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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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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巍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内容摘要】2013年以来,美国官方开始逐渐接受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因此,尽快提出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践路径就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首脑会晤中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路径的起点。"不对抗、不冲突"是低层目标,在这一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有相当基础,提升关系的路径是维护和加强中美现存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实现路径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中间点,逐步推进,增加信心,但不奢求建立高水平信任;"合作共赢"是高层目标,应设定在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实现路径可以是两国共同维护、改革和建设国际制度。综合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冷静管理双边、建设国际制度"。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近中期看,需要依靠现实主义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两国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来源时间:2013/7/31   发布时间:201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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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鹏鸿:TPP是美国战略梦,中国不必帮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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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鹏鸿  来源:环球网

  日本23日正式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将成为该协定第12个参与国。而自从美方提出“欢迎中国加入TPP”之后,一些智库人士认为,中国应该加快步伐加入TPP,“不应缺席、回避”TPP谈判。其实,中国在对待TPP问题上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和透明的姿态。笔者以为,在当前美国力推今年完成TPP谈判前夕,中国必须在坚定开放包容的同时,不必急于挤入TPP谈判。

  首先,TPP是使美国“再平衡”战略获得圆满成功的一个核心要素,中国没必要帮忙圆梦。美国已把TPP勾画成美国亚太区域架构重组中不可或缺的骨架,是区域经济和外交游戏规则的变革者。因此,美国力争今年完成协定谈判,如果今年谈不成,将是“再平衡”战略的严重挫折,将使之缺失其中应有的经济和外交内涵,只剩赤裸裸的军事本质。没有TPP,美国在其盟友和伙伴眼中的价值将仅存于军事冲突之中。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去凑热闹,帮美国圆其“再平衡”战略之梦。

  其次,美国学界和政界从来就没有考虑要在近期把中国接纳进TPP。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只能是最后一批加入的TPP成员,时间安排在2020年之后。不久前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拜登讲话时就显然拒绝中国现在加入TPP。因此,仅从外交角度看,我们应该为中美对话回避TPP谈判叫好。

  再次,现在不能把TPP谈判当成是协定已经完成这一事实。有人说,如果现在不加入TPP,中国将面临“入世”般的挑战,这种说法是把谈判进程当成事实谈论。其实,美国主导下的TPP尚不是一份已经成功的协定,原计划通过9轮谈判签订,但是现在已进行第18轮,谈判进程拖延了一倍的时间,很不顺利。

  最后,中国有能力为制定下一代贸易规则做出贡献。即使TPP达成一致,中国依然没有加入,中国是否又要经历第二次“入世”大考?必须看到,经过这些年历练,中国有能力应对这样的大考。首先,中国可能面临贸易转移带来的挑战,但是TPP给中国带来的福利效益将远不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其次,TPP里面的横向新议题,如国企、电子商务、规则一致、劳工标准等等,被美国标榜为下一代贸易规则。美国想建立符合美国要求的行事规则,甚至要求TPP谈判成员政府内部都要同美国一样,建立规则协调办公室,实际上就是要求大家向美国看齐,变成附庸。再次,质量标准应该依照是否符合实际使用和需求来衡量。美国对TPP设定的高标准,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提出的要求,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印尼坚决不加入,因为TPP标准不符合印尼的现实状况。这就像美国大部分家庭使用窗式空调,按照中国标准,这种空调质量太差,美国人却觉得自己的窗式空调够用就好。因此,中国必须按照自己的自贸区战略,脚踏实地地前进,一定会对下一代贸易规则制定做出贡献。▲(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3/7/24   发布时间:20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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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中美对话不应回避TPP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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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梦孜  来源:环球时报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周落下帷幕。此轮中美战略对话同样引起全球关注。除了是两国新政府换届后的首次对话外,也因为对话前“斯诺登事件”突然而至,为双方展开更为平等而认真的网络对话留下新的注脚。不过,我们也许留意到,此次对话议题中缺少一个重要议题,即中美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

  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初始设计而言,这种对话原本是要就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双边或多边问题展开磋商,中美双方既往的对话涉及过此类议题,但仍存在重要议题空窗和漂移状态。如今被双方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就是TPP。据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0日在演讲中称:“我们理解中国希望参加构建国际贸易准则的心情。但中国却对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持慎重态度”。中国最近显示出对TPP的关注,但是他表示出中国参加TPP不现实的态度。

  TPP是奥巴马政府最看重的贸易政策倡议。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TPP一旦搞成,可为世贸组织推进未来多边自由化提供动力,甚至起到塑造亚太经济架构的作用。如果联想到,美国正在推进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和北美自贸区的深化与推进,美国“一体两翼”的全球经贸战略隐然成形,TPP、TTIP的任何放大或复制,无疑就是另一个WTO,是确定未来世界经贸规则的新平台。

  按理讲,既然是跨太平洋经贸一体化协定,就不应少了中国,更不应排除中国。但中国被悄然旁置可能为大多数国人所浑然不知。尽管后来美方态度有所松动,但TPP关于国有企业、劳工、环保标准、知识产权与政府采购设计的高门槛,明眼人一看就知是针对中国的。往深里想,美方搞TPP并排除中国,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生变,即是否在改变长期坚持的融中国于国际秩序的既定战略?

  对经济迅速崛起且经济规模加快逼近的中国,美国已不能释然了。引导与合作这种惠及双方的事可能被赋予更多的打压与竞争色彩。美国对引领全球化热情不再,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的心态。不少案例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这块“最具自由市场性质”的地方经营也举步维艰。

  亚太地区被广泛认为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巡航,代表世界经济、贸易活力的最大板块。在地区贸易自由化问题上,亚洲离开美国或未经美国点头什么也搞不成的时代已经过去,东盟10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6国同意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RCEP),2013年5月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首轮谈判,目标是系统整合以东盟为中心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实现更大范围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RCEP建成后,将覆盖约30亿人口,区内经济总值接近20万亿美元,为全球的1/3。

  美国一旦搞成TPP或是TTIP,中国可能面临再次“入世”,是否为真可能言之过早。但TPP显示的对华经济战略异动,可能使一种充满活力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影响,加剧中美互疑,而需要掂量得失的只能是美国。今天,美国仍可能具有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最大影响力。但奥巴马政府却画地为牢,表明美国的战略视野已经收缩。此外,在如何推进亚太地区广泛而深化的一体化进程方面,中美也不可能各顾各的,在未来实现TPP与RCEP的链接方面,都需要有预先设置,中美没有默契只能是隔空较劲。

  由此看来,一个长久排除中国或对中国另眼相看的TPP可能成为一面棱镜,折射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形态。TPP的战略性、全局性与长远性不可忽视,当然需要摆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程表的重要位置。▲(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时间:2013/7/15   发布时间:201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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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斯诺登事件与中美网络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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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梦孜  来源:东方早报

  斯诺登事件发出明确的信号,中美双方更需冷静坐下来谈,并共建全球网络规则。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本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对话期间中美网络工作组将举行第一次会议。斯诺登事件对中美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博弈会造成何种影响,值得玩味。

  “棱镜”事件本身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这将改变中美在重要议题上对话的态势。美国不乏人认为,如今美中之间的问题不是安全问题,也非战略问题,而是网络问题,是所谓中国对美网络攻击问题。美国在斯诺登事件前一直扮演网络攻击的受害者,指责中国政府或企业的网络“黑客”行为,而今,“斯诺登证据”令形势发生逆转。中国是网络攻击受害者得到证明,在中美相关对话中,中国的被动者、美方的主动者态势已变,中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措施削除对中国网络的侵害,并与中方加强合作维护网络安全。

  其次,美国政府道义形象受损。中国普通百姓心中对美国政府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曾经对中国的敌视和遏制图谋心知肚明,对美在国际上的霸权行为十分反感,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美国存有好感与认同。美国靠自由理念立国,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约束政府集权”、“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等信念,好像美国依此总能在世界政治中站到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但斯诺登事件击溃了这种美好想象。

  第三,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经历新的心理调适。中国被美国情报机构监视监听,不奇怪,并没有超出中国人的意料,只是斯诺登这次彻底说了个明白。随着斯诺登爆料范围的扩大,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欧洲、日本都进入美国情报机构的监视屏。“我们把美国当朋友,美国把我们当敌人”成了美国盟友对美国的抱屈。消除疑虑恐非一时可以到位。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美国国务院手续不全,无法执行美国要求拘捕斯诺登而使其从香港逃离到莫斯科,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则是直接而长远的。但到底是消极影响还是积极影响目前还不能简单下结论。

  首先,这一事件对中国而言,中央政府尊重香港特区政府自主处理此问题,斯诺登既然离开,也使中美双方避免了一场可能难有结局却会毒化双边关系的谈判。

  其二,美国总以国家安全为由,让华为和中兴等中国通信企业在美国投资备受发难甚至被美国拒之门外,而与此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八个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占据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等关键领域,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它们的设备、软件、网络获取信息,理论上也几乎没有门槛。在全球监视问题上,美国政府能与企业如此相互利用,中国百姓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对此进行调查。

  其三,这一事件也可以让美国明白,尽管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不愿其受到意外事件干扰,但中方在处理相关问题上有底线,有原则,不可能因为有中美元首刚刚举行庄园会而改变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底线。中美可以有一致也存在不一致,不应因此而绑架中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登事件发出明确的信号,中美双方更需冷静坐下来谈,并共建全球网络规则。这也是人们对即将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网络工作组抱有期待的原因。

  过于放大斯诺登事件的影响同样无必要。奥巴马及美国国务院立场缓和及防长哈格尔“称事件不会影响中美两军关系”的表白,也表明中美关系大局不容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太受影响。

来源时间:2013/7/9   发布时间:20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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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美国外交政策,无法绕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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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瓦利·纳斯尔(Vali Nasr)曾和奥巴马政府的特使理查德·C·霍尔布鲁克(Richard C. Holbrooke)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访问了两年的时间。霍尔布鲁克最初的行程中包括印度——他理应能够影响印度,而且该国也是解决手头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印度人回绝了这位特使,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不了解印度,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跟一个与自己的敌人巴基斯坦也有联系的使团有任何瓜葛。这是个艰难的开始,霍尔布鲁克的访问减少到了两个国家:他亲切地称它们为“阿富巴”(AfPak)。

  霍尔布鲁克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失败了,他想拉拢巴基斯坦与美国走得更近的努力随之化为乌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秘密。虽然霍尔布鲁克从未公开说过,不过他无疑希望能复制自己1995年代顿协议的成功——该协议给分裂的南斯拉夫带来了和平——只不过这一次是在世界上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地区。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上,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白宫官员和总统的阻扰——白宫官员从来不信任他,总统从来不咨询他。在巴基斯坦,他被看成一个不理解这片次大陆的外交官;在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完全无视他。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是这场肮脏的权力游戏中少数几个支持他的人之一,但是扎尔达里太软弱、太自私,对他没有太大帮助。

  纳斯尔近距离地看到了所有这些羞辱。他的新书《可有可无的国家》(The Dispensable Nation)讲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在这本可读性强、有价值的书的开头部分,他用同情的口吻描绘了霍尔布鲁克在白宫与巨魔们交战的情况,尽管有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从中周旋。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纳斯尔对霍尔布鲁克在任期间的某些不足之处一笔带过,包括第一次印度之旅。

  但即使对于那些致力于给美国政府提供信息的咨询公司来说,书中披露的细节也令人震惊。“白宫保留了一份关于霍尔布鲁克不当行为的卷宗,”他写道,“为了削弱霍尔布鲁克,克林顿保留了一份档案,里面记载了白宫‘阿富巴’办公室所有不当的尝试。”霍尔布鲁克的确从巴基斯坦获得过一些短期的胜利:给CIA卧底探员争取到了签证——这些探员最终追踪到了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使巴基斯坦和伊朗更加疏远。不过,这些小小的胜利现在都无人理会了,因为巴基斯坦突然开始与极端主义分子走得更近。

  但是纳斯尔的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回答了“是谁让我们失去了巴基斯坦”这个问题。(纳斯尔对此的回答简而言之就是,那些遥控无人机战役的情报机构,以及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他们要求把巴基斯坦用作为阿富汗战争供应物资的高速路)。

  纳斯尔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对伊朗特别了解,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院长。他冷静地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开始之际美国外交政策的劣势。

  他坚定地认为,美国没有衰落。它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但是美国的影响力无疑在衰减。为什么呢?“答案在于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他写道。

  换句话说,奥巴马政府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他认为,把东亚作为外交政策的轴心是个最基本的错误。中国将此看作一种遏制战略。中东将此看作一种告别。纳斯尔辩称,更重要的是,中东“仍是世界上唯一最重要的地区”,美国与中国的权力对弈将在这里展开。其实他还可以补充说,到目前为止,以亚洲为“轴心”仍是空谈大于行动。

  他说,美国应该注意:中国把自己的“轴心”放到了自己的西侧。这是对中国利益所在的一个有趣、新奇的分析。

  “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中国人在想什么或者惧怕什么,我们将会发现中东正是其核心,”他写道,“从中东撤退非但不能让我们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反而让我们不能掌控那场竞争。”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纳斯尔挑出了一个极少为人注意的访问——2012年4月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访问乌鲁木齐,它是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不安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所在地。这是27年来土耳其领导人首次访华。这位总理没有批评中国对待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方式,而是支持“一个中国”。

  实际上,埃尔多安访问之后几个月,习近平就访问了土耳其,习当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纳斯尔得出的结论是,土耳其是中国西方轴心政策的起点,因为中国想“窃取”美国和欧盟之间“有利可图的经济关系”,“向西亚挺进”。

  其他国家跟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埃及新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ad Morsi)去年8月访问中国以寻找经济投资,因为他知道西方国家不会再对该国进行这些投资了。“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人口最多,处于亚、非、欧的交界地带。它认为自己多少有些东西可以供给中国,”纳斯尔写道。当然,中国在中东有能源利益,随着时间流逝,它会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玩家。

  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 Haass)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主席,是制订外交政策的最高层人物,所以当他呼吁整顿美国内政时,大家都得听从。他的书《外交政策始于国内》(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正文只有164页,感觉更像一个巧妙扩展的小册子。他在书中主张,未来十年美国需要对愚蠢的伊拉克战争进行反思。

  和纳斯尔一样,哈斯不认为美国在衰落。但是很明显这个国家“表现不佳”。为了纠正这种局面,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原则中的一个:提倡民主、提倡人道主义、反恐或者“融合”。最后这条原则的基础是在地区和国际机构中与中国合作,但是他又以这一条不够现实而排除了它,因为中国没有做好准备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不愿意合作。

  哈斯因此选择了“修复”的原则,强调“重建国内秩序,重新关注国外”。 依照这个原则,在中东以及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地区动用军事力量来争取利益时要有一些限制。哈斯主张不要在国外投入太多精力——或者至少要更有区别地对待。如果能选择的话,他主张在中东地区投入更少的精力,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一点似乎与纳斯尔的主张不同。

  这两位作者都了解全球局势,都在华盛顿供职——哈斯供职的时间更长,级别更高。华盛顿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到底会多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呢?

  作者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专注于外交、国际问题报道。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6月16日。

  翻译:王艳

来源时间:2013/6/27   发布时间:201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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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庄园会晤:让自信引领两国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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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仇朝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美元首庄园会晤:让自信引领两国关系发展

  仇朝兵

  中国网

  中国网6月11日讯 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让世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期待。

  会晤背景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如下几个背景:

  第一,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部署“再平衡”战略,中国国内多数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遏制中国,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特别是在南海岛屿争端、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些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暧昧,偏袒其盟国,对中国多有批评。对于中国积极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美国反应比较负面,认为是中国在试图改变现状。中美之间的互信严重不足。经济方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中国对美投资方面设置了一些障碍,在对华高科技出口方面的管制没有松动,不断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积极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举动也被一些人士认为是在经济上围堵中国。

  第二,尽管两国互信不足,但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及其他地区安全问题,反恐、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网络安全等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坚强合作才能应对或解决。

  第三,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对全球事务具有重要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面临的国际问题也日益复杂。在战略互信基础不明朗、战略互信缺失的情况下,中美两个对地区和全球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尤其需要通过坦诚的对话,进一步确立战略互信的基础,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道路。

  第四,中美两国都完成了领导层的权力更替,都进入了政治稳定和局势明朗的时期。两国进行最高层次直接深入对话的时机成熟。

  会晤取得巨大成功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如国务委员杨洁篪所言,“通过会晤,两国元首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会晤的成功之处,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会晤的准备和安排,充分营造了轻松、友好、非正式的氛围。风景秀丽的安纳波格庄园、清新的空气、轻松地漫步,无不展示出这种轻松、友好的交流氛围,为深入坦诚的交流创造了好气氛。这也为两国元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增进彼此的信任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助于为建立长期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

  第二,美方对会晤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会谈过程中的表述,会谈的安排,还是其他细节问题,都显示出美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的访问。美方把此次访问放在与尼克松访华同样历史高度上。他们不但是这么表述的,而且从奥巴马总统送给习主席的加州红杉木制作的长椅,也显示出美方的用意。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曾赠送中国加州红杉树苗。美方对会晤的高度重视,既是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和重视,也是对中国的高度重视。对于这次会晤,包道格先生评论道:“这次峰会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上一次的会谈发生于1972年,中美双方领导人分别为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历史不容置疑地证明了那次对话对于确立中美合作与竞争原则与思想的重要性。”“这次峰会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明确、深入、坦诚地重申了各自的战略意图和合作的愿望,就共同关心的地区与国际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奥巴马总统在致欢迎辞时重申,“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继续和平崛起。而且我们认为,中国继续走成功的道路,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认为,一个和平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全世界、对美国都有利。”习近平主席也明确表达了“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全面合作”的意愿。两位元首会晤达成了七项共识,包括互相介绍执政理念,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加强各层次沟通,增进理解和互信,加强领域合作,在亚太区形成良性互动,深化在多边机构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配合等。同时,双方也未回避敏感问题和分歧。习近平主席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督促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也向奥巴马总统阐明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在首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在第二场会晤中,两国元首介绍了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并就中美经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表示,“中国完全能够在不断战胜困难和挑战中继续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成功。

  会晤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塑造了一种积极、友好、坦诚的氛围,确立了互利、合作的原则,勾画了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蓝图。这对于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应对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冷静地看到,尽管双方达成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在朝夕间完全解决,未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也会层出不穷。中美两国还需要进一步累积互信,不断通过具体问题上合作来化解彼此的疑虑,让互信的基础更加牢固。

  让自信引领中美关系的未来

  国家间的互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为基础的互信;另一种是基于共同价值的互信。利益是可以妥协和交换的,但价值和原则往往是无法妥协和交换的。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容易达成妥协和交易;涉及原则和价值的问题是难以妥协和交易的。因此,在思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需要对两国间信任关系的限度有恰当的认知,着力通过深入交流,逐步形成基于共同价值的战略互信。

  在毛泽东-尼克松时代,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是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这种战略互信,更多是基于安全利益的互信。冷战结束后,中美一直缺乏强有力的战略互信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化、中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种挑战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中美两国越来越需要构建新的战略互信基础。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进步,人们对和平、安全等问题的认知已远远超越了冷战结束以前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这一鲜明特征更加突出,更加真实。“和平、共赢、互利”的原则越来越多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思想。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的观念也越来越广泛地为国际社会接受。这就为中美两国建立起基于共同价值的战略互信提供了现实基础。但这一基础尚待进一步巩固,使之更加坚实。这需要进一步化解两国间疑虑,增进互信。

  化解疑虑和增进互信是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对于两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等有着巨大差异、严重缺乏互信的两个大国来说,真正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互信是非常困难的,必须通过在许许多多具体问题上合作,展现诚意,累积善意,经过较长时间的互动,逐步夯实战略互信的基础。

  互信的建立,需要双方都要超越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一些观念。实际上,国家间的误解或不顺畅的合作,有时表现利益的冲突,但本质上并非如此,而是价值和观念的差异。观念的转变,往往是最困难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转变又是瞬间可以完成的,关键是要有恰当的场景,恰当的刺激。两国元首友好氛围中的会晤和互动,有助于推动相关各方观念的转变。

  增加两国互信,还需要有积极健康的心态,理性看待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积极健康的心态,需要以恰如其分的自信为基础。互信建立,也需要以这样的自信为基础。没有这种自信,就不可能有积极健康的心态,也就很难与他者建立互信关系,相互间也不可能真正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作为个体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也不太可能与其它国家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互信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充分表达了这种自信,奥巴马也多次表达美国人对其制度和价值的自信。期待中美两国带着各自的自信,积极互动,化解疑虑和分歧,累积善意和互信,走出一条“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仇朝兵)

来源时间:2013/6/11   发布时间:20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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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奥会将确认利益交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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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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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3/6/7   发布时间:20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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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沟通中美的外交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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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上周,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里和美方商议加利福尼亚峰会的时候,簇拥着他的一群助手当中有一名灰发宽脸的男子。

  这名男子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他兴许是最了解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也是此次峰会主要的幕后推手,此次峰会将于本周五开始,届时习近平和奥巴马(Obama)总统将齐聚阳光之乡的沃尔特·H·安纳伯格(Walter H. Annenberg)沙漠庄园。

"去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Joshua Roberts/Reuters去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离开北京出任驻美大使以前,崔天凯曾向周围的人表示,两位领导人迫切需要了解彼此、迫切需要在首都以外的某地进行私人会晤,以修复中美关系近期出现的裂痕。

  现年60岁的崔天凯是一个深受信赖的磋商者,他的上级都是在中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人物,他对中美之间的大事件并不陌生。他的根基如此深厚,以至于在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之前的今年1月,他就已经拜会了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征求了他们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意见。新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位于华盛顿,由贝聿铭专门设计。

  与崔天凯相识多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研究计划主任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说,“他是一个心思缜密,不偏不倚的人,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他有他必须遵循的指示,可他能从最佳的角度来处理这些指示。”

  崔天凯赶上了派遣中国官员前往美国开阔视野的早期浪潮,第一次赴美经历是198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旅。他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项目,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执教的一门课程中钻研微观经济学理论、外交政策实践和中美关系。

  兰普顿说,当时的崔天凯一心想成为一名口译员。不过,他在外交部实现了一级级的稳步升迁,曾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任职,还曾担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之后,他领导过外交部多个司室的工作,包括一个新建的政策研究室,该室的大部分工作和美国有关。

  在中日关系恶化之前的2007年到2009年,他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他的同事说,崔天凯对日本的看法相当冷静,他认为,美国也许会感到后悔,因为它没有像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后的德国那样,设法力促日本政治体系的彻底重塑。

  去年,当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崔天凯是向习近平介绍对美政策和习惯的主要顾问。2009年,当胡锦涛和奥巴马就一项联合公报进行复杂的磋商时,他是双方的主要沟通者。

  此外,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崔天凯参加过无数国际会议。他曾在这些会议上与美国外交人员展开较量,而且总能消除差异。曾与他共事的美国人说,他总是把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会倾听美国人的意见。

  认识崔天凯的人说,两件涉及中美行事风格差异的事情体现了崔天凯作为外交官弥合两种体制鲜明差异的能力。

  2012年5月,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期间,维权律师陈光诚出现在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国的处境十分尴尬,两国关系可能因此受损,找到恰当解决方案的任务落在了崔天凯身上。

  于是,崔天凯迅速说服中国政府同意陈光诚的请求。陈光诚要求留在中国并享有人身自由,而且还要在北京附近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不受那些曾在老家骚扰过他的安全人员的侵扰。

  但是,陈光诚后来改变了主意,要求前往美国,甚至要求在希拉里·克林顿离开中国时搭乘她的专机一同离开。

  所以,崔天凯不得不再次把陈光诚的情况上报给高级官员。经过激烈的商讨,中国政府同意陈光诚离开。据称,崔天凯在商讨过程中对美国为陈光诚辩护的举动表示了不快。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与崔天凯共事。他说,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总是别具一格。

  他说,“他很讲究策略,总是能拿出解决方案,他从不慌乱,即便生气,也只是表演的一部分而已。”

  2010年,坎贝尔在自己位于弗吉尼亚乡村的农场里举办了一次社交活动,崔天凯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次挑战。坎贝尔邀请崔天凯和一群国务院同僚参加他的周末乡村消遣,让大家放松一下,同时向崔天凯展示他所感兴趣的美国内战地区。

  今年3月,崔天凯在北京告诉记者,坎贝尔当时开出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拖拉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台拖拉机和他在中国东北省份黑龙江时开的那台很相似。当时,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崔天凯也被下放到了农村地区。

  “他问,‘你会开吗?’我就给他开了一圈,割了一圈草。他非常开心,”崔天凯在提到坎贝尔时说。“我们还在拖拉机跟前照了相。”

  当时,谈论文革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并不寻常——在习近平提到自己的文革经历后,文革才变成了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话题——参加那次聚会的一些美国人由此觉得,崔天凯或许会感到尴尬。

  果真如此的话,他的不悦倒不甚明显。

  再次访美时,崔天凯送了坎贝尔一个中国名牌拖拉机“东方红”的模型。

  翻译:张薇、陈柳

来源时间:2013/6/7   发布时间:20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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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互信可从具体问题开始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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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仇朝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美战略互信可从具体问题开始累积

  仇朝兵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先生就曾表示,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30多年过去了,中美之间的信任依然未能充分建立起来。2012年3月,李侃如和王缉思教授合写的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探讨了中美“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美国《外交政策》发表题为《信任赤字》(Trust Deficit)的文章指出,中美摩擦与分歧的根源在于两国相互信任不够,存在着巨大的“信任赤字”。中美各界人士都认识到,战略互信缺失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导致两国之间互信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两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利益高度交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经济、环境、安全等诸多问题也都需要两国合作应对。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访美对于增进中美两国互信意义重大。各界对“习奥会”期待较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会晤“有可能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一个路线图”。中美关系能否沿着人们期待的方向走下去,关键在于战略互信。越是用宏观的、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审视中美关系,战略互信就越显得不可或缺。但越是用这种眼光来审视中美关系,双方的互疑似乎也越深刻。

  中美两国之间能否建立起战略互信,以及如果可能建立的话,这种战略互信的程度,至少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两国相互交往的历史经验;第二,两国相互认同的程度,相互间对对方制度、文化、国际行为等的认同程度等;第三,对未来的期待,有哪些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合作解决,有哪些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去实现和维护。两国间互信的程度,决定着它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或国际事务时的态度、政策选择和行为方式。

  信任,指的是一方发自内心地对另一方的诚实、正直、公正、友好或其他美好原则的信赖。信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互动的历史充满了许多不愉快的经历,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一直是美国的期望。美国对华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也都带有这样的意图。在人权、台湾及西藏等许多问题上,美国从根本上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不大:年度人权报告依然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指责,对台军售依然不会终止,在西藏问题上的小动作恐怕也难以避免。这是由美国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偏见等决定的。

  当然,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和时机可能会随两国关系发展状况而有所调整。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相互间认同的限度。这一切决定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建立起全面和真正的互信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十余年来中国一直宣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美国各界依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抱有疑虑。相互间的不信任,在各自国家中都有一定的市场,各种不利于增进两国互信的声音总是一再出现。两国间信任的累积是比较困难的,但制造不信任却非常容易。

  6月7-8日,习近平主席将带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好愿望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不系领带的庄园会晤”。虽然一次元首会晤不可能解决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但却是增加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中国已经走在了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上。

  两国短期内建立战略互信可能是困难的,但在决策者之间、一定时期内或某些具体问题上却可能容易建立起某种程度的互信。在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缺失的情况下,既要从宏观上探讨建立战略互信,更要从具体问题入手,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或问题。中美之间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有责任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国际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与挑战,两国也有责任共同面对,相互需求也日益增加: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气候变化、疾病控制与预防、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防扩散相关的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涉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传统安全问题等亟需两国的合作。两国需要以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为基础,以积极心态面对两国间存在的“信任赤字”,相互尊重彼此的关切,在上述诸多问题上积极开展务实合作。唯有在具体问题加强合作,逐步增进理解、累积互信,才可能真正形成战略互信,构建起“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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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3/6/4   发布时间: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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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新框架 “习奥会”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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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专访】中美关系新框架 「习奥会」定调

京智囊:非正式庄园会谈 更具战略价值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拉美三国「顺路」访问美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次「庄园会晤」将探讨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框架,也涉及全球及区域格局,并探讨如何建立沟通机制处理中美分歧。(撰文:潘攀)

  内容见香港《经济日报》网页

来源时间:2013/6/3   发布时间:20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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