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外媒近日报道，美国政治智库Land Destroyer的研究员卡塔卢奇(Tony Cartalucci)，在该智库的网志上撰文爆料称，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早在今年4月访美时，已和美国国务院辖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开会，阐述“占中”行动的计划、参与人物及诉求等。卡塔卢奇形容，这场行动在示威者真正上街参与前几个月，已在美国的干预下计划好。

　　卡塔卢奇发表的文章题为《整个占中行动在华盛顿写剧本》(Entire "Occupy Central" Protest Scripted in Washington)，文中指该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长达1小时，由NED地区副主席格雷夫(Louisa Greve)亲自主持。李柱铭在会上除了详细讲述“占中”计划，并强调香港的角色是要将西方的法律及利益等传入内地。他和陈方安生还称，因北京很在乎外国如何看其管治方式，故可利用这点来迫使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务上让步。

　　卡塔卢奇指，美国在背后为“占中”出钱出力，因此主宰“占中”的并非参与行动的香港人，而是华府及华尔街。他还指摘，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在会上批评北京在香港前途上一意孤行，却和其他外国利益者同坐一房，主宰香港事务。由此可见，“占中”真正目的并非让香港人获得真普选，而是将“占中”背后、由外国势力支持的政治阴谋集团，送上权力位置，实现将香港软性殖民化，进一步分裂中国。

来源时间：2014/10/8 发布时间：201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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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推动改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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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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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鲁金斯学会来源：布鲁金斯学会

　　在1979年中国政府放松管制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发展迅猛，至今仍保持繁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与教皇弗朗西斯建立了联系。然而，中国3300万基督徒仍面临冲突与挑战，因为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一些限制措施，并对一些基督徒实施了限制居住。

　　2014年6月3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以“基督教在过去与未来如何影响中国社会”为题组织了两场公开讨论。第一场讨论会由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理卜睿哲，主题是“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状态”，刘鹏、卡斯滕·瓦拉和牧师张伯笠参与讨论。第二场讨论会主题是基督教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方式，由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教授大卫·艾克曼主持，翟杰霞、理查德·马德森和赵晓参与了这个环节的讨论。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致辞中谈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及与现代历史的关联。李成提到，“基督教已经设法找到了在学生、学者、企业家以及包括官员在内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中立足的方法。而且，尽管中国政府对教会活动持续不断的打压，基督教仍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目前教徒数量已经超过3300万。”

　　卜睿哲说，基督教的发展是“理解中国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关键问题。无论一个人是否信仰宗教，1949年至1979年间能够存留下来的宗教理念和信仰是最振奋人心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卜睿哲同时指出了宗教与25年前“八九事件”之间的联系，他说，“我认为将中国基督教与“八九事件”联系起来的一个恰当的理由是这两者均是对后毛泽东时代政治和道德空白的一种回应。”

　　一、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状态

　　刘鹏：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与挑战

　　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包括：快速发展(一些人估计信徒已经超过1亿);广泛分布(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信徒);信徒普遍比较年轻并受过良好教育(不再被认为是乡村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特别是那些企业家和商人。

　　基督教面临五大外部挑战，它们分别是宗教-国家关系并不和谐;对基督教是好和坏的争论(一些中国人坚信基督教可能是被外国政府利用来瓦解中国的工具，也有人认为基督教可以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没有宗教法，仅在宪法和行政规章中有一些条款;社会歧视(基督徒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不能成为政府雇员);文化歧视(受传统文化影响，教徒们经常被问到为什么相信基督教，这让教徒感觉是一种不公平对待)。

　　此外，基督教还面临内部，更多是结构角度的四大挑战，包括缺乏足够高素质的牧师，理论培训不足，原教旨主义和神赐的想法的负面影响以及邪教(东方闪电对最近一些暴力犯罪负责)正在中国不断壮大。

　　刘鹏还进一步谈到来自于信徒的挑战。一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作为公民的责任或者是作为选民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二是他们不会过多考虑民主和宪政，也不会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公民。

　　刘鹏最后指出，是挑战还是机遇取决于基督教自身。政府与基督教的关系固然重要，但社会对基督教的看法如何呢?传统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呢?大多数人的态度呢?如果他们欣赏基督教或认为基督教是正面的，基督教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否则，这将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教会-国家关系，或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

　　卡斯滕·瓦拉

　　瓦拉谈到了三个问题，中国新教教徒的个体特征，教堂的影响和新教徒对同行的影响，党国与基督教的关系。

　　1、中国新教徒的特征

　　· 急速扩张。瓦拉认为中国现在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数量为4000-6000万，他还引用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将超过2亿5000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 中国的基督徒不再是“三多”，即妇女多、老人多、病人多。现在，中国的新教徒群体变得更加广泛，他们“更年轻、受过更多的教育、性别更加平衡。”

　　· 信徒成为教徒的时间并不长，超过70%的新教教徒是1993年之后才成为教徒的。

　　· 中国的基督教正在走向成熟并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不仅通过海内外华人的努力，也通过生活在南韩、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非中国人的基督徒努力。

　　· 大学里存在大量的中国新教徒，包括很多不隶属于官方教堂的校园基督教团体，而这代表了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基督徒的状态;

　　· 在艺术和写作领域，“有一些新教徒的团体在社会媒体上形成圈子，通过他们的专业表达他们的信仰”;

　　· 辩护律师和宪政学者已经在为弱势群体，包括失地农民、法轮功成员和其他宗教成员提供辩护的过程中树立了名气。

　　“如果说，基督徒一方面变得更像社会上的其他人，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诸如法律、教育、艺术表演等圈子里的精英们正在通过他们的信仰和国际联系推动社会变化。

　　2、教堂的影响

　　瓦拉认为中国基督教最大的影响是通过参加礼拜和参加教堂(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未登记的)的普通中国人每一天的努力来实现的。他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如中国基督徒捐赠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给2008年汶川地震中受灾的教徒，未登记的教堂也前往该地区开展慈善工作;中国基督徒已经建立了数百所学校;中国基督徒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督教书店网络“出版灵修、学习圣经、推广辅导用书，甚至翻译西方宗教人物，如约翰·加尔文”;基督徒们还建立了婚姻和家庭辅导中心。

　　3、教会-党国关系

　　瓦拉介绍了中国教会的三种形式：官方登记并接受党组织监督的教会，未登记的家庭教会，以及新涌现的试图公开活动但却拒绝登记的城市教会。

　　瓦拉说，随着党国与中国基督教的关系趋于成熟，特别是政府建立了非正式的监督基督教活动的机制之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在减少。同时，他说，“中国政府非常乐于将信徒的能量引导”到那些需要扶贫、灾难救助的地区去的同时不伤自己的颜面。然而，这些宗教组织不能以宗教的名义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国家对基督教新教的增长感到恐惧。如瓦拉所解释的，共产党害怕其权力会被削弱，同时也担心基督教的长期增长会带来民主。他援引了波兰天主教会和德国路德教会领导抗议并最终导致执政党政权垮台的事实来说明共产党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另外，很多中国人仍然将中国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鸦片战争的年代，基督教当时是跟随炮舰一起来到中国的。

　　在发言的最后，瓦拉点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虽然中国基督徒数量巨大，但质量究竟如何?根据历史经验，基督教发挥影响需要很长的时间，几代人，甚至几百年，而相对年轻中国的基督教能够对变化起到多大的作用?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考虑宗教与党国关系时要注意区分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官员的不同态度。政治核心层的官员更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基督教，有担忧、恐惧;而地方层面的官员却发现与基督教接触、一起工作有助于把工作做得更好。

　　牧师张伯笠

　　牧师张伯笠谈到了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挑战，如最近中国政府拆除了很多教堂。

　　张牧师说，在中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蓝皮书中指出，宗教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构成威胁。

　　他说， “由于缺少主流价值体系，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但同时“由于其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开始打击基督教，这意味着不仅拿下十字架，拆除教堂的结构，软禁家庭教会领袖，而且对所有的政府官员进行宗教背景检查。”“党员必须签署不信仰宗教的承诺书。”

　　张牧师向与会者展示了照片，指出有超过60座教堂被中国政府拆除。他解释道，“中国政府做事向来是由点到面，通常先选取一些试点以试探外界的反应，因为这是非常敏感的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国际社会、媒体对中国政府此次拿下十字架、耶稣受难像、拆除教堂并没有给予任何的反应，很多国家将此视为中国内政。但我们知道，宗教并不是内政。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

　　尽管如此，张牧师还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感到乐观，但他也说，“我绝对不会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感到乐观，因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基督教与一党执政也是对立的。共产党永远不会给基督教发展的春天。但是基督教的历史表明，基督教就是在逼迫中发展起来的。越逼迫，教会将越纯洁;越逼迫，教会将会越有生命。”

　　二、基督教正在影响中国公民社会

　　翟杰霞：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和中国如何改变彼此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基督教是在19世纪晚期随着炮舰一起，作为西方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进入中国的，因此也被视为一种外国宗教。有一种说法是“每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但是不可否认，基督教对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基督传教士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医院和学校，翻译圣经，引入现代技术，开展慈善活动;中国最早的16所大学均由基督徒教育家建立。这些大学和毕业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以后，在广泛存在的排外情绪和高涨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中国人寻求将基督教本土化，彻底脱离外国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很著名的中国团体：真耶稣教会、倪柝声的地方教会运动和中国内地会。以神迹、康复、讲方言为标志的神恩复兴派在独立中国教会的增长中占了大多数。

　　基督教在当代获得了极大发展，人们对于基督教的接受程度也大增。在2007年中国居民精神生活研究的调查(样本数量为6894)中，只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不适合中国。在另一项2003年开展的北京宗教状态调查中，83.1%的被调查者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其中超过55岁的人是最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而45-54岁的人是最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基督徒身份。70%的无神论者表示他们可以接受家庭成员或者朋友成为基督徒。

　　尽管如此，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表明执政者对基督教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来源于“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是容易被外国渗透的”这样过时的观念。政府鼓励佛教和道教做慈善，而基督教参与公民社会却受到限制。

　　历史表明，只要给予社会空间，基督教就可以成为推动公民社会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力量。不同于成为外国渗透的受害者，中国正被期待在引领、参与全球宗教社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一直是宗教进口国，而非出口国。中国侨民研究表明成为基督徒往往更具有中国味儿。

　　理查德·马德森

　　理查德·马德森教授重点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基督教、中国公民社会和基督教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贡献。

　　在马德森教授看来，基督教应该被称为基督教们，因为基督教至今已经发展出很多分支，而关于耶稣的故事也被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因此，很难对基督教给出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因为基督教被赋予了很多变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同样，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也加进了很多内容，特别是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关联。然而，将基督教不和谐的历史提出来并不是要批评或者厘清什么。所有的主要宗教都有其负面的元素。因此，既要将基督教提供的好的资源用到极致，又要避免其可能带来的麻烦。

　　马德森教授认为，基督教的主要贡献是将中国从当前的社会危机中解脱出来，并使发展中的中国公民社会更有责任感。中国虽然高速发展，但是并不和谐，社会稳定成为政府最大的忧虑。经济转型已经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催生出了西方理论家所谓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由人们根据个人兴趣组成的自愿协会构成，包括按照政府章程登记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的组织。其中一些组织会开展犯罪活动，另一些却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公民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团体对社会和谐同时产生好的、不好的影响。因此，如何发展公民社会才能更多发挥其好的影响，以激发社会创造力，维护社会和谐?

　　马德森教授相信，只有当基于一定的道德美德时，自由互动的公民社会才可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特别是这些美德鼓励关心别人，容忍别人的不同，诚实、公平对待所有人。中国传统具备这些美德，但是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中国传统社会习俗正逐渐消失。因此，非常有必要发展一个有关如何与别人联系起来的普世的观念，或者一个新的道德基础，可以超出地方层面而且能适应更大更复杂的社会活动。

　　马德森教授指出，基督教要在为中国社会提供道德想象力和道德愿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督教在中国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中国人没有途径接触国家权力，而只能依赖于道德信仰来成长。当前，中国有很多基督教团体，其中一些在帮助弱势和穷人(无论是否是基督徒)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些组织与中国政府保持了相对合作的关系，但是基督徒的同情让他们有时会忽略这一点。当他们与政府发生冲突时，他们无视地方法规，并寻找办法绕过去。他们把普世道德放在第一位，而当他们开展社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在为创造一个有道德、爱心的社会做贡献。因此，通过提供某种精神、道德美德和道德规范，基督教能够推动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变得更加负责任，并会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带来冲突和动荡。

　　赵晓：基督信仰与中国转型

　　1、基督信仰与国家转型的一般性观察和思考

　　赵晓认为，基督教在知识创新方面、制度创新方面居功至伟，以基督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发达程度也更高。因此，基督信仰带来了对国和人的祝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转型和进步。

　　2、基督信仰与中国转型的观察和思考

　　赵晓认为，中国目前的这一场变革与以往三千年所有变革不同，这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在中国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会进程中，基督教群体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对于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赵晓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首先，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向基督文明学习而不是向佛教文明或伊斯兰文明的学习。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也是对西方基督文明的国家开放，并从中受益。再次，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大量基督徒在社会上做光做盐，成为中国的光明见证以及抵抗腐败的正力量。”

　　3、基督信仰对中国、美国及世界的影响

　　赵晓认为，如果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拒绝基督信仰，将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此，他建议中国领导人抓住机遇、主动变革，“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以及韩国一样，在工业化、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福音化、基督化的文明转型”。这会使中美之间有更多的文化认同，使“基督教成为中美关系的润滑剂”。这也将是“自中华文明以来最伟大的转型，是转型中国的最大祝福，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最大祝福”。

　　三、与会者简介

　　李成 (Cheng Li)：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卜睿哲 (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鹏 (Peng Liu)：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卡斯滕·瓦拉 (Carsten Vala)：Loyola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张伯笠 (Rev.Zhang Boli)：华盛顿丰收中国基督教会首席牧师

　　翟杰霞(Jiexia Zhai Autry)：乔治梅森大学亚太经贸合作中心研究助理教授，美国全球参与研究所全球研究员

　　理查德·马德森 (Richard Madsen，又名：赵文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杰出教授

　　赵晓 (Zhao Xiao)：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收听讨论会录音，请点击http://www.brookings.edu/blogs/brookings-now/posts/2014/06/tiananmen-square-leader-and-other-experts-describe-growth-of-christianity-in-china

　　编译：加兵、Sinkey Huang、守石

来源时间：2014/10/6 发布时间：201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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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邦瑞：为什么西方的决策者和学者一再误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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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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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邦瑞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西方的许多中国观察者自信满满地预测着毛政权的倒台。其他人则希望，北京政府里的温和派干部们能引领中国走向更仁政、更温和、更民主的道路。

　　再过几周，新中国就将迎来它65岁的生日，而执政党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要退居二线的意愿。它统治之强大有力、民族主义色彩之浓厚、维持一党专政意愿之强烈，比起毛泽东去世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尤甚。

　　习近平主席也并非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是个温和的改革者。在反腐大旗的遮掩下，他已经稳固了自己党内的大权，且压制着民主政治言论。本月初，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说，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因“党派间的政治斗争和争吵”导致政府的“混乱和分裂”。即使在香港这个中国政治自由的最后堡垒，习主席也取消了2017年举行自由选举的计划。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西方的决策者和学者不断地误读中国?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GDP、军事和情报机构开支的规模、甚至是它对西方的意图等问题，都没有形成任何公认的专业意见。更不用说那些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了。即便大部分的材料都显示，中国政治将会收缩、民族主义将愈演愈烈，而且中国会站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但这些仍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从一开始，西方国家就没能理解毛泽东的新中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专家们相信中国不会参与朝鲜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相信，中国会对越南袖手旁观。每一届美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中国永远都会是苏联的小伙伴。然后中苏边境战争就在1969年爆发了，这让美国的对外决策机构极为震惊。

　　尼克松和基辛格上台后，美国认为中苏关系永远破裂了，因此尝试改善中美关系，并在1972年做出了历史性的突破。到里根执政期间，流行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里根本人喜欢这样称呼——正处在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三十年过去了，这一预想仍未实现。老布什政府里没有人预见到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仅仅一年后，美国领导人再一次震惊于中国外交路线的重大改变，中国向俄罗斯购买战斗机和潜艇以威慑台湾。

　　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会在政治改革面前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代之以一个多党制度的民主政体。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大错特错。相反，中共将中产阶级和百万富翁都拉入自己的事业中来，从而彻底改造了自身。大部分的统计估算都表明，中国的GDP有一半还是国家控制的(尽管我们都不能完全确定其具体数值)。

　　与此相似，继续预测民主制将在中国建立的说法——如布鲁斯?吉雷的《中国民主的未来及其实现》——不断让它们的作者难堪，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至于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形势的书，这一领域至今未有定论。在许多关于中国研究的书架上，有大众熟知的《即将崩溃的中国》和《中国何时统治世界》，但两本书彼此大相径庭。

　　对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有人预测说，人民解放军将仍然是一支只会近程作战而且严重依赖于陆军的部队，这同样是错误的。与此相反，2014年8月，习主席会见了军方将领，商讨军事创新计划，以追赶美国的军事力量。那么，哪些将领在场呢?正是我们再三确认，认为是中国政府边缘人物的那些人——包括刘亚洲将军在内。他是一部名为“较量无声”的纪录片的主持人，此片有极强的反美倾向。

　　现在，这些将军们批评奥巴马总统，因为美军计划本周要在关岛附近举行例行的军事演习，参演部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他们宣称，这是美国的挑衅行为，旨在威胁中国的国庆节。

　　这就是说，这个中央帝国——有可能是我们遇到过的最为强大的对手——依旧是一个谜。

　　到底这是为什么?为什么60年来我们研究它、反对它、然后与之结交，结果还要和它发生冲突，为什么这个国家身上依然覆盖着疑惑与猜测的面纱?

　　我研究中国40年了，得出的答案是，问题不在中国身上，而在于我们自己。60年来，我们西方人一直从自身利益出发看待中国，不是把它看作抵挡苏联的潜在盟友，就是把它看作美国贸易和商业投资的来源。

　　我们将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投射在中国人的身上——以为它是一个等待中的民主国家，或者是一个寻求世界大同的温和的儒家文明。中国领导人向我们寻求经济、科学和军事上的援助，这再次打消了我们的疑虑。我们也忽视了那些警醒我们注意民族主义愈演愈烈的文章、行动和宣言。65年过去了，我们还不知道中国想要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倾听那些逆耳忠言。

　　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我们第一步便应该排除这些愉人的假设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必须重新研究中国，并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治者不会甘心退下历史舞台。

　　(文章原载2014年9月17日《华尔街日报》;白邦瑞先生是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防部顾问。

　　翻译：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http://online.wsj.com/articles/misunderstanding-china-1410972607

来源时间：2014/10/6 发布时间：201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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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APEC峰会前再看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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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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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畅来源：共识网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再度聚首，畅谈中美关系发展及地区与世界格局。自2012年2月习近平(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到去年6月两国元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再到此次APEC领导人峰会前夕，两国各自的观察家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争论愈发激烈。笔者最近参加了一期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录制，主题是“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存”，邀请了来自中美两国的著名学者和分析家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亚太地区格局、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笔者对专家们的讨论印象深刻，并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我们一直要求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放弃其“双重标准”，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中国，但同时我们是否也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做好了平等地看待美国的准备?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中国要真正用一种大国的心态和眼光去审视自己同美国的关系，把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摆到与美国平等的地位，而非用一种“仰视”的自卑心态去看待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这绝非民族主义的滥觞，而是现实趋势的必然要求。强调平等地看待美国，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忘乎所以地以为我们很快就能同美国在任何事情上平起平坐，而是在同美国的关系中，要坚决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寻求与美国平等地构筑双边关系的新规则体系。我想这才是习主席提出这一理念的主要逻辑出发点之一。

　　此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显然已经超越了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其影响和意义已经逐渐外溢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国家，这一关系能否构建成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内各国的利益而言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除了平等地看待美国以外，我们还要问问自己，是否同样做好了平等地看待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周边邻国的准备。如果说之前强调的“平等”是不要用“仰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与美国的关系的话，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平等”则是不要用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历史上“朝贡体系”秩序(虽然当今学术界对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种体系仍有争论，但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的讨论)的影响，中国人似乎天然具有一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在看待亚洲其他国家的时候，总会产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种心理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会逐渐内化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和周边外交政策当中，并由此招来了周边国家有关“中国渴望重建东亚朝贡秩序”的担忧。这种担忧具体在于，中国对昔日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但其他国家在经历了条约体系的改造和接受了主权平等原则的洗礼后，不愿再回到朝贡体系秩序中去，其结果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对现有的地区体系、秩序和制度所持的观点不同，因而它们在这些制度中所具有的身份、角色就不同，对自己以及对方的角色定位就不同，那么它们对制度的认同程度、对对方友好/敌对的身份建构也就存在不同，并进而导致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建立战略互信、培育共同的地区意识和认同感方面可能会遇到很大障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困境和在固有的争端中的竞争关系有可能上升。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习主席在去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才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为此，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制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总之，我们要以“命运共同体”而非“重建朝贡等级体系”的思维平等地看待亚洲其他国家，尊重它们合理的利益诉求，坚持外交途径解决争端，重塑中国在该地区的良好大国形象。

　　但是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亚洲现实的地缘政治图景往往是周边国家总在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以此来一方面博取国际社会对自己在同中国的争端中的同情，另一方面解释自己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合法性。正如这期《一虎一席谈》邀请到的担任马来西亚现政府特别顾问的胡逸山先生在节目中所强调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在面对这样一个大块头的时候，东南亚的小国们总会寻求联合起来避免吃亏。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之一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组成一个反对自己的联合阵线，尤其是这样的阵线还同域外大国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合阵线”对中国最大的不利之一，在于它会以一种弱者身份绑架中国的外交和地区战略，使中国苦于不断地解释自己“和平发展”理念的合理性，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周边国家走向对立的两端。

　　中国正在逐渐由一个地区机制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塑造地区规则体系的领导力量。在经济上，中国希望自己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能够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典范，并以此带动同日本和韩国自贸区的建设，抵制美国以亚太经济合作代替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对自己在此间领导权的压制，此外还着重推进“一路一带”的全面建设;在安全上，中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军力建设，并提出“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战术思想和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向美国和周边国家强调自己安全疆界的前沿所在，另一方面则在巩固和完善自己所倡导的以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并提出自己的“亚洲新安全观”，努力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引导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重塑;在政治上，中国一方面坚持同美国在构建一个“可操作的”、“相互确保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协调努力，另一方面提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此不断进行多方位阐述和理念建构。总之，当前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不断地对亚洲地区秩序进行中国式改造，虽然这种改造更多地还是概念性的，尚未大规模地具化为切实的协议文本，但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规则性权力的能量，对亚洲新秩序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们盼望中美未来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但问题在于，“和平”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两国之间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关系也是“和平”的，但那种紧张的、危机频仍和矛盾不断的“冷和平”难道真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吗?习主席早就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理念做出了经典诠释，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学者指出，这三方面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只有首先实现不冲突、不对抗，才能继而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行为习惯，并最终实现合作共赢。但中美关系目前的迹象似乎让人有些担忧，严重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在某种程度上，两国甚至连“不冲突、不对抗”的初级要求都未达到。

　　笔者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表现出的是两国战略目标的趋异(strategic divergence)和战术行为的趋同(tactical convergence)。在战略目标上，中美两国存在明显不同。美国总体的全球战略是收缩性的，在亚太方面也不例外，它的根本目标是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持现有的安全架构格局，而非大规模地变更和调整地区均势，也并不寻求对其所认为的主要对手国中国从内部和外部进行根本性的演变，而是要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自己在亚太领导地位的改变现状大国，影响、限制、塑造和规范中国的行为和选择。而中国的目标则在于，一方面，中国希望成长为地区大国，在亚洲赢得安全、信任、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权益，它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同样也注重确保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的稳固与合法，还希望能有限抵制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对自己在安全上的威胁。

　　虽然两国在战略目标上趋异，但两国拥有两种相同的战略心理动机，即恐惧(fear)和理性(rationality)。一方面，中美相互畏惧，这种心理大致包含三个来源：(1)对对方实力的担忧，特别是对于中美这样力量级别的大国而言，当双方均具有能够严重威胁对方的生存与安全、甚至彻底毁灭对方的进攻性实力时，双方对对方这样的实力都会心存恐惧;(2)信息的缺乏与不对称也是产生恐惧心理的重要来源，也就是双方难以确定对方的动机和意图;(3)对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自己在战争中有可能蒙受的巨大损失，促使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而核战争的前景更是会给国家的心理投下巨大的恐怖阴影，因此，面对一个具有完全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对手，一个核大国在按下核按钮之前就不得不考虑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另一方面，中美各自理性，它大概同样包含三层含义：(1)“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为模式假设国家都是“理智”的(reasonable)，是心智健全的，从根本上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从而争取避免做出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代价范围的举动;(2)至少与合理地进行收益—成本计算同样重要的，是国家需要有自信和勇气做出决定，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的紧迫时间压力中，这种自信和勇气也是理性心理的重要环节;(3)理性心理除了对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作用之外，还会对对方产生效果，双方可以假设对方也同样是理性的行为体，也就是说，理性是双向的，而国家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理性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中发挥了作用。

　　在“恐惧+理性”的战略心理动机基础上，中美虽然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但似乎都在采取类似的战术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以攻代守”，或曰“进攻性防御”(offensive defense)。中国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它正不断强化对A2AD战术的践行，如划定东海防识区、严格执行对进入防识区的外国飞行器的拦截、以及对钓鱼岛海域和南海一些岛屿频繁的巡航等;美国方面，它不断在次数和力度上强化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抵近侦察”，并通过为盟国和伙伴提供训练和支援、为联合部队提供关键的授权性支援、将远征作战力量投放到战区内、构成新的常规威慑选项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己在亚太的军事前沿存在。总之，中美都在用相类似的战术手段来完成各自不同的战略任务，虽然从长远上来看，两国的战略目标可能会使它们在亚太安全体系中达到某种稳定和平衡，但短期内，双方“以攻为守”的战术行动却有可能激化矛盾和摩擦，给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带来更多不确定影响。

　　第三，要跳出上述“紧张—缓和”状态的循环逻辑，需要我们不仅要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物质性权力，更要重视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所谓物质性权力，通俗而言就是GDP总量多少、军队实力如何、有多少枚核弹、多少艘航母、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和在世行中的投票权都有大等，这种物质性权力的竞争导致的很重要的后果之一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进而导致权力转移理论所津津乐道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关于主导权(霸权)的冲突和对抗。而“规则性权力”这一理念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认同的规则的稳定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两个国家能逐步实现角色趋同，即双方对于对方的角色和身份的定位不再是敌人和对手，而是朝着将对方视为朋友和伙伴的方向发展。

　　规则性权力的重要性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它有助于确定中美各自的行为模式，并有助于实现之前提到的中美平等。很多学者都洞察到了中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上的不同，即中国更习惯于首先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性概念，在这种概念指导下先给双方关系定个基调，然后力求双方互动的结果能符合这样的基调;而美国更习惯于先谈具体的各种问题(如网络安全、人权、气候变化等)，之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进行定位。学者们往往倾向于认同美国式的路径，认为这种方式较易进行衡量和比对，而中国的路径则很难把握具体问题。笔者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逐渐认识到，中国路径的合理性在于它力求首先确立一种平等的规则体系，如果我们像美国那样首先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会有可能陷入美式规则的思维框架里，受到美国规则的束缚，这其实并不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它还有助于对亚洲新秩序的塑造。很明显，一种基于两国共同认可的规则和约束基础上的中美战略互动模式，比不受规则束缚的、缺乏自我约束和克制的为所欲为的竞争性行为模式更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有赖于“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构建。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指出，“集体身份”包括四种主要变量：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共同命运(common fate)、同质性(homogeneity)和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它们通过减弱“利己身份”来帮助构建“集体身份”。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之深自不必说，但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还要看到由分配问题衍生出来的冲突对国际合作的冲击，当潜在的合作方在如何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合作未必会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如何促进两国在后三种因素上的协成则是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得以成功构建的关键所在：(1)就共同命运而言，两国需要在发现共同利益和抑制共同威胁两方面加深互动，培育双方共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感;(2)就同质性而言，中美两国应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相得益彰，实现“共同进化”(co-evolution);(3)就自我约束而言，除了由恐惧和理性的心理所衍生出来的谨慎与克制的态度以外，更重要的是双方“要达成一个交易，其核心是美国及其盟国要欢迎中国崛起为繁荣与成功的大国，中国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放心，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战略再保证”概念发明者、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滕伯格语)。总之“集体身份”的建构能够有利于两国实现角色感知的趋同，并由此促进“合作共赢”的实现，它能引导中美关系由“消极互信”(基于相互确保制衡或摧毁的互信)演进为“积极互信”(基于共同认准的合作规范)，实现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由“物质性权力导向型”升华为“规则性权力导向型”。

　　随着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新一轮改革进入深入攻坚阶段，以及奥巴马总统进入第二任期的后期，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和亚太秩序的塑造也都进入了关键时刻。笔者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发言时曾说道，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难以调和，双方的互信程度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很大提升，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发掘发展朋友关系的机遇，并不妨碍双方开发共同利益、管控危机与风险。此外，笔者的亲身经历还告诉我，发展健康、稳定、繁荣的中美关系不仅是两国政府的责任，更是两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历史使命，当两国合计16、7亿的百姓都来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中美的未来、亚洲的未来乃至世界的未来会更好。

来源时间：2014/10/6 发布时间：20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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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庆祝国庆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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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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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宪来源：人民网

　　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消息，国庆65周年前夕，9月30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主流媒体《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题为《值得庆祝的时刻》的署名文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35年来，尽管历经风雨，中美关系总体向前发展，两国利益融合不断加深。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10月1日，我们将迎来中国国庆65周年。这一时刻，我们有许多事情值得庆祝。过去30多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孤立的国家变成令全球瞩目的世界经济引擎。

　　中国的成功在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的就业、投资、贸易和资源都同世界其他地区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和平的环境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

　　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已带领6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人均寿命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35岁提高到今天的76岁。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去年加州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应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方面均发挥了积极建设性作用。目前，中国已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

　　在应对全球性突发事件中，中国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负责任大国作用，这正好体现在当前中国援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方面。8月，中国向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了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价值49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并先后派出3支由中国防疫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医疗队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最近，中国政府决定再次向上述国家提供金额为3254万美元紧急现汇、粮食和物资援助，向世界卫生组织和非盟各提供200万美元现汇援助。

　　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涉及经济、贸易和安全领域，也突出体现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治理环境空气污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守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我们制定了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目前正朝这个目标迈进。根据最新数据，2013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今年上半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5%左右，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

　　中国正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就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中方愿与美方继续共同努力，将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大亮点。在不久前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我们宣布将尽快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并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供进一步资金支持。“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继续坚定致力于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坚决向污染宣战，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中国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

　　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所谓“中国崛起”，是指中国要超越自己，而不是去压倒别人。中国的发展绝不意味着我们会去抢夺属于别人的蛋糕，而是要努力把蛋糕做大，从而使所有人都能获得更大的份额。

　　《外交政策》是美国格雷厄姆公司(原华盛顿邮报公司)旗下关于美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双月刊杂志，由美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等于1970年创办，主要面向政商界决策者以及研究国际事务的专家学者等，目前出版美国、欧洲、非洲、中东、亚洲、拉美等6个版本，每期发行量10万册左右，其网站月均访问量逾350万人次，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时事刊物之一。

来源时间：2014/10/2 发布时间：20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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