了理解和平崛起的基础是什么。至于缩小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并不是靠航母数量与美国一样就能实现的。军事力量包括了军事装备、军事机构、作战指挥能力、军人战术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故此,中国和平崛起迫切要求我国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我国的军事体制是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适宜在我国大陆境内进行作战,而不适宜在海外特别是海上进行作战。军队文艺团体的存在仅是这个军事体制不符合时代需要的一个连外行也看得出来的突出表现,而我军需要改革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军队的各个方面。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9/12

旧文章ID:229

王悠然: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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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悠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8日第609期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官网612日报道,该中心于今年13月间采访调查了全美1万余名成年人的政治价值观,并于12日发布了第一阶段调查报告《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报告认为,政治极化正成为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决定性特征,无论是公众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皆如此。

报告称,共和派与民主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中间派人数减少。1994年至2014年,政治主张属于坚定的保守派或自由派的美国人数量从10%升至21%,两派之间的重合度在下降。对民主派持非常负面评价的共和派人数从17%升至43%,对共和派持非常负面评价的民主派人数从16%升至38%

报告还显示,意识形态倾向性非常明显的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较高。左、右、中间三派之中投票率最高的是右派,其次是左派,最后是中间派;坚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受访者的政治捐款率分别为31%26%,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6/18

旧文章ID:228

阎学通:安全关系是最牢固的双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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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墨宁  来源:南风窗

  【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四个月后,从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再到此次印度之行,中亚地区的这一路访问,将这一新的外交理念迅速付诸实践。正如此次出访印度中西方媒体观察是微妙的心态所显示,亚洲大国间良好的双边关系对全世界也存在极为特殊的意义。

  自2009年南海问题的出现,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诚如阎学通教授所言,这样的变化始自2008年奥运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展现,给世界带来震撼的同时也让国际舆论掀起所谓“中国责任论”之浪潮。而面对新的国际局势,及时调整部署“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则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的东亚外交,因缺乏更为有力的支撑显得相对薄弱。相比之下,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上合组织则以良好的融合性使中亚地区成为了中国周边最为稳定的区域。上合组织主要是一个安全组织,建立之初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又对付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应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从一开始,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基础就是国际关系中最扎实的安全关系。

  而南亚地区,恰巧处在两者之间。中国跟南亚的贸易量很小,跟南亚的安全关系也不像和中亚国家那样积极安全合作。但中国跟南亚国家没有战略上的矛盾,顶多是领土主权分歧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所以,自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后,原本令人担忧的南海问题也渐趋缓和。加大与东盟的多边区域化合作,也将成为未来在南亚外交的方向。

  中国在亚洲国家的外交实践再次证明,经济合作带来的国家间的合作关系无法与建立在国家安全基础上的互信合作同日而语。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必将是双边关系最为理想的黏合剂。】

  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年8月19日,习近平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会谈时,首次用“安危与共”描述中国与别国关系。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南海和东海面临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调整周边外交,继续以加强经济合作的策略应对局势变化。经济区域化这一在中国外交中占重要位置的方略能否撬动安全关系的改变,中国应该如何寻找与周边合作的支点,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大国外交调整滞后

  问: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与东南亚多个国家发生了岛屿争端。梳理近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在主导变化?

  阎学通: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这一年南海突然出现问题了。其实,周边环境的变化表现在2009年,源头则是在2008年。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所谓“中国责任论”。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不仅发展中国家办不起,发达国家也办不起,“中国责任论”产生的背景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很有实力。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为什么表现于2009年呢?因为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正式建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东盟国家也要实行零关税,这让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实行零关税,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将挤垮他们本国的企业。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差距,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强国。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的国际舆论渐起,尤其是2010年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额超过日本之后。但是中国并没有及时把外交政策调整为大国外交,直到2013年才做出了调整,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在原来的外交政策主导下,面临与东盟条约到期的情况,中国并没有以大国姿态表示延期,继续实行中国单方面的零关税的政策。这个时候,岛屿问题发生了。我认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利用岛屿问题和中国发生摩擦,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以大国对小国的姿态做出一些让步。次年发生了“詹其雄事件”,2010年10月,日本非法扣押中国船长詹其雄。这说明日本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GDP总额超过了日本,日本开始以弱国心态对待中国,而中国没有以大国心态对待日本。所以我认为,东亚地区发生摩擦的背景和原因就是,这一地区的国家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没有及时调整。

  问:相对而言,中亚、南亚两个区域并没有出现特别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在这3个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受哪些力量左右?

  阎学通:现在东亚问题很多,南亚相对平静,中亚非常安定。3个方向有差别反映出中国与这3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同。中亚方向最为安定,是因为中国与这一地区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外交关系,上合组织主要是一个安全组织,建立之初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又对付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应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从一开始,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基础就是国际关系中最扎实的安全关系。而中国和东亚的基础是国际关系中最弱、最不牢固的经济关系,跟日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对国家来说,经济关系是最弱、最没有支撑力的一个支柱。

  南亚地区,恰巧处在两者之间。中国跟南亚的贸易量很小,跟南亚的安全关系也不像和中亚国家那样积极安全合作,中国与印度之间本身就有安全矛盾,所以是预防性的或消极的安全合作。南亚的状况是处于不稳定的东亚和稳定的中亚之间。中国与这3个地区的合作基础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基本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问:西向稳定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的外交策略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阎学通:中国现在应对东亚的各种压力是以西面稳定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后盾,没有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支持,中国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麻烦。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合组织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可能伤害上合组织,或者上合组织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是以上合组织为基础的,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成员超越了上合组织成员。如果不是所有上合组织的成员都参加,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比如,一开始,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包括俄罗斯,俄罗斯马上就采取反对立场,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时表示欢迎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才改变了立场。所以,加强合作并不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一个合作伤害了另一个合作,就有可能是弊大于利。到目前为止,上合组织的重要性仍然远远超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如果不能巩固上合组织,这个策略就会发生问题。

  东海和南海问题区别对待

  问: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形势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是不是应该分层次开展外交政策和解决手段?

  阎学通:南海问题我认为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难解决,比较难解决的是日本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中国和南海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但跟日本是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分歧的本质是东亚地区大国主导地位的问题。2013年,李克强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后,南海问题就不那么紧张了。自贸区升级版的实质就是经济上继续给东盟国家优惠,让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好处。所以说,中国跟南海国家没有战略上的矛盾,顶多是领土主权分歧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日本则不同,它不接受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羊。日本想维护其在东亚经济中的领头雁的地位。当它无力维持时,就是从政治上牵制中国,减缓中国拉开与日本综合国力差距的速度,所以中日之间就形成了地区结构性矛盾。中国对日本和南海国家的政策应该不同。

  问: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仅引入了区域外势力,还借助国际司法机构,这时候,中国的经济手段能奏效吗?

  阎学通:菲律宾和越南问题还是有区别的。菲律宾很大程度上是其领导人个人的问题。在阿基诺之前,中菲关系没有问题,没有很大的利益分歧。阿基诺出于个人利益的需求,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他本来想靠进一步挑衅的方法,让中国给他更大的经济好处。2011年,中国给了他70亿美元的贸易订单,他还不满足,仍然闹事。中国就觉得他有点贪得无厌,没同意他新的要求。我认为,阿基诺的继任者即使有私利,也不会是这样的私利,不需要通过跟中国对抗来维护自身的需求。阿基诺之后,中菲关系将是较为容易改善的。菲律宾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如果竞选上台,对于中菲关系改善将是一个契机。他非常想改善中菲关系,也带头向阿基诺施压,要求就人质事件向香港道歉。

  中国跟越南的领土争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越南的下一届政府,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政策调整。对越南,中国不能靠等待政权变更的方法改善双边关系,得通过加大与东盟的多边区域化合作,使越南看到,不参加区域合作,它将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在这一地区走向孤立。使越南意识到这一点,可促使它主动调整对华政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与安倍积极推动地区多边联盟对抗中国的策略不同,越南不参加多边对抗,只搞双边对抗。这说明它还想给自己留出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余地。

  问: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给东北亚的安全增加很多变数,中国应该如何看待?

  阎学通: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就可以看出,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不考虑经济利益的。他要的是维护日本的大国地位。安倍意识到,仅靠日本经济实力,无法维护大国地位,它跟中国的总体经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安倍才在政治上到处搞意识形态同盟。这个同盟对日本来讲,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他要的是联合一些国家,巩固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政府的定位就是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所谓的“正常国家”。当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安倍只能靠非经济的方法加强和巩固地位,于是就采取了跟中国对抗的政策。

  实际上,跟中国对抗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其实非常担心中日关系改善。他认为,中日关系改善的话,日本的国际地位就下降了。所以,他需要对抗。包括之前的韩国慰安妇问题,日本拒绝道歉赔偿,这说明安倍需要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以有利于他恢复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宪法。

  因此,在安倍执政的情况下,任何想在政治上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当前比较有意义的是官民分离,就是政治上继续孤立安倍政府,经济、社会上反而要加大两国之间的往来,为安倍之后改善中日关系创造条件。

  问: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去年,安倍访美的首脑会谈上,美国避谈这个问题,现在又表示支持。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是不是想把日本推到最前面?

  阎学通:我不觉得美国有一个具体计划,而是日本恰好这时候跟中国矛盾严重,美国就把日本推到了前面。这不是设计好的方案。包括中国和南海国家的摩擦,也不是美国挑唆才引发的,美国只是利用了矛盾,这一点得明确。美国消失了,我们与日本和越南的矛盾不会因此也消失。

  美国国内对日本政策的分歧实际上从二战结束之后就有。在亚洲地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欧洲最大的威胁是德国还是俄罗斯,在南美是巴西还是阿根廷,在非洲是埃及还是尼日利亚。美国总是做这样一个区分。不仅仅从区域,还从全球性角度来判断谁会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

  当苏联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威胁时,美国就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上升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中国的实力还形不成对美国的真正挑战。但是,2008年之后,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争论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战略上的威胁。这几年,在美国有关美国相对衰落的讨论越来越多。今年,这种认识影响更大了。奥巴马最近跟弗里德曼对话时说,超级大国应考虑在世界上做些什么,而中国不这样做,中国搭便车。媒体主要关心的是奥巴马说中国已经搭便车30年,而我认为更重要的信息是奥巴马从内心认为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了。当美国的战略家和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他们在东亚把谁当作主要的防范对象的问题上,还会有分歧吗?怎么借重日本来对抗中国还有分歧吗?只能是程度上的分歧,让日本在什么程度上牵制中国。因此,我认为正是美国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不可避免的共识,使得美国决定放手让日本全方位协助其防范中国。

  东亚多边安全的困境

  问:从日本扣船事件开始,中国的外交方式似乎出现了变化,表态上更为强硬,外交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阎学通:中国现在的外交跟过去相比,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从适应到主动,以前是适应环境,现在是塑造环境。中国对钓鱼岛巡航、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建立三沙市,都是主动塑造环境。很难说每一步都非常成功,但对大局和主动权的把握是比较好的。

  问:最近几年中国外交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发现多边外交面临困境,是不是需要做出调整?比如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可以按战略支点重点对待。

  阎学通:1996年之前,中国外交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这之后,开始以多边为主,提出多边搭台,双边唱戏。认为多边是外交的主要基础。现在发现,多边手段不太有效,还得依靠双边外交。道理就在于,多边安全合作是极其困难的,相对来讲,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容易建立。当安全利益成了主要利益时,双边外交就来得很有效。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美国在这一地区都搞不起多边安全合作,一直以来想建一个亚洲的北约未果。这一地区的政治特殊性决定了,要想发展安全合作关系,就得从双边入手。多边入手发展经济是可以的,但安全的多边合作很难。到目前为止,东亚没有很成功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无论六方会谈还是东盟地区论坛,都不行。东亚地区开展外交关系的改善要从安全入手,而安全合作就要从双边入手。

  问:“西进”和“东出”这两个方向在战略上的意义有何不同?

  阎学通:“西进”问题有过争论,总的来讲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这一战略是向西拓展中国的势力范围,还是加强与中国西面国家的经济合作?如果从经济角度讲,中亚地区经济规模小且人口少,中国与这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收益将是有限的。如果从政治角度讲,那就有危险。这一地区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很可能面临与俄罗斯发生战略冲突。和我们唯一一个可依靠的大国国家进行战略争夺,是不明智的。因此,无论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还是政治上可能导致的后果考虑,这个战略都不可取。

  如果再往远一点发展,不满足于停留在中亚,要进入中东,那就更危险了。阿富汗是超级大国的墓场,中东是超级大国的沼泽地。美国、英国、苏联,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在这一区域立住脚的。所以,“西进”是需要非常慎重考虑的策略。所谓“东出”,不是要不要出,而是出得去和出不去的问题,中国只有走向海洋,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问:最近,习近平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会谈时,首次以“安危与共”为中外关系定调,传统安全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程度上升了吗?

  阎学通:我认为是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紧迫性上升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海外利益拓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保护自己的能力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发现,处处都是威胁,不得不把安全威胁放到首要的安全利益位置上来考虑,所以更加强调安全关系。去年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了,今年可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对外经济关系不用努力去拓展都在快速增长。我认为强调安全关系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双边关系最牢固的基础。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9/18

旧文章ID:227

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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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灏 编译  来源:凤凰大学问第0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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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尔斯海默与阎学通(资料拼图)

  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邀请米尔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与阎学通教授就“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一题展开辩论。凤凰大学问获得阎学通教授授权,刊发辩论实录与读者分享。

  米尔斯海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代言人。

  阎学通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道义现实主义知名学者,早在1993年就曾撰文驳斥“中国威胁论”。

  本次辩论主持由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担任。

  辩论中,米尔斯海默提出在当今无序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没国家能够确保自己不受攻击,唯有最大限度提升实力,才能生存下来。他分析指出,美国一路扩张与征服,才成就今天的超级大国地位,这是唯一生存法则,中国崛起也会如此。米尔斯海默预言中国将先在亚洲地区确立霸权地位,进而将美国逐出亚洲,他强调美国不限制中国发展是鬼话,一定会阻止中国统治亚洲。

  阎学通则表示,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空间大得多,不必走美国暴力扩张的老路。他认为,中美之间难以取得互信,但可分享共同利益。而对邻国,中国可以通过与邻国一同分享中国崛起成果的方式,创造友好的外部环境。阎学通指出,重视道义与政治领导力,将为中国崛起赢得国内外的更多支持。他强调,在中国崛起之路上,核威慑与全球化将降低中美之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而米尔斯海默则回应称,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试图做好人没用,无论是邻国还是美国,会越来越惧怕强大的中国。他分析称讲道义的美国正在四处引发战争,而未来讲道义的中国则令人恐惧。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核威慑与经济互赖难以缓解地区安全的紧张局势。

  阎学通则回应称做好人是否取作用要分对谁,对敌人永远不管用,但对盟友是起作用的。他认为,中国要作负责任大国,就必须坚定,如果国力强大的中国优柔寡断,将难获邻国信任。

  (编译/李灏)

  以下是辩论实录

  罗伯特·佩普:今晚我们十分有幸邀请到全球知名的现实主义派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教授,与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就一个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进行辩论。

  无序状态下唯有最大限度提升实力,才能生存下来

  米尔斯海默:今晚我们探讨的议题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相信在坐的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一直认为中国不能和平崛起。我认为,当我们面对一个严肃的议题时,绝不能没有理论支持,因为我们面对的议题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而我们又不能知道未来的事实。

  讨论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面对这种假设,我们必须提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要做到令人信服,这套理论必须先能够合理解释过去发生过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类似问题。

  我认为中国不能和平崛起,并非基于中国的文化因素或者国内政治因素等等,而是基于我们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要按照相同的规律处理国际事务。

  那么,我所说的这套理论到底是什么?在当今无序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没有公认的更高权威,也不存在秩序的守夜人,没有国家真正清楚其他国家的真正意图,也没有国家能够100%确定其他国家不会攻击自己。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只有强大、有实力的国家在这一体制中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比如说美国,有多少美国人晚上入睡前会担心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危地马拉会攻击我们?答案是几乎没有人会这么想。为什么?因为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美国太强大了。

  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中,你能做到的是最大限度的提升自身实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首先要在一个地区称霸;其次,这个国家要确保没有其他国家能在这个地区称霸,也就是保证没有竞争对手的存在。美国现在已经在西半球称霸,未来还要确保除美国以外,没有国家能在东半球称霸,同美国竞争。

  大家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在我的理论中如此强调没有竞争对手的存在。为什么对美国而言,确保德国不会统治欧洲、苏联不会统治欧洲、中国不会统治亚洲,如此重要?如果德国、苏联统治欧洲,中国统治亚洲,对于美国而言,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将能够遍及全球。

  美国统治着西半球,也面对着西半球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影响力也借此遍布全球。

  中国意识到美国在全球的存在,但中国并不乐于见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建在自家门口,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开到黄海上来,开到台湾海峡去,更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的海岸线周围布满了美国的空军和陆军。中国乐于见到美国缠身于西半球的安全事务中,从而减少对亚洲的关注。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也有着同样的逻辑。美国不希望中国将手伸向西半球,不希望中国插手波斯湾,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忙于处理本地区的安全局势,这就意味着,美国希望看到亚洲还存在着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势力,这样中国就没有精力向美国的后院发展。

  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世界,因为如果美国称霸世界,就会将手伸向中国的后院,这实际上也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而且目前做的还不错,未来也会持续这样做。

  那么,这样一个没有更高权威可以依赖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一个国家若想生存下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像我小时候在纽约常常听到人们说的,做街区最壮也是最坏的家伙,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敢惹你。

  美国的发展史充满扩张与征服,这是生存的必由之路,中国崛起也会如此。

  回顾美国历史,美国于1783年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此时的美国由13个分布在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州组成。在随后的70年中,美国开始了从大西洋通向太平洋的领土扩张,我们占领了大量北美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墨西哥开战,占领了现在美国西南地区的大片领土;1812年美国入侵加拿大,随后又扩张到加勒比海。美国的发展历史上充满了扩张与征服。

  在成功进行领土扩张方面,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在这之后的几个月中,希特勒频频提起德国也要像美国在北美一样在欧洲扩张领土。进入20世纪以后,在美国面前先后出现了四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德意志第二帝国、大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还有前苏联。美国在这四个潜在竞争对手的瓦解过程中均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于这些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国家,美国保持“零容忍”的态度。而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在试图保持其世界唯一超级国家的地位。

  通过分析美国从1783到现在的作为,我们总结出了上述理论,由此来分析中国未来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将会有何作为。我们这里谈论的并不是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讨论的是10年、20年乃至30年以后的中国,那时中国的强大与今天的中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讨论实际上就是那时的中国有可能怎么做。

  中国会先建立地区霸权,后将美国逐出亚洲

  在我看来,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建立地区霸权。因为从中国的角度看,在亚洲称霸是理所当然也是势在必行的选择。中国人一定都记得在过去200年中,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是如何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由于这段历史记忆,中国对“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深有感触,所以只要中国有选择,它一定想要做那个街区里最壮最坏的家伙,它一定会选择做这个世界中最强的国家,而不是最弱的。试想一下,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比日本强50倍的中国和一个比中国强50倍的日本,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区别大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想中国能比日本强大50倍,而如果中国想要比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强大50倍,那中国就是想要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力量。

  难道这是因为中国是个邪恶国家?还是中国痴迷扩张?都不是。这是因为变强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生存下来的最佳选择,也是中国确保自己免遭他国侵略的最佳选择。

  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美国,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并非出于偶然。美国的缔造者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安全。中国或早或晚都将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美国逐出亚洲。如果我是中南海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一定会说对中国而言,美国离亚洲越远越好,中国不喜欢美国堵在自家门口。在美国我们有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告诉欧洲列强,也许现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把你们赶出西半球,但终有一天我们强大起来,那时我们一定会将你们赶出去,让你们知道西半球不欢迎你们。门罗主义至今对美国仍有影响,如果中国触及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美国仍然会不高兴。未来中国是否会有自己的门罗主义?当然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门罗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好处,门罗主义为何不会有益于中国呢?!

  当苏联试图把核弹带到古巴,美国很不高兴。同样的,美国坐在中国家门口,还在中国的后院培植自己的力量,中国怎么会高兴?我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除了不高兴,还会选择,中国想要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封锁,中国就会这么做,目的就是要在自家门口称霸,消除后院的其他竞争对手。这就是在我看来,中国强大以后会做的事情。

  美国不限制中国发展是鬼话,一定会阻止中国统治亚洲

  那么,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美国会怎么应对。理论和现实都清晰地告诉我们,美国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美国会花大力气限制中国的实力增长,美国会像阻止德意志第二帝国、大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还有前苏联统治欧洲或是亚洲一样,阻止中国统治亚洲。

  如果不是这样,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目的会是什么?中国不会相信美国的解释,不会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任何限制,这种解释是典型的美国式伪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套鬼话。这套战略的目的就是限制中国,而且中国越强大,美国对亚洲的重视就越高。中国为了自己的安全一定会将这种干涉主义赶出亚洲。这就是中国不断强大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是;战争是可能的吗?是的。开战将为这种摩擦局面画上句号。战争将有可能在台湾海海峡、朝鲜半岛、南海或者就是钓鱼岛爆发。

  当然,我所讨论的一切都是理论层面上的分析。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试图解释这个复杂的社会发生的复杂的事情,尽量让这些复杂的事情看起来有道理。当人们想知道中国崛起以后会发生什么的时候,缺乏一套理论是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预判的。理论总是将现实简单化,我们所关注的一些因素,往往都能够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力。所以像我一样的现实主义者在构建一套理论时,会更多关注实力对比、力量结构,而国内政治往往被忽略。但在现实政治中,国内政治也会时常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一些理论有时也是错的。在我看来,一个理论能够达到75%的正确率,只有25%的部分是错的,那这就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如果今天我的理论中也有25%是错的,我希望中国不能和平崛起的那一部分预言属于这25%。

  谢谢大家。

  中国崛起战略选择多,不必走美国暴力扩张老路

  阎学通:在我参加今天的辩论之前,有人问我,你和米尔斯海默,两个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观念上如此接近,能有什么可辨论的呢?不得不承认,作为现实主义者,我和米尔斯海默教授有很多共同的假定。

  米尔斯海默教授刚刚向我们阐释他的理论推演。首先,在一个无序的世界中,所有国家都需要自保;因此,军事实力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我们不能确信他国的动机;所有国家的终极目标都是生存;所有国家都想最大限度的确保自己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未来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局是不能回避的现实。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分析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我想对这此理论假定的理解上,我和米尔斯海默教授之间没有太大差别,这就是今天我们俩能够进行严肃而有意义的辩论的基础。我们不需要对这些理论假定进行辩论,我们要探讨的是在这些假定的基础其的逻辑分析和事实。

  米尔斯海默教授的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第一,而奥巴马总统也清晰地阐明了美国的立场,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这就是说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和它平起平坐。其次,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世界领导者之前必须先成为地区领导者,这也是一个不争的规律,这是客观顺序而不是策略选择。最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诸多战略可供选择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地位。美国可以采取遏制、颠覆以及再平衡等等手段,而中国可以选择韬光养晦、也可以选择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甚至是选择战争。

  以上是我们的观点相似之处,而接下来我要着重阐述我们之间的不同点。首先,在崛起战略的选择层面上,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理解。相信大家通过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讲解,已经十分了解美国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军事暴力手段获得如今超级大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的。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美国发迹史意味着中国若想崛起也没有其他战略可选择,中国将不得不沿袭美国的做法。显然,在我看来,在通向世界领导者的道路上,中国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战略选择。

  我们看到,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对付苏联主要靠遏制战略。这显然不同于殖民时期,英国与法国争霸的做法。英法之间竞争战略的是看谁能拥有更多的殖民地。美国与苏联争霸时没有效仿英国争夺殖民地的战略,美国采取的是赢得更多盟友的战略。竞争的结果是,拥有更多盟友的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我想,如今中国可以不效仿美国,和当年美国可以不效仿英法是一样的。既然冷战时美国选择了不同于英法的战略争霸成功,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通过选择不同于美国的崛起战略,最终成为世界领导者呢?

  中美之间难互信,但可分享共同利益

  实际上,《人民日报》10月26日刊发的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明确阐述了中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这和此前提出的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环境的目标已有不同。新战略强调营造友好的周边环境,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民族复兴持友好态度。外交目标由赚钱转向交友。

  这和此前中国一直采取的美国为重中之重的外交策略有了很大不同。外交上的美国为重中之重原则意味着,如果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发生矛盾,中国不会支持反对美国的一方,中国采取中立,甚至可能站在支持美国的一边。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赢得周边国家的友好与支持,因为很显然,美国不能和中国的每一个邻居都做到友好相处。

  这个外交战略还提出,建立三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中亚丝绸经济之路带、东南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南亚的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国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扩大安全合作。中国的战略逻辑是,首先寻求共同利益,而非急于建立互信。

  相信在座的人都听过我和其他一些学者就中美互信问题进行的讨论。在我看来,中美之间不需要互信,因为1989年以来中美之间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对方,就像米尔斯海默教授此前分析的一样。

  我不认为中美之间能够有互信,但我相信,中美之间有着共同利益、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的利益。基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中美可以开展积极合作;基于冲突性的利益,中美可以开展预防性合作。

  习近平讲话提出要有讲情谊和道义,这意味着中国将重视与邻国的友谊和认同。过去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不需要区分敌友,事实上,中国也的确不区分朋友和敌人。做个比喻,大家就明白为何中国不分敌友的外交走不下去了。如果一个男人对所有女人都同样地好,那么这个男人就不可能有老婆。

  现在中国开始强调对国家间友谊的重视,这意味着中国对友好的国家和不友好的国家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最后,中国强调要让周边国家通过中国的发展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这和过去中国所强调的平等互利有着很大不同。中国愿意使周边国家通过中国的发展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让邻国获利中包括了安全保障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获得邻国的友谊与支持。

  所以说,中国的总体战略就是同邻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在我看来,“命运共同体”带给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远比经济自贸区、共同市场、军事同盟更为牢固和深入得多,因为命运共同体将加深中国同邻国在经济、安全、政治等多领域的一体化程度。

  中国希望通过让邻国获益的方式,在民族复兴大业上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支持。中国若想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道义助中国赢得国际朋友,获得更多国内支持

  我和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还有一处不同,就是对道义的理解。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道义没有任何作用,但在我看来,道义十分重要。道义具有增强国力的作用,因为道义可以加强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获得更多的国内支持。

  由于人们对道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领导人也因此采取着不同的外交战略。小布什和克林顿的选择不一样,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做法也不一样,我相信习近平也会采取和胡锦涛不一样的外交策略。

  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而言,国力的基础是军事实力。对于道义实在主义而言,政治领导力是国力的基础。当然经济现实主义会把经济实力视作国力的基础。

  政治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国家战略的选择。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尚处于弱势地位时,中国参与很多战争,这是毛泽东的选择。小布什比较喜欢采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胡锦涛执政的中国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克林顿执政的美国对战争相对谨慎。中国弱的时候更动武比强大后多,中国越来越强,变得更加珍惜和平。我们应该注意到,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没有卷入过世界任何一场战争。

  核威慑与全球化降低战争发生可能性

  回到我们今天的议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想说,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会被卷入到战争中去。也正是因为这个现实原因,习近平才提出了要有底线思维,同时强调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但我又不像米尔斯海默教授那样悲观,过分担心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第一个原因是核武器。核武器既然能够阻止美苏直接开战,那么阻止中美直接开战的可能性也很大。核国家之间的战争已不仅仅是进行一场战争这么简单,它意味着人类的灭亡。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很多人都质疑,法德之间的经济相互依附(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并没能阻止两国间的战争,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今的全球化已经和以往的经济双边相互依附互赖大不相同了。以往的经济双边相互依附加强了双方依附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全球化则是一方面加强了双方经济相互依附的敏感性,这意味着双方都要警惕发动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全球化减弱了经济相互依附的脆弱性,减少用军事手段维护市场的需求。例如,中日交恶,中国如果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打击日本经济,此时日本并非只能依赖中国市场,日本可以将自己的投资和贸易转向其他国家,全球化为日本资本和商品进入其他国家提供了便利。全球化实际上使得日本的经济抗制裁能力增强,日本没有必要在遭受中国制裁时,选择动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在华利益。

  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即使两国相互制裁,两国也可以找到其他可替代的贸易和投资市场。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当我们讨论中国是否会和邻国发生战争时,我们首先要先对“和平崛起”进行定义。在我看来,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不发动战争,但这绝不意味着当别人打我们时,我们国为坚持和平崛起的原则所以任你怎么打都不还手。中国一定会反击,中国从来不将反击看作是一种打破和平的行为,因为中国是先遭到攻击的。

  最后我想说,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道德实在主义之间另一大区别就是,是对中国崛起过和所做的预测时间不同。米尔斯海默教授预测的是中国崛起在未来20、30年的事,而我只预测到2023年,也就是未来10年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理论所要经受的检验要比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现实得多,毕竟他的理论要等20、30年以后才能等到最终检验,而我的则在10年内就得接受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3/11/29

旧文章ID:226

专访阎学通:2023年世界将出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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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砚青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独家专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2023年世界将出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窃听事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当我们强大以后,绝不能像美国那样去监控全世界。监控全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在跟全世界为敌。

                                                           ——阎学通

  中国真的会在十年之内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吗?中国的周边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中国的外交策略正在发生哪些调整?继续坚持不结盟原则会帮助中国崛起吗?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国经济周刊》日前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请他为我们解读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局势。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有能力任意改变历史。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在阎学通看来,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他甚至大胆预测中国到2023年将会成为超级大国,世界将迎来中美两极格局。

  世界两极化不可避免,中国必居其一

  “国际格局是随着大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是国家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则是领导者实施改革的能力。”阎学通坦言,他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十年中国崛起做出乐观的预测,与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在反腐、改革和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新政有关。

  “我做出这个预测的前提是今后十年中国的改革力度将大于所有其他大国。”阎学通解释说。”

  阎学通在他的新著《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预测:未来十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升至1:5;2023年美国的GDP将为19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的GDP按照当前的汇率换算将为17万亿美元,按届时的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2023年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影响力将达到美元影响力的50%甚至更高水平,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可能构成三足鼎立之势;2023年,中国将拥有载人的太空工作站、至少3个服役的航母舰队(有可能建成5艘航母)、4~5艘携带射程8000千米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部队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和歼—31隐形战斗机)。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未来有如此乐观的预测?

  阎学通:有些人说我的预测很大胆,在他们看来中国十年内根本没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这其中不仅有占多数的网民,连一些从事外交工作的资深人士也认为中国不可能。然而外国民众和政界人士对中国地位的认识却相反,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根据我的观察,许多批评我预测不靠谱的人并不知道我预测的逻辑是什么,他们只是在感情上不同意我的预测结果,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超级大国是指国力大于其他大国几倍的国家,这是一个既定历史时期大国实力对比的结果。

  今后十年,除中国之外,我看不出还有哪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接近美国。如果找不到第三个国家在十年内能成为超级大国,世界就不可避免地两极化,而两极化中的一极就是中国。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日益积累的矛盾将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阎学通: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是带着严重的国内问题崛起的。很多人以美国为成功样板,认为和美国一样就能崛起为超级大国。然而,这些人忽视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存在严重的国内问题。

  冷战时期,美国有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内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今年奥巴马政府竟然被迫关闭联邦政府17天,如果国内矛盾不严重,联邦政府能被迫关闭吗?

  国内问题对于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肯定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今后十年,中美综合国力差距仍将不断缩小,而美国的国内问题不会比中国少,很可能比中国还严重。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减缓或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您如何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您认为美日两国是否会联合实施一些对中国不利的措施?

  阎学通:仅在美国,有关美国是否相对衰落的争论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次美国联邦政府关闭17天,使更多人相信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肯定是在尽力阻挠我国缩小与之实力差距的进程,但是这只会对缩小中美实力差距的速度有影响,阻止不了中国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大趋势。

  今后十年,决定中美关系的主轴是竞争,但这种竞争的内容核心与美国和苏联当年的竞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不同于美苏关系,但也不是什么友好关系,我将这种关系称为“假朋友关系”。具体讲,新型大国关系好于现在的中日关系,但远不如中俄关系,也不如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

  我们可依据友好程度将目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分为不同等级:1.友好关系是中俄关系;2.普通关系中有中德关系、中法关系、中印关系、中英关系;3.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对抗关系是中日关系。

  美日是同盟,双方联手对付中国是正常的,但是美国会控制日本,不允许日本以发动战争的方式与中国对抗。

  《中国经济周刊》:近来德国已要求美国解释“窃听门”事件,您认为美国的窃听举动会对美国产生哪些影响?

  阎学通:美国不会改变对世界的监听,除非它没有了这种能力。这一事件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使其正义性受损,而且影响了与传统盟友的战略关系。

  美国窃听事件给了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当我们强大以后,绝不能像美国那样去监控全世界。监控全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在跟全世界为敌。

  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周边外交网络,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今年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集体大力推进周边外交,进入10月后更是对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密集访问:10月2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0月9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八届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在10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在阎学通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着方向性的根本变化。

  “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阎学通直言,“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的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原来的韬光养晦变成如今的奋发有为,这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外交策略转变吗?

  阎学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变化理解成是外交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过去我们几乎对所有国际问题的态度都是不介入,只和其他国家搞经济合作,不谈外交问题,而现在则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并重,甚至安全问题还要更优先。

  原来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让位于中美关系。而今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我们国家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要服从于周边关系。所以说,这种外交策略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被动为主动,它是外交政策根本性质的改变。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改革创新”这个词。要知道当初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改革,是在除外交之外的所有领域都要进行改革。所以我们把10月底这次外交政策的改革,称作是外交领域开了一次迟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我国的周边外交,您认为该如何研判中国周边环境的整体局势?目前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

  阎学通:现在中日关系形成了一种对抗关系,而日本又是我们在邻国中经济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以此作判断说中国周边环境日益恶化,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日本的确是我国周边地区的最大经济国,但是日本跟我们的关系仅仅会影响到我们跟东亚各国的关系。

  我们现在和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周边环境的事实是菲律宾和日本与我们是对抗关系,而且这种对抗是比较严重的,在短期内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周边环境的局势从大的范围上讲,改善关系是主流,但从对抗程度上来讲,日本和菲律宾的问题确实是日益严重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把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访问东南亚形容为“集中发力东盟外交”。习近平主席更是在出访印尼时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您如何看待我们和东盟的关系?东盟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吗?

  阎学通:我不同意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这样的说法。重中之重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把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这使得我们在北部和西部有了一个安全的大后方,难道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不是重中之重了吗?

  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周边西部、北部相对稳定,和东边日本的关系在短期内不能改善的情况下,东南亚是我们现在周边外交的一个主攻方向。

  命运共同体的涵义远比经济共同体更加深刻,这个共同体意味着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全面发展。我认为我们只要坚持习近平主席那次讲话的方向,到明年年底,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将会非常有成效。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

  阎学通:我们从1982年开始执行的不结盟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弱国执行的政策,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放弃不结盟政策,只会给我们自己制造更大的国际安全困难。

  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搞不结盟政策,可以避免和其他国家形成零和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正是因为中国不结盟,不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才会让周边国家恐惧我们,导致形成了零和关系。

  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态,但它仍是世界上拥有盟友最多的国家,它至少有42个不同类型的军事盟友。相比之下,不结盟政策使中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中国在改善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最主要难题。

  为防止被国际社会孤立,中国需要对不结盟政策进行调整,结盟的策略可以帮助中国增加真实战略伙伴的数量。到2023年,中国将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20个左右的盟友或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虽然远少于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稳定的战略同盟体系。

  目前,具有成为中国盟友潜在可能的周边国家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美国的战略压力,因此需要借助中国增强自己的安全保障。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3/11/12

旧文章ID:225

王缉思出版关于中美关系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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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一、决定中美关系的首要因素,是两国各自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两国应当“共同进化”。

  中美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政策和方式固然重要,但更大的决定性因素是两国各自的发展道路。中美1970年代结束对抗,改善关系,最初动因是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冷战结束,这一共同威胁消失了,中国为什么仍然坚持稳定并改善对美关系的原则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30多年前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内政治路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没有动摇。中国在本世纪初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观察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有无转变,首先要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有没有动摇。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60项决定。贯彻这些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改革措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而对美关系的稳定是塑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

  展望未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一定会继续坚持,但是其内容与视角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相联系,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

  东海、南海的岛屿归属问题和海洋权益问题近年来凸现,有时甚至激化,但是不可能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发生逆转。把这些问题放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不难发现其局部性和时限性。回顾过去,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等等,其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是边界纠纷,而实质问题是当年的政治大背景。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氛围的转变,过去这些边界纠纷都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和视野。我相信,只要坚持中国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中国就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今天的海疆问题也不会引发中国同美国或邻国的严重战略对抗和军事冲突。

  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的主要关注是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后则会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在保持很强连续性的同时,会进一步为改革和发展的总任务服务。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问题,把中国的内政同外交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2013年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强调美国外交必须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哈斯说,今天的美国如不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调整过时的移民政策、清理债务,美国就无法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全球影响力。当今的全球政治权力对美国来说是相对宽松的,不存在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大国对抗,所以美国正处在休养生息、苦练内功的时代。我相信,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战略家的观点。

  的确,本世界初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影响到国计民生。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许多美国选民认为整个国家“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在2013年开始的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内向”趋势更加明显,需要优先处理的国内问题很多,激烈的两党争斗亟需缓解,因此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战略,不轻易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同时,奥巴马政府强调“巧实力”,优先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和公共外交、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所谓朝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rebalance)和“转身”(pivot)一说,固然有其在安全方面牵制中国的企图,但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日益重视和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不必做出完全负面的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调整与纠偏,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纠正其发展道路上的偏差。只要美国总的发展方向不变,它就不会想挑起同中国的冲突和对抗。

  我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这里的“同归”,并不是指两国的发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的与其说是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这正是我所说的“殊途同归”。

  二、美国应当尊重中国的国内秩序,而中国则不需要从根本上挑战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美都希望避免对抗,但对未来双边关系的核心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秩序,以及美国所倡导并维护的全球秩序。

  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先生在2010年12月发表了一篇引起很大国际反响的文章,其中说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2011年中国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把“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纳入坚定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范畴之中。按照我的理解,中方在对美关系中一贯强调的“相互尊重”原则,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及政治秩序。中美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问题,包括台湾、涉藏、涉疆、人权等,都可以联系到“国体和政体”上去。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从维护国内的长治久安出发的,对美政策尤其如此。

  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谈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方总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核等美方视为重大利益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稳定(其中关键的是美元的主导地位)、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照顾美方的关切。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就是美国把主要关切聚焦到“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避免对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问题上的原因。

  走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

  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渐过渡到当前的“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向美方说明了对美国世界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的看法,并通过实际行动建设性地参与了全球治理,参与了新形势下国际规则的制订。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不理解,美国对于中国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则,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从未明确表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而只是强调利益交汇点,要求中方在美方关切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行动。

  应当看到,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多数是一些“移动的目标”。美国在若干年前关切的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而待这些问题解决或缓解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核、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如果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同这些无穷无尽的移动目标捆绑在一起,是难以找到出路的。当然,中方所提出的“合作共赢”原则,也应当充实更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和技术创新对中国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中方亦可给予更多的肯定。

  三、需要预防中美之间的“新型对抗”和“新型冲突”。

  中美两国的一些战略家,把避免两国的冲突对抗简单理解为避免战争。事实上,在当今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内环境下,双方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并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虽不能完全排除,至少可以说是微小的。为把这种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双方应当加强军事交流,建立可靠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新型冲突”与“新型对抗”的危险。“新型冲突”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货币战、贸易战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无硝烟战争”;“新型对抗”,指的是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耗费巨大的军备竞赛(包括建设以对方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网军”)等等。应当通过战略对话和有效机制,对这类恶性竞争加以约束。

  ***

  本文是作者2014年1月在美国召开的一次中美对话会上的发言稿,略做修改后,发表于2014年3月16日的《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3/16

旧文章ID:224

王缉思: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惠及当下 利在远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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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正信 李春霞  来源:经济日报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惠及当下 利在远久

  —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7月初,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在美国举行。世人翘首以待,高度关注新一轮对话热门议题及成果。借此机会,我们独家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全面阐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刻内涵

  记者:中美努力构建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提出的氛围是什么?

  王缉思:去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首度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日前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提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此也回应很积极。

  过去10年来,中美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亮点并不足以抵消各方对两国关系“竞争大于合作”趋势的忧虑。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期,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尚在界定中。

  记者:对共建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各自学术界都有哪些主要看法?

  王缉思:当前,对中美两国关系,中美学界主要持“中美对抗不可避免”、“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以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三种观点。我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

  持“中美对抗论”的学者认为,像过去的崛起国家和霸权国家之间一样,中美两国会因为国力日趋接近,战略上相互怀疑而发生对抗。还有的学者引用孟子说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证明中国“需要敌国”;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说过,美国需要敌国来加强国内凝聚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与法西斯德国的国内政治有关。美国克林顿时代的第一任国务卿贝克跟我说,中国可能与其他崛起大国一样,需要在外部世界寻找敌人以巩固其国内秩序。

  我则倾向于中美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美两国间需要联合起来,加强合作,增加两国战略互信与经济联系。

  记者:应该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王缉思: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国内问题都是中美两国关心的首要议题,中美对抗对双方皆无益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美国也言明其主要精力在解决国内民生就业等问题。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处在危机之中,需要通过税收改革等国内变革来纠正财政不平衡和债务问题,并计划5年内将外贸扩大一倍,继续推行全民医保。处在经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不愿与美国对抗。若中美冲突,打贸易战、货币战,结果无外乎两败俱伤。因此,中国愿意看到美国经济回暖上升,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对美国也是好事。放眼全球,无论是在经贸合作还是全球治理领域,中美都有很多并行不悖的共同利益。中美可搁置某些分歧,关注两国所能合作的机遇。

  记者: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从何处入手?

  王缉思:两国首先应当在经贸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扩展新领域,特别是相互投资于科技合作,开辟历史上大国间从没有过的谁也离不开谁、经济深度互相依赖的关系。显而易见,经贸关系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双方可在旅游业、新能源、医药卫生、页岩气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时至今日,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十分欢迎中国投资。中国加大对美国地方投资的力度,可有效夯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以农业为例,中美农业合作潜力巨大。美国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耕地面积比中国大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大幅超出中国。美国农业实力强,生产率高,与其他国家相比,两国的农业合作会给中国带来好处。

  中国每年到美国旅游的游客量达到150万人次,如果美国向中国进一步开放签证等旅游政策,那么10年之内中国游客赴美数量达到每年1000万人次不成问题。中国人的购买力、旅游消费可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解决美国很多就业问题。另外,新能源等新技术产业也是中美值得合作的领域。美国尤其是地方州政府都积极招商引资,中国可以参与美国从南部亚特兰大到奥兰多的铁路建设。中国在基础设施上比美国成本低、效率高、花费少,如果中美可以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两国经贸关系可以上很大台阶。在能源领域,美国页岩气、页岩油发展很快,能源自给指日可待,并且可以出口,中美合作前景可期。在医药卫生产业方面,美国科技创新方面投入最多,美国在医疗方面可能突飞猛进,治疗癌症、糖尿病等都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两国合作前景也很大。美国在金融监管与促进就业方面的努力也可为中国带来好处。

  美国在创新产业方面有巨大优势,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国有很大的人口基数和购买力,双方经济互补性还有很大潜力可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成长起来,购买力大幅提高。中国正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经济可上很大的台阶,美国在中国购买美国产品中可获益良多。

  在双边投资和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TPP及服务贸易方面的新倡议上,中美可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美国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上想得很远,对于服务贸易的新规则,中国不能固守老办法。如果能在这些方面与美国达成共识的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了。

  记者: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利达天下,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国内仍有各类杂音不时出现。如何看待这类杂音?

  王缉思:外交始于国内。美国政府应向国内公众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国内舆论以及国内各个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也很关键。政府到底想让公众接受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两国都应该有主流观点向国内公众解释清楚。

  记者: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应侧重哪些合作?

  王缉思:在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中美不要把视角放在双方具体分歧上,时间上把眼光看远,地理位置也往远看。在非洲、拉美等地区,中美双方利益并行不悖甚至可以相互支持。在印巴问题、巴以问题、中东、伊朗核问题以及朝核问题上,中美可加强协作处理难题。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3/7/10

旧文章ID:223

王缉思、奈: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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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奈,王缉思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JosephS. Nye),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的软实力相对美国来说正在不断增长。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而中国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并且以凝聚国内人心、形成与加强主流价值观为首要目的。中国软实力的拓展是其硬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软实力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但两国软实力的互动远非一场零和游戏。两国可以通过增强双方在彼此心中的吸引力降低发生对抗的几率。在应对诸多全球挑战时,中美的软实力也可以相辅相成,实现一定程度的共赢。

  【关键词】软实力,中国软实力,中美关系

  21世纪初,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实,“中国崛起”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就疆域和历史而言,中国一直都是东亚大国;从技术和经济上看,中国在公元500~1000年间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当时的影响无法达到全球。欧洲和美国仅是在最近500年才赶上中国的。据估计,工业化时代初期,亚洲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5。然而到了1940年,这一份额跌到了1/5,而当时亚洲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5。今天,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又恢复到了2/5,更有分析人士预测,亚洲将在2030~2040年前后重返经济发展的历史最高水平。当然,亚洲还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其他众多国家,但是中国终归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最近30年来,年均8%~10%的经济增长率带来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显著增加。这一实质性的经济成就,伴随着以儒学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升了中国在亚洲和整个世界的软实力。

  一、软实力

  实力就是影响他人以取得你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我们通常可以用三种方式影响他人:强制性的威胁(“大棒”)、诱惑或者报偿(“胡萝卜”)以及能使他人与我们同欲共求的吸引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由于别国愿意追随它,景仰它的价值观,向它学习,追求它所达到的繁荣与开放的高度,而获得它所期望的结果。由此,国家不能仅仅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武器迫使他国做出改变,设定议程、吸引别国亦十分重要。这种软实力(让别人也想获得你希望实现的结果)靠的是与人合作而不是强人所难。

  软实力来自于塑造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并非某一个国家,也并非仅仅是国家,才拥有软实力。在个人交往中,我们也能看到吸引和诱惑的力量。政治领袖一直深谙那种通过设定议程和辩论框架所获得的力量。软实力是领导力和政治中无时不在的重要成分。这种能够决定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与很多看不见的优点相联系,比如,有吸引力的性格、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以及那些正当合理且有道德权威感的政策。如果我能够让你愿意做那些我所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我就不必强迫你做那些你并不想做的事情。

  软实力和影响力并非一回事,虽然它是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威胁和利诱这些硬实力也可以营造某种影响力。劝说和以理服人是软实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软实力的全部,诱惑和吸引的能力也是软实力。从行为的角度讲,软实力是有吸引力的权力;从资源的层面说,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皆是软实力的资源。一些资源既可以生成硬实力,也可以营造软实力。比如,强有力的经济可以提供利诱他人的重要的胡萝卜,也可以作为发展的成功模式吸引他人。通过民意调查和小组访谈,我们能够衡量一些特定的资产能否产生让人心向往之的软实力。那种吸引力能否转化为人们希望看到的政策结果,则有待于具体事例的检验。但是,拥有能够产生实力的资源并不能保证让实力最终发挥作用。这并不单指软实力而言,其他形式的实力也会出现类似情形。比如,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英、法两国的坦克数量超过德国,但是这种军力资源上的优势却无法决定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

  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个组织或国家所表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它的文化中,体现在它根据内部实践和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中,也体现在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中。有时政府发现软实力难以运用也不易控制,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它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交部长谈到,美国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借助电影和电视,掌控了全球的形象塑造,激发了人们的梦想和欲望,也因为他们借此让大批外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完成学业”。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的现实存在。像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由物质资源决定的力量结构,而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他们就像无法理解诱惑力的那种人一样,只服从于所谓“具体的虚假性”,即认为凡是无法用来轰炸城市或扔到你脚下的东西都不是实力资源。像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或者更早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这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并未曾犯下这种忽视观念力量的错误。

  在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2008年8月对于格鲁吉亚的入侵证明了软实力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军事硬实力才真正说了算。俄罗斯看到自己在苏联崩溃之后遭受屈辱,现在正经历着一个以民族主义加以回应的阶段。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其经济增长之后,俄罗斯发现了对周边邻国重新显现实力的机会。有观察家指出,2009年俄罗斯切断对乌克兰(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是其硬实力的一种成功运用。其实,军事介入格鲁吉亚和切断天然气供应,使俄罗斯在欧洲的声望和软实力遭受了沉重打击。苏联曾在二战后的多年里赢得了不少软实力,但后来因其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硬实力的政策而自我摧毁,俄罗斯领导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曾提出,美国的软实力甚至强于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美国文化,无论通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向外散射着只有罗马帝国时代才得以一见的炽热,而且方式新颖迂回。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力都无法超越它们武力直接控制的范围,美国的软实力才真正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然而,文化软实力可以遭到不正当的政策的损害。近年来,尤其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的软实力已经下降了。最近,华尔街金融业的失利和美国经济的低迷打击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声望。尽管2008年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登台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美国梦的公信力,但是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在过去10年中,美国的吸引力或曰软实力相对于中国而言衰减不少。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近一半被调查者非常积极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只有38%的人对美国持同样积极的态度。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就亚洲地区的软实力问题展开了一项细致的多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被亚洲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认为是“积极的”。此种调查仅是窥豹一斑,不宜对这些看法过分解读,但是这些调查结果的确耐人寻味。

  二、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深具魅力,而今它也正在全球流行文化中崭露头角。《卧虎藏龙》在非英语电影中一度最为卖座。在NBA休斯敦火箭队效力的姚明是来自中国的明星,大有成为迈克尔·乔丹第二的劲头。过去10年间,在华外国留学生每年的增长率为20%,由3.6万人增至11万人。2007年全年,来华外国游客的数量猛增至2300万人。截至2007年7月,中国已经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建立了超过170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当“美国之音”将中文广播的时间从每天19小时削减到14小时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推出了全天候的英文对外广播。

  在政治观念方面,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中国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三番,其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倾慕不已。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稳固掌控的政治体制加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比之前大行其道的西方式民主政体加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中国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并且让其不断扩展的国内市场更加开放,这些都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

  同时,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做出重大调整。20年前,中国对多边体制持很大保留意见,与众多邻国心存芥蒂。如今,时过境迁,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主张以多边外交解决国际争端,并且累计派出超过9000名官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通过主持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的的六方会谈,中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贡献日多。此外,它还与不少邻国解决了领土争端,并加入了众多地区性组织,最近召开的东亚峰会即是明证。近年来,中国降低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调门,取而代之的是大力倡导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并尽力使外部世界确信中国将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种新外交有助于减轻外界的忧惧,也降低了其他国家联合制衡中国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一样,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任重道远。前文提到的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基本上还是积极的,美国在软实力评估的每一个指标中基本上都居榜首,表明其在这一地区依旧独占鳌头。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包括那些处于草创阶段的民间社团,都亟待哺育和提高。

  在美国形象因入侵伊拉克受损之际,中国形象也因为官员腐败、社会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国内方面的诸多缺失大受影响。西方世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缺乏民主、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尽管“北京共识”能够吸引那些抗拒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适用性和可持续性尚待进一步检验。一方面,中国的新外交正在增强它对亚洲邻国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显著军力增长也引发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这将会影响中国外交的有效性。中国尚未成功说服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这显然是因为欧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必须解决,但中国的软实力一定会与其硬实力的增长并驾齐驱。

  2008年,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8月至9月间,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令其软实力有所提升。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摩伊西(Dominique Moisi)评论道:“当中国试图以奥运奖牌数量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俄罗斯却通过炫耀自己的军事优势让世界震惊。将中国的软实力和俄罗斯的硬实力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两个国家的选择反映了它们自信程度的显著不同。“较早时,中国在四川大地震后的迅速有效的反应不仅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诸多赞誉,同时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援助。

  与此同时,在2008年3月西藏地区出现骚乱之后,国际上出现了反华游行活动,这着实考验了北京方面的信心。国际上对中国官方管理媒体和因特网方式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国软实力在奥运会期间取得的进展。此外,2008年9月,中国最大的乳品生产商被揭露出售掺入三聚氰胺(一种可以增加产品蛋白质含量的化工原料)的奶制品,随后又爆出当地政府部门曾试图与该企业联手掩盖这一丑闻的消息。这种问题奶制品的危害最终殃及294000名中国儿童。这一灾难暴露了中国在治理方面的痼疾,只能损害中国的软实力。

  三、中国国内关于软实力的探讨

  在中国,对“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兴趣长盛不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讨论软实力的短评和论文便已在中国发表。2006年底一本名为《软实力》的新杂志问世,虽然这份杂志主要和商业有关。

  “软实力”也进入了官方语汇。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他在报告中还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国学者还在就“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应用范围争论不休,但是官方似乎没有就“软实力”给出明确的定义。同时,学者们对于“soft power”的中文译名也是各持己见,因为至少三个中文词(实力、权力和力量)带有“Power”的意思。“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的不同译法之间带有一些含义上的微妙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众多探讨中国自身软实力的论著。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百花齐放的。虽然没有人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有些人主张,只有硬实力的迅速增长才能带来软实力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硬实力而非软实力。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批评约瑟夫·奈未能将软实力划分为政治力和文化力(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没有完整解读奈的文章)。阎学通主张,中国在政治力上的“亮剑”,比如向外界表明加强军力、武力威慑“台独”的决心,远比对外扩展文化影响力要重要得多。

  然而,其他大多数人更加关注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必备要素,甚至是核心部分。很多人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优势和缺陷来描绘当今中国的软实力。从积极的方面讲,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一成就使世界上很多人羡慕不已。如果中国的政治建制不是如此强大而富有弹性,这些经济和社会进步便不可能实现。至于中国经验是否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发展模式(所谓“北京共识”)目前有待探讨,但是不断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本,的确增加了中国在向外施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时的自信、自豪及能力。

  中国的分析家们倾向于将中国近年的成就归功于它的文化优势和特质。他们还认为,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亦将日益上升。有人指出,海外华人在促进中国软实力发展方面是一笔宝贵财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以其超卓的道德原则(这点是有争议的)和高明的外交技巧获得了巨大成功。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著述也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存在限制和约束,尤其是当他们将中国软实力同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相比较时。其中一些人谨慎地指出,政府工作透明度的不足以及官员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另一些人提到了中国当下遭受的“人才外流”难题,这彰显了中国教育制度(其中很可能也有政治因素)的不足。还有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国际公关方面做得更好。

  “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这些有用的概念在中国被越发广泛地采用,但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在一些思想者中仍然存在极大争议。与惯常的理解相反,一些人主张,强烈的、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因为民族决心的展示可以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另外一些人心怀羡慕地提到了俄罗斯软实力的恢复,认为俄罗斯提供了一种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不同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软实力更加强大,因为当时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感召了世界上的很多人。

  中国国内另外一种更加精深、也似乎更具权威性的思潮,正试图重新阐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这种阐释强调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紧迫性。这一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对他国吸引力的提升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中国的“主流文化”获得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的共鸣之后才能实现;打造这种“主流文化”要靠国家,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为中心。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和歌曲等文化产品,应当对其他文化产品起到示范作用。于是,中国的软实力被引申为一种由国家来打造的文化影响力,其目的是对内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而并非向外扩展吸引力以获得外交上的增益。

  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和如何看待中国软实力的问题紧密相连。其实,价值观的普世性永远都是一个适用程度的问题。有人主张,坚持和推广那些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就是最好的软实力,当然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确实拥有一套自己深信不疑并且可使他者心悦诚服的核心价值。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宣扬的那些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不过是其维护霸权、垄断文化实力的一种工具。不少公开出版的文章,其中一些出自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手,都批评所谓“普世价值”,声称西方理念与中国价值相冲突,并且会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权威。

  四、中美软实力之间的互动

  正如中美两国国家利益部分一致、部分冲突一样,两国的软实力也在某些方面相互促进,而在另一些领域彼此冲撞。这并非软实力所独有的问题,其他实力也存在类似情形。一般来说,行为者的目标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实力关系是零和还是正和。比如,如果两国都要求稳定,那么一种可以保证两方不必担心彼此攻击的军力平衡便是正和关系。

  不可否认,中美两国的政体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美国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整个世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对于美国那些旨在扩展自己对他国内政影响力的图谋,比如,对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宣扬的“转型外交”,中国官员一直十分敏感,心存警惕。中国心怀忧虑地密切关注发生在中亚和其他地区的“颜色革命”,认为这是美国人为了破坏他国当权政府而一手策划和鼓动的。美国软实力是一种文化、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灵巧的”混合体,就此而言,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美国软实力的运用和扩展。

  在美国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的眼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难被接受和理解的政治符号。总的来说,美国人对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心怀好感并且印象深刻。但是,如果有人问美国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些成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实现的,还是‘尽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还是成绩斐然?”他们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美国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抱有复杂的感情,这体现在很多美国人的著作中,比如最近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这些著述中的大部分都持一种零和观点,以消极而非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中美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宣示中经常出现相左的观点和目标。美国想要维持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则反对“霸权主义”(美国统治世界的野心的代名词),倡导“多极化”,而“多极化”显然将建立在美国实力衰落的基础上。然而,这些看上去相悖的目标和矛盾的心态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这些基本事实证明,中美之间软实力的互动远非一场零和游戏。

  第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主要是为了与美国软实力相抗衡。在美国方面,不论那些“颜色革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何种联系,我们都不能断言这些“颜色革命”针对的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美国形象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受损,与中国在当地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直接导致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姚明并不是靠压倒迈克尔·乔丹的声望才风靡美国的;同理,在中国很容易看到的好莱坞电影和像《绝望主妇》之类的电视剧,也不会对中国影视作品造成什么伤害。中国有些人会抱怨美国文化产品的流行降低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即这种竞争是必需的,也是健康的。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也是如此,对方的师生越优秀,自身的获益便越多。

  第二,那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加单一政党领导)势必挑战西方模式(市场、民主和法治三者必为一体)和价值观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它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尚待深究的问题。可以想见,如果朝鲜和缅甸开始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转型,美国将会乐见其成。

  第三,中国在外交中运用软实力,或许对美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保护其利益有所助益。毫无疑问,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的,但是中国不动声色地劝说朝鲜终止核武计划、开启经济改革,实际上促进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目标的实现。无独有偶,北京悄无声息地给缅甸政府做工作,劝其调整对内政策,为稳定该国局势创造了条件。此外,苏丹政府起先拒绝在西方压力下妥协,但最后却同意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苏丹,这其实也是在中国的成功劝说之下才做到的。

  第四,中国对美国软实力的戒拒一般来说是防范性质的,在涉及中国内政时更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人在讨论软实力时,心里主要还是想着国内而非眼睛向外看。尽管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对美国的意图心存疑虑,也不确定美国经验对中国走向现代性的道路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但是他们还像接受市场经济一样,分享着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价值。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也不断强调在中国完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虽然“民主”在中国更多的是指“协商民主”而非普选,但是各级政府的确在认真研究和逐步实践选举政治。这种情况与那些被激进观点主导的国家和社群大相径庭。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位美国分析家曾说到:“我们过去总说中美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与美国价值观和塔利班、‘基地’组织奉行的价值观之间的巨大鸿沟相比,中美之间的这点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五,中国在实践中正大力借鉴美国构建软实力的技巧和做法。中国很多官员、军官、法官、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都曾在美国接受培训。当然,他们也为美国的各学科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过去十来年间,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国的不少智库开始崭露头角,它们以美国的同行为借鉴对象,而非以日本、俄罗斯或者德国的相应机构为借鉴对象。

  第六,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威胁面前,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和粮食短缺等全球性挑战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美的软实力可以相辅相成。比如,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倘若中美能够各自做出减排、节能、增效的承诺并就此展开有效合作,则不仅能为他国之间的合作树立典范,亦可提升两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此外,倘若两国能够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压力,在20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携手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则中美既能赢得更多尊重,又可以消除那些对于21世纪新型大国冲突的忧惧。值得庆幸的是,奥巴马政府点燃了新希望,即美国正走到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正确方向上来,而中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也表明中国在前述问题上会做出同美国相近的政策选择。

  五、结语

  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大张旗鼓地谈论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并采取措施积极发展软实力,这并不令人惊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所采取的精明的现实主义策略。倘若它能够将软硬实力的资源相互融合,便可以减少令邻邦忧惧或催生制衡同盟的可能。软硬实力相结合,即所谓“巧实力”,才是一种成功的策略。比如,19世纪俾斯麦在用普鲁士的硬实力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后,又巧施软实力使柏林成为颇具魅力的欧洲外交之都。冷战期间,美国也是软硬实力并用与苏联相抗衡。由此,中国对巧实力的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这是否会给他国带来麻烦,这就要看中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了。如果中国一心想要操控亚洲政治并将美国排除在外,这种战略很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接受“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角色定位,它的软硬实力的综合运用便会是一种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让中国成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网络中的重要角色。

  当今,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远不能与美国或欧洲匹敌,但忽视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进展是愚蠢的。幸运的是,这些进展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软实力并不是一国所得必是他国所失的零和游戏。举例来说,如果中美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变得更富吸引力,那么两者发生破坏性对抗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倘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自然是正和关系的一部分了。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1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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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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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蓓蓓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去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评论以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和俄印欧等主要国家地区“东望”为宏观背景,提出中国应该反向行之,有“西进”的战略谋划,即和包括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区的西部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王缉思写道。

  文章甫出,便在美国引起讨论。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身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之位的王缉思是国内极具分量的中美关系专家,并曾在培养党务干部的中央党校任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更因为文章中所讨论的“西进”谋划和美国及北约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吻合。一个天然的疑问随之产生:中国是否欲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填补美国及其盟友留下的空缺、成为一个新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活跃程度日益显现。在过去七年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30%左右,高于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而和南亚、西亚各国的贸易额也在过去十年中迅猛增长了30倍,远超中国外贸的平均增幅。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同西部各国频频签下的有战略意义的合约也成为“西进”大局酝酿之中的有力注脚。2007年,中国央企中冶集团斥资30亿美元拿下阿富汗最大铜矿艾娜克的开采权,随后,中石油继建成中亚天然气管道后又成为首家获准在阿富汗开采石油的外国企业。今年年初,中国接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运营管理,被认为是向波斯湾拓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解读王缉思的“西进”谋划时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曾经有一条著名的战略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但是这样的解读忽略了王缉思文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即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已经呈现“零和格局”的思维模式,而在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风险的西部地区,两个超级大国在投资、能源、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与其将西部地区看作又一个中美两国的角力场,不如看作对东亚零和博弈的有益缓冲。

  在王缉思看来,中国本不应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东亚国家”。中国的名字,如果直译成英文,应该是Middle Kingdom(中间的王国),理所应当考虑多向发展自己的地缘优势。

  3月12日,笔者和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王缉思教授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王教授首次公开阐述他提出“西进”谋划背后的外交逻辑。

  以下为对谈实录,经过缩减和编辑,并经王缉思本人审阅。

  问:您提出的“西进”战略谋划,从内容上来说,和过去20年国家逐渐对西面开放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您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是否和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即将从阿富汗撤兵有关?

  答:“西进”不是一个很短暂的策略性的周旋,不是“敌退我进”。主要不是针对美国的。“西进”应该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第二个“中国”指“中间的国家”——编注)。西进不是一个战略,只是一种战略思路。

  在《环球时报》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展开谈的是中国要搞西部大开发。中国从地理上来说是西高东低,从经济上是西低东高,因此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再平衡。在中国古代,首都是在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地方——当然燕国和明清时也到过北京,但首都自古不是集中在沿海,而是在内陆。“西进”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内部的平衡。

  西部开发自然要对中国西边的国家开放。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可以生产很多穆斯林喜欢的商品,向西出口不是很好么?新疆同中亚发展经贸关系很近便,但同日本韩国通商就是舍近求远。西藏可以同尼泊尔发展经贸关系,云南经济向缅甸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面貌就可能尽快改变。

  问:所以“西进”首先是中国内部经济再平衡驱动的?

  答:对,首先是中国内部的经济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会影响外部的平衡。中国在西边遇到了一些挑战: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即所谓三股恶势力。如果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乱起来,这些恶势力可能向中国蔓延。中美在这个地区有合作余地。

  从连云港和中国东部其他港口修高速路可以一直通下去。可能一些国家有所顾虑,但是早晚是要通的。现在有几个路径可以走,走西南方向从四川、云南走到缅甸,到印度洋的出海口;或者从新疆经中亚、土耳其到地中海;还可以从经里海地区走到阿姆斯特丹。这个欧亚大陆桥是若干方向的,把这种基本建设加起来考虑,对中国经济是很有意义的。也帮助“沿路”国家共同发展。“要想富,先修路”,还有油气管道。克林顿国务卿提出在中亚、南亚建“新丝绸之路”,中国也应当考虑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或者几个国家合作来搞。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设想,是地缘经济的设想。过去鸦片战争是从中国东边敲开的大门,不是从西边,所以比较发达的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

  我刚开始学习国际政治的时候,非常羡慕美国。美国是两洋国家,中国是“一洋”,但是现在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地缘的劣势可以变成地缘的优势。我们东边向海洋发展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一边洋一边陆,为什么不用呢?原来西方国家很强,把中国说成“远东”,我们也自称为东方国家,现在我们的地缘地位有很大改变,可以把中国重新想象为“中国”。

  问:但是国内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讨论也不少,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习惯看自己为东方国家,所以感觉美国要到我们的地盘上来了?

  答:美国战略重点往亚太地区转移,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需要考虑积极应对,但没有必要做出强烈反应。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东亚,而我们也只想着在东亚这个地方转悠,就被套住了。

  许多美国战略家和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将中国看作东亚的一部分。美国和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种族上接近,我们说它是“西方”。其实美国在中国东边,中国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从政策、战略上讲,美国一直将中日韩、东南亚放在一起来考虑,潜意识将中国定义为一个东亚国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人到东亚,最先侵入的是日本,然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来打了三场战争——太平洋战争即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规模和代价都比伊拉克战争等大多了。美国人一想起中国,就会想起这三场惨烈的战争,他们是绝不会放弃在东亚的战略存在的。由于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他们的想法,就有可能限制我们自己的战略思维。李光耀(新加坡前总理——编注)提出:中国当然想要成为东亚霸主,那怎么能不排挤美国呢?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亚太霸主,怎么可能容得下有两个霸主并存呢?这样一种“零和格局”的战略思维不摆脱,中美就不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如果你把这个视野放大,把中国想成是正在向西发展的亚洲大陆“中间国家”,利益和影响不仅向东发展,更迅速拓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拉美,从地区强国向全球角色转变,成为各个大国的全球合作伙伴,那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理念就不同了。中国没有想当东亚霸主,甚至没有必要当东亚霸主。如果讲雄心或者野心(在英语里是一个词),中国的雄心是要在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东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是像美国那样想当霸主。

  问:所以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是俄罗斯和非洲。

  答:我个人认为,这个出访路线不是故意设计来针对美国或者日本的。中国没有结成反美同盟的想法,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巩固原来的伙伴关系,发展新朋友。中国不是要“突破”美国的包围圈,美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包围中国。俄罗斯一直就很重要,至于南非,是开金砖五国峰会,早就定好了的。金砖国家的峰会不能放到美国或者日本开吧?

  东亚对于中国还是很重要。中国是东亚的核心国家,但并非中国的所有部分都属于东亚,比如新疆和西藏在文化上就更为接近中亚、中东、南亚,而不是中国以外的东亚。中国西部地理上比较靠近欧亚大陆的中间了。

  刚才说完了“东西”,另外一个地缘战略的概念是关于“南北”。中国从经济上看好像是一个南方国家,即77国集团所说的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很大一片领土是北方,冬季寒冷,跟别的南方国家差别很大。中国不想永远当发展中国家,目标是进入发达国家也就是北方国家的行列。现在中国经济水平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上”水平,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所以它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middle state(中间国家——编注)。

  问:但事实是,中国这段时间的国际新闻还是比较集中在东亚问题,例如钓鱼岛和朝鲜半岛上。

  答:我喜欢到处跑,之前去日本、韩国、东南亚比较多,就把自己的眼界放在那个地方了。后来往西边看一看,眼界大开,某些方面颠覆我的世界观。你可以说亚洲是中国加上它的邻居,但是你不能说亚洲是日本加上它的邻居(笑)。国际新闻的热点问题,过去几十年换过好多次了。

  问:所以“西进”只是外交战略的关键一步。

  答:对。如果只是说“西进”,会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短期的设想,但实际上我想的远远超过这个。这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外交战略、奠定全球地位的根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dominant power(统治性的力量——编注),但是一个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国家。这种迎合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内生驱动的,机遇大得很。当然,挑战和风险也越来越大。

  问:中国经济利益向全球流出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非经济利益的输出。譬如现在沙特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它的石油输出主要是从海上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由美军护航的。那么今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石油利益越来越大,美国不愿意让中国搭便车,是不是就要中国自己来保护经济利益?

  答:会有这样一个趋势,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考虑在更大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正是这样一种需求,促使中国必须加强和各个地区国家的合作,也包括美国这样的海上强国的合作。放眼看,中美在印度洋、非洲、拉美不是零和格局。非常现实地讲,中国不可能很快造出十艘航母,到世界各地去游弋。不但财力无法做到,政治上障碍也很多。保护海上安全、海洋通道,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现在连美国也感到它当海洋霸主力不从心了,它也想要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分担责任。

  问:所以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是没办法保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的。我记得有一年赞比亚总统大选,一个候选人承诺如果当选,会改善和台湾的关系。当时中国这边是做了一些干涉。

  答:我认为中国的作用还是middle state。美国总是想着怎么改换别国的政权,比如(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朗政权,但是它在把伊拉克政权搞垮后,伊拉克现在一塌糊涂。美国也在重新思考,接受教训。美国和欧洲的干预有它的局限性。对于发生内乱的国家,西方总会考虑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其他国家,有的是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利益,有的是有利益而没有干预的手段。中国是有利益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手段,就这点来说,也是处在中间状态。不干涉内政还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但有了利益,就不可能完全袖手旁观。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要帮助其他国家做好本地治理,维护自己在那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至于具体怎么做,中国还在摸索、实践。

  问:所以将来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外交大战略的话,是需要把眼光从东亚放开一些,成为全球治理者。

  答:东西南北,大家都是利益攸关方。G2的想法比较狭隘,讨论基本上限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实际上,其他各国也有各自的势力和影响。说得直白一点,中国力量发展以后,应该能够平衡其他国家间的利益,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全球帝国,可以通过调整美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来影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平衡,也可以设法调整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平衡。中国这么大,不能只看别人玩牌。

  问:现在全球经济放缓,中国GDP增速预期目标降低了。盘子大了,经济不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怎么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答:现在其他国家经济都不怎么景气,中国GDP增长率自然要降低。中国原来吸引了很多外资,现在人家自己钱都不够用,引进外资当然会比较困难。中国自己的对外投资现在也要仔细盘算,和谁做买卖、向哪里投资能挣钱,要好好谋划,不能像一开始那样,出了事故、遭受了损失才开始注意。要增强自觉性,研究风险规避。

  另外,中国需要有和他国合作的态势和意识,并且形成战略。现在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基本是独资。需要让他国分担我们的风险。当然,合作意味着你也需要承担别人的风险。

  中国企业将来在海外做大了,要做成上游的,像一个融资公司那样。不是别人请你去盖房子、去修路,你就去,干完了再换个地方。做个比喻,要从一个装修公司发展到一个房地产公司。中国企业和中国战略一样,要学会往上游走,最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包蓓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与国际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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