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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美国的地位不会受到中国发展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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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特  来源:澎湃新闻


    演讲人:吉米•卡特(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主题: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

  时间:2014年9月9日

  地点:上海西郊宾馆百花厅

  9月9日,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的第八届“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题为《美中关系正常化三十五年的思考》演讲。

  卡特在演讲中表示,35年前中美正式建交,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全世界至少有70亿人因此日子过得更好。世界经济的容量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给美国带来威胁。

  以下是澎湃新闻整理的演讲实录:

  我舅舅(戈登)经常给我寄来一些中国的照片,我就迷上了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我一辈子都在研究,一直到今天。后来我自己当了美国海军军官,在潜艇工作,这是1949年,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那年夏天我来到上海,来上海之前,我在青岛待了两个星期,那个时候毛泽东所领导的军队准备要进入这些港口城市了,所以当时我的船可能是解放军到来之前的最后一艘美国军舰。

  几个月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一天刚好也是我的生日。邓小平当时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因为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老25年。今年正好是邓小平先生诞辰110周年,他比我大20岁,但是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他简直像我的哥哥一样。

  在我当总统之前已经下了决心,我想纠正一个在美国持续了30年的错误,我希望能够跟中国的关系正常化。1972年尼克松总统来到了上海,签了《上海公报》(《中美上海公报》),我感到非常兴奋。当时他宣布只有一个中国,但是我很失望,他没有说哪一方是中国。尼克松接班人(杰拉尔德•福特)承认的一个中国是台湾。我当选总统之后,上任前我选布热津斯基做国家安全顾问,我们在讨论怎么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就是把尼克松总统的政策再发展下去,我请布热津斯基博士找最优秀的中国专家到白宫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奥克森伯格先生,能够请到他我一直感到很骄傲。通过他,我认识了鲍大可先生,因为我每次问他更复杂的问题,他会说鲍大可先生怎么说。我好像也听到了鲍大可先生的建议,听到他们两个人的高见,是我一辈子觉得特别精彩的事。

  邓小平和我进行了秘密谈判,我请到了伍德科克先生。他不是外交官,却是很厉害的劳资关系的谈判者,因为我希望有一个谈判高手。我们没有通过美国国务院传达任何信息,因为国务院很多人不要我跟邓小平谈判,不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美国国会大多数人也反对。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我们并不天真,也不是无知,我们分析了局势,分析了西太平洋和亚太地区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地区很长时间都饱受一连串冲突的影响。在中日战争的时候,美国是中国的盟友,一些人都是我崇拜的英雄,而且我很愿意见到这个关系能发展。二次大战之后,接着是朝鲜战争,当时我还在舰艇服役。接着又来了越南战争,我的大儿子在越南当过兵。我们知道亚太地区饱受了一连串武装冲突的影响。我的希望也是邓小平的希望,就是见到亚太地区摆脱战争,让这个地区的人民,让中国的人民,也让美国的人民可以享受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但也有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跟苏联打过很多交道,我们也了解勃列日涅夫,他会不会认为中美两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他会不会因此动用核武器?所以我和邓小平达成协议,就是在1978年宣布决议之后,我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勃列日涅夫,我们不是希望战争,而是希望和平,希望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还有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两国之间的问题,要面对很多问题,非常复杂,非常棘手。

  另外我们见到当时的大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能不能并肩合作?能不能和睦地促进和平和了解?邓小平和我刚刚宣布决定要1月1日建交,三天之后邓小平就宣布改革开放了,这不是巧合。现在这个时刻我可以说,中国13亿人民现在日子过得更好了,这都是因为邓小平和我决定要实现邦交正常化。改革和开放不仅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活动,改变了商贸,改变了中国改革,对美国也带来了好处。进一步说,现在世界上有70亿人,因为邓小平这么明智决定中美建交,所以70亿人的日子过得更好了。

  但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今天我跟一些学生见面,有一些年轻的美国人在中国读书,也有研究美国的中国人,我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题。昨天晚上有一个视频对话,我跟上海中学生交流,也有多伦多和纽约市的中学生,他们很关心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分歧怎么处理?其实分歧永远会存在的,我们历史上也一样。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5000多年的历史,美国才几百年,我们政府形式不一样,不同的邻国,利益不一样。这些不同在建交时候早就知道了,这不是新发现。如果比起我们两国合作所得到的好处,不同的地方就不那么重要了。美国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是不是受到中国发展的威胁?我认为这不是威胁。我多次见过贵国主席习近平先生,他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两国;世界经济也足够大,可以容纳两国经济规模。我不认为这是威胁。

  我们卡特中心在80个中心开展了项目,其中35个项目在非洲,这是最穷、最落后的国家。我到这些国家去,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外交和贸易都有,二三十年前在非洲见不到这么多中国人。现在苏丹、马里、加纳这些非洲国家都比以前更好了,他们的人民也比以前更好了。因为他们可以有美国,也有中国,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跟他们做贸易,跟他们有邦交。所以对世界上贫穷的国家而言,我国和贵国的竞争是一件好事。

  我们也有问题,还会继续下去。我提醒学者、学生,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分歧有时候是友好的竞争,比起我们所享受的两国更大的好处这些分歧不算什么。我认为邓小平的梦想是新的友谊和相互的承认,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好处。这个美梦已经实现了。谢谢大家!

  【现场评论】

  中美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徐匡迪:中美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尊敬的卡特总统和夫人,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至此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我很高兴出席鲍大可、奥克森伯格讲座,并且有机会聆听了卡特总统精彩、坦率和真诚的演讲,体会到了您深入洞察历史进程的方法和宽容、谦逊的胸怀。大家都知道卡特总统是中美建交的决策者之一,当时你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共同以战略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重新开启了两国交往的大门,35年过去了,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雨、走过了一条起伏曲折的道路,但是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相互的差异。

  今天的讲座是由上海市美国学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共同举办的。30年前中美之间曾经为袜子的贸易配额吵得不可开交,而今天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中方购买美国的国债达到1.3万亿美元,由邓小平先生亲自提议并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56名,而过去几年交流的学生每年都在10万人以上。56名是国家付钱,10万人中的9.9万都是自己付钱的自费生。今天中国已经是美国海外留学生的第一来源国,双方游客人数更是每年超过数百万,这些说明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多么密切。

  卡特总统先生刚才讲了他和邓小平谈判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密切的艰苦的历程,我想问一下总统先生,当年建交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35年里双方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直到今日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卡特总统深情回忆和介绍了鲍大可和奥克森伯格两位努力推进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正因为中美双方都有有远见的先驱者,才有中美关系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们,要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掘井人。我想这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在两国人民的心里是相通的。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主席连提了三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充分表明了中方希望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了美国非常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继续和平崛起,并且表示,中国继续走成功发展的道路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和平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今年7月10日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开幕辞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双方要审时度势,登高望远,互相尊重,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携手推进新兴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总统做了书面致辞,他表示美方不认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美中可以竞争,但是绝不冲突。他再次重申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希望见到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

  中文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字,英语要平均4.5个音才能说一个单词。总统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透明真诚交换意见,沟通分歧,最后达到求同存异。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交友之道,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生活中最高的境界。作为原上海市长和一个老上海市民,我衷心的欢迎卡特总统和夫人来上海,上海是打开中美关系,《上海公报》签订和发表的地方,上海也是美国企业较为集中的城市,上海市美国商会是上海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也是上海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中美友协会长,我曾多次陪同卡特总统访华到各地,并聆听他的精彩演讲。今天我要再次感谢并表达我的衷心钦佩,您在90岁高龄仍精神矍铄,为我们做了深切透彻的演讲。我想代表在座的所有中国朋友,祝您寿比南山、青春常在,更祝中美关系乘风破浪,不断前进。谢谢大家!

  (上述两篇讲稿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审订,并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5

旧文章ID:37

杨万江:中美关系的新可能及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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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万江  来源:共识网


   【内容提要】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战略,并寻求中美关系的合作空间及其对分歧的管控。认为维护一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尊重权益、彼此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全球秩序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是中美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它将有效控制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制衡关系中产生的分歧。在学术上区分大国崛起及其国际秩序和权力构造的两种不同逻辑——亦即基于侵害性霸权的国际秩序构造,与基于承担维护国际公共秩序之责任及其和平繁荣贡献的国际秩序构造——乃是讨论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之沟通,以及为何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基础。在诸侯知识与天子知识的架构下,本文概要地阐发了基于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为打造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奠定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杨万江,儒家学者,前重庆市万州政府经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新诸子论坛学刊》编委,《原道》论坛学术版主,著有《新古典儒学》系列。本文是作者在[学术中国人文博士讲座群]举办的第97期人文社科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缘起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巨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大国。这个特征注定了中国看待自己和世界看待中国的角度和态度迥然有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及其国际政治主体在其规模和国家能力上对世界构成的影响,认为从中国的规模和国家能力上产生的影响力或国际权力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中国是构造全球格局的少数关键力量之一,是一个可以与美国构造制衡关系的重量级地缘政治玩家。但中国国内通常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不太高的现实生活水平及其发展问题上来看待自己的地位及其所作所为。尽管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话题在中国国内尚处于少数学者和政治家的前瞻性展望阶段,谈论这类话题看起来也与中国自身能力建设的进度相比不是时候,但是,国际政治本身却不太愿意随着中国人自己的节奏来看待中国对世界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中国已经是超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两倍规模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投资及其军事实力,至少已经发展到没有任何大国能够承担得起与之一战代价的程度。中国在不断地向全球扩展经济交往关系,但中国对国际现有秩序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既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也是一个抱怨者。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但仍然抱怨世界秩序不太合理,认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的实力不相称。中国领导人甚少谈论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抱负。人们不知道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但中国对发展包括军力在内的战略实力从不懈怠,而且卓有成效。这使观察家们感觉中国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战略守拙者,一个依然神秘而难以预见其行为的战略隐士。中国国内治理得不太符合西方的标准。中国自称是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既“改革开放”,又“道路自信”的国家,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持政权,但实际奉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中国处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人权状况备受诟病的复杂状况里。它的制度前景很不明朗。在主导着全球秩序的美国眼中,中国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中国将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霸权的挑战者吗?如果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当中国的能力大到某个无法撼动的地位时,中国将施展什么样的影响力来把全球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呢?当这种战略猜忌和疑惑不能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得到答案,那么,在华盛顿看来,美国要么需要通过外交和战略关系的特定方向去“塑造中国的未来”,要么就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心,建立防范和遏制中国扩张的地区和全球联盟,进而维护和延续美国的霸权。这就是说,对中国未来的战略预见,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人们注意到,中美关系的经贸利益始终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但基于利益的政治,与基于价值观和信任的政治,并不总是一致的。缺乏信任的中美两国,不断地把从南海岛礁的主权声索,到军机拦截的任何事件,导入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框架内来制造舆论、部署军力。尽管事实上无论是以往美国控制南海,还是以后中国控制南海,乃至任何正常国家控制南海,这都并不意味着上个世纪冷战时代那样一个战略要道的自由航行和自由贸易受到威胁,更不意味着某个自由空间及其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命运将由此改变。今日中国对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兴趣和需求远较美国人积极。中国舰队正在索马里海域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和安全,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对普通商业船队的海上救援演习。但是,地缘政治上的控制游戏,总是把事情往一旦出现关系恶化我们将无法承受战略通道被封锁和截断风险的那种糟糕想象中去。如果中美之间的信任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冲突,会使所有试图寻求和平与发展的努力变得困难,并使最近三十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及其世界秩序面临崩溃。

  基于中美之间实现和平而非对抗这一愿望,以及各自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认知,中美两国元首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两国战略家及其各个方面的交往在探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及其具体结构和方式上是否取得进展,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事务。我将在这个演讲中讨论中美关系的全球意义,认为中美两国在全球秩序及其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方面建立合作和信任,是把两国关系从单纯的地缘政治竞争引向全球治理合作的主要途径。正是这一点,将使一个可欲的中美关系区别于传统大国之间的冷战和对抗,也区别于美国长期习惯的基于战略联盟的单向度的领导-追随关系,从而构造出“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战略中寻找合作空间

  需要首先明确中国与美国各自的国家战略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基本诉求。正确地相互了解对方,是讨论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战略家责备中国政治不透明,并长期困惑于对中国战略进行正确认知和判断的困难,对北京战略意图的任何判断几乎都充满着误解、夸大、低估或扭曲的可能性。中国要么被妖魔化为一个全球“邪恶轴心”的关键领袖,或者是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的现实和潜在颠覆者,要么中国被一厢情愿地看成是某种“美国印钞,中国提货”的“中美国”经济体盟友,或者是等待列入美国一长串传统政治盟友中最新也最关键的一位。当所有的判断被中美关系的现实否决,认为中国是一个西方难以理解的神秘东方国家这样一种在西方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看法又再度兴起。由于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差异,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识仍然还是一个需要更多接触和深度了解的挑战。

  在中国,即便是在少数专业的美国问题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困惑。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习惯于某种道德秩序的温情预设。认为无论一个全球秩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多么复杂的重要性,一个领导性国家不能善待世界上的弱国,是霸权主义者的丑陋和失德。但对如何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建立和平与繁荣的秩序,并处理存在各种利益、价值观和传统的复杂事务和风险,中国经常表现得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发表愿望大于实际,口号、原则多于可行性的外交言辞,不具有务实处理国际问题的行动意愿。在中国随着全球化进程而面临维护在全球各地更多国家利益的时代,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状况已经越来越需要改变了。一旦中国人对一个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秩序之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获得新的切实感受,并发展出面向地区和全球的行动意愿和能力,那既会改善中国学者对美国全球战略意义的理解,也会改变中国对全球秩序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理解。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下,当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秩序及其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中国获得看重,如何对付那些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垄断石油供给来进行政治要挟和价格操纵的政治势力,看起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无论美国在中东做了多少以往让中国人觉得恶心的事情,美国坦然声称自己维护自由贸易,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受益,这看起来并非只是霸权主义者的自我漂白。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搭便车”,这开始触动中国人对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思考。

  中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

  中国是一个处在内外关系和国家实力急遽变化过程中的国家。不用说一个十年期的中国所具有的战略资源前后差别甚大,即便是5年期的中国出现的实力变化,也具有重新看待中国国家战略的意义。中国国家战略的形成是一个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力的提高,外部形势变动,以及国际政治理念的传统和理想来确立的相机抉择过程。中国在什么样的能力和外部环境上能够做出多大一些事情,这既不是一个事先可以确定的事实,也不是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机会的战略臆想。这种连中国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战略资源情态和战略预期,使北京合理地采取更加灵活和诉求一般原则的粗糙政策。一个成熟的中国领导人能够告诉世界的,是确定的“和平和发展”理念,而非变化着的过于具体的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抱负及其国家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家要求中国明晰其国家战略的诉求,并没有抓住中国的国家特性。它与其说是中国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上工于心计,大耍阴谋诡计,或者系统针对美国利益进行老谋深算的权力颠覆,不如说是中国的谨慎和成熟。

  尽管如此,在一个相对长时期的战略环境中,中国仍然具有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理念的战略政策框架。综合中国外交及国家战略的基本政策,这个战略政策框架大体可以表述为:

  1、认为维持一个自由贸易投资、尊重权益、彼此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全球秩序,关涉中国在全球重大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基本结构。中国须与美国等大国就维护全球秩序的公共责任进行合作。探讨在联合国框架和其他多边组织和双边关系中进行中美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加强中国与金砖国家、东盟、非盟、南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寻求贸易和投资利益保护的国际合作秩序。

  2、认为美国地缘战略霸权对中国在台湾、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利益构成威胁,中国须倡导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的多级化,并与俄罗斯合作避免全球战略结构因美国独霸世界而失衡,避免中国战略交通的生命线陷入美国制造的战略包围。为此,中国须继承二千多年由西汉张骞和明代郑和开创的西进战略传统。连接欧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一带(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线(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由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和印度等国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提供的西边安全保障,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具体方案和落实。一个由快速的陆上交通贯通欧亚大陆获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前景,对减轻中国海上战略风险,突破美国构筑的战略包围意义重大。中国在军事上奉行与美国之间的对等威慑,及其大国战略平衡下,针对冒犯国家的先动优势战略,亦即,在中美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威慑均衡下,在中美之间就惩罚小国侵害大国权益的冒犯,建立“我先动,你不动;你先动,我不动”的游戏规则。

  3、在全球经贸文化交流中推进中国影响力和全球基础建设。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扩大,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和双边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计划建设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中美高铁,以及在非洲和拉美国家建设并非连接中国的高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立更加普惠和紧密的经济地理体系。

  由上可见,中国外交战略结构中的中美关系,是一个既在全球秩序的公共责任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也在地缘政治方面相互制衡的关系。没有前者,中美将陷入冷战;没有后者,中国就不是一个有尊严的战略独立大国和地缘政治中心。

  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中国身居全球第二位置的适当战略。它不排除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尊重美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但又制约美国权力肆无忌惮,保证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基本正义。在中国尚未具备众多领域足够领先世界的能力时,中国不谋求领导世界。尽管中国的GDP或许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即便按照目前的进程全面发展,也至少还需要50年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在人均收入、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经济质量、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和文明素质等方面全面领先世界的首要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50年内将把上述战略视为既定的政策。它仍然大体上尊重西方在最近500年确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亦即在主权原则、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由大国政治的实力结构构造国际权力体系。

  在远期展望上,中国或许更加钟情于某种天下主义传统对全球事务的良性改善。一个经由某类“中央之国”或某个文明高地的德行和善意向天下提供秩序、安全和正义,并在彼此尊重的礼法之内改善不同族群及其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的理想。

  美国的全球战略

  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是一个有不同深度和角度要求的政治叙事。它的保守派及其战略鹰派的构想,与其温和派的想法并不一致。在2012年《美利坚帝国战略及其美国和世界的问题——追究美国政策对全球问题的责任》一文中,我陈述了美国保守派有关“美利坚帝国战略”的主要思想框架。这也许是一个美国当局不太会承认,也不便于在战略外交情境下论说的事情。但鉴于这个演讲的学术性质,我把主要观点列示于下:

  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际上是在美利坚帝国战略的总体构想下,推行其外交、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政策。美利坚帝国战略,就是建立一个由美国独霸统治世界的全球秩序,保证美国获得基于其独霸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而产生的超额利益,及其永久性的支配结构。这个战略根植于美国自摆脱孤立主义政策以来的全球理想,经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实力奠基,以及赢得与苏联体系冷战的胜利,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及其美国一超局面下奠定格局。……下述分析和判断,及其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以来的全球政策已经影响和决定了美国过去20年“美利坚帝国战略”的基本方向和步骤,进而影响着当今世界问题的形成及其严重事态:

  第一、认为美国是一个由其开国先贤缔造的自由国家,其新教传统把美国人民塑造成“上帝的选民”,承担着“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因而,按照神的法则和意志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自由民主是把世界从一切“邪恶”和异教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政治正确”的选择。世界既然属于上帝,那么,世界就必须由上帝选中的美国来领导。美国将承担起尚未完结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在精神上是罗马帝国的伟大继承者和帝国事业在21世纪的开拓者。保守和发扬让美国人民如此卓越和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上述“卓异”传统,是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的坚定立场。这构成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核心。

  第二,美国是在自由价值观下建立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的谋生和利益获取方式高度依赖于资本的全球扩张,依赖于把全世界及其生产和市场纳入美国资本控制下的金融、贸易和经济秩序中来。只有建立和维持基于市场经济和全面自由化的全球经济体系,才能保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美国货币政策作为准全球央行政策的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保证美国资本依靠巨大规模和制定规则的优势对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无障碍和无对手地自由控制,也才能保证美国发展相对复杂和利益丰厚的全球化虚拟经济体系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实体生产体系之间的配合和剥削关系。美国要塑造一个自己在其中基于控制地位而具有永久性垄断利益结构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可以使美国不再依赖勤劳和生产,而是依赖资本游戏而为美国人民谋求一个赚钱容易和生活优越的未来。美国是一个金融立国的全球高端利益集团。所以,美国必须发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必须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并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规则。为此,

  第三、美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全球部署的军事存在及其全球打击力量,必须通过“价值观外交”和利益诱导来建立和维持由美国领导,盟国协助,伙伴支持的全球政治和外交体系。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包括联合国和各地区组织),要么必须由美国来主导,要么必须成为美国利益的工具,否则美国将绕过它而另行组建真正能够帮助美国发挥相关实际作用的国际组织体系。美国的利益决定了美国必须重点控制那些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的能源地区和商业航道,应对任何对全球市场、安全、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带来的挑战。国家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恐怖主义的新威胁是影响美国安全的两个主要方面。但是,鉴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以美利坚帝国为目标,从而不存在全球社会议程,所以,美国必须做好迎接全球化中“失败国家”的报复、仇恨和崩溃给地区和全球带来新挑战的准备。只要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有足够能力给美国制造致命灾难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获得适当利益而得到宽抚,美国就能够用武力威慑和利益诱导的手段镇压任何反叛性的国际力量,维持美利坚帝国对全球的统治。所幸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好斗的毛主义中国已经逐步变革成为一个温和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俄罗斯国家能力的衰落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俄罗斯依靠其出口油气资源的条件,尚不会走到因为经济生存问题而与美利坚帝国生死一搏的程度。

  第四,认为,既然美苏冷战的结果是以美国的胜利和苏联的崩溃结束,那么,美国就应当乘势追击,占领或者控制由原苏联控制的地缘利益空间和那些美国实力能够到达的所有战略空间。这在政策上要求不断推进“北约东扩”,“清理整治中东”“重返亚洲,特别是东亚”。美国仍然面临世界上的独裁国家(中东和非洲的部分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等)和煽动“多极化”的战略竞争和不顺从国家(俄罗斯、中国、拉美左派势力控制国家)以及非政府恐怖主义组织的严峻挑战。他们构成世界的“邪恶轴心”和反美势力。美国仍然有不能控制的战略空间,并构造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边疆”。因此,美国必须把自己的战略之手伸向前沿。美国军队必须保持“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和“前沿战斗”,直到世界被美国利益完全驯服和控制。美利坚帝国对一切不服从美国的国家,要么在外交上促使其向着自由民主体制和顺服进入全球体系的方向转变,要么就必须在严厉的军控政策下,承担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敏感技术,以及不挑战美国利益的国际义务。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鼓吹的“多极化世界”,不仅暗含着不顺从美国利益而战略自立的“政治野心”,而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和繁荣构成破坏。这种挑战随着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日趋恢复,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实力崛起而变得十分危险。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美国一方面要奉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以适当地位和利益接纳和安置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接触和合作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必须依靠超强的实力和全球无可匹敌的无尚地位,从地缘战略和军事能力上威慑、围堵和压缩中俄战略空间,并在外交上构筑牢固的政治防线,应对中国势力的扩张。

  美国认为,与罗马帝国相比,美利坚帝国是一个“仁慈的帝国”。美利坚帝国控制全球的方式不是以往帝国时代的领土占领,资源掠夺,工业品倾销,乃至毒品和奴隶贩卖,而是依靠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控制来实现美国利益的主宰性和永固性。全球市场给予各国谋求利益的生存空间,自由民主荡涤了独裁政权,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美国对全球失败国家的安抚和承担维护全球公共秩序的警察角色,使世界“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一个被美国用军力、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资本和美元单极统治的世界,意味着任何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利益只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才能得以合法生存和维护。世界各国事实上将在外交层面以其与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合法性分封关系而被“重新封建化”。美利坚帝国倡导了世界上“最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和秩序,发展了最先进的科技、金融和商业,人类文明迈向了顶峰。因而历史已经终结在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美利坚帝国秩序的伟大战旗上。美国是“正义的化身”,反美即邪恶,崇美即正义。美利坚帝国以如是业绩告慰上帝:耶稣基督“愿主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理想正在努力实现。“上帝之城”永远是世俗世界的伟大榜样。尽管人类事务永远不可能让上帝完全满意,但美国的精神使命却坚如磐石。这便是美国人被上帝选中而拯救世界的精神史和政治史。

  撇开意识形态及其宗教外壳,我们能够看到以人权及其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并建立一个全球市场经济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为基本秩序的世界,是美国公开倡导,并致力维护的全球秩序。它是美国战略的底盘。显然,在国家利益层面,它同时又是一个把美国利益等同于正义而构造不公正利益结构和资本控制的全球秩序。美国全球战略着眼于通过美国资本优势、美元霸权和超强军力来获取超额利益。按照美国的设想,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而人口又分割在不同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世界中,不同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利益竞争,必然是制定规则和建立秩序的主导国家获胜。当全球贸易和金融以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美国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操纵权和贸易产品的定价权时,美国便试图利用这种优势来建立一个超出经济常理而对美国有特殊好处的全球利益结构。比如,利用美元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及其世界各国使用美元的刚性需求,美国获得了发行更多美元纸币来进口商品,而又同时保持国内低通涨水平的超额利益。美元可以不依据美国的真实财富创造而印制,使美元变成美国在世界上最核心的竞争力;美国资本控制了国际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定价权,进而形成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特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对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剥削。这些优势使美国产业日趋脱离实体经济,而高度依赖金融和服务业立国。如果美国全部债务最终都可以依靠美元印钞来解决,那么,在美国的商业文化中,更多地制造政府和国民债务以便于美国公共开支和人民消费,并通过金融机构向全球市场售卖掺杂坏债的“组合证券”来转移风险等等手段,就都可以在美联储的直接债务收购中成为可能。美国刚刚经历的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正是依靠这种不正当途径得以化解。而且,这仍然意味着美国将支持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意味着全球市场及其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被视为关涉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也意味着美国在地缘政治中试图控制而非占领全球的军事部署被认为是美国资本利益的安全阀。因为资本的真实利益,从来都不是金融本身,而是支撑它收益起落的全球实体经济及其价值创造,以及保障其得以正常开展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共同的责任和有分歧的利益

  了解中美两国的战略,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为何和如何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的基本性质,以及中美两国寻求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空间与分歧所在。无论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存在多少冲突,可以明确的是,把一个尊重人权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世界,视为关涉自己国家利益及其国际正义的基本诉求,并寻求通过大国合作来承担维护这一秩序的公共责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立场和合作空间。中国依靠全球市场获得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以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利益体系所依托的战略底盘,都要靠维持这一秩序来运转。在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现实下,一个力不从心的美国对中国参与承担维护全球秩序责任的兴趣比以往更强烈了。责备中国“搭便车”,与担心中国借机扩张影响力,这在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霸权利益的收益算计,而是大国分担全球秩序成本的理性行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了美国太多的人力和金钱。它使美国上上下下深切感到,美国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可能凭一国之力去深度介入世界上所有混乱地区的秩序。尽管美国不太可能转向中国这样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进而省去太多干预成本,但至少,美国政府的财政拮据,是无法维持以往小布什政府那样的放纵性干预政策了。

  中美两国在磋商如何共同承担维护全球公共秩序责任的问题上,存在许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维护国际航道和地区安全,军控,环境保护,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WTO谈判,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对全球秩序及其国际合作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美国在维护全球安全和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卓越能力和成就。美国在欧洲、中东、东亚、南亚、非洲和拉美都具有广泛部署的军事基地和军力,这对保障全球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正在全球建设从伦敦-巴黎-柏林-华沙-基辅-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中国满洲里的欧亚高铁;从中国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德国的中亚高铁:从昆明-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泛亚高铁,以及从中国黑龙江-俄西伯利亚-白令海峡隧道-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的中美高铁。无论是向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安全,还是提供交通基础设施,这都是只有超大型国家才有能力承担的国际责任和贡献。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并不存在有意识损害美国利益的战略意图,中国在其自身发展的正常轨道上展开的国际空间,是基于一种经济和政治常理的规则和利益关系。但是,一个越来越把全球化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视为可以凭借美国资本、美元和军力优势谋取非正常超额利益的美国战略,却始终会把任何有可能超越美国实力的国家视为美国霸权的威胁。当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这样的国家时,日本是一个威胁;当中国或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是这样一个国家时,中国和印度就是威胁。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对美国的战略影响,意味着它的经济和货币影响力将随其贸易和投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结算货币的必要性和唯一性,进而,前述所有依托于美元霸权的美国超额利益将面临威胁;意味着它的军事能力发展的程度,使美国无法按自己的意图来控制地缘政治关系和全球介入;意味着美国的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的时代将遭遇质疑,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商业、技术、军工、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和产业在世界市场将不那么容易迅速兑现其商业价值和利益。这都构成了美国所谓的“战略威胁”。自然,申述这种威胁及其打击对手的方式,可能是妖魔化对手,或者战略遏制与围堵。美国正在把中国维护南海岛屿主权的一般行为,描述成一个崛起大国试图依靠军事实力在东亚扩张领土的霸权主义行为,并通过加持与中国有岛礁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小国来进行战略对抗。中国被描述成一个让邻国心生恐惧的东方恶霸,而美国正在像一个侠客那样挺身而出实现“战略再平衡”。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中美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制衡关系,本应是大国关系的一种常态。但不是所有对地缘政治构成影响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两岸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中国依据历史和法理主张东海和南海岛礁的主权,并以九段线标示,也已有数十年了。中国台北政权与北京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都持同样的主权诉求依据。中国晚近的国力提升及其维权行动,只是使以往诉求主权的外交立场变得更加可信和切实而已。尽管地图中南海岛屿和岛礁远离中国大陆,而与东南亚各小国邻近,但充分考虑东亚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过去数千年中,只有作为东亚天下秩序中心的中国才有能力和意愿去率先发现和使用那些岛屿。它作为象郑和那样伟大的古代中国舰队和战略家们留给中国人民的海上领土遗产,在中国具有远远超过今日东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历史和政治价值。它被赋予了见证今天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洗刷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耻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严重涵义。由于中国过去数十年海上能力的薄弱,美国把自己的舰队可以在其中如入无人之境的南海海域,视为美国控制的战略地盘,并以“自由航行权利”的声辩指责中国的主权声索。是否承认中国的崛起,并尊重中国的主权权益,是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挑战。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让步,是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的前提。如果一种大国关系使对方感觉无法维护领土主权,那么,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它将损害中美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利益。

  全球秩序的构造逻辑:理念传统的差异与沟通及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

  有必要讨论中美两国在世界政治层面的思想和理论传统。认知到中国和美国都是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并将中美关系视为塑造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这意味着只有明确中美两国对世界政治所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政治理论,才能理解影响世界的深层力量。

  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传统,兴起于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处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努力。各民族之间由于宗教、历史、文化、利益和民族差异等原因而不能相互善待,并相互攻伐,既是形成以民族为基本单位建立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构造形态的基本原因。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署为标志,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并随着欧州列强在世界的殖民扩张与收缩,最终形成了这一传统下的全球体系。尽管美国是晚近三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大国,但美国被认为是按照现代理论家们的新思想建立起来的最能代表西方理想的自由国家。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美国学派是当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

  从理论上讲,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构造起因和基本逻辑,乃是在不同民族的人民及其国家之间相互征伐和侵害所产生的混乱中,试图以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及其国际力量构造的均衡关系来实现和平和繁荣的基本方式。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和战略均势构造,是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两大支柱。在这种传统下,一个崛起的大国,无论其自身提出何种外交承诺,在理论上都将被推断为改变了国际秩序的原有力量结构及其战略均势,进而需要重新建立国际制衡体系。大国崛起通常被认为将伴随着国际秩序的冲突与再造。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崛起,以及在欧洲发生的大国争霸及其高频度的战争,乃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用以证明这一理论传统的基本论断。这也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奉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理论和历史经验依据。作为中国学者,我认为,有必要分别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构造逻辑,而且,这种区分将使我们看到处理大国崛起问题的新可能。可以说,英国在19世纪征服全球的殖民主义体系和德国、日本在20世纪试图以侵略战争称霸欧州和亚洲的失败,代表着一种以侵害性霸权构造国际秩序的逻辑。美国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和特殊。一方面,美国本身即是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的崛起也发生着在近邻的美洲大陆实现以侵害性霸权称霸美洲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欧洲大陆,美国避免了与欧洲其他大国之间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欧洲和平和繁荣的缔造者而建立了一种有别于老欧洲的新的国际政治构造逻辑。亦即,一个大国,因其巨大能力及其对国际和平与繁荣的缔造性贡献,而被推崇为某一国际秩序的领导性国家。这一逻辑在二十世纪经历冷战的胜利,进而形成美国在当今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我们在学术上区分大国崛起及其国际秩序和权力构造的两种不同逻辑——亦即基于侵害性霸权的国际秩序构造,与基于国际公共秩序及其和平繁荣贡献的国际秩序构造——乃是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之沟通,以及为何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基础。两个谋求以损害性霸权构造国际秩序的大国或许必起争端,乃至战争,但两个在维护国际公共秩序责任承担及其和平繁荣贡献方面进行合作的大国之间,却可以构造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代表着一种具有古老东方智慧及其伟大道德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作为早期华夏世界及其天下秩序的“中央之国”本身即是一种国际秩序构造逻辑的产物。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族群及其邦国。它们在其历史中尽管也发生着相互之间类似黄帝与炎帝、蚩尤那样的战争,但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构造逻辑使华夏世界最终走向了一个中央之国主导的天下秩序。以安土守邦、安居乐业和相互进行经济交换为主要诉求的华夏早期农业部落之间,不像游牧部落那样认为只有消灭对方自己才能生存,而是只有保存生命和协调关系,才能获得农业生产力和天下秩序。中国早期生存经验中的政治知识,不是关于如何以侵害性手段残酷消灭他帮及其人民的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政治合作和协调应对共同的自然灾害和环境挑战以及彼此隔阂造成的障碍,使天下广泛受益。这使华夏先民向着推举某些具备重大能力和良好德性的族群及其首领来带领和协调天下各邦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向,去构造不断加强的紧密关系及其天下秩序。他们像明代学者黄宗羲指出的那样:“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首出庶物的领袖们,从尧舜时代“钦、明、文、思、安安”的大德者“协和万邦”,到大禹带领天下治水治土而建立“中邦主导,四海咸服”的华夏世界及其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这都奠定了中国传统基于“兴公利,除公害”的政治公共性构造万邦间关系的“大一统”基本逻辑。亦即,尊大一个有崇高德性、能力和贡献的族系及其领袖国家去协调、带领和统合天下国家,使之能够形成处理天下秩序及其公共事务的政治关系和能力。这样一个上古三代“大一统”的基本逻辑,虽经战国时代秦王朝把华夏范围内相互争霸的诸侯兼并为一个郡县制的单一中央之国,并在随后汉王朝的文化一体中奠定民族性,但在中国与其他外围国家的关系上,仍然保持着上述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形成古代东亚的天下秩序。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构造传统,强调大国的权力基于其对他国和天下公共事务的贡献而非侵害和强制,从而,一个领导天下的国家,必须是“有德者居之”,必须是它为天下的和平、秩序、利益和文明贡献了什么,而非损害什么。架构这一政治秩序构造逻辑的政治天命观及其意识形态,把对中央之国近乎苛刻的达“元亨利贞”之天德,视为权力的当然义务。亦即:

  1、奠基和缔造一个秩序,使万民在此自由生长和生活,并发展出人类的事业(元);

  2、让天下彼此沟通交往、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亨);

  3、给天下带来好处和利益,促进天下和平和人民幸福安康(利);

  4、用最符合人类天命及其天道法则的仁义价值和礼法去贞正天下的秩序和行为,使之实现人类关系的良善、正义和避免邪恶(贞)。

  这样的自我要求和约束,及其对天下秩序和人类事务的贡献和责任承担,乃是作为天下领导者的中央之国最伟大的德性和风度,是郑和率领当时全球最强舰队九下西洋进行和平交往而不侵占殖民他国的思想指针,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历史记忆中最珍贵的传统和文化,以及指导中国人观察、分析和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价值观和政治理想。

  在中国的政治知识传统上,如何使天下以最公正和无私的方式及其主导者法“元亨利贞”之天德的伟大德性来实现天下太平的知识,乃是一种天子的知识。与此相对应,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各独立诸侯国之间如何通过某种有效的制度、政策和技术变革去形成生产力和战斗力,以使国家富强,并在天下争霸中获得胜利,那只是一种诸侯的知识,是以一国私利为优先考量的霸权主义的知识。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换句话说,各独立国家如何进行国际竞争以谋求国际霸权的逻辑,是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质。按照中国的知识传统,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性质,其实就只是一种诸侯的知识或霸权主义的知识。即便是美国这样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和平和繁荣有缔造性贡献的国家,也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传统的影响。美国滥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把国际权力施用于服务本国私利,谋求不正当的超额利益和世界剥削,这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诸侯知识及其国际政治的霸权主义。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战略围堵,是这种霸权主义知识下的必然行为。它存在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战略前设冲突。尽管中国在古代东亚天下秩序的朝贡体系中也居于领导地位,但中国甚少从他国谋取不正当利益,反而在促进天下共同繁荣,造福天下生民的理念及其礼制上的利益回馈,给予其他国家极大的利益恩惠和经济帮助。

  美国的历史太短,它的政治经验仍然不超出罗马帝国经验的各种变异和改善,但并不足以解决世界和它自身面临的众多问题。在美国霸权理论传统上,全球美元霸权体制及其美国资本操纵全球利益结构的不公正性,必然引发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和欧盟等世界级经济体成功崛起的挑战。地缘政治上的霸权秩序,也必然由新兴国家军事实力增长后的独立性及其地区主义而遭到抵制。在世界主要大国已经把自身能力发展到包括美国在内任何大国都无法承受真正与之一战代价的巨大能量下,通过强势政策及其战争冲突来维持霸权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美国既然尚存在二战遗留的基于贡献而非基于损害的政治秩序构造传统,那么,它就需要摆脱其霸权理论的影响,而转向中国传统下更加纯正的国际关系构造逻辑。美国需要一个如何领导世界的中国知识转向,否则,它要么将以霸权维持的强烈欲望而给全球制造灾难性战争,要么因为新兴国家成功的和平崛起而完全衰落下来,成为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大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将出现一个相互塑造的关系。美国战略的知识出路在中国传统及其今天重新崛起的儒学家,也只有在基于共同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战略合作而非霸权利益的竞争关系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真正可能的。

  显然,中国有其基于自身传统中构造世界政治的思想和理想,它与已经混杂着太多私利的美国理论,既在基于公共贡献的秩序构造逻辑上可以相通,也在那些把美国私利视为正义本身的狂妄想法和做法方面存在区别。对中国来说,尽管它的政治传统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有着十分良好的表现,但其天下主义秩序的法权基础仍然需要一个现代化的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平等原则作为构造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法权关系,无论在不同国家规模、实力和文明程度方面存在多么重大的差异和优势,它仍然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法权准则。经历近代东亚天下秩序崩溃后的中国,接受了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并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天下主义,将是一个尊重主权平等原则的秩序。只是在大国承担全球公共责任的逻辑及其权力构造上,一个在中心国家之温情关爱和德性光芒照耀下的人类一家所展现的全球秩序,才重现中国政治知识传统的理想。

  中美关系的全球角色

  如果维持对全球秩序的领导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考量,如果中国崛起的能量足够大到使中国有能力开始参与全球秩序重建,那么,一个实现中国知识转向的美国和一个重新推动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如何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来实现彼此奉行的战略目标?

  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内持续发展而使其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都将是远远地数倍超过其他经济体的巨量国家。那意味着一个中美共治的提议会出现在战略家们的议程中。尽管中国也将发展自己的全球力量投送(航母战斗群)及其1小时全球打击体系,但美国完备的全球军力,尤其是分布全球的众多军事基地,以及维持世界安全的传统,将使美国继续扮演全球警察角色。中国作为巨量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投资能力和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将使中国扮演全球建筑师角色。中国在全球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是中国最具贡献,也最具历史经验和政治感觉的方面。中国上古时代的大禹正是依靠在天下兴修水利和治水治土等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当时天下各邦的广泛推崇而形成“中央之国”。21世纪的中国仍然坚信,把世界连成一体的基础设施及其以自身经济能量对全球的辐射带动作用,是一个从“命运共同体”上展开的伟大构想。平等交往,命运相连,以大扶小,以强扶弱,共同发展,是中国人内心怀报的真诚愿望。

  中国重视全球发展的平衡性。一个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世界,应当承担由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议程。中国不打算象美国那样,把全球化中的“失败国家”和不满全球秩序的“特殊国家”及其产生的各种人道主义挑战、恐怖主义威胁和传统安全问题简单归入一个武力对付的事情。平衡性考量下,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全球社会底线扶助的经济协议,在更加广泛的全球公共事务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中国愿意支持的事务。一个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市场秩序中寻求发展的中国,奉行孔子的名言: “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没有人可以单独成功。中国的成功有赖于其他国家的成功;其他国家的成功,也有依赖于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继续发展意味着世界将面临美国力量相对衰落,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它将伴随着一系列逐步展开的多元力量并存格局。从全球单一美元货币体制,演变到美元与人民币双体制,或者美元、人民币、欧元三元体制结构。从美国一超控制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格局,演变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等更加合作维护全球秩序的多极化格局。这样一个世界是否不稳定,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牢固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承载能力。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固执、偏私和狂妄都将导致全球秩序的崩溃,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两国国家元首把中美关系彼此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疑是深具战略远见的判断。

  在更加远期的展望上,中国如果大到足够形成全球中心国家,那么,历史或许将重现中央之国的辉煌与德性。作为中国的儒学家和战略家,我们有责任以传统的智慧和开新的思想驾驭中国进程的力量和稳健。我们心中装满了所有缔造人类秩序的各种可能性,但经纬人类秩序的法则和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永远是天地之道和我们心中的良知与理想。我们的德性有多高,我们能够承载的使命和事业就有多大。这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理。中国传统既强调人类自身的努力,也相信天命的力量,此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是否能够在21世纪登顶全球而再现辉煌,那并非仅仅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世界。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发展奠定于一个基于人性及其人类常理的中庸之道上,我们的所有前途便是中国人天命的展开。我们从事人类 “成己成物”,造福天下生民的伟大事业,并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则下展现人类彼此关系的善待与合作。我们笃信“德不孤,必有邻”。一个对中国知识及其中国事业建立理解和合作的世界,是中国成功的条件。这个演讲,试图促进这个政治愿景,并宣告当今国际政治学中国学派的兴起。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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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熊跟龙合作可以打败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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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pe Escobar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熊跟龙合作可以打败鹰吗?

——俄罗斯和中国如何在亚洲共同遏制美国

Pepe Escobar

  未来可能会建立的北京-莫斯科-柏林战略商贸联盟将导致日益衰败的“新美国世纪”面临灭亡的危机。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最高层正对此事展开认真商讨,德国、印度和伊朗也显示出兴趣加入这一联盟。而在美国和比利时(译者注:比利时布鲁塞尔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所在地),目前关注的焦点却是恐怖组织ISIS/ISIL/IS的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对于美国的精英们来说,“全方位统治”时代(按五角大楼的说法)的终结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毕竟,美国认为自己必须对军事、经济、文化、网络以及外太空等各个领域进行控制,这种信仰几乎可以说是像宗教教义那样神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被美国全权控制的机构。

  当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与美国竞争的大国日益壮大,美国该如何维持其“全方位统治”呢?美国对乌克兰事件和亚洲海域争端的处理可以被视为分割和孤立的手段。

  为了应对中国,奥巴马政府已经“重返亚洲”了好几年。它一方面巩固在东南亚的盟国的关系、关注中国南海能源争端,并且采取了适度的军事调动,与此同时,它还采取行动锁定了未来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

  在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奥巴马政府支持乌克兰政变,这在普京看来是对俄罗斯的一大威胁。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像是要在俄罗斯国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落下新的铁幕,而乌克兰正是长矛的尖端,以阻止未来任何非美国控制的渠道进行的经济贸易整合。在中国看来,乌克兰危机是美国政府侵扰和孤立俄罗斯的例证。中国的领导层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支持的、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来危害该地区的稳定。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规划的,“中国梦”包含由中国倡导和组织的新丝绸之路,这将相当于欧亚经贸的泛亚洲高速通道。为了应对来自美国以及日本在海上的压力,中国的回应就是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有两个分支的贸易线路,一个分支是通过西伯利亚,另一个分支是通过中亚各个“斯坦”国家。

  如今,中国和俄罗斯希望未来的德国不再受美国的支配。在从叙利亚到乌克兰的众多国际危机中,德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似乎正日渐与美国分道扬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对于是否就乌克兰事件而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这一事件上持犹豫态度,因为德国有30万左右的工作岗位与俄罗斯息息相关。

  尤其是德国的工业家,他们希望同俄罗斯和中国达成尽可能多的贸易,从而使德国突破欧盟的地域界限,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而不再只是美国的卫星。

  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国内事务,重点集中在贯彻实施习近平主席的经济改革,打击党内腐败,其次才是打造更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从而遏制美国的“重返亚洲”计划,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让美国产生“中国威胁”的想法。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控制全球海域,因此中国需要加速推进建设新丝绸之路的计划。最终的结果是要打造综合的基础设施来连接中国与西欧以及地中海地区。丝绸之路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陆路分支,始于西安,止于威尼斯。另一分支则是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开始,穿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再经过肯尼亚的内罗毕,最终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这就是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的战略是要在不少于五个重点区域内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俄罗斯(亚洲和欧洲的重点桥梁)、中亚、西南亚、高加索地区,以及东欧。中国同样还有兴趣连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中巴经济走廊,获得印度洋的特许使用权。一系列的公路、高铁、石油管道、光纤网络将把这一区域连接至中国。

  奥巴马政府对此所采取的最佳应对措施是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领域实施军事牵制,加剧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妨碍中国与印度的战略联盟。北约的任务当然就是留在东欧遏制俄罗斯。

  今年五月,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价值高达4千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为打造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奠定了基础,目前这项工程已经在雅库茨克市动工。这将使俄罗斯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市场。该协议的签订明确标志着中俄两国结成了基于能源的强大的战略联盟。

  欧亚大陆的未来经济版图将很快发生改变。华盛顿正努力在欧洲促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在亚洲促成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两大跨区域合作都将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全球化,其目的相当明显—阻碍金砖五国经济的发展,并遏制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从而巩固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排除了中国,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则排除了俄罗斯。

  最近,中国、俄罗斯、以及四个中亚“斯坦”国家同意吸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新成员,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也正准备打造自己的丝绸之路。

  上海合作组织正缓慢发展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很明显,该组织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在能源贸易中停止使用美元作为贸易货币,而改用人民币或卢布。毫无疑问,该组织永远不会欢迎美国加入。

  然而,这些都只是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在当下,莫斯科一直在向华盛顿发出信号,希望能再次启动双边对话,而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一直没有停止。奥巴马政府则继续依赖其技术和军事实力维持美国在欧亚大陆地区的优势。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资金,而俄罗斯有大量的能源。正如中国所说,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三方合作将毫无疑问会带来三赢,但是三方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和俄罗斯将加强彼此的战略合作,并吸纳欧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冲突会导致普京转向中国寻求友谊和帮助。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认真权衡,转而投向如此强大的经济体将意味着什么。

  把中国视作是下一个欧亚世纪世界新秩序的磁石吧!美国也许会发现,自己将被排挤出欧亚地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将成为促成这种转变的主导者。

  作者是一名巴西记者。原文: http://www.juancole.com/2014/10/dragon-russia-block.html

  编译: 贺蓉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2

旧文章ID:59

一个秘密:中美苏三国心照不宣严守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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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博报  来源:凤凰博报


    刚刚组建的志愿军“雏鹰”,与二战劲旅美国“秃鹫”较量,却能战而胜之,诀窍何在?

    
旅顺苏军烈士陵园中,为何耸立着巨大的苏联飞行员烈士墓碑方阵?

   
新发现的史实,足以改写朝鲜战争史、中国空军史、世界空战史有关章节:

   
辽南小城旅顺口,现为大连市的一个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溥仪筹建伪满州国、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并进驻旅顺十年……都与其有着密切联系。

   
旅顺至今仍是个保密意识很强的地区。在沿海开放城市大连,国家只允许旅顺口区部分开放。而这里最大的秘密,莫过于已尘封半个世纪的苏联空军参加抗美援朝的历史真相。

   202座墓碑意味着什么?


   
旅顺苏军烈士陵园的1600余座造型各异的墓碑中,有一个202座墓碑组成的巨大方阵引起我的关注。墓碑的主人都是苏军飞行员,牺牲时间都在 1950 年至1953年之间。202名飞行员,至少相当于5个团的兵力。即使是训练充满危险,也不至于在三年时间内有这么多飞行员遇难,除非是因为战争。而同一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局部战争要数朝鲜战争。

    
但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书上一直这样记载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苏达成协议,由中国出地面部队打击侵略者,苏联出空军进行空中支援。但就在志愿军部队开赴朝鲜战场前夕,苏方突然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18日,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照样出兵抗美援朝。 19日,志愿军部队按计划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连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上将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也持同样观点。而彭德怀元帅在《彭德怀自述》中对此情节却只字未提。

   “轻量级”战胜“重量级”的秘密


    
据统计,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及其盟国投入了强大的空中力量,各型作战飞机1200余架,当时中国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比例是6:1; 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多的达3000小时,志愿军飞行员飞行时间最多不足100小时,比例是30:1;美军飞行员大都经过二战洗礼,战斗出动平均在300次以上,而志愿军飞行员刚刚放单飞,从未参加过战斗,比例是300:0。有人把朝鲜战争中的中美空战形象地比喻为:“重量级拳击手与轻量级拳击手不公平的较量。”

    
然而,中美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大发神威,击落击伤美机425架,其中击落330架,被击落231架,取得了1:1.3的赫赫战果,“轻量级”打败了“重量级”。


志愿军空军是1951年1月21日与美机交火的,交火不久,也就是当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便大发感叹:“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事实是,苏联空军不仅在培训志愿军空军方面贡献突出,在帮助志愿军“雏鹰”打击美国“秃鹫”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中、苏、美达成空前默契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国际斗争中,特别是冷战时期,中、苏、美三大国在许多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但在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这一问题上,却心照不宣地严守机密,而且一守就是好几十年。从目前收集到的史料来看,这一默契的核心是避免秘密泄露引起苏、美直接对抗,从而引发世界大战。

    
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朝鲜危机时,一致同意: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苏、美在朝鲜直接冲突,即使苏联被迫放弃北朝鲜。

    
一个月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和中方一再督促,斯大林在要求高度保密和苏军飞行员必须在苏联领土以外地区投入战争的前提下,终于下达了出兵命令。195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第64防空集团军军长罗波夫率一个只有32架飞机的缺编团队悄悄飞抵丹东浪头机场。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苏军制定了多项保密措施,如将苏军飞机上的徽记抹掉,代之以中国军队的“八一”标记;飞行员穿上中国空军服装;禁止飞行员到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因为一旦迫降,极有可能被美军俘获;不准和中国人一起照相,也不准互送私人照片;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在电台中讲俄语–每人发一张卡片,上面用俄语字母拼写了一些必要的中国话、朝鲜话。(此项命令因不适合作战需要,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苏联空军最初驻守浪头机场,那里紧靠鸭绿江大桥,便于防空,但不利于保密。苏军停机坪严禁中朝人员接近。不久,苏军又使用了大东港机场,而大浦和大孤山机场由中朝部队使用。半个月后,为便于指挥,中朝在浪头机场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即空联司)。空联司请罗波夫中将参加,并由他统一指挥作战,却被罗波夫拒绝。他说:“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则令人惊讶……我答应尽力协同。”

    
尽管苏联空军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保密,但美国很快就从各方汇集而来的情报中获悉事实真相。令人吃惊的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美苏空战,美国也是避而不谈。后来成为宇航员的约翰·格兰说:他清楚地知道在同俄国人作战,而当局不仅知道米格飞机里有苏联人,而且还知道苏联飞行员所受到的种种限制。

    
事实上,当时美国也是力不从心,它在欧洲仅有150架作战飞机,不足一个师的兵力,要想具备与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力量,至少要有2-3年的准备时间。

“老大哥”为何“出尔反尔”


    
一开始,苏联不同意介入朝鲜战争,后来,又派出强大的空军,怎么解释?朝鲜战争爆发,使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严重挑战。作为“老大哥”,苏联真的能袖手旁观吗?

    
据新近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百万大军在朝鲜》等专著披露,苏联空军参战,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苏联远东空军基地遭到美军轰炸。1950年10月8日,海参崴附近的苏哈亚列卡空军基地被美军喷气式战斗机轰炸。实际上,这种空袭自8月份以来就开始了,只不过轰炸是沿苏联边界进行的。美国最初否认空袭事件,但11天后又以“意外事件”赔礼道歉。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苏联还能坐得住?

    
二是斯大林有言在先。1950年10月8日晚,周恩来从北京乘飞机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这表明,苏联并未把话说死,而是做了两手准备,可进可退,进退自如。

    
三是斯大林不愿坐视美国在远东扩张势力。二战中,苏联损失惨重,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急需一段和平时期休养生息,积聚国力。但美国把战火燃到自己的家门口,实在是欺人太甚。因此,斯大林决定秘密出兵,给美国一个“响亮的耳光”,教训教训他。

    没有永不公开的秘密


    
是美国人最早披露了“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这一重大机密。1988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人物赫伯特透露:“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我们与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1992年6月,俄国也开始公开谈论这一敏感话题。叶利钦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件中称:“我们认为,有1309架美国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有262名美国飞行员得救。”信中叶利钦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飞行员是被苏联空军击落的,还是中、苏、朝空军共同击落的。

    
朝鲜战争专家达恩兹·布拉塞认真阅读苏军档案后发现,朝鲜战争空战中,苏军飞行员出动架次约占70%,“他们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北朝鲜没有空军力量,苏联的帮助绝对是压倒一切的。”

    
中国的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直到2000年2月,一级战斗英雄、前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才写道,“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其完成作战任务……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苏联飞行员战果知多少?


    
1999年7月,《扬子晚报》上披露了一则消息:《苏联4万军人曾参加朝鲜战争》。消息源自于俄国防部战史研究所编纂的有关解密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苏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都进入了中国和北朝鲜领土内,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飞行员。苏联空军最精锐的近卫军一、二、三师都在中国轮过战。最高的年份是 1952年,兵力达2.6万人。


2000年7月,《解放日报》报道说:苏联退役飞行员克拉马伦可(年近8旬)用亲身经历谈了那桩一直被掩盖的秘密。他说,5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约2000名苏联飞行员进入中国,然后秘密潜入北朝鲜,打击美军飞机。据悉,在战争正酣期间,每天都有几十架苏联战斗机直冲云霄,投入战斗。

目前,在世界军事史和朝鲜战争史中,苏联空军参战之事已被接受,但还有不少空白,苏联空军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朝鲜空战中的战绩,尚无一个公认的结论。苏军飞行员牺牲人数也是一个谜团。

    
1995年3月21日,俄罗斯《红星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喷气式飞机之战的王牌飞行员》一文,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真正的喷气式飞机之战,是 50年代初在朝鲜展开的。一方是美国同其盟国的飞行员,另一方是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飞行员。第一个喷气式王牌飞行员,是苏军上尉沙巴诺夫。从参战到 1951年5 月20日,他驾驶喷气式飞机击落6架敌机,其中有5架喷气式飞机。从1951年6月17日至1952年2月2日,苏佳金大尉战斗飞行49次,参加空战66 次,击落敌机22架,这是朝鲜战争中的最高纪录……

仅文章中提供的战绩,加起来就达171架之多。苏联空军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据罗波夫中将事后透露,其敌我机的损失比是4:1。如果??有230–250架左右的飞机被击落。遗憾的是,上述数据都是外军提供的。

“炊事班长”回忆当年


    
许兴荣退休之前是大连某大学的一名处长。当我几经周折见到他时,他兴奋地回忆起“空联司”的往事–“1950年12月5日,我报名参加志愿军。一到部队,我就好生奇怪。这支部队200多人,老的老,小的小,有做饭的、洗衣的,还有理发的。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专门为苏军飞行员服务的,我的任务是给他们擦皮鞋。因为擦皮鞋的人手够了,才把我分到空勤灶,担任炊事班长。那些老师傅,都是从大连饭店招来的,会做俄国饭菜。

   
“当时,不仅有苏联空军参战,而且,沿鸭绿江一线,都是身穿中国军装的苏联高炮部队。美国肯定知道苏军参战秘密,每隔十天八天,就乘夜色到前线各机场进行轰炸。

    
“按照有关规定,中国军人不准到苏联飞行员的宿舍去。我不懂俄语,无法与他们交谈,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字。他们用的全是假名,很难对上号。

    
“业余时间,苏军营区内有个小俱乐部,经常放映电影,后来熟悉了,我们可以进去看。但他们不放电影,就说明出事了,只让苏联人进,不让中国人去。我们听说,那是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他们在晚上开追悼会;会后,由苏军派车,在中国警卫班护送下悄悄送往旅顺苏军基地秘密安葬……

    俄罗斯不曾忘记


    
这几年来,陵园的陵墓做了修缮,墓园四周绿草茵茵,庄严肃穆。工作人员破例让我看了他们新撰写的解说词:东部陵园由三部分组成,第二部分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苏军飞行员。当时我们空军力量薄弱,斯大林元帅于1950年11月命令部分苏联空军秘密入朝参战。许多飞行员在战争中壮烈牺牲。墓碑中间的方洞原来安放着烈士生前照片。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均遭破坏……

    
讲解组长刘瑞萍深情地回忆起费多罗维奇之女墓地寻父的经历:1999年7月29日,一位年届50的俄罗斯妇女带着女儿走进烈士陵园,要寻找他父亲费多罗维奇的陵墓。据介绍,其父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她才二三岁。安葬时,她母亲来过一次,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来扫墓。从她提供的历史照片上看出,送葬的人都是苏军,而且背景上有墓碑,说明202名烈士不是战争结束后统一安葬的。我们根据烈士的姓名,把每座墓碑基座上的名字都查了一遍,终于找到了费多罗维奇的陵墓。其女按照俄罗斯的风俗,点上两只蜡烛,摆上一片面包、一杯伏尔加酒和一个漂流瓶,然后抱着墓碑失声痛哭……她在留言簿上用俄文写道:“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在我找寻亲人的过程中给予的一切帮助,并把我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你们的祖国及人民!”(环球网,2014年7月9日)

    网友评论:

    希望社会1:我的老上级就是志愿军空军,一直和我们聊天时说的。当时苏联飞行员学了几句中国话,以便地空联络。但是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苏联飞行员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简单几句中国话联络的。紧急情况下还是用俄语联络的。美国人把苏联飞行员的对话录了下来,拿到联合国去播放,以证明苏联参战。所以,这个也不是保守到现在的秘密。国际社会都知道的。后来这支空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全部转移到上海江湾飞机场,苏联飞行员也一起来到上海,保卫大上海。我的老领导1954年专业到上海杨浦区民政局。后来考入华东师大。

    liaodw888:希望朝鲜懂得感恩。

    华梅:苏联出动空军原先说好的,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苏联是在对兑自己的承兑!!!

        fox13052999:现在有个观点很流行,就是抗美援朝是错误的,历史就是历史,要用当时的眼光去看,当时美国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鸭绿江,美军的炸弹也扔到丹东,彭总说这个仗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好,晚打就在东北打了,那儿是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即使现在看也没错。


    临川洪:这篇文章有根有据地,说明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中苏(中俄)血浓于水的战斗友情! 同样,在二次大战期间,中美在缅甸等战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真诚希望: 中美不战!俄美不战!其他不战、和平万岁。临川洪 7、11附: 中策:三方鼎立、各自为政 道法自然、相机行事;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以史为鉴、令政必行。 我们的现代国家哲学根本原则:存在就是真理、必要就是合法;运动就是一切; 名取中策、实行上策;聚人心、无为治 新“常态”、不颠覆;实干兴邦、富国强兵。    临川洪 2014、5、23 概括;6、25 再警示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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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共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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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龙市出入境  来源:新浪微博

王毅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双方对世界承担的一份责任。中美关系如同大海中的一艘巨轮,只要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减少战略疑虑,增进战略合作,防止战略误判,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完成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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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精英看中国"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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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华闻大直播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首位华裔女性国会众议员、来自加州的赵美心,多年来积极争取华裔权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关注。赵美心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勇于改革、关注民生,特别是在反腐问题上展现出务实作风。这一集世界精英论中国,来听听赵美心对中国的看法。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旧文章ID:56

【外交部驳斥美国国会2014年涉华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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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今日中国China Today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2014年涉华年度报告歪曲事实,敦促该委员会停止此类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错误言行。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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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怿:油页岩革命与中美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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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忻怿  来源:共识网

一、引言

  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以来,适度变更先前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强与盟友合作,从伊拉克撤军,并大规模减少驻阿富汗美军。此外逐步削减美国在一些非关键地区军事存在,持续削减军费开支。可见,民主党政府对新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及其对外政治哲学进行了适度调整,体现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其自身国力、财力与其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之间不相匹配的战略困局下的政策调整。同时我们也应关注2010年以来逐步企稳的美国经济与油页岩革命为代表的美国多维霸权持续延寿等诸方面新特征。

  美国身处两场局部战争困扰之时,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强大,特别是军事现代化成就卓越。在美国看来,美日在此区域优势不断丧失,已然打破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因此,近年来美国加紧围堵中国,高调宣布所谓重返亚太政策和海空一体战战略,将全球海空军部署进行大规模调整,布重兵于中国周边,极力研发新式武器,保持技术代差,着重压制解放军日益增长的所谓区域阻遏/反介入能力”[1]。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家眼中首要战略对手和最大假想敌。与冷战时代两极与两大集团分裂表征下的高烈度政治军事对抗不同,新时期大国间在诸如经贸、能源等低政治元素领域对抗博弈更为激烈,暗战不断。由于货币和能源的特殊属性,相关领域之博弈往往更为关键,影响更为深远,已成为头号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战略博弈的新热点。

  2011年,美国时隔62年后重新成为成品油出口国,意义深远。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预测,美国最早将于2016年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非欧佩克产油国,2018年前取代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国天然气产量也将保持增长,到2040年,页岩气产量将比2012年水平高出56%,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届时油气资源将大量出口[2]。美国从世界头号油气进口国转身为油气主要出口国这一战略转变无疑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油气多半亟需进口且不断攀升的中国尤为如此。美国谋求能源独立肇始于尼克松时期,直到近年油页岩技术革命才将其迅速推向能源超级大国地位,其多维霸权构筑体系中的能源支柱初现端倪。短短几年之内油页岩革命也成为触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的重要触媒。

  面对美国主导的油页岩革命所引起的全球能源格局巨大变化给中美关系、能源安全、国家军事与安全战略所带来的重大影响目前中美关系及国际政治学界关注刚刚起步,不少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层面,深度不够,交联不多。特别是没有将美国主导的此次能源革命放置在长远历史视角中进行对比研究,没有关注到其与中国近年来大规模远洋海军建设及远洋走出去战略的内外关联,没有对这一领域中美隐性对抗和博弈有足够的估量和评价,也没有对能源困局下中国远洋海军战略进行审慎评估与反思。因此,本文尝试对以上事项进行交联分析,从美国油页岩能源革命为出发点,剖析其所带来的全球油气能源格局巨变对中国所造成的重大战略影响与国际新能源战略版图变动下中国的应对战略,展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维度与新特点。重点阐述中国远洋海军战略及海上通道疏通等战略举措并进行冷静反思。

  二、油页岩革命与美国能源独立政策

  油页岩(oil shale)又称油母页岩,是一种含有机质沉积岩,为新兴低热值固体化石燃料,高温干馏后,能够提取页岩油及页岩气,其性质类似于石油及天然气。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测,2010年底,全球页岩油储量达4.5万亿吨,数倍于世界石油资源探明储量。其中,美国页岩油探明储量占世界70%,而中国目前探明储量只有美国的9%[3]油页岩开发成为新宠,其开采技术成为大国重器,受到各大国战略重视。

  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贬值后,美国政府遂将美元与石油挂钩,继续维持其世界第一大支付结算货币地位,但美元与石油联动有利有弊。因此,美国历届政府鼓励能源技术创新,积极寻求替代能源与国内油气增产,以求摆脱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屡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而波折、输入性通货膨胀持续、外贸逆差加剧等严重问题。冷战初期,随着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强国脱身中东,美国遂填补中东战略真空,以获得其长期油气供应。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为确保油气供应,美国将相当军力布置在中东各地,维持当地稳定、调和巴以关系耗费了不少国力,引起决策层反思。而油页岩革命所带来的国际能源格局巨变则成为促使美国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基石。此外,政治、经济及军事三位一体多维霸权支撑的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突破也是其为确保霸权而在科技、经济乃至全球战略方面的最新举措。

  油页岩革命表现为近些年来美国油页岩大规模勘探与低成本商业性开发利用。长久以来油页岩利用是技术难题,提取页岩油气难度大、成本高。而近年来以多层水力压裂技术为代表,技术革新大幅度提高了油页岩开采产量,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广布于陆地沉积盆地及浅海海床下的油页岩矿床开发利用得以进入规模化与商业化轨道。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能源政策法》并予总统签署生效,明确油页岩作为新兴战略资源的地位,指令能源部协调促进油页岩资源商业性开发,对相关油气公司进行税费减免等诸多优惠。奥巴马政府也相继颁布《2009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等能源政策指导性文件。2011年颁布的远景规划《未来能源安全蓝图》,明确提出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和安全的三大战略:一是油气开发回归本土,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二是推广节能减排,削减能源消费三是激发技术创新,加快发展清洁能源。[4]其中,油页岩开采成为重点,美国予以其能源开发主要战略支柱的地位,开发油页岩,实现能源自给乃至出口成为既定国策。短短几年,凭借独步全球的技术创新能力,美国执油页岩开发之牛耳,其能源战略地位突变,页岩油气产量猛增。2012年美国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预计最快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油页岩开采方兴未艾,这会相当程度化解人类化石燃料耗费枯竭危局。目前仅北美地区油页岩得到系统勘探,加上未来其他地区的勘探与开发,石油耗尽的悲观论调将告一段落。据能源资讯巨头IHS公司乐观预测,全球页岩油气可探明储量按现有消费量足够全人类使用100120年,消费页岩气还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以油气(及煤炭)为主导能源所构筑的现有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由于油页岩革命能够得以继续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至发生重大能源危机。

  本质上讲,油页岩革命乃是美国历届政府长久以来谋划能源独立政策阶段性重要现实成果,页岩油气大规模增产使得美国能源自给夙愿接近实现。油页岩革命虽初现端倪,其广泛冲击效应还未显现,但对于其趋向影响须予以观察和讨论。油页岩革命所带来的能源格局变动将会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地缘政治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油气多半进口、相关技术薄弱、对美关系起伏不定、预期不明的发展中大国,亟需考察美国油页岩革命对于世界、周边及我国的深切影响,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三、油页岩革命冲击波

  油气资源的大幅度增产或减产造成的变动均会对地区乃至全球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如,因由油气资源中东地区迅速上升为国际战略斗争焦点,直至今日。上世纪70年代英国和意大利原油产量骤增也均对地区体系造成冲击,提升了两国战略地位。而凭借油气出口,苏联更因70年代初油价暴涨而勃兴一时,同时也因油气价格在80年代中期的大幅跳水而损失惨重,加速其财力枯竭与国家衰亡。[5]而此番美国推行油页岩革命对于其自身、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冲击性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能源自给,助力经济复苏

  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测,受益于油页岩开采,美国最快将于2020年完全实现能源自给乃至大量出口油气。相比之下,中国于20139月已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28.9%,油气能源的马六甲困局早已形成并持续恶化,反观美国却因油页岩开采而受益颇多。

  首先,油气大量增产直至实现能源自给乃至大量出口能够有效降低长久以来美国油气贸易赤字,改善其国际收支与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为美国经济提供持续稳定的国内能源供应。此外,得益于油气产量大增及油页岩产业开发所带来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和岗位供给,美国就业情况也持续好转。油页岩开发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正在持续促进美国再工业化国策,为其综合国力增添新的重要竞争砝码,大大改善美国实体经济,支撑美元步入强势周期,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助力其经济复苏。

  与最近半年来中国经济明显放缓不同,美国经济自次贷危机后持续好转。2011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力拔头筹。据美国商务部20141月数据显示,2013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达3.2%[6]其中,受惠于油气贸易赤字净减少,2013年美国贸易赤字总量为次贷危机爆发后最低值。此外,油气增产乃至自给出口的美国将会摆脱以往国际油价屡受产油地地缘政治波动而变动的弊端,维持一个既使美国油气出口获利而又较为稳定适度的油气价格,助力美国及全球经济体系稳定运行。

  欧盟债务危机哀鸿遍野,新兴经济体屡受波折前景不乐观之时,美国油气产量骤增所带来的国际收支改善、美元回流走强、实体经济复苏和消费就业趋好等益处已经显现。十年前美国深陷两场局部战争泥潭,六年前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唱衰美国论调再起,而凭借美国国内依然较为有效的民主纠错机制、非凡的技术与制度创新能力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短短几年内,实力平稳回升,并在以油页岩开发为标志的全球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浪潮中手执牛耳,挟能源、技术优势以令诸侯,加紧维护多维一体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与霸权体系。

  ()强化独霸地位,努力牵制中俄

  美国油气产量大幅增加所搅动的不仅仅是世界能源供求关系与结构布局,更为隐性的是油页岩革命对于国际金融领域、新能源开发技术、碳交易与碳排放方面乃至主要大国关系所产生的重大冲击。

  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固定汇兑终结,随即美国与欧佩克成员国商定只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构筑起石油这一头号战略物资与美元的紧密关系,以维护美元霸权。同时,美国愈加深入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以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元汇率。扶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抗伊朗、消灭萨达姆及卡扎菲政权还有对于所谓石油日元、石油欧元与石油人民币的围堵打压均是其维护美元霸权及其在中东战略优势的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欧元持续走弱和半年来人民币持续贬值无疑不受到美国能源战略运筹与金融暗战的深切影响。无疑,油页岩革命下能源自给乃至出口的美国将会强化其石油美元霸权地位,增强其货币与能源双重权柄。

  美国此番能源革命的基石是其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目前,各大国均有大量油页岩储备,而只有美国掌握低成本实用化深层水压致裂开采技术,其多维霸权中的技术代差优势显露无疑。民用核电技术、发动机技术、材料科学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美国对华均有着十分严格的技术封锁与转让壁垒,油页岩开采技术领域更是如此。近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高层接触中,美方对于中方在油页岩开采领域提供转让和支持等的积极诉求反响相当冷淡。美方能够提供的一些对华页岩油气技术输出也多相当苛刻的附加条件,对于谋求核心技术自主掌握的中国来说吸引力不高。另一方面,深层水压致裂开采技术并不适合本已缺乏淡水的我国北方油页岩矿区,技术与环境双层局限限制了我国页岩油气的开发与利用。油页岩开采短板所导致的本土油气增产乏力困局已逐步显现,201310月,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月度原油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中国必须面对美国主导构筑下的国际能源战略格局,对于中国能源困局这一阿喀琉斯之踵下一章节会继续介绍。

  目前,碳排放与碳交易议题已成为西方国家钳制中国的新战略筹码,而页岩气大规模开采与利用将进一步减少美国碳排放总量,增强其在气候谈判、碳交易与碳排放问题上的话语权。而早在2010年便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并依旧以煤炭为主,核电与油页岩开发技术较为落后的中国将会受到西方国家在碳排放、碳交易问题与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持续施压,从而进一步恶化对我国发展本已不利的外部政策环境,如中国民航业已经受到欧盟在碳排放问题上的牵制。

  凭借技术优势与资源禀赋,美国油页岩革命可谓一石二鸟,除了中国,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也对俄罗斯这一美国传统战略对手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早在里根执政时期,共和党精英便改变先前民主党人对苏缓和战略,在各领域重新加紧遏制苏联,祭出能源武器大旗,推出了著名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1985年,美国启动该战略要求沙特阿拉伯原油大幅增产,一时间国际油价重挫,美元也剧烈贬值近三成。沙特低成本热带油品大幅度增产使得苏联高纬度冻土带高成本原油出口损失空前,直到1991年苏联原油出口相比于8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以上,石油美元外汇收入急剧缩水。[7]国内产业结构畸形落后而倚仗原油出口换汇的苏联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能源棋局下的最大受害者,国际收支领域持续恶化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国内危机与国家衰亡。时至今日,再次祭起能源武器大旗进行隐蔽经济能源战的美国所推出的油页岩革命无疑会对仍然依靠能源等初级产品出口获取外汇的俄罗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俄罗斯高纬度冻土带油气开采成本常年居高不下,面对美国近海及内陆盆地油页岩规模化开采的低成本优势冲击应对能力有限。此外,美国影响下的国际油价还能冲击伊朗、委内瑞拉等地区性反美势力的石油收入。同时,未来成为能够与俄国比肩的新兴能源输出大国的美国会对传统以来亟需俄国能源供应的欧盟诸国产生相当吸引力,美国大型LNG液化天然气船只乃至跨越大西洋的输油管道向欧洲市场的开拓将会大大分散欧俄之间经过诸多战略动荡地区油气管道的输送能力及其吸引力。未来美国向西欧输送能源将会加强跨大西洋合作框架与美欧关系,打击俄国长久以来屡试不爽的对欧能源输出战略筹码,缩减俄国对欧盟的战略影响,迟滞德国等谋划的欧俄合作设想与欧盟独立性不断增强等等对美不利的战略后果,可谓用意深远。

  ()适当脱身中东,重点重返亚太

  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稳步实践及其最终实现,不仅为自身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应安全路径,增强了美国经济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也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能源、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版图。大量增产本土页岩油气以谋求能源自给并积极出口的能源新格局与新战略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严重依靠油气进口并深陷入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来说可谓是助推其中东区域战略转变的重要物质前提。

  从小布什时代近30万中东中亚军力部署到奥巴马政府完成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任务,并缩减美军在此军事部署,继续推进大中东和平计划”[8],对伊朗接触谈判,继续促进巴以和谈等措施鲜明地表明美国中东政策新转向。奥巴马执政以来,强化与传统盟友在北非中东事务上的合作,加强同中东亲美君主国的关系,提升其防务能力,完成适当战略收缩,逐步减少美国在中东等地的直接战略义务。回顾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史,中东与拉美一直是其运筹重点,而如今相对脱身中东的区域战略调整可谓意义重大。适当脱身中东,战略重点东向,多边主义回潮,强调巧实力与软实力的奥巴马主义”[9]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实力相对衰落,局部战略相对收缩,提升盟友自身防务责任与能力,重点保证核心地带以抗衡遏制苏联的尼克松主义[10]十分相似,均反映了美国面对新兴战略对手实力陡增而自身实力相对收缩时代特征下其全球及地区战略的及时磨合与调整。值得关注的是,助推此次美国全球及中东地区战略调整尤为关键的主动性因素正是能源领域关键性的油页岩革命及其对于美国能源地位的重大改善。正因为此,此次美国中东地区战略调整与相对收缩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逐步掌握能源供应主动权,实现能源自给,乃至成为重要油气出口国的美国无疑会对中东油气资源的战略渴求大大减少,中东地区战略重要性在美国国家宏观安全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必然相对有所下降,紧握能源红利的美国可以相当从容地从中东分身。面对巴以和谈问题,叙利亚内战问题及伊朗核武开发,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政治变局等等棘手问题,美国均未作出实质性干涉,出手谨慎,努力避免美国在这一地区新的军事投入,特别是对于伊战后战略地位陡升的伊朗所采取的怀柔政策为外界普遍理解为美国在中东采取缓和与防守的战略态势。可以想见,未来能源自给的美国对于中东地缘政治稳定抑或变乱的关切程度将会相对减弱,中东地缘政治变动所造成的油价涨幅则会有利于能源出口的美国,而对中国等其他能源亟需进口的新兴经济体会造成牵制和冲击,而中国在此基建等领域投资也由于政治变乱而深受其害。[11]然而,除去美国,没有一个大国能对中东有相类似的战略投送能力与战略影响力。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霸权稳定论治下的中东相对稳定格局对于非霸权国有着一种搭便车优势,从中东相对脱身的美国所造成的局部战略相对真空所引起的诸如土耳其与伊朗的区域性争夺所造成的中东乱局对于中国来说却弊大于利。

  同时,油气自给乃至出口的美国会相对降低欧佩克组织在世界能源话语结构中的地位,降低伊朗、委内瑞拉等地区性战略对手的石油收入和战略影响,对于中东各产油亲美政权可谓也是又拉又打。此外,相对减少在中东军事干预与军事存在的美国能够就此缓解阿拉伯世界强烈的反美情绪,缓解优化美阿关系。短短几年,适当脱身中东,重点重返亚太,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从中东移向亚太已落实成国策,相应的全球与地区战略调整也加紧推进。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上任伊始便根据新形势建议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政策,认为未来美国将在中东执行外交优先、减少卷入和避免军事干预的新方针。在题为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主旨演讲中,赖斯更是直言不讳指出,不管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多么麻烦的事情,都不会影响美国把注意力投掷到亚洲来。”[12]就这样,美国抛出了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13]。这一宏观政策指导下,20121月,美国防部酝酿已久的《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新军事战略报告出炉并强调,近期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重点是欧洲,在亚太要增加军事机构和军事存在,在中东则要维持军事存在与能力。对美陆军规模进行裁减,强化海空军实力,将海空军主力装备与兵员侧重部署到西北太平洋的战略前沿基地,全面更换第四代主战武器系统,构筑海空一体战”[14]新模式遏制该区域不断成长的最大潜在战略对手。[15]可见,重返亚太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在美国决策层内已达成共识、全面落实。美军强化岛链基地及各种具有技术代差优势的新式战役战略武器大量前置部署等举动已对中国造成巨大战略威胁,显现出美国此番针对中国战略调整的强烈进攻性。

  近期,美国面对叙利亚内战、克里米亚危机等诸多严峻事项均并未做出实质性强硬回应,反而奥巴马访日期间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支持其钓鱼岛立场等政治表态均是极为鲜明的政治信号。美国著名战略家、对华遏制派、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米尔斯海默便撰文对此极为赞同,强调中国这一潜在霸权国对美的所谓现实威胁,认为美国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去过分分身应对一个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外强中干的俄罗斯。[16]正如作者1994年的重要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言,美国必须积极应对首要潜在战略对手中国在亚太地区准备推行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17],自由主义接触派的对华政策已被误导,不会有好结果,而放弃接触、积极遏制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才是美国钳制中国的王道。[18]现在看来,美国鹰派当年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执政后期对华问题上明显右转的奥巴马政府已在切实践行保守派的对华遏制战略了。军事领域倚仗海空军技术优势,放日出笼,经济领域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9]以谋求排挤限制中国,政治领域强调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话语霸权与区域同盟体系,三根支柱主导下美国对华新战略显得咄咄逼人,透露出美国高层强烈的旧式大国对抗的冷战思维。

  可以看到,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退下所推行的战略调整离不开油页岩开发的能源红利,其所带来的能源自给与经济复苏乃至未来掌控能源霸权的有利条件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此次美国全球与地区战略调整。远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衰退中的旧式霸权国,依旧具有相当活力与超一流竞争力、创新力与综合国力的美国能够凭借其与时俱进的制度禀赋和创新潜能不断调整自身战略发展航道中的失灵部分,得以持续有效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新形势,中国也积极有为,尤其以建设远洋海军、疏通战略管道、拓展周边外交为突出亮点。下文着重就油页岩革命触发下面对能源困局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相应对策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军事战略中某些领域进行反思。

  四、能源棋局与中国军事战略的转变、应对与反思

  2013年具有标杆意义,十月,中国月度进口原油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同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值得注意的,2013年中国海军新入列服役舰船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海军。以上信息透露着能源困局下中国打造远洋海军的新型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是一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前提与保证,审视油页岩革命后重塑并恶化的中国能源困局、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外部因素,我们发现,能源困局下外部战略环境恶化与中国远洋海军发展有着直接相关性,探究两者关系演进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能源困局与中国远洋海军

  外向型经济加速形成的胡温执政早期高层便已形成所谓马六甲困局”[20]的战略忧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于外部市场、资源、能源等方面依存度持续上升,日益深入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中国早已成为与世界联动的高度外向型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市场持续萎缩、油价金价波动不断等不利条件已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其中,以油气资源为代表的能源对外高度依存已成为中国这一大国难以忽视的阿喀琉斯之踵,能源困局正在形成。

  油页岩革命以来,马六甲困局并未缩减。巨大海外能源需求与薄弱海洋安全通道保障能力之间的差距,庞大油气需求与国内油气增产乏力、油页岩开发难产,巨大海外战略利益与缺乏蓝水远洋海军、海军战力较为弱小的等几股现实矛盾为表征的中国能源战略困局趋于严峻。面对美国全面布局新能源战略棋局以重获优势、遏制对手,中国也早已有所应对,十年来在海洋安全通道保障、远洋海军建设、油气资源多维开发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围绕能源与海权,中美之间较量与博弈暗战不断。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后,持续的外来能源供应支撑着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实力提升与外向型特征则愈加需求中国海军建设攻防兼备的远洋化,能源供应、经济发展与进攻性战略型海空军的打造紧密相连。这样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与军事战略相互动适应的并进过程在各新兴国家中均有表现。

  早在美国取代英国,从地区主义局部霸权国走向全球主义超级霸权国之前,美国海洋战略学家马汉的代表作《海权论》便引领了那个时代日益关注海外市场、资源与利益,经济愈加外向型的美国国家战略走向。强大的远洋海军、对主要海道的控制与实力雄厚的远洋商业运输能力三位一体相配套支撑起海权理论,[21]这也成为日后美国获得海权的主要路径。19世纪末军事实力还弱于欧洲一些中等强国的美国在海权理论外向型发展战略指导下逐步将雄厚工业实力转变为现实海陆军战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美海军实力获得跨越式发展,大白舰队”[22]在日俄战争后以访问名义威吓日本、环球航行更是美国日益走向远洋的标杆事件。一战爆发之前,美海军吨位及作战实力已达世界第三,1922年美英日法意五强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美国获得比肩英国的海军造舰吨位量,力压日本。直至二战结束,拥有120多艘航母,近3000艘作战舰只的美国海军独步天下,成为捍卫以其意志为导向的全球新秩序的主导力量。相应,美国海军在战后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全球主要海道,数十万海外驻军和上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军力方面诠释了走向全球主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霸主地位。无论是国内发展问题还是对外战略问题,当代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诸多惊人相似,面对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关系处理问题及适应着外向型经济模式下海洋力量与海军发展的现实转型问题。

  十多年来,与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外向型经济不断成长,国力获得长足发展,海外利益日益增多相伴随,中国军力特别是关乎海外利益、战略通道安全的海军得到跨越式发展。如果说30年前中国海军南下太平洋实验区打捞洲际弹道导弹残体时仅有4000吨的主力舰艇要面对美苏万吨大型核动力舰只的严密监视而饱受屈辱的话,如果说近20年前台海危机期间孱弱的中国海上力量还为外界称之为不必惧惮的绿水海军[23]的话,以辽宁号航空母舰、071型船坞登陆舰、052c/d型防空驱逐舰、054型通用导弹护卫舰、056型轻型护卫舰及各式新型常规柴电潜艇乃至095096型攻击型、战略型核潜艇的大量入役及海军航空兵三代战机的大量换装及二炮部队对海远程攻击弹道导弹和常规巡航导弹的大量入役则使得中国海军脱胎换骨,实力骤增,成为美国极其关注的所谓打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平衡,谋求地区海权的重要力量。[24]

  自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直到2013年末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经济结构20年间的巨大变迁伴随着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卫型强调空、潜、快”[25]的绿水海军转型为具有较强实力,初步具备远海远洋作战能力的准现代化蓝水海军。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西方关系蜜月期,中国便积极获取西方技术甚至一度准备进口英国42型驱逐舰,随着蜜月期结束,中国遂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大量引进技术装备,经过国产化与技术再创新近年来获得巨大进步。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坚强保障。”[26]《中国国防白皮书》向外界宣告,与经济崛起相适应,中国军力,特别是海军发展已进入快车道。据权威预测,中国海军新型主力驱逐舰将会持续大量入役,055型万吨隐身巡洋舰正在加紧研发,以配合国产新型航空母舰与081型两栖船坞攻击舰的日后量产服役。[27]未来双航母乃至三航母战斗群是中国海军谋求走出去远洋作战能力的写照,与日本保卫自身一千海里海上运输线安全而建设庞大两栖编队和印度积极发展三航母战斗编队以保障其印度洋地位相类似,保卫自身海外利益,保障自南海前出北印度洋直至波斯湾水域石油及其他物资进口战略通道安全为要务的中国海军正在抓紧打造以航母两栖攻击平台、大型驱护舰及战略核潜艇为支柱的远洋海军。

  武器发展是军事战略的具体运用与鲜明导向,军事战略则是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基石与体现,客观看待并承认近年来中国海军由近岸战略防御型向远洋攻防兼备型蓝水海军的转型,我们才能更加贴切地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能源格局变动下中国海军远洋化的发展战略间两者的关系互动。

  ()能源困局与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疏通

  2013年全年中国累计进口石油达2.82亿吨,对华前十大供油国中七个为中东非洲国家,占供油量78%,这意味着近八成原油进口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南海——马六甲——北印度洋——阿拉伯海一线已成为中国战略命脉。面对持续深化的马六甲困局,一方面以中俄、中哈、中缅、中土(土库曼)油气管道建设以努力扩大油气来源渠道,另一方面以对传统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瓜德尔港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援建乃至租借,并修筑由港口直达中国的高等级公路和油气管道等重大战略措施,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维护拓展着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性及其多元化。[28]美国鹰派甚至研判,极端情况下中国会将两座港口由商港变为军港以屯驻海军,武装保卫北印度洋航线安全,并在缅甸及孟加拉国的东北印度洋外岛修建大型雷达站与监听站乃至潜艇基地,对北印度洋航线敌商船进行伏击演习以进行战略威吓。[29]可见,一方面努力保证传统能源与商贸海上航线南海——北印度洋——波斯湾一线的安全,另一方面积极扩大油气供应多元化渠道等措施成为中国应对马六甲困局的主要对策。

  然而,从中俄、中哈石油管道建设的波折起伏可以看出,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并不顺畅,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中东油气为主的进口结构不会有大的改变。不仅是能源进口,与欧盟这一中国最大外贸伙伴及亚非新兴市场的贸易联系均离不开南海——北印度洋一线这一海上战略通道。为此,中国长久以来筹划着釜底抽薪的积极应对措施——兴修克拉运河[30]

  兴修克拉运河已不是新闻,它是中国谋求架空马六甲海峡,化被动为主动,团结泰国等东南亚对华友好国家,提升中国东盟合作层次的重要战略举措。近来,几家大型央企筹划开建克拉运河的消息引起关注,企业背后国家力量与战略意志显露无疑。提上议事日程已近十年的克拉运河若能绕开泰国国内政治变乱与美国外部影响而成功兴建,无疑会大大提升中国南海——北印度洋一线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性,缓解乃至解决马六甲困局的隐患与羁绊。

  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构筑与疏通是一宏大战略命题与系统工程,堪称中美战略博弈棋局中的重点。除去谋求兴修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中国决定修建尼加拉瓜运河[31]更是一记重磅消息引起各国重视。长久以来,美国视拉美地区为其禁脔,然而20世纪末以来席卷拉美的政治左转风潮重塑了政治版图。尼加拉瓜现任政府为著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虽然与中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但其左翼立场与大国平衡外交国策无疑成为中国商人投资兴建尼加拉瓜运河的重要政治基础。中国若成功兴建尼加拉瓜运河无疑会直接重创美国掌控的传统重要海道——巴拿马运河,撼动其西半球战略优势,大大增强与其战略博弈的筹码与资本。可见,中国海洋战略通道的疏通与构筑蓝图中,东线以尼加拉瓜运河为支点,西线以克拉运河为支点,中线则辅之以南海东海为前出基地的中国远洋攻守兼备型蓝水海军,外围再加以建设多源油气进口管道,一幅捍卫中国海外能源及外贸战略安全通道的宏观战略已初步显现。油页岩核心技术仍在突破,国内油气增产乏力情况下,区域性海权的积极争取与海道疏通以应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与地区安全格局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场域与新焦点。

  ()历史的循环亦或突破——中国军事战略反思

  将现在中美关系比作上个世纪之交英德关系,并将中国战略环境和发展脉络与当时崛起中的德国相对比是目前西方学界一股潮流及具有相当影响的认知中国观,但这是一种以大国关系宿命论、冷战意识观和狭隘陈旧的西方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经验加诸并评价于一个国际政治理念、秩序构想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发展内涵不同于欧美经验的独特东方文明的不甚准确的假说。

  2013年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已超越美国,广义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8%。而苏联十五计划末期(1980)达到经济发展巅峰之时的经济总量也只达到美国同期经济总量的65%左右[32],这样的经济实体却支撑着强于美国的常规与战略核武力量,而现在中国海空军实力也只有美海空军战力的十分之一左右,核武力量更是不成对比。[33]中国海军最新型驱护舰及潜艇在吨位和性能上与日韩还有稍许差距,更不提美英法德等技术大国了。所以将中国比作破坏国际秩序的类似威廉德国的国际修正主义国家在军事物质基础上是站不住脚的。

  十年来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是弥补海军发展严重的历史欠账,消化吸收外国技术,是正常的军备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则是严峻的周边现实环境逼迫使然。日韩海空军装备性能优于我国,东南亚国家则在潜艇、反舰领域多有突破,对我国战略安全造成一定隐患。重返亚太而重兵前置挤压我国战略空间的美国将具有技术代差优势的战役战术乃至战略级海空军武器大量部署在西北太平洋前哨基地,则是对我国家安全巨大的现实战略威胁。发展以航母编队为主的水面作战舰艇是保卫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军备需求的必然逻辑结果,潜艇和弹道导弹的发展则主要为了应对美日的现实战略威胁。

  然而我们看到,周边不少国家对于中国海军正常发展与远洋战略已经产生疑虑,美国对于中国在克拉运河、尼加拉瓜运河议题上的积极运作也相当顾虑,对于中国弹道导弹与反卫星等领域的突破更是忧心忡忡。近来东盟对于南海问题罕见的集体发声则是中国周边环境趋于严峻的直接表征。如何缓解、消除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军力正常发展、国家实力增强、国家发展目标与战略远景等的疑虑,增强双方战略互信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外交的重大课题,成为发展中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及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笔者以为在坚定发展自身实力的情况下,中方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军事透明度,扩大与美国及周边国家各层次的军事交流互访,增加战略互信另一方面也应适当增强对外军事安全政策的解释说明,调整现有军事外交机构和策略,以积极灵活应对各方问询,释放诚意,释难化疑,努力避免战略误判,如国防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内容较为简略,实质性内容不多,没有发挥应有的释疑作用。此外,高层应对国内问题与对外战略给予国内民众和周边国家一个清晰而可预见的预期和远景,以定人心,清视听。目前,中美双方建立军事首脑热线和军事要员乃至舰船定期互访便是双方协商下的积极成果,中方决定派遣主力舰只参与2014年环太平洋国际军演亦是释放诚意的积极努力。

  五、结语:中美战略博弈新场域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头号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事实,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博弈乃至对抗不可避免,国家间关系总是彼失我得的悲剧性状态。但在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者看来,制度营建与对话交流能够弥合矛盾,实现共赢,缔造进化进步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经贸领域、人权问题、军事层面等方面中美之间的互动博弈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中美蜜月期结束后便此起彼伏,而近来美国油页岩革命错动下全球能源乃至地缘战略格局变动对两国关系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才刚刚开始。面对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外向型日益凸显而逐步推行走出去战略与远洋海军建设的中国如何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消弭分歧,实现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成为重要课题,这考验着双方领导人和民众的智慧,这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缔造未来亚洲世纪的题中之义。中美双方区域海权与能源领域的暗战博弈刚刚开始,博弈互动中怎样努力避免现实主义悲剧性对抗而力争理想主义合作共赢还要拭目以待。

  善于守拙、和而不同、后发制人一直是中国传统战略韬略的精髓。自威斯特伐利亚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悲剧性对抗的宿命循环不断上演,而这只是西方历史经验与时代特征的狭隘产物,并不具有教条性的学理意义,更没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坚信深受东方传统战略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有智慧有能力践行一条新型国家崛起道路,中美两国也能够在目前斗而不破的战略态势中继续稳步发展两国关系,将各自积极的文化内涵、国际理念乃至制度创造加诸于未来更加和谐普惠的世界秩序与世界体系,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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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曾兴球:《中国未来发展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8期。

  [10]兰德公司:《四年度防务回顾报告》,20102月,www.rand.org/search.html?query=China+military+base+India+Ocean&search-submit=

  [11] 兰德公司:《中国国防工业与军事现代化的意义》,20123月,http://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217.html

  [12] 中国国防部:《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134月,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

  [13] 美国国防部:《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20131月,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

  [14] 美国国防部:20121月,《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http://us.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312/20131200437389.shtml

  [16] 美国能源情报署:2012112日,http://www.eia.gov/pressroom/presentations/sieminski_07122012.pdf

  [1] “区域阻遏战略,又称反介入战略,由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提出,用以形容近年来以弹道导弹、反卫星武器、战略核潜艇等为手段,强调非对称、非常规作战以阻遏、消解从第一乃至第二岛链美军战略优势的解放军新型进攻型军事战略。美国认为,该战略指导下解放军中远期目标是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与制空权,有效威吓、限制美军在该区域的活动能力,借以维护中国在该区域的主导权。

  [2] 美国能源情报署:2012112日,http://www.eia.gov/pressroom/presentations/sieminski_07122012.pdf201451日。

  [3] 李术元,马跃,钱家麟:《世界油页岩研究开发利用现状》,《中外能源》2012年第7期。

  [4] 曾兴球:《中国未来发展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8期。

  [5] 1985年里根政府迫使沙特推行石油增产计划,也称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当年沙特石油出口增长近4倍,国际油价下降65%,苏联油气出口外汇大大减少。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石油出口收入也同比锐减,致使苏联军售收入也下降20%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http://us.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312/20131200437389.shtml

  [7] 庞昌伟:《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8] 大中东和平计划是小布什总统提出的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主线,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教等各领域推动中东国家的变革,是美国武力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后制度层面进一步消除阿拉伯社会极端主按照本国意志改造驭控中东国家的重大战略。奥巴马政府继承该战略,以更加隐性怀柔的方式推进。

  [9] 奥巴马主义指以进取性多边主义、地域政治平等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为主导取向的美国政府外交新政策与新外交哲学,是对小布什时代的黩武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调试。具体请参见,周琪:《奥巴马主义及其国内外制约》,《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

  [10] 尼克松主义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执行的局部战略收缩、减少海外义务、保证战略重点、谋求对苏缓和的外交调整战略,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产物和表现。

  [11] 据商务部网站,中国约1200亿元的基建投资受到苏丹内战的严重影响,利比亚内战也危及到中国1000亿元的投资安全。仅中海油公司2011年在利比亚便资产净损失近2亿元。

  [12] 魏红霞:《对奥巴马政府再平衡亚洲战略的再评估》,《美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13] “亚太再平衡战略由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表示于2020年前将海空军六成布置在太平洋地区,并强化多边军事同盟及盟友军事实力,政治上构筑所谓繁荣与民主之环强调意识形态制高点,经济上推动美国与亚洲经贸联系,促成美国环太平洋自贸协定,以三位一体打压削弱中国在此区域影响力,弥补所谓中国崛起后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力量失衡,尤其是军力失衡。

  [14] “海空一体战略是支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石,强调利用美海空军技术及联合作战优势以克制中国核常军力的发展,保持技术代差与数量优势。

  [15] 美国国防部:20121月,《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201451日。

  [16]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美国搞错了乌克兰问题》,《纽约时报》2014313日。

  [17] 门罗主义,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为阻遏欧洲力量介入美洲事务而提出的美国对美洲事务的构想和主张,门罗主义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是美国谋求西半球地区霸权的开始与标致。

  [18]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1页。

  [19]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它将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构成美国强化贸易领域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

  [20] 2003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高层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石油安全这一议题,提出谋求破解多半石油进口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隐患,外界自此称其为中国的马六甲困局。新加坡和驻新美军宣布马六甲地区为美新海军定期海上反潜封锁演习区等举动让中国深感不安,印度海军在东北印度洋安达曼群岛的活动与前置部署也加深了中国的战略疑虑。

  [21]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2] “大白舰队是一战前由16艘主力战列舰组成的美国海军的昵称,标志着美国进攻型远洋海军的开始。

  [23] 绿水海军指执行近海防御作战的近岸海军,相对应的是蓝水海军,指以大型主战舰只、两栖乃至航母为主力的前出领海、前往中远海的远洋进攻型海军。黄水海军则指居于两者发展状态之间的海军型态。

  [24]美国国防部:《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20131月,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201451日。

  [25] “空、潜、快指强调对海攻击、常规潜艇和近岸导弹艇为主力的近岸防御型海军发展战略,该战略起始于中苏同盟时期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海军放弃。

  [26] 中国国防部:《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134月,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201451日。

  [27] 兰德公司:《中国国防工业与军事现代化的意义》,20123月,http://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217.html201451日。

  [28] 瓜德尔港为巴基斯坦西南一深水良港,为中国援建。2013年初,中国企业获得该港运营权,租期40年。该港位居北印度洋航线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孟加拉国吉大港也为中国援建,但未向中国租借。

  [29] 兰德公司:《四年度防务回顾报告》,20102月,www.rand.org/search.html?query=China+military+base+India+Ocean&search-submit=201451日。

  [30] 拟建中的克拉运河位于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最窄处仅56公里。相比于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前出北印度洋距离至少减少1000公里,且克拉运河区距中国西沙群岛前线机场较近。

  [31] 拟建的尼加拉瓜运河位于尼国南部,约长300公里。 尼国会已通过议案,引进中国香港一家私人资本注资500亿美元开挖运河,最早预计于2014年底开工,工期约八到十年。 外界推测,该私人资本为中国政府支持,因此将修建尼加拉瓜运河视为中国政府的战略计划,而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以私人名义进行国家行为是中国国家战略手段之一,中国辽宁号航母前身俄国瓦良格号便是由香港私人购买而后转交中国政府的,其他几艘私人购买的废旧航母均有中国官方背景。

  [32] 周荣坤,郭传玲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87页。

  [33] 据《英国简氏防务期刊》评估,中国海军总吨位80万吨,美国海军总吨位320万吨,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约2500架,美国空军作战飞机约6000架,双方技术代差约为15年至20年。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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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育群:试析美国撤军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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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育群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

    [内容提要]美国将于2014年底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然而,阿富汗及地区形势存在不稳定因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造成严重威胁。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存在合作空间。本文认为,中美在阿合作应本着由易入难、尊重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选择的原则,从具体项目开始,逐步累积互信,为未来可持续的合作奠定基础,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实内容。

  [关键词]阿富汗问题;美国撤军;地区形势;中美合作

  [作者介绍]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2014年底,美国将撤出其在阿富汗的全部战斗部队。为保证按时顺利撤军及保证美撤军后阿富汗形势保持稳定,美国采取了推动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培训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推动以“新丝绸之路”计划为代表的地区经济合作等一系列举措。随着2014年日益临近,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美国表现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合作的强烈意愿,而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2014年后的阿富汗、南亚与中亚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进程。未来,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否应该坚持并继续加强合作?如果是,那么两国合作的基础、原则、领域是有哪些?面临哪些问题或挑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美国撤军阿富汗引起的问题

  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沉重打击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的“基地”组织。但是,阿富汗国家重建之路却障碍重重,政治和解进程未能形成具体成果,安全形势堪忧,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14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上述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首先,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前途未卜。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隔阂始终是其国内政治无法走出困境的最重要原因。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 汗战争后,阿中央集权的国家基础和一切已有的现代化成果几乎被彻底摧毁。[1]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国和北约依靠以塔吉克族为主的北方联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北方联盟在阿中央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普什图族主导阿富汗政局的历史传统。虽然之后卡尔扎伊政府逐渐吸纳更多的普什图族力量进入政府,但普什图族和非普什图族的传统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05年以来,塔利班卷土重来,成为阿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反对派。卡尔扎伊总统多次呼吁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反对派加入阿国家统一和平进程,改善阿安全局势,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卡尔扎伊提出与塔利班和解的提议一直持保留态度。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即提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旨在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政策手段改善阿富汗安全形势,确保美国于2014年结束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逼迫塔利班就范,但效果不彰,于是选择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进行对话。2011年2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首次代表美国政府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对话。[2]从目前有限的外界报道来看,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及美国与塔利班的对话都在进行中。2013年2月,在英国首相卡梅伦主持的英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会议上,阿巴两国总统表示6个月内将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3]3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突访阿富汗,在他和卡尔扎伊总统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人证实双方与塔利班正在多哈进行谈判。[4]6月18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其已于当天在多哈开设和谈办公室。虽然阿富汗政府、塔利班和美国在办公室名称问题上存在分歧,再加上塔利班和美国之间还有战俘问题待解决,谈判前景一度扑朔迷离,但美与塔利班对话是既定的大方向,美国阿巴特别代表詹姆斯·多宾斯于6月22日抵达多哈证明美国仍想与塔利班谈判。

  目前看来,以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谈判为主要内容的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仍前途未卜,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卡尔扎伊政府自身地位并不巩固,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不占优势。卡尔扎伊政府多年来依靠国际社会的帮助得以生存,安全上主要依赖美国及北约保护,经济上主要依赖国际援助。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卡尔扎伊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援助有大量减少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不会轻易对一个处于岌岌可危状态的中央政府做出让步。其二,塔利班内部对谈判存在分歧。主张谈判的派别认为,塔利班要重新回到政治主流,甚至重新执政,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否则没有出路,而要获得承认,首先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做到;反对派则认为美国不可信,只有走军事路线,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塔利班才有重新执政的希望。其三,美国的态度仍不明朗。虽然美国迫不得已表示支持阿富汗人领导的政治和解进程,支持与塔利班的对话,但美国内对塔利班的态度仍有分歧,尤其担心塔利班会继续支持“基地”等恐怖组织,所以不排除将来美国会改变对塔利班的态度和政策。此外,巴基斯坦的态 度也是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巴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和解,以使与其友好的普什图族占据阿富汗主要政治版图。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仍然扑朔迷离,2014年春天的总统大选能否如期举行并产生新一届中央政府是判断未来阿富汗政治走向的最重要指标。

  其次,阿富汗安全形势堪忧,其乱局有外溢至南亚、中亚的可能。一是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能否如期推进,并产生实际成果?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反对派若不能接受阿中央政府的谈判条件,并拒绝回归政治主流,就必然要继续军事斗争路线,对阿富汗政府构成安全挑战,阿富汗很可能再次陷入内战。二是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能否完成安全保卫工作令人担心,其本身可能成为阿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更令地区国家忧虑。为了保证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安全,美国正在加速培训阿国民军和警察部队,希望其能够接替美国和北约部队完成安全保卫任务。但是,相关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自2012年1月到8月共有34起针对国际援助部队(ISAF)的内部袭击,造成45名ISAF人员死亡。这一情况使得美国不得不暂时终止对阿富汗地方警察的培训,以对新招募的成员重新进行资格审核。[5]然而,美国仍坚 持将4500名特别行动部队(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成员派往阿各地,培训、武装1.8万名村民,让他们保卫村庄免受反政府力量侵袭。卡尔扎伊总统担心美国此举会帮助制造出一批不守法的武装分子,并损害阿中央政府安全部队的权威。地区国家也对阿富汗安全形势以及美国的做法表示担忧。如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卡亚尼早在2010年就警告称,美国不要试图培训阿富汗军队,因为美国离开阿富汗后,这支受过一些培训的军队将可能转变为武装分子,并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全。[6]三是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将为恐怖组织死灰复燃提供温床。2013年5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防大学发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讲,对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做出如下判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的“基地”组织已经式微并最终走向灭亡;各种与“基地”组织相关联的恐怖组织正在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和北非等地出现,其威胁更加分散,“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AQAP是目前对美国本土安全造成威胁的最活跃的恐怖组织。[7]虽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已经基本停止,但2014年后,若阿富汗出现内战或类似内战的情况,包括“基地”在内的各种恐怖组织将重新把阿富汗视作活动基地,再次对阿富汗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四是美军撤离过程中将留下大量武器,很可能被阿反对派或恐怖组织获取,成为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破坏力量。由于将在阿富汗作战使用的武器全部运回美国会耗费巨资,美国正在考虑将部分武器留在阿富汗和一些中亚国家。如果阿富汗国内政局不稳,或某些中亚国家出现政局动荡的话,这些武器极有可能落入恐怖组织或一些反政府力量手中,助长地区的暴力化倾向。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大规模爆发,危及地区国家。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难民流动问题、毒品问题等就已困扰阿富汗及地区国家。2014年后,如果安全形势得不到控制,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更大规模地爆发。以人员流动为例,阿富汗国内的经济和安全形势不稳定将增加流离失所人员的数量。由于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动荡,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流动门槛较高,伊朗经济恶化无法接收更多的阿富汗劳动力,新增的阿富汗流动人员将主要流向欧洲、俄罗斯、中东、北美等地,[8]从而使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溢出南亚、中亚地区。

  再次,阿富汗经济转型困难。自2001年以来,阿富汗经济虽得到了长足发展——根据联合国发展署(UNDP)201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报告,阿富汗是取得最大发展的国家,[9]但阿仍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0-2011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28美元,超过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超过半数的人口极易返贫,3/4的人口是文盲。[10]阿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顺利进行和安全形势的稳定,且非常依赖于国际援助和国际安全部队、美军在阿富汗的消费。因而,2014年后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前途未卜、安全形势堪忧的情况下,外部援助随着国际社会注意力的转移将逐步减少,而国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也将随着国际安全部队和美军 的撤离而迅速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1财政年度,阿富汗获得的国际援助共157亿美元,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11]若国际援助减少,阿富汗政府将难以负担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同时,多年的巨额国际援助也滋生了政府部门的腐败,妨碍了阿经济良性发展,增加了它未来转型的难度。国际消费对阿富汗特别是其大城市经济拉动效应的减弱已经开始显现。[12]随着2014年美军的大规模撤离,这种情况还将加剧。

  2014年后,阿富汗经济亟需转型,以适应新的政治和安全条件。如转型失败或经济发展停滞,将使阿政治和解进程与安全形势本已糟糕的前景更加黯淡。阿富汗政府能否推动私人投资以增加税收,能否找到资金来源以填补国际援助减少带来的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能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等等,都将是决定阿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中美合作的可能空间

  2014年后阿富汗令人担忧的形势呼唤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自2001年以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都积极参与了阿富汗重建进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4年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不仅符合自身利益,也是对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回应,有利于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美国虽然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出全部战斗部队,但仍将是未来影响阿富汗形势的最重要外部力量。另外,奥巴马政府吸取之前美国对阿政策的教训,强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进行合作,也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政治领域,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能否结出果实是阿富汗问题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中美两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在推动由阿富汗人主导的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继续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中美可以通过合作推动该进程,强调对话与谈判,反对暴力和冲突。特别重要的是,中美双方都应努力防止阿富汗爆发内战,以免艰难前行的政治和解进程前功尽弃。将于2014年春天举行的阿富汗总统大选是阿政治和解进程是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指标。在此之前,中美应推动阿富汗政府与相关政治反对力量的谈判,以确保阿总统大选能够顺利进行;在选举之后,中美双方应推动阿新政府尽快巩固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定阿国内政治局势。

  具体而论,中美在阿政治领域的合作可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展开。就国际层面而言,中美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应加强在联合国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保持高度关注,并给予不断的支持。由于各主要西方国家国内民众对持续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厌烦情绪日益上升、各国经济形势不佳导致的援助疲劳症持续不退等原因,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必定会将注意力从阿富汗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下降可能使前苏联从阿撤军后曾出现的权力真空现象重现,不利于阿富汗的政治和解进程和安全形势稳定。因此,中美双方应重视国际社会在美国撤军阿富汗 后可能产生的注意力转移问题,加强协调,呼吁并保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持续关注。就地区层面而言,中美应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对阿富汗政治问题的关注。例如,中美可以加强在“伊斯坦布尔进程”中的合作。中国是该进程的成员国,并将于2014年下半年主办第四次部长级会议,这体现了中国对该进程以及地区合作的重视。美国是该进程的“支持国”,在急于从阿富汗撤离的情况下,乐见地区国家在该进程内进行的一系列合作。中美可加强沟通,利用该会议的举行进一步推动该进程设立的7个建立信任措施(CBMs),为地区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氛围。此外,中美还可以考虑共同倡议或参与地区国家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多边磋商和会谈。目前,中国已与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建立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或多边对话和磋商机制。未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美可考虑共同倡议发起或参与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加强与阿富汗其他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互动,争取它们对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支持。就双边层面而言,中美都应维护卡尔扎伊政府及2014年选举产生的新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其主导的和平进程增加合法性。目前,中美已经合作完成了对阿富汗外交官的第一期培训项目,双方应在此基础上,尽快展开第二期相关培训。

   
在安全领域,由于阿富汗的安全问题有外溢的可能,中美都非常担心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及其对各自利益的巨大消极影响,因此,安全领域也是中美可能的合作空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军事互信严重缺乏,中国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对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无人机轰炸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持反对态度,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双方的合作更可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如反毒、对流离失所人员的救助、边境安全、对警察部队的培训等。以反毒为例,联合国报告指出,2012年阿富汗境内非法罂粟种植面积再度增加,表明之前阿富汗政府对鸦片种植和生产的打击行动收效甚微。[13]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邻国,已经成为阿毒品外运的主要途经国和受害国之一。美国也一直希望阻止阿富汗国内恐怖组织和塔利班通过毒品贸易获得资金以从事恐怖暴力行动。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始终未能成功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在2014年后毒品问题会继续恶化的预期下,中美应该加强相关协调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美在阿富汗经济发展问题上利益一致,双方都希望阿富汗经济能够实现成功转型,并带动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好转。中国在双边层面一直对阿富汗进行经济援助。2012年,中方再次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4]中国在阿富汗有铜矿和油田项目的投资,受到阿政府的热烈欢迎。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逐步加强同阿富汗的务实合作。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帮助阿富汗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该计划将阿富汗视为地区的地理中心,希望在贸易关系、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与农业发展等领域推动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合作;通过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降低关税、改善边境设施等促进阿富汗与地区国家的贸易,并增加阿富汗政府从合法贸易中所征得的税收;推动地区能源合作,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的修建,以帮助南亚国家缓解能源危机,并拓宽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渠道;推动各国与阿富汗进行农业、轻工业等领域的合作。[15]可见,中美在阿重建方面具有巨大合作空间。

  此外,在阿富汗资源与能源开发、阿富汗与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中美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虽然美国部分学者和媒体对中国在阿富汗的资源和能源投资颇有微词,指责“中国能源投资可能带来中期繁荣,却是以牺牲长期主权为基础”,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从中短期来看,这些投资对阿富汗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帮助,而且事实上“美驻阿使馆也在一些项目上与中方合作”。[16]中美可将合作培训阿富汗外交官的经验推广到农业技术、教师培训等方面,如共同向阿富汗提供农业投资、技术和人员支持,以项目形式进行试点,并将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另外,中美还可共同向阿富汗提供医疗服务。

  三、中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及挑战

  既然当前及2014年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合作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合作,那么,未来中美如果要深化合作,双方就应该就合作原则达成共识,并对可能面对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中美双方首先应就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合作所遵循的原则达成共识。这些原则包括:双方合作的目的是推进由阿富汗人领导的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促进阿经济发展以及稳定地区安全形势,这种合作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应该符合阿富汗及地区各国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合作中应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维护阿中央政府的权威,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两国在合作中应互相尊重,争取共赢;双方对各自与第三方的合作应保持透明度,并进行定期的政策沟通;双方合作应由易入难,通过合作项目的成功累积互信,为未来更深、更广的合作奠定基础。

  中美围绕阿富汗问题进行的合作有利于阿富汗及地区形势的稳定,但合作过程可能存在一些挑战,值得双方注意并做好充分准备。一是由于小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以及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其部分内容,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形象不佳,部分地区国家反美情绪高涨。中国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应在阿富汗问题上坚持独立、公正原则,应更多从阿富汗和地区国家的立场出发,多顾及它们的利益,而这可能引发中美在合作中出现矛盾。二是虽然美国因急于离开阿富汗而强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地区国家合作,但由于地缘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因素,美国没有放弃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敌意,没有放弃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阿富汗投资的怀疑,更没有打算停止其对地区国家内政的干涉,这些都将妨碍中美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长期合作。三是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将严重妨碍其与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2013年6月26日,中国新疆鄯善发生严重暴力恐怖犯罪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竟然借此指责和批评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17]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在涉疆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发表类似言论,显示出其在反恐问题上一贯持“双重标准”,严重影响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2014年后,阿富汗安全形势如果进一步恶化,势必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影响。如美国不改变其“双重标准”,中美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安全合作必将难以开展。四是目前中美两国高层都在努力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势头较好,但由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对华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朝核、网络安全和亚太事务方面,其内部推动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的动力不足,由此造成内部机构间协调不畅;而美国会和媒体更关注中国在阿的资源和能源投资并对 其进行炒作,使美国内氛围不利于中美合作。

  总体来看,中美在阿富汗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分歧。双方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空间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这既有利于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及地区形势的稳定乃至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1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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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林:中美冲突是否必然——美国学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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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泽林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荣获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等多个称号。相对而言,美国的实力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衰退之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力遭到重创,美国的经济力量、国际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那么,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弱,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中美之间是否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笔者将以美国权威杂志《外交》(ForeignAffairs)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两种范式的解释

  既有理论对崛起大国与既有体系大国的更替是否导致冲突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来自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权力转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较有影响的国际战争理论。其核心解释变量是大国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和崛起国对现状的评估。该理论认为,体系战争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体系大国的崛起使其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主导国可能进行预防性打击,而崛起国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现状不满,那么当其实力赶上或超过主导国时,它将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一旦主导国拒绝这一要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这样的战争会相当激烈,因为战争将决定国际体系领导权的归属。

  相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则比较乐观,其认为,自由国际秩序能够包容大国和平地崛起。贸易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以及大量的国际法律规范使得每一个新兴崛起大国能够从中获益,崛起大国无需通过成本高昂的战争手段来推翻现存国际秩序。自由主义范式认为,崛起大国会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展开竞争、争夺话语权,使得利益分配更加符合崛起大国,而没有必要推翻既有国际体系。两种解释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了权力分配对体系战争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几乎完全忽视了崛起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这一分析变量,而这一变量也是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关键变量。 

  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把崛起的中国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之中并保持秩序的持续运作。纵观国际关系史,两种范式都能够对特殊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现实主义范式解释了18世纪末期法国的崛起、一战和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崛起都导致了与既有体系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自由主义范式解释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崛起,英美更替并没有爆发战争,属于和平的领导权更替。 

  美国学者对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冲突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变量———“是否满意是否有能力推翻。同时,对冲突的性质也进行了分类,将冲突划分为军事领域的冲突非军事领域的冲突。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学者要对两个关键变量进行考察:第一,中国对现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满意。第二,中国是否有能力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 

  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

  中美是否爆发冲突最主要的是考察中美两国利益的兼容性。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认为,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兼容的。这至少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美国希望维持东亚地区的权力均衡,而中国谋求主导该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民主化中国,而中国共产党反对。[1] 

  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根本利益的不兼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也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合作的态势逐渐增大,但是,中美两国目标不同。在许多领域,中国追求的战略有悖于既有规范、法律和秩序安排。[2]而莱斯利·吉尔贝(LeslieGelb)则认为,大国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3

  那么,现有的美国霸权是否阻碍了中国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是否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和由美国构建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符合中国的国际利益。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20097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两国已进行了五轮对话,对话涉及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贸易和投资、地区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联合国维和、反恐、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显示了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没有中国的合作,某些国际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有学者利用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70,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为65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60405545。①数据变化表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开始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向对称的相互依赖转变,这种转变既显示了中国权力的增长,又使中美两国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也需要出口大量产品输往美国。一个强大的美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也有利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曾科(MicahZenko)和科恩(MichaelCohen)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手中持有、并将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就要求中国更倾向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虚弱的。[4

  ()中国需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强大的国际秩序

  虽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易明(ElizabethEconomy)认为,中国有更激进的全球战略需求。当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膨胀时,他不仅想要在现有国际组织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并且想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并称中国为革命力量。[5

  但美国的大多数学者,比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Glaser)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从中获益而不是遭受损失。目前的国际结构致使中美两国不会将他国视为最大威胁,并且能够相互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目前的国际结构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能够包容中国的崛起。[6] 

  中国会积极地加入这一秩序中,并且在这一秩序中发展与繁荣。因此,中国不会花大量的成本去推翻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现有国际秩序,虽然它是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也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但自由国际秩序依然完好。中国并不打算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他们想的是在既有国际秩序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7]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围绕权利、特权及大国责任的争斗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国际秩序仍然较为巩固。 

  ()非传统安全因素要求两国加强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目前,全球安全重点已从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给了大国更多合作的机会。莱斯利·吉尔贝即认为,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以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会使中美之间增加合作而非冲突。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围绕打击全球和地区恐怖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军事训练和情报共享等。针对朝鲜核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朝核六方会谈,积极邀请各大国在朝核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沟通,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致力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气候谈判的进程难以推动。这一系列议题表明,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正在逐渐加强。 

  三、中国与美国冲突代价高昂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是满意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中国能够从中获益并繁荣发展。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能力有多大?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将产生巨大成本,而这正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最不能接受的。这些局限性导致中美之间难以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同时,不排除两国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发生摩擦,而在这些领域的摩擦,很难升级为军事冲突。

  ()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

  1.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学者们认为,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但并不代表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这样的高速。比如,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Babones)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只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许并不遥远)中国的超高速成长将减缓,逐渐回归到类似每个国家曾经历过的成长速度。从历史来看,他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里戏剧性的提升得益于两大一次性的红利: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两大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生产力,但它们都是有极限的过程,中国不能在未来继续仰仗于此。同时,从发展规律来看,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攀登全球价值链,从简单工业品发展至国内自主创新时,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8] 

  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公司的鲁吉·夏尔马(uchirSharma)也认为,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越来越接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经济将无法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9]德雷克·史剑道(DerekScisors)和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rvind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崛起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金融问题。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达到美国长期以来所拥有的那种主导地位。[10

  2.政治发展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诟病颇多,持一种消极态度,认为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一大因素,也是导致其难以超越美国和打破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障碍。丹尼尔·德德尼(DanielDeudney)和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中国模式只是一个神话。[11]巴博尼斯认为,除非中国的政治开放,否则中国不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因为,只有政治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才能成为可能。约瑟夫·(JosephNye)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因素在控制国家方面作用巨大。

     但是,这个政权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个问题,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个解决政治参与问题的办法,对于逐渐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和少数民族不满等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一个长期的解决蓝图。[12]萨伯拉曼尼指出,很多人忽视了中国政治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复杂化的情况,甚至,这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骤然停止。[13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的观点则将政治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中国创新能力不足,这导致很难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品牌的设计者。[14] 

  3.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中国社会的发展限于历史因素和条件,历史的经济数据不能用来说明和预测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认为,一方面,计划生育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特别是医疗行业,产出增量更难实现;另一方面,202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下降,而美国人口将上升。因此,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将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与美国基本持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环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Huang)认为,由于中国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长期忽视了公共健康问题,中国将存在很大的健康危机。[15]因此,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更有可能奔忙于满足国民的需求,而不是追求其国际野心。

  4.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几十年,从军事对比来说,是完全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而且,正是基于目前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战略也比较保守。曾科和科恩认为,中国的军事野心仍然是属于地区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发展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在今后的行动目标仍然是在强化地区角色。

  查尔斯·格拉泽也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争夺地区霸权的野心。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不对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比于美国,中国更恐惧的是日本称霸亚太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是有利的。莱斯利·吉尔贝认为,由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导致中国并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战略。

  ()美国构筑的国际秩序的制约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构筑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新等同盟体系,这些同盟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将引起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疑虑。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北方面对着俄罗斯,东面是日本和韩国,往南是越南和印度,而离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不远。这些国家都是不容易征服的,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一旦领土或推行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将构成难以对付的障碍。好战的政策将会驱使所有这些国家或其中某些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唤起对历史的回忆。[16

  中国如果要挑战美国,挑战的内容除了美国和其同盟体系之外,还有整个西方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以其团结世界各国。伊肯伯里认为,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而容易融入,美国的单极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中国目前不仅要面对美国,还要面对整个统合的、以法律和法规为基础的西方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在战后变得更加自由。如果冲突双方是中国和美国,那么中国会赢;如果是中国和西方国际秩序,那么,中国不会赢。但中国能够融入这一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实现兴旺、繁荣和崛起。[17

  另外,莱斯利·吉尔贝从核威慑与地缘优势的角度认为,中美两国的核武器使两国的相互威慑更为容易和有效。即使中国的军力超过美国,美国仍然能够在中国的大范围攻击下得以幸存,因为两国被浩瀚的太平洋隔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范围的常规攻击是很困难的。伊肯伯里也持同样的看法,核武器限制了中国打破现存国际秩序,使得中国更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四、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存在摩擦可能

  多数美国学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压力,中美两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弱,但在次级争端中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这些次级冲突可能发生在东南亚。其中,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中美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中国军力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作一些调整,而这一调整要求很可能导致美国的不满。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当美国发现自己跟随着危机而不是主导危机时,台湾问题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贾森·沙普兰(JasonShaplen)和詹姆斯·雷尼(JamesLaney)也认为,中国大陆军方正逐步提高军事力量,为统一台湾提供保障,台湾问题是中美可能引发冲突的一个关键诱因。[18] 

  莱斯利·吉尔贝认为,南海问题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两国军事紧张的因素。南海争端导致中国周边各国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积极拉拢美国。美国的主张是海洋自由,而中国对整个南海声索主权。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容易引发冲突。伊恩·布雷默(IanBremmer)和努里尔·卢比尼(Nourieloubini)等学者将视线转向经贸领域,他们认为,全球贸易的不平等越来越广泛,中美之间爆发货币冲突的风险逐渐加大。[19

  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一方面,美国越来越难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另一方面,美元霸权遭受新型大国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挑战美元霸权,人民币与美元的冲突将越来越突出。因此,货币战争存在可能。肯·米勒(KenMiller)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会进一步增加,由于中美在就业、汇率和金融方面的政策分歧,奥巴马政策计划在未来五年出口翻一番,这必将导致与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20]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逐渐扩大。既有体系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必将重新调整,而这一调整是维护和争斗的过程。中国必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争夺更大的话语权,而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也会采取应对措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将成为中美两国的必争之的。

  五、结语

  由此看来,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是美国学者的共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对于推翻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既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主要是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贸易摩擦、货币战争、贸易冲突、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议题将继续主导中美两国的发展,但这些冲突很难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繁荣和发展,而并非推翻该体系。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是否必然会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不仅是两国政界,也是两国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并都能够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此问题做出符合两国利益的正确判断。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利益攸关方“G2”(中美共治)“C2”(中美协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两国也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对话、中美军事热线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虽然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机制的建立还不成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都是为试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做出的努力。从近几年《外交》杂志发表的相关刊文来看,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需要格外的慎重。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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