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宇燕，张昕，宋国友，刘海影  来源：财新网

　　前不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论坛就“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如何实现战略发展”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做主旨演讲。张宇燕提出，在西方制定规定的背景下，中国怎样在非中性的规则下异军突起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张宇燕主张，中国需要深度分享全球的规则制订权。之后，与会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昕、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国友、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与张宇燕所长就人民币国际化、全球规则制定、全球化的未来、国际金融秩序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以下为讨论实录：

　　中国崛起对世界有何冲击

　　张宇燕：首先是实体经济方面的。有些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发展，尼日利亚央行行长在FT网站指出，“中国拿走我们的初级产品，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也属于殖民主义性质”。另外，中国对世界的冲击还包括了中国货币经济的扩张、参与国际制度的制订和价值观念与发展道路等。

　　现在我们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主席提出不冲突、不对抗，但美国也有它的想法，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新型大国关系挺有意思的——美国应该通过多轨道途径处理对华关系：第一个是红灯，警告中国不要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个是红线，不能越过;第二个是黄灯，允许中国增强在区域的影响力;第三个是绿灯，美国要认可中国在全世界去获得所需要的能源资源的努力。

　　在这么一个格局下，我们要把握三个特点：第一个要和平，大战打不起来，但是边缘化、代理人的冲突会不断，整体来讲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相互依存度，中国对外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保障我们的发展利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在国际格局上，中国的实力在迅速的提升，这个进程还会维持。据估计，未来8年到10年，中国的GDP跟美国应该是平衡的。在这三个大背景下，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上，我想中华民族的复兴一个是民富国强、中国梦的实现，还有祖国统一，为此，中国需要深度分享全球的规则制订权，另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也是可以约束美国美元的霸权，给世界提供更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最后还是要发挥价值感召力和道德感召力。

　　中美关系去向何方

　　张宇燕：中美关系讨论得比较多，说得最多的是“修希底德效应”，就是雅典的兴盛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随着雅典越来越强大，斯巴达恐慌加剧就打起来了，强大指的是物质军事实力的强大，恐慌是心理感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出问题。

　　中美之间会不会是这样?现在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今年年初社科院开了一个内部的会，也邀请了美方的相关专家，美方代表团的团长是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新主席，他指出“很多人把今天的世界比做100年前的世界，100年前是1914世界大战爆发前，当时主要是德国和英国。今天有人把中国和美国比做德国和英国。不过，100年前，像今天这种来增进两国理解、加强互信、增信释疑的会议是很少的，我们今天在这开会说明和100年前不一样”。

　　再讲一个学者的判断，戴维·兰普顿认为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取决中美之间的赌局。这场赌局美国下注了，赌中国崛起之后不会挑战美国的利益，并且帮助它分担一些国际责任。中国赌在崛起的过程中，美国不会以非和平的方式打断中国的崛起，这是它的想法。当然有赌局就有输赢，这个事它还是有很多担忧，这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公民的努力和智慧。

　　全球规则制定：历史是否高于国际法的正义?

　　张昕：现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确实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不利，比较历史权利的分配，现在的国际规则对某一些政治体来说是高度不对称、不公平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比如在论述南海一些海洋领域的主权诉求的时候，经常强调历史高于国际法的正义性。

　　这里面正好给我一点启发，我的研究领域中心之一是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大家如果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可能看到近期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问题上，俄罗斯政治精英在论述自己的行为时，用的是和中国非常相似的逻辑，指出现在的国家边界甚至可以推到上一个时期，乌克兰政治实体的存在和俄罗斯边界的划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对俄罗斯是高度不公正的，所以俄方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把这块土地纳入到俄罗斯中去。这就是历史正义性高于现有的国际法的体系。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样的逻辑在今后进一步深度分享全球规则制订权过程中，会不断遭遇到跟现在这个法系上各种层面的冲突，这方面希望张老师能进一步展开，判断下这个前景，并指出下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采用什么原则和方法。

　　张宇燕：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历史的正当性和现实正当性的问题。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随着实力、格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现行的国际规则的改变和规则背后有多少利益?用历史的正当性来否定现行规则的执法，实际上在拓展自己的利益，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我想在大规模战争不会爆发的大前提下，各国会在规则的确立过程中各自博弈，每个博弈者都要算成本和收益，最后有可能达到均衡状态，也有可能能够得出好的结果，这个大家慢慢再去谈，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像小平同志在谈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上来就讲以前签的条约我们认账，这个是两国交流的基础，然后马上要说这个是不平等条约，再补充一句说后人比我们聪明，相信它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你看伟人的讲话，每一句话不多，但每句话有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历史和现实的协调性，实际上是综合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如果把握得好的话，实际上是可以不断调整的。

　　全球化格局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或者金融风险的影响是什么?

　　刘海影：全球化格局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或者金融风险的影响是个很专业的话题，在我看来，当我们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里面，全球金融安全已经成了一种公共体，有人做过研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30多年时间里面，全球各国没有出现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13次，这个13次跟1933年全球各国放弃金本位之前的金融动荡情况依然无法相比，之前是更加波动，像1929年的金融动荡，1907年的金融动荡，1893年的金融动荡导致的经济下滑幅度是我们看到的是无法相比的。以前是7%、8%，10%左右，20%左右的经济下滑，但是这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导致了百分之几的下滑，我的意思是说，之前金融更加动荡，但是我们放弃了金本位之后金融有所好转，但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再次出现了全球层面恶化的金融动荡，而且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金融动荡都不是国内因素主导的，而是国际因素。

　　换言之，某一个国家是否遭遇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风险作为一项必备的要素是全球层面上的公共体而不是个体。因此，全球各国需要合理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可能出现金融动荡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机制来提供所谓的国际最后流动性。当中央银行这个制度发明之后，在金融危机可能诞生的时候，央行可以透过贷款来终止危机。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办法被终止?是因为国际层面我们缺乏一种制度来提供国际的流动性，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项研究，我们认为现在各国正在实践的中央银行货币互换网络可能是针对国际流动性的一种蛮有潜力的制度安排——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来为全球各国提供最好的流动性，而不是像现在我们各国都是被迫性地去储备，从而导致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

　　总结下，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金融安全已经是一个全球公共体，需要由全球化的治理机构来予以提供流动性。

　　张宇燕：关于国际金融稳定，我也同意通过各国间的央行建立货币互换网络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因为金融稳定是全球问题，解决全球问题就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规则就是全球共同体，但是我想这个谈判很困难，因为涉及到谈判的重心，涉及到国家力量大小不一样，现在西方六大央行之间已经建立了无限量的货币互换网络，西方是不是有一个想法要体系化?对中国和其它经济实体来说，其实很多事情进去没问题，关键是条件，要接受西方已经制定的规则。所以，我觉得想法都很好，但是要考虑一下难度。

　　全球化的未来是什么?

　　宋国友：全球化可能不是一个无限化到底的过程，可能到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出现均衡的过程，全球化的边界可能在什么地方?同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由原来全球化的鼓吹手到目前全球化的阻碍者，这个说法可能有一些偏颇，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指标去衡量，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或者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国内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表示全球化对美国来讲不是一个好事情。从全球化来讲，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动力源，很可能就是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等等发生在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行为，需要中国不断拓展经济领域，这样不断拓展的过程恰恰是未来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由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零和博弈，中国所推进的全球化，恰恰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包括美国带来一些经济的损失，这样就带来推进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过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顶峰时期，美国觉得自己的利益与全球化是一致的，但是在2020年可能中国就是全球化的推手，美国可能出现不是说孤立主义、就是稍微反全球化的浪潮。

　　刘海影：全球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市场化导致全球遵循一个统一的规则、在统一的市场里面进行经济活动，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主权国家，统一的市场与分裂的主权国家治理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我认为是全球化发生各种困难的根本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曾经出过很多的尝试而且是不成功的尝试。

　　全球化的阶段，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西方主宰的全球化，另外一个是全球参与的全球化。“西方主宰的全球化”进一步细分，包括了“地理大发现”、“殖民地殖民活动的全盛期”、“二战和冷战”，本质上还是在丛林规则之下，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阶段下，能够向西方主导的规则提出挑战的仍然是西方内部的一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包括纳粹主义，包括苏美冷战的时候意识形态的斗争。到柏林墙倒闭之后，西方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矛盾应该说告一段落，所以才有了历史的终结。

　　能够向西方体系提出挑战的西方内部的势力已经消解，现在全球政治和文化方面向西方提出的挑战都是非西方的因素，甚至所谓文化的冲突，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了全球参与的新阶段，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崛起为标志。在此情况下，由于不可能发生像以前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各个主权国家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处于一个长期而反复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每个国家所依据的政治文化的准则是不一样的，一定会发生冲突。比较乐观的是，战争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现在对这种全面性战争的约束因素是比以前强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之间的斗争很可能是基于长期的拉锯战，你势力强一点的时候，你规则占便宜多一点点，但是最重要的，是透过在统一市场原则约束之下的博弈，取得大家彼此规则的认同。这个是我对全球化比较有信心的地方。

　　宋国友：中国的力量很强大，块头在增加，那些衣服变得越来越小，不仅越来越小，而且是美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定做的，定做是打引号的，就是已经做好的，不断变大中国的块头，怎么样去穿上已经不能适合中国体格的衣服呢?这个衣服就是规则问题，中国怎么样去推动规则的发展?中国和全球规则的关系大致上有两个选择：第一，反对规则，中国可以说不;另外是加入规则。

　　中国以往的做法是融入规则，加入世贸组织，大体配合的态度加入国际规则，国际规则是美国及其盟友所指定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美国以后邀请中国加入国际规则，让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规则让中国变得更文明，思维会跟着美国走，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基因存在，使得中国虽然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此顽强，美国没有改变中国，相反中国利用美国所创造的国际规则体系来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个时候美国不干了，它试图在现有的规则之上或者之外，打造一个新的规则体系，这个就是TPP新的规则。中国不干了，美国不是一个很公平的玩家，我按照你的规定经过谈判加入了你的体系，我玩得很好结果你不干了，要去弄一个新的体系，中国怎么办?是继续追随美国不断拔高的规则，还是要想办法去制定自己的规则?但是要说的是中国制定自己的规则，绝对不是在现有的规则之外，完全制定出一套不同的规则。中国做法很简单，在现有规则允许范围之内，根据中国自己的需要制定出很多规则出来，这个是规则竞争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一个很聪明的玩法，你玩TPP，我们重新做起来，你控制IMF，中国曾经花了很多气力试图改造IMF，增加自己的发言权，结果美国国会不同意，一直没有批准，那怎么办?对不起我只能打造自己的金融机制，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金砖开发银行和未来要打造亚投行。

　　所以中国采取的方式是规则竞争，但是在全球化的体系之内，不是像冷战的时候通过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划分和美国竞争，而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内，打造出中国自己的规则，这是很聪明的玩法。

　　美国怎么应对中国的竞争也考验美国决策者的实力或者判断力。但是一个问题是美国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现在奥巴马玩不动了，美国现在确实进入到一个制度的僵局，以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可能是发挥着美国竞争的优势，现在美国的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美国的精英没有足够的政治决断力去打破这样的僵局，美国原来引以为豪的制度优势可能会变为制约发展的劣势，中国的制度不管喜欢与否可能成为支撑中国未来发展，并且赢得和美国竞争性合作，或者合作性竞争的胜利。

　　张宇燕：关于全球化和未来的发展，我想它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进程，含义是西方利用新的规则来规范和整合那些处于边缘或者没有进入中心圈的国家，脱离世界主渠道不可能，完全受制于人不可接受。拿TPP来说，我的看法是美国迟早要接纳中国的，几年以后中国可能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我们现在出口已经世界第一了，所以一旦把中国排斥在外，TPP体系就不完整了;更何况逼急了之后，金砖国家可以成立一个平行的体系，这也是很多西方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比如基辛格，和一些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都谈到的，TPP最大的风险就是逼得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另搞平行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宋国友：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观点，国家的竞争最后标志性的形态就是货币问题——人民币能否超过美元。那个时候可能是2040年或者2050年。一个国家的GDP已经超越另外一个国家很多，但是这个国家的货币居然不是全球货币，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历史先例，没有。确实我们看到英国的英镑虽然在英国的霸权消除之后还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毕竟也只维持了一段时间而已，但是目前中国的GDP在2020年或者2050某一个时间段超过美国的时候，在2040年或者2050年，或者2080年的时候，人民币会不会超过美元，如果是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我觉得张老师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迎接中国GDP在未来会超过美国GDP一个关键时刻，去设计出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图景。我的问题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张宇燕：说到全球化对规则的改变，特别是货币问题，最后归结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首先说一点，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在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领导讲话也从来没有一次，一般就讲讲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没有专门讲到国际化，这个是学者在讨论的。

　　在我看来，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主要还是在我们综合实力在提升，提升以后，中国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对别人产生影响，他们就会开始使用人民币，在我们的一些周边国家，我听说特别是蒙古，人民币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这个机会来自于市场，也就是美元本身的问题。美国进入一个顶峰平台期，达到了顶峰状态，你要让它再往上走就走不动了，下坡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也有可能走到一段遇到一个比较陡的坡就下去了，这个要看条件，都是博弈——美国走到什么时候，现在取决于欧洲、俄罗斯还有中国，是多个变量之间博弈的结果。总体来看，我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特别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发现把世界经济绑在美元身上恐怕有问题的。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这么大，就是因为发生在美国，如果出现日本，我觉得影响也不会那么大。我们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可能是人类寻求一个相对稳定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当年胡锦涛出席G20峰会提出的四点主张之一，而且这一点也在多次G20峰会上得到各方认可。

　　最近美国不断制裁欧洲的银行，一罚款就罚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这种被制裁的可能性和严重后果让发达国家内部开始有一些警惕，包括美国国内一些为规避税收而将利润或财产外移的企业或高收入者在内，于是，去美元化趋势逐渐显现。

　　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央行的顾问曾到中国，与中方探讨在亚洲建立一个自己独立的结算体系，因为日方意识到，这样的结算体系美国有、欧洲有，但亚洲却没有。由于亚洲所有国家讨价还价非常困难，所以日方提出要在中日之间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当然，现在中日之间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共同货币的构想也不可能成行了。

　　不光是发达国家内部，其它国家也有一个去美元化的趋势。现在，美国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在这之前美国制裁伊朗从技术上是很成功的，因为金融制裁有一个体系，你跟伊朗做生意的所有金融机构将来可能要罚款，其它国家不跟你发生关系之后，被制裁过马上就受影响了，见效快而且效果好。但美国制裁之后，其它国家会开始警惕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人民币发展腾出一些空间来。

　　当然，不利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比如随着海外人民币规模的飙升，像资本项目开放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争论很大，国内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进程要加快，有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资本项目进一步放开风险极大，而且在金融服务领域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跟美国一些官员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问人民币国际化会否损害美国的美元霸权，对方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要资本开放，随着金融服务业开放之后，我们美国得到的好处要大于人民币国际化对我们的损害。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一旦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对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要求就更高了，并且，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资金大进大出，或者金融危机传导，国内经济就要做好应对。以韩国为例，韩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是1997年，开放没多久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于是，它的汇率一下贬到一半以上，股市市值一半没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进来，进来以后换成钱收购企业，几年以后全恢复了，汇率上去了，股市也上去了，看上去就业没有什么变化，经济还在增长，但是事实上，很多企业的控股方已经不是本土的了，三星公司是国际公司，70%左右的股权是欧美的了，只是管理层是韩国人，前几大银行的外资控股率也达到了80%以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所考虑。一旦全面放开，我们要斟酌，不是说止步不前，但是我们要考虑、要分析，%E

来源时间：2014/9/30   发布时间：201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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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忻怿  来源：共识网

      文章原标题：既往之时不可追，从习李时代回看胡温早期中美关系研究的鸽派代表——康灿雄与中国和平崛起论

　　一、前言

　　韩裔美籍著名学者康灿雄先生作为美国中国研究的著名代表于十年前的胡温时代早期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注视中国和平崛起的论著，如《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等。那时中国国力提升刚刚起步，相应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与突出强调“重返亚太”的今日也大为不同，美国正“挟反恐以令诸侯”，积极拓展两场局部战争，深陷中东地区事务，小布什和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的鹰派保守主义与单边主义作风极盛一时。而现今，美国已完成从伊拉克撤军任务，即使出售给伊拉克新政府先进武器，ISIS占领伊拉克北部地区，内部无法有效社会整合的伊国内部一片混乱无法应对，美国安会也决定不派出地面部队支援伊拉克什叶派政府，这印证着伊拉克此种前现代因素残留颇多的族群——部族国家生搬硬套美式民主的弊端和不适，更预示着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化”的失败及美国伊战政策之失败。美国对于伊拉克北部被ISIS占领并未做出具体反应，对于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内战也没有实质性举动，可见美国局部战略收缩之深，这是相对减少对外军事干预为表征的对于小布什时代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哲学的相当程度的修正，这也基本适应着经济危机爆发后实力相对衰退的美国在其国家战略意图与战略实力不断扩大的鸿沟间艰难取得的所谓东西线调试与战略平衡。

　　香格里拉防务论坛上以罕见口径交锋的中美两国军界高官将中美关系推至新的冰点，而环太平洋2014军演，中国执意派遣超过美方邀请的军舰数量前往军演，连续试射新一代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宣告世人中国核反击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反卫星武器、激光武器等谋求非对称作战优势的种种战略举动对美示威意味浓厚。因此，感知十年来中美相对实力的消长及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了解美方以海空一体战战略、跨太平洋经贸合作协定(TTP)、强化亚太多边盟友关系等多维一体表征下加紧重返亚太、积极遏制中国为特征的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布局是我们客观重审康灿雄先生所代表的美国中国研究中鸽派既有研究情况与价值的基础。在中美国内状况及国际关系均发生重大调整与变迁的过往十年成为我们审视中美关系绕不开的时代框域。

　　通观康灿雄先生作品，我们能够看出作者试图整合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超越狭隘欧美国际政治经验及传统现实主义的满怀乐观的解析东亚地区与安全事务的尝试。作者对于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走向做出了乐观估计，发出了构建适合亚洲(东亚)自身国际政治经验、本土特色与地缘政治特色、文化传统经验的东亚国政安全事务研究新体系与新话语的强音。深刻理解康的意涵就要暂时不受现今中美激烈对抗，东亚安全国政形势纷繁复杂，权力对抗性政治元素大为增加之局面所影响，而以冷战结束后直到2003年左右的时段下的东亚国政经验为准绳来理解其提出的国际政治哲学理念。当然，若保持对于两个时段东亚国际政治局势的对比性观察，我们便能对于其东亚国际政治分析及其国际政治哲学导向进行批判性分析与理解。

　　二、例一《被误解了的亚洲：召唤新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撰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相关理论也是欧洲经验的产物，将国际关系史定义为一战后催生出现的学科更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秦亚青认为，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目的是解决西方战后面对的各种问题，是维护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性权力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关系，并使之顺利、有效地运转，因此西方国关理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特征，就是西方霸权或是说在建构主义兴起之前国际关系学科美国化明显时期的美国霸权护持问题。[i]而一战之前非欧地区漫长历史年代中所孕育的国家间关系思想、理论及地区性秩序就可以忽略不计么?康灿雄认为如果不正视非欧国家间关系历史便是思想上欧洲中心的傲慢及知识与话语偏狭。因此，非欧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欧洲历史经验的简单映射，相关研究工作应回归本土，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谓是一先声，而康灿雄则在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研究方面做出类似的重要尝试。

　　康灿雄指出，现当代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均是掌握财富与暴力介质最高端权柄的欧美(特别是欧洲)历史经验的反映。沃尔兹也认为，一个时代的国际关系游戏规则与运行逻辑是由大国和强权决定与设计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也历来专注于研究欧美经验，传统学派对于冷战的研究也多关注美苏两个大国，对于其他中小行为体的关注不够充分，当然这是他们国际政治哲学基础所决定的。作者认为，面对非欧美地区在全球事务中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仅仅掌握欧美知识、理解欧美经验、考察欧美事务是远远不足的。作者客观地观察到了过去两个十年内亚洲国家权势与影响力的增长，21世纪将会是亚洲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便成为主流议题，亚洲与世界、亚洲地区安全问题等成为新生学术热点。但学者们长久以来依旧以近代以来欧洲历史与欧洲内部的国际关系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来观照、审视亚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问题，作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不可取，在逻辑基础上便问题重重。“欧洲中心论”已经在解释与预测亚洲安全事务中出现了错误，容易将亚洲问题简单化、条框化、欧美化。作者认为应就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在亚洲方面的运用更加谨慎，文章也试图阐释亚洲的区域冲突模式与国家结盟行为特色。

　　凭借对于冷战结束后直至2003年左右的亚洲安全与防务事务的经验观察，(的确，这段期间是中国自1994年后直到2002年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发展稍显低迷的时代，因此这段时间中国军力发展相当滞后。[ii]且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之间的地区性军备竞赛也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所缓解，比如泰国1996年从西班牙购买的东南亚唯一一艘航母所造成的区域军备竞赛偃旗息鼓了相当时间，直到2006年后，越泰马印等国与中国基本同一时间大量采购先进武器。东亚与东南亚真正的军备竞赛，特别是表现在中日韩海军造船竞赛与逐渐凸显的中日东盟之间的安全困境直到近五年才开始显露并加速激化。因此作者凭借1991年至2003年亚洲国际防务与国家安全历史经验较为平和、温和，军备竞赛并不突出的素材而得出的结论我们应放在那个时代的分析框架下来理解，因为显然当时环境状况与现今亚太安全面貌现实差距甚大)作者认为亚洲并未陷入欧美学者们对于亚洲事务的悲观性预测中，亚洲并未陷入恶化的区域安全危机与军备竞赛;作者还认定2003年左右，亚洲国际事务并未如传统现实主义所预言，潜在新兴大国中国受到周边国家的恶意联合围堵情况。[iii]显然，作者当时的判断与现今亚太地缘政治的现实差距甚大，当然我们要以作者所经历考察的时间段为来分析作者的理论思路、理论自洽度与理论特色，作者对于建构彰显亚洲经验、道路、特色的亚洲国际政治与区域事务发展的新理论的热情与理想是应为我们所重视的。

　　康灿雄将自身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归结为自由主义或是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实证分析和理论探索时，应注意欧洲与亚洲是有显著区别的。同时康也认为不应刻意强调欧洲经验与亚洲经验的区别，也应注视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与共同彰显的国际政治的普适特征。作者认为，欧洲中心论和现实主义理论时常无法有效解释亚洲国际关系与地区事务的相关问题。此外，作者认为“亚洲”这一术语本身就是西方国家类型学划分下的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的反映，有泛化的弊端，并未彰显广大亚洲不同区域的地域特色，当然也会对亚洲安全与地区事务，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理解造成偏差。作者认为，提升亚洲国家国际关系行为与经验特色的研究并加诸以理论升华能够向陈腐的国际规约与国际政治研究现实注入新鲜活力。亚洲国际关系到底是一种全新的泛化的等级制外加经贸互惠新模式亦或还是一种旧式的平衡抑制区域性强权国家、遵从欧洲大国崛起悲剧性循环模式成为作者贯穿全文的阐述重点，显然，作者乐观地认定前者是东亚冷战后持续的国政现实，也将会是东亚的未来景象。

　　首先，作者反对冷战结束伊始对于亚洲国际关系的悲观预测。许多学者认定，亚洲国家间矛盾复杂，经济与政治制度复合多样，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国家间制度性协调不够充分，冷战后有滑向对抗性政治的可能。他们担心如同中东与巴尔干地区一样，美苏对抗轰然结束在亚洲同样会激化、显露类似的潜藏在两极格居下的矛盾因素。如日本的军备重整、中国的国际修正主义与冒险行为、朝鲜半岛危局与北韩的挑衅、台海危机、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抵牾等。但是作者依据冷战结束以来的经验事实认为，“中国目前看来还没有成为一个对现有国际与地区秩序和体系发起挑战的修正主义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冒险举动”，没有亚洲国家来明显地联合制衡中国，倒是大国平衡外交与经贸方面的搭便车行为成为重要选择。相比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的亚洲安全状况是最平稳的，因此对于亚洲地区事务的悲观性预测是不准确的。

　　作者认为冷战以来较为和缓的亚洲安全状况发展现实是重新检验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机遇，应综合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来面对亚洲国际关系现实。作者认为，对于亚洲国际关系悲观性前景预期理论存在问题，一是“等着瞧”的非建设性心态来评估、预判多元复合矛盾来预测亚洲未来国际安全会发生重大灾难的考量与理论，这是“可证伪的”。作者强调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强大的制度变迁能力、环境适应性与文化惯习传统;二是对于亚洲国际关系的悲观性预测多受到“某些特定的、偏狭的所谓证据标准的影响”。可见，此处作者批判地便是欧洲经验塑造下的欧洲标准对于亚洲事务的评判，作者对于这些经过选取剪裁了的历史事实与经验而塑造的非要贴合欧洲标准与理论的做法予以批判，认为其具有相当可质疑性。康灿雄先生从“证据标准”处着手，从根基处对国关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乃至颠覆。此处作者以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日本国家的描述为例进行了含蓄地批评。

　　作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十多年内，亚洲国际安全结构与状况并未发生如悲观主义者预料的那样，应该采取更为广阔、多元的理论透镜(lens)而不只仅是现实主义理论透镜来解释、评估和预测亚洲未来。当然，这里我们应看到作者新的理论期许和诉求下，面对亚太安全最新形势的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通观作者三篇文章，我们应对其缔造亚洲风格与道路的理论创新呼号予以足够尊重，但对于其对于亚洲安全事务的分析特别是映照现今亚太安全事务现实而客观谨慎看待。

　　康灿雄试图以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介绍成长中的中国对于亚太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来认知、理解、解释新兴大国中国的国际行为。传统现实主义亚洲安全环境悲观论者最为关注的便是中国是否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并挑战现有国际与地区秩序这一命题，作者对此予以批评，认为东亚区域关系自中华帝国“中心——边缘朝贡体系”以来长期就是等级制的、平和与较为稳固的，这些国际关系特点是中古以来西欧诸民族国家小国并立、主角轮换、权力中心转移、征战不断为特征的欧洲前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所不具备的。正如巴里·布赞所言，“在历史上的东亚，国际社会的宪制结构根本不同于勒·斯密特所考察的欧洲，因为这种结构的三个规范性组成部分，即国家的道德目的、主权的组织原则和程序正义规范，是在历史上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被构思和定义的。”[iv]

　　该体系一方面建立在中央帝国中国无人企及的实力，另一方面更是取决于相同的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形塑、认同与制度建构，便是所谓软实力。作者强调，中国作为中心国家对于周边半中心与边缘国家的管控是温和可持续的，历来的双边与多边的国家间矛盾远较西欧少。直到19世纪中叶，东亚此种前现代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中华文明特质的国家关系规范才被欧美入侵者和修正主义国家日本破坏殆尽。

　　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东亚国家国际关系体系若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回复到该区域的前现代等级制度模式，(完全恢复该模式已不可能)，而继承一些相关制度因素的话，那么该地区的稳定性将会持续并得到加强，并进入良性循环。作者认为，从长久历史经验来看，强大中国支配统御下的东亚国际秩序是平稳安定的，但对于强于中国的外来者美国所携带的强大辐射力与影响力，特别是其席卷全球的国际自由主义等对外政策哲学深深错动、重塑了传统东亚国家体系格局。中国在此冲击下已自顾不暇，失语多年。正如有法国学者指出，当中国第一次得知“文明”这个词是复数概念后，她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最大受害者。近代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已深深影响东亚国家精英及民众的思想行为(尽管不是全部的、全面的)，而这一理论体系将逐渐兴起的中国设定为区域的重要威胁与秩序挑战者，而原本的外来者美国则是亚太区域的稳定者与离岸制衡手。我们看到，中国基本丧失了前现代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对于自身有利的经验资源与话语权柄，也就是说中国在本区域内的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建构上严重失声而屡屡陷于被动。可见，作者言外之意便是，中国既没有美国那样强悍的硬实力，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与话语软实力，当然就没有配合两者构成的巧实力了。

　　作者认为，八九学运西方制裁中国后，北京相当多举措显示中国决策层稳定区域环境的努力，并努力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力求为他人所接纳，“中国没有领土上或意识形态上的扩张野心”。作者注意到中国放弃对于红色高棉政权支持，努力实现柬埔寨和平进程，与东盟国家关系全面正常化，消弭双边矛盾，以及中国的发展主义配合威权主义下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加深了彼此依赖。作者认为，东亚是否会重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类似前现代东亚国际格局的等级制国际关系规约与结构取决于周边国家对于强大起来中国的未来预期是如何判断的，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可以想见，若是中国抛出自身版本的门罗主义的话，作者将会成为笃信与支持者。在作者的经验分析看来，中国成为新兴威胁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证据要比中国成为地区稳定推动者与睦邻者的证据要少。当然，以上作者种种乐观估计建立在江朱时代外向型相对较少的中国国家表现上，此处也印证出作者呼吁中国作为主导国家重复具有东亚特色国际关系秩序的诉求。

　　在笔者看来，但是纵观全篇，作者并未谈及以下重要问题且论述在逻辑上并不十分严密：缺少对于中国高层内部对外政策决策分析特点、思维、思路的情况下，如何断定江朱时代的中国对外温和保守政策能够继续延续?作为革命政权的继承者，如何确定新威权政府为保持合法性而不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火线边缘政策?(阿根廷、智利、葡萄牙与希腊等军政府为确保执政合法性延续而挑动区域安全态势、制造事端屡见不鲜)若是中国崛起为主导亚太的头号强国并向作者设想的那样恢复一个迥异于当代国际政治经验的等级制体系，美国将会如何反应?美国会退出亚太?美国怎样退出亚太?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断定作者假设亚太区域等级制新体系会比现有体系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福祉与稳定?换句话说，作者如何断定中国取代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后会成为更好的新霸主?中国在此方面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及制度吸引力究竟是怎样的?一句话，中国何德何能成为区域新霸主?[v]

　　制衡中国还是搭便车?作者接着谈及美国在此议题上的身份角色。作者认为，现有世界体系本身就是等级制的，美国在权力链条顶端，它是否允许中国在亚太推行相应的区域性等级制度成为问题关键，这也就是美国所担心的中国自身版本的“门罗主义”。该篇文章写于十年前，而近来中国高层在亚信峰会等场域的表态直接指出，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不可能由美国一家说了算，甚至外交部高官提到“中国当世界老大不止一次”等煌煌论断，鲜明显示出中国对于区域性安全事务渴求进一步施加影响乃至挑战美国区域主导地位的意味。

　　作者认定2003年左右，周边国家对于中美对抗升级下倚靠哪方的问题尚不明确。此外，对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否是地区稳定性建设性力量的讨论学界尚存在争论，然而作者对于这种霸权稳定论和美国这样的国际关系公共产品最大制定者与输出者对于东亚地区具体建设性与稳定性作用是有相当保留怀疑态度的，所以此处直接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直接指引了全文构思。作者援引他人观点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在许多层面上是与东亚周边中小国家利益相悖的，美国一定程度上从亚太战略脱身对于亚太国家来说一定是坏事情是一个假命题，且目前存在的美国制衡中国行为一定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周边国家具体利益也还是不明确的。对此笔者也表示赞同。但作者非此即彼地认定中国能够有效地填补美国脱身的真空并创造更多福祉的论断，笔者认为缺乏相关实证材料支撑。

　　为了说明传统现实主义在东亚安全问题上解释力的疲乏，作者以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及重新武装军备问题为例，指出现实主义理论无法有力阐述日本国家并未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实力并对美政策走向独立性等等复杂问题。作者认为学界对于日本重新走向政治军事强国理论与美国核保护伞理论均缺乏解释力，比如面对美国于1980年代在亚太的战略相对收缩，日本并未十分显著地提升其军力以弥补美国力量之真空，日本在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广场协定等问题上向美国妥协等均彰显出现实主义理论解释日本情况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而作者认为日本在1980至1990年代的非暴力与低武装水平国家行为能够用东亚“等级体系”来解释，一方面日本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在东亚的核心主导地位，因此不会遭受中国的武力侵犯，另一方面日本也无力挑战美国在亚太首屈一指的影响力，日本国家没有生存威胁(除去朝鲜的弹道导弹)，因此低武装水平成为其国家选择。也就是说作者认定，2003年之前的日本没有将中国视为其国家战略威胁。

　　不过笔者认为，作者写作的时间段正是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内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宣扬亚洲共同体等亚洲一体化和去美化思想较为热烈的1990年代末直至新世纪初期几年，因此当时这一热烈思潮和政治运动直接影响了作者的思维判断，与现今东亚政治现实迥然不同。[vi]作者认为，以新世纪初头几年来看，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诸多国家并未在美国对华遏制又接触的政策中过分投入而丧失政策独立，而自成体系的东亚国际关系运行逻辑和内涵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作者甚至认为，美国在亚太保持长久军事存在不一定是好事情，假若美国脱身亚太，中国会整合新的区域游戏规则，而不一定会发挥比美国差的区域调和能力。作者认为在现实主义者看来，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一定会对对外政策前景不明、国内政治合法性缺乏的中国产生畏惧而倚仗美国，将美国视为重要的区域离岸平衡角色。但作者认为现实主义此种观点是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微妙复杂关系的简单化、情绪化的描述，解释力度不够，这些国家的居中骑墙乃至搭便车政策才是历史经验、实践现状与未来现实。笔者对作者上述分析表示认可，比如，直到最近韩国仍不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反导体系是韩国对华政策留有余地、不愿激怒中国的表现，印马泰积极影响下的东盟国家峰会中也没有明确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队。这也告知我们单个理论透镜分析下的相对乏力，而要多角度阐述相关现象。如果说作者在文中以建构主义理论塑造中国和平崛起的身份认同及东亚等级秩序的文化建构的话，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也是一种国家行为和身份的认同标签与建构。但是作者评判中国能够在亚太区域制定出一定比美国稳定优秀的区域秩序的论断依旧缺少充足的实证材料。

　　经过实证经验分析，作者认为东盟国家也不存在所谓的与美国一道不假思索的遏制中国政策，而多采取灵活多变的大国平衡战略。但作者同样指出，冷战结束后直到2003年短短十多年内东亚国际政治演变发展的历史经验还不能预测未来周边小国不会跟从美国遏制对抗中国。但笔者对于作者对于亚太地区周边小国将会持续对华友好，东亚国际政治将会乐观趋好的论断表示严重怀疑，作者又一次并未提出有关实证材料证据来印证上述观点，仅凭借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经贸关系紧密就得出此结论比较缺乏说服力。如，中日两国互为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经热政冷的局面长期延续，而中俄双边贸易额很小，互不为重要贸易伙伴，甚至在军火、航空航天产业领域竞争剧烈，但并不影响中俄双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固发展。此外，作者并未探究中国决策高层对于构建亚太地区未来新秩序方面有何举措，也就是对于中国和周边小国的双边来说均未摆出有效支撑其论点的证据，较为遗憾。作者最后援引其他学者指出，亚太周边小国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新包围圈和遏制网时有自身自主性的政策选择余地。这是事实，但与未来小国对华政策、举措与中国有智慧有能力构筑亚太新秩序之间不构成必然联系。

　　作者认为，美国自冷战时代以来构筑并延续的亚太安全防务体系乃至同盟体系面对日益多元化与后冷战时代的亚太战略格局有着某种的不适应症，它同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一样，亟需调适乃至变革。对此笔者非常赞同，也就是说，发生发源于冷战初期及高潮条件下，遏制中苏集团为初使目标的美国亚太战略架构已不能适应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地区安全现实了。将中国视为头号潜在战略对手的美国所构筑的亚太区域安全架构是否适应着中国未来国家发展道路的真正路径，在重新怀有严重冷战思维和旧式大国对抗情怀下现实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美国亚太区域政策能否为地区及其自身带来真正福祉与利益，想必这些均值得思考，而作者充满亚洲声音与亚洲诉求乃至“去美化”的反思很有价值。

　　结论部分作者乐观认为，亚太地区若想真正寻求安全和稳定，就必须有中国的参与，显然，与作者批评的现实主义遏制派与积极进攻派相反，作者属于21世纪头几年风靡一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对华建设性接触派。他们谋求对华接触和对话，以西方国际政治规约来羁縻形塑中国的国家行为，并企盼中国国内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革，最终归宿为民主和平论。当然作者全篇谈论中国对外政策并未涉及到对于中国自身内部政权对外政策思路的探析则较为奇怪和可惜。抛开一国具体的国内政治对外决策的相关制度分析、领导人分析和官僚文化科层制分析来谈一国对外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看来，对华接触派政策预期并未达到，中国国力增强速度超过他们预想，奥巴马执政第二个任期以来，积极进攻遏制战略已基本取代接触政策而成为主流，重返亚太的战略再平衡与海空一体战略及明确排斥中国的TT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框架愈发透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保守与进攻倾向。金灿荣就认为，随着2010年左右中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越美国[vii]，美国决策层心态巨变。

　　总之，作者对于中国对亚太小国以经贸合作为主的所谓复合战略吸引能力的评价比较乐观，而对美国联合周边小国遏制对抗中国的战略构想评价则不高，对它也不看好。作者认定，亚洲以往混乱动荡的历史均是中国衰落内乱的副产品，当中国再一次强大起来后，它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为亚太带来稳定与繁荣的新地区性主导国家。作者认为，生硬割裂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法是失效了的无用研究，必须相互使用复合理论，同时应该涉及到具体地区体系结构的具体研判。作者以为这就要认真研读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中小国家面对中美两大国时自身的战略决策过程分析，注重亚太区域自身特性、历史惯性与国际政治文化习俗而不能为主要角色美国的行为和欧美国际政治思维所遮蔽视野，造成误判。笔者对此非常赞同。

　　如同作者开篇批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往往把欧美历史经验和规律移情至亚太地区研究一样，作者认为应从亚太内部特质着手，而不应像许多比较政治学家一样痴迷于欧美范式下的模型和理论。当然，作者如此批评是有道理的，这能够拓宽学理研究，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对内收权保守，树立权威，号称所谓威权2.0版本，对外大力购买军备，伸张国权，直言地区事务雄心等等改革措施所造成的对周边国家的疑惧与惊惧效果已经显现，东亚地区事务的现实主义竞争与对抗态势明显。近来七国集团集体发声批评中国十分罕见，中国周边环境困窘加深。舆论界认定的类似于英德矛盾的中美(日)矛盾前景有继续恶化的可能，这不由得使笔者对作者所强调的中国智慧、东方智慧、中国制度影响力及亚太地区性安全结构特征等表示怀疑。中古时代朝贡体系终结之后，亚太地区作为全球地区性一体化发展最为落后地区一直显现着中美对抗、中日对抗的浓厚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笔者对于中国有何能力、意志来推动新地区安全格局表示深刻怀疑，对于斗而不破下继续发展的中美关系与东亚地区安全态势也不甚乐观。当然，我们不能以后人经历的经验事实来评判前人的研究成果。

　　作者对于亚洲国家的“非威斯特伐利亚”特性比较推崇，积极宣扬，但是并未给予明确的实证材料，令人遗憾，这涉及到构建亚太自身区域国际关系特质内涵的演变发展历程。笔者认为作者强调的东亚国家“非威斯特伐利亚”特性正是作者意图在学理上颠覆欧美经验与欧洲中心主义对于亚洲事务偏差性论述的哲学根基，若是能深入发掘将会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升东亚自觉感的首要基础。这一观点具有文化建构主义特色，若能实证研究东亚国家的确在过去及现在乃至未来具有并践行不同于欧美经验的所谓东方国际政治特色和地方性规约，再证明中国是这一新范式与新规约的集大成者，那么笔者以为作者的理论就会更为坚强。[viii]

　　不过笔者认为，在“美国化”依然为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创造着不少福祉与秩序，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仍稳定持续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公共秩序时，在亚太地区事务已愈加深远的陷入现实主义对抗模式与理论形塑下，恐怕想象并企望“中国化”能够带来更加普惠、优良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想法是幼稚的、失真的，也是国际斗争残酷经验下明智国家应予以拒斥的。当然，这不妨碍学理高度上“去美国化”的努力与创新。

　　作者最后预言，自2003年的未来年份是验证东亚地区独特国际政治运行模式及丰富国际政治研究和区域安全研究维度并予以验证的重要时段。作者认为应避免欧美经验主义的泛滥移情，多体现亚太本地区国家的观照，才能够开拓东亚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的新局面。现在看来，作者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十年来东亚国际政治运行的事实并未给予作者论断以正面支持。日本社会党和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总理等提出的亚洲共同体、亚元等设想基本偃旗息鼓，中国在区域整合与制度营建方面除去挖俄国在中亚的战略墙角设立上合组织之外并无有效建树，中国与周边国家维持高度经贸往来同时，政治和军事层面关系继续冷淡，东北亚和东南亚已成为世界上军备竞赛最为激烈的地区。中国提出的模糊的“和谐世界”等作者期待的代表“东方智慧”的政策主张并未受到积极响应。反观美国成功利用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疑惧重获主动，打压着日本韩国谋求的防卫自主，继续使东盟小国对美依赖，武装扶植印度等，对华产生巨大压力和实质性战略威胁。作者笔后的亚太国际政治发展现实不仅没有作者预想到的凸显东方特色与亚洲特质及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走出那条崛起、围堵、战争的欧洲经验老路，反而在向一个前危机时代危险滑行。

　　此种情况下，文化整合度与区域一体化远不如西欧、拉美而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威权非民主政体尚不少遗存的亚太地区安全态势不容乐观。因此笔者对于作者呼吁的亚太安全研究的地区特质诉求在学科发展的高度上非常赞成，这也是广大范围内亚太区域民族主义和地区自信度提升的反映，但对此并不十分乐观，尤其在远未衰落，经济复苏明显的最大离岸平衡手美国加紧步兵亚太、中美对抗没有缓解的情况下，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国内国际政策选择才是王道。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坦言，纯理想主义或是纯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只存在于大学校园内，并为相关学者提供了终身教职，但是在现实国际政治运作中，并没有单一的纯粹理论建构，而以现实主义为主配合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建构主义的复合理论才是国际政治运作的赤裸现实。

　　三、例二《为何中国将会和平崛起：东亚地区的等级结构与稳定性》

　　对于中国未来崛起为区域主导国家后对亚太地区造成何种影响学界判断不一。康灿雄介绍了不同看法：多数认为，中国崛起会造成区域结构的不稳定与重新调整。大国权力政治的悲观主义者和霸权转移论者均认为中国崛起是内在的，不可阻挡的，且不可避免会造成地区动荡、冲突乃至战争。一些观察中国国内从革命政权转型到威权政体的观察家包括民主和平论者也认为，中国国内政体属性对于维持和平与对外政策稳定是不利的，中国国家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但作者认为以上看法与事实存在偏差，认为他们错误理解了中国。

　　康认为东亚国际政治的现实是除去台湾地区和日本，大多国家在中美之间是努力寻求平衡的搭便车政策，并非常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作者认为，不远将来，亚太中小国家会更加紧密地选择与中国进行联系，而不是一边倒地朝向美国。作者认为，中国已向周边国家明确表达了自我国家战略能力和战略意图，东亚国家也相信中国的和平意图乃至温和诉求。对于此笔者表示相当怀疑。如果说2005年之前中国远洋海军尚属雏形，周边岛礁问题尚未激化，日韩海军对华具有相当优势，东亚军力平衡尚未打破的情况来看，这一观点或许有道理，但是现今东亚国际政治现实与作者的研判相距较远。

　　作者认为，若是换成日本与中国同处目前类似的崛起态势和军备成长的话，东亚国家会非常警惕，而对于中国则不会这么疑惧。作者认为这是东亚地区一种符合自身逻辑与历史文化惯习的国家行为特色，显然作者在此强调的是建构主义的文化观理念对于东亚国家行为的影响。当然，据笔者了解，亚太周边国家不少民意测验对于中国国家的好感度也是不低的，但是作者在文中指明各决策层有如此判断依旧缺乏严密实证支撑。

　　康甚至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不一定是地区稳定的关键要素，美国从亚太脱身的话，周边国家会乐见中国领导，与现实主义悲观论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政治哲学基础根本不同，这具有相当理论冲击力。作者着重提醒我们的是，美国鹰派保守派构筑中国威胁论并谋求遏制中国时，该政策传导到亚太各国决策层将会发生什么异变，对所在国精英和民众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与美国国内相比有何不同，美国在遏制并接触中国的双规政策下对于亚太地区及具体当事国利弊如何等相关反思则非常宝贵。这也是作者一再推崇强调的亚太区域安全事务的地方特色和严谨的地域性研究，应该将美国的全球区域战略在某一具体地区投射过程中的实际效果辨别开来，而不是以美国中心论的视角审查所在国当地的对华、对外政策。作者这一理念具有重要贡献和义理高度，具有鲜明的亚洲区域民族主义特色，提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国际政治亚洲声音。但问题是作者提出此论断依旧缺乏严密的实证材料支撑。

　　作者认为，中小国家受到大国影响而帮助遏制、平衡另一大国的政策会伤及其与该大国合作所取得的利益，实质上并不是一般国家的真正抉择，中小国家并不会为霸权国遏制潜在霸权国而为其火中取栗。因此作者认为以上理论支撑着东亚中小国家会默许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等级体系的形成，也就是乐见中美在东亚的温和可控对抗而两边讨好、取利。此外，作者强调，中国和周边中小国家对于中国崛起是无威胁的这种共同文化规约和意识认同也是助推未来东亚新等级体系与区域安全秩序的重要非物质元素。这样物质与意识双重配合下，作者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新等级体系建构了起来，并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做理论支撑。

　　康承认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崛起利与弊的两面分析，但认为周边国家应更客观看待积极一面，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决策层释放的信号是具有足够诚意的，中国的国家目标是相当具有防御性质和普惠性质的，而没有咄咄逼人的进攻性举动，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宣言也很是赞赏。作者也注意到威权政体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执政合法性是良好的经济绩效，面对在武力上与周边先进军备国家并不存在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武力崛起是没有好处的。对此判断笔者表示十分赞同，当然我们要清楚，支持作者提出此观点的是2005年之前的中国国家行为，而在此后，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军实力猛增，远洋海军进展神速，中国公开改变军事战略，强调攻防兼备型的大型化、远洋化海军建设乃至在孟加拉、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海外准军用设施的建设已经不是这之前强调近岸防御的温和保守发展阶段了，对于新时期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军事战略和国家行为预期和平判断的研究亟需新的地区实证研究。[ix]

　　作者最后认定，若中国无可阻挡地成为东亚新等级体系的新领袖，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以维护亚太格局稳定的合理性就缺失了，东亚也不会如权力平衡论者所预言的发生冲突动荡乃至战争。如果美国执意要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东亚小国也不会轻易选边投靠美国。对于这些粗线条判断笔者认为存在一些问题，纵观全文，作者在涉及到中国未来对外政策走向、周边国家对华政策决策、东亚区域安全未来走向等种种极为宏观重大的提议研究中基本没有出现详实的实证性论据材料，全文注释也非常简单，令人遗憾。笔者认为，作者对于东亚未来以中国为新主导的区域新秩序与继承东亚前现代国际政治等级特质的新等级制这样具有浓厚建构主义思想的宏观理论建树不可能在如此短的篇幅内有效阐述，这涉及到东亚地区国际政治观念及思维近代化进程的考察，涉及到探究中共这一政体对外政策渊源、流变、特色及其未来走向等等重大问题的论述，是一系统理论工程。而我们看到康灿雄教授已经着手将上述宏观论断转变为具体研究，其最新著作《西方之前的东亚》成为具体论述并探知东亚国际秩序独特地方性特色的基础性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界逐渐产生重要影响的“东亚共生体系”理论的先驱。[x]

　　总体来说，文章中作者在学科建设乃至国际政治运作、区域历史、全球历史演进根本哲学的高度上表达了对于国际政治欧美经验泛滥移情和欧洲中心观的现实批评乃至在历史哲学根基上对于东亚安全事务美国化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态度，彰显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时代强音和强调黄种人研究东亚安全事务自身特性与自主历史性的渴望期许，其理论高度与对于区域事务及未来更加和平普惠的乐观主义的变革期许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四、例三《亚洲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制衡原则与经验主义难题》

　　这篇文章是康灿雄与著名非传统安全研究理论家、建构主义学派领军人物阿米塔夫·阿查亚[xi]就作者《被搞错了的亚洲》一文而产生的论战。阿查亚也基本认可作者在《人们搞错了亚洲问题》一文的主要论断，但对于作者认定的所谓共享规则规约和制度联系能够有效化解亚洲一些国家间的敌对态势是不甚同意的，并认为作者是一历史决定论者。通过阿查亚的其他著作，我们能够发现他与康灿雄先生的理论差别，相比于康对于亚太事务乐观主义情绪，阿查亚则是谨慎乐观的代表人物，如阿查亚一直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印等亚洲大国的实用性哲学，两个大国似乎更为权力扩张和合法化而努力，并未对地区和全球事务有多少实质性贡献。阿查亚更是表示，不认可康灿雄对于亚洲语的乐观主义期许，认为亚洲内部矛盾重重，并未出现所谓亚洲式思考，区域整合都不成功，遑论实践亚洲特色的安全观，并创新国际政治研究了，[xii]但他尊重作为区域独特实体的亚洲国际政治的实践与区域研究。而作者认为阿查亚误解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角色本身，作者决定借此进一步澄清和拓展这一主题——“搞错了亚洲问题”，这也是对《被搞错了的亚洲》一文进一步的拓展及与不同见解者阿查亚的论战。能够发现，阿查亚若是建构主义学派中的谨慎学派并一定程度上趋向现实主义物质观的话，康灿雄则是着重强调文化因素、制度建构的重观念乐观派，两者在本体论的框域上有所差别。

　　康灿雄与阿查亚均认同，多数学者不仅忽视了亚洲自身经验对于欧洲经验与欧洲中心观的反思乃至修正、颠覆作用，而且也对历史上亚洲遗存下来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也毫不重视，这是他们均反对的。

　　首先，作者强调国关理论学者应重视地区间差距与特色，也就是借助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地方性特征来观照地方性特色，亚洲自身的国关理论建树严重滞后增加了自身的失语和失声。作者注意到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其发展模式及背后的经济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创新，并形成重视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中政权力量、文化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深远的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亚洲模式经济理论，因此，相应的国关理论也应如此创新，观照、彰显亚洲特色。

　　其次，作者关注到亚太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亚太事务及现状研判的等级体系与制衡平衡两大原则性理论。作者批评认为，很多学者不假思索都认为应对、平衡乃至克制中国是亚太周边小国的自然选择的想法是错误的、失真的。欧美精英近代以来热衷擅长地谋求国际关系稳定的大国平衡、权力制约等地区性历史经验上升而来的理论阐述并不具有全球性普适价值，用如此方法透镜和哲学基础来解读亚洲安全防务问题在哲学层面就有问题的，是失效的。作者置疑，周边国家全面制衡的态势真的出现在亚洲了么?周边小国在美国打压制衡中国的话语体系下就没有暗含的一条东亚自身国际政治发展的脉络了么?在此作者与阿查亚辩论，认为制衡行为并不一定是国际关系的既定成规和国家间游戏规则，更不是东亚国家的必然选择，搭便车和大国平衡策略则是更多、更现实的选择方向。

　　制衡命题由来已久，比如肯尼迪·沃尔兹的论断，“霸权国倾向于制衡”，这一命题在欧洲经验看来确实具有相当生命力并影响深远，但作者认为该理论亟需修正。作者认为现实主义过分关注大国，忽视了国际关系结构中极端复杂的其他多样性行为体。近来，已有相当学者开始反思、挑战沃尔兹关于制衡原则的学说，二十年前“言必称制衡”的普遍法则与话语受到冲击，已被解构，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详实的非欧地区事务研究支撑了上述努力。作者认为，在这些地区，地区性头号强国和周边次等国家并不经常发生对抗和相互制衡行为，欧洲经验在相当多地区没有想象的效力与解释力。相反，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地区实体中，稳定的区域等级体系则相当普遍。作者认为，苏美两极对抗的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历史经验是诱发沃尔兹一派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底色，冷战情况下极端大国对抗的是否就是国际政治发展的真实全部，中小行为体就应该忽略么，这一理论还适应冷战后的新现实么?作者在此方面向沃尔兹现实主义发起挑战，认为沃尔兹为了印证自身的简化理论有意选取有利于自身理论的史实素材。

　　而作者认为，国家的搭便车行为确是常态，这与兰德尔·施韦勒的同盟理论研究相类似，也就是说，国家往往在为确保安全而采取制衡平衡措施到为寻求利益而倾向搭便车这两个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这也是亚洲(东亚)国家的行为抉择的基本逻辑。搭便车行为也是这也是构成区域等级体系的重要基础。作者批评认为，学者们为了一个纯化简单的国关理论忽视了亚洲历史经验和国家行为的独特性。作者再次强调，平衡制衡原则是受到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成长环境及冷战高度对抗下形塑下的普适性并不高的国家行为分析模式。区域性国家间等级体系及搭便车效应则是某中心地区性强国制控地区体系下的国家行为常态。

　　康认为，为了注重亚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地域特色，创新亚洲国关研究，应重视亚洲国家历史经验的相关记录，包括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起源与其当代经验主义研究，比如对于1945年之前亚洲区域政经济国关的相关研究远比对欧美研究要少，这不利于探究亚洲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与发展内涵。现代国际关系主要理论不去深入探讨亚洲在二战前的历史轨迹，直接断裂地将其理解做欧美经验和二战之产物，忽视亚洲历史独特性以欧洲研究的结论来偏见地看待亚洲是不公平的，作者对此予以反对。当然，对于这些问题阿查亚有相当保留意见，在阿查亚看来，尊重亚洲地方性特色是必要的，但是他怀疑亚洲是否具有再创造一个非欧国际政治研究话语体系的能力，怀疑亚洲是否真的践行着一条“非威斯特伐利亚”特质的国际关系道路。

　　为了缔造亚洲区域性等级体系这一理论，提供相应历史依据，作者主要探讨历史上别国是否顺应过中国，具体情况如何，历史遗产为何，历史上存在的亚洲国际关系等级制是怎样的。作者认为明清中国封贡体系下，东亚周边次等国家对于中国是顺从的，且东亚的宗主中心国对于体系下小国的自主性较为尊重，整个等级体系较为和谐，表现出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成长进程的不同历史路径和历史发展经验。作者认为，区别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频繁的暴力冲突与大规模战争及国家间、集团间权力均衡、制衡原则，亚洲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则少得多，由于历史上长久以来只有中国这一单一的地区性强国，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也不存在制衡平衡这一欧美国家间的行为方式。

　　可见，康灿雄发掘亚洲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渊源与旧的等级制体系以彰显出欧洲近代国家间行为特点不具备亚洲国家历史渊源上的普适性。作者指出，当代亚洲国际关系至少有六点特例是现实主义者无法解释的。如，现实主义仅关注大国和强权，但是亚洲区域安全的引爆点往往并不来自大国，而是细枝末节的小区域。又如，东亚的前共产主义威权政府长期执政而并未出现大的危局，这与欧洲共产主义政权命运不同。又如，紧邻中国的日韩并未出现现实主义者假定的严密提防和配合美国严厉遏制中国的行为举动。如，冷战后菲律宾在原本可以享受相当多防务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依旧使美国退出苏比克湾军事基地。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如韩国对于美国一定程度的疑虑及韩美矛盾的发展。又如美国重要盟友泰国长期以来重点进口中国军火，包括海军主力舰。除去与中国直接接壤产生领土争端的国家，与中国没有或绝少有领土争端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国家在东盟内部发挥着稳定东盟整体对华政策导向的重要作用。韩国等国家也没有如现实主义理论判定的那样对华制衡政策，即便像蒙古国家国内反华力量渐长，也没有摒弃大国平衡政策。

　　作者最后总结，仔细检验现实主义者对于亚洲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会发现相当多疑惑与矛盾，除去现实主义者的物质权力观，更应关注制度机构、思想文化等软性力量及亚洲自身历史遗产与区域特征。作者始终强调，亚洲国家并未感觉有强有力外部威胁，因此并未跟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号角而失去其政策独立性。可见，强调非物质权力因素和尊重并重视研究亚洲自身，而不是随意将欧美国际关系经验与范式移用至非欧美地区才是拓展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的前提和保障。这也是作者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展示。如同上文所说，作者再次强调出其在国际政治、区域历史、全球历史演进等根本哲学层面上对于国际政治欧美经验泛滥移情与欧洲中心观的强烈现实批评，彰显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国际政治学科关怀及强调研究东亚安全事务自身特性与自主历史性的渴望与期许。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作者上述努力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亚洲学派(东亚学派)”的峥嵘初现。

　　五、相关理论与思考

　　康灿雄先生为代表的鸽派研究思想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谋求亚洲(东亚)特色和亚洲国际政治地方性特征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其2007年新作《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一书中更加得到具体体现。康先生在美国主流传媒也经常发表文章，表示东亚出现的区域军备竞赛、中日韩东盟矛盾等情况并不违反其东亚总体保持和平，东亚能够演绎出国际政治东亚特色模式的大格局。作者在新书中认为，从2003年至2007年，中国全面崛起的势头更加旺盛，然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并未显著恶化，反而多有进展，东亚并未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崛起时所造成的高度分裂敌对的传统现实主义对抗模式。康灿雄认为，这是因为东亚存在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周边国家接纳了中国的崛起，而没有进行直接制衡与对抗。

　　作者认为东亚新等级体制及接纳默认中国为头号区域大国而并不采取对抗政策的根源源于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国家身份的新认知。这种认知一方面来自于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另一方面来自东亚历史上的国际关系运行遗产与历史记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认为，某大国崛起为区域性强国，必然会造成区域权力结构变化，引起制衡策略与国家、集团间现实性对抗政治。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挑战了现实主义的“均势自动生成论”和“权力转移冲突论”等传统学说。作者秉承着上述文章中贯通的观点，东亚此种国际政治运行模式是对以欧美经验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修正乃至根本性颠覆，东亚地区亟需契合自身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的新理论与分析新模式。

　　之所以说康先生是建构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首先在于他对于东亚国际政治运行历史遗产、心理特质、文化因素等非物质权力因素的持久探究。作者认为，理解国家行为离不开要判断一个对国家的身份认知与国家行为偏好，仅靠对于物质力量的评判是不完整的，因为权力本身并不必定带来威胁。对于权力是否必定成为威胁，还要看他国对于该国的角色认知与自身与国际社会对于其的身份建构。正如坎贝尔所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它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康灿雄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等级体制确是以身份认同、价值规约为基础配合以中心国家权势所形成的独特区域国际体系。正是这种历史经验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解和和平大国身份的认同。且改革开放后放弃输出革命激进主义国家行为的中国也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缔造着自身和平崛起的新形象，中国睦邻安邻惠邻政策确有实效。

　　从实用主义理性计算来看，周边国家制衡对抗中国成本收益不成比例，因此均存在在中美两大国间的平衡政策。作者批评认为，美国必须承认东亚地区独特的区域等级体制的存在及中国作为首屈一指区域强国的现实以修正其东亚区域战略。但是康先生论述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建立其学说的经验事实是胡温时代依旧较为温和的中国国家战略，而面对中国新任领导人更为强硬的对外策略与东亚地区滑向权力对抗性政治的危险现实，作者的重非权力因素的建构主义尝试可能会遭遇现实状况发展的挑战。

　　其实，长久以来学界对于“中华世界秩序说”、“天下主义”、“天朝礼治体系”等表现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特质的研究是一热潮。它们认为东亚地区长期存在并延续着一种内生共生秩序，存在一系列原则、规范与行为准则以维系体系运作，包括多种互动方式、朝贡贸易、资源交往、和平共生及共同合法性等，使得东亚区域秩序迥异于其他地区秩序。[xiii]可见，康先生理论也是上述尝试之一。强调东亚区域的等级秩序类似于不少国内学者的国际秩序观“中国化”的研究，即便不将中国东亚国际秩序理念推广它地，也要使其成为未来东亚国家间关系的主导原则，它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理念的一种“中国学派”建构的努力尝试。但笔者对于这种源自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天下观”经外交理论家形塑后形成新的国际社会运行规约的前景不乐观，这源于笔者对于中国当代国内政治社会状况的不乐观。又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外交事务系教授布兰德利·沃马克所言，“本质上，朝贡体系的目的是维持一个和谐的不平等的伙伴关系。由于这一体系不承认彼此利益的差异，也不允许就这些利益公开谈判，因此它能够与现代国际社会相耦合值得怀疑。”[xiv]笔者认为，中国没有资源、智慧与能力缔造所谓国际秩序的中国道路，因为我们还在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现代化进程断裂的道路上努力蹒跚，自顾不暇。

　　此外，秦亚青先生也认为，由于核心问题的缺失，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还在难产，尚未诞生。所谓核心问题，秦亚青认为由三点构成：第一，它始自一个特殊行为体在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亦即起始于时间和空间上特定的一个交汇点,以此展开理论家与客观世界的对话。这是核心理论问题的社会实践向度。第二，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具有学理意义的。它通过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成型，导向一般性的理论命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特殊行为体对自己具体情况的表述和分析，还要上升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这就要求核心问题超越政策宣示和对策研究的范畴，进入知识的王国。这是它的知识向度。第三，核心问题必须具有前瞻意义，它不能只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和总结，而是要代表人类发展的需求和进步观念，符合世界体系整体发展的方向，这是它的目的向度。[xv]以此标准评判裁量康灿雄先生的理论可以发现，该理论处理的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怎样解释、缔造平稳有序和平的新型东亚国家间关系问题，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向度。但是笔者认为作者的理论建树在多大意义上能够有效解释东亚国际政治实践现实，乃至国际层面现实是需要时间和实践严峻考验的，因此其知识向度的普适性与适应性还需考验。当然，该理论代表了东亚儒家文化特色的国际政治实践观，具有高度的求福祉、求进步的目的向度高度，应该加以正视。秦亚青便认为，中国是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的最佳个案，而就一大国和平社会化过程而言，现实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还没有真正的经验研究，因此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和平社会化进程将是中国学派得以开拓的关键议题。[xvi]可见，康先生理论已在触及这一宏大命题。

　　关于冷战后东亚秩序的争论一直是学界热点，东亚冲突论与东亚稳定论相互论战。[xvii]其中学界出现了通过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和预测东亚秩序的呼声。康灿雄先生便是一位，其所创立的新框架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完全是自由和建构主义的，而是建立在东亚一千多年来的地区秩序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畛域划分来看，作者的东亚等级秩序体系也可以看做从属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能够解决新现实主义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困境，国际制度能为各方提供确定性较强的规约与依据，加大信息透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合作。而无疑，重新温习前现代东亚区域等级制是一种东亚区域等级制度建构的尝试。而这种新区域国家间制度的构建基础在作者看来则是东亚国家共同的文化规约和历史遗产，这明显属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会认同现有的规范结构和规则体系，采取与自我身份相符合的行动。长此以往，行动者会内化规范。可见，康先生构想的东亚等级体系秩序是一种介于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间、包合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较为乐观的区域建构新理论与分析范式。

　　作者理论创新首要之处在于对东亚地区独具历史特征的区域性国际等级体系进行了考察，以等级体系的回复作为解释东亚国际政治和乐观预测未来的工具。正如卡塔·韦伯所言，“国际关系领域是建立在自治概念、自利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之上的，但国际政治历史充满各种安全等级模式。”[xviii]等级体系的研究来源于学者们对于无政府假设解释力不足的不满，有助于重新认知国际秩序与国家行为模式。

　　目前，国际政治的等级状态研究正成为热潮。相关学者认为，当代国际体系中，虽没有超国家权威存在，但是也存在某种“关系型”权威，国家间存在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关系型权威，折射出主导国与附庸国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等级制。[xix]有学者认为，康灿雄讨论亚洲地区等级体系时重点从共同期望的观念因素来界定等级。“等级体系中国家偏好和意图信息是不断更新的，以这些偏好和意图信息为基础建立了为等级成员共享的国家行为期望、共同的经历、深度的历史。等级中共享的期望降低了信息的不确定性，明确了行为体的相互意图，共同的经历和历史记忆有利于相互间的共同理解。等级体系中支配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支配国可以帮助维持体系秩序，裁决使用武力来打击意图破坏体系稳定的行为体。”[xx]其中，康灿雄认为等级体系的特征在于核心国没有必要去战斗，次大国没有意愿去反抗。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等级是为亚洲国家习惯的，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中国向其邻国提供了关于比其权力增长更为温和的可靠意图信息。中国放低姿态，与邻国合作解决地区争端，有意识地参与国际和地区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用书面文本的形式表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无意使用武力。东亚国家相信中国的承诺，因此并不担心中国崛起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崛起中获益。以“共同理解”为基础，成为康先生区域等级体系研究的重要特色。

　　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对于康灿雄相关理论也进行了精彩评析。[xxi]巴里·布赞认为，在国际关系学科理论化过程中，考虑非欧洲历史的国际秩序变化是重要的，当今全球秩序渊源于多元地域特征，康灿雄的理论建构是理解正在发生的国际关系系统性转变的努力之一。他批评认为，“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性仅在于作为一个可以挖掘的数据场，从中获得可以塞进宏大理论建构的案例以及现实主义者用来标记历史事件的循环论证而已。”[xxii]因此，作者尊重具体的亚洲国关现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域研究，认为理解中国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传统世界观、哲学遗产和话语实践如何影响当代中国具有紧迫意义。

　　巴里·布赞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治下的东亚等级秩序是一种有序的主权先天不平等的结构，对其评价也较高，认为它是为东亚社会广为接受的基本制度构造，一种有组织的伪善。但是被中国治下的和平参与者在经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话语形塑多年之后能否接受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回归是很大的疑问。如果完全抛弃该理念，中国又以什么话语禀赋来支撑自己的国际关系抱负，也是个疑问。[xxiii]可见，巴里·布赞对于一定程度上回复东亚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来源出自何处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认为康灿雄将东亚朝贡等级体系的历史与制度遗产运用到当今亚太秩序的重建而恢复中国治下的和平的观点多少有失客观，过于乐观。也就是说，巴里·布赞认为，康灿雄理论对于历史的解构与解释的成功度是高于其对于亚太未来局势的判断度的。

　　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的知识转向即“他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情况来看，作者的努力也属于上述尝试。有学者批评道，1970年代占据主导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论均表现出行动逻辑的单一性、理论的统一性和知识的一元性，建构主义的出现部分挑战了这种话语主导，开始关注各政治实体的文化多元性。秦亚青在《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一文中认为，“所有理论建构必须在表象性知识规定的边界内进行，背景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多元本质决定了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论构建和形式的合理性。知识转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自文化’中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提出深刻挑战，也因之释放了‘他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潜在能量。”[xxiv]作者评价康灿雄思想认为，作者是使用“他文化”实践资源实现理论创新的典范，通过使用亚洲历史和实践活动，提出了一个与均势权力政治不同的新观点，来解释了所谓“儒家长和平”现象。可见，对于乐观正面评估中国国政实践形象的理论受到中国学者的大力支持。

　　“理论从局部经验和实践中产生，在历史和文化中得以建构。不同文化的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实践形态和生活方式，一种实践场域中产生的理论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另外一种实践场域中的行为。不同的实践导向不同的行动。基于他文化的行动逻辑理论一方面会在挑战理性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发展创新，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理性话语迎接挑战、对行动的理性要素进行深入反思。”[xxv]秦亚青先生言简意赅地将作者的理论创新提炼出来。与文化人类学关注非欧美文明的他者文明与另类文明类似，学界所关注的以康灿雄等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理论创新是一种对于非西方行为体的关怀，是对于他们历史、经历、实践和话语的关怀。“一旦所谓他文化经验和实践得以释放，就会为理论创新，尤其是关于行动逻辑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提供多种多样的营养成分，使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人类知识生产的过程在多元交流和冲撞中释放强有力的原创能量。”[xxvi]

　　笔者也认同作者文章中强调东亚等级秩序的区域国际政治运行特色及乐观预见东亚未来的理论著述和分析新范式的确在国际政治研究与东亚区域研究中有相当理论建树。但是近两年来随着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区域政治军事战略的调整与美国战略重点的东移，东亚地区以中美对抗为特征的大国权力政治意味更加浓厚，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正向新现实主义所预估更加恶化的方向缓慢滑行。近期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大量购买俄罗斯武器等举措已为一些批评家批评为中国逐渐打破在美俄两国之间保持的外交准平衡，而投向俄罗斯的外交举动更是加剧了中美对抗的烈度。康先生重点以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陷身两场反恐战争，中美关系较为和缓的阶段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发展出的超越现实主义、耦合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乐观研究范式由其应有的学理地位和历史意义，但作为用于解释过去、解构现状、预测未来的理论而言还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接受东亚国际政治发展现实的严酷考察与检验。当然，中美两国避免滑向冷战对抗，避免旧式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的动荡，而以各自智慧与能力为人类福祉而贡献与自身体量与历史使命相符合的制度与现实遗产才是两国决策精英与民众应为之共同奋斗的，康先生的实践正是上述要义的体现，也显示出一位学者应有的建树与关怀。

　　六、结语

　　约瑟夫·奈曾经警告，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以康灿雄为代表的知华派学者的相关努力正是疏通中美两国关系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学理尝试。自威斯特伐利亚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悲剧性对抗的宿命循环不断上演，而这是五百年来西方历史经验与时代特征的狭隘产物，本质上说并不具有教条性的学理意义，更没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坚信深受东方传统战略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有智慧有能力践行一条新型国家崛起道路，中美两国也能够在目前斗而不破的战略态势中继续稳步发展两国关系，克服暂时困难，努力调控分歧，将各自积极的文化内涵、国际理念乃至制度创造加诸于未来更加和谐普惠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新体系，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当然，冷静、严谨、客观的现实主义行动策略配合适应新时代与新形势的新自由制度与建构主义谨慎乐观理论架构及相关制度营建才是我们在国际丛林社会中趋利避害、有所作为的王道，这也告知我们，兼具打造硬实力与软实力并施之成巧实力才是大国崛起并护持霸权的题中之义。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政治历史现实的抽象观察与义理提升，逻辑演绎是否到位完整、自洽程度与实用意义是评价理论的关键，理论的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功能成为我们评价相关理论地位之准则。但是在笔者看来，不应对理论的实用性做过多“科学化”苛刻要求，其中“义理高度”也应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正如与现今亚太国际政治现实对比、在许多笃信现实主义的学者看来，康先生的理论正面临严重考验与冲击，但是正是这样的重新思索考量人类丰富情感实践与文化历史书写的理论才是更加丰沛如实乃至写意般地更为全面地具有人文关怀地观察、记录、反思人类国际关系实践乃至文明演进道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与努力尝试。

　　[i] 秦亚青：《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ii] 2004年时，中国拥有的能够应对日本海自的先进主力作战舰船不足8艘，而2014年初，这一数量上升至30艘，这还不包括潜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的快速成长。在美日看来，继台海地区军力平衡打破之后，亚太军力对比早已失衡，解放军初步具备了在一场高烈度局部战争中获胜的能力及相当程度的“反介入/区域阻遏能力”。

　　[iii] 支撑作者理论的经验事实确实展现了21世纪头几年亚太地区较为稳定的局面。如朝鲜半岛南北和缓、中国与东盟关系紧密、中日韩经贸便利化一体化的初步探讨确是当时东亚国政的现实。

　　[iv] 巴里·布赞，张勇进：《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中国国际政治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2年第1期。

　　[v] 笔者发起上述疑问受到本科阶段教育背景的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与基层农村、劳工研究与国际关系、国政研究学者研究视角完全不同，前者多数对于当代及未来中国局势不持乐观态度，或为谨慎乐观。康灿雄先生长期着眼于国家互动层面分析而欠缺基层生态研究也促使其产生充足乐观态度的缘由。而就像美国中情局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两个月前还断定该国局势平稳、一片向好的教训一样，完全抛开国内基层政经社会生态与民意的基础研究而将国家作为简化行为体的宏观分析是有一定理论疏漏的。

　　[vi] “亚洲共同体”又称“东亚共同体”，亚洲一体化先声最早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也显出热情，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2003年以来，中日韩领导人相继提出东亚一体化设想，但在具体细节方面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加之美国外部干预，因此东亚一体化思想一直停留在纸面，双边与多边自贸协定进展缓慢，东亚也成为世界上区域一体化发展最慢的地区之一。

　　[vii] 美国决策层将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比作1885年美国工业总值超越英国的历史意义，对其造成巨大心理冲击。金灿荣认为，每当有新兴大国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七成左右时，美国便会全面加以控扼，乃至通过全面战争以重创对手抗衡美国的基本国家实力。

　　[viii] 对于此康灿雄先生已有最新解释，如其新作《西方之前的亚洲》，便是对其彰显东亚国政宏观理论的细化。

　　[ix] 不过康灿雄最近在美国《国家利益》上也发表文章，承认东亚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军备竞赛，但他认为东亚出现的军备竞赛并不与其东亚等级秩序论和和平发展预期相矛盾。作者认为东亚军备竞赛是一种非传统型军备竞赛，国防费用绝对值的增加更多是一种东亚整体繁荣度增加的表现，不一定是为了制衡中国。此文也引起巨大争论。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56701_2.html.

　　[x]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xi] 阿米塔夫·阿查亚也是关注考察国际关系中亚洲作用，探寻非西方国关理论的重要代表，代表作如《人的安全：概念及作用》、《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等。

　　[xii] 阿米塔夫·阿查亚：《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4期。

　　[xiii] 宿亮：《“天下”取代“主权”：中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青年参考》，2023年第2期。

　　[xiv] 布兰德利·沃马克：《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6期。http://www.1think.com.cn/thinktank/201306/2013061821953.shtml.

　　[xv] 秦亚青：《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xvi] 秦亚青：《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xvii] 悲观论以普林斯顿大学阿隆·弗雷德博格为代表，悲观论者如波士顿大学托马斯·伯杰，提出系统的东亚稳定论。前者认为东亚缺乏战后欧洲类似的结构性稳定因素和体制机制，后者则从防御现实主义出发，认为东亚权力制衡有利于维护现状，尤其是经济依赖使得东亚秩序的稳定和和平是可预期的。

　　[xviii] 转引自花勇：《国际等级体系的生成、功能与维持》，《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

　　[xix] 高婉妮：《国际政治的等级状态?——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1期。

　　[xx] 花勇：《国际等级体系的生成、功能与维持》，《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

　　[xxi] 巴里·布赞，张勇进：《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中国国际政治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2年第1期。

　　[xxii] 同上。

　　[xxiii] 巴里·布赞，张勇进：《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中国国际政治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2年第1期。

　　[xxiv] 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xxv] 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xxvi] 同上。

来源时间：2014/9/27   发布时间：201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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