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慧慧  来源：新华网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的中美关系研讨会4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可能，相信两国关系能够继续保持和平。

　　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隔着太平洋进行谈判，最终促成了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35年来，两国关系走过风风雨雨，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

　　大国崛起必然爆发冲突是伪命题

　　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历史性会晤，达成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

　　“一些人对新型大国关系持有怀疑态度，比较突出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他们对此非常悲观，指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跟守成大国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和战争，所以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说。

　　“但是历史好像不完全是这样。”贾庆国表示，19世纪后半叶，美国崛起就没有导致它和守成大国英国之间爆发战争，而且英国也没有准备遏制美国的崛起。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崛起也是和平的，没有和美国爆发军事冲突和战争。

　　他说，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在它们崛起过程中没有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不是通过领土扩张，而是通过贸易实现自己的海外利益和国际威望，它们和守成国家共享一些价值理念。

　　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可能

　　贾庆国表示，中国和平崛起和中美之间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可能。

　　他说，中国也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和坚定支持者、拥护者。

　　“中国也不进行领土扩张。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和周边国家谈边界协议，试图把自己边界固定下来，目前与印度以外的邻国都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也是一贯的，并没有把范围扩大。”贾庆国说。

　　他说，中国也是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自己的国际利益，提高国际声望。中美在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上的分歧也在大幅减少，尽管在操作层面上还存在很多不同。

　　“希望邓小平的梦想——两国和谐相处能够实现”

　　中美建交的亲历者、美国前总统卡特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他说：“美中关系的未来必定是友好、相互支持，这有益于两国和世界。我希望邓小平的梦想——两国和谐相处能够实现，这也是我的梦想。”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发言中表示：“当年卡特和邓小平关于两国建交的决定是正确的。35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为基础的繁荣和平的亚洲。”

　　他说，今天两国经济关系继续繁荣，投资贸易迅速增加，两国领导人多次会面，相信美中领导人能够追随卡特和邓小平的道路继续维护太平洋未来35年的和平稳定。

　　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说，美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必须确保它在正确的轨道上，希望美中能有健康持久的关系，彼此信任，通过合作解决问题。

来源时间：2014/10/18   发布时间：20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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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鞍钢  来源：《学术界》2014年5期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奇迹。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民经济各方面不断赶超美国社会水平的同时，也应明确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优势。作者通过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从一国的GDP、出口额、制造业产出、人力资源、综合国力等5 项指标，揭示了美国逐渐衰落的过程，并且详细分析了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结论是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由于文化根源、军事与金融集团对利益的攫取与瓜分等等制度的缺陷，美国的衰落将成为不具争议的事实，而我国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显现出它的优越性与生命力。

　　〔关键词〕国家发展生命周期; 国家创新论; 制度竞争; 当代社会主义制度

　　一、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

　　什么是现代世界发展的规律? 早在近100 年前的列宁就指出：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当时世界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年7 月- 1918 年11 月)〔2〕，而后又爆发了资本主义大萧条危机( 1929 -1933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9 月1 日- 1945 年9 月2 日)〔3〕和冷战( 1945 – 1991 年)〔4〕，为此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有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唯一的胜利者，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总结，自1820 年以来，世界现代经济历史具有三大特征： ( 1) 世界经济增长特别迅速。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人口增长率比较高，经济增长率又高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长，贸易增长率又高于经济增长率。( 2) 世界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存在不平衡性，经济增长模式极不相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悬殊。( 3) 世界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的，既经历了经济繁荣，也经历了经济衰退，呈现出阶段性特点。〔5〕安格斯·麦迪森更多地描述自1820 年以来的世界不平衡发展，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大趋异”。

　　我们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1820 – 2008 年的世界经济数据库，〔6〕对2030 年世界及主要大国做了长期预测与展望，其主要结论是，未来时期南方国家高增长，北方国家低增长，全球发生前所未有的南北国家大趋同，南北格局大逆转，主要发展指标将由20 - 30 年之前的“( 南) 三( 北) 七开”到目前的“五五开”，再到20 – 30 年之后的“( 南) 七( 北) 三开”。〔7〕

　　这表明，在21 世纪，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仍然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但是与19 世纪、20 世纪已经截然不同，出现了全球南北国家大变局，不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但也处在“天下不太平”的时代。目前全世界不仅有239 个国家和地区，〔8〕G8 转向G20 大国，代表了全世界大约80%的人口、85%的GDP，成为全球治理一种良好的新机制，〔9〕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个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全球趋势： 一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世界各国越来越利益相连、命运相关; 另一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商战取代了军事战争，创新取代了核威慑，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之度外”，不仅是封闭就要落伍，即使是对外开放仍可能落伍，诚如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言：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10〕

　　进入21 世纪之后，开始验证这一预言。更加明显、更加突出的是中国迅速崛起与美国加速衰落。当然对前者已经没有多少争议了，即使是奥巴马总统也公开声明“美国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的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11〕但是对后者的争论甚大，就美国学者而言，就分为不同的声音。〔12〕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有自己的长期的跟踪性专业化研究，对此给予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回答，务实的而不是想当然的看法。

　　这里我们需要回答几个关键性、关联性的问题： 美国是否真的进入衰落阶段? 如果是，有哪些重要的标志? 到底是短期衰落，还是长期衰落?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衰落? 是外因如中国崛起，还是内因如美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持续衰落下去的话，其后果是什么? 对中国来说，我们应当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提高战略能力，借势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二、美国加速衰落与中国加速崛起

　　笔者是采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认识和理解国家兴衰的，并选择5 个定量指标( 一国的GDP、出口额、制造业产出、人力资源、综合国力) 占世界总量比重来计算、衡量和考察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的生命周期的。〔13〕由此既可以验证美国在历史上崛起的过程( 如1870 – 1913 年) ，也可以验证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的顶峰时代( 1945 – 1955 年) 、强势时代( 1955 – 1990) 、独霸时代( 1990 -2000 年) 以及衰落时代( 2000 年之后) 。

　　20 多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的超级霸权，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所谓“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在20 世纪90 年代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总量基本稳定，甚至在90 年代末期因ICT 革命还明显上升，美国GDP 占世界比重由1990 年的26. 1% 上升至2000 年的30. 8%。这可能是二次大战之后最后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也伴随一个积累性经济泡沫，随后就出现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14〕这又促成了美国2008 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当美国成为不可一世的超级强国，却无意识地深深陷入“美国病”，出现了无法预见的加速衰落。进入21 世纪的十几年，美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到2012 年下降至22. 0%，比2000 年下降了8. 8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 73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也由2000 年的11. 8%下降至2012 年的8. 7%。从综合国力角度看，美国占世界总量比重由2000 年的19. 9%下降至2010 年的17. 5%。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 强企业数看，美国从2007 年的高峰177 家下降至2012 年的132 家，减少了45 家( 见表1) 。这是美国持续衰落的重要阶段，不可一世的世界超级强国很快成为历史。但是美国的知识精英并不认同。〔15〕

　　与此相反， 21 世纪头十几年又是中国迅速崛起的重要阶段。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由2000 年的3. 7% 上升至2012 年的11. 6%，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总量比重由2000 年的4. 3% 上升至2012 年的11. 5%。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出口贸易总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分别由2000 年的8. 3倍和2. 7 倍缩小为2012 年的1. 9 倍和0. 75 倍。从综合国力角度看，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由2000 年的8. 0%提高至2010 年的14. 0%。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 强企业数看，中国( 大陆) 从2000 年的9 家上升至2012 年的70家，增加了61 家( 见表2) ，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总量比重比较适度，略有不足， 2012 年仅为9. 5%，低于中国GDP 和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见表2) 。从未来趋势看，随着中国上述指标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在2020 年都会在1 /5左右，中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比重的适应性上升也是势在必行。中国有更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海军的现代化、远洋化建设，又反过来保证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当美国在军费开支不得不做“减法”，只要中国不停地做“加法”，就会明显缩小与美国国防实力的相对差距。

　　三、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落呢? 这可能有多种解释。笔者是用“国家创新论”来解释的。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一个国家的兴起可能是由于国家之间竞争，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响应，从模仿创新到主动创新; 反之，一个国家的衰落也可能是由于国家之间竞争，创新能力减弱，甚至消失。当时笔者主要集中在中国问题上，用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近代中国为何从强大到衰落，也解释现代中国为何从衰落到强大。〔16〕还没有来得及分析美国是否衰落、为何衰落的问题，不过笔者一直是将美国锁定为中国追赶的对象，持续关注美国的动向，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为何美国会从它的巅峰上衰落下来呢? 这并非是中国之错，中国崛起是很自然的事，同样的是，美国衰落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历史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采用一国主要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占世界总量做相对比较。

　　各国的现代化有先有后，他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就会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从不正常到开始正常的过程。先发展的国家就会出现经济指标( 如GDP)占世界总量比重高于人口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后发展国家却与此相反，出现了与先发展国家的趋异趋势，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常的; 当后发展国家也进入经济起飞，与先发展国家趋同趋势，就会出现像美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下降，像中国GDP 占世界比重上升的情况，开始从不正常转向正常，即使如此，美国的这一比重仍然高于人口占世界比重，中国的这一比重仍然低于人口占世界比重。这表明美国这一比重还会进一步下降，中国这一比重还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所以当中国从改革开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美国衰落还源于许多主观原因。

　　不过，美国是最缺乏“自知之明”的，总是把自己的问题视为“中国错误”。例如美国失业率上升，就业人数减少特别是制造业人数减少，就怪罪中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又如美国出口能力相对下降，而拼命地增加进口，持续出现巨大的有不可逆转的贸易逆差，就怪罪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尽管我不是美国的“医生”( 指美国问题专家) ，是中国的“医生”( 指中国问题专家) ，不过我的研究表明，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因。美国如同“西方巨人”，形象地讲，长期患有“美国病”或“美国综合症”或“美国慢性病”，其中它特定强大的本身就如同美国十分流行的“肥胖病”。〔17〕这里，我简单地概括为几点：

　　第一，美国的“骄傲自满症”、“自高自大症”。1956 年毛泽东讲过：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8〕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从发展阶段视角看，中国发展水平低，没有资格骄傲，只能谦虚谨慎，美国发展水平最高，总有资格骄傲自大，还根本看不上中国的进步; 从文化背景看，中国视虚心为美德，美国视骄傲为美德; 从双方交流看，中国愿意学习美国，“洋为中用”，美国从来就没有想向学习中国，“中为美用”。这就应了毛泽东的箴言，中国才会日新月异，〔19〕美国才会退步衰落。〔20〕这是美国衰落的文化根源。即使他们意识到了，改也比较难。

　　第二，美国的“战争过瘾症”、“军事干预症”。从历史上看，每当美国发动一场战争之后，其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就会下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按1990 年国际美元价格的数据计算，朝鲜战争之后( 1950 – 1955 年) ，美国GDP 占世界比重下降了0. 8 个百分点，越南战争之后( 1965 – 1975 年) 下降了3. 1 个百分点，〔21〕时间最长，下降幅度最大。但是美国从来就没有吸取过教训，更谈不上“悔过自新”。进入21 世纪，仅小布什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因“9·11”事件就发动了两场战争，一是阿富汗战争( 2001 年10 月- 2014 年12 月) ，二是伊拉克战争( 2003 年3 月20 日- 2011 年12 月18 日) 。美国学者将小布什的决策称之为“强奸民主体制”。〔22〕按1990 年国际美元价格的数据计算，仅在2000 – 2008 年期间美国GDP 占世界比重就下降了3. 3 个百分点。〔23〕这两场战争的费用要远高于越南战争，其相对代价大体差不多，加速了美国自身的衰落。

　　第三，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症”。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天生的爆发经济危机的弊端和必然的伴随物。历史上就曾有“大萧条”，美国危机演变为世界危机。21 世纪的次贷危机，〔24〕实际上发源于20 世纪末， 2005 – 2006 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抵押违约率上升，而普遍由金融公司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Mortgage – Backed Security，简称MBS) ，失去了其大部分的价值。以2007 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25〕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已经有所复苏，按不变价格计算， 2012 年美国GDP 已经达到了2007 年的105%，但是，总就业人数仅相当于2007 年( 1. 461 亿人) 的97%，〔26〕美国至今还处在金融危机阴影之中。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的“当代贾府”，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 持续扩大，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GDP 比重，在小布什任期时，由2001 年54. 7%提高至2008 年的76. 1%，提高了21. 4 个百分点，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到2012 年又达到103. 0%，比2008 年提高了26. 9 个百分点。这是典型的“在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机制，每一届政府都会给后人留下沉重的负债。

　　第四，美国的“过度军事开支症”。2000 – 2010 年，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总量比重都在40%以上，其中2005 年达到最高峰值44. 9%，相当于当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的1. 6 倍、美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的5. 2 倍，即使到2012 年下降至39. 1%，仍相当于美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 22. 0%) 的1. 78 倍，相当于货物与服务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比重( 8. 7%) 的4. 49 倍。这是典型的过度扩张、“得不偿失”的案例。保罗·肯尼迪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 生产性) 财富，而是用于( 非生产性的) 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 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 ，它就冒一种风险： 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如果这个国家正处在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难将变得更加严重。他还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27〕显然，美国经济、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比重下降曲线与美国军事开支占世界比重的持续上升开始转而下降，出现了一个“时间滞差”。

　　为什么美国始终保持过度性的军事开支呢? 这是因为美国既有一支世界最强大的、最昂贵的军队，并在全球部署庞大的军事基地，〔28〕又有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集团，构成了独立于美国社会的两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互为“利益共同体”，如同奥尔森所定义的“分利联盟”(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 。〔29〕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及军队总是故意夸大世界威胁，具有强烈的增加军费开支的政治需求。这就是所谓军事费用日益增加的规律。另一方面，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又需要从国防部获得大量订单，才能够生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存需求日益增加的规律。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与在纽约的华尔街，它们构成了美国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大限度地追求国防预算。他们可以合谋行动游说美国总统行政当局和国会，对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即使目前奥巴马政府迫于财政债务危机而不得不削减军费开支，〔30〕但并没有改变美国过度性军事支出的基本格局。对此美国的智库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衰落的致命伤，反而视为美国强大的优势所在。〔31〕它们共同制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危机：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下的战争和军事干涉危机; 由金融投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无论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还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他们都不会创造物质财富，前者是摧毁物质财富，后者制造虚拟财富，他们都不会保护人民，前者是杀伤无辜居民，后者掠夺投资者和股民。确切地讲，正是他们成为加速美国衰落的“始作俑者”。

　　四、结语： 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

　　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而不同的制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们会各有长处和短处，也会共存与竞争。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是具有学习力、创造力，因而就具有竞争力，即使处于弱小不利的地位，它们也会沿着国家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进入成长期、加速期，达到强盛期。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凡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走向退化，进而衰落。

　　发源于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优于传统的几千年承袭下来的封建主义制度，美国从荒芜一片的新大陆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并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时宣告“历史终结”。但是历史发展并非那么简单，更出乎于美国人的预言，它自身进入了衰落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制度的“三化”( 老化、僵化、退化) 的结构性问题。对此，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仍是自命不凡、自傲自大。

　　发源于几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当代社会主义制度， 1956 年毛泽东相信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花50 年( 指到2006 年) 、60 年( 指到2016 年) 的时间可以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国与美国的GDP 差距有多大，他是选用了钢产量作为追赶美国的定量指标。实际上，在1950 年时，美国GDP 相当于中国的5. 94 倍，到1957 年，已经缩小至4. 63 倍，显示了加速追赶特征。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32〕但是毛泽东急于求成、急于求快，发动了“大跃进”，欲速则不达， 1977 年美国GDP 相当于中国的4. 59 倍，〔33〕未能显示出追赶特征，也未能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毛泽东的失误“在于政，不在制”。〔34〕换言之，毛泽东的失败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党( 指中国共产党) 、现代国家(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制度，而在于他所实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的过失。1978 年之后，邓小平不仅推动了改革开放，而且重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政府制度，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1992 年，中国与美国GDP 的相对差距就缩小至2. 41 倍。〔35〕这是新中国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极大地显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更具有优越性，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制度的“三化”( 年轻化、与时俱进、进化) 。换言之，中国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国，能够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 能够持续地创新，而不中断、不夭折; 能够比其它竞争国家( 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36〕

　　注： 本文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课题之二，写于2013 年5 月16 日。

　　注释：

　　〔1〕列宁指出：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 年8 月，《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709 页。

　　〔2〕第一次世界大战，大约有6，500 万人参战，1，000 万左右的人丧生，2，000 万左右的人受伤。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估计损失约1，700 亿美元( 当时币值) 。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绝大多数资料估计大约有6，000 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包括约有2，000 万名士兵和4，000 万名平民，其中许多平民分别死于传染病、饥饿、大屠杀、轰炸和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

　　〔4〕冷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随着80 年代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民主改革，促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倒台，到19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正式结束。

　　〔5〕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北京： 改革出版社，1997 年，第1 – 11 页。

　　〔6〕〔21〕〔23〕〔33〕〔35〕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 – 2008 AD.

　　〔7〕胡鞍钢、鄢一龙、魏星： 《2030 中国： 迈向共同富裕》，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8〕其中联合国有193 个成员。

　　〔9〕Atlantic Council，2012.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 – Western World.

　　〔10〕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年11 月8 日。

　　〔11〕2011 年1 月19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宴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华盛顿2011 年1 月19 日电。

　　〔12〕持“美国衰落论”者众多，如1987 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500 – 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提出“美国衰落论”; Handel Jones，2010. Chinamerican： TheUneasy Partnership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Mc – Graw – Hill Campanies，Inc. ; Dr. Marvin Folkertsma( professor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fellow for American studies with The Center for Vision & Values at Grove City College)。

　　〔13〕〔16〕胡鞍钢： 《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1 期。

　　〔14〕互联网泡沫( 又称科网泡沫或dot – com 泡沫) 指自1995 年至2001 年间的投机泡沫，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的事件，在2000 年3 月10 日纳斯达克指数到达5132. 52 的最高点时到达顶峰。随后互联网网络经济泡沫的崩溃，在2000 年3 月到2002 年10 月间使IT 业界失去约5 万亿美元的市值。

　　〔15〕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 Joseph Nye) ： 《美国衰落覆灭论的衰落与覆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站，2011 年10 月7 日)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 《如何打造第二个美国世纪》(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3 年4 月23 日) 。

　　〔17〕美国人口肥胖率由1962 年的13%一直上升，在1997 年达到19. 4%，2004 年达到24. 5%，2007年达到26. 6%。2010 年35. 7%的成人和17%的儿童有肥胖问题。

　　〔18〕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 年9 月1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17 页。

　　〔19〕《礼记·大学》：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20〕2008 年8 月8 日，我与约翰·桑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 午餐时介绍了毛泽东的观点，我也坦白地发表了上述看法。他感到十分惊讶。

　　〔22〕《美国展望》杂志创始人罗伯特·库特纳( Robert Kuttner) 在2007 年就指出，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已经被破坏到十分糟糕的程度。布什政府狂妄自大，错误地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衰退。罗伯特·库特纳： 《大国的陷落———美国政治衰败与经济繁荣的终结》中文版，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242 – 243 页。

　　〔24〕次贷危机全称是次级房屋信贷危机(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是一个由美国国内抵押贷款违约和法拍屋急剧增加所引发的金融危机。

　　〔25〕从2008 年1 月1 日至10 月11 日为止，美国企业股票持有人随着总市值20 万亿美元下降至12万亿美元，蒙受了约8 万亿美元的损失。在其他国家的损失幅度平均为40%左右。

　　〔26〕美国就业人数最低谷为2010 年的1. 391 亿人。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27〕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1500 – 2000 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中文版，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年，第36、39、42 页。

　　〔28〕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分布可划分为3 个战略区、14 个基地群。三个战略区域即欧洲、中东和北非区; 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区; 南北美洲区。海外军事设施203 个，遍布世界3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陆军102 个、海军32 个、海军陆战队9 个、空军50 个，其余为国防部和联合勤务设施。美国海军兵力为33. 16万人( 不包括海军陆战队) 。编有6 个舰队，即第2 舰队( 大西洋) 、第3 舰队( 东、南、北太平洋) 、第4 舰队( 中南美洲海域) 、第5 舰队( 印度洋、波斯湾、红海) 、第6 舰队( 地中海、黑海) 、第7 舰队( 西太平洋、印度洋) 。

　　〔29〕这非常符合美国马里兰大学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 1982 年) 的“利益集团说”，利益集团最大限度追求特殊利益及最大化是一个国家衰落的重要根源。这种利益集团的垄断性、保守性、低效性以及对政府的影响都是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

　　〔30〕美国2013 – 2021 会计年度的国防支出将被强制削减约5000 亿美元。2013 会计年度( 2012 年10 月- 2013 年9 月) 将削减460 亿美元，相当于该年度国防预算的约9%，且须在之后7 个月内完成。美国此前已决定10 年内削减约4870 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加上强制削减的部分，削减总额将达到约1 万亿美元。中国新闻社，2013 年3 月5 日。

　　〔31〕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武装部队。尽管实施了自动减支计划，美国的核心防务开支仍高达5000 亿美元，比紧随其后的10 个国家的防务开支总和还要多。这种优势仍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3 年4 月23 日)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美国显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国家能够改变美国的地位(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3 年4 月29 日) 。

　　〔32〕胡鞍钢： 《中国政治经济史论( 1949 – 1976)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4〕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 “周之失，在于制; 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这里的“制”是代表着一整套制度，秦朝开创了郡县制，取代了周朝以来的分封制，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建立古代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上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成为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基本模式。这里的“政”是代表着一整套政策，许多政策是过多的、过激的、过度的，国家财力不堪重负，人民无法休养生息，因而秦朝就成为“短命”的古老国家。

　　〔36〕胡鞍钢： 《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81 页。

来源时间：2014/10/18   发布时间：2014/10/18

旧文章ID：123

作者：杰弗里• 贝德，乔纳森•波拉克，李侃如，张娟  来源：《领导者》总第58期（2014年6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完成的亚洲之行，访问的四国中有三国是美国的盟友，其中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在和中国擦肩而过的这次访问中，奥巴马高调指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并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轮流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协议。这次访问令美国盟友感到硕果累累，对中国来说却是压力重重。此次访问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加大重返亚太的力度?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否会因此而再次陷入冰冻期?重返亚太政策对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势有何种程度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以及当下的热点事件，《领导者》杂志在美国对国际问题学者进行了专访。

　　《领导者》：不少中国媒体提到了奥巴马“失败的”亚洲之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没有获得日本的让步。您如何评价此次访问?

　　贝德(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首先，我认为美国与日本在TPP谈判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最基本的市场准入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东京的简报会上，美国提到了谈判的重大进展，日本方面并没有否定。双方还解释了为什么谈判不能过快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奥巴马总统的此次访问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安慰美国的盟友，尤其是目前与中国发生矛盾的盟友;而另一方面，需要清楚地指出美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同时希望该地区的国家也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

　　如果仔细审视奥巴马总统在东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记者招待会，就会发现这两种信息同时存在。奥巴马总统确实提到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但他同时也强调了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并敦促日本缓和中日关系，在东海避免有可能引发紧张局势的举动。奥巴马的这一行为就是想寻求达成平衡。

　　我想再补充一点。美国所面对的局势是每个国家都有的情况。事实上，中国本周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显然，中国政府希望普京的访问能够成功，突显两国的战略关系。他们也许就天然气的协议以及两国军方的联合行动展开了谈判。但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还会观察美国的反应。在中国人看来，如何在接近普京的同时，不使中美关系受到影响，就是一个挑战。中国需要很谨慎地处理普京的访问。这是每一个大国都会面临的挑战。

　　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我认为这次平衡之旅是成功的。有些媒体基于TPP 的谈判认定奥巴马的访问是失败的，这些媒体预期当奥巴马访日的时候，能够完成TPP 的谈判。但在访问之前，就我和美国以及日本方面的谈话来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期待。媒体的期待过高。访问真正希望的是能够在总统和首相级别达成一些原则性谅解，以使得双方能够为此采取必要的艰难的政治步骤，通过市场准入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两位领导人在这方面达成了协议，还留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有待解决。他们都表示愿意利用个人的政治资本为最终达成协议而努力。这是比较实际的目标。对于情况是否真的如两位领导人所说的这样，我们还需要观察。当看到有些媒体因为没有在TPP上达成最终的协议，就认为奥巴马的访问是失败的，我个人是非常吃惊的。

　　波拉克(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我认为把此次访问称为“失败”有点过于严重。贸易问题上的谈判从来都不是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奥巴马对于完成TPP谈判的目标定位不太现实。他最初表示在去年完成整个谈判，但日本不愿意放开其高度保护行业的市场准入——很多都是在农业领域。这一点引发了TPP是否能够将日本包含在内的问题。当然，很多人说谈判是有进展的，我们会最终达到目标。此类贸易的谈判一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贸易谈判代表许下了并不能真正兑现的承诺。奥巴马认为他的参与会令谈判的差距缩小，但至少目前来看，并非如此。

　　不过总的说来，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并不能称之为“失败”。他在贸易问题上也许没有太多进展，但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访问中。当然在与菲律宾的访问中所签署的国防协议并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

　　《领导者》：《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许多中国人担心，日本会利用这一点在该问题上继续制造麻烦。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发布此声明?

　　贝德：首先，我们有责任保护整个日本，包括被日本政府管辖的岛屿，这一立场已经存在了四十年。该立场也被美国历届政府阐述过多次，克林顿讲过，小布什讲过，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讲过。如今，奥巴马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这是一贯的立场，也是《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

　　至于日本是否会利用这一立场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性的行为，对美国而言这也是很敏感的问题。首先，美国政府努力说服日本政府不要进行2012年的购岛行为。日本政府不顾美国政府的劝告，还是继续购岛。我在多个场合告诉日本官员，任何进驻该岛的行为在美国都是不受欢迎的。我相信美国官员很清楚地向日本官员表述过这一立场，诸如日本在岛上建立设施等行为都是美国政府极其不欢迎的举动。我相信美国政府会尽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奥巴马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的部分讲话内容也是旨在告诉日本有责任缓解紧张局势，这些讲话内容都是针对这一情况。

　　李侃如：首先，奥巴马总统发出该声明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任何新意。我们至少从1990年代早期就已经明确地持有这一态度;暗示性地持这一态度是从我们给予日本政府这些岛屿管辖权的时候，因为《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享有主权的区域以及日本政府管辖的地方。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的高级官员一直保持此立场。

　　但是，奥巴马总统的那次讲话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即该声明并不是给予任何人自由通行证。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各方都应寻求建立互信、处理危机的方法，应该和平地解决争端，而不是使用强硬外交，应该避免能够引发冲突的事件，等等。奥巴马在私下场合向安倍晋三表达了这一立场，我知道他也向中国官员表述过这些观点。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是《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答案是肯定的。二是美国支持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想被迫卷入盟友与其他国家交战的境地。我们努力让双方寻求解决方案，不鼓励使用武力，不鼓励威胁对方，达成一个有指导方针的行为准则。

　　我认为钓鱼岛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今年秋季中国将在北京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是一个减少紧张局势、缓和气氛的契机。

　　我再额外补充一点。当日本政府购买三个岛屿的时候，中国方面暗示这是美国鼓励的，或者事先得到美国同意。据我所知，在购岛之前我们是反对的。这不是美国战略或者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日本政府内部的事情，不是美国政府能够决定的。

　　波拉克：奥巴马总统作出该声明的用语是非常严谨的。但这并不是新的政策，也不是新的立场。前不久，国防部长哈格尔讲了几乎相同的话。一方面，奥巴马指出美日是盟友关系。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如果日本受到攻击，美国会进行援助，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也指出，美国不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选边站。虽然日本政府管辖着钓鱼岛，美国有保护的责任，但是奥巴马呼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克制，这是针对中日两国的。在我看来，在该岛上驻军并不是战略利益之所在。奥巴马总统一再强调他不愿意看到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岛上驻军将是改变现状的行为。总之，美国试图在该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平衡。这一声明绝对不是令日本在钓鱼岛上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支票。

　　《领导者》：奥巴马的此次访问预示着美国政府将在重返亚太政策上进行一些新的调整吗?

　　贝德：重返亚太并不意味着突然的转变，只是说美国在环视全球利益时，发现亚太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需要调整时间和资源，以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情况。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遗憾的是，这被看作是军事优先的政策，但初衷并非如此。当初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谈到该政策时，并没有谈及军事，也没有谈到中国。他提到的是亚太对世界日益重要的影响，美国应该把握这一情况。

　　李侃如：重返亚太政策包含一系列的目标，包括向东亚和东南亚投放更多的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资源。这个决定是奥巴马总统在任职早期的2009年做出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很清楚地表述了这一政策。奥巴马政府当时认为，小布什政府对如此一个有生机和重要的地区投入的精力过少，相比之下，没有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那样投放足够的资源。当时的决定就是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如外交努力)等，还有参加新的活动(如加入东亚峰会)等。

　　我认为这整个计划就是提高对亚太的重视程度，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出台新的内容。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讲过，美国考虑在该地区加入多边合作组织。这是在本届政府考虑了很长时间的一项政策。之后，我们基本上遵循了这一精神。我想说的是，一项政策的出台是要经过很长时间酝酿的。我们的重心放在何处，总统的时间应该花费在哪里，应该支持谁，这些问题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考虑的。

　　我注意到重返亚太政策出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摩擦更多了。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外交风格的改变导致的，中国在一些外交政策上，尤其是处理领土争端时，持有过于强硬的态度。我知道中方认为是美国在怂恿该地区其他国家挑战中国，中国被迫做出反应。在这方面，我很清楚我们不太能够轻易地说服各方。我认为重返亚太的最基本内容不是制造与中国的摩擦，而是创造更深一层的安全，防止阻挠经济发展的因素，让美国活跃地参与到该地区活动中。事情时常不是按照我们设想的那样发展，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认定原本设定的计划就是这样。

　　我对两国关系感到担心，是因为担心双方总是假定对方出于不好的动机。我不认为是重返亚太政策的出台导致的两国关系紧张。两国目前的关系呈现彼此越来越不信任的趋势，而不是认真审视局势，不让紧张局势主导双边关系。

　　波拉克：当宣布了一项政策之后，有时候会出现承诺与实际成果不相符合的情况。重返亚太政策就是如此。很大程度上，重返亚太政策都是被媒体炒作出来的。任何熟悉政府程序的人都知道，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军事政策，重大的变化不会隔夜发生。重返政策的一些内容甚至不是出自奥巴马政府，而是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总统希望证明的是大方向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无论下届总统是谁。只不过具体政策的实施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我认为大家对于重返亚太政策的战略性方向是没有异议的。但是问题是该政策所产生的极高的期待与美国日益缩减的国防预算之间的矛盾。鉴于动荡的中东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危机，有时候不得不说明，重返亚太这样的标签并没有太多意义。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不可能把所有精力和资源都投放到一个地区。我的意思不是反对把资源投放到亚太，但在执行这一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忽视其他全球性利益。美国应该寻找有效的方法，利用美国的实力，影响其他国家，尽量保持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

　　《领导者》：根据斯诺登的爆料，美国政府也对外国政府开展间谍活动，同时也有监控个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说服中国人相信，美国司法部对五名解放军军官的起诉是正当的?

　　贝德：美国对以窃取知识产权为个别公司谋取利益的行为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间谍活动——后者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做的事情——是区分开的。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在这个案子中，有针对五六家大型美国公司进行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包括相关技术、价格，以及正在进行的合同等。这种行为在美国是违法的，这是此次起诉的基础。据我所知，针对公司而开展的盗窃知识产权的间谍活动在中国也是违法的。我在中国官员口中听到很多次这个观点。

　　在我们看来，根据美国的法律，在网络上的盗窃和破门而入进入办公室进行的盗窃是一回事。WTO有一款名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协议，此协议针对的就是网络盗窃的行为。中国是签字国之一，美国也是，两国都反对盗窃知识产权。

　　波拉克：我认为这些指控都是很明确的，还会有更多的证据披露出来。这些指控指出中国的某些机构和个人针对美国公司开展普遍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些公司都是试图在中国进行商业竞争的公司，当他们的电脑被攻击时，大量的技术和敏感信息被系统性地盗窃。当我初到布鲁金斯学会的时候，我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某一天，布鲁金斯技术部门的人找我要硬盘，说这里中国学者的硬盘都被攻击并下载信息了。如果中美两国继续交往的话，这显然不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斯诺登揭发出来的对象是政府，而这起事件的中心是私人公司。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公司都在抱怨这一点。中国政府不断地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在这起指控中，美国甚至掌握了涉案人员的照片以及他们具体的工作地点。如果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况的话，那他们应该掌握这些情况。

　　如果我们不找出很现实的解决方案，这对两国的商业关系会造成严重破坏。

　　《领导者》：认为该起诉最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该起诉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如何?

　　贝德：我也不确定中国将会如何回应。我认为这五个人不会来美国，所以在美国不会有审判的行为，因此不会有针对个人的行为发生。中国外交部可能会发表声明。中国的公众可能对此有比较负面的反应，希望采取一些报复性行为。

　　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认真考虑这个行为本身是否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尤其中国宣称自己是吸引外国投资和外国公司的国家)，以及中国采取这样的行为是否对中国的名声有好处。我希望中国能够对此进行思考。

　　如果确实有报复性的行为发生，我希望是小范围的。但我并不认为双方会因此开展一系列的报复性行为。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波拉克：我也不确定这个事情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显然，被指控的军人不会向美国自首。美国政府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公开进行这一指控的。中国政府不能继续否认该事情的存在。两国间的商业间谍问题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领导者》：您对目前的中越海上摩擦有什么评论吗?

　　贝德：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希望中国和东南亚争端国能够在有争议的南海区域达成共享资源的行为准则。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类似冲突，争端国不顾另外一国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声言在争端水域活动，而另外一国又会很严厉地进行反击。这种行为会不断反复，不管是谁先引起了事端。

　　当然，在这些争执中，中国的实力比其他国家强，有更多的资源与其他国家对抗，并取得胜利。但中国领导人需要思考的是，这真是中国想要的吗?这些摩擦破坏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破坏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引发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焦虑。这些对中国都是不利的。

　　最好的方法是与其他国家达成共享资源的行为准则。这次与越南之间的摩擦，再加上与菲律宾的摩擦，以及中国在东海的争执——我认为同时与三个国家发生海事争执，对中国的形象很不利。

　　李侃如：当看到中国把深海钻井的平台转移到这块海域的新闻时，我挺震惊。这块海域是有争议的，越南长期宣称拥有它，中国也宣称拥有它，这在此之前没有被任意改变。我认为中国的这次举动是令人吃惊的。越南长期对其有争议水域被占有感到沮丧，我对越南此次的反应并不十分吃惊。我们知道他们是很强悍的人。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局势，非常令人遗憾。

　　波拉克：中国希望在该海域建设一个大型钻井平台，据我所知，耗资在10亿美元以上。中国公开宣布了在中越存在争议的海域开采石油的决定。中国政府以往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向比较克制。此次却执意在该海域开采石油。在与越南的摩擦中，甚至动用水柱来冲散试图前来阻止的越南船只，保护中国的作业。中国领导人应该意识到在这块有争议的海域开采石油会引发越南甚至美国的激烈反应。

　　坦率地讲，中越两国宣称主权问题毫无争论，这都是不对的。我个人认为，唯一切实的解决办法是两国在争端水域共同商议开发资源。在国际法中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跨越这一点。

　　另外，中国提出了睦邻政策。但东南亚国家的成员看到中国的行为，会发现这并不符合此项政策。这对中国也不利。

　　《领导者》：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在领土问题上是站到政府一边的，他们认为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

　　贝德：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这样，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不想放弃领土。我所谈的问题是在争端海域共同开发资源，不涉及领土的归属。中国也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几个争端国家的公司在争端海域的油田共同开发资源，或许还可以邀请其他国家的公司，这并不是对主权的摒弃，而是一种商业活动。我并不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对争端海域领土的声索，我谈的是对资源的共同开发。

　　《领导者》：到底是什么原因阻止争端国达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呢?

　　贝德：一方面是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最难的还不是是否赞同行为准则。各国都认为应该达成各方都同意的行为准则，但问题的关键是，共同的资源开发应该设在哪里?是应该在越南的领土声明最为严格的地方?还是在中国的领土声明最为严格的地方?或是菲律宾的?大家想共同开发，但他们想开发的总是对方宣称有争议的地方，不是自己宣称的区域。

　　《领导者》：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朝鲜。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配合，美国感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减小，就会减少在东北亚的驻军;反之，如果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得不到中国的配合，就会增加驻军，这反而对中国不利。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贝德：我认为如果朝鲜因为核问题或者导弹发射而成为威胁，或者越来越成为威胁，那么韩国、日本和美国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军事力量，寻求以某种方式来回应朝鲜有可能发动的袭击。在短期内，也就是到2017年，美国会向该地区派遣几艘带有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以应对朝鲜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我认为朝鲜越是一个威胁，美国、韩国和日本就越需要考虑如何应对，这是准确的。中国领导层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同意某些中国学者的观点。

　　李侃如：首先，防止朝鲜的核武化是符合中国、美国、韩国和该地区的利益的。我们想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我认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相同点比过去要多。只要朝鲜继续显示它有发射核武器的能力，美国就会继续增强其军事能力，保护自己以及盟友的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最好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合作，防止朝鲜核武化。

　　波拉克：朝鲜问题是令很多国家都很有挫折感的问题。不管正确与否，美国相信因为中国与朝鲜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可以约束朝鲜。仅在贸易问题上，朝鲜90%的贸易是与大中华地区开展的(包括台湾和香港)。有人说俄罗斯在朝鲜的投资也在提高，可是俄罗斯在朝贸易比例仅仅是1.1%。因此，中国对朝鲜也许不一定在政治层面，但至少在经济层面上有着非常密切的渗透。

　　美国很清楚地指出，我们在东北亚的军事活动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它和朝鲜的行为以及威胁息息相关。这些威胁是针对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如果来自朝鲜的威胁有所下降，也许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会有所减少。美国在半岛的驻军已经有六十多年了。而驻军的初衷即应对朝鲜的威胁却没有改变。问题是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来源时间：2014/10/18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122

作者：阮宗泽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4期

　　【内容提要】五年来，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一直饱受诟病，实质上折射出美国战略调整的困境，印证了美国已从唯一超级大国蜕变为特殊大国，沦为一个摇摆的力量。美国“再平衡”源于战略焦虑，主要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层面铺开。“再平衡”战略出现了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军事化，这将损害美国分享亚洲地区经济红利的机会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或为其盟友利用，增添了美国的战略负担。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南海事务，成为南海争端的“第三方”。囿于美国决策者抱残守缺，试图以20世纪的方式来应对21世纪的问题，“再平衡”战略的出发点、动机和方式均存在严重瑕疵与漏洞，加上推行过程中还受到国内外因素的严重掣肘，影响这一战略的变数甚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说明了美国将难以摆脱其战略困境。而且中东与乌克兰危机都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或许美国会逐渐认识到，在没有外来主导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有能力、有智慧塑造和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新秩序。

　　【关键词】再平衡战略;美国对外战略;中国梦;中关新型大国关系;亚太安全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新政”的标识，旨在发挥巧实力、选择“多伙伴”，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然而，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却说，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被误读了。

　　这不禁让人生疑：该战略被谁误读了?怎样误读的?更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战略被屡屡误读，恐怕说明此战略本身的确存在严重漏洞。五年来，饱受诟病的“再平衡”实质上折射出美国战略调整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已从唯一超级大国蜕变为特殊大国，沦为一个摇摆的力量。

　　在冷战期间.美国除了自身力量如日中天外，还通过“马歇尔计划”向盟友输血以换取支持。正是仰仗欧洲与亚洲盟友鼎力相助，冲锋陷阵，分摊负担，其霸权才得以维护。但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元气受伤，其盟友内困连连，自顾不暇，美国独木难支。在此背景下。美国虽然大肆宣称要“重返”亚洲，但其“再平衡”战略先天不足，缺陷明显，效果不彰，前景暗淡。

　　一、以“再平衡”重新定义美国的亚太战略

　　奥巴马2009年以“变革”为口号入主白宫，在外交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新定调。然而，字斟句酌后抛出的一系列口号：从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到“重返”，到“转向”亚洲，再到“战略重心东移”，争论始终如影随形。2012年以来，奥巴马政府从策略上进行了调整，代之以“再平衡”，并强调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有意淡化“重返”之说。

　　2011年11月.美国在夏威夷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随后奥巴马出访澳大利亚并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东亚峰会，成为参加东亚峰会的首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将留驻亚太。“作为总统，我做出这样一个战略决定——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坚持核心价值观和盟友的密切伙伴关系，在重塑该地区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更长久的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在亚洲刮起一阵“希拉里旋风”。2009年希拉里上任伊始，即打破传统，首次正式出访便前往亚洲，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并表示奥巴马政府要告诉亚洲国家，美国不再专注于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而是希望扩大并强化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

　　希拉里还反复强调，2l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太平洋世纪必定是“美国世纪”。随着伊拉克战争走向结束、美军在阿富汗开始向阿方转交安全职责，美国的外交重点正在发生变化。而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也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美国外交在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亚太地区增大投入。

　　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l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报告。奥巴马“深入参与”了该报告的讨论过程，还亲自作序。奥巴马在该报告发布式上讲话说，美军在经历十年战争后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虽然美军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做贡献，但有必要对其关注重点进行再平衡，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他强调，虽然美国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军规模将会缩减，“但世界必须知道.美国将维持其武装部队的军事超强优势，美军将保持灵活性，准备应对各种紧急事态和威胁”。

　　该报告主张缩减陆军规模，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调美国虽然面临预算压力，但将努力确保其“军事超强”地位，同时将美国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到2020年，美国60%的战舰要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除此之外，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将在2020年把60%的全球海外空军力量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

　　2012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阐述了美国“重返”亚洲的五大要素，包括：(1)加强与亚太地区安全盟友的关系;(2)强化与新兴力量如印度之间的现有关系;(3)建立全球与地区机制;(4)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与建设性的关系;(5)建设地区经济架构。

　　然而，多尼伦的这五大要素并未消除人们对“再平衡”的担心。这是因为该战略的军事彩色过浓，让其他要素相形见绌。

　　奥巴马2013年进入第二任期后，内阁重组。约翰·克里(John Kerry)接替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这是16年来美国第一位白人男性国务卿;共和党人哈格尔出任国防部长，苏珊·赖斯(Susan　Rice)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打消外界对“再平衡”命运何去何从的疑虑，美国政府表示“再平衡”战略将紧抓不懈。2013年11月20日，赖斯就美国的“再平衡”问题以及美国的亚太战略发表了讲话，特别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强化安全与繁荣、推广民主和促进人的尊严。美国将继续推进其“再平衡”战略，到2020年把美国60%的军舰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司令部将拥有绝大多数最先进的技术力量。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赖斯表示，美国将使与中国的合作性新型大国关系“操作化”。特别是要处理好那些无法避免的分歧。

　　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E.Dempsey)认为，美国“再平衡”战略有三个“更多”：即对该地区投入更多兴趣、有更多参与、投入更多人员及装备。

　　2013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1)表示，美国将继续全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他认为这一战略有三大重点：一是要将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现代化并升级，二是积极参与并投资区域组织的活动，三是要同本地区的新兴国家建立更好、更强劲的关系。拉塞尔还列举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所采取的诸多行动，例如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五大盟友的关系;加强同亚太地区性组织的联系，积极参与东盟首脑会议及部长级会议、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会议;加强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沟通与交流等。

　　总的来看，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主要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层面铺开。在政治层面，美国全面加强与老盟友、新伙伴的关系，积极参与区内各种多边机构的活动。奥巴马上台后，明显拉近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同时也拓展了与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的关系。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年底访问了缅甸，这是美国国务卿50年来首次访问缅甸，被称为“破冰之旅”。2012年11月19日，奥巴马接踵而至，成为对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的首位在任美国总统。这体现了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美国“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　deployeddiplomacy)”思想，即美国已经不满足于在海上亚洲保持主导地位，进而向陆上亚洲进行渗透，外交部署要向前沿推进。希拉里指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亚太形势，美国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在经济层面，美国对在亚洲“出口安全，收获赤字”的状况不满，一直想打开亚洲盟国的市场，为美国产品寻求更多出路。为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曾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希望向亚洲出口更多产品，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为此美国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2011年批准了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在亚太地区打造一个“高质量和具有约束力”的经贸框架，这是一个排除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掌控未来规则制定的主导权。2013年3月11日，多尼伦在亚洲协会说，美国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就是TPP，称其“既是经济目标，同时也是战略目标”，它“绝对明确地阐述了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长期存在的战略承诺”。

　　显然，美国一方面想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把持亚太地区经贸机制安排的主动权，担心大权旁落。

　　军事是美国的优势领域。也是美国“再平衡”战略上功夫下得最多、动作最迅速、影响最大的方面.正因如此，“再平衡”战略被涂上了厚厚的军事色彩。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更广泛、更灵活、更持久”，在针对朝鲜保持军事遏制的同时，加强在东南亚、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并通过培训与演习来增强其盟友及伙伴国的军事能力。自2011年起，美国在日本本土、冲绳、韩国、关岛、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军事调整和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达尔文基地.美军大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调往亚洲。例如，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猛禽”战斗机、“鱼鹰”运输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F一35战斗机以及濒海战斗舰、核动力潜艇等，都在加紧部署或者即将部署在该地区。美军制定了“空海一体”战略，以应对所谓中国的反介区域拒止，并与亚洲盟友举行频繁的军事演习，以提高两栖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

　　美国热衷于在亚洲展示肌肉，渲染亚洲地区的安全缺失，其目的是为威慑潜在对手，控制盟友，积极推销其战争产业与先进武器装备。亚太地区目前是美国武器的第一大客户。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演习的次数与规模均不断扩大，实为军火博览会。日本、韩国等已争先恐后地签下不菲的订单。美国以“援助”或“销售”的方式，向“友好国家”提供武器，名利双收。同时，美国还改变方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兴师动众地建设新的大型永久性基地，而是寻求与盟友及伙伴国协作，比如通过参加联合军演、训练和行动，确保其对伙伴国港口、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准人权，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此举既减少了成本和政治阻力，又笼络了伙伴。

　　美国与Et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有增无减。2013年1O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东京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举行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晤.加强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防卫合作，应对“21世纪威胁”。双方定于2014年年底前制定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17年来首次修改该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在2014年向日本派驻“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京都府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达，加强情报收集。而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强化合作，包括人员培训和联合演练，特别突出“夺岛”科目，针对中国的成分不断增加。由此可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光停留在El头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后，开始紧锣密鼓地向西太平洋转场和重新部署，这使该地区的一些争端要么被“解冻”，要么恶化，大大增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

　　二、美国的战略焦虑是动因

　　美国“再平衡”源于战略焦虑。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一直在对付现实威胁与长远对手之间徘徊。过去十多年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恐怖主义依然还在。而另一图景是全球力量对比迅速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正重构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版图。在目睹世界其他力量崛起的同时。美国自身却因国内极化政治、经济复苏缓慢、债务缠身、预算掣肘等因素而步履维艰。在遭受金融危机之后，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辩再次出现，“后美国世界”的声音不绝于耳，加剧了美国业已滋生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和对自身发展信心的缺失。

　　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至关重要。近二三十年，亚洲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更加反衬了亚洲经济的活力。工业文明以来，亚洲第一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60%，发展势头锐不可当，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回归亚洲。美国十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有六个在这一地区，为美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亚洲的人口、市场、经济实力和潜力巨大，是美国经济复苏、保持增长的支撑与希望。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各种国际热点问题汇集，让美国判定2l世纪最大的机遇与挑战都在于此。只有主导亚洲，才能塑造未来。希拉里·克林顿多次讲话和撰文提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认为美国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以三项核心原则为指引：首先，必须与其联盟在核心目标上保持政治共识。其次，必须确保其联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便成功应对新的挑战和把握新的机遇。最后，必须保证美国联盟的防御能力和通信基础设施能够切实阻遏各种各样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挑衅。

　　日益加重的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催化剂。尽管“再平衡”战略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对中国的防范必定是其主要动机，这便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警告说，正如苏联20世纪50年代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迫使美国奋起直追一样，今天的美国也面临着实行经济扩张主义的中国的挑战。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快计算机和火车的国家，已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凭借其强劲的增长和财力，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了。如何与中国相处，是美国面临的严峻考验。奥巴马的做法是在国内力推“新政”，在国外对全球战略进行“再平衡”，将亚太地区作为重新聚焦后的中心，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即使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仍然保持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3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势头强劲。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不仅如此，中国取得的成功具有全球意义。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俨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激励和鼓舞。2013年7月18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称，许多国家仍然视美国为顶级的经济强国，不过大多数人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实际上，日益形成的国际共识相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这种预期对于美国信心的冲击将是持续而深刻的。奥巴马多次在《国情咨文》中提及中国，有意以“中国威胁”来激励美国民众，以支持其改革举措。在他看来，过去十年，美国把精力主要放在中东、阿富汗和反恐上，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不够，美国急于要回来，恢复其独一无二的控制地位。奥巴马上台后，加快从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中抽身，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明显加强了对亚太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投入，尤其加强了与日本、菲律宾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还拟建立导弹防御系统。

　　纵观几年来美国关于“再平衡”战略的争论.其实相当成分是如何应对中国的争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使美国如骨鲠在喉。一方面，美国不得不借重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又1、5“有不甘，力图牵制和防范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其对华政策取向上的既接触又防范，就流露出这种纠结与不安。而一些亚洲国家也为美国“重返”亚洲“敲边鼓”，向美国发出了“如再不回来就晚了”的呼吁。李光耀2009年10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警告，美国如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可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这为美国“重返”亚洲增添了“合理性”。

　　美国与中国打交道大体有两个路径：一是中国优先。其特点是通过直接加强与中国的互动，来调动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增加美国对亚太事务的主动性，加强其主导权。奥巴马刚上台时，美国学界开始了“中美国”或“两国集团”论的讨论，认为只要中国与美国合作，世界上的大事均可解决。

　　二是亚洲优先。这一方式的特点是希望通过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调动与中国的关系，增强美国的主动性，确保其主导权。显然，对中国崛起充满矛盾的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亚洲优先”的方式。美国加紧与其盟国和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以对冲中国的影响，美国“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便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体现。

　　美国一改过去在南海争端中相对超脱的做法.越来越多地介入南海事务，无中生有地宣称南海的自由航行是其“国家利益”，成为南海争端的“第三方”。南海的自由航行从来不是问题。美国现在故意把这个问题炒热，一是要为其飞机、军舰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制造依据，二是要煽动一些在领土争端、海洋权益问题上心存不满的国家向中国发难。美国试图重新武装菲律宾的海军，向它提供技术、装备等支持，鼓动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搞所谓的国际仲裁。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印尼出席东亚峰会时，强调美菲长期军事合作的重要性，而此前希拉里·克林顿在马尼拉讲话中也曾指出，美国总是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将为菲律宾而战斗。近来，克里、拉塞尔等美国高官接连质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拉塞尔在国会作证时，要求中国澄清或调整九段线，以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吻合。

　　这使美国曾多次声称的无意介人南海争端的节操碎地。美国学者特德·卡彭特(TedGalenCarpenter)认为，奥巴马对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的支持是最具挑衅性的。奥巴马政府必须重审其南海战略，反之可能引发危机。

　　事实上，正是美国政要的这些言行，助长了菲律宾等国的挑衅行径，无助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自己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己所不欲，却施于人”，难以服众。2014年2月14日，王毅在与访华的克里会谈时指出，最近国际上有些人散布不实之词，渲染和放大南海争议，人为制造地区局势紧张，中方对此不能接受，并阐述了中方对当前南海局势的基本看法和政策主张。显然，这是警告美国不要在南海问题上恣意妄为。

　　不仅如此，美国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严重关切”，拒不承认，并企图纠集日本等国向中国施压。中国政府2013年12月23日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引起各方关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的正当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各国应予以理解、尊重和配合。中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有关技术问题与各方保持沟通，共同维护有关空域的飞行安全和秩序。美国一边在亚洲搬弄是非，加紧“重返”，一边却对中国解释说，美国来亚洲并不是要遏制中国，也不是美国主动来的，而是亚洲盟友要求的，甚至反称是因为中国正变得“武断”，美国才需要回到亚洲来向盟国提供“安全保证”。美国这种两面派做法.与其说是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不如说是有损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

　　三、“再平衡”之路的战略困境

　　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五年来，一直非议不断，乏善可陈。更大的问题是，美国似乎并未意识到或看清其潜在的多重风险。

　　第一，美国企图将大西洋经验移植于太平洋，结果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得不偿失。在美国看来，美国获得了冷战的胜利，是因为美国建立了跨大西洋体制，反观今天的亚太地区，却没有这样一个美国可以借重的机制性力量，所以应把跨大西洋体制模式复制到亚太地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一个牢固的区域性构架能够承载鼓励合作的机制，避免挑衅和不良行为。但这种构架不会自行确立起来，正如北约组织(NATO)以及二战后的其他构架不是凭空形成的一样，而是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坚定不移的伙伴关系以及至关重要的美国的领导作用。这就是美国亚太战略全部意义的核心。美国的一切行动——外交、经济和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推动这个目标而制定的。

　　问题是，跨大西洋体制是建立在美苏两大集团对峙、欧洲分裂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欧洲的分裂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假如这一模式要复制到亚太地区，岂不意味着亚洲的对抗与分裂?当然，美国要想在亚洲搞对抗，恐应者寥寥，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左右逢源，均不愿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美国的强势重返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制造了裂痕，个别国家一头倒向美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不利于东盟的团结。

　　第二，“再平衡”已经被美国的军工业集团所劫持，出现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军事化，这将损害美国分享亚洲地区经济红利的机会。一方面，奥巴马认为小布什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外交政策的军事化，然而，无独有偶，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也陷入了军事优先的陷阱：另一方面，这一战略还在侵蚀其获得亚洲经济增长的机会。美国之所以要“重返”，当然是看重亚洲地区可观的增长现实和潜在利益，确保其获得或者分享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亚太经济增长占全球增长的70%。目前，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矿产石油资源以及庞大的劳动力规模，也提升了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然而，美国过去十年因投身反恐、关注中东，错失了分享亚太发展红利的良机。美国此次战略重心转移，就是要分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重振经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均离不开中国的支持。然而，一旦“重返”的号角吹响，美国军事部门的行动最快、资源最多、行为能力最强，以至每当人们提到美国的“重返”，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的军事“重返”，经贸关系不得不退居二线，无助于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

　　第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或为其盟友利用，或引火烧身，增添了美国的战略负担。美国的盟友并不完全受美国的摆布，反而想让美国为其火中取栗，而美国对盟友管束不当.可能助长它们铤而走险行为。美国官员和学者对“再平衡”战略的莫衷一是，并未影响这些盟友的“火眼金睛”.它们看穿了美国“重返”亚洲的真正目的，将之视做可乘之机，都试图借美国之船出海。因此对美国的举措各有图谋.但办法都如出一辙，就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问题变成美国的问题。把它们与中国的争端变成美国与中国的争端，然后以小博大。美国的“重返”战略引来连串混乱，相当部分原因就在于被盟友所“误读”。美国在东亚地区拉帮结派、染指南海、偏袒盟友等，成为东亚近年来动荡不安的催化剂和游戏规则改变者，其直接后果之一是让菲律宾、越南、日本等更加冒险、更大胆地在南海和钓鱼岛采取挑衅行为，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刺激中国做出强烈反应，考验着美国对亚洲安全防卫的承诺。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再三宣示原则上对盟友的义务，又不愿意对条约义务的模糊地带做出清晰解释，以便为自己留下回旋的空间。因为盟友们一旦生出事端，引发冲突，将把美国置于两难境地：如不出手相助，将有损美国的信誉;如帮盟友，又可能冒与中国交恶的风险。

　　以钓鱼岛问题为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难辞其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写得非常清楚，即日本必须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这当然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以及钓鱼岛等岛屿。然而，美国却背着中国搞幕后交易，1951年同日本等国家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美国托管，之后美方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钓鱼岛裹挟划人其中。1971年，美国与日本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归还”El本。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澄清其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只是把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不损害该岛的主权主张。这一看似“中立”的立场正在受到挑战。日本右翼利用它大做文章，作为修宪扩军的口实。日本右翼不仅以邻为壑，而且对美国也并不信任，不排除制造事端、殃及美国的可能。安倍右翼言行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企图开历史倒车，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若美国继续放任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将后患无穷。

　　第四，引起中国的战略警觉，增加中美之间的互疑与龃龉，中美信任受到削弱。当前，西太平洋地区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日本的修正主义以及中国的崛起，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格局演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三者互为因果。如处理不当，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和潜在冲突。再有，如果美国要拉帮结派来遏制中国，恐怕除极个别国家外，没有人愿意入伙。美国越想这样做，反弹会越大，最终会伤害到美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必将注定失败。其实，美国之所以一再声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就在于要强化人们对其太平洋属性的认同。但美国必须看到，如要继续在亚洲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最佳办法恐怕是尽早与中国分权而非独霸.引导东亚秩序的转型实现软着陆。

　　然而，现在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在美国看来，中国虽然获得长足发展，但还没有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美国战略优势明显，仍可以一家独大，因此还想以压制的办法来对付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妥协。而在中国看来，时间在中国一边，似乎并不急于与美国达成妥协。尽管上述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双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短兵相接、迎头相撞的可能性在上升，如何避免擦枪走火至关重要。2013年12月，曾发生美国“考彭斯”号巡洋舰闯人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内防区”的挑衅行为，既然中美双方均不愿看到任何意外情况出现，就应当就海空的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磋商，规避风险，而且越早越好。

　　第五，“再平衡”战略受到内外制约，难以顺利推进。首先，这一战略受到明显的国内制约。其合理性屡被质疑。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之所以高调打出“重返”亚洲的旗号，标新立异，以求与小布什的对外政策拉开距离，言外之意就是其前任“忽视”了亚洲。这遭到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的批评。他们认为，自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占领菲律宾以来，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重返”无从谈起。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强化了其军事存在。今天美国在韩国的驻军有2.85万，在日本有3.9万，因此“重返”之说实属牵强。两党缠斗，国内政治极化使奥巴马难有作为。奥巴马2013年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由于民主党与共和党未就政府预算达成协议而导致政府关门.这说明美国真正的问题在国内。2014年即将迎来中期选举，这意味着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2016年的大选，留给奥巴马的时间不多了，其多项改革措施(如医保改革、金融监管改革等)均半途而废，移民改革更是说得多、做得少，难有建树。

　　其次，美国一直在东张西望，难以集中精力“重返”亚太，经营亚洲。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口号及行动下，欧洲盟友觉得受到冷落，心生不满。自进入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克里访问中东十次，到访亚洲只有五次，体现了美国难以割舍对中东的“依恋”。不仅如此，美国过度强调“转向”亚太战略，会使外界认为中东对美国不再重要，反而将刺激地区力量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这对保护美国的能源安全和地缘战略利益有弊无利。

　　最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还搅动地区和国际力量的重组。韩国出现“近中疏日”的倾向。出于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不满，加上日本欲在“慰安妇”问题上翻案以及两国之间的岛屿争端，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出现紧张，却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美国试图撮合韩日关系改善，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中俄关系日益走近，两国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不断加强，其高水平、特殊性格外引人注目。

　　四、中国自身发展战略与应对

　　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再平衡”，中国怎么办?战后大西洋体系的二元对立是否会在太平洋重演?中国既不能做美国的敌人，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自从美国出台“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一直从容应对，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与美国进行巧博弈，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随之起舞，而是增加定力，主动进取，积极构筑友善的周边环境，使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受阻。

　　第一，阐述“中国梦”，并以实现中国梦来统合中国内外战略。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o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重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一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新动力就是要为中国梦创造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

　　第二，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加强对中美关系的塑造与引导。中美关系的日益密切与中国主动为中美关系设置议程是大势所趋。2013年6月，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会晤。两国元首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如何推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即中美两国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展现了努力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归纳为三句话：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随之而来。如今，中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大大拓展，双边与多边的合作与挑战并行，这就要求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超越旧式思维。特别是中美如何在亚太地区共处，将是中美能否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严峻考验。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有100多个对话机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两国贸易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中美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核心内容包括负面清单。两国有望在可见的将来，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世界的未来要求中美两国以负责的态度，共同提供新的公共产品。中美关系不能、也不应当重复历史上大国零和对抗的老路，只有超越大国必然对抗的历史，创新思路，走互利共赢之路，才能共享未来。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有助于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有助于管控亚太地区的矛盾和分歧。

　　第三，倡导“一带一路”，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中国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今后5—10年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和总体布局，统合思想认识，为周边外交注人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他强调：“要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阐述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一带一路”陆海结合，旨在传承与弘扬古代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的精髓，顺应时代潮流.并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内涵，那就是让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紧密、贸易空间更广阔、民众往来更便利，以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该倡议表达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加深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得到积极回应。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与东盟关系获得跨越式发展，正从“黄金十年”向“钻石十年”迈进。这要求中国与东盟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双方关系，加强对话，积累互信，充实双方关系的战略内涵;坚持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在遇到分歧时，坚持协商一致、互谅互让等原则。打造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加强互联互通以及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框架下达成全面、优质和互利的经济合作协议，都将为中国与东盟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美国“再平衡”的用意之一就是企图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中渔利，鉴此，中国大力改善与拓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不给美国分化离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机会。

　　第四，大力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海洋强国，是中国在21世纪的奋斗目标.这说明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是中国制定新时期海洋战略的指导方针。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多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是中国在海洋强国战略中的一项重要顶层设计，旨在更有效地推动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近年来，中国有力地维护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开创了海上维权的新模式。比如在黄岩岛问题上，中国采取了非军事手段，切实维护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打击了菲律宾的嚣张气焰，形成了“黄岩岛模式”。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针对日本政府的非法“购岛”行为，采取了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的公务船和飞机实现了对钓鱼岛海空的常态化巡航，打破了日本的所谓排他性存在。使钓鱼岛的局面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尽管如此，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中国海洋权益的斗争形势会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菲律宾仍企图固化对中国岛礁的非法占领。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菲律宾自1999年起将一艘菲律宾现役军舰作为永久设施部署在仁爱礁，以回应中方1995年对美济礁的“占领”，并狡辩说，此事发生在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之前，言外之意就是可以不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限制。菲律宾此番表白无异于不打自招，可谓图穷匕见，充分暴露了菲律宾长期觊觎中国南海岛礁的野心。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道：“1999年，菲方曾多次向中方明确承诺将拖走因故障‘坐滩’船只。2003年，菲方又向中方郑重承诺在仁爱礁问题上不会成为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首个国家。目前，菲方不仅拒绝拖走该船，还试图运送钢筋和水泥等材料，在该礁上修建设施，这一做法违背菲方自身承诺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更令人震惊的是，菲方日前公开宣称其15年前‘坐滩’军舰是要对仁爱礁非法占领。菲律宾现政府与15年前的政府不同，但菲律宾作为一个国家，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中国政府警告“菲方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针对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王毅外长指出：“我们愿意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妥善处理，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绝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这表明，中国在涉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态度十分清晰而坚定，亮出了底牌，划出了红线，这是中国负责任的态度的体现。

　　域外国家蠢蠢欲动，不断染指南海，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无助于解决问题。日本与有关国家的勾连增多，企图在南海浑水摸鱼，减轻其在东海面临的压力。针对美国近年来出现逐步乘机卷入东海、南海争端的动向，中国国防部指出，中方不希望美国成为钓鱼岛、南海问题第三方。中方在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时，就如何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见期间提出的两点重要倡议.即探讨建立中美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提出了中方的具体建议。美方对习近平主席关于深化两军互信的两点重要倡议表示欢迎，愿与中方积极探讨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继续研究有关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就上述机制的建设问题进行政策和专业层面的讨论。中美两军加强接触与沟通，有利于管控风险。诚然，中国正在努力加强海洋维权执法能力建设.重点对有争议的岛屿进行强化执法并宣示主权.遏制任何侵权行为的发生，切实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其他国家也需要相向而行。

　　五、结论

　　美国在推进“再平衡”战略时，不得不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近来，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激化。2014年3月1613，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是否“脱乌入俄”的全民公投。最终投票率为82.71%，赞成加入俄罗斯的选票占95.5%。

　　对此，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反对当日在乌克兰克里米亚进行的全民公投，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令俄罗斯付出代价。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Rompuy)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e　ManuelBarroso)如法炮制，发表联合声明称，克里米亚公投“非法”，不予承认。普京则重申公投的举行完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尤其是历史上已有了科索沃的先例。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自由意志和自决权应当得到保障。

　　克里米亚的去留并非问题的终结，而是新问题的开始。乌克兰危机充分说明.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性博弈仍在延烧。无论对美国还是俄罗斯来说，这场迟早要来的战略较量是谁也输不起的。普京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灾难”，不再掩饰其大国的雄心;而美国却难以重现冷战辉煌，色厉内荏。这将是一场旷13持久的角力。乌克兰局势演变或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美国不可能同时与中俄两线作战。事实上，这场危机客观上抬升了中国的作用与影响，普京、奥巴马、默克尔分别与习近平通电话，就乌克兰事态交换看法，竞相争取中国的支持。

　　尽管美国不可能从亚太“撤退”，其“再平衡”仍将继续下去，但从过去五年多的实践看，影响这一战略的变数甚多。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由于美国决策者抱残守缺，试图以20世纪的方式来应对2l世纪的现实，“再平衡”战略的出发点、动机和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瑕疵与漏洞，加上美国推行过程中还受到国内外因素的严重掣肘，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说明美国将难以摆脱其战略困境。

　　综观历史上每一次财富与力量的大转移，都会助推国际秩序的转换。当前中国日益展现其全球视野，对大国关系及周边国家关系的政策更加主动进取，正从应对向塑造转变。或许美国会逐渐认识到，在没有外来力量主导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有能力、有智慧塑造和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新秩序。

来源时间：2014/10/18   发布时间：1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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