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传颖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自2012年起，网络安全就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新问题”。但在刚刚落幕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网络安全问题似乎突然消失在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双边对话平台中，中方发布的成果清单对此只字不提，而美方的简报中也着墨不多。似乎在向外界表明网络安全问题在经历了“起诉”中国军官事件后，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恢复了“平静”。

　　但这一切未必真实。一方面中美在网络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消失;另一方面，双方远未就一些关键性的议题达成共识。目前的平静来自于“起诉”事件后，中方强硬的中断了中美网络工作组和其他双边领域的交流，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方一时失去了在双边网络安全议题中的主导权，并且表现出有些不知所措。也就是说此刻双方刻意的避免讨论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为了接下来更激烈的交锋做准备。目前双方手中都还有一些关键的牌没打出来，并且都在积聚更多的牌。对美方而言，“起诉”事件只是开了个头，接下来还可以通过“审判”、“定罪”等一系列动作向中方施压。对中方而言，可以继续利用“棱镜门”向美方施加压力，质疑美方的合法性。可以预见，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较量将会进一步升级。

　　网络安全问题之所以在双边关系中处于关键性位置，其背后隐含的是双方在全球层面的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上的斗争和在双边层面网络战略上的竞争。网络空间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一个虚拟空间，随着网络的渗透度不断加强和新技术的不断突破，空间的战略性地位急剧上升。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权力、利益分配机制和行为规范并没有建立起来。有人认为网络空间建章立制的重要性等同于战后的建立的国际秩序，谁主导了秩序的建立也就会主导今后的国际体系。

　　在网络安全议题爆发之前，中美早就在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中有过几轮激烈的较量。第一次是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俄罗斯联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抵制。该文件认为，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应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多样性等。第二次是在2012年迪拜的国际电信联盟大会上，89个信息发展中国家与55个信息发达国家在将“成员国拥有接入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力和国家对于信息内容的管理权写入《国际电信规则》上发生了分裂，最终信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但这55个信息发达国家也毫不让步，保留了签字权。

　　中美双方在全球层面的争议导致了网络空间建章立制陷入困境，美国因此把矛头直指中国，在双边层面以所谓的“网络经济间谍”向中国发难。但美国特工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向世人展示了美国在网络空间大肆开展网络监控、入侵他国网络空间的事实，打乱了美国网络战略的部署，使得美国一度停止了对中国的施压。直到斯诺登事件过去将近一年的时候，美国开始重新启动新一轮在网络安全领域对华的攻击。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经济间谍罪”起诉五名中国现役军官，使得网络安全议题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此举的重要含义在于美方绕开了外交途径，以国内法律来实现对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实力造成了严重伤害。据笔者观察，第二天召开的美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媒体的提问全部是关于中美网络安全，以至于发言人多次引导记者提问一些其他领域的内容。

　　这一事件中，中方的反应也超出了预期，首先是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机制，随后又扩大到多个网络对话平台;紧接着，推出了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设备采购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不久后，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首次系统地以官方半官方的形式整理和披露美国对中国的长期非法监控，确认了美国监听中国国家领导人，入侵中国电信网络等事实。中方的强烈反制的确打击了美方的嚣张气焰，也使得美方丧失了网络安全议题上的主导权，也使得双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交流对话接近停止，才出现了在第六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都没有把网络安全作为核心议题的情况。

　　客观的说，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争吵并不完全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尤其是对中国来说。首先，美方对华的攻击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一度美国内部制定了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任何高层领导访华或者在多边场合与中方高层交谈都必须要以网络安全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方为了反击美国的指责和争夺主导权在网络领域做了一系列的战略性部署。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和刘云山分别担任副组长，并且下设了一个正部级的办公室。随后，又大刀阔斧的开始了组织机构改革，将国家信息化办公室从国务院新闻办独立出来成为网信小组的实体机构，另外还分别从工信部、中科院整建制的划入了一些司局。另外，一些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也不断开始建立和完善，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网络战略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中方对于网络空间的认知，斯诺登事件向中方揭示了网络对于今后国家竞争力战略的重要性。网络技术创新促成了全球资源大规模重组转移，网络强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轻易的攫取他国的信息资源，并将其转换成本国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竞争力的基础。为了未来国家竞争力之争，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具有颠覆性的网络创新技术。不仅在每年庞大的IT采购预算中优先采购云计算服务，还建立联邦云计算示范工程，并通过一揽子计划鼓励亚马逊、谷歌、微软、IBM等企业在全球获得领先地位，把美国打造成全球数据的存储、交换中心。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可以进一步围绕着“全球介入”能力，打造国家竞争力。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整合，可以掌握原先只有政府才能掌握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敏感信息，谁掌握了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即意味着可以轻易突破其他国家的数据主权。奥巴马政府还特别责成白宫科技政策委员会成立大数据高层指导小组，要求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积极支持“大数据研发计划”。通过对于海量网络数据的分类、加工、转化，增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军事、文化等领域领先地位，奠定了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最后，加大对于民族产业和品牌的支持和发展自主网络技术力量是中美网络竞争过程中给中方最大的启示。中美之争实质是双方在ICT领域全方位的能力竞争。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肩负着维护网络安全和促进信息化在国内应用的两大使命，民族产业和自主技术是完成这两大使命的基石。随着中美在网络领域的竞争加剧，政府加大从财政、金融、技术等领域对一些关键性的新技术领域，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持力度，国内从事网络安全和网络设备的企业股票也一度持续涨停。

　　当然，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两个重要的大国，虽然有着很多的矛盾和竞争，但总体而言，也存在着很多合作的领域。两国的互联网应急响应机构(CERT)之间、公安部与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网络犯罪、信息产业部门在技术合作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合作。鉴于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威胁网络空间自由、有序、发展的威胁不断加大，网络安全的“水桶理论”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如果双方能够本着以“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对网络安全议题实行有效管控，那么无论双方的在网络领域的竞争如何激烈，都不会危及到网络空间和平与发展，这不仅对两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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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7/28   发布时间：2014/7/28

旧文章ID：494

作者：邵育群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来源时间：2014/7/27   发布时间：2014/7/27

旧文章ID：495

作者：傅梦孜  来源：世界知识

　　一叶真可知秋否

　　美国是一个喜欢用特定词汇给别国定性的国家。言论自由，本无可厚非，但一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话语权优势，很容易产生主导性影响，成为外交政策参考甚至依据，并影响 当事国的形象。对相关的国家来说，被定得好时心里当然高兴，而被硬戴上一顶不情愿的帽子，则可能怒目相向。“战略盟友”、“非盟国的友好国家”、“合作伙伴”、“意愿者同盟”等属于前者，反过来，“邪恶帝国”、“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新老欧洲”、“失败国家”等是后者了。

　　冷战后特别是9.11以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更趋复杂与多元，在美国战略制定者心中，一国身份存在多元的可能性，即在这方面可能是伙伴，在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手，即使盟友也不例外。

　　英语中的“hedging”一词，本来更多用于经济、金融领域，近来却引发中国学者不同场合的讨论与揣摸。“ Stakeholder”也是一样，出现在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演说稿后，似乎顿生国际政治含义。

　　记得当年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台“接触”一词时，我们一时搞不清是什么意义其既有“齿轮咬合”、“订婚 ”之意，也有住房分期付款即“按揭”之意　。北京的思想库曾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过。上世纪90年代末，兰德公司又提出“ 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小布什上台前，曾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后又有所谓“融合”战略。最近对华政策新词又纷至沓来。如Hedging(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管理)、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利害共承者)等，意义越来越玄乎，国内开会研讨、撰文解释者同样不少。其实美国学者还有中国学者如王缉思先生等都坦称，在国际体系中，Stakeholder这个词也用于对日、俄、欧盟、印度等，并无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过：中美关系太复杂，难以用一个词来表述。但我们多少对来自大洋彼岸涉及中国的专有用词仍然格外地执着。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在众多国际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美关系“最为深入”不无关系。

　　尽管力量强势国家相对有话语权优势，但中国在崛起，塑造中美关系的能量已然增强。从这点上看，只有当中国的学者享有一定的定义而非复制或解释这种双边关系的话语权之后，才会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真正感知;只有当中国的媒体有更多的原创性新闻、评论而非过多引用与转载别人的报道、画面与观点时，我们的话语权才会有真正的依据。

　　中国与美国正变得同等重要

　　仅仅几年前，“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说法流行一时，但斗转星移，时移势易，这种“一头沉”的状况在变，中国持续崛起积聚的能量与影响日见清晰，美国同样需要中国。要想解决国际社会的很多问题，不仅绕不开中国，而且需要中国发挥协调作用。

　　在经济领域，中美的相互依赖更为突出。虽然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但廉价消费品让美国大众享受到了实惠，有利于美联储平抑通胀的扬升;中国市场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拥有2000多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是美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很多例证表明，中美已成为一对，“连体婴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正如中美关系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一样，中国往何处去，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既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外部世界。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未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轨迹，冷战时期苏联追求的是军事扩张，经济上搞平行市场，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与外部世界如果不是对立至少也是并行的;日本大力拓展出口而关闭外国投资大门，造成日本更依赖外部而非外部更依赖日本(日本十多年经济低迷，而外部世界至少东亚地区几乎没受影响)。中国不断扩大出口，但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源，中国的外资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在全球供应链中已不可割离。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论美国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对华战略或政策，虽可以干扰但并未根本影响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美国的实力同样处于扩张状态。中国的发展没有导致美国的衰落，相反，双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

　　根据佐利克的说法，中国曾经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抗者、边缘者或游离者，现在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准成员，是利害攸关者了。中国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就会越密切，越能成为国际秩序“和平完善”的促进者而非颠覆者。

　　后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关系新范式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中如何相处?如果像米尔斯海默坚持的那样“后起大国总会挑战现存大国不能设想中国届时是一个例外”，中国学者可以反推出“现存的霸权总倾向于遏制崛起的大国”，这只能发酵出一种对抗性心态，无助于双赢局面的形成。

　　中国有“表正万邦”的自律式历史情怀，强调的是培育自身的一种软力量，而不以排挤、挑战任何国家的利益为己任。中国历史盛期，曾视后起的美利坚为“良夷”，照今天的话说是友好国家;而对于一个衰落的近代中国，美国也给予过一定的同情与道义支持，甚至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的发展需要培育地缘经济与文化空间，在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的时代，这种空间更多的是利益而非地理范畴，有交融与共通性，不意味着我进你退，也不可能相互排挤，而是可以同步扩张的。

　　以美国的实力地位，它仍是对世界包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美国期望在“深度互动”中影响中国，就必须显示出更宽大的战略胸怀，以同样负责任的态度尊重中国的重大战略关切，以建设性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发展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如果说中国崛起势必带来挑战的话，那么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中国自己而非别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智慧、耐心与信心，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来克服所面临的一系列内部问题，并通过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来源时间：2014/7/26   发布时间：20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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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ert A. Manning，Barry Pavel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如何阻止中美关系恶化

　　Robert A. Manning，Barry Pavel

　　2014年7月14日

　　在上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上，中美两国官员进行了一年两次的会晤。然而，整个对话的乐观基调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独断行为已使中美关系进入自1989年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尽管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探讨了从气候变化到汇率操纵等一系列林林总总的问题，但两国关系仍然呈现出螺旋式的恶化趋势。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否找到和平共处的权宜之计仍是个未知数。

　　中美关系的轨迹——是发展为以合作为主导，还是以竞争为主导，还是合作竞争兼有——很可能会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走向的核心问题。从相当大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找到一个维持战略稳定的框架。

　　1914年8月爆发的世界大战说明，经济上的相互依附并不能阻止国与国之间走向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防止1914年的悲剧重演，中国政府近来提出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尽管中美双方并没有对这一模式的定义达成共识，但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阳光之乡”庄园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接受了这个提议。

　　在经济方面，美国及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伙伴国与中国一直追寻以避险策略为主导的合作关系。在其他中美两国利益重叠的领域，美国则寻求着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抗衡。诚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意图的恐惧使该地区国与国之间新的安全合作网络颇为活跃，其中包括：日本和印度、印度和越南、日本和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方的合作。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同盟国或安全合作伙伴。

　　更具合作关系的特征是：实现稳定的、更可预测的军事平衡，这一平衡可以通过处理危机和推动相互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会导致两国关系的不稳定。美国政府在2010年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指出了“维护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的重要性。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呼吁与俄罗斯和中国展开高层对话，“旨在推进更稳定、更灵活、更透明的战略关系。”

　　美国和苏联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并经历了几场濒临原子能爆炸事件之后才达成谅解，逐步应对两极格局。然而美国在处理与莫斯科关系的战略处境同处理与北京关系的处境完全不同。

　　尽管与俄罗斯的关系矛盾重重，但是美俄关系的平衡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基于武器的控制布局、基于透明的信息、基于可预测性原则的战略框架，以及中俄协商机制，这些大都是冷战的遗产。与中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美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复杂的、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彼此不是敌对关系，而更像是战略竞争对手。此外，与俄罗斯不同，中美两国在核储备方面有很大的不对等性，尽管目前这一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武器控制方式，也没有建立足够的机制，以协商战略、管理危机、建立互信、形成足以处理风险危机的透明性措施。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寻求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然而北京始终不愿参与对话，并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在核武器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因而拒绝武器控制的提议。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将公开透明看作是强者用来制约弱者的武器，保持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被视作是一种有利而非不利因素。举例来说，由于领土争端问题，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交通力量日渐增强，但是中国始终拒绝建立官方的船对船沟通机制。而在冷战期间，“海洋公约”经常用于避免美国和苏联双方发生海军冲突事件。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核力量、军事力量的扩张及模糊难以判明的军事规模、反空间和网络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武器研发的进程，美国都有所担忧。举例来说，中国正在对其核装备进行现代化更新，暗示其有可能正在大力发展核作战能力。

　　不对称：日渐缩水的中国资本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还未对美国的核储备规模表示出特别担忧，并且对美国在《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下所采取的武器削减行动表示欢迎。在战略对话中武器削减没有必要被提上议程，然而有关核态势的透明度和信心建设却至关重要。中国将美国导弹防御能力——包括真实实力和假想实力——和美国常规全球即时打击能力(仅在发展阶段)看作是对中国报复性的第二打击核能力有效性的威胁。

　　某种程度来说，渗透在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经济、金融、环境、海道安全、核问题、空间与网络等——的突出问题是中美双方共同的脆弱点。例如，损害一方的经济或金融体系会两败俱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核打击能力一直具有脆弱性，美国也是如此。但中美双方各个方面的脆弱程度并不对等，诸如在空间领域，美国比中国更具弱点，但是这种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有些人认为，共同的脆弱性并非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是一种政治选择。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有能力建立一个全面防护的国家级导弹防御体系，该体系能弥补所有漏洞。但目前，美国选择采用的是更加局限的国土安全防御体系。然而，还有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论点认为，这种绝对的刀枪不入、百分百的安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无法企及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且必定引发军备竞争，刺激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对抗措施。

　　支持还是反对与中国维持这种双方的共同脆弱点，美国当局还没有正式表态。然而，从目前的局限性国土防御政策来看，美国实际上还是接受了这种共同脆弱。共同脆弱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存需求，尽管没有在公开场合宣布，但已在私下被认可并执行了。

　　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的要求有哪些，也没有表明需要基于哪些准则之上。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能与中国建立一个为求战略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基础，而且建立这样的基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里将是一个旷日持久、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将要求美国，从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追求对苏的“巨大打击”武装能力，而转向为从美中战略稳定而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准则条约。然而，一个有效基础架构需要双方在相互制约的领域——诸如核问题、导弹防御，以及海上、空间和网络安全等——达成共识。这其中包括开展对话、加强透明度和建立互信等措施。例如，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与中国防御系统的对抗能力进行中美联合技术分析;中美各方核武器运作的透明度的加强。由于对近期最有可能爆发地区冲突事件——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事行动——的担忧逐步升温，亚洲版“开放天空协定”将在考虑之中。

　　近期出版的名为《权利的悖论》一书认为，按照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架构的逻辑来看，正如在核领域一样，类似的、呈上升趋势的中美共同脆弱性同样存在于网络和空间领域。这三个领域是以进攻为主导的(这就意味着，进攻在性质上讲比防御更有效且成本更低)。这个逻辑应该包含对相互威慑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大层面上的相互制约。

　　其中一项对中国意图的测试是在领海权方面。中国与美国、印度、日本以及其他海军力量在打击亚丁湾海盗行动中有过成功的合作。鉴于维护海道安全的共同利益(全球贸易的大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次合作只是个例外而非有前例可循。但海道安全保护的合作值得我们去探索。

　　迄今为止，中国倾向于增强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同美国一样，中国的经济、金融系统和军队都高度依赖于畅通无阻的网络。在网络领域，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升至战略高度——网络攻击严重影响美国的军事能力和基础建设，窃取隐私，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同样地，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群，中国日渐依赖于畅通无阻的空间渠道。在卫星的发射能力及每年运作卫星的数量方面，中国甚至赶超了美国和俄罗斯。但对于中国来说，不对称战争是一个日渐缩水的优势。

　　重要的是，保持美国在亚洲地区持久的威慑力方面，存在着复杂因素。同时，美国需要全面慎重地考虑盟国的利益。但是，与其死盯着中美关系问题的细枝末节不放，美国政府倒不如选择一种更明智的方式，即按轻重缓急来定义中美战略关系。优先处理核问题、导弹防御、对全球公共领域(海域、天空、太空、网络)的使用等问题。《双边投资协定》(BIT) 同样属于这一类问题，因为该协定将确立双边经济规则。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举措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是对那些会利于构筑中美关系的问题给予新一轮的关注将会为最终的成功提供一线希望。

　　Robert A. Manning是大西洋理事会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Barry Pavel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副总裁，以及其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

　　翻译：贺蓉 校对：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stop-the-scary-slide-us-china-ties-10865

来源时间：2014/7/23   发布时间：2014/7/23

旧文章ID：384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克里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致辞

　　约翰·克里

　　2014年7月9日

　　国务卿克里：

　　汪副总理和杨洁篪国务委员，谢谢你们，早上好。今天同你们来到这里令我感到荣幸。我今天要感谢你们所有人，让我们大家有幸来到这里展开这一轮战略对话，并庆祝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的35年外交关系。

　　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当时还难以想见我们两国关系的这种广度，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我们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来到这里致开幕辞。这有力证明了此次对话的重要意义。我们明天将与他会晤，有机会进一步探讨已讨论过的问题。

　　去年我受到国务委员杨洁篪的邀请，有幸来到这里，这是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会晤并开启两国关系的地方。这很好地提醒我们要谨记我们力争取得成果的重要性，坦白地说，还要谨记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取得成果的重要性。

　　回顾1972年，两位领导人的握手，引领了美国同中国的接触交往。两双手，两位领导人跨过巨大的分界线会晤。今天，实现两国伙伴关系的所有承诺的能力掌握在我们所有人手中。因此，我要欢迎中美两方代表团的各位其他成员。我特别高兴能同财政部长雅各布、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商务部长彭妮·普利茨克、能源部长厄内斯特·莫尼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一起来到这里。

　　事实上，来到这里同你们进行这轮对话的代表团实力，本身就有力地突出说明了两国共同繁荣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展开良好合作，以吸引贸易、促进贸易、给两国带来投资及促进商贸活动和创新。我们的共同安全取决于真诚努力的付出，以了解各方利益及意图。因此，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荣幸，还是一种责任。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承担的责任。

　　我已经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刚才谈到的一种大国关系，一个新模式。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新模式不是以言词来界定的，而是以行动界定。这个新模式将以我们能够共同做出的选择来界定。因此，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接下来的这两天，分享你方和我方代表团这几年来积累的相互交往经验。

　　我还想向你们强调，每次我来北京访问，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我相信都得到了增强和更新。事实上，我能从我自己的家族中欣喜地看到同中国的联系。我的祖父出生在上海，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年少岁月，他的父亲当时在中国从事商贸。我个人永远不会忘怀的是，作为一名参议员，我最早对中国进行的几次访问中，其中有一次是在1994年带领马萨诸塞州的企业高管代表团来访。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卫星接收器、建筑工地及布满天际的吊车，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有待发掘的非凡活力。

　　片刻之前，我听到习主席谈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而我在放眼浦东时已亲眼看到这个景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里还是一大片稻田，而如今已变成一座规模与香港相当的城市，这是对中国令人难以置信能力的有力见证。

　　今天，中国的兴起显然已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这是我们正在亲历的，而不是我们期待未来将会发生的。这就像浦东的摩天大楼，或是北京这里以及你们全国各地不同风格的壮观建筑一样显而易见。你们的历程，是宏大的诗篇。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有一点最为突出：我们两国各方的成功都与对方利害攸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模式。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奥巴马总统以及所有代表我们国家来到这里的人，都不相信这类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是可避免的。这是一种选择。因此，今天上午在这里，我同汪副总理、杨国务委员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有我国大使、前参议员马克斯·博卡斯一道，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坚定地选择和平、繁荣与合作之路，是的，还有竞争之路，但这不是冲突之路。当美国和中国相互合作时，我们两国都将获得极大的惠益。因此，我们都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关系，一种大国关系，一种让我们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并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的互利互惠关系。

　　现在，我想要强调的是——昨晚在晚餐会上交谈时我曾提到过——当我读到有关美国和中国的一些评论时，当我听到一些所谓的专家与我们谈论我们的关系时，他们之中有太多的人认为美国正试图以某种方式遏制中国，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区所作所为是针对中国的。今天，我向你们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中国的出现，为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决定在世界事务中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当我们出现分歧时，不要将它说成是一种全局战略，这是在某个具体选择上的分歧。我们应继续发挥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需要明白，我们的选择对地球上所有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奥巴马总统向今天在这里的美国和中国代表团发表书面致辞，致辞中写道：“我们应该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向世界表明，即使处于像我们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也仍决心以合作来界定整体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坦诚处理分歧的同时，我们需要围绕共同的挑战、相互的责任以及共同利益来发展我们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都继续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我感谢习主席在今天的讲话中极其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们两国将就一系列双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挑战交换看法。我们关系的深度明显地体现在范围广泛的战略轨道议程中，不论是为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而努力、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还是在苏丹、南苏丹和阿富汗增进和平。当美中之间发展积极的、开放的、建设性关系的机会增加时，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机会也将进一步增加。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的前景密不可分。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可能把全球化这个精灵重新收入魔瓶之中。我们应当做的是学会如何管理它。我们必须控制其最恶劣的影响，并发掘其最好的潜能供所有人利用。如果中国能成功重整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便将从中受益，我国经济也是如此。这正是中国向一个消费驱动型及市场型经济迈进的重要原因。

　　归根结底，衡量我们成功的真正标准将不仅仅是我们两国是否实现了增长，而是如何实现增长。这正是我们为深化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关系而切实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领域。在上一次访问中国时，我亲眼看到了当我们共同努力时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我们参观了北京的福田-康明斯联合清洁机车设施。我看到了我们不仅是在改变使用及生产能源的方式，还看到我们正在创造工作机会，正在制造清洁机车，并且在增强我们的经济。

　　作为气候变化问题工作组的工作之一，我们已经发起了5项行动计划，集中精力处理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关键动因。就这样，我们逐步将侧重点从折中妥协的困境转向清洁能源未来必然到来的现实。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能源政策。而且，从市场角度来说，能源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场。因此，正当我们两国在寻求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就业机会，拥有更健康的社会、更清洁的空气和未来长期更好的能源安全机会的时候，我们两国也共同享有能源这一巨大的经济机会。

　　事实是，为我们的能源政策所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不是踩刹车，不是限制经济增长，而是带动了经济增长。它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我们将在这两天进行这一轮对话的重要意义是再明确不过了。我相信，接下来的两天将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将在5年来所取得对话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迈进。而且，尽管我们存在着分歧，但我们两国都具备找到共同点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建设今后几十年的繁荣前景，同时增强稳定与繁荣可能性所需的根基。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承诺我们将遵循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期待同你们一起界定的路线，这不仅仅是在今后两天，而且是在今后共同的年年月月中。

　　谢谢你们。(掌声)

　　雅格布·卢部长：

　　我希望向习近平主席、汪副总理、国务委员杨洁篪及同僚表示我们的谢忱，双方为此竭诚努力——为使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获得成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习近平主席刚才指出，自35年前美国和中国开始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已超出任何人的意料。去年，美中贸易为5,200多亿美元，是35年前仅30亿美元贸易额的200倍。

　　我们举行第6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共同目标是提高两国工人和国家的经济机会。作为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双方都需要依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使工人和公司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相互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在于通过研究和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开放的市场、建设更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在更大程度上避免陷入危机。

　　在去年6月的历史性会晤期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同意按照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建设性地处理分歧的原则建设双边关系。他们的承诺标志着美中关系达到一个重要阶段，有机会共同努力建立有关的行为规范，使我们两国、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都从中受益。

　　大国有责任迎接这项挑战。我相信两国具备必要的灵活性和决心实现两国总统的设想。在美国，经济复苏在2013年继续增强。过去52个月以来，美国工商业创造了970多万个新工作，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长的工作增长时期。6月份的就业数据说明，我们自2000年1月以来第一次看到总就业增长连续5个月超过200,000的数据。当然，大萧条情况严重，仍然有工作需要做。但是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加强复苏。我国经济和我国人民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毅力和意志。

　　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经济改革，认识到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我们欢迎这项承诺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个繁荣的中国以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方式实现增长将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与平衡增长做出贡献。我们支持中国允许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更依靠家庭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向市场决定汇率的方向努力是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期待与中国一起努力深化中国的金融改革，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美中双边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走向。两国需要继续在经济合作的领域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应对挑战。我们并非处处都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远远超过整体双边关系面临的个别挑战。

　　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为双方产生了重要的显著成果。我坚信，我们将在第6轮战略对话期间继续取得具体的进展。我们期待今后两天付出勤奋、相互配合和真诚的努力，以应对面临的挑战，为继续与美国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谢谢诸位。(掌声)

　　译者：小米

　　文章原标题：http://www.voanews.com/content/kerry-remarks-at-6th-round-of-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1953824.html

来源时间：2014/7/23   发布时间：201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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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吉社、齐皓、刁大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2013年的美国内政外交与中美关系

　　2014《美国研究报告》总报告撰写组*

摘要：2013年第二任期以来，奥巴马政府并未摆脱府会分立、政党极化的政治窘况，国内有关联邦财政债务上限、政府关门、监听丑闻、医改的争议愈演愈烈，这直接制约了奥巴马的政策议程，使其政策导向呈现出明显的“内向化”趋势。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反恐战争、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乌克兰局势等方面都更多倾向于减少国际承诺、将责任与负担转嫁给全球和地区盟友、从而维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形象，即“多边收缩”的战略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引导下，美国开始更多通过外交而非军事手段“管理”在国际和热点区域中的困境。在中美双边关系上，习奥“庄园会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两国在过去一年中实现了更为丰富而高层次的合作，政治、经贸、军事等方面的交流更为务实而直率。在奥巴马政府持续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压力下，中国周边地区安全议题愈益复杂，这也考验着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互相尊重的承诺与分歧管控的能力。

关键词：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政外交，中美关系

Inwardness :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in 2013

Abstract: Confronted with the partisan polarization and divided government in his second term, President Obama has struggled with issues such as federal debt ceiling, government shutdown, NSA scandal, and Obamacare controversy. The political stalemate forced President Obama to take a inward turn in his political agenda. Under such contex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inclined to reduce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by withdrawing its troops in Afghanistan, reaching the Syria chemical weapons deal, negotiating an interim agreement with Iran over its nuclear program, reacting cautiously to the Ukraine situation. By doing so, the United States passed the responsibility and burden to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allies to maintain the U.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mage. This is called “multilateral retrenchment” strategy. With the guidance of this strateg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eferred diplomatic rather than military approaches in manag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For the part of Sino-US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route mapped out by the "Sunnylands Summit", the two countries achieved a lot extensive, and pragmatic high-level cooper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other issues. Meanwhil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not only further complicated the security issues involving China, but also posed challenges for the two countries’ commitments i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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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7/15   发布时间：20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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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中)周二与美国官员游览长城。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财政部长雅各布·J·卢(Jacob J. Lew)连同诸多美国官员，本周在北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时，会面临异常纠结的美中关系——此时两国正经受着前所未见的战略竞争，而双方似乎都没有心思改善这种局面。

　　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习近平主席“一人说了算”的领导风格。中国和美国专家透露，他在做出重大国家安全决策时，似乎不怎么咨询他人的意见。他的政策意在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

　　中国针对美国的两大盟友日本和韩国展开行动;在南海突进，于是威胁到海上自由航行;并突然在日本附近海域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分析人士说，这些举动都反映出习近平对于中国在亚洲应有地位的认识。

　　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最初的目的是让两国对困难的话题进行磋商取得共识。然而在今年的会议中，中美两国对于计划商讨的议题的进展，所抱的期望都很低。

　　最有前景的似乎是达成一项双边投资协定的努力，中国去年就同意对这项协定启动谈判。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一表示，两国很快就会针对在两国消除外来投资限制开始举行磋商，例如减少华盛顿实行的针对中国对美国的大额投资项目的国家安全审查。

　　美方官员透露，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一年前在加州“阳光之乡”(Sunnylands)庄园会面时，达成共识要向前推进的一个领域——向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施压——也从议程中消失了。

　　中方决定把如何消除朝鲜核武器的问题，与其他更大的问题挂钩，如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抱负。这些官员透露，数月前北京方面也暂停了就该议题展开的工作会议。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对听众表示，在美国的要求下劝说朝鲜放弃核武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说法反映了双方的分歧。

　　对于中国，习近平做出决策的基础是，他对“中国强大的国力与军力”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表示。时殷弘有时也会向政府提供建议。

　　“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就意味着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他说。

　　习近平认识到奥巴马只是一个跛脚鸭总统，这也促使他更倾向于在南海和东海议题上“推进、再推进”，时殷弘说。

　　在由七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中，习近平的地位最高，而且其他成员似乎并不插手外交政策，时殷弘透露。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会听取军方的建议，但“决定由他来做”，时殷弘说。

　　另一位中国学者形容，习近平像是常委会里的“皇帝”，手下有“六个助手”。因为言辞坦诚，这位学者要求匿名。

　　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与前任胡锦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述学者透露，后者会与常委们共同做出决策。不像习近平，胡锦涛与中国军方的关系颇为疏远。

　　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他们相信在“阳光之乡”会面后，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决策都出自习近平一人之手。

　　习近平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风格，愈发把要在不透明的北京官僚体系中摸索方向的奥巴马政府置于险境。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由习设立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受到大肆吹捧，但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更多关注的是对内而非对外的政策。

　　按照通常的权力等级安排，前外交部长、前驻美大使、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应该是习的首席外交顾问。中美分析人士说，胡锦涛执政期间，戴秉国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因此也成为许多美国官员首先想到去联络的人物。

　　但杨洁篪显然没有和习建立那么密切的关系。

　　看起来习器重的是王沪宁，中共中央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此人几乎跟习形影不离，每次都坐在中国代表团的领头位置，上周习近平前往韩国首都访问时就是如此。

　　被一位中国学者形容为“充其量只是个文胆”的王沪宁，在政策上的偏好鲜有人知。一位前美国官员说，在以前资历还较浅的时候，王沪宁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跟美国官员握手，交谈时也很戒备。

　　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李维亚(Evans J. R. Revere)说，海军上将孙建国似乎也得到了习近平——或者至少是政府高层——的垂青，会对外传达主席的策略安排——用仅限亚洲国家的地区安全框架来取代已经沿用60年的美国盟友体系。

　　上月在北京，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孙建国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对习的亚洲新秩序构想进行了激情澎湃的演绎，在这个秩序中，中国位于中央。

　　时殷弘说，当前北京和华盛顿往来的负面基调，不太可能因为本周的对话而有什么改观，甚至在奥巴马离开白宫前都不会。

　　“我不认为双方有扭转这种趋势的意愿，”他说。

　　Bree Fe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经雷、王童鹤

来源时间：2014/7/9   发布时间：20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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