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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暨“中美合作与地区安全”学术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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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2014年第二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于8月26-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召开。“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学术交流机制。该论坛旨在通过国内美国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活动，促进美国研究领域青年人才的学术成长，增进不同单位青年学者间的学术合作与创新。本次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美合作与地区安全”，除来自上述三家单位的青年学者之外，本次论坛还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单位的青年学者参与此次论坛学术活动。与会学者围绕“美国实力地位变化与影响中美合作的国内因素”、“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交流。

　　美国所所长郑秉文、美国所党委书记孙海泉、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出席并主持了本次论坛的相关学术研讨活动。本次青年论坛取得一定成果，获得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肯定。

来源时间：2014/8/27   发布时间：2014/8/27

旧文章ID：468

石婧、陈柯旭：中美欧援助塔吉克斯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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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婧、陈柯旭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中美欧中亚援助理念各异，政策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符合中美欧共同的利益要求。出于“反恐”的共同需要，中美欧都选择了塔吉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的重点援助对象。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2013年5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小国平等关系典范，在中亚地区具有示范意义。而塔吉克斯坦凭借其紧邻俄罗斯、中国、阿富汗的地缘位置以及境内充足的水资源等引起美国和欧盟关注。因此，选定塔吉克斯坦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一、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现状

　　据塔方公布的资料，1992-2011年，美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总计超过9.84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发展经济、促进民主以及卫生、教育和安全等领域。其中，1997年以前的援助主要是人道主义援助。塔吉克斯坦内战结束后，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进行了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大大减少，而和平与安全援助有所上升。进入21世纪，塔吉克斯坦因在“反恐”战争中的重要地缘位置受到美国重视，2001-2002年间，它从美国所获得的援助也随之大幅增长。2003年以后，美国财政预算因伊拉克战争变得十分紧张，其对外援助总额也有所下降，但对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援助在2004年仍有所上升。“颜色革命”失败后，为减轻中亚领导人对“颜色革命”的担忧，除2005财政年度有较大的缩减外，2006财年以后的几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见表1)。不过，美国近两年削减了对中亚的援助，如2012年预算向中亚提供1.128亿美元援助，比2011年的1.306亿美元下降了13.6%。2012年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最多，美国对此解释称，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向议会民主制过渡，在机制改革和经济促进方面都需要美国的帮助。就塔吉克斯坦而言，它对美国的阿富汗“反恐”行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其提升边界安全和防止极端主义，打击毒品走私以及改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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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主要分布在和平与安全、公正民主治理、经济增长、用资于民和人道主义援助五个方面，其中，除了和平与安全项目由国防部和能源部负责管理以外，其它都主要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以下是近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和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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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与安全援助：1992-2008财年度，美国向塔提供的和平与安全援助总计为1.042亿美元。这些援助由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等机构管理和分配，具体涉及综合威胁削减援助、对外军事援助、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防扩散反恐排雷、和平伙伴、缉毒以及跨境犯罪援助。

　　公正民主治理援助：随着塔吉克斯坦独立媒体的产生，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帮助塔方起草或改进媒体立法，培训媒体管理者和记者，还帮助塔吉克斯坦创建了国家独立大众媒体协会，支持地方电视节目类的地方媒体业务。再则，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就塔吉克斯坦制定和实施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律提供支持，比如在塔吉克斯坦30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中有60%都是在美国支持制定的相关新法规下获得合法身份的。此外，美国还帮助其修改了地方政府政策，培训地方官员改进治理技巧和服务能力，也有一些加强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稳定的项目。

　　经济增长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为塔吉克斯坦农民培训现代技术和水资源管理及灌溉技能，同时也向公司传授食品加工、包装和营销技能，还帮助推进塔吉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国家以及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用资于民：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帮助塔吉克斯坦应对多种健康危机，协助其相关机构提供有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注对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的预防，向相关高危人群实施救治以及保障安全用水。基础和中学教育也是其关注对象(见表4)。人道主义援助：根据塔吉克斯坦官方公布的数据，在2001—2011年间(2008年除外)，美国一直居援助国之首。美国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集中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突发性医疗救治方面，也包括心理支持，预防水源性疾病，提供救济和过渡性安置物资，恢复基础设施服务等。

　　二、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现状

　　1992-2011年间，欧盟通过各种方式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5.64亿欧元。欧盟对中亚援助最初是通过对独联体国家技术援助工具(塔西斯计划)来实施的，1991-2006年，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资金为6925万欧元，主要用于人道主义救援和粮食安全。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援助重点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入21世纪，2002-2006年，欧盟通过“塔西斯计划”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的援助大幅上升，占中亚受援国的首位。2007年，“塔西斯计划”被“发展合作工具”(DCI)取代，援助总目标也调整为扶贫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7-2013年欧盟对中亚各国的援助情况为：哈萨克斯坦7400万欧元，吉尔吉斯斯坦1.062亿欧元，塔吉克斯坦1.28亿欧元，土库曼斯坦5300万欧元，乌兹别克斯坦7060万欧元。塔吉克斯坦位居欧盟对中亚国家援助首位。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EBRD，也译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6-2010年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1.12亿欧元的贷款。以下是2001-2011年，资金总额及项目变化情况。

　　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塔吉克斯坦主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ECHO)，之后在“塔西斯计划”(TACIS)下提供技术援助，并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关注塔吉克斯坦农村发展和减少其贫困，涉及边境管理、毒品防控以及欧洲人权和民主倡议计划(EI-DHR)等。2007年发展合作工具(DCI)取代“塔西斯计划”后，其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重点是社会保障、卫生、农业私营部门发展、公共财政管理及支持塔经济市场化转型。当前有超过165个援助项目，主要涉及民主、良治、制度改革、行政能力建设和能源利用。消除贫困是欧盟对塔吉克斯坦双边援助计划的第一支柱，占欧盟2002-2006年中亚援助战略的60%，双边援助的第二大支柱是针对行政、法律监督改革，包括外贸投资政策、民间团体治理等。在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在双边援助中份额最大(在2007-2010年间占6600万欧元)，援助主要集中在社会保护、部门计划、技术和私有企业发展，资金由公共财政支出以提高塔吉克斯坦人民生活水平。塔吉克斯坦在边境管理和控制毒品、教育、水资源和环境、人权和民主、非国家行为体和中小企业发展、灾难防御等领域还接受地区或专项援助，如提供特别支持(2008年能源危机之后)和“全球食品设施”项目。为了避免重复，欧盟对塔双边援助还制定了一个“联合国家支持战略”(A Joint Country Support Strategy)框架，以便与其它捐助者紧密合作，更有效地满足塔吉克斯坦政府发展议程的需要。可见，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广泛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突出的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社会保障和医疗领域。

　　第二，农业和农村、贸易和私营部门发展。

　　欧盟以往对农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上，目前更加关注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随着2008年世界食品价格的飙升，欧盟将塔吉克斯坦纳入其“全球粮食基金”援助对象。欧盟也注重营造塔吉克斯坦的商业环境，帮助制定战略框架、法律法规框架，增强政府改革执行能力，创造便利的财政平台。塔吉克斯坦的经商环境已从2010年的世界第149位跃升为2011年的第139位。

　　第三，治理和公共财政管理。2007年以来，欧盟就通过增强宏观财政政策和资源的战略分配以及提升运作效率等方式改善塔吉克斯坦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该领域的援助属于预算支持拨款，总体目标是增强塔吉克斯坦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宏观经济支持项目和塔西斯计划下的技术援助以及近期的“公共财政管理现代化”(200万欧元)、“公共财政管理和机制能力发展”(300万欧元)等项目一起对塔吉克斯坦财政部的预算规划能力的提升产生了巨大作用。以上主要是欧盟近几年来对塔吉克斯坦的双边援助情况。为了应对中亚地区性的组织犯罪问题、贩卖人口问题、毒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问题、移民问题、边界管理和交通设施建设等问题，欧盟还提供地区援助项目，自然也覆盖到塔吉克斯坦。主要包括地区可持续发展(能源、环境和企业合作网是该领域考虑的优先次领域)、教育、科学、双边人民交流活动，法治、边界管理、关税和打击犯罪这几个领域。

　　三、美欧对塔吉克斯坦援助对比及启示

　　美国和欧盟(前身为欧共体)都是从20世纪中期前后就开始了对外援助活动，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政策、援助机制、援助工具、资金分配、项目监管各方面都比中国更为系统。因为援助理念、援助目标和政策的不同，他们还是存在差异。这些对中国发展对外援助具有重要启示。

　　(一)援助机制

　　从援助机制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有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机构，各种援助的管理政策和机制都比较系统，并且相继建立起了项目监管和评审体制。美国的对外援助主要由专门管理外援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来分配援助资金，项目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是私营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大学及其他营利性公司。欧盟的援助资金主要通过欧洲发展基金(EDF，由欧共体预算外的成员国自愿捐助组成)和发展合作工具(DCI，由欧共体预算拨款，由外部关系总署(RELEX)管理，由欧洲援助办公室执行)两个金融工具实施。EDF和DCI在中亚的援助是无偿援助，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提供商业贷款。欧盟驻第三国使团具体负责以上资金支持项目的执行工作。另外，除了双边和地区援助，美国和欧盟都为援助中亚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通过国际组织扩大援助渠道。此外，美国和欧盟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互相配合，广泛参与了在中亚的援助活动。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私人基金会的数量和资金上升很快。近年来，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数量从1990年的32000个上升到2000年的56000个。据保守估计，每年的捐赠大约在350亿美元左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3.5倍。这些私人捐助机构都设立了国际援助项目，涉及保健、教育和环境等援助领域。欧盟是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合作协商能力较强。欧盟中亚援助十分关注与其他援助者合作，避免重复援助并汇集资源重点援助，使援助更有成效。欧盟越来越重视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如欧洲投资银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前两者已积极地参与到欧盟援助项目的中期审核过程中，并参与到对中亚地区援助战略文件和指示性计划的评审中，欧盟也参与到世界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政策对话中，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对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短期或中期信贷措施给出建议。欧盟为了协调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建立了援助者协作理事会，出台了“对塔联合国家伙伴战略”。此外，欧盟与成员国之间也建立起了协调机制，如在法国和德国主导的法治倡议、意大利主导的环境和水资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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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制方面，中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国尚无专门对外援助的机构，且部门之间职责也十分笼统。中国没有指导性的对塔援助政策，对外援助多是因领导人对外许诺或他国申请而展开。至于对援助进程的监管、援助项目的后期服务和效果反馈以及与第三方的合作方面更是不足。在今后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中，中国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上述方面的好方法，着力建设和完善对外援助机制。

　　(二)援助资金

　　从援助资金来看，美国和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多为无偿援助。人道主义援助是无偿援助的典型形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都是人道主义的，而美国在“九一一”之前对其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塔吉克斯坦方面数据显示，2002年其共接受了1.07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援助国有：美国(占37.1%)、拉脱维亚(占25.8%)、印度(占3.7%)、德国(占3.1%)、荷兰(占1.9%)等国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中国不在其中;2010年共接收到8461.7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援助国有美国55.6%，哈萨克斯坦9%，俄罗斯5.2%，德国4.7%，中国只占0.7%。中国对塔的援助多为政府优惠贷款，这多少给那些对中国不满和充满敌意的人和国家留下话柄，例如一些别有用心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就散布中国对塔援助是在进行经济扩张，将中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的一些低息贷款项目扭曲成中国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致使部分塔吉克斯坦人民对中国表示不满。有偿援助相比无偿援助而言，当然是后者更受欢迎。为了避免误解，中国除了在援助理念和援助政策方面要加强宣传外，还应就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行更为合理的援助资金分配，适当增加无偿援助的份额。

   (三)援助领域

    从援助领域来看，美国和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都很宽泛，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经营性援助项目非常少;另一个是立法、司法等上层建筑的援助，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援助是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以及营造社会繁荣所需的条件，例如法律法规的透明度等。他们认为这些领域的援助不但有助于普及西方价值观和实现其长期利益，也有利于受援国的长远发展，同时还能争取民心。此外，美国和欧盟在塔吉克斯坦是地区和双边项目同时推进，既有对地区层面普遍性问题的重视，又有对塔吉克斯坦国家特殊性问题的关照。美国和欧盟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没有独立的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援助项目，而反恐战争打响后，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援助占据相当比重。其次，美国民主领域援助项目投放更多，欧盟更加关注减贫、农业、贸易、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医疗领域。另外，相比美国，欧盟的项目设计更富有层次感，更加全面、细致，非常务实，符合塔吉克斯坦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单一，主要在经济领域。作为新兴的大国，中国在根据实力增加援助的同时，也应拓宽援助领域，将重点援助与普及援助相结合，才能收到最好的援助效果。

　　(四)援助理念

　　从援助理念来看，美国是战略型援助的代表，其对外援助政策是为全球战略服务的，总会附加严格的政治经济条件，将援助与外交战略目标直接挂钩。在20世纪90年代，塔吉克斯坦对美国而言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因此其一直处于对中亚援助的边缘地位，主要都是一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开启，与阿富汗接壤的塔吉克斯坦一跃成为反恐的前沿阵地，美国对其援助直接翻一倍，领域也全面拓宽。“九一一”事件一发生，布什政府便向国会提议，对那些协助美国开展反恐战争的国家取消军事援助限制和武器出口限制五年，同时取消的还有贸易限制。因此，虽然塔吉克斯坦在人权和民主化方面仍有不良记录，但也包括在被取消国之列。不过中亚“颜色革命”后，美国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调整以前过于露骨和功利的军事和民主输出援助方式，向经济发展和关注民生方面调整。但美国始终把维护自身战略利益放在首位，往往容易忽略受援国的真正需求。

   欧盟对外援助同美国一样，也附带有政治经济条件。援助的给予与否、继续与否直接与这些条件是否被接受和具体的执行情况挂钩。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非常理智地把带有西方色彩的价值观念置于“发展”这一总框架内，并更加重视消除贫困与促进发展等问题。把欧盟陆续出台的两个战略文件《2002—2006援助战略文件》和《2007—2013援助战略文件》的目标进行比较，就能看出欧盟在中亚地区援助上进行的调整：注重中亚国家稳定的现实需求逐渐超过了欧盟在中亚促进民主人权的目标;安全与能源合作逐渐优先于交通领域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2007—2013年，教育超越能源和运输项目成为欧盟资金投入最多的地区项目。

　　总体来看，在美国和欧盟的共同努力下，塔吉克斯坦独立之后逐渐走上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离美国和欧盟的目标还很遥远。比如在人权目标上，塔国的人权记录仍令美国和欧盟十分不满：政府机构、安全部队折磨虐待被拘留者，骚扰难民的事情时有发生;审判不公常态化;言论、集社和信仰自由流于一纸空文;政府常打压为难非政府组织;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仍普遍存在。不过，美国援助最为关注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注重受援国的现实需求和文化传统，比如美国在向塔提供援助时不合时宜地提出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结果增加了塔吉克斯坦社会危机的风险。美国自身也认为他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成效是有限的。更具“民事能力”和合作协商能力的欧盟，不像美国那样锋芒毕露，对塔吉克斯坦援助也不像美国那样围绕战略目标大起大落。虽然欧盟对塔吉克斯坦援助是在2003年12月16日双边伙伴合作关系签订后才明显升级，全面展开。但欧盟项目监督体系表明，欧盟在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成效是显著的，80%以上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从塔吉克斯坦对欧盟的认同程度也可以看出欧盟的援助效果：塔吉克斯坦政府日益重视欧盟的作用，已视欧盟为塔吉克斯坦国家转型进程中值得信赖的亲密政治伙伴，塔吉克斯坦领导人多次提及，欧盟是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参照体。

　　中国强调各国不分强弱、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各国都有按照本国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走符合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力。因此中国不谋求通过援助将塔吉克斯坦纳入本国势力范围，也就不会使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的援助基本上是出于单纯的经济目的，在“平等”和“互利双赢”原则上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由中国外交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定的，是中国“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等文化传统和政治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从而也使中国的对外援助独具特色。这与美国、欧盟援助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中国独特的援助理念，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援助达到了邓小平提倡的“少花钱、多办事”的效果。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扩大了中国在塔的影响力，提升了双边贸易，两国贸易额自1992年建交初期的275万美元跃升至2010年的近15亿美元，尤其是最近五年，双方贸易额增长了15倍。同时，援助帮助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2011年3月，美国盖洛普研究中心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关于世界各国政治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塔71%的公民支持中国政策，针对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的这一数据分别是47%、47%、44%、39%、34%。当然也有部分民众受到他国误导，对中国援助存在不满。因此，中国在今后的援助中除了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外，还要努力吸取美欧的长处。

　　石婧：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柯旭：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

来源时间：2014/8/25   发布时间：2014/10/12

旧文章ID：47

外媒对习近平出访拉美的解读——《中美印象》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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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外媒对习近平出访拉美的解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7月17日至23日出访拉美，主要外交行程包括：出席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二次访问拉美。

　　习近平出访拉美的成果

　　据法新社报道，习近平此次出访对拉美国家展开了魅力攻势，归纳起来主要成果有以下几点：

　　1.与巴西签订多项贸易合同，包括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签订价值32亿美元的E190客机采购协议、就两国在铁路和船运项目中进行合作达成共识、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三年内向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发放50亿美元的贷款等;2.与地区领导人进行会晤;3.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拉美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4.为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提供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5.建立5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合作。此外，金砖国家峰会的“金砖五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协议，同意成立初始资金500亿美元的“新发展银行”，旨在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持。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拉美地区的极大兴趣。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出访标志中国在拉美地区正在取代美国的重要位置。除在政见上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和拉美国家近年来的贸易合作也非常可观，去年双方贸易额高达2616亿美元。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及其影响力

　　《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巩固了拉丁美洲作为其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中国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进口石油，从智利采购铜矿，从阿根廷获得大豆，从巴西购买铁矿石。中国给该地区贷款很明显倾向于自然资源领域。尽管数据不完整，但根据中国-拉丁美洲金融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2005年至2013年间，给予拉丁美洲将近100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85%用于基础设施、能源与采矿。目前最大的一笔贷款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去年在该地区投资额高达150亿美元。世界银行在2013财年划拨该地区的金额是52亿美元，除中国以外的外国商业银行借贷的金额约为170亿美元。一些观察家担心中国银行在放贷时对环境标准的要求过于宽松，然而，拉美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能否获得贷款并且希望贷款的数额能够提高。对于金融市场不那么稳定的拉美国家来说，他们欢迎来自中国的贷款。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文指出，2013年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给了150亿美元的贷款，较之2012年增长了4倍，但少于2010年的370亿美元。这些投资减少了拉美国家对美国和西方金融机构的依赖，但是一些分析家和政府官员担心，中国在这一区域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会引发新的依赖关系。拉美地区对中国的依赖主要集中在金融和贸易领域。根据中拉经济公报的数据显示，拉美地区几乎百分之十的出口是针对中国的，在十年前，这一数据仅为百分之二。大部分出口集中在铁矿、铜矿，以及大豆领域，相反，中国的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正流向拉美市场。这种贸易不平衡导致商品价格下滑，危及到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农民和矿业公司。除此之外，对环境和人力资源的担忧也日渐加剧。圣保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Alberto Pfefer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对拉美国家进行援助，是想获得农业和矿业商品，以保障其国内市场的供给和出口，从长远来看，旨在对拉美地区实施政治影响力。中国想一步一步从拉美获得它想要的一切。”

　　Worldcrunch网站刊文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究竟是利是弊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通过采购原始材料，中国使得拉美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大宗商品。墨西哥和巴西抱怨中国制成品在全球范围的出口放妨碍了他们本国的制造业出口。墨西哥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去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70亿美元的商品，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60亿美元，贸易赤字高达510亿美元。巴西同样害怕中国的进口会导致其工业缩水。自2005年以来，来自中国的贷款中有85%被用于对矿业、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支援，对环境的关注明显不足。与其他国际机构不同，来自中国的贷款缺乏对环境影响的约束条款。拉美国家也许已经对中国的贷款、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需求产生了依赖，而中国正逐渐取代西方国家在这一区域的地位。毫无疑问，拉美有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不能放弃机会，但是在决定投靠一个没有民主、没有媒体自由的超级大国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困境

　　在中国与拉美关系持续升温之际，一些分析人士却看到了其背后暗藏的危机。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陈懋修(Matt Ferchen)于7月16日撰文指出， 中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外交原则是尊重他国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投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些做法在拉美深受好评。然而，即使是在2004至2011年中国-拉美经济关系蓬勃发展期间，南美出口商对于向中国出口矿产、农业以及能源大宗商品已经开始表现出担忧，担心会日益依赖中国。虽然像巴西和阿根廷这样商品丰富的南美国家很乐于见到中国成为其重要的商业与外交伙伴，但这些国家中仍有部分人担心与中国的新合作会对本国经济结构以及竞争力造成影响。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智利、秘鲁以及委内瑞拉，则对中国抱以过高期望，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对于其矿物以及能源产品的需求会源源不断，这样的想法使得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对自身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过于理想化的预期。 即使是在中国-拉美关系繁荣发展时期，中国对南美铁矿石、铜和大豆的需求不断攀升并保持历史高位的收购价格，这些国家也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与扭曲的预期。近几年，此类担忧有所加剧，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期望落空以及忧虑情绪增加，中国经济的放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拉美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以及价格的下滑。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有明显“干涉”过任何一个拉美国家的内政，但中国的影响已经使得这些国家希望与忧虑并存。此外，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下个十年关系发展的重点应为如何建立更加深入、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的贸易、投资和外交关系。对于未来中国与拉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走向至关重要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创新型合作，这也需要具有全球化思维的新一代中国公民的实践。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3日发表评论(译者注：陈懋修Matt Ferchen)称，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春天对东亚和东南亚盟友的访问之旅，习近平对危机四伏的左派中坚古巴和委内瑞拉，以及负债累累的民粹主义阿根廷的出访凸显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战略联盟”实际上麻烦重重。习近平的出访，尤其是对委内瑞拉的访问，非但不能突出中国在拉美的实力，相反会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石油上。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和委内瑞拉扩大了他们在石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中国进口的石油大约有6%来自委内瑞拉)，但远远低于中国的期望。即便在查韦斯在世的时候，中国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PDVSA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在马杜罗执政时期，委内瑞拉政府日渐下滑的民众支持率，以及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已将中国领导人的担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查韦斯去世前，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反对派可能会上台执政，但是现在，这种不安情绪主要集中在对现任政府执政能力的担忧上。但中国能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可能在习近平访问古巴时找到。古巴与委内瑞拉在经济、安全，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是古巴领导人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习近平前往古巴肯定会讨论他们对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能做些什么的话题，这反映了中国在拉美以及其他地区制定外交政策的困难程度。这种理想化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难以成为指导中国与政治或经济动荡的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准则。诚然，在此次习近平对危机四伏的拉美伙伴(包括易怒的阿根廷)的访问中，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宣布新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投资项目，以及发展合作贸易，进一步加大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高风险赌注。

　　中国与拉美关系升温对美国的影响

　　作为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必然会引发各方对中国、美国以及拉美这“三角关系”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南华早报》8月6日发表政治分析师邓聿文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副主任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的文章称，习近平为期9天的拉美之行对中国的区域战略和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来讲意义重大。习近平此行使得中国与拉美之间的互动不再仅限于经济方面，同时也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从而最终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并对抗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中国相信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旨在牵制中国在东亚势力的增长。随着压力的增大，北京的一些战略家呼吁采取回避战略并加强中国与除欧盟和东盟以外其他国家的联系。因此，中国深入到美国的后院拉美。为回击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国面临两个选项：一是硬碰硬，在一切领土和贸易争端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在一切国际事务上与美国意见相左;二是与之合作，分担全球和区域管理事务，中国可以借此向美国表明损害中方利益就是损害其自身利益。第一个选项很可能会引发冲突，而第二个选项中国具备条件去实现。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加强以及金砖国家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有助于向美国证明，中国是一个越来越有价值的竞争者。

　　路透社发表文章指出，在奥巴马的第一任任期内，美国政府对拉美地区有所忽视，而中国却在该区域发展迅速，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如今，美国对拉美重新燃起了激情，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会在拉美重演其在非洲所取得的成功。中国已经以一个仁慈的合作者的姿态活跃在拉美地区，而非像历史上西方国家所表现的那样对拉美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拉美地区。美国在拉美地区面临着对该区域进行过干涉的历史问题(可以追溯到1823年的门罗主义)，以及现如今仍将贸易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然而中国在该区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该区域的发展仅仅只考虑商业因素。美国国家对话组织主席Michael Shifter评论说：“拉美希望得到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这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与美国的关系伴随着更多的附加条件，而与中国的发展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利益上。他们在目标和战略上有各自的落脚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议程。拉美对美国和中国都表示欢迎。”

　　编译：贺蓉

　　文章来源：

　　1. http://news.yahoo.com/china-leader-signs-brazil-deals-latin-america-trip-212656159.html

　　2.http://www.economist.com/news/americas/21600686-china-lends-disproportionately-countries-lack-other-options-flexible-friends

　　3.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mericas/2014/0714/Latin-America-has-power-to-reshape-relations-with-China-but-will-it-use-it

　　4.http://www.worldcrunch.com/business-finance/china-039-s-latin-american-empire/financial-crisis-economy-investment-xi-jinping/c2s15847/#.U-n6DbDlqP8

　　5.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4/07/16/china-latin-america-relations-creative-engagement-versus-non-intervention/hg6e

　　6.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E2%80%99s-shaky-latin-american-liabilities-10863

　　7.http://blogs.reuters.com/great-debate/2013/06/12/the-looming-u-s-china-rivalry-over-latin-america/

　　8.http://www.scmp.com/comment/article/1567006/chinasties-latin-americacounter-us-rebalance-policy

来源时间：2014/8/22   发布时间：20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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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茹：试析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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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茹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5期


    [内容提要]中国国内出现了构建包括中美韩在内的“中美+X”机制的主张，韩国朴槿惠政府有意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机制，中韩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契合点。本文从中美韩三边关系背景、三方各自的立场与考虑及合作难题入手，考察三边合作与对话设想实现的可能性，认为建立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存在一定困难，但中国仍应主动运筹中美韩关系，实现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中美韩关系三边对话前景

　　[作者介绍]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朝鲜半岛、亚太安全和国际战略问题。

　　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了构建中美日、中美韩等“中美+X”机制的政策主张，期望以此丰富中国外交布局，谋求中美关系及中邻关系良性互动。有学者认为，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等小多边对话既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又可以缩小亚洲大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重大裂痕。

　　还有报告指出，“中美+X”模式，对于缓解地区安全困境、塑造地区新均势、共同治理地区安全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中美韩三边应在朝鲜半岛危机管理、推动朝鲜和平利用核能、保障核安全以及共同遏制日本政治右倾化方面进行协调与合作。

　　与此同时，韩国朴槿惠政府积极开展平衡外交，巩固美韩同盟、加强中韩关系，有意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机制，中韩在政治与安全合作方面出现了契合点。相较于冷战结束后受到广泛关注的中美日关系，中国国内对中美韩关系的讨论才刚开始，目前将中美韩作为“中美+X”机制之一泛泛而谈的多，尚缺少对其本身发展的具体分析。是否存在着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拟从三边关系背景、三方各自的立场与考虑、合作难题等方面就此进行探讨。

　　一、中美韩关系的新现实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成为众多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与邻国的政治、安全关系进展有限，“并未从根本上侵蚀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与安全伙伴根基”。

　　中国周边邻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东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这种二元格局对美韩的战略行为产生影响：美国“扬长补短”，突出安全优势，弥补经济短板，谋求重振领导地位，“推回”中国影响;韩国则采取“两面下注”政策，在中美夹缝中争取更大回旋空间，中美韩关系的联动性增强。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进入21 世纪，中韩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 年的315 亿美元迅速增至2013 年的2289亿美元。同期，美韩贸易额也在增长，但其增速远不及中韩贸易，仅从536 亿美元增至1038 亿美元，不及中韩贸易额的一半。2001 年至2013年间，韩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从12%上升到26. 1%，同期对美出口依存度从20. 7%下降到11. 1%，“一升一降”态势明显。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并维持至今。与密切的经济关系相比，中韩在“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的交流合作却发展缓慢”。政治上，中韩保持了高层交往势头，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缺乏实质内容;军事安全上，中韩开展了军校交流和军方高层互访，但“军事互动更多是促进中韩政治关系的总体气氛，而非解决具体的安全问题”。

　　中美关系也存在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政治与安全关系滞后的问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2013 年中美贸易额为5624. 5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由于两国经济总量很大，中美贸易额虽远高于中韩贸易额，但谈不上美国对华产生贸易依赖，如2013 年美对华出口只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7. 7%。在中美日、中美韩、中美澳、中美印等“中美+ X”关系中，中美关系可视为每组三边关系的常量，因此本文更聚焦于中韩、美韩两组双边关系对三边关系的影响。

　　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现象明显。李明博任内中韩贸易总额从2008 年的1683 亿美元上升到2012 年的2151亿美元，对华出口依存度从21. 7% 上升到24. 5%。 但同一时期，韩国积极与美国构建“全面战略同盟”;加入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PSI)，主办多国防扩散海上演习; 在反恐、反海盗、阿富汗、气候变化、发展援助、伊朗核问题等地区和全球议题上配合美国，分担责任，如2010年重新派兵进入阿富汗、举办G20 峰会，2011 年举办第四届“援助效率高层论坛”( High –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2012年举办核安全峰会等。美国顺势拉紧韩国，书面承诺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与韩国建立外交和防长级别的“2+2”机制，同意延长韩国自主研发导弹的射程等。美国甚至用指美日同盟的“中流砥柱”( linchpin)一词来形容美韩同盟，称其为“维护亚太乃至全世界稳定、安全、繁荣的中流砥柱”。

　　韩国认识到对华、对美关系中存在的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脱节问题，努力推动经济与安全两个“轮子”协调前进。一方面，加强中韩战略沟通。2008 年12月，中韩外交部门启动副部级战略对话;2011 年7 月，两国国防部启动副部级国防战略对话。另一方面，夯实美韩经济联系。2004年中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韩国内开始担心对华经济依赖的政治后果， 转而通过市场多元化分担风险，对冲中国影响。韩国对美韩FTA 谈判态度转向积极并于2007年签署协议。为推动美批准FTA 协议，韩国竭力强调这一协议的政治意义。李明博总统表示，“由于中国因素，美韩FTA将对亚洲地区有积极意义。中国在本地区军事、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影响，我们必须予以考虑”，“美韩FTA 将成为美国新亚洲政策的关键”。 2010 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韩国因而担心若中韩发生政治冲突，与中国经济的密切联系可能使其受到胁迫。 2012 年3 月，美韩FTA 生效。

　　中国对韩国及其他周边邻国经济影响力的大幅上升也引发了美国的反应，包括强化双边同盟，加大对华安全防范，插手东海、南海争端，制造中国周边邻国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巩固安全优势;采取措施扭转其经济影响力下滑，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设定高标准，批准美韩FTA，维护美韩经济联系，等等。

　　2013年以来，中美韩领导人分别实现换届或连任，中韩、美韩、中美关系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中韩关系达到“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自贸协定谈判提速;政治和安全关系改善，朴槿惠总统提升了中国在韩国外交中的排序，打破韩国总统先美日、后中俄的出访惯例，在访日前先行访华，显示了对发展中韩关系的重视。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中韩就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制定了行动计划。2013 年11 月，杨洁篪国务委员与韩国国家安全室长金章洙首次举行对话; 12月，中韩司局级外交安全对话启动; 双方领导人沟通顺畅， 2014 年1月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朴槿惠生日，表现了中韩关系的热络程度。中方对中韩关系一年来的发展十分满意，对朴槿惠本人的辛勤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美韩关系延续了李明博执政时期的合作势头。2013 年5 月，朴槿惠访美，并在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美韩发表《纪念美韩同盟60周年联合宣言》，重申同盟的重要性。双方在对朝政策上步调一致，发表“应对朝鲜挑衅计划”，加强反导合作。韩国对华贸易额超过对日和对美贸易额总和，韩因而优先推进中韩FTA和中日韩FTA，一度对参加TPP 兴趣不高。但近期，韩国提出了加入TPP 申请，显然有发展韩美关系的政治考虑。

　　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2013 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开创了两国高层交往的新模式。双方就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中美在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有所加强，“棱镜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事件的冲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简言之，中美韩间三组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推动三边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契机。

　　二、中美韩三方立场及考虑

　　三边对话与合作包括三种情形：三边合作、三边对话、三边既有合作也有对话。迄今，中美韩尚未建立任何官方三边对话与合作。伴随中美韩关系的发展变化，构建对话与合作机制成为因应三边互动新现实的政策选项，但中、美、韩三方的态度不同。

　　韩国对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总体积极。2013年7月，韩国政府首次举办中美韩“一轨半”战略对话，但中、美派出的代表级别较低。韩国推进中美韩三边对话既有现实需要，也有长远考虑。一是解决朝核问题。韩国专家认为，中、美、韩是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最重要的国家，三国对话与合作有助于预防冲突，提高解决问题的成效。朴槿惠总统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中美韩合作。在“六方会谈”停滞的情况下，推进中美韩三边合作有助于推进半岛无核化。

　　相比美国强调以美日韩三边合作应对朝鲜事态，韩国更青睐中美韩三边合作。二是增强战略自主性。韩国处于中美夹缝中，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推动中韩、美韩关系平衡发展有助于扩大回旋余地。韩前驻华大使李揆亨表示，“韩美同盟和韩中关系并不是二选一或是具有相互替代性质的关系。韩美同盟虽为韩国外交的基础，但韩中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韩美同盟关系。对于韩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轴来说，两者一样重要。”

　　韩前外长金星焕表示，若只能在中美之间选择一个国家，这对韩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最为严峻的考验，无异于一场“噩梦”。

　　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已成为韩国战略界的共识。他们认为韩国与美、中的关系不必陷入零和博弈。 “对韩国来说，中美两国都不可或缺，韩国不想处于不得不二选一的境地”，“韩国希望美国在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同时，一道发展中美关系”。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涉藏、涉疆等问题上，韩国谨慎应对，不愿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韩国学者提出，韩国的战略选择是，既挖掘美韩同盟的作用，确保韩国在朝鲜半岛、区域、全球的应有地位，又切实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与中国的多层次战略网络。

　　三是统一需要。历届韩国政府都将朝鲜半岛“统一”作为最高目标。随着韩朝综合实力差距拉大，韩国在争夺统一主导权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处于攻势。在统一问题上，韩国对华有特殊的合作需求。韩国认为，只有让中国确信统一的韩国不会与中国敌对，才能实现半岛和平统一。

　　对韩国来说，中美韩对话与合作有助于其推进统一，又不脱离美韩同盟框架，也有利于减轻美国对中韩密切政治联系的疑虑。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韩对话与合作态度模糊。奥巴马第一任期积极推动三边合作，美日澳、美日韩合作取得进展，美日印三边对话启动，也一度积极推动中美日三边合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挑战。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议举行中美日三边对话。对于中美韩三边对话，虽曾有美国专家提出将建立中美韩论坛作为运筹三边关系的选项之一，

　　但迄今未见美政府对此公开支持。但是，美派代表参加中美韩“一轨半”战略对话，表明美不排斥中美韩三边对话。

　　美国的模糊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盟国因素，主要是担心日本反对。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日韩关系冷淡时期，美国顾忌日本的反应。对于朴槿惠政府举办中美韩三边对话的动向，日本表达了“不愉快”。有日本学者甚至提出，如果韩国试图撇开日本建立中美韩三边合作机制，日本应联手美国挫败这一构想。

　　二是次区域因素，奥巴马政府的关注重点从东北亚转向东南亚。小布什政府对于构建次区域东北亚安全机制较为热衷。在2005 年8月中美战略对话、2006 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美国均提出此问题，并就东北亚安全机制原则草案提出了具体建议。时任国务卿赖斯提议，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将是“向地区安全论坛迈出的第一步”。

　　奥巴马政府则将参与和构建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着力点转向东南亚———加入东亚峰会、建立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机制、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发起“下湄公河流域合作倡议”，等等，对在东北亚发起新的对话机制兴趣下降。三是中国因素，美对华心态复杂，担心举行中美韩三边对话对中国更有利。奥巴马政府优先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等同盟范围内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以及美日印三边对话，其主要意图是拉拢盟国和朋友共同防范中国崛起。若建立正式的中美韩三边对话，可能模糊盟国与对手的界限，削弱美在亚太地位。在“六方会谈”停滞的情况下，美国转向依靠美日韩三边合作应对朝鲜“挑衅”，加强三方情报交流与反导合作。总之，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挑战，并主要依靠同盟体系应对中国崛起，缺少构建“中美+X”机制的紧迫感。

　　中国一些专家学者从并行推进周边外交和对美外交出发，主张建立包括中美韩三边合作和对话的“中美+X”机制。中国周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同盟体系的存在，加强周边外交必须考虑美国因素。同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始于亚太，而亚太地区中小国家众多，发展中美关系也必须考虑邻国因素。“中美+X”机制是针对不同邻国而提出的一系列对话与合作机制。2013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外交开局良好，外交思路推陈出新，提出了“中国梦”、“命运共同体”、“义利观”、“亲诚惠容”等理念;

　　外交实践更加积极有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均取得进展，还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工作座谈会，部署未来周边战略;成立国安委，加强顶层设计;外交风格刚柔兼济，强调底线思维，不惹事，也不怕事。在此大背景下，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作为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交布局的新尝试，与中国外交的进取精神相一致。

　　三、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三大难题

　　推进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可以从气候、核电、救灾、能源等敏感度较低的领域入手。然而，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绕不开朝鲜、日本和美韩同盟三大问题，它们既是三边合作的难题，也可能成为合作的增长点。一是朝鲜问题。韩国将朝鲜问题作为中美韩合作的最主要领域。但在朝鲜问题上，美韩与中国之间存在几方面的立场差异：其一，在如何实现弃核目标上，美韩认为中国对朝影响最大，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加大对朝制裁，甚至断粮、断油;中国则认为需要正视朝核问题的根源，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同时要求各方承担共同责任。其二，美韩希望与中国讨论朝鲜政权突变问题。如， 2008年秋金正日中风的消息传出后，美智库报告提议中美韩讨论应对朝鲜政权不稳的突发事态; 2013 年12月张成泽事件后，美韩呼声再起，但中国一直反对讨论这一敏感议题。其三，美韩总是将中朝关系与半岛其他事件挂钩。中国学者认为，维护中朝关系有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符合中朝两国利益，也符合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韩国则担心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大肆渲染朝鲜对华经济依赖。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韩国不满中国“袒护”朝鲜，指责中国“纵容”朝鲜挑衅，甚至有韩国专家将中朝关系视为韩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存在着三边合作的可能性，但核问题并非中朝关系的全部，中国顾虑中美韩三边合作对中朝关系的影响，这是导致中国官方态度谨慎的主要原因。

　　二是日本问题。近年来，日本推动政治和军事大国化，谋求摆脱二战体制束缚，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安倍政府加快推动修宪和安保政策调整，推出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文件，增加军费开支，采购先进武器，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打基础。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府大开倒车，否定侵略战争。对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走向，本可通过中美日三边对话进行讨论，但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正常的双边对话已被迫中断，推进三边对话更是困难重重。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韩均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也表示“失望”。开展中美韩对话与合作，有利于牵制日本右倾化。但是，中美韩三国对日本的政治和安全发展走向存在根本分歧：

　　美国对日发展军力采取纵容态度，不关注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动向，只担心日本与邻国关系恶化影响美亚太战略的实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明显偏袒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中韩立场基本相同，但面对美国的压力，韩国不愿公开与中国联手对日本施压。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军力发展，日本问题可能成为中美韩三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三是美韩同盟问题。这一问题与朝鲜问题直接相关，也涉及中国利益。在相当长时间内，美韩同盟将继续存在。美国将继续把美韩同盟作为介入亚太事务的抓手之一。美国在亚洲投送军力的能力、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塑造以及该地区未来的稳定都有赖于美韩安全关系的演变。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内一些专家重新审视美韩同盟的价值，主张将美韩同盟纳入应对中国崛起的轨道。美国智库发布的报告提出，“美韩应将管理中国崛起作为同盟的基本要素”，“在与中国的危机或冲突中，韩国的帮助是美军进入西太平洋的重大资产”。

　　有专家主张，应将美韩同盟视为维护亚洲民主与和平的基石，以及“塑造中国”的核心要素，鼓励韩国在亚太补充日本的作用。近年来，韩国国际地位提升，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但美韩同盟仍将是韩国最根本的安全依托。从地缘战略看，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于维护韩国家安全、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必不可少。由于韩国与其他大国存在历史恩怨、现实猜疑、领土争端等问题，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助于缓解韩国压力。从军事上看，与美结盟有助于韩国获得大量美先进武器、军事技术及军事情报信息，提升韩军作战能力。美国智库对亚洲9

　　国专家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哪个国家将在维护亚洲和平上发挥最大作用”这一问题上，韩国选“美国”的专家比例最高，为94%。李明博政府时期，美韩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朴槿惠政府延续了李明博政府的对美政策，欢迎美亚太政策，称“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有“相通之处”。

　　在美韩同盟的作用和指向问题上，中国与美韩存在分歧。中国主张新安全观，认为“美韩军事同盟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产物”，“不能用冷战时期的所谓‘军事同盟’来看待、衡量和处理当今世界或各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鉴于中国与美韩存在分歧，有必要加强信任措施，可仿照俄罗斯与北约对话机制，建立中国与美韩同盟对话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中美韩对话也可视为中国与美韩同盟的对话。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知易行难。尽管中韩有意愿，但要说服美国不容易。即便三方达成共识，如何开展有效的对话与合作仍面临艰巨挑战。尽管如此，中国仍需从推进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出发，增强运筹三边关系的意识，并从加强中韩双边政治与安全合作做起。在美国的亚太盟国中，韩国不同于日本和菲律宾，美韩同盟也不同于美日同盟。美日同盟的影响是地区性的，是美国插手亚太安全事务的主要倚靠，美韩同盟的影响则更多局限于东北亚，其与中国的矛盾是局部性的，且韩国外交正在从对美“一边倒”向对中对美外交均衡的方向转变。朝鲜半岛双方同日本右翼势力矛盾突出，是对日本右倾化的重要牵制力量。尽管中韩对朝政策存在分歧，但放眼亚太，中韩矛盾并非主要矛盾。朴槿惠政府希望推进中韩政治与安全合作，是发展中韩关系的有利条件，中韩可探讨加强合作的具体路径。中国也应积极推动朝韩和解，降低韩国对美韩同盟的需求。中国还需从大国外交出发，推进中美在亚太的良性互动。在日本右倾化加剧、谋求突破二战后秩序安排的情况下，中美加强合作、维护二战后亚太秩序的紧迫性增强。

　　在构建官方的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可从非官方的渠道做起，目前已出现了中美韩智库和大学组织的三方对话会;也需维护现有多边机制，挖掘潜力。“六方会谈”增进了中美合作，深化了中俄、中韩关系，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仍应维护“六方会谈”机制，并思考拓宽“六方会谈”议题，以东北亚合作带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运筹中美韩关系过程中，也需兼顾中朝韩关系的平衡、继续推进中日韩合作。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势所在。中国需以政治理念和战略框架统领经济合作，在中美韩关系中继续深化中韩、中美经贸合作，夯实三边合作的基础。

来源时间：2014/8/21   发布时间：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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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印象》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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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德利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Stephen J. Hadley

　　2013年10月11日

　　这个星期，国际咨询公司Rice Hadley Gates的总裁、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大西洋理事会主席斯蒂芬·哈德利，在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演讲。

　　新型大国关系

　　我们国家很多人对过往75年来的美中关系一直存有误解。他们认为美中关系与冷战大有关联，而冷战是以20世纪后半叶美苏关系为特点的。但是，在中美两国交往的过程中，中美从未在冷战的战场上针锋相对，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在将来的战场上碰面。相反，当我们从今天的有利视角望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两国关系将以合作为主题，避免冲突的发生。

　　当两国都在追求自身繁荣发展的国家目标时，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实现本国目标的能力都遇到了同样的全球性问题。

　　· 全球经济复苏依旧迟缓

　　· 羸弱的全球金融体系需进一步改革

　　·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剧烈的天气突变

　　· 不断增加对能源安全、食物安全、水资源安全的需求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恐怖主义、海盗、跨国犯罪

　　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同时，如果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没有取得成果的话，任何一方也难以实现繁荣发展的国家目标。

　　这一基本事实促使中美两国共同合作，引领其他国家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这同时也会抑制两个国家做出可能威胁双方合作的对抗行为。

　　这一基本事实，也为美中两国构造“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两国首脑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峰会上曾讨论过这一新型关系模式。

　　今天，就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讨论：

　　·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 “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实现的基础是什么?

　　· 什么最有可能威胁“新型关系”的实现?

　　· 为了加强实现中美之间“新型关系”的可能性，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我认为是：

　　· 美国接受中国成为“和平崛起”的世界性力量。

　　· 中国接受美国保有在亚太及在世界范围内持续稳定的力量存在。

　　· 相互承认，彼此的繁荣昌盛符合对方的最大化利益。

　　· 相互承认，另一方的成功不会形成一场“零和”博弈，而是形成“双赢”局面——即美国的成功有利于中国崛起;中国的成功有利于美国兴荣。

　　· 双方保证，建立基于共同利益、互惠互利、互相尊重，并以合作为主导的双边关系。

　　· 一同合作管理两国有不同和分歧的领域，不使这些分歧破坏双方合作关系，导致对抗和冲突。

　　对于定义“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对中美两国持有切乎实际的看法。“新型关系”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将会放弃本国利益——或是简单地在每个议题上屈服于对方的意愿和需求。很多时候，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在某些议题上也达不成共识。我们一直在竞争市场、竞争资源、竞争影响力。双方也在一直预防着对方潜在的敌对行为。而且，谁都不会放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分歧会产生。

　　如果我们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将是中美关系的主题。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同合作，处理目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同时，我们将协同处理双方的分歧，不使这些分歧破坏双方合作关系，导致对抗和冲突。

　　二、 “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实现的基础是什么?

　　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以来的“大国”关系，对这一观点我们有理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部分是因为导致大国对抗的一些传统因素已不存在于中美关系中。例如，中美之间并无领土争端，也无竞夺殖民领地的冲突。中国和美国也都不是19、20世纪意义上的领土扩张大国。

　　更重要的是，既存大国(美国)并没有奋力排挤、孤立或是镇压新型大国(中国)。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恰恰相反，即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但是，事实能够证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往的30年里，中美经济纽带紧密相连。两国贸易总额从1981年的50亿美元飞涨到2012年的536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最大的进口源国家。美国支持中国加入重要的世界组织。此外，近年来的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明确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的中国存在。如果美国仅是寻求包围、孤立、镇压中国的话，美国就不会这样做了。

　　同样的，至少现在，中国并没有寻求取代美国或是成为世界霸主。因为一个良性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但是一些中国邻国理所当然会担心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国会压制它们。所以，为使邻国和美国消除疑虑，中国应摆出更好的姿态，表明中国意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与其他国家对抗或发生冲突。

　　对中美不会发生对抗冲突观点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一些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中缺少的新元素。

　　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经济、财政、贸易领域互相依赖程度加深。双方都是各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像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东亚峰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些组织促使中美两国不以对抗或是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外交、经济、贸易方面的纷争。事实上，任何借助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会弄巧成拙。因为，这种方式会威胁到中美两国经济、贸易、金融的密切关系，而各方的发展都需依托这层关系。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当中国渐渐浮现出世界性强国的面貌时，中美之间会出现利益趋同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来充满分歧和争论的议题可能逐渐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

　　例如，中国起初将知识产权保护看作是由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强加的限制条例。但是，中国在近期的安纳伯格庄园的峰会上表明，现在中国将知识产权保护看作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以追求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

　　当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时候，中国支持更自由的贸易、更开放的投资以及对市场推动力负责的货币的出现。高速发展增加了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而合作是长期稳定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

　　在海域使用权、航行自由、和平通道议题上，同样的合作演变过程也会发生。中国海军从海岸巡逻武装力量转变为远洋舰队，而后者负责保护海航线、保护从世界各地运往中国的贸易和自然资源的流通。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中国在海洋议题上的立场逐步与美国作为全球海洋实力的立场越发匹配，海洋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另一合作领域。

　　两个国家也开始关注在管理网络威胁方面进行合作的利益。当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复杂时，会像美国一样，将逐步依赖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像银行系统、电子网格、运输网等。网络对这类基础设施的攻击会破坏双方的经济发展——这也间接促进中美两国一同合作，找出防御这类基础设施免于攻击的最佳方法。

　　三、什么最有可能威胁“新型关系”的实现?

　　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两个最大威胁，一是中美两国都缺乏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二是两个国家军事方面——尤其是海军——存在的潜在冲突。

　　二者之中，如何获取公众理解和支持会是目前面临的更严峻挑战。如果任之发展而不管，两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为了夺取国家统治地位而产生对抗，也很可能使得中美关系趋于“零和博弈”。但是，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双赢”合作模式，才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心要点。

　　美国人习惯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由于领导世界是负重担，有些美国人对此觉得疲累了，开始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提出质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愿意看到与之对等力量的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人必须要明白， 中美两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全球问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这会让美国更强大、更繁荣，美国人民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中国人民或许会将“新型”大国关系看作是美国压制中国的行为，把中国牵扯进国际义务和责任的迷网里，并让中国担负重担。至少中国的某些人会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阻止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地位应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一致。中国人必须要明白，让他们相信，中美两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全球问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中国要想达成其目标，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的国家，为其全体人民带来更美好生活的话，这是唯一的道路。

　　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大威胁，是两国军队间潜在的对抗——尤其是其海军。这种对抗至少在海洋上可能导致军事冲突——如果不会扩大的话——这将危害两国关系大局。

　　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就要快速提高两国军队间的透明性和合作程度。这会降低由于误解、误判或偶然事件导致的军事对抗或冲突的危险。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进步，但仍然不够。而且，这样的合作需要免于受两国政治关系起伏的影响。但是，当政治关系愈趋紧张之时，中国一方或美国一方却中断军事对话与合作。这是完全错误的回应方式。在政治紧张时期，两国的军事接触反而应该增加，而非暂停。

　　要避免军事对抗或冲突，也要求两国接受一些基本的现实。

　　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即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军事实力也会随之扩张，其海军也会越来越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承担起全球使命。但是，这实际上可能是美国的机遇，因为拥有更多实力的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一起——可以承担起某些监控和保护全球海上航线的重任。

　　就其本身而言，中国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军队和海上力量会继续部署在亚太地区，以支持我们现存的盟国关系。但是，我认为这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件好事。中国的邻国越来越对其军事力量的增长感到不安，而这将使他们放下心来，更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四、 为了加强实现中美之间“新型关系”的可能性，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第一，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两国必须将合作置于中美关系的核心。如果两个国家要达到他们各自的国家目标，享有和平、繁荣、稳定的未来，那么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二，两个国家需要改善有关双边议题的危机管理模式及争端解决机制，用以阻止争端的发生，避免打乱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维护两国关系的整体局面。

　　第三，两国需要拓宽并深化双方的经贸与投资关系，并将其真正置于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中美双方可自由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

　　第四，两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管理在国家资源方面(特别是食品、能源和水资源)的竞争。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开展合作或并行开发，避免恶性的竞争开发。

　　第五，两国应尝试着确定三到四个引人关注的合作项目，引起两国公众的注意。这将彰显中美合作对两国人民的重要价值。我的建议如下：

　　· 环境领域事务——如推动一个联合项目，来改善一个美国城市(如洛杉矶)和一个中国城市(如北京)的空气质量。

　　· 公共医疗方面的事务——如共同发起倡议，根除某种重大的儿童疾病。

　　· 能源方面的事务——如联合研发新技术，以开采中美两国的页岩油气资源。

　　· 太空事务——如共同领导一次国际太空探测行动。

　　最后，两国都得接受一个事实，即便在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下，双方仍会做出对方不乐意的事情，而且都会将其视为侵害本国利益。举例而言，美国会继续在全世界捍卫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因为我们相信，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国家，不仅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而且长远来说也使国家更稳定。

　　五、结论

　　如果两国能齐心协力，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潜在威胁，并且采取措施强化这种关系，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能在中美之间真正实现。如果确实如此，这对两个国家、两国人民还有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件好事。

　　编译：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s-china-a-new-model-of-great-power-relations

来源时间：2014/8/19   发布时间：201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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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中国之我见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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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克文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评论

　　(2014年7月9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并作演讲，以下是演讲中文翻译稿)

　　自我初次来到中国生活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清晨我乘车去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记起初来乍到的那天。彼时这个机场仍被唤作北京机场。驶在高速时，我注意到右手边通往机场的老路。如今，它是条两车道的小路。而三十年前，它却是唯一通往机场之坦途，路上还满是马车，驴子，以及偶来的骆驼。老机场是解放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成的，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遍布中国各地，颇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特传统。然而，当我和夫人以及九个月大的女儿杰西卡最初到北京的时候，去的却是安装了全中国第一条行李运输带的“新航站楼”。实际上，“新航站楼”装了两条行李传送带，一条供国内航班使用，另一条则供国际航班使用。

　　我还记得那时我独自驱车在北京的自行车海。交通畅通得很，几乎没什么车，除了正在路上行驶的难得一见的红旗轿车——它们严实的灰棕色车帘隐匿着车内坐着的国内外显赫人物。

　　我记得我第一次访问人民大会堂是陪同澳大利亚大使与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见面，还记得他很耐心地向前来拜访的“洋人们”解释在中国确立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1984年我初来上海时的记忆与之类似。与北京不同，虹桥机场还没有安装行李传送带。在下飞机的混乱人流中，我们只能从一辆小推车中捡起行李。从机场到我们领馆所在的静安宾馆的路是条小僻径。那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还是外滩边的那些老房子。

　　记得我们第一次与汪道涵市长见面是在上海大厦共进午餐。汪市长把我带到窗前，指给我看黄浦江边点缀外滩的殖民时期的老建筑。他说上海的改革开放进程已落后于全国，也感叹文化大革命带给上海的巨大破坏。他告诉我邓小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上海的发展，还请我们国际友人也要来为上海的发展添砖加瓦。

　　我也还记得五年后再回到上海，在朱镕基市长的陪同下参加市政府举办的宴会——就在当时市政府所在的旧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厦。在宴会上，上海政府宣布成立浦东经济开发区。我们放眼窗外，黄浦江对岸可见的只有一些旧工厂、废弃建筑和一片沼泽。那时我们想江泽民和朱镕基大概是在做梦吧。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在做梦——也许那正是早先的“中国梦”——与习近平主席今日所倡导的“中国梦”一脉相承。而今日浦东足以证明：梦想可以成真。所以你们应该能明白，当我在三十年后再回到北京和上海，我对这些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所有的独特审视和由衷体会。

　　过去三十年，我来中国百余次。我也在中国生活多年，还在上海出任过几个月的澳大利亚代理总领事。我曾以多重身份来中国：学者、外交官、商人、议员、外长和总理。而如今，我仅仅是一位国际公民。在过往的三十年里，无论中国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我都能够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中国。基于这些原因，我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及国际局势总体持乐观态度。要知道，悲观不难，难就难在理性审慎的乐观——那是大有裨益的。

　　你们是清楚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判断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法。一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一些人愤恨中国的崛起。许多人欢迎中国的崛起。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有三段论：第一，概述为何我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乐观的判断;第二，说明为何我们仍需对未来的数十年间和平之维护持有足够的谨慎态度;第三，阐明我认为能够推动和平稳定前景的正面举措，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列出有可能出错的负面清单就了事。

　　乐观的原因

　　在书写20世纪世界历史时，邓小平将会被记录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设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为了让愿景变为现实，他勇敢地做出艰难的政治和政策抉择，正如在1976年和1978年那些困难时期里，他所做的那些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抉择。35年以后，他的梦想即将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有时想，一些针对中国的最为尖锐的评论家应当适时思考，若是没有邓小平，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纲领没有改变，中国极易成为一个巨大的“朝鲜”：闭塞、落后、贫困、意识形态浓重，且可能颇具侵略性。但邓小平选择了为中国改革开放，而那之后一切都已不同。对此，我深表敬意。可以说，邓小平以及追随他步伐的几代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前进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是完人。他不是。没有一个政治改革者是完美的，因为妥协在政改中不可避免。那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完美的。她不是。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我的祖国也不完美。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如你我研习中国历史之辈可见，中国的发展走向绝对是积极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持续提高，尽管发展不匀;中国人的个人自由远超以往，尽管某些限制尚存;诚如斯言，中国现在是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新浪潮之源，不再只是一味复制他人创新成果之地;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现而今，中国的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尽管一些地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感到紧张，但事实是中国并未部署军事力量以威胁侵略其邻国。与欧洲殖民势力相反的是，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即便其军力足够强盛时，中国也鲜有对外使用武力。这些事的发生都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审慎的政策协商、规划和执行的结果。

　　当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国的未来面临许多挑战：收入不均、腐败、环境的可持续、气候变化;以及向基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城市化而不是三农主导的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还有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正如我们在北京和乌鲁木齐街头，还有昆明火车站不幸所见的;以及因为战略误判可能导致的地区冲突风险。但总体来说，我有理由对中国通过谈判来高效、和平，以及协作化地解决这些挑战保持乐观。西方那些认为中国体制在结构上不可持续且终将从内部崩溃的人大多在自欺欺人，抑或是一厢情愿地如此想象。

　　谨慎的必要

　　然而，事实上，当下国际社会对一个现代化中国持续崛起的反应，正处在一个危险的节点。在国际关系中，当一个新兴大国的综合实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认定的)开始赶上守成大国时(无论这种力量的接近是真实的还是被认定的)，相应的危险随之增加。历史上充斥着如此例证，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罗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通过其塞尔维亚同盟国的代理人)，这被称作“修昔底德陷阱”。一战爆发百年之际，我们更当对此警觉。一方面，在新兴大国获得战略主导地位之前，守成大国可能会倾向于在战略均衡被打破前对新兴大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或另一种可能，由于守成大国的决心、能力和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新兴大国产生战略误判时，这种风险也会发生。换言之，在全球权力更迭之际，我们都须格外小心。

　　在与国际关系中其他势力的交善、理解和联盟下形成的互相牵制网络中，上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动态关系自当更加复杂化。可以说，如今的亚太地区，面临似曾相识的情况。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和地区范围都具有支配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是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总的说来，根据购买力评价指数或是市场汇率的计算方法，中国将在未来的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但是，对更广义经济力量的计算，譬如对中美在教育、科学和创新能力等潜在的实力来源的比较讨论的结果，却并不那么确然。此外，美国的软实力显然是其无以伦比的财富——当今世界赴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仍然是最多的。

　　在政治力量方面，则更难比较衡量两国政治体制在应对未来挑战(譬如“黑天鹅”事件及其可能引发的剧变)的调整适应能力。一些政论家指出中国政体有能力通过强大、集权的中央国家机器持续性地试验、调试并系统性执行常新的方案，以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这在中国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低效”形成了对比。同样，他们特别指出美国政治系统的缺陷。其中有两大近例：其一、最高法院放松对竞选经费的限制;其二、美国的选区划分系统日益腐败。这两个因素都利于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将减少国会内部的摇摆席位，并鼓励候选人在初选过程中迎合两党中的极端观点以博出位。因此，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僵局，阻碍原本稳健的政治系统高效解决美国未来将面临挑战的进程。当然，美国人和他们的民主盟友认为政治体系的固有合法性应该从根本上来自于选举。但同时，政论家们也倾向于忽略美国制度所深藏的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美国往往可以利用其系统内的“政治减震器”很快调整其政经政策;而中国有时很难在其僵硬的体制内很快因需调整政策导向。总而言之，中美两国政经体制都不完美，各有利弊。

　　在外交实力上，如我所见所感，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这在去年周边外交座谈会议后的九个月里特别明显。我们不仅看到更多“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导向，而且在中国近期的外交行动中屡屡看到其具体实施。当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的军事实力仍会远超中国。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中美综合国力比对在未来几十年中将面临的复杂变局，就现阶段而言，我们难以做出一国将超过另一国的简单判断。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不会如此简单明了。

　　基于对两国实力的认知和实际，我们必须重视区域关系的现状，以及与之相关的可能冲突和危机，其中包括：朝核问题，这是对整个朝鲜半岛稳定的威胁;东海的紧张局势;还有台湾问题，因为两岸关系最近的成功，台湾问题不再频见报端，许多国际评论家就认为其不复存在，但这显然忽视了台湾的周期性领导人选举，还有美国持续不断的对台军售给这个问题带来的复杂性;此外还有中国南海涉及数个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及东盟内部缅甸、老窝、柬埔寨和泰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美大国关系的因素之外，亚太地区自身的复杂情况亦不容忽视。如此战略环境要求各方在未来十年都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为避免中美关系因“战略漂移”而趋向冲突甚至战争，加之地区内存在着广泛的国家间安全政策的紧张关系，中美双方都应该利用积极正面的外交领导力来维护和平。

　　前方的道路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出现新的“漂移”趋势。在我看来，若任其“漂移”，则易成“危势”，此中肇因，我不在此赘述，那并无裨益，正如责难无益于外交。

　　中美关系的未来进程，似乎一直被即时发生的问题及事件所牵引，而非由积极解决问题并继续推动关系的良好愿景所塑造的核心系统原则所指导。大约一年多前，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呼吁成立一个定期召开的中美领导人峰会，就是为了在理念和操作层面构建上述塑造中美关系的“核心指导原则”。考虑到中美在哲学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以及未来发展的不同轨迹，我第一个承认如此“核心指导原则”的构建实属不易，但也绝非不可能，在半个世纪前，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就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理念层面，我们需就中美价值观、社会规范和地区及全球秩序问题深入研究。现在有一个普遍的假设：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因而所遵守及倡导的国际秩序也不同。对此我不敢苟同。虽然中美不仅在普世人权上看法不同，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两国之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大有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再如，中美两国的意图表达不甚明确，其对各自国家利益的定义也颇为模糊。但简单罗列出中美分歧并非具有建设性的挑战。真正富有建设性而有难度的挑战在于反其道行之：找寻中美价值体系和政策意图、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此来构建能容纳共同政策努力的政治空间。

　　在操作层面，中美也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合作，包括朝鲜问题、反恐问题、网络安全、太空探索和灾难管理，以及更为宏大的地区和全球的安全问题。类似地，在经济领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都是良好的倡议。此外，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领域，中美也可以展开战略合作。

　　在理念层面，经由中美关系历史走向的梳理，我曾归纳定义中美关系的“7C理论”(在此，要向并不熟悉英文字母表的中国朋友们致歉)：第一，共存(co-existence);第二，合作(cooperation);第三，贡献(利益攸关者理论)(contribution (ie stake-holder theory));第四，竞争(competition);第五，遏制(containment);第六，冲突(conflict);还有第七，传统意义上的矛盾(just plain old contradiction)。第七C，即是“矛盾”，显然是认为中美分歧甚大，以至于其关系的概念化无望，而只能随波逐流地趟向未来。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美关系的不同阶段里，以及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不同层面上，7C被单独或组合地用来把中美关系的实质罗列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程度光谱上。时过境迁，是时候考虑新概念以描述当下及未来中美关系。这就需要第8个C ——“建设性”。

　　“建设性”，在中英文里都是一个积极的表达，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毫不含糊。如此积极意义就包括：国际社会中的双(多)方一起建设以增加互助互信。“建设性”，是一个形容词，其名词形态可以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有此学派——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都值得拓展，譬如：“建设性的制度主义”。承上所述，即是：国际社会中的双(多)方一起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以增加互助互信，我们称其为：“建设性互动”，或者说是：导向长远积极变革的“建设性互动”。一言以蔽之，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构建当中，语言的位置至关重要。而且需要能够彰显双方真正的外交意图的语言。当下，唯一如此的语言是，中国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我们所应该继续求索的，就是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大叙事注入具体的内涵和意义。我们须承认中美都不能抹去过去的异见，但是两国能做的是在未来建设新的制度安排。

　　中国一直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制定了现有的国际和地区规则秩序，并期望中国能够遵守这些既定的规则秩序。事实上，起底重写现有规则秩序而又不造成全球政治动荡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现有规则秩序(包括联合国系统)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但必须承认的是至少我们拥有一个秩序。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世界并没有这么一个秩序。我想有序要好过无序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共识。这也许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也是中美应当共同遵守的“元规则”。这元规则，至关重要，因为人所共知，秩序反面的混乱，给人类带来过些什么。我提出“建设性互动”，以及“建设性的制度主义”，其意指中美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建设新协议、新制度和适应新秩序的新规范。这首先意味着中国要在谈判桌上。气候变化谈判即是当下最好的案例。世界上头两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应当把气候变化当做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并合力构建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新的公共产品。实际上，“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建设性互动”应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主题。这既利于双方，也利于大家。

　　对中美建设性互动的具体操作落实则应成为中美领导人峰会的实质工作内容。安纳伯格庄园会议刚刚在一年前举行。安纳伯格庄园会议刚刚在一年前举行，开启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现在应是进程观察和报告的节点了。我们亦需以此决定未来的战略路线图。以“建设性互动”为核心指导原则，来构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和具体落实操作计划，并构建全球未来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公共产品，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认为，今年十一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应该在中国延续安纳伯格庄园会议的传统。也许中美领导人峰会的中国主场就可以在杭州西湖，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然，对于中美领导人峰会而言，西湖还有许多积极元素和特殊意义。

　　结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信任基于言行一致，但事实上中美之间存在巨大信任赤字，我们能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以逐步建立互信，否则，我们将面临在现实浪潮中迷失方向的巨大风险。

　　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警句来描述中国过去几十年在改革道路上的艰辛。我亲历历史，年复一年之中，难免总是感概改革的艰难，有时举步不前，有时还有倒退。然而，站在当下回望逝去的三十五个春秋，改革的总体走向则变得清晰可见。一切始于领导层的一个政治决断，以及著名的八字改革政策方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三十五年后，中国重回世界强国之林。我们庆幸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来改革开放，但必须认识到过河的艰难和途中蕴含的危险。现在是时候是把邓小平的智慧用于改革中国主要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当然“两人方能探戈”。美国需要接受“建设性互动”，“建设性制度主义”，“共建全球公共产品”，或与之类似的战略理念。当然，这些概念构成和语言表达都有待锻造。如此，我相信中美能构建起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否则两国关系甚至世界局势的前景堪忧。

　　三十年来，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嬗变我已司空见惯。相较三十年前，今日之中国已然天翻地覆。同样的，当下的中美关系也蕴含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广度、深度和内涵。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总统五易其主;中国领导人亦走过四代。在不同场合，我有幸以不同的身份，与中美两国的大部分领导人相识，并见证诸君尽其所能，从无到有地构建中美关系的过程。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正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中美历任领导人(除了尼克松和毛泽东以外)从未遇过的，当下他们所领导的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历史正向他们吹响号角。而我依然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构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谢谢大家。

　　(此讲话稿中的观点系演讲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立场)


来源时间：2014/8/12   发布时间：2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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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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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辉 刁大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综述


刘辉 刁大明

　　2014年8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分别作主旨发言。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Kaye Lee女士致辞。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发言。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主持，全所科研人员50余人参会。

　　一、会议主旨发言

　　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指出，中美关系复杂而不易驾驭，水乳交融又水火不容。近几十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已经移回东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造成两国分歧不断。美国信奉“国强必霸”的理念，忧虑自身会“衰弱”，把中国崛起看作挑战，又加之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美国怀疑中国挑战其霸权。因而，当美国一再阐明其亚太战略不是遏止中国时，中国战略界则认为太平洋已经不那么太平了，美国的行为方式有时为中国无法接受。中美要认真考虑能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起能做什么。美国具有很多合作经验，但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而言，需要长期磨合，在战略界、学术界及民间层面都需要沟通。中美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两国要加强沟通，不能一方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另一方的感受和关切。

　　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中众多治理机制和机构几乎全部失灵，G20、金砖等新建治理机制与机构仍旧任重道远。针对全球治理真空，中美两国清晰地认识到调整治理体系与机制的必要，两国都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责任。当前，中美两国正在针对各自内部的迫切问题进行深刻的调整。两国有很多事情可以交流合作，中美应该坐下来讨论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Kaye Lee指出，中美两国制度、历史、文化存在重大差异。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美国会继续关注人权、市场开放、地区安全等议题，要求中国积极负责地应对这些要求。美国会与中国密切合作，但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行动比结果更重要。

　　二、美国政治经济形势

　　关于对美国政治形势的观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鸿刚提出了“国家治理”视角。他指出，现代国家良好的治理方略在于妥善平衡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建国伊始，奉行自由放任信条的美国通过确立制衡性政治制度，较好地处理了三者间的关系。镀金时代及其以前的阶段那种市场发达、政府有限、社会力量薄弱的局面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打破，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失衡导致美国国家治理能力被严重削弱。通过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阶段，政府开始发挥更大作用，通过社会赋权，增强了社会力量对政府与市场的抗衡力，形成三者间的新平衡，创建了较为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市场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博弈导致的政治极化，这些“现代病”使得美国面临新一轮的改革，以延续纠错机制重塑三者平衡。

　　关于美国经济形势的解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美国经济长期趋势并不乐观。他认为，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在长期增长方面面临着人口、技术、教育以及债务等因素的制约。由于2008年至2034年美国主要应就业人口的人均工作小时时间将长期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却很慢美国经济发展长期并不乐观。医疗技术发展进入了瓶颈，无生产能力的人口大批增加，拖累经济增长;3D打印机带来的小规模个性化生产有悖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大数据是一个增加竞争的零和游戏，技术创新无法在短期内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政府减少对大学的支持，大学负债增加，毕业生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未来10年美国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将逐年下降。据调查，未来15年美国将是全球受到债务影响最大的国家，与此相伴随的政治极化僵局会严重拖累美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也认为，未来若干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得益于国内需求的恢复和扩张，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新技术开发以及房地产与其他消费方面对自然需求的投资。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罗振兴认为，页岩气革命是美国从化石能源到天然气能源的转型桥梁，大大缓解了美国向清洁能源过度的难度。美国独特的能源体制，包括州、地方、社会、企业形成的良好创新体制，对于美国应对能源挑战发挥着积极作用。

　　关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魏南枝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二元结构导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现自愿性社会福利支出与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两种分类。由于低薪就业收益与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收益相差无几，有些美国人放弃了低薪就业机会，选择了接受实物援助成为就业市场的“局外人”与接受救济的“局内人”。由于二任合一者数量激增，未来接受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项目的老年人数量将上升，为联邦政府养老福利支出带来更大压力。

　　三、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认为，奥巴马审慎的外交路线并不是一种守势外交而是谨慎传统的延续。其追求美国全球利益，坚决维护其世界领导力的目标没有变，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没有变。审慎外交政策中，作为外交工具的民主人权、经济利益因素减少，是美国模式受到世界质疑、美国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世界对其信心下降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总体国力下降，而是在民主人权和经济利益手段效果减弱的情况下，安全议题转而成为了主要外交手段。

　　社科院美国所樊吉社研究员认为，当前美国外交存在着所谓“奥巴马主义”趋势，其表现为：退出反恐战争、不轻易动武或军事介入、重塑议题转嫁负担、多边外交、依赖现存国际架构、创设新制度、力量重点调整等方面。奥巴马主义出现缘于国际上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在国内经济形势低迷、财政压力、国内政治极化条件下，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由“主导”转向“管理”。奥巴马主义本质上是褪色的理想主义与更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相结合的战略调整。

　　社科院美国所张帆副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中东存在长期利益(如能源)，也存在短期的派生利益(如反恐)。从长远看，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可能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中东的滞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美国而言，中东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以西方标准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存在决定性实力和影响力，当前，美国在中东使用武力非常克制的低调存在应当不会持续太久。

　　四、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黄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持续发展，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又是中国复杂的周边环境深刻地影响到中美欧三方关系的诱因。三方在拉美、非洲同时存在着利益交织，中国因而成为三边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强调，未来中国可能遭遇的修西底德陷阱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海洋上。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张成泽事件后中朝关系紧张引发的周边乱象，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关系不良阶段，在中美两国既非单纯对手，又非单纯伙伴的关系中，任何分歧、偏见、误判，都会导致重大损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指出，中美在亚太的博弈以各自建立于己有利的地区合作机制成为主要手段。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分歧与争吵是常态，以柔克刚，减少美国焦虑，实现良性互动，要始终将管控分歧处于重要位置。

　　社科院美国所袁征研究员认为，中美间的诸多矛盾缘于美国面对中国崛起难以阻挡的趋势愈发失去自信所致。因此，中国应坚信自身发展能决定双边关系全局的绝大部分内容的走向，以理性心态处理中美关系。对于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周边事务中国要保持强硬态度。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周边国家虽然希望美国给予保护，但肯定不希望看到中美对抗，不希望选边站队，这就为中美防止事态升级，防止分歧外溢上升为冲突提供了回旋空间。

　　社科院美国所刘得手研究员基于对联合国各类投票表决进行分析后提出，中美在联大框架内处理针对“第三方”的国际事务时共识大于分歧，合作是主流，但在局部问题上(如人权领域)的斗争呈现常态化形势。

　　社科院美国所何维保助理研究员认为，《美菲条约》第四条和第五条虽然规定了南海地区属于美国对菲律宾安全承诺的范围，为中国与菲律宾发生冲突时美国介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在坚持《美菲条约》承诺的同时，却通过条约第一条的规定将条约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使美国对菲安全承诺大打折扣。


来源时间：2014/8/7   发布时间：2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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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眼中周永康的政治沉浮——《中美印象》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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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外媒眼中周永康的政治沉浮

　　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周永康于2012年退休前，是共产党的统治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大常务委员之一。自此周永康成为习近平反腐运动下权力最大的落马者。

　　据美联社的报道，周永康曾任四川省委，又曾掌管国有石油行业及公安法院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负责安全的领导人，周永康管理中国的情报机构，使其能借助职位之便获取其他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高官信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周永康为反腐目标，说明他在2012年接管党内工作以来，积聚了相当强大的实力。通过消除周永康的影响，习近平在政府、安全和国企等战略领域能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对周永康进行调查，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克服一些党内高层和退休领导人的反对，因为这样做可能使中共形象受损。

　　BBC驻北京记者Damien Grammatcus撰文称，调查周永康这一决定向公众和政治家们发出了意义重大的信号。打老虎的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公开承诺过反腐运动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现在他已经逮到了一只大老虎。在过去30年里从来没有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被拉下马。事实上，周永康只是一只掉光了牙齿的老虎，已经退休，而且正日渐被孤立，政治势力也已殆尽。然而，此事的意义远大于打击腐败。通过这项反腐运动习近平向世人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他有实力打垮任何人，有能力摆平党内任何与之竞争对立的利益集团。他在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同时也在向世人展示，他希望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治理中国，即通过采取残酷的党内政治斗争方式从最高层着手来掌控全局，而不是通过利用外部资源来监管党内事务的方式。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针对周永康的调查将在其家族的财富积累问题上展开。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周永康的儿子、其小姨子、儿子的岳母拥有价值10亿人民币，约合1亿6千万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周永康主管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这是基于可追溯的公开记录以及对其公司市值所做出的预估，并未将其房产和海外资产计算在内。

　　对周永康的立案调查将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很长时间以来，不对在职或退位的常委进行立案调查已成为中共党内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打破了中共党内长期不公开针对最高级别领导的惯例。

　　该报援引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的前任编辑邓聿文的评论，认为习近平打击周永康意在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时也是在警示其他人不要阻挡他的道路。

　　英国《卫报》引用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观点，认为选择在周二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布消息是很有讲究的，正好是在两大重要政治会议召开之前，这意味着领导层对于反腐运动的线路图和时间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展开调查表明领导层团结一致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的合法性，赢回至关重要的民心。” 然而，清华大学的政治学者吴强则认为，早在两年前就有传言说周永康被调查，但是，此事直至今日才公开宣布足以证明这其中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

　　据分析家预测，周永康将会被开除党籍，因此，他的案子可以移交至刑事司法系统，将会被审讯并监禁。“我敢肯定，几个月后将会发布起诉周永康的消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Jean-Pierre Cabestan说道，他例举了之前涉及高级别官员的案件的处理方式。所有的逻辑表明，周永康事件会以一场审判来终结，类似于薄熙来案件，焦点集中在腐败上，而忽略案件本身的政治色彩。问题的关键在于，周永康会不会合作，如果合作的话，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合作。

　　与周永康案件有关联的多位官员落马为习近平巩固政权铺平了道路，有些人认为，这是在向国有企业发出信号，让他们不要拒绝改革。

　　《华盛顿邮报》指出，这项运动不仅反映了习近平坚定不移的反腐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勇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意愿。对周永康的立案调查揭示了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巩固自身政权的彻底程度。该报援引前任CIA首席中国分析师Chris Johnson的话说：“(习近平)不仅切断了底层官员的甜头，他正对党内的主要势力进行整治。当你看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以及他的外交政策时，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把自己视为救世主的这么一个人，他是来救中国共产党的。在腐败的泥潭里，他视自己为清白的人。”

　　该报援引现居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观点，认为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打击周永康对于习近平来说意味着自保。“如果习近平不打这只老虎，那他自己就会被一群老虎给吃掉。但是只打了这一只老虎并不意味着他就安全了。他必须继续打下去。” 许多分析家认为，如果习近平就此停止反腐运动，那么公众和党内人士会认为，这项运动只不过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一种手段罢了。一些分析家指出，习近平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避免自己遭受上述斥责。他会将对周永康的调查纳入更广泛的制度改革的进程中。他们注意到，在周二与周永康案件同时发布的消息中有一条是关于党内高层领导将于十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决定政策方向，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

　　CNN撰文指出，据中纪委报道，2013年约有182000名官员受到纪律处分，全国法院共审理23000起涉腐案件。尽管薄熙来的支持者宣称这起案件是出于政治意图，但是，国家媒体将去年薄熙来案件的审判和判决认作是习近平清理党内事务的主要例子。“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这会对共产党的高层官员产生极大的影响。”政治分析家Lam说道，“没有人指望能彻底根除腐败现象，这是根植于缺乏监管和制衡的制度本身的顽疾。”

　　《金融时报》评论说，经过30多年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比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更加严重。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他能勇于挑战像周永康这么位高权重的官员充分反映了他整治腐败的诚意和决心。然而，习近平的批评者，包括一些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敢公开发表观点的中高层党内官员则认为，反腐运动和针对周永康的调查对于习近平来说是其清除政治对手的捷径。

　　周永康的厄运始于薄熙来的倒台，熟悉这两个案件的人认为，在2012年初被捕之前，周永康涉嫌与薄熙来串通，企图阻止习近平升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打击腐败和政治斗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你是习近平的盟友，那么你就不会受到指控。”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教授、资深政治分析师Willy Lam说道，“通过打这么大的老虎，习近平集聚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可以通过打反腐这张牌来威慑他的现有及潜在对手。”

　　路透社的报道称，在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展调查的问题上，习近平获得了两位具影响力的前中共领导人的支持。这意味着针对周永康的腐败调查不会引发中共内部不和。

　　《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周永康的倒台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末期党内领导人一致认可的不成文规定：“刑不上大夫”，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会因经济或是社会问题而遭审判。这个规定本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刑不上大夫”是一个假命题。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朝廷没有对“大夫”上刑的。中国的“法制”，而不是“法治”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法制”即官员适用法律统治国家，而“法治”即官员自身也必须服从法律。官员的腐败虽说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当任何官员对王朝本身构成危害的时候，“上刑”则是必然结果。所以，实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有这种所谓“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对于反腐败运动是否告一段落，郑永年认为，反腐败运动不应该“告一段落”，应是执政者一项永恒的事业。反腐败往往突出其政治功能，等到现政权巩固权力后，反腐败运动也就嘎然而止。所以，反腐败运动容易“告一段落”。但是，为了建立清廉政府，反腐败不应只是一场政治运动，而应是一项永恒的事业。再者，对于反腐败来说，好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反腐败制度建设没有基于一个基本良好的政治环境的话，任何制度建设也无济于事。

　　美联社还就被起诉官员案件可能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剖析，具体归纳如下：

　　1. 党组织调查

　　中国共产党反贪腐委员会正在开展最紧密的腐败调查，实施秘密的内部拘禁。但是，被审讯的嫌疑犯没有资格接触律师或是家人。一开始一些嫌疑犯被秘密拘禁，只有当调查员挖掘到充分证据后才发出审讯通告，如徐才厚案件。理论上来说，反贪腐委员会将报告和证据提交到中央政治局，用以讨论如何处理贪腐案件。然而，对备受瞩目的官员的处决决定，是主要的政治掮客间痛苦的商讨争辩的结果。

　　2. 免职、开除党籍

　　一般来说，被检举的官员往往被撤销党内职务，免除政府职务，免于公诉的法律职务，再开除党籍，将他们贬为庶民。但官员落马的顺序是可以改变的。例如薄熙来案件，在无缘由告知的情况下，薄先是被解除重庆党委书记职务，仅是在一个月之后，即2012年4月，党宣布薄熙来被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职务，正被调查。薄是周的同谋者，被认为意图谋求党内最高领导职位。在周的通告中，“同志”这一中国共产党最尊敬的词汇并未出现，暗示着他可能已被驱除出党。

　　3. 案件提交法院

　　党组织调查员将案件上交给审理案件的检察官。一般来说，一份公诉要经过正式批捕程序。而现实情况是，官员已在先前的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里已处在共产党组织或是其他权力机构的监护之下了。

　　起诉后，提交法院，法院审理。往往政府官员的审理是不对外开放的，而且非常有效率。案件的审理似乎已被妥善安排。尽管官员面对多重复杂的指控，但是审理时间一般不多于两天。但是薄熙来案件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审理时间持续到5天，审理期间薄提供了自己的证词。同时，法院通过及时更新的法院微博，以供大众熟知审理过程。所以，中国公众很可能同样期待着周案的公开审理。

　　编译：贺蓉、小米

　　原文链接：

　　1.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7/29/zhou-yongkang-investigation_n_5629663.html

　　2.http://www.nytimes.com/2014/07/30/world/asia/china-says-zhou-yongkang-former-security-chief-isunderinvestigation.html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Asia%20Pacific?ion=Footer&module=MoreInSection&pgtype=article

　　3.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8544428

　　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29/china-corruption-inquiry-zhou-yongkang

　　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to-investigate-zhou-yongkang-former-domestic-security-chief/2014/07/29/1280fbd6-171b-11e4-85b6-c1451e622637_story.html?hpid=z4

　　6.http://edition.cnn.com/2014/07/29/world/asia/china-investigation/index.html?hpt=ias_c2

　　7.http://www.ft.com/intl/cms/s/0/c586124a-1714-11e4-8617-00144feabdc0.html#axzz3985lDBqZ

　　8.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40805-373901

　　9.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KBS0G004B20140731

　　10.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high-level-chinese-officials-24768904

来源时间：2014/8/4   发布时间：2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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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行之有效——《中美印象》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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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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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行之有效

　　2014年7月9日上午，持续两天的中美两国高层会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内容包括网络间谍问题、汇率操纵问题及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议问题。以国务卿约翰·克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为首的美政府官员及中国官员，都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摆出了友好姿态。

　　克里在开幕致辞中表示，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与中国在议题上会出现分歧，但北京不要将这些分歧看作是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克里认为，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使其对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并欢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美中两国决定走和平、繁荣、合作的道路，合作道路上有竞争，无冲突。与此同时，奥巴马也在声明中谈到，“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出现。我们决心保证，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BBC报道称，习近平认为，中美之间的利益不仅仅是互联相通，更要从合作中获得更多利益。“中美之间若是发生冲突，那将是灾难。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双方在发展道路上做出的选择。”

　　奥巴马政府官员在这次会谈中摆明了问题解决的优先顺序，即中美如何密切协调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工业网络间谍问题;在具有领土争议的、资源丰富的海域上确立严格法规管理问题。

　　两天内，双方彻底探讨了60个议题。经济上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中国货币汇率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遇到的不公平限制问题。战略上的探讨包括来自朝鲜的核武器装备带来的威胁。

　　专家认为，两国之间的对话是对中美关系的重要重申。但是一系列的政治症结点，从人权问题到网络间谍问题，双方都难以确立任何有意义的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时殷弘认为，中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对话交流，可以将双方的合作推向更远。但是，战略方面的前景很糟糕。我不认为双方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认为对话能实质改善问题。

　　美国制造业联盟董事席斯考特·保罗也认为，中美之间进行着大量的经济对话，但是在战略方面，难以取得好的成果。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卢也承认对话的局限性，“我们似乎是在两步前进，一步倒退。”

　　美联社的布兰德利·克拉伯写道，几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冷时热。在许多问题上，中美双方互持反对意见。这也反映出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本身难以消磨的冲突。

　　例如，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卢控告中国，故意调低人民币汇率“元”，以推动出口增长。这使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责他“捏造事实，发表误导性的政治言论”。

　　今年5月，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官，指其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官方媒体则指责美国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并且认为美国控告中国的行为十分荒谬。最近，美国一位在亚的高层外交官在一次美联社访谈中，提出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应重新开启，这一工作组在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官后就关闭了。但是，中国提出开启工作组的条件是，美国撤销对中国军官的控诉。但美国没有任何计划要引渡这些中国军官回中国。

　　此外，美国的盟国日本、菲律宾还有越南，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挑衅行为感到担忧。中国也抓紧控制争议海域的制空权。美国试图使中国运用现有法规与邻国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无济于事。中国无视美国的行为，并视其干预中国内政。北京指责华盛顿通过支持中国邻国，越南、日本、菲律宾，以试图牵制中国。而美国辩称，支持邻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

　　BBC媒体认为，两国关系不信任因素增加。

　　几个星期以前，美-菲在南海争议海域附近进行军事操练，这引起中国的担忧。同时，美国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邻国签订的军事盟约，及在争议土地附近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加，都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隐忧。并且，日本内阁决定重修宪法，使日本军事力量在海外作战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国内的反日言论不断增加。中日两国关系由于对中国东海一系列岛屿的争夺，纷争不断，关系也日趋紧张。

　　经济领域的协商：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依克诺米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限于双方关系，而涉及多方问题。中美关系事务纵横交错，但两国合作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问题的解决。为求两国关系取得建设性发展，美国如何成功地构造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呢?具体有三个步骤。

　　1. 存在于中美利益重叠的地方：贸易和投资。

　　美中两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力的经济关系。双方分别是对方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不仅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对外投资也表现出积极态势。但是，严峻挑战依然存在。

　　减少美国对中国投资和经贸的壁垒，这一努力在美国进展缓慢。除此之外，由前美驻中国大使约翰·洪博培和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为首的私人委员会提供的报告指出，由于知识产权被盗用，美国经济预估损失3000亿美元。然而这损失资金的50%到80%都应由中国负责。除此之外，北京政府改革货币政策的政策，并没有相应地附加其他措施，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也没有有力措施来限制中国政府干预货币市场。

　　美国在与中国协商的过程中，要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从盗用知识产权到在汇率操纵上给予美国更多的便捷。然而，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的议程会谈，不如发展一个全面的经贸投资框架，以保障双边经济关系。这将包括双边贸易协定(BIT)——目前还在初始阶段——直到确立彻底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将有利于协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对单个问题的逐步探讨。

　　然而，两个国家都陷入在对方的消极评判中：中国声称，美国寻求遏制他们。美国人则争辩说，中国窃取美国资源，没有美国，中国难以获得成就。双方领导人应该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以促进两国向前发展。

　　2. 第六轮经济战略对话应建立双边工作组，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如果美国和中国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少10%，那么2011年美国经济额外就会增长45%。而且，双边性质的FTA会为中国最终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奠定基础。这是中国官员越来越感兴趣的事情。

　　3. 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和中国达成贸易投资协定，美国应利用这一点。欧盟正处在与中国商讨BIT的初始阶段。美国应找到与欧盟的共同点，以此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砝码。

　　伊丽莎白认为，若是不能与中国建立长期艰难的经济新框架，那还不如按兵不动，对话也不值得开启。

　　经济方面协商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经济观察网的评论人尼古拉斯·布尔斯特认为，鉴于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少有人期待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上经济方面的协商能有重大突破。

　　最近几个月，中美双边汇率问题又一次提上日程。尽管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今年人民币贬值速度放缓。但这已表明，自2005年以来逐步增值趋势发生了明显改变。面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国会对在经济弱势期间的中国，可能陷入竞争性贬值的疑虑，美国财政部奋力争取，停止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中方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利干预外汇市场，以抗衡过猛的资金流入。但中国政府同意，“条件允许的话，减少适当干预”。同时，中国也承诺处理另一个长期受美国财政部经常抱怨的问题，愿意在技术方面，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另一经济方面的重大议题是双边投资协定BIT。去年战略经济对话最大的突破口是中国同意协商一份有利于外国投资的高标准的双方投资协定BIT，这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巨大转变。虽然今年的战略经济对话在BIT方面并没有重大突破，但却为BIT协商过程设立了具体目标。

　　通过协商，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取得了进展。中国决心在几个重要方面，包括石油、电力、天然气等方面，让市场在价格的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中国还决心在国外投资方面移除限制条件。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强劲，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本质的不对称，使扩大经济合作受限。美国市场或多或少地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开放，所以对中国让步的余地就不大了。相反，中国经济对外国企业设限不少，所以，谈判的时候中国的筹码就多。

　　尼古拉斯还认为，几年来对经济战略对话的高度期望之后，双边经济关系达到了稳定阶段。更多的协商谈判正在继续进行，双边关系因此取得进展，但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中美战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本质上受限的经济关系能否继续担任两国合作关系的粘合剂呢?不确定的答案引发了双方的担忧。

　　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卢承认了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局限性，“我们似乎是在两步前进，一步倒退。我们需要朝着市场决定汇率的方向努力。” 美国制造业联盟董事席斯考特·保罗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财政部长应指出中国政府控制市场货币的行为，而不是避而不谈。

　　自从对话开启，每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如今已达到3180亿美元。最近，中国又放缓了人民币升值速度。在中国，货币受政府压力的影响，所以放缓汇率的行为值得关注。之前中国履行承诺，取消了对华贸易和投资障碍，但却衍生出另一让美国头疼的问题。对于美国谈判者来说，这是一个必输的游戏。中国在双方对阵的舞台上犯规次数过多。但是我们仍在对话交流。因为我们无路可走。美国财政部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将中国政府干预货币汇率的事情搬到桌面上来。

　　从历史上看，对于中国政府干预货币汇率这件事，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事实上起 了作用。2005年，美国参议院在汇率法案上的程序性投票就刺激了人民币元的增长。2010年，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在G-20峰会上对汇率操纵问题上表现强硬后，北京再一次在人民币问题上让步。如果奥巴马总统愿意与中国商贸行为抗争的话，中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自2000年以来，美国至少有55，000个工厂倒闭，武器制造也部分地依赖中国，美国大桥的建设也是使用中国的钢铁。这是缺乏战略性决策的表现。第六轮经济战略对话的结果，美国代表团应让中国政府在调控汇率和贸易欺骗问题上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部长卢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客观标准的同时，也要拿出可信的制裁威胁。中美的会谈或是对话只有在责任义务都存在的时候才行的通。

　　编译：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

　　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09/us-china-conciliatory-talks-begin-beijing

　　2.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8223648

　　3. http://www.forbes.com/sites/elizabetheconomy/2014/07/01/making-progress-at-the-u-s-china-sed-go-strategic-or-stay-home/

　　4. http://blogs.piie.com/china/?p=3957

　　5.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4/07/06/lots_of_economic_dialogue_with_china_little_strategy_123203.html

　　6.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4/07/08/us-china-strategic-economic-talks-face-test-can-produce-agreements-or-just/

来源时间：2014/8/2   发布时间：20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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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潜旭明：霸权之基——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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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世雄、潜旭明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8期

　　美国为实现其国际能源战略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有：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石油美元机制等。美国通过这些手段控制了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美国还通过吸收和释放石油战略储备来影响国际石油市场，通过改变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

　　能源外交。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开展能源外交最为活跃的国家。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将能源安全置于外贸和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并强调“能源从一开始就是个外交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强化与非洲等能源生产国的合作确定为“加强美国自身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外交官对产油国的访问次数远远多于非产油国。在八国首脑会议等多边与双边外交舞台上，美国总统和其他有关政府要员，把能源问题当作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磋商和协商。早在1995年，克林顿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负责处理里海地区的能源外交事务。1998年，美国政府设立了负责里海盆地能源外交的总统特别顾问一职。

　　2006年3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卢格向国会提交了《2006年能源外交与安全法(草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外能源合作，保障本国战略和经济利益。法案指出，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集中在少数国家，能源供应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意愿。因此，美国应将保障能源安全摆在外交政策中的优先位置，政府需要继续并加强与外国政府和实体的能源合作。总统应确保美国政府的国际能源活动紧密围绕国家安全需要，并且建立专门机制，协调联邦机构执行国际能源政策。国务卿应将能源安全纳入国务院的核心任务，在国务卿办公室设立国际能源事务协调官，负责完善美国国际能源政策。

　　美国能源外交着眼于以本土为中心，确保加拿大、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的石油进口，开拓中东、中亚、非洲等其他石油蕴藏丰富地区，同时与其他大国展开竞争。美国的能源外交主要出发点是确保能源稳定供应，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外交，实现与能源相关的目标和安排。美国能源外交主要表现为以外交促进能源安全和对外能源合作，通过外交手段，包括与能源输出国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等来降低能源安全风险。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外交领域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是运用多边外交的形式，应对以OPEC为主的卡特尔的石油外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IEA(国际能源组织)，制定能源计划，实施能源战略储备、建立能源应急机制、实行能源来源多元化、环境保护等在内的一整套措施，以削弱OPEC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第二是通过外交手段来消除地区冲突隐患，稳定产油国的政局，避免由于冲突和战乱而导致石油危机，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美国积极推动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能源安全。第三是通过经济贸易及援助形式与能源供应国构建“相互依赖”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沙特等专门开放国库券市场，同时向中东产油国输出资本、技术以及军火，加深了石油输出国对美国技术、市场和军事装备的依赖，软化欧佩克国家，使之不轻易使用“石油武器”。为美国国际能源企业向海外发展铺路搭桥也是美国能源外交的重要内容。

　　控制能源产地。美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为了控制全球能源，美国甚至不惜发动战争。21世纪以来，美国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建立亲美政府，分化瓦解OPEC，抢占能源地缘政治的支点，进而影响国际石油市场。

　　第一，极力控制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是美国进口油气的主要来源，美国每天从该地区进口的石油约455.8万桶，占全美石油总消费量的近1∕4。新罕布什尔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克莱尔在其所著《资源战争》一书中指出：“石油作为力量之源超过它作为燃料的分量……控制了海湾，就等于控制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了水龙头。”布什政府提出的《美国能源政策报告》也明确强调，“寻求更多的资源供应地是今后的优先任务，但美国始终要依赖中东的石油，必须加强对中东石油的控制。”美国各届政府采取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对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加以控制。主要措施包括稳定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该地区其他主要产油国的外交合作、军事推翻萨达姆政权等。

　　第二，进军中亚、争夺里海地区的能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亚里海已被美国作为其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纳入其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美国采取了官商联手、政经结合，并以军事战略密切配合的策略。布什政府不但以提供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和发展经济合作等方式同里海国家加强联系，而且与里海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布什政府一边争夺里海石油资源开发区，一边积极谋求石油运输管道控制权。其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加强能源外交、为本国石油公司进入该地区铺平道路。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负责处理该地区的能源外交事务。该小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由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特派代表担任协调人。二是积极促成美国大石油公司到里海地区抢滩登陆。美国不断加大对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投资力度。三是力主修建多条管线、确保里海油气输出，由于石油供给和需求在地域上分离，供给和需求地区的连接线就成了能源政治的焦点，对能源运输线的关注往往可以成为介入他国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借口。美国正是借助石油输送管道实现对油管过境国的控制力度。另外，通过石油输送管道，美国还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里海地区的控制力。美国绕开俄罗斯另修一条管道，成功地把阿塞拜疆等产油国和过境国拉入自己阵营，从而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第三，加强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军事存在。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的主要任务，一则可以保障美国从这些地区的石油进口，二则可以控制海上运输通道。美国通过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加强对非洲产油国的军事援助，影响当地的政局，进而保护美国在当地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国通过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借机对南海局势施加影响，从而为美国石油公司在东南亚获取油气资源保驾护航。

　　控制能源通道。控制能源通道，历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为确保能源运输安全，美国下大力气加强海军建设，利用其强大的海军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和石油运输通道。

　　第一，控制全球海上要道。海运是国际石油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海运量大、通过能力强、运费低，因此美国政府始终把控制海运航道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1986年2月，美国海军制定了控制世界上16个海上咽喉航道的计划。其中，太平洋有5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和太平洋上通过阿拉斯加湾的北航线;大西洋有7条：加勒比海和北美的航道、佛罗里达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地中海有2条：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印度洋有2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

　　第二，控制陆上油气道。一是强化对中东的控制。中东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的交通要冲，“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世界60%以上的石油和四分之一的贸易从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这条海上黄金通道经过”，地缘地位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都把中东看成是“美国、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生存的基石”。美国为控制石油资源，始终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二是向高加索及中亚地区渗透。在中亚里海地区，美国出于石油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虑，避开俄罗斯和伊朗，竭力支持巴库—杰伊汉“政治”管线。以管道及能源利益为借口加强在里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以阿富汗为枢纽，打造南亚、中亚和中东“大三角”。“9·11”事件后，美国加快发展同印度的战略关系，极力撮合以色列、土耳其和印度的关系，并试图把自己在中亚、南亚、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连成一片，构筑中亚、西亚、南亚一体化军事走廊。三是大力投资非洲及其他地区输油管线。美国石油公司在积极修建乍得西南经喀麦隆通往海上的输油管道，参与西非天然气管线建设。美国以反恐和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增加对非洲产油国地区国家的军事援助、培训军事人员或者与这些国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等形式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美国从2007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投入1亿美元的资金，加强9个非洲国家的安全局势。此外，美军还在油轮经常过往的大西洋水域举行演习，成功演练了控制原油开采地区海上和空中走廊、监视原油通往世界市场运输路线的能力。

　　在2006年，美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从属于欧洲司令部指挥，欧洲司令部人员将近有一半多的时间花费在处理非洲事务上，2007年，布什总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司令部——非洲司令部。美国通过将反恐、石油、驻军三者结合起来，将非洲打造成美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重要基地，使该地区成为维护其能源安全的重要能源地缘支轴。

　　石油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是美国石油应急对策体系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国际石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巨额石油战略储备起了“能源安全稳定器”的作用。

　　1975年12月22日，福特总统签署《能源政策与储备法》，授权能源部建造储备能力为10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这一措施是美国整个石油安全应急对策体系的核心，是其应对可能再出现的石油供应中断的最主要手段。自1976年起，美国开始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近墨西哥海湾一侧沿岸兴建5个储油点，其中除Weeks Island因储油洞被发现有漏洞而废弃外，Bryna Mound(2.3亿桶)、West Hackberry(2.25亿桶)、Big Hill(1.65亿桶)和Bayou Choctaw(0.8亿桶)四个储油点总储存能力达到7亿桶。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认为战略石油储备对维护美国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提出了扩大石油战略储备容量的建议。2003年4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布什政府的建议，并批准拨款15亿美元用于扩建储油设施，到2004年底，战略石油储备为6.76亿桶，占石油储备总量的41%。

　　战略石油储备有助于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斗争中占据主动。2004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到相当于全国60天左右的石油进口量，这样庞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可以抵御国际石油供应严重中断或巨额短缺，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由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庞大，战略储备石油的购买和释放都会给国际石油市场带来冲击。当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过高时，美国可以通过释放大量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当石油价格走低时，美国联邦政府可通过购买大量的廉价石油来补充石油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大幅增强了美国对国际石油市场操纵和干预的能力，在购买和释放的过程中都占据主动地位。从国家整体而言，石油战略储备也可对国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石油美元机制。20世纪初，美国石油出口居世界首位，1914年美国产油2.66亿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65%，1917年增至3.35亿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67%，其中25%的石油用于出口。当时墨西哥湾的原油都是采用美元来定价的，从墨西哥湾出口的石油采用基点体系来定价(墨西哥湾产出的原油价格+运输的费用=到岸的石油价格)，这为石油用美元定价奠定了历史基础。

　　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任尼克松总统特使的美国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数次飞往阿拉伯地区，于1974年与沙特货币当局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该协议规定沙特中央银行可购买在竞拍机制之外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政府保证这些资金的安全)，但沙特必须确保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唯一的计价货币。在西蒙的继任者迈克尔·布鲁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任职其间，又把该协议扩展到OPEC其他成员国，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就都拥有一定量的美元储备。

　　这些协议使得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中处于垄断地位，沙特等国的石油收入又以资本的方式重新回流到了美国，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融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来维系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石油美元的回流在美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方式维持美元输出的同时，保证了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从而也就弥补了贸易和财政上的赤字。这对支撑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主要有三个：美元的霸权地位、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和处于领先水平的高科技。这三个支柱中，美元霸权又是首当其冲。美元霸权地位的稳固又必须以石油贸易确保以美元结算为前提，因为一旦OPEC国家的石油贸易转为使用欧元，就会带动世界其他大宗贸易转为用欧元结算，形成“石油欧元”体制。那么，世界各国就会把外汇储备换成欧元，抛售美国企业债券、股票……造成连锁式的动荡反应，美元就会大幅度贬值。所以保证在OPEC国家的“石油美元”垄断地位，是建立美元霸权的基础。

　　建立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世界上与能源有关的利益主体(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国际机制，如能源交易支付机制、生产国库存和配额机制、消费国战略储备机制等，在能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方面达到某种相对稳定或均衡的状态。美国目前在能源方面组建和参与的主要国际机制有：国际能源机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八国集团等，美国通过建立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整合西方发达国家集体的力量，实现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调控，对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建立成熟发达的期货市场。1978年11月，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世界第一个石油期货合约——取暖油(heating oil)期货合约，该合约在上市两年后成交量迅速上升。1979年石油危机后，一些石油现货企业看到石油期货的套期保值作用，利用石油期货来规避国际石油价格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后，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石油期货取得巨大的成功，交易量由1984年的约200万张增加到2002年的1000多万张，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期货品种。200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能源期货和期权交易量超过1亿手，占三大交易所总量的60%，其上市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期货，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

　　目前的国际石油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成熟发达的石油期货交易体系，使得国际油价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西方大国和国际资本集团手中。美国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把目标转向石油，美国治下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空前强大，对石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元对石油计价、美元债券、期货市场以及对全球近70%的石油资源及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以及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使得美国掌握了石油的定价权。

来源时间：2014/7/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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