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殷弘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5年06期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是一个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兼具的重大课题，有予以集中讨论的需要。尤其因为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权势政治国际关系理念和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对外政策信条风行美国，翻腾世界，导致国内外有关研究界的关注目光和探究努力压倒性地偏重于一端而多少过度"冷落"了另一端，以至（至少从现实性的角度说）业已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这些趋向确实已经出现和正在发展，即使假定它们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招致基本变更。

 

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历史概念和哲理，作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政策行为信条，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具有可变和多样的实在形态，以至它始终跻身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头等难题之列。然而，只要对这一历史有最粗浅的印象，就无疑会同意它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正如只要在最起码的程度上知道美国历史的笼统脉流，就必定会将它当作美国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同理，不需要有多少关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精深知识和专业研习经历，也能毫不困难地确认它是美国或美国式国际关系理念和对外政策思想的根本基础和主要表现之一。这些近乎不说自明的情况，彰显了"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课题的头等重要性。可是，难题毕竟是难题，而且或许可以说越容易使人笼统地感觉到其重要性的大问题，对它真正深刻和广泛的认识或透视就越是困难。不仅如此，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或者较狭隘领域内的两个术语"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端相比，自由主义具有中间性质，为一系列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保留了容身余地，并且因此与上述两端之间存在着彼此渗透的较宽广的中间地带，这就更增添了辨识、理解、阐释的难度。

 

犹如哲学作为总体就是哲学史，自由主义作为总体就是自由主义史。然而，历史既有其连贯性，也有其间断性。连贯性近乎历史主义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惯用的普遍性或共性概念，（注："The Great Powers",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1973）,pp.65-101;Friederich Meinecke,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al’ 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1957）,Chapter 15.）使人可以将历史个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当作历史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环节来谈论，并且将这些互相间有历史线形联系的个体"串连"起来，从而辨识出一种特定的历史脉流，连同此等个体在其中的内在涵义；间断性则近乎兰克惯用的特殊性或个性概念，相对而言是更本质性的，使得历史足够生动、曲折、多变和难以把握，阻绝了任何较宏观的理论模式取得任何超过笼统近似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笼统近似的意义上谈论自由主义史（在此限于经典自由主义史），其中多有使之难以足够连贯和贴切的间断性。

 

自由主义作为一类关于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理念，最早大概可见于古希腊民主城邦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用现代最权威的伯里克利研究者之一唐纳德·卡根的话说，伯里克利"见到了创造世界（到那时为止）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机会，一个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激情—荣耀和不朽—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激情的满足通常意味着人的极不平等；然而，伯里克利相信它们能够由一个基于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民主制的公民来实现。与此同时，他打算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素质，那将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但也能够使之谋求更高的目标，办法是使他们的私利为一个促进和倚赖理性、以此造就自身伟大的城邦服务"（注：Donald Kagan,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New York,1991）,pp.136-137.）。无疑，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植根于一种更广泛更笼统的哲理观念，那是与对人类世界的现实主义理解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理解，即相信世界的状况可以按照理想来改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宽泛地说，"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将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论。此后，现代早期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先天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注： George H.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4[th] edition（Chicago,1973）,pp.487-498.）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那里，最根本的概念一直是权势，而在几乎同样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那里，这样的概念无疑是理性。理性作为社会政治概念，构成了前后相继历经千余年的自然法观念，洛克自由主义学说和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然法观念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派，经过中世纪的种种变迁，到17世纪初由格老秀斯发扬，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洛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并经过对它的个人主义改造，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存在一种特定的、与近40年前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几乎截然相反的自然状态："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之权，此谓自然状态。"（注： John Locke,"The Second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in Michael Curtis,ed.,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1962）,V.1,pp.172-174.）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中所有个人依据理性产生的共同契约，其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从此有了它的最根本纲要。一个世纪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观又有了一项重大的演化或繁衍，即基于理性观念的感觉论改造的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在边沁那里，理性表现在对善恶的判断上，而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理性就由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一种平常意识（common sense）。

 

相对而言，在此谈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史要有把握得多。虽然其中同样有历史的间断性，但与上述历史图景相比肯定小得多。阿奎那系统地提出了意义重大、影响至今的"正义战争理论"，至少其很大部分风格和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此后，从16 世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注： 关于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见Russel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36-146;Martin C.Ortega,"Vitoria and the Universalist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Ian Clark and Iver B.Neumann,eds.,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Hampshire,and London,1996）,chapter 5.），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而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美国总统威尔逊和随后延续不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差不多一脉相承。这一传统的根本，是将国际体系看作洛克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其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而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大致从启蒙思想家开始，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自由国际主义"一语来称呼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而其最根本前提是理性个人和跨国交往。

 

在不少启蒙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当今"贸易和平论"、"互相依赖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的相当完整的雏形：各国臣民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而商业是将全人类联结起来的纽带，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除了实行自由贸易，还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主政体，因为民众生性热爱和平，由民众的意志控制政府就能保证国际安宁。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部分地孕育于亚当·斯密，在边沁那里系统地正式形成，继之以科布登/布赖特，直至格莱斯顿。（注： 关于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19世纪末的英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参见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eds.,The Liberal Tradition: From Fox to Keyens（London,1956）.）边沁的国际关系信条也是威尔逊的差不多完全的样板。边沁认为：要实现自由贸易，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放弃殖民地，建立各国组成的国际议会来规范并防止国家间的纷争；国际议会依靠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了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并废除秘密外交。（注： Torbjorn Kun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 and London,1992）,pp.134-136;F.H.Hinsley,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1967）,pp.81-87.）威尔逊深受启蒙思想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他笃信并大力鼓吹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国际权势政治和国际贸易壁垒，强调要有持久和普遍和平，就必须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实施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用世界组织保证国际政治法治化，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他像边沁那样，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世界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理应被认作是"美国式自由帝国主义"（犹如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帝国主义"）的经典形态，威尔逊主义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后果大抵是三重性的：第一，作为决定性原因之一，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参与塑造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危机"，此可谓之"幻灭"；然而第二，威尔逊主义与其后继者赢得了对苏冷战，并且由此造就了美国的空前权势；第三，威尔逊主义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若干新力量合成作用，近乎变更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思想、国际法和国际伦理，并且有力地助成了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

 

从美国建国到今天，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个已有众多研究但仍需继续从事的大课题。它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其复杂图景中的基本成分之一。

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已有两大类非常著名和流行的界定，伴之以同样非常著名和流行的阐析，即（1）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2）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前一类界定首先由汉斯·摩根索1948年在其经典的《国家间政治》中提出和定型，此后最有名的阐发和延续当推乔治·凯南1950年的《美国外交（1900-1950）》和亨利·基辛格1994年的《大外交》。它们在美国知识界和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可谓脍炙人口。后一类界定以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本着不同的根本依据：基于神定、基于种族或"自然"、基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使命"、基于现代世界发展。有关的主要历史形态包括：北美清教徒的"山颠之城"观念、"天定命运"论、（注： 关于"天定命运论"的最佳阐析是美国史经典名著–Albert K.Weinberg,M 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the Nationalist Expa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1935）.）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注： 就此很有名的研究论著为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1944）.）马汉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主义使命（包括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学）、（注： 关于此种自由主义使命观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初期的表现，参见另两部美国史经典名著：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M.A.,1967）（Princeton,N.J.,1961）.）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霸权稳定论"、当今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论"等。然而，美国还有一大外交思想传统–"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与上述其他两大传统一样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只不过除了著名学者约翰·刘易斯约4年前在《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的辉煌的论文"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杰克逊传统"外，这一点还远没有得到较充分的历史揭示和哲理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辨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如下三大主题，它们以其众多历史形态和思想表现，合成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1）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国际权势政治中的"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2）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主导了美国少有虚饰地单边追逐美国安全和"国家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3）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导了美国缔造"美国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普遍主义"对外政策。第一类形态最突出地与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尼克松三任总统以及汉密尔顿、凯南和基辛格的名字连在一起，第二类形态在内战前大陆扩张高峰时期之后以里根和小布什为主要代表，第三类形态的典型则有"杰斐逊世界主义"、威尔逊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顿行政当局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

 

在此，有必要简略地谈论"杰斐逊世界主义"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本土根源。如上所述，威尔逊的那一套可以追溯到16世纪往后大致一脉相承的欧洲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特别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和19世纪英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在主要精神和基本理念上，它更多地来自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登上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移民起，经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多数缔造者，直到威尔逊本人及其代代信徒，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卓越超群并适合于全世界的信念经久不衰，简直构成了一种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中，相对于欧洲传统权势政治的美国独特和优越感（"自由的例外主义"（注：Akira 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M.A.,1972）,p.5.）），连同先在新大陆创造新世界、而后改造欧亚旧世界的使命意识，构成主宰美国主流国际观的根本要素。正是基于这两大要素，杰斐逊在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一套足够系统的外交理念，用一位研究者提出的术语说，那就是"杰斐逊世界主义"，其中囊括了后来威尔逊的几乎所有基本信条。 （注：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1993）,pp.69-73.）

 

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更为常见的是上述三大主题互相交织、从而错综复杂地规定美国政策和塑造其外在面貌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这些主题分别衡量并非典型的时期。例如，无论是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种族主义和牛仔精神于一身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发动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的权势飙升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是开启冷战时代和遏制战略的杜鲁门，其对外政策分明显现出所有三大主题，就西奥多·罗斯福而言尤其如此。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在"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之中，始终有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的强劲冲动。在前者主导的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美国政界和知识界许多人士主张所谓理想主义的、和平的扩张主义，"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纯粹和明智有着无限的信心，并且预言它将随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精神上被美国吸引而扩展到整个世界" （注：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pp.2-3.）。当代"好斗的美国主义"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也受到同样信念的强劲驱动，更是人所熟知。

 

总之，在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中，几乎满布不同时期内那些同时以多种"主义"为其基本成分的"混杂型"对外政策观念体系。有关的意识形态剖析及其实践考察无疑相对较难，也因此更需要钻研。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本身的研讨也是如此，亦即关注和理解其"混杂型"代表非常重要。例如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和评判，无疑难于对威尔逊、边沁和詹姆斯·福克斯的，因为后者很大意义上可谓"水清见底"，"一以贯之"，而前者远非如此；也因此，前者更需要得到精细的探究。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范围更广的、一般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研究方面。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革命主义）之类的大范畴划分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性质的范式划分，而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少甚或极少存在绝对纯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革命主义）思想体系或思想家。范式与实际的差别就在抽象与具体、纯粹与混合之间。

 

约翰·克里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北，象征自由国际主义尚未能压倒"好斗的美国主义"而重新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尽管当今美国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其特殊性或个性，不同于先前其他时期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另一方面，克里得到的票数那么接近大选胜利所需，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自由国际主义在当今美国拥有很广泛的舆论市场和相应的影响力。因此，在"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这个主题之下，最具有当前意义的考察对象之一无疑是大致信奉自由主义的当今美国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信念。就此，《大西洋》杂志2004年7/8月号刊有一篇很好的长文–"克里面对世界"。 （注：Joshua Michah Marshall,"Kerry Faces the World",The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4.）克里在对外政策谋划方面依靠一个紧密内聚的群体，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克林顿政府的老资格官员，而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曾经就逐渐形成了关于美国应当如何对待冷战后世界的一种"新远见"。这些人"并不见怪使用武力，而且事实上同意布什政府的某些关键性目标，例如输出民主和输出政治自由化"，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应有战略方面与之大为不同，并且对美国真正的威胁何在和怎样与之作斗争的问题持有异见。"克里的谋士们不那么集中于民族国家—像布什在其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演说中指明的那些民族国家，而是更多地关注随全球化而起的种种分散的危险，即不稳定、武器走私和恐怖主义等。"他们还相信，用武力实现"政权变更"和继之以自上而下的急剧改造几乎决不会助长民主和公民社会，布什政府追求输出民主的那类手段只会起反作用。总之，"权势和价值观的结合是（当前）主要的民主党思想家们怀抱的对外政策远见的本质"，它比克林顿以前老布什政府"追求的任何东西都野心勃勃得多，扩张性大得多"。

 

最后可以说的是，一切有关的理论思想探究、历史透视和现状观察都表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常在常新，美国对外政策史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也常在常新。常在意味着传统、连续和共通性，常新则意味着创造、变动和独特性。某些研究需要侧重于前一方面，另一些研究却应当侧重于后一方面，还有一些研究则须以这两方面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彼此联系和交互作用为主线。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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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桅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0月下

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有四大问题必须给予明确回答：

 

其一，美国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霸权，中国能够取而代之吗？美国认为，它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恰如政府在国内扮演的角色——提供公共产品。

 

其二，美国是最后一个世界霸权，中国是否应该挑战美国？美国人笃信，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肩负着替天行道的天定命运。

 

其三，美国霸权衰落将导致世界的混乱，中国应维护美国霸权吗？美国兴衰攸关世界秩序，世界无法承担一个衰落美国所带来的风险与代价。

 

其四，中美都在减少相互依赖，是否意味着冲突风险上升？过去是中国主动、美国拉中国，融入一个全球化体系；如今，美国无法继续主导全球化、搞定中国，于是通过TPP、TTIP等手段组建新的更高标准全球化排斥中国，从而导致中国联合新兴国家、周边国家建立另一个全球化。从一个全球化到两个全球化转变过程中，中美可能分道扬镳，冲突风险急剧上升。

 

换言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不是应对国家层面的美国，而是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前者是私的美国，后者是公的美国，至少是标榜“公”的美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确保中国、美国都是出于世界公心而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而非出于私心而陷入零和博弈局面。

 

自古以来，国际纠纷常常围绕“公”与“私”而展开。国际社会尚未闻有真正的大公无私行为。因此，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有三种典型行为：

 

一是假公济私的帝国行为。美国军事霸权的表征之一是自由出入世界上16个最重要的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其中之一。为此，美国打着全球公域旗号，或直接控制，或通过军事联盟体系提供保护，或威慑进行控制等途径维护这一私利。在2012年初的伊朗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明目张胆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便颇具帝国行为色彩。

 

二是以公谋私的霸权行为。美国长期以来消费世界四分之一的原油。为此，美国不是通过控制石油，而是控制石油价格来塑造国际金融—石油秩序。正如美元的铸币税一样，石油美元给美国霸权带来丰厚红利。为了从全球公域不断“揩油”，美国强调“公”的一面，隐蔽其“私”的诉求。其实，谁最有能力利用全球公域呢？还是美国。因此，表面上的全球公域，实际上服务于特定国家的私利。

 

三是寓私于公的领导行为。明明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总是将其包装成为人类公意。保护美国中东盟友——如以色列、沙特等的安全，维护世界石油市场稳定和石油美元利益，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这种“领导行为”常常遭遇国家主权的挑战。化解国家主权羁绊的有效渠道，便是打着各种名目繁多的旗号——人道主义干预、安全保护责任、全球公域……

 

以上三种典型行为，美国兼而有之。美国霸权超越了历史上的霸权形态，并力图将自身塑造为世界安全与繁荣须臾不可或缺的共生霸权，而全球公域则成为美国打造共生霸权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在相互依存度日增的全球化时代，基于军事等硬实力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基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制度霸权论”以及基于有效力量投放和威慑的“离岸制衡论”等都难以为继。①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台“全球公域”战略，尝试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 global goods）代替“公共产品”（public goods）。②“全球公域”远比“公共产品”更具有迷惑性，因为这能使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通过自身的实力优势以“公域”之名行“私利”之实，“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③

 

如何应对美国巧霸权，打造中国的全球公域观，追求人类真正的“公”，考验中国崛起的道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最终建立以及建立后能否持久。

 

全球公域概念及其嬗变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是从资源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概念起初着眼于自然维度，如环境（全球公地）、资源（人类共同财产）；法律维度，如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近年越来越多转向安全维度，如国际安全（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全球公域概念的演变，与超越主权的人类公共问题凸显密切相关。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打造全球公域理论，已经远离全球公域三大原初概念——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日益以“人类共同关切”面目蜕变为新的霸权理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④

 

美国学者波森（Barry R. Posen）是这一转变的领军理论家。他认为，美国享有全球公域的控制权，包括对公海、领空和太空。控制公域帮助美国通过限制他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互助等方式来削弱对手。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冷战后美国霸权政策的助推器，用军事能力维持控制全球公域是美国的强项。⑤全球公域的代言人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称，海权论之父马汉或许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公域”这个术语的战略家。他把全球海洋命名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⑥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本来源于全球商业（global commerce）。不同于英国将全球公域界定为重视商业的全球化网络，美国定义侧重军事安全。在英国，全球公域的领导性研究机构是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研究宗旨的英国全球公域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e），而在美国，则是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综合起来说，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海上安全问题。90%以上的全球贸易经由海洋。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关系全球贸易正常运行。六个海上通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海上公域安全的核心。

 

第二类是外太空安全问题。目前在太空中翱翔的飞行物，大于10厘米的有1万9千个，小于10厘米的有150万之多。拿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目前存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竞争。如能开发其互补性，展开聪明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避免太空军事化。

 

第三类是网络安全问题。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都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定位。2008年网络服务创造价值达2570亿美元。纽约市每天的金融贸易转移高达4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各种黑客攻击，日益成为各国军事与民用网络安全的头痛问题。为避免网络战，亟须制定网络安全规范和相应国际法。

第四类是航空安全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天约10万个各类航空器在空中运行，民用航空每年搭载22亿乘客，承担35%的制成品国际贸易值。冰岛火山灰事件表明，自然灾害日益威胁到航空通道安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关心的优先方向，并非真正的“全球公域”，并未包括我们更认同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等，更未企及“公有”（of all）、“公治”（by all）、“公享”（for all）的境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问题，美国设想的维护全球公域安全的目标依次有如下四个层次：首先是确保有效进入（access）全球公域，如航空及外太空不被敌对势力所干扰；其次是保护（protection）全球公域安全，如保护网络安全；再次是提升（promotion）全球公域稳定性，尤其是重要国际海域和公海安全；最后是主导（dominant）或控制（control）全球公域，这一点很难做到。美国学者公开表示，维护公域安全是一种神话。维持全球公域的开放和稳定将成为现实目标。⑦

 

概括起来，美式全球公域概念实现了以下三级跳：

 

从区域到领域。格劳修斯—马汉全球公域观侧重于公地、公海，局限于区域。现在发展到领域，已突破传统国际法范畴。全球公域论也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

 

从有形到无形。新美国安全中心将网络等无形领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拓展了传统全球公域外延，曾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被列为全球公域典型安全问题。

 

从狭义到广义。全球公域的鼓吹者丹马克将狭义的全球公域拓展在全球治理的广义范畴，从而印证了全球公域概念再次流行是为美国霸权转型、打造新形态霸权而服务的。

 

全球公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理论。然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分析，较局限于环境资源和法律分析。中国国际公法领域的研究者从全球环境退化的遏止以及建立追究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环境责任的制度构建问题对全球公域概念进行了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战略，及其带来的对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挑战，认为全球公域问题有其“公”的一面——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领域跨越国界，也有其“私”的异化倾向——美国借全球公域加速对全球化的建章立制，实施霸权转型，打造巧霸权。美国的理论创新与战略转型，激励我们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国应在美国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包容性全球公域观。⑧

 

全球公域问题带来的挑战

 

全球公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全球公域也带来不少相关问题：

 

一是法律问题。《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美国界定的全球公域试图将空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对传统国际法体系提出严重挑战。不仅如此，传统国际法体系对全球公域问题存在诸多空白，为美国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行为规范提供了机会。

 

二是外交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引发的国际外交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还体现在新兴国家内部。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新兴强国具有一些共同的抱负和冲动，尤其是挑战西方对全球公域的主宰。然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⑨

 

三是安全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反过来为开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上的紧迫性。不同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全球公域不涉及陆地，不属于一国主权内事务。因此，全球公域安全没有有形敌人和固定对手。应对全球公域挑战需要广泛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同时须和商业、工业与法律利益攸关方拓展合作。

 

就现实而言，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了诸多挑战：

 

第一，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现行国际体系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塑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公域问题超越了国家层面，是人类共同关切的事务，使得传统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一道，去竞争全球公域的话语权、治理权。

 

第二，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运行至今，主要是保留了国家间行为准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体现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如今，全球公域问题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应对也就超越了不干涉内政的限制。全球公域问题的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依据，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全球公域论可能发展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论。

 

第三，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运行需要。全球公域问题，比如互联网经济，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共同安全、共同命运取代互利共赢，成为新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第四，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国际价值体系。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传统国际体系运行的法则之一。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一方面在呼吁超越国家层面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以及价值观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强势话语国家所滥用，以达到将自己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的目的。

 

第五，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全球公域概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主权，这将对以传统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借助全球公域问题抓紧对全球化建章立制，在互联网、公海、太空等问题上试图规避传统国际法或制订新的国家规范，已经引发新的国际软冲突。

 

第六，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理论上讲，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公域最合法、最权威的平台。但实际情形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场所，而非解决问题的有效舞台。这便助长了美国通过北约或志愿联盟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冲动，对传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就理论而言，美式全球公域论也存在诸多软肋：首先是有利于强者、先发国家。其次是目标—手段矛盾，即目标是全球的，而手段却是国家的。联合国最有资格制定全球公域规则，但被美国空心化了。第三是无法监督。军事色彩浓厚，背离全球公域的原始涵义，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公域方向。第四是国内价值的国际化。打着“公”的旗号谋“私”利。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所谓互联网自由成为政权更迭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挑战，研究全球公域理论具有以下三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探讨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理论、国际法理论的新挑战，丰富和发展全球化理论。

 

二是研究美国霸权理论转型与联盟战略走向。美国学者丹马克主张，应对中国崛起，欧美应在全球公域合作；印度是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盟友。这一设想，得到了印度学者莫汉（C. Raja Mohan）的呼应。在美国访问时，莫汉提出将崛起的印度作为美国塑造全球公域的伙伴，并从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全球公域首先启动。⑩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妥善应对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博弈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有能力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域构成挑战。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南海视为所谓“全球公域”，妄称中国的主权宣示威胁到该“全球公域”的通过权和航行自由，俨然将美国标榜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11

 

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及其意图

 

美国宣扬“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域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指导原则，近年已持续引发震荡。中国似乎成为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

 

美国近年提出“全球公域”概念，并以此提出国家安全新战略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为增进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难以为继。美国近年的关切是从“霸权稳定性”向“霸权可持续性”转型，于是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赋予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更为紧迫的是，在债务负担日益严峻而挑战日益增多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新形势下美国的领导权？“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试图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它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 global goods）取代“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丰富了国际机制理论。12这相比“公共产品”而言更具有迷惑性，既要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从而实现“巧霸权”。

 

为全球化建章立制服务。近年来，美国加紧以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建章立制。空海一体战、太空高地、网络行为准则是典型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12海里主权、200海里资源开发权，而12～200海里之间属于经济专属区（EEZ），外国军舰有无害通过权。由于美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感到无害通过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束缚，全球公域理论于是提出海上公域的开放原则，要求经济专属区的自由航行。13美国近年在南海问题上就是这样混淆是非的。

 

为对外干涉寻找借口。现有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但全球问题和挑战超越了国际层面，越来越多地以全球形态出现。这样，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对外干涉找到了时代借口。比如，美国混淆南海主权争端与公海航行自由，制造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为干预南海问题寻找合法性。继白宫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后，五角大楼正加紧修订其军事规则手册，确定网络袭击有可能是战争行为，使指挥官有权选择对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黑客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这就改写了目前联合国宪章里规定的自卫权，对国际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军事安全转型寻找新的动力。从防御层面讲，美国的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系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日益依赖全球公域安全。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计划削减军事开支以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重点投资海洋、空中、太空、网络技术，应对“非对称性”及“反介入”军事威胁，实现所谓“减脂肪、增肌肉”的理念。从进攻层面讲，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是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全球公域控制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帮助美国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来削弱其对手，允许美国即使拥有很少的军事存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战争。同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为美国军民结合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也必将刺激新的战略支柱产业的发展。

 

为美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寻找新的使命。美国认为，全球公域问题已成为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问题，必须加紧以全球公域战略新概念塑造北约新使命，北约有28个成员国，另与50～60个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组织，北约在全球公域问题上责无旁贷。由于北约成员国分歧严重，美国国务院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阻止了国防部设想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维护对全球公域的通畅，作为北约新使命的设想。然而，美欧在全球公域以及国际干预问题上存在诸多共识，差异在于全球公域的目标是控制还是分享。美国不会放弃将北约打造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的构想，甚至提出要将中国纳入全球公域的新接触政策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传统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体系日益捉襟见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愈益迫切。美国一再重申，维护区域安全并不能单靠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利益相关国的共同责任。因此，美国也着重在亚太区域内协助友邦提升能力，并加强各项多边合作机制与组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这种转型，强调为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以新的伙伴同盟弥补冷战时期形成的霸权联盟体系的不足。这样，全球公域论就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理论基础。

 

为威慑潜在对手、整合新兴力量提供新的实验场。全球公域论既包含了美国寻找新威胁的意图，也有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动因。比如，美国一方面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的黑客威胁以及中国导弹打卫星计划说成是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正如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显示的，美国也认识到，应对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全球公域概念服务于美国包容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新接触政策”。俘获“支点国家”（pivotal actor），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重要策略。

 

中国如何应对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全球公域思想发展经历了由“公私不分”、到“公私两立”再到“公私互容”的过程。时至今日，膨胀的万能理性与实用主义的唯我论导致了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等全球性公共问题，以人类的共生关系为纽带的世界性生产方式和人内在的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已经把全球的共同生存与发展提升到了第一位，各国利益的一致性、互联性明显增强，世界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网络。在这样一个时代，“全球公域”理论的兴起对于塑造共生共存的全球新秩序具有非凡的意义。

 

首先，“全球公域”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性公共场域，它导致了全球公共资源的大量存在和全球公共性议题的大量涌现，带来的是人类社会中各式各类非排他性公共资源的超越国家主权界限的“全球化”，而这一过程恰恰是打破时空界限的“共在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人类共有空间（公海、太空和极地）、各式人类共有资源（深海矿藏、臭氧层）以及各类全球性公共问题（气候变暖、海洋污染和太空争夺）交织互容，形成密切互动、相互依存的复杂议题网络。这一议题网络为全球化日程提供场域与情境，使生活在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结成一种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的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4

 

其次，“全球公域”隐含了关于全球公共生活的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通过调整行为体的成本预期、行为规则以及收益分配规范全球公域秩序。“全球公域”中存在着各式各类与全球公共生活相关的公共资源与公共议题，它们彼此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各种国际行为主体间持久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名目繁多的国际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协议和条约等国际机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此，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签约亦复如此。这使得“全球公域”隐含着一种契约性，它有助于规范与塑造“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秩序”。正如中国学者所言，“无数作为互约行为结果的无数世界性契约正以一种公共维度的力量制约和支配着这个世界，这种制约和支配迫使进入者接受一切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公共游戏规则。”15

 

最后，全球公域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迈入自主自觉的类生活，预示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无论是环境全球公域中的“人类共同关切”，还是法律全球公域中的“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都预设了一种世界共生理想——资源共管、制度共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这是一种可持续、非零和的关于互依互存的全球生存与发展伦理，它提倡合作式竞争、开放式共建与多元利益共享。“全球公域”表现为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16，为我们超越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普世价值”说提供了空间。更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就建构世界性社会理念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太空船理念’而非‘救生艇船理念’。后者是引导人们危急情况下把一部分人抛入海中，以挽救另一部分人的生命；而前者则强调生死共存，福祸相依”。17尽管这样美好的思想愿景得到全体人类的认同尚待时日。

 

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公域”不仅是一客观存在的实在范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哈耶克曾指出，所谓“秩序”，包含了“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两个层次，前者是人们“有意图的”建构的结果，而后者则是人类生活非意图性的后果，是自发形成的。据此，“全球公域”即包含了“自发秩序”——人类共有资源与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客观集合；也包含了“人为秩序”——人类对于公共资源的管理及其在全球性公共议题领域的互动网络。这两种秩序引出了全球公域概念内部存在着两对固有矛盾：一是全球公域的“公私参半”，既存在“公”的一面——全球化趋势下的跨界资源与议题的存在，又无法排除其“私”的一面——部分享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寻求无主性公共资源的主导权，进而为自身霸权存在与转型寻求合法性依据；二是全球公域的“亦公亦私”，全球公域开始渗入国家的主权私域，许多原本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开始显露出其公共性特征，全球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愈发模糊。这两对矛盾是“全球公域”理论建构中的难点，也隐含着理论的危险性，即：某些霸权国将“全球公域”异化为其“国家私域”的代言人，或者将他国主权范围内的私域异化为“全球公域”，从而为自身的新国际干涉主义寻求合法借口。上述难题与危险性频现于公海开放、网络安全以及极地争端等全球性公共议题中。如在网络安全领域，美国大肆鼓吹来自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黑客威胁，并将其定义为对全球公域安全的威胁，大有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以塑造有利于其自身的世纪互联网秩序之嫌。

 

于是，如何在全球公共资源与公共问题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建构起公正合理的全球公域机制与全球公域秩序，成为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确立世界领导型国家地位，建设海洋强国并非关键，关键是对包括公海在内的网络、太空等全球公域的进入、维护和掌控能力。”19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公域所带来的新契机，参与到全球公共规则制定与秩序塑造的进程中来，充分发挥全球公域的积极潜能，推动共存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部分国家利用全球公域“亦公亦私”的固有属性和当今时代全球公域向主权国家渗透的可塑趋势，警惕“全球公域”被异化的趋势。这是“全球公域”思想与理论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的现实启示。

 

对美式巧霸权及全球公域论，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系统分析全球公域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法性，同时揭穿美国所谓全球公域战略如何打着“国际公意”旗号升级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给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带来的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统中国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而美国则往往是“军事未动，概念先行；外交未动，理论先行”。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依此分析，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凸显安全事务从地域向领域拓展，有其时代合理性基础。中国宜善加利用，规避其风险。

 

首先是不要盲目抵制。尽管全球公域可能对现有的国家主权观构成挑战，破坏现有国际法合作基础，并且显然有利于有能力涉入、利用全球公域的强者，但其毕竟反映出美国霸权无法主导世界的现实。美国也承认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这为中美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空间。

 

其次是加强中俄、中欧协作，揭穿美国军事全球化图谋。利用美欧在全球公域问题上的分歧，通过法制、外交手段，捍卫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公域上的合法权益。

 

再次是借壳生蛋，为我所用。全球公域日益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关切，但利益先行、能力未跟上，实践先行、理论未跟上，一直是我们的矛盾。全球公域观，激励我们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中国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公域观。

 

中国如果去跟美国比拼维护全球公域的能力，则极有可能陷入强权零和博弈的境地。因此，我们必须赶超美国的单向度思维，从应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挑战上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公域观，超越美国的巧霸权，方能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以海洋为例，中国的全球公域观可概括为三层面：其一是包容。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东（黄）海足够大，可容纳中日共同发展；南海足够大，可容纳中国—东盟共同发展；印度洋足够大，可容纳中印共同崛起。其二是合作。各国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开发海洋资源，共享国际航道安全，维护海上贸易秩序。对于有争议的海域、岛屿或岛礁，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妥善处理。其三是可持续发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71%被水覆盖，原本一体，必须得到可持续地开发、利用。善待海洋，海洋才能善待人类。人类的可持续必须兼顾陆地和海洋，绝不能在陆地可持续发展岌岌可危时去威胁海洋的可持续发展。走向海洋的中国，没有跨海越洋去殖民他国的包袱，完全可能后来居上，以自身的海洋强国梦实现人类新型海洋文明观，唱响和平、合作、友谊、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BGJ038）

 

注释

 

1 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67～68页。

 

2 Shawn Brimley: "Promoting Security in Common Domains",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p.120.

 

3 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52页。

 

4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1-02/020811084800_2011_NMS_-_08_FEB_2011.pdf.

 

5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1 (summer 2003).

 

6 Abraham Denmark, "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7 Gabriel M. Scheinmann and Raphael S. Cohen, "The Myth of ‘Securing the Comm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12.

 

8 包容性全球公域观可参照笔者包容性崛起思想，参见王义桅：“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9 ［英］菲利普·斯蒂芬斯：“中西对垒之外的冲突”，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6月20日。

 

10 C. Raja Mohan, "Rising India: Partner in Shaping the Global Comm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11 Evan Feigenbaum, "Asia Unbound: China’s Rise and the Contested Commons", East Asia Forum,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13, 2010). < http://blogs.cfr.org/asia/2010/08/13/chinas-rise-and-the-contested-commons/>.

 

12 Shawn Brimley, "Promoting Security in Common Domains",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p.120.

 

13 Abraham Denmark, "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p.173.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15 袁祖社：“‘公共理性’：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之人文理念的核心旨趣”，《“面向实践的当代哲学：西方应用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9页。

 

16 17 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4期。

 

18 孙兴全、简佩茹：“自由主义秩序理论与公域秩序”，《财政监督》，2011年第15期，第46页。

 

19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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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3/11/13

旧文章ID：75

作者：刘建飞  来源：学习时报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理念，蕴含着战略思维的创新。深刻认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基础，有助于凝聚共识，增强动力，顺利推进构建进程。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大国关系分两种：一种是普通大国之间或普通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在的中俄关系、中印关系、美俄关系；另一种是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这里指中美关系。与之相应，新型大国关系也有两种，其内涵、基础和建构方略是不同的。

 

　　根据“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内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指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而是特定地指向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指向普通大国关系，那么上述三条内涵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有些大国关系（比如中俄关系）已经具备。2013年3月，在习近平主席访俄时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双方基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呼吁“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这表明，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看来，两国已经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他们是在呼吁其他大国也积极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贡献。

 

　　当然，两种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着共性，无论哪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都应当是基本要求。现在仍然存在着的同盟关系，虽然符合“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要求，但是却缺失“相互尊重”。而且，同盟关系是旧时代的产物，也是旧型大国关系的一种形态，它往往意味着同盟者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这容易滋生“对抗思维”，是与时代潮流相背的，也不利于盟内国家同盟外国家间关系健康发展。

 

　　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目前的中美关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关系”，尽管存在着一些“新型关系”的要素，比如两国间保持着很密切的合作，自建交以来一直没有出现全面的对抗。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理念。提出这个理念的意图就是要解决如何破解“大国政治悲剧”或“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必然走向对抗，这似乎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铁律。作为唯一例外的英美关系，也是得益于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那时，英美之间也充满着激烈的战略竞争，有走向对抗的风险。如果没有德国崛起的因素，很难说英美不会走向冲突。

 

　　对中国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在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战略博弈中，霸权国往往掌控着更多的战略资源，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如果真的发生“大国政治悲剧”，霸权国在两败俱伤的结局中会伤得轻一些，或者伤得不那么致命。中国要顺利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避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避免“大国政治悲剧”的最佳路径。当然，中美不重演“大国政治悲剧”，对美国也是好事，对世界更是幸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果成功，将开创大国关系的历史。

 

　　准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理念并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而是有着相当厚实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现存的中美关系。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两国不仅没有全面冲突、对抗，而且还在诸多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共赢。可以将现存的中美关系看成是“准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准新型大国关系”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进化而来，而不是横空出世。

 

　　“准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并得以发展的背景有两个：一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相互借重促进本国发展上，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越了相互之间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方面的矛盾；二是在全球化、多极化和非极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国际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使大国之间的固有矛盾被相对弱化。在上述两个背景同时也是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在竞争中合作是基本形态。一方面，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没有消除，大国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9 · 11”后形成了两个竞赛场：一是所有大国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二是大国之间争夺战略、经济、政治等方面利益的竞争仍然相当激烈，不过却伴随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其二，综合国力较量是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以及核武器、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国之间竞争已主要不是靠军事手段，不再是攻城略地，用武力抢夺财富。竞争的主要方式转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有限。

 

　　“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回归旧型大国关系，还是向新型大国关系演进？答案应当是后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客观现实使然。上述推动“准新型大国关系”形成的因素，同样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然而，毕竟“准新型关系”还是存在逆转回旧型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同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关系还是有质的不同。就中美关系来说，自苏联解体后，两国之间就一直交织着竞争与合作。随着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性质，竞争一面明显在上升。如果竞争一面明显压倒合作一面，那么双边关系就有可能走向对抗。

 

　　“新型关系”之所以“新”，就是要突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关系以竞争为主的传统模式，转为以合作为主。而要确保以合作为主，双方要从理念、战略上明确“不冲突不对抗”。同时，为了能保证合作共赢和不对抗不冲突，双方应当努力实现相互尊重。在“新型大国关系”三项内涵中，合作共赢是内核，其他是前提和保障条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过去中国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只是“多强”中的普通一员，中美关系还不具备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因此滑向“大国政治悲剧”的现实性并不突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在“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以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关系为着眼点，使中美关系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总结中美“准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看出，几十年来，两国未走向全面对抗、冲突，也有合作共赢。然而，两国之间却摩擦不断，在个别领域的对抗、冲突时常发生，战略互信也严重缺失，从而让人总是担忧“准新型大国关系”会滑向旧型大国关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并未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中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大国地位没有应有的尊重。因此，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必须加强相互尊重。尤其是美国，要调整霸权心态和强权心态，切实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那样，将中国作为“平等伙伴”来对待。当然，对中国来说，也存在着如果对待美国的“利益关切”以及霸权心态问题。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也是被相当多国家认可而自己也追求之的霸权国，其“利益关切”肯定与普通大国是不同的，让其放弃霸权心态，真正做到对别国平等相待，肯定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这却是中国必须理性面对、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所在。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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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观察者

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它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就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

 

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它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

 

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它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最近还专门就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

 

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它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国如何反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在实际层面，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它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亚洲。

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地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

 

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既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这里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是赢家，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

 

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它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也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人们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

 

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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