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灿荣、董春岭  来源：共识网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绘制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蓝图。而发展中美关系无疑是他所绘制的这幅宏伟蓝图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当时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也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中诸多的“第一次”：1978年，中美完成谈判，正式建交;1979年，他成为第一个访美的新中国领导人;从1978到1991年，他成功处理了中美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几次危机，保持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大部分继承了毛时代对美政策

　　中国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美建交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关键，邓小平无疑是中美建交最重要的推动者。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都遭遇过挫折，也都曾进行过改革，但结果截然不同。邓小平改革开放与苏联赫鲁晓夫改革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中国的国内改革伴随着对外开放，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则是封闭环境下进行。

　　赫鲁晓夫很自信，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提出了20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以及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任务，他的改革方案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为改革而改革，急于求成，没有制度创新，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很清楚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发展需要借用外力，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目标很明确，要发展市场经济，具体方式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使西方的一些新的思路与观念与本土传统的思想观念碰撞，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创新不断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砖石。

　　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里根(1984)

　　在邓小平的政策体系中，相当多的是对改革前的拨乱反正，但在对美政策上，他大部分继承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策，没有根本变化，对美政策的延续性突出，维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开放政策的关键。

　　在邓小平的理念体系中，中美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对外开放是国内改革的需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开放政策的需要，发展中美关系是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中之重”。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而1978年12月16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两天前，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它被视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重合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战略运筹的结果。它们共同作用，把中国从“现代化三部曲”中“求安全”的阶段带入到“求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中美建交的内生动力，中美建交与关系稳定已经开始超越战略安全范畴，成为事关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条件。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一方面，实现中美建交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把国家工作的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做准备。国家想要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没有发展经济的动力，上下都准备着“打了仗再建设”。

　　同时，不同的外部环境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布局，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不仅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而且要将经济重心布置在山区、内地等安全地带，50、60年代中国的“三线建设”即是当时严峻的外部环境的直接反映。

　　在中国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实现缓和，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的扩张和反华活动，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仍有安全层面的需要。邓小平相信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主要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安全考虑，中国的经济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正如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与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克的谈话时所言：“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建交后全球的反应正说明了该问题。

　　傅高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分析道：“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携手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这一前景对中美两国的民众都很有吸引力，建交之后，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正面反应”。中美建交之后，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持续改善，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也日趋乐观，为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稳定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中美建交有助于实现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基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在经济上，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较小的邻国，要加速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并尽快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

　　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的：“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关键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可以使中国更容易地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经历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亟需找到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路。通过1978年一系列密集的考察出访，中国的高层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即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

　　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他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在中美建交之后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告诉美国朋友：“我们相信中美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另一方面在商讨中美建交谈判，而邓小平本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建交谈判问题上。对这次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长时间谈判，邓小平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各方面的工作，做出具体的指示。

　　他在谈判过程中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策略。他提出了建交的日本模式(即与台断交、废约、撤军，但美可以保留商业和文化往来)，在涉及三个原则的问题上，邓小平毫不妥协，态度强硬。

　　在和万斯谈判时，由于其提出希望在台湾保留美国官方人员，邓小平坚决反对，义正言辞地予以驳斥，中国政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给美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强硬的信息，即美国不应从原有的立场倒退。
 

　　此后的事实证明，卡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的决心已下，邓小平也积极尝试其他路径推动该进程，力求让白宫介入谈判，同时利用和美国媒体、国会领袖会面的机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

　　他抓住美苏战略竞争态势变化的有利时机，积极回应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卡特愿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率代表团访华。在欢迎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发表了演讲重申了《上海公报》，指出公报反映了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美国不把同中国的关系看作策略上的权宜之计。

　　第二天，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迅速接受了关于中美开启建交谈判的提议，并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文件。正常化和非正常化大不一样，在经济和其他领域都受影响”。

　　他还巧妙地打经济牌向美国施压，加速谈判进程。在与布热津斯基晤谈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当时，虽然在美国亲台的游说集团很强大，而中国刚刚走出孤立状态，在华盛顿和国会还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游说集团，但邓小平本人的外交努力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弥补了这一缺陷，“邓小平充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使自己成为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

　　由于中国经济上采取了这种柔中有刚的策略，美国在对中国的市场竞争中落后于欧洲、日本，众多美国大企业家将原因归咎于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他们事实上充当了中国的游说集团，形成了国内政治上的压力，推动了卡特政府加速与中国建交。

　　在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卡住了，美国坚持不让步。最后邓小平提出：“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邓小平的坚决果断，谈判才得以完成，中美建交公报才最终签署。

　　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之中最重大也是最艰难的决定之一，他并非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这个更重要的目标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中美关系解冻这么多年以来，两国建交过程一直障碍不断，国际战略态势瞬息万变，邓小平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实现了两国关系最重大的突破。

　　正确处理对台售武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要贡献不仅是推动了中美建交，还通过访美，为中美关系确立了基本框架，即在政治和战略上保持独立性，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社会文化上加强交往，在国际问题上积极协调，既斗争又团结。这个基本框架使得中美关系在最困难的时期顺利的度过了难关。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顺利开展，赢得了宝贵了时间。

　　邓小平主政期间，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尽管经历了里根上台后恢复与台湾关系和六四风波，但中美关系的框架总体上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利。其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保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分寸把握得很好。

　　1981年1月，美国共和党著名的保守派里根上台，自其1971年访台之后，就一直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竞选总统时，里根就曾公开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希望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在台设立“联络处”。

　　这些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关注，一旦这些主张在里根上台后实施，将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关系，还会危害亚太地区和世界反霸统一战线格局，必须予以坚决回应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美关系随时都会“倒退”，陷入自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里根的主张势必从根本上破坏中美两国现有关系的基础，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并警告企图搞“两个中国”的人“不要错打了算盘”。

   同时，邓小平也1981年初，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邓小平批判了西方“中国无足轻重”、“中国有求于美国”，“如果美对苏强硬，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会妥协”、“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美有威胁”的四种错误观点。他郑重指出：“在台湾问题不会像美国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里根上台后，中国对里根总统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的担心在柴泽民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出席总统就职仪式而减弱，这是中美外交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里根仍意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其中包括上届政府不准出售的FSX系列先进战机，两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仍然很高。

　　1981年，美国国务卿黑格应邓小平之邀访问北京，邓小平严肃指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对台售武的问题，中美关系就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邓小平破釜沉舟的决心对美方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向美方施压，在几轮较量之后，美方态度开始转变，双方开始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举行正式会谈。

　　在谈判中，邓小平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展示了适度的灵活性，即追求美国对售武的数量和质量做出限制，并未完全要求美方停售所有武器。在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采取了一些灵活作法之后，邓小平得到了所期望的最佳结果。

　　1982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八一七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比之前的两份公报都要进步。里根政府对售台武器问题作了限制性承诺，声明美国政府保证不寻求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前后和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的武器，直至最后解决。

　　美国政府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作了更明确的承诺，声明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无意执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还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内容。

　　经历这轮危机和博弈之后，在里根政府期间，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倒退，反而较美国上几届政府时期都有所进步。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为加强双边关系进行了频繁的互访，中美关系进入了较为稳定成熟的时期。

　　双方关系最紧张时刻

　　1989年春夏，西藏达赖骚乱和八九政治风波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两件大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公然支持达赖的分裂行径，还对中国处理政治风波的方式做出强烈反应，实施联合制裁，中美关系陷入僵局，成为两国由合作到对抗的转折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轮反华浪潮。

　　风暴中，邓小平沉稳冷静，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民绝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气概。同时，他提出了对美的外交工作思路：立场坚定、礼貌周到;认为软弱并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会促使美国转弯子。通过打开对日外交的突破口，除了美国之外，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开始整体松动。

　　邓小平在对抗西方制裁的过程中，仍为中美关系的转圜留有余地，而美国布什总统由于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和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而也在制裁过程中竭力控制力度和范围，避免将来给中美关系恢复带来更大困难。

　　邓小平顶住了国会的压力，没有召回大使，还保留了对华最惠国待遇。但6月8日，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询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特使。

　　邓小平在了解美方的态度之后，很快就给予了积极回应。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在会见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不要火上加油。


　　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对必须维持美中两国关系深信不疑。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他个人致力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

　　上述事实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

　　10月31日，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强调，如果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12月，在会见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邓小平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1991年秋，邓小平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岁月里，正是邓小平既坚持立场又积极灵活的政策，保障了中美关系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合作成果得以保留。

　　总之，邓小平是历史上的伟人，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一环，由于中国的分量，他也是世界级的领导人，改革开放是一个大的系统，中美关系是服务于这个系统的。在他主导中美关系的岁月里，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访美为中美关系奠定了今天的基本框架和良好的政治基础，而在危机中，他又运用智慧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董春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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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5日第638期

    讨论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离不开中美关系研究。如今的中美关系介于冲突与不冲突之间。2011年，美国提出了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会对中国区域影响力进行遏制，但很多现实的问题又注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汪熙先生虽早已步入耄耋之年，却仍孜孜不倦进行学术研究。1999年不幸中风后，他右半身偏瘫，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读书、写作。2007年出版的《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书便是他在病后完成的第一本史学专著。之后，他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并于2013年出版了《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一书，当时他已是93岁高龄。

　　当今中美关系错综复杂，让人心生雾里看花之感，该如何准确把握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如何进一步推动学界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汪熙。

　　1、漂洋过海与史学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汪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资深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国研究专家，能否与读者分享一下您进入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前的求学经历?

　　汪熙：我出生在安徽休宁，年少时总是跟着父亲四处流动，当时的时局对我的求学经历影响很大。我在南京读高中，抗战爆发以后，南京不能待了，就逃难到重庆。在重庆读完高中后，去成都念大学。大学毕业后，大概在1943年，我在重庆的一家保险公司做事，正好有国民政府组织留美考试，也是抗战多年来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出国考试，我想去试试，考取后就出国了。

　　由于当时很多地方被日本包围，很难直飞美国，只能从重庆乘飞机出发，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当时要飞过喜马拉雅山，这个航线10次飞行中就会有1—2次飞机出事。然后，再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最后坐美国运兵船到美国。由于早晨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每天早晨，船长都会叫我们穿好救生衣到船舷上，准备跳海。运兵船绕过澳洲南部，到达美国西海岸。为了避开日本的潜艇，航线都不是直行，而是曲折前进的。

　　当时出国是自费，我自己凑足经费后就去了美国。对于留学的学校，我一开始选择了芝加哥大学，半个学期后，发现语言不行，也没有学分，就和校长讲，可否先找附近的学校让我练习一下英文。校长就介绍我到附近的比诺特大学学习，当时我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英语学得很快。在我之前李宗仁的儿子也在该校学习，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去美国以后，我还是一直读经济，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也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也学得不错。

　　留美经历对历史学研究有很大帮助。我们那一辈没有到过美国的人，始终把美国人当作敌人看待，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人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朋友，这需要分析，也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2、内外因相结合研究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中美关系研究，学界评价您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在推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您就率先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引起学界内外广泛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您能回顾一下您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吗?

　　汪熙：我认为中美关系研究，不仅要研究中国，还要研究美国，不仅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这些我在《求索集》中专门讨论过。我们既要研究两国相互间的影响，又要研究这种影响的根源，还要研究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过去研究美国如何“侵略”我们，我们如何反抗，美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侵略”的结果，美国的“侵略”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而美国学者一般不会谈美国“侵略”中国，他们的视角主要放在西方文明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上，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即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而他的学生柯文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应该研究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即“中国中心论”。对这两种研究取向，我有赞同和不同的观点，并且认为应该内外因相结合进行研究，不能只片面重视一种研究取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才能把中美关系研究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呢?

　　汪熙：时至今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了。以前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羸弱，但如今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讨论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离不开中美关系研究。如今的中美关系介于冲突与不冲突之间。2011年，美国提出了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会对中国区域影响力进行遏制，但很多现实的问题又注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审慎，它想要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近期，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访华就是出于要摸清中方战略意图的考虑，而中日关系又成为牵涉中美关系的重要考量。

　　3、在实践中摸索跨学科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学期间，您学经济的同时也选修了历史，之后您的研究方向也涵盖了经济和历史，二者间跨度比较大，但您都做得很好。今天学界已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作为先行者，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跨学科研究?能否谈谈相关的经验?

　　汪熙：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跨学科研究是从实践中摸索起来的。我曾在四川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留学美国。在美国学习的内容比较繁杂，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理论，利用暑假在康奈尔大学修读了经济史，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则学习了经济史、国际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知识。

　　我在比诺特大学学习后，就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一个学期，暑假时与哈佛大学的陈观烈、谭崇台、陈文蔚一同到康奈尔大学共度暑假。我一直想学国际贸易，在入学资料中发现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保险系，就申请了该校，主修国际贸易和保险专业的同时，也选修了与历史相关的课程。在美国的5年对我影响很大，虽然我后来搞的是历史，但研究方法与在美国所学有很大关系，很多算是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求学期间，虽然所学内容与跨学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的导师每次授课都会提到跨学科的内容。每上一门课，我都会在课后与老师及时沟通。老师会问一些非常宽泛的问题，其中囊括不少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但当时老师不会告诉我，这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是潜移默化地让我逐步了解跨学科的概念。学生时代，我对跨学科的重要性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直到我开始自己授课时，才逐渐发现跨学科的意义所在。

　　那时候的留学生都认为自己的事业在国内，一心想要回国。我回国以后，国内当时讲国营经济，不需要资产阶级那一套，我所学的东西，包括工商管理、保险等内容一点用处也没有，只能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搞经济史。后来我在复旦教书时，开设过不少与跨学科相关的课程，比如国际贸易理论、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关系史等。讲义中也有不少与跨学科有关的内容，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跨学科研究的思路也逐渐影响了我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一传统。所以我认为不是先有跨学科这一概念，再去考虑跨学科研究，而是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跨学科的方法。

　　4、治史四步曲：史料、观点、构思、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哪些治史原则是非常重要且学者应该坚持的?

　　汪熙：我认为有四点原则非常重要：第一是史料。要充分掌握和弄清史料。第二是观点。只有弄清史料之后才能有观点。第三是构思。有了史料、观点之后，才能构思该如何讨论这个问题。第四是表达。用什么表达方式也很重要。以上四点是研究历史应该坚持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很早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后来又发表了《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等多篇文章。论文写作上有什么心得呢?

　　汪熙：我来复旦以前就写了我的第一篇论文。那是1959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写在印度民族大起义100周年之际，之后刊发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写完之后，就寄给我的老师陈翰笙，他说很好，

　　《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一文获得了1979—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在此基础上，我于1983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一文。我的文章基本在两份杂志上发表，一个是《历史研究》，另一个是《复旦学报》，《世界历史》也有一些。

　　顺便讲一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我回国以后，不断受到“文革”的冲击，不是这个运动，就是那个运动，我们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卷入这些运动当中，不得安宁，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写东西。

　　5、勤思善问 心无旁骛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千古事，薪火有传人。您花了不少心思培育学生，可以谈谈培育人才的心得吗?

　　汪熙：我培养的学生中，像金光耀、王立诚，都在史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吴心伯则从历史跨学科至国际政治，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研究。

　　培养研究生，我有几点心得体会：首先他们要有良好的英语能力，不但能看，还要能讲，要熟练地与国外学者交流。我做导师的时候，就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参加我接待外宾的活动，让他们去主动交流，有的学生还很不习惯。

　　我喜欢在课堂上提问，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没有准备，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乱讲一通，我一听就知道不对，知道他没有思考。有一次上课，有学生头一天没有看书就来听课。刚好提问他，他答不上来，就冷场，气氛很尴尬。我喜欢能提出问题的学生，也一直鼓励学生要多提问、多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习惯不同，外国学生喜欢提问题，中国学生不太喜欢。不仅如此，我还让研究生参与到我与国外学者共同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我与国外学者合著过四本书，研究生在搜集资料、参与课题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与杜恩(James A. Dorn)合写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合编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还有一些论文也发表在国外，像《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1934—1937)》、《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在这些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学生有机会不断与西方学者交流探讨，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断学习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其次，跨学科研究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求学生要具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我比较重视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我自己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时，会告诉学生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观点，开阔他们的眼界。

　　再次，我认为学术争鸣是好事，学生要敢于和不同的观点辩论。我的好朋友柯文曾写书反对自己导师费正清的观点，即便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但学术上观点不同，就应该敢于站出来争辩，即使对方是自己老师，也可以与他持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什么期望与建议?

　　汪熙：我希望青年学者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不要旁骛到其他东西。做学问一定要肯坐冷板凳，要真正潜心研究。如果心里想得太多、太杂是不行的。写学术文章，也不要空话连篇，每一句话都要实实在在，要有根据。当然我也希望今天的社会环境能够给青年学者多一些支持，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好。

　　后记

　　虽然汪熙先生已年近95岁，但在谈起旧事时仍神采飞扬。他每天依然保持阅读大量文献、史料和史学杂志的习惯，出于对时事政治和国际问题的关心，他还托人从美国寄来最新的军事资讯，其治学态度恰似风华正茂时。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汪先生书房中间挂着顾廷龙先生送给他的对联，上面写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副对联正是对汪先生学术生涯和治学精神的最好诠释。

　　最近，他正着手撰写自己的自传，配有大量的图片、轶事，作为最后一批早年留美的学者，他的传奇经历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这部自传的问世。

　　作者介绍：

　　汪熙，历史学家，生于1920年，安徽休宁人。1944年赴美，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1948年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曾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美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及《美国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编辑委员及学术顾问。

　　汪熙：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及《美国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编辑委员及学术顾问

　　雷家琼：《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顾宁：《中国社会科学报》特邀记者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8/29

旧文章ID：46

作者：晓岸  来源：观点中国

     朝鲜近来频繁摆出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微妙姿态。

　　8月底，朝方通知联合国方面，朝外相李洙墉9月将赴纽约出席第69届联大。朝外相上一次现身联大，是在15年前。有鉴于纽约是朝美保持私下接触的主要渠道，李洙墉的到来会不会留下美朝沟通的新记录，引人猜测。

　　此前一个已获证实的消息是，一个由中情局和白宫官员组成的小组8月份取道韩国对朝鲜进行了18个小时的秘密访问，与朝方就2012年11月被朝鲜当局以“颠覆朝鲜政府的敌对行为”为由扣押的韩裔美国人裴俊浩的命运问题进行谈判。

　　三名美国公民正被朝鲜扣押，除裴俊浩外还有马修·米勒和杰弗里·福尔。9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分别发表声明，对3名被扣公民表示高度关注，要求朝方放人。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播放了对3人进行采访的视频。CNN报道，该台记者是受朝方邀请赴朝采访文体活动的，接触3名被扣美国人是朝方未事先告知的突然安排。

　　在采访中，3人呼吁美国派遣一名“高知名度的”特使尽快访朝，直接请求朝鲜政府将他们释放。美媒认为，这是朝鲜当局以手中的美国“人质”为筹码，向奥巴马政府发出了派特使赴朝直接接触的信号，显示了朝重返国际社会的紧迫感。

　　朝心目中的“高知名度”美国特使人选有可能有三，一是前总统克林顿，二是前总统卡特，三是前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德林。此三人均曾在美朝关系中扮演特殊角色，也均曾对朝进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访问。

　　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私人身份对朝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见到了朝已故领导人金正日，带回了被朝方扣押的两名美国女记者李丽娜、凌志美。返回华盛顿后，克林顿面见奥巴马总统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访朝情况通报，但没有提出改善美朝关系的建议。

　　克林顿执政末期，在半岛南北关系缓和的背景下，美朝关系正常化之门一度微开，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了朝鲜，但克林顿未及实现访朝任期便告结束。小布什上台后，全面重审对朝政策，美朝关系正常化进程就此搁置。此后，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美国奉行敌视朝鲜的政策，美朝关系陷入僵至今。

　　朝的接触意图绝不仅限于协商解决被扣美国人问题，而是要以此事为支点撬动美国调整对朝政策。面对朝鲜的外交讯号，奥巴马政府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它的外交政策正受到共和党对手和国内舆论的围攻，被视作碌碌无为、软弱可欺，理论上并不存在向朝放低政治姿态发出迄求的可能，更无向缓和方向调整对朝政策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又很难抵御成功解救被扣美国人的诱惑，内外交困的它实在需要一些外交政绩来提振政府内部士气，需要通过打几张外交牌来争取扭转极为不利的舆论颓势。

　　自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以来，朝鲜受到联合国空前严厉的制裁，生存发展严重受限，国际处境极度孤立。金正恩上台两年多来，在改善对外关系方面突破无多。

　　今年2月，朝同意与韩恢复举行中断7年的副部长级高层接触，并随之恢复了朝韩离散家属见面活动。但此后不久，半岛南北对话势头因美韩举行包含“针对性遏制战略”新科目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而再次受挫。前不久，朝提出派啦啦队赴韩参加仁川亚运会，结果因韩方不能满足其政治性细节要求而取消了有关计划。8月29日，朝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韩美联合军演使朝韩关系陷入恶性循环，要求韩方在对话和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朝俄之间的经济团组互访活动明显增多。8月底，原分管朝中关系、有经济外交头脑的副外相金亨俊被任命为驻俄大使。这是朝事隔8年首次更换驻俄大使，表明金正恩政权有意调升对俄关系在朝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另有关于金正恩寻求访俄的消息通过韩国媒体透露出来，旋即遭俄外长拉夫罗夫否认。

　　朝日间的热烙已有时日，罕见地跑到了朝与东北亚各主要力量关系的前头。5月底，朝日外务省司局长瑞士会晤就日人质问题达成一定共识，朝拟以重启日本人质事件调查换取日放宽对朝制裁。这与其说是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靠近，不如说是两国在亚洲最孤立国家各自外交脱困需要之下的一拍即合。但此后，朝日融冰步伐明显放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起意访朝的传言也告平息。这显系美、韩联合踩刹车所致。安倍内阁出于拉抬国内支持率之私利大搞对朝外交的举动引起美、韩警觉，后两者担心日方擅自松动对朝制裁可能使美日韩同盟协作产生裂缝，并削弱联合压朝弃核的效果。

　　朝的活跃外交理应得到国际社会适当鼓励和合理回应。如果朝缓和对外关系的努力得到回报并转化为其放弃核武器，促使朝把精力集中到发展国家促进民生的正轨，将是东北亚之幸。如果朝缓和对外关系的努力得不到最起码的认可和呼应，一向自尊心极强且脾气倔强的她就极有可能退回去重新搞起试核射导等举动来，这不符合本地区各方利益。

　　朝不大可能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没有清醒认识：第一，核问题是朝走出国际孤立启动发展议程绕不开的症结，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拥有最基本共识并进行着有效协调。不能否认围绕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朝韩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半岛和平机制的未来筹划，大国之间存在竞争和博弈，冷战阴云仍未消散，但无核、非战是大国对半岛局势的共同要求。不在核问题上显示建设性姿态，朝很难打乱国际社会的步调，更不可能单独触动美国。第二，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前苏联或者美国，朝鲜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中国。中国是朝不可替代、无可选择的“第一邻国”，中朝关系的改善是朝鲜走出困境、半岛局势实现转圜的先决条件。要全面脱困，朝鲜还需要进一步的思维创新。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6

旧文章ID：44

作者：基辛格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8期

    我们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今天又目睹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中国巨变。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

　　我自1971年首次访华至今，已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

　　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但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的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处于一个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非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而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候运用这种合作?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见。最重要的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的欧洲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恢复，但如果当时欧洲的领导人在1914年能够见到1918年的世界，就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中美一旦发动冲突，后果会更为惨烈。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我们很多人说了20多年，还不时遭到批评。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日常事务中的纠纷，但这还不够，况且日常事务纠纷对两个往来中的大国而言在所难免。回顾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贸易还不及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量。因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的是罕见的机遇。这并非是我的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这已是两国领导人业已达成的共识。

　　如果我们能把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两国可以从共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势入手，制定并非相同但是相向而行的政策。这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能源、环境、防扩散、空间、网络等，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在空间、网络等领域，议题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携手。几年前这还像是天方夜谭，今天确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深信，两个在历史上本会成为对手的伟大国家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肩合作。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国家的战略问题》等著作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2

旧文章ID：43

作者：龙兴春  来源：共识网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了成功地访问，两国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在印期间受到印度政府隆重而热烈的欢迎，莫迪总理专门回到古吉拉特接待习近平，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生日宴，这在印度接待到访外国领导人的安排中非常罕见。访问前夕，印度派商务部长希塔拉曼访华与中方讨论经济协议，派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作为总理特使访华为习近平主席访印做准备，体现了印度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强烈意愿和诚意。

　　中国政府对印度和莫迪政府也非常重视。莫迪就职后李克强总理马上打电话祝贺，中国政府派外交部长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使访印。印度副总统安萨里应李源朝副主席的邀请访华并参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习近平主席与莫迪在巴西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主席还亲自会见了访华的多瓦尔，表明了习近平对访印的重视和对印方的尊重。

　　然而，莫迪上台之初，国际舆论对中印关系远没这么乐观。莫迪以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形象著称，今年竞选期间声称在领土问题上决不向中国让一寸，不点名批评中国的“扩张主义”。加之美国日本等竭力拉拢，莫迪当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马上祝贺并邀请访美，取消了对莫迪长达8年的禁止入境制裁。安倍全力争取莫迪首访选择日本，制造日印联合牵制中国的舆论。国际舆论中“莫迪当选对中国最不利”、“莫迪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等观点层出不穷。同时，中国近两年的外交也被外界一些国家称为“强硬”、“自负”。因此，当莫迪上台后，国际上认为中印即将对抗和冲突的声音很大。

　　这些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除了领土争端等固有矛盾外，中印近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相互存在不满。印度指责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建设基础设施，抱怨中国未像俄法英美那样公开宣布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警惕中国与南亚邻国紧密关系，特别是对中巴友好关系耿耿于怀。印度对华有3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虽然口头上表示不会与美日等联手制华，但近年来印度与美日走近是不争的事实。印度还在中越有争端的海域开采石油。印高官不时发表一些反华言论，邀请流亡藏人当局负责人洛桑森格出席莫迪就职典礼。但这些矛盾都没有把中印两国引向对抗和冲突，双方都认识到不能让局部矛盾损害两国整体关系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以务实主义精神包容分歧，积极发展互利合作。

　　边界争端是重要但非紧急的问题，对抗会导致两败俱伤。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当前的核心任务都是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强民富。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非敌对的大国关系对两国发展至关重要。领土争端是帝国主义遗留的历史问题，争议领土的最终归属对两国的发展影响不大，因此，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中重要但非紧急的问题。领土归属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情感，须要谨慎稳妥处理，务实合作为将来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若以对抗和冲突的方式解决，将使两国无法集中精力推进国家发展，不但损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谓中国包围印度或者印度包围中国都属于过度解读，中印没有遏制，也没必要，没能力遏制对方。

　　两国经济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法，印度已经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印度，能够提供大量印度不能生产，但价格又比发达国家便宜的商品，形成了印度市场对中国质优价廉商品强劲的刚性需求。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未来增长潜力巨大。印度要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超强的竞争能力，现有余力须向外输出，正好可为印度所用;同时，中国制造业也开始向外进行产业转移，印度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充足的劳动力对中国企业有较强的吸引力。双方领导人显然都认识到了中印间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两国政府要积极为经济界创造条件把潜力变成现实成果。

　　地区事务上合作。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亚洲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只有中印加强合作才能做到“亚洲的事情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的很多地区事务没有中印的共同努力都无法处理。安全方面，美军撤出后的阿富汗稳定需要中国和印度两个地区大国合作;恐怖主义对中印造成了现实威胁，两国合作有助于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印度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破除中国对“亚洲版北约”和印度对“珍珠链战略”的误解和担忧。经济方面，作为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中印负有共同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责任;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巨大利好。

　　中印全球事务上合作远大于分歧。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两大新兴国家，都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对绝大多数国际和全球问题两国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立场。这使印度认识到与中国的冲突只是潜在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却是现实的。中印等国一道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让IMF的表决权，今年否决WTO巴厘协定更显示了印度捍卫自己利益时的毫不含糊。全球气候问题上坚决捍卫发展权，中印均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与发达国家谈判，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中印关系建立在两国现实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不再可能回到感情色彩浓厚的“中印是兄弟”时代。因此，要用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看待中印关系，在务实合作的大环境下，那些负面因素仍然会不时出现干扰中印关系。当干扰事件出现时也不要对中印关系的大局失去信心，不要觉得中印关系又变坏了，更不要因为月底莫迪访美时的热络担心美印联合围堵中国。

　　原文发于《南华早报中文网》2014年9月22日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3

旧文章ID：42

作者：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网

    原题：中美新型关系与“新基辛格主义”
 
    作为中美关系的美方开拓者，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历届领导人也将他作为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智力参考。

近日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World Order)出版并在华盛顿召开介绍对话会，涉及到中美关系以及东亚未来，这位91岁高龄的智者，提出了需要用权力平衡加上伙伴思维的新办法来实现和平稳定，在笔者看来这是基辛格超越自我，创新其一贯以来的权力平衡的国际政治观的重要努力。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需要类似“新基辛格主义”这样的战略思维创新。

　　“基辛格主义”核心在结构稳定

    曾经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博士学术起点是欧洲外交史，其《大外交》(Diplomacy)一书可以说是其集大成之作。在他看来，欧洲之所以能够在1815至1914年之间实现和平，主要得益于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以及力量平衡的实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Realpolitik)是基辛格世界观的逻辑起点，他继承欧洲经典权力外交的传统在冷战格局下创造了很多重要的外交成果，美苏关系缓和，中美关系解冻，越南战争结束，埃及—以色列关系缓和等等，都是在国际力量结构格局，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道义主义的框架下做出的外交决策才得以实现。

    小文权且将基辛格这种经典的权力政治的外交思维称为“基辛格主义”，在此思维背景下实现的中美关系解冻外交成功，对随后几十年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战略思考，甚至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72年之前中国把美国定义为帝国主义敌人，国际上必须打倒的对象，如果那时候有民意调查的话，估计接近100%的中国人会选择美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然而，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中美竟然能够从敌人变成准同盟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和呼应基辛格主义，中美外交关系革命性转变也不会实现，至少不会那样戏剧性地发生。中美关系实践加上中国近代历史上受到的外国欺凌，使得大多数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可能包括决策实践者)都是“基辛格主义”信者，可能也正因为非意识或感情色彩的“基辛格主义”，才让过去30多年的中美关系多次化险为夷，实现了基本稳定。(与此相比，中日关系则完全不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基辛格主义”的目标是实现结构稳定，而不是自律性稳定，与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在避免美苏，中美战争等最坏情形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则没有真正解决相互之间的战略信任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美俄，美中，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战略互疑仍然如此严重的部分原因。对此，“基辛格主义”的处方是强化各国的国家功能，努力实现力量平衡，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中东因为国家的弱化让宗教以及种族冲突钻空子，对于中国崛起只要控制在不挑战根本的力量平衡框架内就可以避免冲突。

   新型大国关系不应止于结构稳定

   随着中国势力的崛起和亚洲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迅速变化，美国在冷战中建立起来的东亚传统美国中心的双边架构，已经不足以为地区提供持续的稳定秩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实际上就是为新的亚洲秩序奠定稳定的基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初到访美国时提出相关概念，虽然美国国内开始对中国的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基本上接受这一定位。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多尼隆在演讲中，说要建立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今年年初，习近平与奥巴马在海牙见面时，双方确认承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05年，美国曾经提出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当时的背景仍然是美国占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提出的。2012年的新型大国关系定位则体现了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对更加平等和得到尊重的战略要求变得更为主动。2005年和2012年中美关系的两次战略定位基本上都被双方接受，本身也体现了中美领导人的战略胸怀以及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强烈意愿。

    今年以来在海牙，奥巴马说新型关系要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特别强调妥善处理分歧，减少摩擦。新型关系按照中国方面的定义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诚然对于中美两个力量对比剧烈变化的大国，如果能够实现基本不冲突不对抗就可算巨大的战略成功，但如果新型关系目标仅限于此，则不得不承认没有超越以往中美关系定位的框架。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曾经说过“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的”，江泽民时期提出的中美关系16字方针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美不对抗的核心内容。新型大国关系现阶段实现不对抗是务实的做法，但如果中长期目标仍然仅限于此就很难说有重大创新。

    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在于创新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主要需要依靠创新，即创造性思维方式来改变目前对应式地看待中美关系的相对被动局面。

    首先，“不对抗”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定位的最低目标，而非核心目标。中美领导人实际上在朝鲜战争以后，就已经认识到不能够再次军事对抗的重要性，这个战略定位早就存在，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坚持的技术性问题。然而如果把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放在“不对抗”上，不得不说这个战略定位本身是落后于时代的，而且这样的定位将会极大地限制双方的战略思维空间和灵活度。与此同时，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传统的权力政治为逻辑起点的“基辛格主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有用性，但是却面临着无数的新挑战，例如互联网、软实力、气候变化等都没有办法用旧思维来找到答案。

    第二，创新性地建立新型关系首先在于双方通过战略对话主动改变自我，相互协调追求最优结果的积极努力。相互尊重的新型关系并不是说对于另一国家的问题毫不过问，而在于艺术性地说服对方自愿改变，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倾向。这种良性的相互影响还应该是双向的，我们在近年的中美关系中也看到中国日益向美方提出具体要求，例如要求美国改善自身的财政状况等等，这在过去很少有。中美要建立一种为了双方最优结果可以比较舒适地给对方提建议，另一方也愿意倾听并试图自我改变的交往习惯，促进对方变不是谁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以此获得双赢。

   第三，新型关系的更高定位应该致力于推动地区和全球体系规则和治理的改善。这个目标同不对抗的对应性不同，它体现了有所作为的积极性，这应该是新型关系今后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在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和平发展时，常常使用的逻辑是“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中国不愿意中美关系对抗”，“和平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同样美国在说服中国人接受其亚洲再平衡战略时，使用的逻辑是“美国是为了确保地区秩序重新建构过程的稳定而非遏制中国。”这些解释逻辑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单方面的解说欠缺信服度，如何在说服对方的同时努力包容对方则更加重要。

    中国需要在市场开放、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等方面，同美国一道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主动地把中美这两个大国放进规则的金丝笼中，这对其他国家也是一个积极的安心信号。美国则需要在地区外交中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态度，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如果继续排斥中国以及采取秘密协商的方式会引起中国的猜忌和反制，美国与盟国在本地区的军事演习，需要更多地让中国参与或者开放，2014环太平洋军演(Rim-Pac)中国首次参加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南中国海东海领土纷争，让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则是标志性事件。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的老办法对于提供结构稳定仍然必要，但在全球化高度依存以及战略意图博弈复杂化的今天，是否足以提供持续的安全则并不清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像“新基辛格主义”那样勇于超越过去，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主动地设定更高目标创新实践，为不确定的世界秩序提供更多的安心信号。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6

旧文章ID：41

作者：贺文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网站 2014年09月22日

    在经历了2014年8月下旬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异常接近所产生的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之后，9月初随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的访华以及中美在合作打击包括“伊斯兰国”(IS)在内的全球恐怖主义等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某种乐观和积极因素又再度激活。的确，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中东国家访问以争取中东国家对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的支持一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访华也是美国如今力图打造全球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同盟努力的一部分。

　　面对IS近一个多月来在伊拉克的大肆扩张和先后斩首美国两名记者及一名英国外援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10日晚，向全体国民发表了“黄金时间电视演说”，用少有的强硬语气推出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这一跨度至少3年的战略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继续并扩大对“伊斯兰国”的空袭(有可能从伊拉克扩大到叙利亚境内);第二阶段是培训和武装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战士，加强其与IS的作战能力;第三阶段则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全面摧毁和消灭“伊斯兰国”武装。相比不久前奥巴马在回答媒体记者采访时所坦言的“目前如何针对‘伊斯兰国’，美国仍没有战略”，此次奥巴马“新战略”的迅速出笼以及他看似从“鸽派”转“鹰派”的演说一则因美国国内自两位美国记者斩首后要求严厉打击“伊斯兰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二则打击“伊斯兰国”有利于整合当前的中东乱象，特别是挽救美国十年伊拉克战争的“成果”不要付之东流。

　　要达到摧毁并最终消灭“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奥巴马的三阶段战略目前看来至少存在两处软肋：一是缺乏美军地面部队这一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打击力量。奥巴马及其高级幕僚在宣布和解释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时，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与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所根本不同的就在于，美国绝不会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尽管仅今年夏天分三批进入伊拉克的美军“顾问”已达1500多人)。强调这一“重要区别”当然是为了继续捍卫奥巴马自2008年竞选并就任总统以来一直标榜的“反战(伊拉克战争)”立场以及“撤军伊拉克”的“历史伟绩”，但要实现“新战略”所设定的“全面摧毁和消灭‘伊斯兰国’”的终极目标，没有地面部队的正面战场交锋，那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8月上旬以来的一个月内，虽然美军已经密集对“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多达145次空袭，但也不过是摧毁了一些被IS缴获的“美式武器”，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剿灭作用甚微。而且，据美国中情局的最新情报显示，“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全球招募速度反而在美国的空袭下逆势上扬，目前总人数已从最初估计的1.5万人左右飙升到3.1万左右。没有美军的直接参战，仅仅依靠刚刚宣布成立的伊拉克新政府(目前关键的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职务还因各派利益纠结，至今仍无法任命)和库尔德人武装，恐怕难以从根本上摧毁并消灭“伊斯兰国”。

　　二是能否入境叙利亚对“伊斯兰国”IS实施追踪打击以及即便实施这一打击后可能产生的双重效果。美军空袭以及武装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的确可以从空中和地面两个层面有效阻挡住“伊斯兰国”的继续扩张，但入境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不仅遇到来自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的外交层面的阻力(俄、叙两国均强调，任何入境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都必须得到叙利亚政府的同意，否则无异于“侵略”)，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同时也会自伤美国。已经挺过近4个年头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直声称在与“恐怖势力”作战，不久前甚至公开向美国喊话，愿意与美国并肩联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则回应称，在叙利亚问题上，不适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古老法则，巴沙尔不具备执政合法性，仍应该下台。虽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奥巴马和巴沙尔具有共同利益，但美国打算大力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虽然也在叙东北部与“伊斯兰国”作战，但同样与巴沙尔作战，并以推翻巴沙尔统治为最终目标。因此，美国入境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一方面有可能借机捎带把如鲠在喉的叙利亚巴沙尔问题解决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则可能帮助巴沙尔铲除了一个后患，客观上反而巩固了巴沙尔的政权(这个可能性远高于前者)。

　　由此看来，奥巴马分三步走的打击“伊斯兰国”“新战略”除了美军加大空袭这第一步(但能否扩大空袭到叙利亚境内仍是个问号)可以实现外，关键的后两步都存在很大变数和阻力。也可能奥巴马早已料到这一使命的艰巨性，所以把战略完成期定为至少3年，这样也可以像他的前任布什一样，把一个伊拉克和IS负资产留给他的继任者。

　　“伊斯兰国”的快速扩张及其对中东稳定的破坏不仅危及美国利益，同样也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在赖斯访华期间，中国已表达对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兴趣。但问题是，中国的“兴趣点”究竟在哪?中国的参与又可以走多远?毋容讳言，对中东稳定以及对“伊斯兰国”可能支持“东突”恐怖势力的担忧是决定北京能够走多远的两个“兴趣点”。前者涉及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后者更直接涉及中国国内(主要是新疆)的稳定局面。因此，中国并不反对打击“伊斯兰国”。但考虑到美国一直以来在涉及“东突”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及不经当事主权国家的同意就入境实施打击对相关国际关系准则的“漠视”甚至是“破坏”(这与中国一直倡导和坚持的外交主张背道而驰)，中国此次的参与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远。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会在联合国等国际层面对打击IS做出外交和政治层面的呼应和支持，以及提供一些国际协作。

　　因此，中、美两国目前都需要将赖斯女士访华所再度激活的双边关系中的乐观和积极因素继续向前推进。从美国方面看，需要修正在“东突”等涉华恐怖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缓解因美军机抵近中国领空侦查而释放的敌意。从中国方面看，支持国际合作反恐应是大势所趋，在相关关切厘清后应可以迈出更大步伐。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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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润石  来源：共识网

    一直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存在一个彼此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臆测：即两国之间不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但目前的发展趋向有可能正在朝向很不好的结果发展。这种趋势之所以处于类似任其发展的趋势，正是基于最坏的结果绝对不会出现的乐观与偏执，不断有事件显示两国之间的底线持续在受到测试。

　　中美在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的立场上基本不同，在朝核问题上部分不同，在南海、东海问题上差异明显，两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双边贸易与货币管理的合理与规范性。差异其实越来越大，中国认真提到的新兴大国关系其实大多数美国人一个无法弄清楚的概念，一百个中国人对此可能会有一百种说法，只要条件允许，中国人会让这个概念保持其模糊的边际。美国人至少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所谓新兴大国概念，一方面是中国尚未完整解读，另一方面是其中一些内容美国已近出现了误读。

　　这样的两个国家之所以目前尚未出现真正的冲突，在于两国各自本身对冲突的厌恶和顾忌，国际事件的牵制也是一个方面，中美之间尚未出现激烈的正面冲突部分因为他们之间面临的不是爆发出来就足以消气的嫌隙，他们之间的问题也不是某一方大度包容即可皆大欢喜，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契机、智慧、理性，还需要一方自我发现，甚至彻底认输。这对一个人已属不易，对一个国家更难。

　　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无法获得一致的好评，就国内而言，它是一个贫富悬殊，少数人无法无天的社会，不当获利的人大有人在，社会对这种情况的容忍度正在一点一点底被愤怒侵蚀，政府维护其权威的成本在急剧升高。

　　是边界问题，种族、宗教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最终成为中美关系爆炸的触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国内有很多人试图通过战争获胜提升自己国家、国民的国际地位，不断有人臆测中国有独特的武器或者天才的思维带领中国在世界上所向披靡，幼稚地认为只要中国在战场上获胜，余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历史上看，不少输掉战争的往往是更为骁勇善战的一方，战争胜负的关键更多地取决于综合实力。渴望战争甚至挑起战争的国家很少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例子。中国国内目前浓厚的战争氛围中既来自积极的防御思想，也来自对战争作用的过度虚构。有不少人，他们或者是学者、高级将领、政治人物，虽然社会地位很高，却因为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迷恋战争，认为它简单痛快，一了百了。至于跟随起哄的一些市井之人，之所以乐此不疲，多半是一知半解，或者是为了赏钱，他们不明事理，又精神猥琐。

　　中国应该有更好的自信，因为它拥有悠久的文明，这个文明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非常特殊的民风，他们总是不那么团结齐心，总有人投奔最坏的敌人，总有人自利到极点，但是更多的人具有奉献精神，具有理想，在任何强敌面前都拒绝俯首听命，对感到不满的政府也是如此，一个明智的政府会珍惜这种品格和人，但是无法保持正确的政府会习惯于积累这种批评者，后者不会因为政府的宠爱与打压而改变他们的真实思想，这通常与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经济背景无关。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精英鄙夷中华文明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感知到这个文明真正的价值所在，中国人不应该抱怨自己的文明传统，而应该改变他们自己。

　　中国国脉、文化的延续的真正支撑在于中国人的人品，他们形成的合力总是能够克服政治舛误，经济落后，缺乏教育，等等带来的弊端，最有中国气质的人是不断进取，不断探索，胸襟开阔的人，那些开历史倒车，自私自利、欺世盗名、居心叵测的败类虽然为数不少，给这个民族、国家、文化制造不少麻烦与污点，但是他们能做的也就是骚扰和破坏，无法改变这个国家发展的大势。

　　中美不看好两国未来走势的人是因为发现两者之间的很多矛盾不可调和，两国之间如果没有解决这些新矛盾的新方法，均不再自以为是，而是相反，那么，两者间的关系就是等待极端手段一揽子解决的关系，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关系。中美之间不存在一个系统完整的新型大国关系方案，今后也不会有，这只是一个自己希望与一个利益攸关方相安无事、一厢情愿的设想，按照美国的价值观，这样下去最终肯定不会得到满意的响应。

　　古代中国长期都是文明领先的国家，今天的西方社会包括美国，都在小心掩饰他们在中国面前有任何的文明优越感，有时是无意中显示出来的，这不可避免地加深中国的危机感，他们认同当代中国最急需的转型是自己文明的类型，因为即使这个国家的普通人私下也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属于文化领先类型以及这种处境的危害性。

　　中美关系的类型已经从文明类型转化为利益冲突类型，获利是文明的一个属性，它是文明竞争变得更有确切性和更具体的一个标志，但更是危险加大的标志。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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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忻怿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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