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岳  来源：观察者网

　　11月20号，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电视主持人袁岳做客观察者网，介绍中国政府如何运用民调，以及他在调查过程中，与政府间的“那些事儿”。

　　中国政府大量运用民调，对下级进行考评，考察老百姓的满意度。而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出台一些与民生相关的政策时，也常使用民调。

　　当今中国的民调机构基本上有三个系统。首先是以我们零点为代表的民调公司，还有政府所做的民调，还有就是进入中国的国际民调机构。但国际民调机构在中国是受安全部门管制的，所有进入中国的民调机构都要承诺不做社会领域的民调，才可以开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社会领域的民调是受保护的。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比较主张加强民调对高官监督的。2008年，中共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条例》中明确提出一个考核方法，是通过民意调查，如问卷、座谈会等方法，了解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表现。以这个条例为依据，从2008年开始，党内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民调，虽然没有公开结果，但媒体曾经报道过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民调调查了我国的县市的“一把手”，县里是县委书记与县长，市里是市委书记与市长，大概有5000多人。调查人数接近8万，实施单位是国家统计局。我没看过全面结果，但有一次从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这个结果实际上是老百姓认可度调查。在内部大家非常敏感，因为实际上每年在全国都会被排一次队。

　　新千年，政府委托来了

　　最早在1986年的时候，民间就有人开始做民调，但是他们都没有形成规模，因为找不到赞助。1992年，中国首个真正独立的、公司意义上的民调机构出现，实际是我们零点。这么多年，国家官方委托的民调，80%以上都是零点。在整个独立民调领域，零点所占比例大概超过90%。

　　2001年以前，大部分的民调都是自己花钱做;2001年以后，开始出现政府采购。而且我们现在和政府的合作，很多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民调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意味着独立民调和政府民调还会发展。比如说三中全会定下的方针，总归都要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但一些政府部门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就要寻求所谓外脑，帮他们提出若干可以做的东西。他们提出后，下面的人又不知道怎么跟进，我们民调公司则能继续跟踪。这就是我们基于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的咨询工作，当然不仅限于政府部门，也有商业咨询。

　　我们现在做的这几个领域，社会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比如国际意识，我们目前主要重点监控45个国家，研究那些国家的人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怎么看它们。每年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会调查相关国家。以色列我们已经监控了十几年。

　　然后是民生发展、社会发展研究，包括跟社区、NGO有关的内容。民生发展总是和社会保障、医疗啊等等相联系。还有就是消费文化研究，以及政治参与调查。

　　回到政府委托问题上来。目前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公共意见调查实际上约70%是公众考评，所以一般的委托部门就是纪委、监察局、绩效办或纠风办，也有一些地方叫督查办。基本上都是监督部门来做这个工作，而不是政策发起的部门。

　　目前我们中央部委有预算的部门大概有40个，这里面运用民调的部门数量大概在10个左右，主要是集中在民生和社会政策方面。

　　如果以全国来算的话，省级和县级使用的是比较少的，这和它行政职能的负担方式有关。

　　城市，是最活跃的使用者，偏于集中在东部和比较富裕的城市。目前，能够经常使用民调来管理、监督的，约20个;有过一定量使用经验的，在100个。我指的是官方委托民调。前十的这些城市，从预算的角度来说，占前100位城市民调预算总量的70%左右。越是都会型城市，使用得越多。

　　这些民调的核心内容就是监督政府部门的满意度。这一点也和先前提出来的、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以民众满意度为主有关系。

　　政府委托民调的预算与常规化

　　全国各级政府花在民调上的预算总量大概是2.5亿。这个数量看上去不少，但政府做民调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最初预算往往不足。

　　按同样的工作量，跟商业机构相比的话，政府大部分只能付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但是这三分之一在政府部门看来已经是大钱了。他们搞项目，搞其他的东西，开会什么的，都有钱，所谓正常项目就是两三万的，他们会去干。唯独做民调，如果你开出一个二三十万的项目，他们就会觉得是个特大项目了。在我们看来，如果做一个正常的项目，开价是五六十万的水平。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开价五六十万，按照我们的标准是非盈利项目，就是说并没有钱可挣。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先给它做起来。以前政府里没有人找我们做的时候，以非盈利的方式跟它做几年。

　　有时，首长想要开创新经验，所以就有了一个特别批示，产生一笔特别预算。第一年的结果通常在政治上有些争议性，会在常委会的层面，或者市长办公会的层面积极讨论。最后讨论结果通常是这个事情不错，明年继续干。那么这个预算就常规化了。

　　也有些部门，领导想尝试，第一年我们先做了，但是他第二年调走了，这事儿就不做了。西部这种偶然性比较多，在东部就比较稳定，与某个部门的合作容易常规化。

　　我跟西部某市有一些合作，该市市长认为调查很重要，我们就开始跟他合作。后来有一段时间，据说他有希望当书记，结果后来没戏了，省里面宣传部长来当了市委书记，就传言说市长要离开。一听说市长要离开，下面的相关部门就说，这活不干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市长不走了，然后相关部门就说我们继续谈。所以很有意思，半年之内同一个人能对你讲三次完全不同的话。这个现象在西部比较严重。

　　对于很多地方，偶然也很重要。因为你希望他有体会，才能有商量的余地，之后再争取制度化和常规化。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都会周边的城市，是向它看齐的，他们学新经验都到那里去学。所以大都会干点什么，他们也干点什么。区别在于，大都会干完了以后，它会不断地提升，不断地优化。周边地区干完之后，就老想着下回再干一点什么新的。所以周边城市老学新鲜玩意儿，但是制度化不够。这就是都会和非都会地区的区别。

　　如何与政府部门合作

　　政府在一般情况下，只给出大的框架和目标。百分之七八十的案例中，完全由我们来设计内容，他们会修改并提出意见。也有一种情况，如果之前他们做过类似调查，会把前面的东西拿出来，说出对这个不满的地方，再商量改进。

　　第三种情况，比如我们碰到学者型的官员，他有一套东西，很细很具体，这样反而不理想。因为他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有些部分可能不太对，就会争论，最后妥协一下，尽量把他的东西表达在里面，然后我们把另外的东西加进去，但是调查内容太多，访问的效率会降低。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让政府认可我们的工作，接受我们的结果。

　　我们最早做政府相关的研究，其实是评估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署援助中国的项目到底怎么样。当时这些组织坚持要用国际研究机构评估，中国政府则拒绝国际专家进行评估。最后自然得找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正是我们。

　　后来发现什么问题呢?世界银行请的国际专家，尤其是做边远地区的评估，做不好。做不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受不了那儿的厕所!不管你再有爱心，跑到援助的农村，就是一泡屎的功夫——上个厕所上得天昏地暗，你就不想干了，就回到县招待所，继续坐听汇报，跟原来政府给它的汇报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发现，找我们做最靠谱。

　　所以我们学习毛主席翻山越岭。当时做边远农村地区妇女新法计生项目评估，要翻好多座山，过好多道河。然后就搞清楚了，本来承诺用在每个妇女身上470多块钱的宣传费用，最后算下来就11块钱。其他钱上哪儿去了?最后变成车了。全国妇联买一辆，省妇联买一辆，市妇联买一辆，县妇联买一辆，到最后没钱了。

　　第一，我们要告诉她们，“就是被你们买车花掉了”。第二，我们也帮她们说话，买车还是必要的，毕竟实在太偏远了。但是，“你今年买车，明年还买车吗?”她们说：“不买了，现在知道你们是真评估了。”第二年，活干得不错。

　　还有一次，我们到某市评估残疾儿童社区康复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主旨是儿童放在社区里就可以康复。结果我们看了半天，不过是某市有个孤儿院。但孤儿院那叫机构康复，不是社区康复。地方官员就想请我吃大闸蟹，我说吃了也没用，我们都是科学评估的，一吃大闸蟹就不科学了。我可以把钱还给你，但你就是没搞社区康复。市长原来吹牛说，要让80%的市民知道这个项目，结果调查下来只有14%。地方官员说，他们这个评估还真评啊，第二年就数据上升了。

　　还有一次，我们给中央部委做评估，结果下面表现都不错，就是部委直属的一个部门不行。部长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下面一个项目经理说，改一改数据，调几倍，太难看了，这个部门不好就等于是他在任上没搞好。项目经理说，不行，公司说了，谁要调数字，谁就被开除。部长说：“你们公司太牛了，把你们老板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要把数字调一调。我说：“对不起哦，本公司概不调数。”他说：“你要考虑一下啊，我们是长期客户，大客户。”我说：“这种客户我们不做。我们五条高压线之一，不能改数字。所有人都知道，改数字你就完蛋。”

　　后来部长说，部长组要开个会，决定是否和我们合作。我说开吧，应该开一开。开完之后，部长给我打一个电话，表示部长组一致决定继续合作，而且是三年。我说：“其实我对你们很有信心，才会那么跟你说话。”现在，我跟那部长都还是好朋友。

　　以前是什么情形呢?系统内部最后的报告是乱写的。来做评估就是喝一顿酒嘛，酒完了以后，你把报告给我，改一个头，就变成我的报告交上去了嘛。这样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酒一喝，就完了。

　　目前仍有很多政策在制定前并没有做独立的民调，有的开了些座谈会、研讨会，但往往有个基本特点：体制内。就像我们以前在机关里面怎么写报告呢?监狱这一块的建议实际上是让监狱去提的，反映了本位的基本思路，然后再为了平衡添点东西进去，说到底还是写作班子写文章的事。

　　我曾问某领导，报告里写“广大群众一致认为”，但没问过哪个群众啊。他就说：“群众不用问的，我们一直这么写的，从来不用问。你怎么事情这么多呢?”他们假定为群众好，给他们点权益，这还有什么好问的，肯定说好啊，比过去权益有保障了，哪有说不好的?很多人都是这套思路，认为自己在为群众做好事。就像妈为孩子想事儿的时候，那还有问题啊?“妈还会害你啊?”

　　所以真的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些规矩。它不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还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

　　民调让政府大跌眼镜之后

　　有时我们确实会与政府遇到比较大的“冲突”，老百姓的公共评价和专业评价不一样。比方说有的人在公安系统里面是先进典型，而且一连当了好多年，结果在我们评价里，倒数第一，这个他自然接受不了。大部分时候，委托部门也搞不清楚是咋回事，也不懂得如何说服，要由我们去说。

　　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会定内部指标，时间长了之后，官员为内部指标干了很多事，可以做系统内部的先进。但是普通公众的评价方法和这个不一样。现在比以前更科学，参加评价的群众在这一年里是接受过你服务的，是和你打过交道的人，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调查相当于客户满意度。

　　我们甚至在某市尝试让监狱罪犯评价监狱局，然后发现，现在关着的囚犯是不说坏话的，已经刑满释放的人会说，然后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还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要求。

　　被考评的官员要明白，政府部门的要求和老百姓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调查机构也要平衡这两个要求。

　　举个城管的例子，其实大多数地方的城管都不容易干好，而某市城管在系统内部一直是先进，结果我们一评却是倒数的，他们当然很不服气，我们就来分析原因。

　　为什么很多人对城管反感呢?城管基本上都是普通工农子弟啊，原来都是“好青年”，为什么做了城管就在别人眼里变成“坏人”了呢?后来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培训。城管上岗怎么培训呢?三天，第一天讲一些大道理，第二天讲本市建设的伟大成就，第三天讲本市城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第四天上岗。他们懵懵懂懂地就上岗了，咋办呢?只好跟在老城管后面，老城管踹一脚就跟着踹一脚，老城管骂两句就跟着骂两句。

　　这不能怪城管本身，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干这个活。我们后来给他们训练，把城管执法的79个环节，现在是怎么干的，应该是怎么干的，做个对比。例如，城管是没有权力扭送小贩的，要把小贩带离现场，中指必须在裤缝，然后像扶你大爷一样离开现场。

　　再比如，占道经营，城管过去把桔子一下子扔进小卡车。本来市民对占道经营不满，现在对城管也不满，好好的桔子，为什么要扔呢?所以，要先停好卡车，把后挡板放下来，再搭个梯子，两个人将东西抬上去，整齐放好，贴上封条;然后开条子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新鲜的东西，多长时间内领取我们担保可以领回去，在这之后，只能处理了，处理完责任自负。人家一看，挺好的，挺像回事情。

　　这个培训第一次做完之后，第二天上岗就有了点“正规部队”的感觉。有十几个地方不到位的，继续看一下，三回就到位了，最后进入当地行政部门的前五位去了。

　　我们甚至还给他们弄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让城管在培训后，当一个星期小贩，让这个社区的小贩当一个星期城管。城管干了一个星期之后觉得管理方式是不对，小贩点设置不合理，要多设置几个点，多接近居民才能把东西卖出去。小贩一个星期之后也体谅城管，追小贩真不是人干的事，一个星期瘦了好几斤。双方都有很多感悟，所以之后更互相体谅一点，长时间的矛盾就解决了。

　　这说明干细干好可以解决问题，关键是我们现在有些意识形态化的管理方法不行。从反映民意的角度来说，我们做的这个不是民意调查，而是体会管理过程中用什么方式可以做得更好。这显然不是传统的民意调查可以做到的，这类我们叫行动研究，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再行动，过段时间就到位了。到现在为止，城管仍然是该市政府机构的先进部门。

来源时间：2014/9/24   发布时间：201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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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2014年9月8日至13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成员贾庆国教授率外交部第45批专家学者小组访问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北大国关学院副教授于铁军、美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栋、及外交部美大司三秘吴一波随访。

　　访美期间，代表团走访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政府机构和国会参议院，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史汀生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亨利•鲁斯基金会、百人会、奥尔布赖特-石桥咨询公司、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亚洲集团等著名智库、大学和非政府组织，与相关官员、前政要和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美国中期选举、习奥会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代表团也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与《纽约时报》、布隆伯格、《纽约客》杂志等美国主流媒体和部分美国商界人士的见面会，就近期美国各界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介绍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和政策，收到了沟通理解、增信释疑的良好效果。

　　访问期间，代表团会见了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董云裳(Susan Thornton)，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哈尔维(David Helvey)和中蒙处处长唐安竹(Drew Thompson)，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主席、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美国进步中心副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迪里奥(Rudy deLeon)，亚洲集团总裁、前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现任官员和前政要。代表团拜访的美方人士还包括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前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Ken Lieberthal)、贝德(Jeff Bader)，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卡耐基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美国进步中心新能源和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ine Hart)、东南亚项目主任哈定(Brian Harding)，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副总裁、前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薛瑞福(Randy Shriver)，亚洲集团执行长、前负责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裴特尔(Nirav Patel)，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百人会会长关德铨，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奈德(Scott Snyder)，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傅强恩(John Frisbie)，史汀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前国务院副发言人容安澜(Alan Romber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蓝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参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参议员广野庆子(Mazie Hirono)高级助手唐戈(Adam Tanga)、辉瑞集团总裁杨宇翰(John Young)、AIG副总裁李忠民(Edmund Lee)、《纽约时报》国际版主编Joseph Kahn等。

　　9月11日，代表团前往纽约。在纽约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亨利•卢斯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圆桌会议，与该委员会会长施瓦布博士(George Schwab),高级副会长扎戈里亚教授(Donald Zagoria),奥尔布赖特-石桥咨询公司资深顾问、前主管助理国务卿帮办李维亚(Evans Rever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蒂斯(Gerald Curtis),亨利•鲁斯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科伦达女士(Helena Kolenda)等就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东亚安全中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看法。之后，代表团还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研究员等进行了交流。

　　访美期间，代表团还拜会了中国驻美使领馆，受到当地使领馆同志的热情接待。中国驻美使馆代办陆慷公使代表驻美大使崔天凯会见贾庆国院长和代表团一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及夫人章启月大使，以及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程雷也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9月14日，代表团结束了充实而紧张的行程，返回北京，圆满完成了外交部布置的出访任务。

来源时间：2014/9/20   发布时间：201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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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9月9日上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阁下携其夫人罗斯琳·卡特女士和美国卡特中心人员一行访问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副会长谢元陪同卡特总统到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副校长冯晓源在我校美国研究中心会见了卡特总统一行，对他们访问复旦表示热烈欢迎。卡特中心现任CEO梅·安·彼得斯，前任CEO约翰·哈德曼，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等人也参加了会见。

　　随后，卡特总统在美研中心104报告厅围绕他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与展望发表演讲。尽管已有90岁高龄，但在演讲中，卡特依然思维清晰、逻辑严谨。卡特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卡特认为，看待中美关系要用历史眼光，中美两国关系中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有，不应人为的扩大有关问题的影响，从而伤害中美关系。继而，卡特又指出，看待中美关系还要有宽广的胸怀。他引用习近平主席关于“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话语，进一步表示，太平洋不仅足以包容中美关系，也足以容纳发展好中美与其它各国的关系。在演讲中，卡特多次回忆并提到他和邓小平共同决定并推动中美建交的历史过往，他特别强调他和邓小平都认为中美友好与合作将确保世界和亚洲的繁荣与和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了当天的演讲活动。在评论卡特总统的演讲时，吴心伯教授介绍了自己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吴心伯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是在全球层面，中美要共同促进全球事务中的“善治”;第二是在地区层面，中美要合作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第三是在双边层面，中美要确保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持续增强。

　　之后进行的互动中，卡特还一一回答了复旦师生提出的多个问题。在回答关于如何面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挑战时，他特别强调两国青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因此从他任内起，就特别重视欢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卡特在现场欢迎在座的所有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并特别推荐了自己的家乡佐治亚州。卡特总统幽默风趣又不失睿智机敏的回答获得了现场听众的多次热烈掌声。

　　在离开会场前，卡特总统夫妇特地走到观众席前，与现场学生一一握手话别。

　　当天，在卡特总统夫妇的见证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卡特中心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两大机构将在今后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协同创新，并在共同主办学术会议、互派研究人员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据悉，复旦大学曾多次接待来访中国的美国总统。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大学，并首次在中国大学面向大学生发表演讲。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时，在上海图书馆会见了复旦大学原校长、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谢希德教授和美研中心学者吴心伯。2009年，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也在上海科技馆与包括200余位复旦大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进行了交流活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主持了当时的活动。

来源时间：2014/9/9   发布时间：20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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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中国想要什么

　　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她想要获得一种尊重。这种尊重，她曾在几百年之前享受过。但是，她现在不知道如何去赢得这份尊重，如何配得上这份尊重。

　　马修?博尔顿——詹姆斯?瓦特研发蒸汽机过程中的合伙人、18世纪最伟大的工业家之一——曾对英国首次出使中国朝廷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在给东印度公司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认为，要把我们的工业品打入世界最广阔市场，当前这个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

　　他指出，鉴于这次出使机遇之重大，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应当对“我们制造的所有奢侈品和日用品做一次细致的筛选。”将这个过程展示给皇帝、朝廷和民众，马戛尔尼的使团就会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博尔顿在伯明翰的那些工厂，还有在其他行业他朋友的工厂，就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着手生产中国亟需的商品。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事情不遂人意。皇帝接受了马戛尔尼的礼物，而且还特别喜欢其中的几件——尤其是“君皇”号战舰的模型，迎合了他的心意。但在他看来，整个交往就是一次朝贡，而非贸易。当时的朝廷也把乔治三世代表团的访问，与皇帝的礼部尚书为朝鲜和越南的使节安排的觐见一样，当成是他们对中国天子表达尊敬和臣服的机会。(处理亚洲内陆较不开化的蛮族事务是理藩院的职责。)

　　因而，当马戛尔尼提出天子和乔治王应享有同等的地位时，皇帝拒绝了这个犯上的建议。他言明，自己欣慰于英国人的进贡，尽管贡品一般，但毕竟是来自如此偏远之地。但是，他没有把这次交往，看成是一种全新贸易关系的开端：“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戛尔尼请求中国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当时，东印度公司仅限于在广州贸易)，在北京设立一处货栈，都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时的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拒绝外部世界。她同周边的蛮夷都有往来，只是没能看到他们已能供应众多的商品。

　　以史为鉴，主动参与外部事务是更为明智的。当时的中国没有意识到，一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正在欧洲上演，而且其影响力正逐步波及其他国家。随后，殖民资本主义出现了。它用事实证明，这会成为中国从未面对过的挑战。在20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有过数次分裂，也遭到过多次入侵，马戛尔尼所访问的中华帝国一直都是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和最富裕的经济体。但是，在随后200多年中，所有这一切都会被颠覆。中国将成为一个饱受屈辱的半殖民地国家，因内战和革命的蹂躏而贫弱不堪。

　　尽管她现在已经像马戛尔尼当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非常愿意贸易的、相对开放的市场。借用博尔顿的话，过去20年有着史无前例的良好条件，中国工业品进入了世界最广阔的市场，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随时可以夺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尽管国内仍有上亿人深陷贫困，但她确实是一个有着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飞机场和亮闪闪的太阳能发电场的21世纪国家。中国已向月球发射了地面探测器，而且希望随后完成登月计划。

　　现在的中国渴望获得更多。总体而言，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国内，民众想要的是持续的增长，领导层想要的是经济增长换回的稳定。在国际舞台上，民众和中共都想要的是与国家地位相符合的尊重和影响力。因此，中国想让当前的体制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她想让维持其持续增长的各种条件延续下去。但是，与此同时，她还想让这些条件有所调整。

　　既要有所变，又要有所不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巧妙处理好这种需求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对中国来说，这个任务难度更大，危险性更高。难度加大，是因为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层，既要处理好国内变革与停滞之间的巨大矛盾，又要设法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力。而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样快。另一方面，危险性上升，是因为中国正沉浸在好战的民族主义之中，而每有威胁和怠慢时，领导层却总是小题大做、一意孤行地进行应对。

　　苏联改革后的崩溃教育了中国的领导层，让他们不仅知道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对美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接下来，美国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习近平主席就一直为它所引发的混乱深感不安。他似乎试图从内部来净化共产党，使它在排斥任何政治多元和司法独立理念的同时，还能继续统治下去。这种整顿正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南海争议岛屿修建飞机跑道，把油气平台移动到争议海域，还重新界定了自己的领空，这些都没有任何明确程序，来让她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让其邻国还有美国深感忧虑。中国渴望重塑自身，但对要面对的局面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美国决心阻止中国的意图危及自身及盟国的利益，但对如何回应则没有明确的安排。把两者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的确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最好的外交政策评论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曾说，五年前，他确信中国能够像所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但是，如今他已经不太确定了。

　　漫长的坠落

　　当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统一时，罗马正同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的主导权，它会继续崛起，直至盛极而衰。中国也经历过多次崩溃，但是，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她一定要终归统一。到220年汉朝结束的时候，统治阶层已经将儒家学说用制度确定下来，成为政府的统治基础，它强调社会等级制度和个人伦理道德。到7世纪的唐朝，即大约穆罕默德回归麦加的同一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文明之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周边各个民族。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其文明程度和儒家伦理道德之杰出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是效仿的典范。日本京都的布局就类似于8世纪的长安(现西安)。朝鲜和越南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儒家学说成为，而且至今仍是许多亚洲文化的哲学基础。正如皇帝天经地义地在中国封建制中位居顶端，同样，中国也自然而然地位居世界之巅。

　　马戛尔尼来到这个天朝之时，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18世纪中期，中国皇帝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对准噶尔部实施种族灭绝，从而将西藏和突厥斯坦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使其疆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那时的生活对升斗小民虽然严酷，但对于帝王却无比辉煌。中国富甲天下，但在遭受断然拒绝的马戛尔尼看来，这种状态不会像其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万世长存。他写道，这是一艘“疯狂的战舰”，“仅仅凭借其大块头和外表”，就能使周边的邻国敬畏。他感觉到了王朝的某种脆弱，以及即将到来的问题。“她或许会像一艘大船的残骸那样在海上漂来荡去，最终，会被冲上海滩化为粉碎。”

　　预言成为了现实。帝国走向末日，中国衰落了。其根本原因何在?人们对此已经做了太多得讨论。有的赞同历史学家伊懋可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即如果一个国家运转良好，劳动力廉价，行政高效，给和需求能够轻易地实现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为了技术进步而进行投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得益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贸易，这提高了它发展军备的能力，以及对新市场的需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所说，从美洲获得廉价原材料推动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化，而中国却没有享受过。因此，欧洲的幸运在于拥有接近其工业中心的煤矿。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和工厂之间相隔千里——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扰着中国人。

　　鉴于以上全部或某些原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中国没有以西方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欧洲在中世纪从中国学到了火药，但到19世纪，欧洲在使用火药方面，要远远强于中国。19世纪30年代，英国曾利用鸦片——一种不管你之前是否想要，总会让人变得无止境地需要的商品——来敲开中国的市场。中国曾试图阻止这种贸易。英国把一场战争强加给他们，还打赢了这场战争。在1842年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攫取了香港，并迫使中国打开大门。中国跌入了一个从拒绝到战败再到半殖民地化的循环当中。最令疲弱的中国感到屈辱的，可能是在19世纪90年代被日本在战场上所打败。虽然日本文化建立在中国文明之上，但由于快速地实施西方的技术和思想，日本民族当时已经实现了转变。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被篡夺了。

　　以后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1911年的民主革命，毛主义的崛起和1949年的胜利，以及现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对失去的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一种回应，是中国领导层和民众认为国家理应重新获得尊重的一种愿望。

　　19世纪晚期的改革派和革命者逐渐开始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不被殖民大国瓜分，他们开始摒弃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传承。许多人相信，为了救亡图存，就必须先毁灭自己的文化。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它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政府选拔之核心。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和封建制度被推翻了。没有现代制度的支撑，新生的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1949年重新统一中国后，共产党又进一步升级了对中国文化的攻击。中国的制度，及其塑造和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被来自域外思想完全替代了。这就好比是欧洲彻底抛弃了罗马法律、希腊哲学或基督教信仰。在毛时代，孔子变成了敌人。不过，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意识却延续了下来，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它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深深的身份危机，而至今依然在奋力解决。

　　一路走来，中国已经抛弃了天朝上国的世界观，不再把世界当作是朝贡之源，而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引入欧洲的那种观点：国家主权本质上平等，区分它们的是财富和实力的数量，不是等级体系所赋予它们的性质。如今的中国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众多国家之一。然而，用美国学者白鲁恂的话说，她同时还是“一个假装自己是国家的文明”。中国的历史、体量以及过去20年引人瞩目的增长所带来强大感，都让她想得到更多，而且还要夺回外国人从她那里夺走的地位。中国人民和领导层都感觉到，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再次来临了。

　　开疆拓土

　　尽管怀有这种野心，但中国并没有醉心于全球称霸。除非能尽可能多地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中国其实对亚洲之外的政治实体几乎没有兴趣。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论调。这个国家在那里的直接投资比例仍然远远地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总量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黛蓉说，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增长，这一点无需质疑，但是中国介入他国的方式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而是互惠互利性的。她说，当日本的一家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时，“美国人觉得他们要买下整个曼哈顿。中国在非洲的实情与此相同。这全在你怎么看。”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她对涉及中国在非洲买地550万公顷的20条媒体报道所做的调查显示，实际数字仅为63400公顷。

　　中国的工头虐待非洲工人，中国的公司非法采矿，并且还令人讨厌地用廉价的中国商品断了当地买卖人的财路。但是，这些问题之恶劣，涉及的只是商业，与大战略无关。中国不同于昔日的欧洲殖民大国，在不让别人进入非洲大陆中国自己的那一小块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既没有任何战略性的长久之策，也没有任何虚伪的“教化使命”。当她认为自己的形象出了问题的时候，她的回应是实实在在的：修建医院，为预防疟疾项目出资，铺设铁路。在非洲和拉美，她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参股当地企业上面，不仅仅是买地和买原料。同时，中国发挥软实力作用，利用遍布全世界的数量众多的孔子学院，试图告诉别人：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是亲善的。尽管其方式时常是笨手笨脚的。

　　悉尼大学的凯利·布朗说，中国“既不是拥有传教士文化，也没有超级大国的价值观。“她没有试图让其他人融入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其辞令之形成，源于她要成为民主和自由之胜者的承诺。中共较少致力于普世价值。盟友之形成，经常是出于共同的价值观。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朋友就难找了。敬畏可以是朋友关系的替代品，中国已经开始让这个世界敬畏，但是也开始让这个世界为她发愁。

　　以家族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带有对他者的恐惧，使得中国人去关注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正如老话所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倘若中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世界，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国内问题具有世界性：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比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当自己的公民中有1.6亿人正在过着每天不足1.25 美元生活的时候，当许多人正在开始日渐公开地抱怨国内问题的时候，非洲的发展需要似乎就没有那么紧迫了。

　　相应地，中国的外交政策处于“绷紧一根弦”的状态。除了出于提高大国形象的目的，中国希望尽可能少的参与国外事务。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才会插手国外的事务，而不是出于为世界谋福祉的目的。中国的海军曾出兵非洲角海域打击海盗并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2011年中国曾派船只撤离在利比亚的36000名中国工作者。更多诸如此类的行动让中国更紧密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但是仅仅只是因为这些行动成本较低或者是绝对有必要。对国内危机的深刻认识使得中国对外交政策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同样，对美国近年来外交军事化所带来的威胁的认识也是原因之一。

　　在相当多的领域里，中国反对什么比它支持什么要更显而易见。她反对西方大国介入叙利亚和达尔富尔问题，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不表态(尽管对本国内的分裂持零容忍态度)。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不愿承诺放缓工业增速。在其他场合的很多问题上中国表明反对立场，而不是准备建设。正如布什政府的一位前高管评价中国在G20中的表现，“他们喜欢高调，但我们仍在等待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位前政府官员表示，世界需要中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而不是更少。中国领导人不喜欢现有的同盟体系，他说道，但是又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来替换这种集体安全体系。中国提出要在南海和东海领域共享石油以及渔业资源，但是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国谴责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但是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助长贪污腐败和行政混乱。

　　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参与世界事务不积极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美国曾经因为世界大战而不得不走上世界的舞台。缺乏清晰的议程并不能阻止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身份是作为二战中的胜利国而获得的，但是对于其在国际机构中缺乏影响力而倍感受挫，目前中国正联合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更有利的方案。

　　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以及世界经济的28%， 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仅为11%。今年7月，中国牵头成立了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发展银行，金砖五国均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机构看上去像是替代世界银行的新生事务，被称为“中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此与亚洲发展银行相抗衡。

　　利维坦及其触角

　　在亚洲，中国的“有所作为”，而非“不作为”让人们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最具挑衅意味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提出的关于南海主权“九段线”。中国宣称，在条线周边以内所有陆地、海域以及海床的主权都归属中国。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条例，上述资源大部分都属于别的国家。在今年6月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地区安全大会)上，王冠中副总参谋长明确提出，尽管中国尊重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条例，但是中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九段线”的主张，而且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拥有了对南海的管辖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海洋公约(译者注：1994年生效)的条例不具备可追溯性。

　　中国的其他一些人更是直言不讳。位于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近期指出，联合国海洋公约是在西方的指导下形成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通过多样化的区域合作方式，重新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由我们自己主导的国际海洋秩序。”不出意外，这一言论引发了美国的担忧。“他们到底想推倒这座庙的多大一部分呢?”现任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美国政府前官员包道格问道。

　　从当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是，“中国知道，做大国就要处理杂乱的事务，包括干辣手摧花这样的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莱尔?戈尔茨坦说。“中国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像九段线必须得到尊重这一类的规则可能会被势单力孤的小国接受。但是，正如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一次地区强国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在军事方面，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中国的军事力量虽说在技术方面不是第一流的，但的确称得上实力雄厚、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还拥有一支核武器部队。但是，杨所说的那些小国家拥有一位大朋友。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一直都是西太平洋的主导力量，在日本和南朝鲜驻有部队，设有基地。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其在25年前赢得冷战胜利后一直没有削弱过。2011年，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宣布美国将把国家战略“轴心”从中东“转向”亚洲。

　　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决意要阻止中国增强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换言之，中国领导层相信，美国正在试图像曾经遏制并最终打垮了苏联那样来遏制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唯一一个真的相信这种“轴心”正在发生转向的国家。对于亚洲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新的关注点的这个看法，东南亚国家持怀疑态度。奥巴马在国内的反对者称，奥巴马几乎没有去兑现他在2011年所做的承诺。

　　尽管如此，最近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丝毫没有消减中国的担忧之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建议用军事硬件来援助中国的邻国，并且还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为该地区争取更加强势的防御政策。安倍在任期内的第一年访遍了所有的东盟成员国。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对安倍的想法给予了赞同，对中国“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提出了指责。

　　几十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始终是坚定而自信。不过，在其他人看来，自习上台以来，这种立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强化态势。最近发生在从关岛经台湾到斯普拉特利群岛这条被称之为“第一岛链”海域内的主宰举动，已经使他们同几乎所有的邻国的关系都疏远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罗瑟曼说：“难就难在，不容易构建一种有着较好设计的外交政策，以削弱中国的长期利益。”

　　毋庸置疑，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部分出于想要掌控这块海域的海底资源。但是，中国自己并不把这些举动看作是赤裸裸的领土扩张主义。自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把清朝统治下的帝国的最大疆域，而不是早先较小的疆域界定为自己的领土。因而，当他们说东海和南海的那些岛屿自始至终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他们正在攻击性地表达领土方面的利益，那么，这种表现之恶劣同被他们视为唯一对手的另一个大国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要好于那个国家。中国人指出，美国几乎不能称之为没有污点的国际秩序之庙的保护者。他们所享受的超级大国的特权和豁免权是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所争取来的。美国对国际条约束缚的厌恶之情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鉴于盟友众多，美国曾肆意地践踏了国际法体系入侵伊拉克。

　　中国可能还会意识到，她的野心同美国先前的野心是一样的。尽管美国一直等到20世纪初才开始承担全球性角色，但是早在那之前100年，她就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地区形象。詹姆斯?门罗早在1823年就把拒绝支持欧洲国家对西半球的任何介入确立为一项政策。所有的不请自来都会被当作侵略行为来对待。

　　从概念上来说，中国在东亚想要的类似于门罗主义：削弱外部势力的影响力，从而巩固其在这一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美洲没有任何同地区强国来挑战美国，大多数国家都非常满足于将欧洲的超级大国排除在地区之外的想法。至少在其初期，他们都是门罗主义的受益者，而不是门罗主义所针对的对象。

　　中国不是完全不让步。她已经在一些陆地边界的争端中做出过妥协和退让，但部分原因是，南海和东海被视为更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主权问题可能最终会摊牌，这是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部分。实际上，中国正在保护她的侧翼，以防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冲突。向来脆弱的北朝鲜局势也可能在两国之间制造一个引爆点。

　　当习近平在2013年的加州峰会上对奥巴马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时，这既是对于两国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一种表述，同时也是有关西太平洋是中国合法的影响范围的一种想法。

　　习近平的这句话在今年7月份在北京被重复说给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听。如果习近平的的这句话是在暗示两国之间存在一种对等，那么中国知道，事实上她享有多种不对等的优势。例如，中国是一个统一行动体，能够玩转美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之间的不和。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通过用武力来威胁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在利用‘要么抛弃朋友，要么与中国为敌’的办法来对抗美国。”

　　中国的军队远不如美国军队那样训练有素。但是，中国享有“主场优势”。美国只能依靠海军和空军的行动来主宰这些海域。如果中国反舰导弹对此类行动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导弹就能大大地降低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而中国也不必再为发展一支有远洋能力的海军而投入大笔的资金。因此，双方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依靠简单地计算航母舰队数量。(中国正在建造她的第一艘航母，而美国有十艘航母，其中四艘在太平洋)。

　　中国认为，双方还存在着一种意愿上的不对等。在中国看来，厌战的美国不可能为了捍卫没有直接战略意义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去流血、去耗费钱财。美国或许只是叫嚣的厉害，而并不会真的挥舞大棒。相比之下，中国民众的观点往往受到政府宣传以及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形成，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在其海域的投放实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军工企业渴望得到资金，去打造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想在他们所宣称的和平崛起方面获得成功，并且仍留在国际法之内，但是他们形成其国家精神的方式不一定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在涉及到日本问题时尤其如此。日本在19世纪接过亚洲地区强国角色之时，正值中国衰败之际，中日两国的关系荆棘丛生。中国媒体上针对日本人的刻薄宣传几乎不需要官方的督促;中国对日本的残酷侵略铭记在心。日本是一个有用的替罪羊，可以用来分散对共产党能力不足的关注。中国领导人有合理的安全关切，有权为他们的国家寻求一个更有分量的国际角色。但是，他们总是以被害者自居，没有意识到到自己正逐渐成为亚洲的恃强凌弱者。

　　变革的挑战

　　公众的狂热突显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不单纯是对外关系的问题。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说：“每当我看到外交政策的变化时，我都会问‘国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习正在肃清对手，打击腐败。许多人希望他力推经济和政治改革。将注意力引导到某些外部问题上可能是有帮助的。

　　在国内巩固权力，向周边施加压力，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向“马戛尔尼滚回家去”这样的帝国式的傲慢自大的全面回归。中国人知道，国界之外有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除了市场、原料、投资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潮。他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尽管有时会有一些不情愿。中国已经从不理解《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世界观，成长为这种世界观的信徒，告别了那种以为自己是众多小国中的一个大国就理应享有天然优势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中国已经接受了她的统治者同外国国王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尽管未必接受了应当有法律来约束所有这些帝王的观点。

　　然而，那些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并且也不可能接受他们与国内被统治者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毛泽东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虚弱的社会。如今，这个强大的政府不得不应对一个日渐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这其中，公民拥有许多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包括对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的需求。中国的统治者坚信，如果没有稳固的一党专制，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维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是对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时还有许多外国的汉学家)相信，只要一党执政持续下去，这个国家不可能完全步入现代化。

　　富人的抱负和被压迫者的愤恨在中国并存。在西部地区，穆斯林和藏族区域的局势动荡不安。在更加繁荣的东部，远离政治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后天安门协议正在淡出。公众对腐败、污染和其他问题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然而，中国领导层并没有允许公众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将国家往法制的方向发展，而是打击镇压自由思想者并且阻止公众参与。他们相信，实施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比不改革更危险。事实可能正好于此相反。这个国家的深层裂缝将越来越难以用繁荣本身来掩盖。

　　这不仅仅是因为，用对海外事务的自吹自擂来安抚国内民众的做法只会让中国更加难以赢得盟友和尊重。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赞赏并且愿意效仿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用以维持增长的不民主但很有效的方式。如果中国的国内政治看上去不再那么稳定，来自他国的羡慕之情就会逐渐消失。即便是能够暂时维持现状，对于中国的羡慕也不会转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或者说是一种共鸣。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中国在重新获得亚洲中心地位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学术和道德层面，中国仍颗粒无收。哈佛大学的威廉?柯比说，在过去，中国倡导发展 “软实力”，以致“多数邻国都归顺了”中国。如今，习近平可能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如何获得大家的敬畏。但是，倘若没有能力去施加一种更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力量终归会解散。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自身的身份危机，并且再次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发展模范，她会被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以获得她渴望得到的尊重和影响力。但是，除非共产党共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民众，否则这种情况很难发生。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这种事不会在他眼皮底下发生。危险在于，中国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更大的权力，以此来替代国内的根本性变革。如果中国无法完成这些变革，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仍将是空洞的、毫无吸引力的、并且是具有威胁性的，她的邻国仍将紧紧抓住山姆大叔的衣角。

　　中国不再是马戛尔尼在1793年所描绘的那艘“疯狂的战舰”了。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她已经是一艘更加闪耀、更加现代的船只了。在过去的200年里，她历尽千辛万苦，业已完成了核心身份的转变，把自己从一个眼里只有自己和过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向外看和向前看的大国。自1978年以来，她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在不断地追求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灵活性和坚定的决心。如今，这些目标已经触手可及，中国正站在伟大的边缘。今后的几十年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欧内斯特·Z·鲍尔，迈克尔·J·格林，维克托?查，马修·古德曼对本文亦有贡献。

　　翻译：小米 贺蓉

　　文章原标题为：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609649-china-becomes-again-worlds-largest-economy-it-wants-respect-it-enjoyed-centuries-past-it-does-not

来源时间：2014/9/2   发布时间：20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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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Scobell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中国的“外跃进”与拉丁美洲

　　Andrew Scobell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2014年4月28日

　　本文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发展定位以及对潜在威胁的认知。同时，阐述了拉美在哪些方面符合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中国战略政策向对美国有巨大利益的拉美地区转移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分析了对美国的启示。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姿态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动向”，一门心思维护内部稳定。另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发起“外跃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但问题是，既然中国领导人如此重视国内政治稳定，又何必大动干戈走出国门呢?

　　答案在于，中国领导人通过发展经济巩固了政权。他们意识到，中国若要持续发展壮大，必须积极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来。而毛泽东时代那种提倡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国家政策已不再适用。用中国政府非官方术语来表述，就是“本土化思维有赖于全球化实践”。

　　感知镜头与不安全的环

　　中国领导人通过三个镜头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来感知整个世界。每一个镜头都对焦在于中国不利的威胁或危险上，因此镜头之间会彼此作用，加强对整体威胁和危险的感知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镜头。作为意识形态的建构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从本质上已遭到质疑，在政治权力阶层中难以存在真正的信徒。如今，对于领导人来说，共产主义信条则是密切关注经济事务。他们持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陷入了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激烈争夺之中。

　　中国政府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设法限制其他国家在国际领域的发展。美国公司寻求垄断市场，与中国公司争夺原材料。其次，中国领导人通过第二种镜头，即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世界。很大一部分中国分析家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研习政治科学，且精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目前也出现在中国高校的课本上。在中国最受推崇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即国家意在最大限度获取权力，并将其他大国视为威胁。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作极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或牵制中国。再者，中国领导人通过第三种镜头，即文化的镜头来看世界，他们将东方儒家文化看作是和平的、防御性的、精神的、内敛的、内陆性的。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传统则是暴力的、好斗的、物质的、扩张的、海洋性的。历史反复强调中国在西方列强手上所遭受的“百年耻辱”。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美国正是这种负面西方文化传统的缩影。

　　中国领导人通过上述三个镜头观察世界，还看到了四个不安全的“同心环”。第一个环是中国现有边境线内，包括所有被中国管辖及宣称属于中国的领土。其中，最重要的即是被中国政府声称属于国土但不受控制的台湾。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十分注重国内政权稳定问题，因此保障境内安全耗资费时，产生了“境内牵绊”效应。否则，这些可用的资源和精力应更多地用于境外事务。

　　第二个安全环是毗邻中国边界的14个国家，包括5个在过往70年中曾与中国交战的国家(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越南)，还包括一些弱小国家。尽管中国与邻国关系目前较为友好——但也不是完全相安无事——中国领导人仍然对外围缓冲区的状况感到担忧，他们希望确保所有周边国家倾向中国，至少保持中立，而不是偏向美国。

　　第三个安全环包含整个亚太地区，中国试图在这一区域建立更大的影响力范围，并限制该地区国家与美国等强国建立联系。第四个安全环囊括世界范围的其他地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逐渐融入这一范围最广、距离最远的地域环——拉美位于此环内。但是，中国对涉足第四安全环的兴趣日渐浓厚，在该区域主要寻求商品、市场、和投资。在中国政府看来，美国是唯一能在四个安全环都对中国利益产生威胁的国家。但这个观点与另一认知相冲突，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拉丁美洲——中国最后的边界

　　对中国而言，拉丁美洲正逐步成为它最后的陆地边界。冷战期间，绝大部分拉美地区对共产主义集团持敌对态度，许多拉美国家被右翼的军事独裁者统治。当然，古巴是个特例。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在1960年与苏联关系破裂，亲莫斯科的古巴对中国也并不欢迎。

　　因此，从外交方面来看，中国涉足拉美地区比较晚，而且拉美一直主张亲台立场。直到冷战结束，中国才开始大力发展拉美外交。同时，许多拉美国家也将外交关系从台湾转向北京。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逐渐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举例来说，中国先后在1996年、2003年、2005年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及委内瑞拉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08年加入泛美开发银行，于1997年加入加勒比发展银行，并于2004年获得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的身份。

　　衡量中国对拉美兴趣多少的一个标准是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对该地区的出访次数。改革开放之前(1948-1978)的出访次数为零，而1979至1991年这12年之间的出访次数为10，1992至2006年的14年之间高层领导出访次数则为40。

　　中国大举涉足拉美主要是受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需要更多拉美朋友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 在多边论坛领域寻求支持和合作。

　　2. 与美国抗衡。

　　3. 反击台湾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首先，在类似联合国的国际机构中，中国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自己的提案或是一同驳倒美国的提案。例如，中国曾经寻求在世贸组织(WTO)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因为获得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以及委内瑞拉等国的支持而加快了正式获得认可的进度。

　　第二，中国将美国视作竞争威胁，美国对中国也心存有戒备。因此，中国政府希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友谊、建立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力图在该地区不做出激起美国反感的挑衅行为。因此，中国与拉美的外交关系被官方定义为“相当正常”、“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第三，中国政府力图削减台湾在世界范围的外交影响力。中国政府把台湾视为敌对政府——国共内战的残留物。2014年，台湾政府与世界范围内的2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大部分国家是散落在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的小国(人口不到50万)。最近几十年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成为了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外交主战场。有12个拉美国家继续承认台湾政府的合法性，包括6个中美洲国家(伯利兹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5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1个南美洲国家(巴拉圭)。

　　中国同时动用惩罚措施和激励机制来对抗台湾在中国政府认定的第四环地域的外交影响力。举例来说，1995年中国运用联合国安理会的身份削减了安理会维和部队在海地的规模，原因是海地政府邀请了台湾副总统出席在太子港(译者注：海地首都)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但之后，中国缓和态度，派出警察和法律专家参与在海地的执行任务。

　　90年代初期，中国孤立台湾的目标区域从第三环转移到了第四环，那时仍有30多个国家承认台湾政府。一方面，北京成功地拉拢一些国家，比如说哥斯达黎加。但是，已经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有时又转头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通常是因为接受了台湾的大额援助、贸易项目或者暗中贿赂。这些国家包括格林纳达和圣卢西亚。然后，北京会采取更多措施赢回这些国家的支持。例如2007年，为了恢复与格林纳达正常邦交，巩固与其邻国的关系，北京为格林纳达、牙买加和安提瓜岛无偿提供劳动力，建造板球体育场，让他们有能力举办当年的板球世界杯比赛。

　　2008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外交争端逐步趋于平息。在大陆，马英九普遍被视为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领导人。据报道，巴拉圭曾打算与北京政府建交，但被大陆所推后。马英九曾保证，自己任期内不会施行“支票外交”。受此影响，2013年11月，冈比亚与台北断交，但其也未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然而，这种外交上的停火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寻求市场和资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需求。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不断向外寻找无人占据的资源和尚未开发的市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增长了超过20倍，2012年贸易额高达2555亿美元。尽管增长迅猛，但比起中国的全球贸易总额仍是沧海一粟——2012年仅占总量的6.6%，但比起前几年的5%有所上升。

　　然而，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更重要的目标。最近兰德公司研究显示，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中国承诺给予拉美国家相当于1800亿美元的援助——这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区里所承诺过的最大额度。但是，实际交付的金额远远少于该数目——仅在300亿美元左右。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是重要的铁矿石和农产品供应方，如大豆、谷物和肉类，同时也是中国商品的大市场，还是航天和卫星发射等高科技研发的合作伙伴。对中国来说，智利和秘鲁则是铁矿石和铜的主要供应国，中国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与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向委内瑞拉投资以及贷款了几百亿美元，用于石油开采、提炼以及运输。除此之外，中国与古巴的贸易也日益增长，截止到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

　　尽管拉美国家欢迎中国的经济参与，并将其视为抗衡美国传统霸权的力量，但其中仍然存在摩擦。中国正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殖民主义关系——从拉美进口原材料，对拉美出口制成品。举例来说，阿根廷着手调查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倾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旨在将本地竞争者挤出市场)，墨西哥也对来自中国制造商的竞争表示不满，认为这对自己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工业造成了破坏。

　　尽管中国积极参与拉美地区事务，但美国仍然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外部势力，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有无人能及的影响力，安全事务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很大，但是对安全事务的影响则很小，其中包括与古巴的情报交换、与该地区许多国家适度的军事联系，而且中国在地区军火市场的份额也相对较少。事实上，比起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出售给拉美的武器数量是最少的。

　　对美国的启示

　　从软实力层面上来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相当有限，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更有吸引力。尽管这些国家很欢迎中国经济上的关注，但也希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与美国继续保持贸易关系。此外，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希望在安全领域与美国保持合作。这些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中美关系恶化，迫使他们选择一边站队。简而言之，拉美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国家一样，面临这样一个现实——既想搭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快车，又想维持与美国在外交和安全层面的联系。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在拉美的扩张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视作为对立。诚然，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确实给该地区带来了好处，但是，也有一些举措不受某些国家欢迎，或者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拉美国家并非任由中国摆布的傀儡——他们有能力坚持自己的立场。美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在西半球的举动，并且继续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这不仅符合美国政府的切身利益，同样也是拉美国家政府所期望的。

　　引用文献

　　Ellis, R. Evan, “A Hard Look at China’s Soft Power in Latin America,” in Andrew Scobell and Marylena Mantas, eds., China’s Great Leap Outward: Hard and Soft Dimensions of a Rising Power,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pp. 175-194.

　　Nathan and Scobell, Andrew J. and Andrew,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Medeiros, Evan 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RAND, 2009.

　　Shambaugh, David,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2013.

　　Wolf, Wang, and Warner, Charles, Xiao, and Eric,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2013.

　　译者：贺蓉　校对：小米

　　文章来源：

　　https://lacc.fiu.edu/research/publications/security-roundtable-scobell-final-paper.pdf

来源时间：2014/8/28   发布时间：201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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