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作者：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4期

　　——兼析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战略调整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历程。中美交往40年，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启示：合作两利、对抗俱损。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构成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释疑增信、管控分歧，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适应期或战略包容期，建立新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战略;释疑增信;合作伙伴关系

　　一、历史启示：合作两利、对抗俱损

　　对中美关系来说，2012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4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的33周年。在评论40年前尼克松总统改变世界和中美关系之旅的深远影响时，当年陪同访华的温斯顿·洛德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著名学者李侃如也认为：“尼克松访华的目的纯粹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基辛格博士最近说：“我认为，美中关系产生于地缘历史及各自需要”。可见，地缘政治因素是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位于太平洋两岸，隔海相望，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美关系对抗到中美领导人打破坚冰，到不断发展，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盟，与美国为敌。中美关系紧张对峙，中美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给两国关系打下了浓重的冷战烙印。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之间结束对抗，开始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如在台湾问题上，从“与台湾关系法”到“八·一七联合公报”的斗争，以及1989年、1995年和1999年的“六四”事件、李登辉访美事件和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出现了三次大落大起的曲折变化，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的考验，但是，中美关系的主趋势是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中美关系克服困难，渡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变得成熟起来。

　　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和台湾问题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2001年4月1日发生了撞机事件，给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然而，同年的“9·11”事件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机遇，中美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化了中美关系的新调整。这一调整给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动力。经过调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两国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之后，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中美合作的领域又有新的拓展。中美不仅深化在反恐、防扩、经贸、能源、执法、军事、文教、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合作，而且还加强在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南亚局势、苏丹问题等)的协调。中美两国保持高层交往、加强两国战略对话、推动经贸等领域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磋商和协商。

　　2005年8月启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共识。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对话机制对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在中美战略对话启动一年后，自2006年12月起，中美举行了5次战略经济对话(SED)，双方“通过这一重要机制，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中美经贸关系沿着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发展作出努力”。胡锦涛主席对SED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SED“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美两国领导人伦敦会晤的共识和决定，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和SED合二为一，改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调整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更高、议题更广、影响更大。2009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讲话。胡锦涛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促进了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加深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了解，扩大了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有力推进了互利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丰富了两国各领域各层次交流沟通”。他希望在第四轮对话中，“双方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为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发展和成功折射出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积极变化。2012年2月13日，习近平副主席在访美时指出，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我们从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两国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持久向前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从1949年到1971年，中美敌对23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2年到现在，中美交往40年，尽管有曲折，但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尤其是两国极大地受益于不断发展的经贸关系。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合作两利，对抗俱损。“平等互利，合作双赢”是两国关系的主体、主旋律和主趋势，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这一积极合作的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

　　二、焦点问题：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深陷其中，中国则成功渡过危机，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消费者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需求，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在生产、投资和消费领域，中国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等许多亚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的贸易额都是位居榜首。中国与东亚、南亚、中亚、大洋洲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日益紧密，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金融领域，根据央行发布的《2011年四季度金融统计数据表》报告显示，2011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1811.48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超过居于第二日本和第三东盟的总和。中国成为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截至2012年2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共计1.1789万亿美元。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举措，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在东北亚，朝鲜核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积极构建六方会谈机制，推动六方会谈向前发展，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东南亚，中国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联系，积极参加东亚合作，进一步推进“10+3”进程。在中亚，中国积极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为促进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努力。

　　在美国看来，能够对其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潜在霸权将主要来自欧亚大陆，因此美国必须高度关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对此，布热津斯基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削弱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目标便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亨廷顿也认为，“200多年来，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从而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因此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军事霸权主义国家”。

　　中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疑虑。在美国，不少人视迅速崛起的中国为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对抗。小布什政府也一度明确把中国界定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尽管后来有所改变，但在美国战略思维中，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即便在反恐、防扩散、解决金融危机等方面急需中国合作时，也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防范。在亚太地区层次和中国周边层次上，通过强化联盟体系、扩大安全伙伴，从地缘上对中国形成了战略钳制。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把反恐提升到战略高度，把恐怖主义视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其战略重点转移到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总体而言，美国的亚洲战略呈“东西对进，南部突破”的战略态势，以“中东—中亚”为重点，从西翼、南翼、东翼三个方向自“边缘地带”向“心脏地带”呈合围之势收拢。在亚洲西翼，美国加紧了对北约的战略调整，不断加大东扩的力度，将其触角延伸至中东乃至中亚，强化了北约在这些地区军事渗透。在亚洲的东翼，美国将重心东移，突出美日同盟在欧亚大陆东部地缘战略中的“核心作用”。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支柱”地位，将日本置于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美国通过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染指台海，渗入东盟，插足中亚，通过前沿驻军和建立庞大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企图控制海上能源运输线。在亚洲的南翼，美国提升与印度的关系，默认印度的“核大国”地位，解除了对印的军事制裁，加强了美印军事交流，建立了高层定期互访机制，并“有条件支持”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印度从西线对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的中国进行平衡和牵制。

　　美国一方面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提供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兴国家上升过快，挑战其霸权地位。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借机扩张势力范围。这不仅对中国日益增加的海外利益形成牵制，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亚洲重返世界事务中心是21世纪重大的权力转移，凸显出地缘政治的新特征。随着国际权力不断东移，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的部署重点也开始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0年10月在访问亚洲时提出“重塑美国的亚太地区领导权”。他在2011年8月在出席美澳领导人对话时又称：“美国外交政策的支点，需要远离中东，更加关注亚洲。”奥巴马政府认为，“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4%，全球贸易额的44%，世界人口的40%，拥有27亿消费者。在全球治理、国际贸易、金融和新技术开发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亚太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度增加的投入(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2011年月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亚洲政策演讲中提出：“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在差不多同时为《外交政策》撰写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文章中，希拉里·克林顿一方面阐述美国前沿部署外交，另一方面着重强调美国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并提出六项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制;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高调宣布，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转移。2012年1月，新年伊始，奥巴马政府就出台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该报告提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21世纪美国国防的优先任务。”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而把其“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报告还对恐怖主义、亚太、中东、欧洲、非洲及拉美地区的安全形势及威胁进行了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十大使命”，并指出打造2020年美国新型军队的八条原则。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舰只数量占美军总数量的比例从52%增加至60%，美军拥有的11艘航母中有6艘部署在亚太地区。

　　根据美国的新军事战略报告，美国将调整亚太兵力，构建新的军事战略网络，这些有可能的调整主要有：(1)调整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凸显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前沿的作战司令部。此外，削减和调整驻韩美军，将驻韩美军南移200多公里，超出了朝鲜军队火炮的射程。(2)重返菲律宾苏克比军事基地。1月27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表示，如果菲律宾方面提出请求，美方愿意以轮番驻扎的形式在菲律宾驻军。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3月29日称，菲律宾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允许美军更大范围使用菲律宾的机场、开辟新的区域供美军使用等。菲美已于4月16日在菲西部的巴拉望岛举行首次军演。(3)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最近部署的将是新一代高速隐形战舰———“独立”号濒海战斗舰。(4)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在澳大利亚建立海军基地。4月3日，美国第一批驻澳北领地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抵达达尔文，美军进驻达尔文，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重要举措，第一批进驻达尔文的美军官兵有200人，将逐步增加到2500人，美军驻扎期间将进行旱季的训练，与澳大利亚国防军一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等。(5)加强关岛海空力量，把关岛构建成西太平洋地区美军海空力量投送中心。在美亚太军力调整中，关岛将成为在西太平洋最前沿的本土军事基地，为在驻日、韩和印度洋的美军提供强大的军力支持，并将第三线夏威夷为中心基地群的战略威慑明显前移，形成以关岛为核心的有机体系。(6)增加美军同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演习和训练次数，巩固和传统盟友韩国、日本、菲律宾等的关系。上述部署中，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会对中国南海形成双重威慑，并力图将上述军事基地建构成联动的军事网络。

　　近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或在亚太的战略再平衡，是冷战后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有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毫不忌讳地把中国放到了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位置。如今，美国大举兵临亚太，把中国由潜在对手变成现实对手，由软防范转向硬遏制，由概念构想转向现实部署，不是通常的军事秀。美国亚太战略着重从六方面全力打造以中国为对手的战略遏制体系：第一，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战役作战体系。第二，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第三，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第四，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政治渗透体系。第五，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依托，排斥与压制中国，确立美国经济主导权的经济遏制体系。第六，以离间与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关系为特色的所谓“前沿部署外交”体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华战略包围既是出于其维护全球和地区霸权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该地区国家为防范中国主导地区事务而寻求区外霸权予以牵制的需求。例如，随着蒙古和中亚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它们担心会在政治和安全上失去自主性，越来越受中国左右。于是，不少国家便寻求同美国(有时还有俄罗斯)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试图取得某种大国平衡，通过大国竞争为自己拓展发展空间。它们“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的崛起;它们不想与中国为敌或对抗，但也不愿意被主宰。”

　　从以上分析来看，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奥巴马政府将其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随后的和平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迅速崛起。这几年，美国的战略调整期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发生了碰撞，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构成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其发展趋向有二：坏的趋向是美国视中国的迅速崛起是挑战和威胁美国，中国视美国的战略调整是针对和遏制中国，这样就会导致新的对抗，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期或战略危险期;好的趋向是双方逐步增加信任、扩大共识、相互包容、相向而行，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适应期或战略包容期，促进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当然，中美两国应该选择的是争取好的发展趋向。

　　三、发展关键：增信释疑、管控分歧

　　2012年初，两位中美关系研究的资深学者北京大学王辑思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联合发表一篇长文《中美战略互疑：解析和应对》。两位学者以坦诚的态度，摆事实、说真话，表示出他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两位学者认为，“令人担心的是，截止到2012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如果这些疑虑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一段时间以后，将会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互敌对的状态。”显然，中美之间的互疑聚焦在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调整上。李侃如指出，“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王辑思则强调：“在北京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信任”。“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这篇费时一年多的著名学者合写的研究报告一时间在中美两国激起了热议。

　　实际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这一“信任缺乏的问题”，近年来通过频繁的高层接触、互访来往、战略对话、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来释疑增信，不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胡锦涛主席11月17日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胡锦涛就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点主张，除保持对话磋商、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务实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之外，着重强调双方要“持之以恒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同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1月19日，他与奥巴马总统进行正式会谈，发表了具有41点内容的《中美联合声明》，亦称“41点声明”。《声明》的第三点庄严宣告，“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点内容是：“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这是《上海公报》发表40年来最重要的一份中美两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其内容和精神实质与《上海公报》等三个公报一脉相承，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1月20日，胡锦涛应邀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胡锦涛就推动中美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提出五点主张，他强调，“双方应该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

　　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胡锦涛主席8月19日在接见拜登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登高望远，超越国情差别，把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好、发展好。胡锦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构建互尊互信的中美关系。拜登也表示，美方和中方一样致力于建立信赖关系。回国后，拜登副总统9月7日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的文章，回顾他1979年第一次访华的情景，联系他8月份对中国访问的所见所闻，他认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中美将发生冷战式对抗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他也不赞成美国在亚太的目标应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观点。2012年2月13日至18日，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习近平强调，他是为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而去的。2012年恰逢中国换届年和美国大选年，使习近平副主席的这次回访具有特殊的意义，成为一次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访问。期间，笔者之一正巧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实地目击了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全过程，感触丛生。应该说，习副主席这次成功的访问是中美双方释疑增信、管控分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习副主席抵达华盛顿后不顾旅途劳顿，就会见在不同阶段为中美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助理和内阁成员，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伯杰、奥尔布赖特、鲍尔森和赵小兰等，就中美关系发展谈了四点看法：镜鉴历史、登高望远、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他特别指出，40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告诉我们：双方共同利益是内在动力;三个联合公报是制度保障;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是重要前提;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是前进推力。习副主席访美第二天恰巧是情人节，他在美国国务院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表示，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说，“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相信，中美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维护和发展好相互尊重、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典范。”习副主席访问的第三天，他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指出，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习副主席回国后，笔者之一去华盛顿曾见过一位全程陪同习副主席访美的美国高官，他说，这次访问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一个字“confidence”(信心)，通过习副主席这次访美，美国人民看到了和感受到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

　　这期间，美方也频繁正面积极地阐述了对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调整的看法。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10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表示，中美必须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中国崛起对中国和美国都是有好处的。2012年3月7日，希拉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的纪念《上海公报》40周年会议上指出，世界上没有美中参与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4月12日，希拉里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说，否认中美面临新冷战，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前苏联，美中没有在亚洲站在一场新冷战的边缘。她强调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而一个繁荣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

　　2012年5月初，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他提出，中美双方应该“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容的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轮对话取得67项互利共赢的成果，双方决定加强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域的协调合作。这轮对话体现了中美双方释疑增信的最新进展。

　　“管控分歧”是习副主席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创新思想。2011年6月27日，在接见基辛格博士时，习副主席说，互利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增进战略信任，有效管控分歧。据公开资料，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中美应“管控分歧”的概念。12月6日习副主席在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时再次提及“管控分歧”，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不断加强对话、互信、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应同舟共济，深化合作，加强宏观协调，充分发挥贸易、投资、地方合作等方面潜力。他在访美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又一次提到这一看法，他认为，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选项。中方期待同美方增进信任、巩固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40年的中美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新起点。在世纪之交，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指出：“如果我今天能向你们传达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我相信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美的双边关系将在21世纪上半叶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就是打破传统地缘政治中大国必然对抗的历史宿命观，建设新型的中美地缘政治关系。要发展地缘合作，避免地缘对抗;要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避免恶性冲突;要相互尊重、适应和包容，避免跌入战略危险期;要不断增加互信，争取互利双赢，避免互疑加深，零和博弈。为此中美应努力树立和坚持以下四个观念：

　　全局长远的战略观。中美两国应登高望远，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合作的时代思维，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合作发展的大局，不断将中美关系向前推进。

　　求同存异的利益观。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有效地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中美两国应努力寻求国家利益汇合点，减少冲撞点，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两国关系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稳步发展。

　　互利双赢的合作观。中美应根据互信互利的原则，加强合作对话，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完善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关系从冷战时期对付共同的苏联威胁到冷战结束以来寻求共同的合作基础的转换，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夯实新的支持基础。

　　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两国应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中美关系的发展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在21世纪，时代潮流也必将不断地推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来源时间：2012/8/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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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利民  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本文对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及中国对美战略“范式”选择进行前瞻性研究，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中国将替代美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因而对这10年的中国对美战略以至对外战略应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思考和哲学思考。未来10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存在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冲突范式”，另一种是“合作范式”。文章主张中国应积极“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发展，力阻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

　　

　　[关键词] 中美关系 2020年 冲突范式 合作范式 塑造

　　

　　[作者介绍] 林利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主要从事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与安全、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等问题研究。

　　

　　今年2月，适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途访华40周年纪念，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美国，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美方政要，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防长贝内塔以及财长、农业部长、国会与军方及商界领袖、甚至一些地方大员等，几乎扫数出动，迎接习副主席到访。[①]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不但对于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美国以及对全世界也是如此。[②]未来10年，中美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对美战略“范式”，不但事关中美两国的生存与福祉，也事关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未来10年中美关系存在两种对立“范式”

　　从学理上分析，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发展存在多种范式可供选择，如“冲突范式”、“合作范式”、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范式”、以冲突为主的竞合范式、以合作为主的竞合范式，等等。不过，处于各种范式两端的只能是冲突范式、合作范式。从根本上说，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只能在两种对立的战略范式之间做选择，要么是“冲突范式”，要么是“合作范式”，其他范式只不过是这两种范式的变种。与此相对应，中国对美战略也只能在两种战略范式之间进行选择，要么选择“冲突范式”，要么选择“合作范式”，任何其他战略选择都只能是这两种选择的变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间，中国对美战略一直在“冲突范式”与“合作范式”之间摇摆。从新中国成立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前的第一个2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一种“冲突范式”。在此期间，中美分别在朝鲜、越南进行过两场较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美国并对中国长期奉行全面遏制政策，中美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仅在朝战期间，中美对抗就导致中国军队伤亡42.62万人，战费开支达62亿元人民币，各种作战物资消耗达560余万吨。[③]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也战死54246人，另有8000人失踪，受伤人数为103，284人，伤亡总数超过16万人。[④]而在历时10多年的越战中，美军伤亡数更达30余万。[⑤]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冷战结束的第二个20年间，中国对美战略是以合作为主的“竞合范式”，以此为契机，中国摆脱了与美国及西方的长期冷战对抗关系，国际战略环境大大改善，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及初步实现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战争也是在中美搞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取得成功的。

　　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个20年间，中国对美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不断的“竞合”关系。在此期间，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完全走向冲突范式，但各种冲突连绵不断，如美国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银河号”事件、老布什政府突然大幅增加对台军售、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美机空袭、2001年发生中美“撞机事件”、2009年又发生南海“无瑕”号事件，等等。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冲突，中国一方面坚持对美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就事论事”，把每一冲突事件都锁定在事务层面，使之尽量不干扰坚持中美合作的对美外交路线，尽力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崛起进程不断加快。

　　为什么冷战后20年间，一方面是中美冲突不断，另一方面是中国崛起进程不断加快?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冷战后20年间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不是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有多好，更不是中美之间“冲突范式”或者冲突性“竞合范式”有多大贡献，而是由于中国面对中美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人不走运，依次陷入海湾战争、“9·11”袭击及由此导致美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全面对抗，以至美国国势明显走向衰颓。[⑦]中国则相对比较有“运气”，也抓住了“好运气”。然而，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崛起已十分扎眼的未来10年，中国还会有类似的“好运气”。

　　综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20年间中美关系史、中国对美战略及对美外交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合作范式”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冲突范式”则使两国都付出巨大代价，即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未来10年，是中国替代美国，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10年，因而也是国际权势的经济基础构成急剧转换的10年。国际上虽然有不同声音，但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中国贸易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即是说，今后10年间，中国最少在经济及贸易总量两个主要领域替代美国，从世界“老二”上升为“老大”。[⑧]有人甚至拉长时段预测今后20年，假定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低于过去20年)，美国经济保持2.5%的增速(高于过去20年)，则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将增至20%，大大高于美国所占15%的全球份额;中国对外贸易全球占比为15%，是美国占比的两倍。届时世界格局将演变为“差不多是由中国支配的‘单极’结构”，而中美关系也会像1870年的美英关系换位那样，转化为“中主美从”。[⑨]总之，今后10年间的中国崛起进程是一场世界“老二”赶超世界“老大”的“权力游戏”，带有战略“决赛”性质。由此，今后10年间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总量世界排名的换位游戏，较之过去几年中国赶超德国、日本的世界排名换位游戏更容易引起战略紧张和误判，中美双方及世界各国都不能不以更严峻、更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一权力转换游戏，从而也就规定了今后10年的中美关系将变数更大，[⑩]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范式”对中美两国以及对世界也将更加命运攸关。

　　事实上，无论是中美两国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与中美关系牵涉最深的亚太各国，都在加紧评估、推测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趋向及性质，包括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并存在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对立的多种复杂看法、判断，其中既有“悲观论”、“中美冲突论”，也有“乐观论”、“中美合作论”。[11]换言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未来中美关系的两种对立“范式”，甚至广而言之的任何一种“范式”，都有各自生成的政策基础，这尤其增大了对中美关系进行“范式”选择的复杂程度和紧迫性。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媒体、普通民众及部分知识精英较多地对中美关系持“悲观论”、“冲突论”观点，而两国决策层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较深理解的精英层，在承认中美关系存在冲突因素的同时，对中美关系常持谨慎乐观态度，主张中美合作。如在美国，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对美国对华政策保持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通”以及奥巴马等决策人物，其对华立场目前普遍以谨慎乐观为主，并以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互信为基调。[12]

　　二、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中美关系“合作范式”?

　　无论从历史经验观察，还是从现实战略利益分析，未来10年，中国对美战略都应尽最大努力选择“合作范式”，并尽最大可能排除“冲突范式”。

　　首先，从中美经济关系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以来40多年的磨合，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关系。2011年，按美方统计，中美贸易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13]即使按中方统计口径，2011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达4466亿多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约达1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值约为324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超过18%。[14]美国已成为中国确定无疑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不仅如此，美国又是中国仅次于日本与韩国的第三大进口对象国，2011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已超过1200亿美元。[15]此外，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按美方统计为2950亿美元，按中方统计则为2023亿美元。而在同一年，中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仅为1351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补偿，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将出现7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逆差。[16]正是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积累，才使中国有可能购买1万多亿美元收益较高的美国国债，使中国一举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海外债务持有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主要源于对美长期贸易顺差。今后10年，中国必须维持不低于6%-8%的GDP增速，才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此过程中以积极方式解决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及其他各种发展瓶颈。而要达此目标，保持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投资关系以及中美间稳定的安全关系是一个基本条件。

　　其次，从中美双边关系的政治与安全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有过对中国搞冷战、搞遏制的历史纪录，中美在朝鲜、越南、台海进行过军事较量;冷战后美国也有过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拦截“银河号”、“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干涉台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以及长期抵近中国海岸搞近岸海空“侦察”的可恶纪录。今后10年，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主流是谋求合作路线，但美国不会完全改变霸权习性，立地成佛。美国在力争对华合作的同时，也会在经济、政治、安全及其他层面不断制造麻烦。对此，有不少人主张按“冲突范式”应对，“以硬碰硬”，其结果必然是中美矛盾不断放大，甚至如“悲观论”者所言，最终不免走向“中美一战”。然而，今后10-20年、甚至更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中美力量对比并不支持这种主张。未来10-20年，美国虽然会相对衰落，中国虽然将替代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国依其人口、资源、国土面积、地理区位以及其政治、文化、科技潜力，仍将能保持世界超强国家地位，其经济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中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17]即使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后，中国仍将处在战略崛起的“长征”途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尤其是人均富裕程度和综合军事能力仍然会大大落后于美国。如，届时中国人均GDP仍然不到美国的1/4，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对美差距会更大。有人统计，1986年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全球军费支出的49%，其对手(主要是苏联集团)占有全球军费支出的42%。而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全球军费开支的份额已高达70%，其所有“对手”的军费开支加在一起还不到全球份额的15%。[18]就是说，美国的军事优势较之冷战时期有了新的加强，这种情况10年或20年内很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国对美战略如果选择“冲突范式”，将导致中国站在第一线与一个实力超过中国的强敌正面对抗、全面对抗，这是不明智的。况且，中美都是核大国，中美之战结局即使有一方“惨败”，另一方也只能得个“惨胜”，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胜利方。换言之，中美如陷入战争中，中国不论是“惨胜”还是“惨败”，中国的崛起进程都会被打断。

　　由于以“冲突范式”应对中美分歧风险最大，收益最小，“合作范式”就成为较合理的选择。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三个20年”的正反经验及中国和平崛起最大需求告诉我们，选择“合作范式”虽然不尽如人意，却风险较小，收益较大。当前美国国势衰颓，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其霸气已开始有所收敛，其历史上特有的对华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尤其已经大为收敛，美并开始学习如何以平等方式与中国交往。例如，美国每年几乎出动其主要阁员与中国进行规模宏大、议题广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表明其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国际舞台上对等的战略伙伴。在此情势下，如中国按“合作范式”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与麻烦，就有可能引导美国也对中美关系采取“合作范式”而不是相反。这不但对美国有利，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目标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从“中美邻”或者说“中美亚”三边关系看，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周边战略环境。历史上，1962年中国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取得压倒性军事优势后，却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冲突范式”，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公开支持印度，中国不得不主动收兵。相反，在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由于当时中美搞战略合作，中国就打得比较放手。今后10年，随着中国崛起加快，周边一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主权纠纷和其它纷争的国家以及台独分子也将视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范式”而决定其对中国的策略。如果中美关系出现“冲突范式”或向冲突范式演变，这些相关国家就会不时选择对华僵硬路线，最少会不时在领土、领海主权问题及其他一些与中国的双边摩擦中投机，增大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本钱”与力度，南海问题、东海黄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就可能发酵，台独分子也会更活跃。目前西方战略界不少人断言未来1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尤其是围绕东海、南海争端与一些相关国家之间，将出现“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紧张”。[19]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全力介入，这些问题不但很难合理解决，还可能成为中美走向全面冲突的助推力量。但在中美“合作范式”下，这些相关国家就很难搞小动作，更难以恣意妄为。这就是说，中美稳则周边稳，中美斗则周边乱。据此可以认为，未来10年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东海黄海问题及其他领土、领海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范式”。在中美“冲突范式”下，中国很难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前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第四，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视角看，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仍然由美国及西方主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贯彻其霸权的重要权力基础。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重要构件的联合国及其一些附属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联合国维和组织，国际反恐、反扩散机制，以及北约等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一些地区组织等，不少打上了美国及西方操控的印记。因此，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甚至是根本性改革。目前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改革进程已经悄然启动，有关安理会改革、G20对G8的替代、世行及IMF投票权的重新分配，以及最近有关世行行长与IMF总裁职位不能由美欧垄断的讨论，都是这一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符合中国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利益的、公平理想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内，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一定范围内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是在参与、融入并改造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初步实现了战略崛起与巨大进步。简言之，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虽然主要由美国及西方构建，虽然差强人意，但它是目前国际社会较为有效的“公共产品”。今后10年，中国要实现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就要在此过渡期内继续利用这一“公共产品”，继续对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采取以参与、融入为主的立场，而不是急于改造之。这同时也要求中国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中选择合作路线。

　　三、如何积极“塑造”、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演进?

　　如果说中国对美战略是选择“合作范式”还是“冲突范式”属于方向、路线和大战略问题，是一种哲学思考，则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发展就是具体的行动方针、方案、路径选择问题。

　　为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前进，中国首先要调整观念，真正从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高度理性认识打造未来10年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重要性，避免用情感支配战略、替代战略，尤其要超越历史观念，主动调整中把美国视为“必然敌国”、“不可变更的敌国”、“中美必有一战”等潜意识。

　　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不同，历史上有过战争与冲突，美国还对中国实行过长期遏制政策，两国都一度把对方视为主要敌国，反美(或反华)在中国(或在美国均)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民众基础及政策基础。中美两国国内迄今仍有影响颇大的所谓“鹰派”、“极端派”、“悲观派”主张把对方视为敌国，采取强硬的、对抗式的对美或对华政策，甚至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不惜准备中美一战。在现实中，中美两国在台湾、西藏、人权、经贸、亚太、军备、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领域也确实存在摩擦、冲突。但是，更要看到，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以单个国家计算)，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20]不用过多久，中美将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务持有者。不仅如此，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地区稳定、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反恐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也互有所求。美国国内虽然有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媒体、舆论及国会议员主张按“冲突范式”处理中美关系，但美国社会的主流及决策层总体上主张中美搞合作，“六四”后的老布什政府、“炸馆”时期的克林顿政府、“撞机”后的小布什政府都是如此。

　　奥巴马政府及其团体也越来越趋向于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例如，一向对华僵硬的希拉里国务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表示“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中美合作而不是对抗能使两国都“受益”。[21]美国民主党政府最近一方面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副主席，一方面又为尼克松总统40年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一事举行隆重庆典，甚至不在意尼克松是共和党人，有过“水门事件”污点。这些很能说明美国政府确实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推进。在2012年3月7日美国官方举行的庆祝尼克松访华40周年纪念会上，希拉里国务卿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提及其国务卿任内已六度访华，奥巴马总统上任三年更与胡锦涛主席会晤10次(未算2012年3月26日首尔会晤)，并称“中美联手虽然不可能解决全球所有问题，但若没有中美参与，世界上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她并表示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完全的利益攸关方”，积极扮演“全球主要玩家”的角色。[22]较之上年《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希拉里的对华姿态显然又有新的积极变化。

　　总之，今后10-20年，中美关系走合作路线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国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并以“合作范式”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包括从“合作范式”大局应对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分歧。

　　其次，中国要充分运用正在成长的国力和影响力，加强对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积极“塑造”，而不是被动等待天上掉馅饼。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一直是被动地适应国际环境，很少主动去塑造战略环境。在中国向美国及西方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尤其一直被动地适应美国及西方的对华战略，是一种反应式战略。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体、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经济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也寻求中国帮助。简言之，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已具备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能力。中国应主动塑造，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发展。在这方面，中国可做、要做的事情很多，如，进一步“绑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度相互依存;加深战略互信，解决“信任赤字”问题;[23]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等。不一而足。此次习副主席访美就在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第三，在调整观念、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同时，中国更要注意解决好中美关系的主要分歧点，力阻中美双方在此权力急剧转换的10年之间出现“战略误判”，防止“小事件升级为大冲突”，进而发展成为牵动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的引爆点。[24]

　　一般认为，中美关系中的传统分歧点很多，如台湾、西藏问题，人权、价值观，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问题，反扩散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或者在淡化，或者有希望按“非零和”方式解决，或者不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例如，台湾问题，曾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但因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在全球的相关利益增多，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台湾问题将越来越由“国际问题”还原为内政问题。此次台大选美国驻台代表包道格有关“九二共识”及所谓“台湾共识”的表态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表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在弱化。[25]又如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在冷战后初期，尤其是美国国势如日中天之时，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王牌”。但近年随着美国国势下滑、美国国内外难题缠身，也随着中国国势上扬及美国需借重中国的领域增多，美国越来越虚化中美关系中的人仅、民主、价值观分歧。不少情况下，美方提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政治需要，已开始失去对华“打牌”、施压的原意。再如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美经济深度捆绑的现实条件下，已蜕变为双方均努力争取较大利益份额的讨价还价议题，双方如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只能以“非零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10年，真正能深刻影响中美关系范式选择的中美分歧点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二是中国军力发展引起的中美军备竞争。

　　关于亚太。中国在亚太占有地利，是亚太的“天然大国”;美国是亚太的“外来户”，但在亚太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各种同盟关系、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习副主席访美时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强调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可以说为中美两国在亚太搞“合作范式”提出了期待。[26]不过，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在亚太享有传统优势，而中国崛起首先是在亚太崛起、在亚太扩大影响，其结果不能不挤压美国因历史原因而在亚太享有的过多“份额”，并有可能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弹。最近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太，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担心因中国崛起而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因而其战略本质是“以攻为守”。[27]

　　未来10年，中国在亚太扩大影响、中美在亚太的影响力出现消长变化是必然的。中国如何徐图缓进、既挤压美国的“地盘”又不致于引起美国过度战略反弹，是一种战略艺术，需要仔细筹谋。

　　关于军备竞争。从长远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面临的战略环境也比美国复杂，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建设不可免会朝超过美国军费开支和世界第一的方向演变，并同样可能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弹。不过这一过程可能很漫长。大国经济增长与军备增长向来存在不同步关系。19世纪末，美国就已超过英法德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直到二战后期，美国才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和头号军事强国，其间的时间差为40多年。同样，英法虽然在19世纪末均失去世界一二号经济体地位，但直到二战开局，仍分别保持世界头号海军强国和头号陆军强国的地位，时间差也近40年。因此，到2020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后、甚至在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明显超过美国后，中国仍然不应该、也不能争当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按照时间差规则，中国如果顺其自然，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的时间点应在2049年以后甚至更晚。在此之前，中国应认同甚至鼓励美国继续保持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和军费开支大国的地位。中国的战略传统、战略利益、战略原则不允许中国主动与美国争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的桂冠。高明的大战略不鼓励中国在这一领域主动挑战美国。

　　余论：几个相关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未来10年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但要把必要性、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落实于中美关系，不但需要中国进行积极的战略“塑造”，也需要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中国不但自己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前进，力避中美关系走向“冲突范式”，也要推动美国方面朝同一方向努力。

　　在美国，确实存在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主张按“冲突范式”设计美对华政策的强大势力和习惯思维，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美对华决策走向。例如，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就以中美近年在“无瑕号”事件、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冲突、谷歌事件、南海问题及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外交”为例，认定中美关系存在“走向长期战略冲突的长期趋势”。[28]然而，美国战略界盛行现实主义，美国决策人物大多为现实主义者，罗斯教授同样也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核心法则是追求“权力”及“以权力界定的利益”[29]。根据“权力界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逻辑，在美国国势衰颓，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利益深度捆绑及中国真诚地谋求中美合作的大势面前，美国最终选择对华“合作范式”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选择“冲突范式”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合作范式”下的中美关系，仍不可免会存在各种冲突，因而表现为合作与冲突并存形态，但这是合理冲突，是成熟国家间的正常冲突，不应从根本上破坏以合作为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的中美关系“合作范式”。因此，在积极推进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过程中，要弄清中美各自的利益底线、红线，并在中美之间出现“合理冲突”时尽可能确保中国的利益底线、尽可能不冲撞美国利益底线。中国对美关系既要准备长期合作，又不放弃斗争，斗争是为了推进合作，不能为了斗争而斗争，因而要把握斗争尺度，该妥协时就要准备妥协。

　　中国的利益底线一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二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领海主权完整，三是国家的军事与战略安全。这些利益底线不应受挑战，没有谈判余地，对此应时时刻刻向美国挑明。在其他非核心利益方面，中国则要进退有度，可以灵活一些。好的战略不能只进不退，好的外交不能只讲斗争不讲妥协。

　　对美方而言，目前其最关心的核心利益底线是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美国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美国尤其谋求确保其在亚太的现有“基本盘”以及确保其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优势。实际情况是，无论是“以和为贵”的战略传统，还是“和平崛起”的战略诉求以及实际利益得失的损益计算，都不允许中国争当世界“领导者”。邓小平同志30年前提出的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原则[30]是一份宝贵的战略遗产，中国战略界不论经过多少反复、曲折，最终都会领会其实质，并长期继承下去。中国即使2020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也不应谋求军费开支超过美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辄每年开销上万亿美元用于军事安全。因此，中国应以某种方式使美国方面确信，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经济“老大”地位除外)，也无意在军备建设方面谋求对美优势，更无意谋求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权要求美方弄清并尊重中国的利益关切，如要求美国方面逐步停止对台军售及插手台湾、西藏事务;停止始于冷战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抵近中国海岸线、威胁性的海空侦察活动;不插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领海分歧等。鉴于美国战略界在这些方面已在进行检讨，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争取美国理解并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机也会越来越成熟。[31]

　　还要指出，中国在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同时，也要给中国战略安全加装战略保险，这也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原则。但是，要注意不把追求“合作范式”与加装战略保险教条式地理解为“两手对两手”。追求中美关系的合作范式不仅是手段，也是目标。如何加装战略保险又不影响推进中美关系“合作范式”需要艺术，考验我们的智慧。这些年战略界盛行“非传统安全优先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对这些理论要适当汲取其精华，但不能迷信、不能全盘照搬。如在中国，虽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上升，但由于台湾未回归，诸多领土、领海问题未解决，周边战略环境复杂，因而传统军事安全仍然居于首要位置。又如“核威慑保障和平论”，是讲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的逻辑使任何国家都不敢对有核国发动战争。但战争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矛就有盾，核武器也一定有其能被克制的“命门”。如今核武器问世已60多年，克制核武器的办法随时可能问世，美国实际上一直在研究克制核武器、打赢核战争的办法。我们要警惕核威慑“失灵”的可能性，在继续坚持核威慑的同时，要注意追赶世界潮流，加紧研发高新军事技术，对太空、网络、环球运行的超高速武器的新发展尤其要多加关注。

　　[①] Merle Davia Kellerhals Jr., “Biden and China’s Xi Jinping to Hold Crucial Talks”,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 2012, pp.9-1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White House Briefing on Visit of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 2012, pp.11-15.

　　[②]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③]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358-359页。

　　[④]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陈昱澍译：《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第129页;第131页。

　　[⑤]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孙宝寅译：《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第178页。

　　[⑥] 参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分别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1页、第351页。

　　[⑦] Edward Luce,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2.

　　[⑧] Edward Luce,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2; Lionel Barber, “In search of a new Metterich for the Pacific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9/November 20, 2011; F/A Response, “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urary, 2012, p.173, p.176.

　　[⑨] 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s’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Setember/October, 2011, pp.68-69.

　　[⑩] Geoff Dyer, “A Less Pacif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11] 参见：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人民日报》，2012年2月17日; Yan Xueto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1, 2011; Aaron L.Friedberg, “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pp.18-27; Robert Ros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45-51; Stephen M.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6-16.etc.

　　[12]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pp.97-104;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pp.44-55;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p.58-61.

　　[13]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Francisco S?nchez,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7, 2012, p.24.

　　[14] 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1-12月进出口主要国别(地区)统计”，载《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5]《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6]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Francisco S?nchez,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7, 2012, p.24; 《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7] Gideon Rachman, “America must manage its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8, 2011.

　　[18] Stephen M. 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pp.15-16.

　　[19]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20] Merle David Kellerhals Jr., “U.S.-China Trade Talks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3, 2011, p.4.

　　[2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p.58-60.

　　[22] WPD313, “Secretary Clinton on 40 Year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File, March 8, 2012, p.16.

　　[23] Geoff Dyer, “A Less Pacif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24]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25] 魏艾：“总统大选后的两岸关系展望”，载《亚太和平月刊》，2012年2月，第4页。

　　[26] Economist, “Lexington: Buttering-up and scolding”, Economist, February 18, 2012,p.33.

　　[27] Joseph s. Nye, Jr, “The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p.3.

　　[28] Robert S. Ros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45-51.

　　[29]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5页。

　　[30]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417页。

　　[31]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pp.101-103.

 

来源时间：2012/6/7   发布时间：20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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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向阳  来源：天津市委党校校刊《求知》2012年第2期

　　美国在2011年极其高调地“重返亚太”，极力谋求亚太主导权，中美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较量，双方围绕亚太新秩序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博弈。

　　一、美国“重返亚太”气势汹汹

　　美国的“重返亚太”在2011年11月达到高潮，继在夏威夷主办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并高调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希拉里国务卿与奥巴马总统随即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地直奔东亚。希拉里先后出访菲律宾与泰国，纪念“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六十周年，极力为菲在南海问题上“撑腰打气”。奥巴马“主攻”澳大利亚，提升美澳军事同盟，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永久性”地驻扎邻近南海的澳北部重镇达尔文市。希拉里与奥巴马最后在印度尼西亚会合，奥巴马于11月19日首次出席东亚峰会(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印、澳、新、美、俄八国，简称EAS)并抛出所谓“南海议题”，至此，美国的“战略东移”告一段落，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昭然若揭。

　　美国“重返亚太”在手段上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外交上，由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为期九天的亚太之行，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亦即要改造并主导之。紧接着，希拉里国务卿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美国还于12月与日本、印度首次举行“海洋安全”三边对话，美国此举是在加紧编织“防范中国”的亚太联盟网;经济上，以高标准的“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安全上，忽悠“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痴心妄想要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

　　美国如此高调与强势地“重返亚太”，反映的是其全球战略在两个层面的重大调整：

　　一是力图将对外战略的重点领域由“反恐”、阿富汗战争等国家安全事务，加速转向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等经济增长事务，并为此而大搞“经济外交”，强调外交须为提振美国经济服务。希拉里近期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长篇大论即指，“我们对APEC的重视与我们把经济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支柱是一致的。注重增进美国的繁荣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加注重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开放。在我们力争实现奥巴马总统到2015年将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之时，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扩大商务的机会。”

　　二是力图将对外战略的地缘重点由涵盖西亚与南亚的“大中东”，加速转向经济发展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亚太，并为此而在亚太地区采取了利用矛盾与“扬长补短”的“巧实力”。“扬长”即发挥美国军事优势、“主导”亚太安全尤其是海洋事务;“补短”即弥补美国在亚太尤其是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经济劣势，力图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既为美国经济“脱困”服务，也通过抗衡亚太崛起大国、确保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对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或“战略东移”，希拉里国务卿明确表示，“我们正在更新我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将经济问题贯穿始终。世界的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正更加关注亚太地区。”“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

　　其实美国“重返亚太”绝不只是“重返”而已，奥巴马早就发誓要做“太平洋总统”，美国是想当“太平洋的警察”、其极力谋求的是亚太主导权。

　　二、中美博弈亚太经济新秩序

　　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1月12至13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美国欲藉主办此次峰会主导亚太经济新秩序，其在会前便先发制人，强调会议应重点讨论三项行动计划：第一，谋求解决环保产品和服务业所面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第二，要求APEC21个经济体采纳通过鼓励竞争和开放型市场来促进有效创新的政策;第三，要求各经济体采取具体措施，提高监管机制的质量并使监管措施更趋一致。

　　美国主办此次峰会的一大“卖点”便是其极力推崇的“TPP”，TPP于2006年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发起，现有9个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秘鲁、越南、美国、马来西亚与前面三个发起国。美国力求在此次峰会上就TPP达成初步协议，借助所谓“现代贸易标准”(劳工与环境保护等)的TPP，重新构筑美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并以此来挤压甚至“解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此次APEC峰会，作为快速成长的亚太大国，中国对此次峰会分别提出了“四点希望”与“四项主张”。

　　“四点希望”包括：一是落实《APEC领导人增长战略》，推动各成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争尽早实现亚太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增长;二是加强经济结构改革和规制合作，推动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贸易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三是呼吁各成员切实履行承诺，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四是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提升各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

　　“四项主张”尤其具有针对性，包括：第一、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抵制保护主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第二、在开放共赢基础上开展“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合作。强调传统贸易是基础和条件，主张创新政策合作要充分体现差异性，不能以限制经济体的发展能力和政策空间为代价，应取消歧视性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体系;第三、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稳步推进“绿色增长”领域的合作。应承认各经济体发展绿色增长的水平千差万别，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化应实事求是、稳步推进，要与WTO相关谈判相衔接;第四、在循序渐进基础上加强新兴产业规制和标准合作。

　　中方的系统主张不仅展现了中国建设性、负责任、顾大局的风范，而且有的放矢、切实可行，这与东道主美国的好高鹜远、急功近利、自我中心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坚持促进亚太经济合作应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包容、抛弃“冷战思维”，强调“四要四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对话不要施压、要平等不要主导。

　　三、中美博弈东亚合作的方向

　　美国虽然还只是首次参加东亚峰会，但却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充满了企图心，言必称“改造”东亚峰会，毫不掩饰地要当“领导”。

　　关于东亚峰会的定位，希拉里强调其“应成为解决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的主要论坛，包括海事安全、核不扩散以及救灾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也指APEC是解决该地区经济问题及经济一体化的渠道，而东亚峰会则是处理该地区政治与安全挑战的场合。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将这两大区域机制加以分工，由APEC负责经济，并用TPP对其加以重组，而将东亚峰会改造为负责政治与安全的机制。美国企图一分为二、双管齐下，全面掌控亚太经济与安全秩序。

　　作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中国对此次峰会起到了拨乱返正的作用，坚持将该峰会继续定位于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强调其应坚持团结、发展、合作的主题，继续专注于东亚经济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其在教育、金融、能源、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支持其在互联互通、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不赞成其转向政治与安全领域，因为一来将会引发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域内问题”将被“域外大国”利用，二来安全问题已有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10+8”)等机制负责。

　　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归属，中国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而随着美国的加入，美国绝不会充当配角或“普通演员”，而是极力谋求主导，东盟能否继续主导面临挑战，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面日后恐将难以为继。

　　四、中美博弈亚太安全秩序

　　第十届亚洲安全大会(亦称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于6月3-5日举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会上就“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发表演说，显示美国“战略回归”亚太的“坚定决心”。他反复强调“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始终持久不变”，表示尽管美国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预算赤字巨大，债务日增”，美国国防预算“承受削减的压力”，但美国将信守“对盟友的承诺”，在亚太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和威慑态势，以便“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败潜在的敌对势力。”盖茨还“重申”了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所谓“四大原则”，包括“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公正的国际秩序，强调国家的权利与责任并信守法治;对所有国家开放全球共同的海域、天空、太空、网络空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

　　首次出席该大会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也就“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发表了专题演讲，并提出了“四大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相互理解、增进信任，全面准确把握彼此的战略意图;三是互利共赢、同舟共济，不搞针对第三方的对抗性结盟。强调“应着眼于互利共赢，谋求各国安全利益的交汇点，以点带面、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开展合作”;四是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欢迎世界各国为亚太安全作出贡献。

　　五是中美博弈“南海问题”及亚太海洋新秩序

　　早在2011年6月第十届亚洲安全大会上，盖茨便声称“海事安全仍是这一地区尤其重要的问题”，强调“航行自由及遵循国际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应通过地区和多边论坛“进行合作”，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美国海军和空军正针对其所谓的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加紧演练“空海一体战”。

　　在7月15-23日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期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高官会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了“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海争端，该指针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国的肯定，反映了本地区多数国家都不愿见南海问题紧张失控、都希望南海问题尽快降温的重要共识。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在外长会期间专门发表“南海问题声明”，声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自由进入亚洲海域、维护和平与稳定及尊重国际法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提出索求的任何一方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表示“美国不偏向任何一方，”呼吁“各方根据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公约，阐明各自索求，”强调“对南中国海的索求应完全按地貌特征提出。”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美国一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二不是“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其所一再强调的“海洋法公约”、“航行自由”、“地貌特征”等，可谓貌似“公正”，实则装腔作势、自私自利、偏袒一方。美国企图抢占道义制高点，插手南海问题，极力将其“多边化”，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及权益争端，凭借自身海权优势，通过幕后唆使与“挑事”，极力分化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并为自身的“重返亚太”找到“抓手”。

　　而在11月19日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各方就南海问题继续复杂博弈，菲律宾等兴风作浪，美国与日本推波助澜，企图合力突出南海问题，趁机孤立乃至围攻中国。其实，南海问题本就不应放在这一场合来讨论，因其本质是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某些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争端，完全犯不着南海“域外大国”插手。尽管如此，出席峰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还是坚持以理服人，专门就南海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他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是明确的、一贯的，南海争议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希望各方都能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多做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事情，各国根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南海是中国、本地区其他国家及世界各国的重要运输通道，中国政府为维护南海航行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中美亚太博弈来日方长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色厉内荏，“战略东移”力不从心。

　　美国由于对外扩张过度而陷入内外多重困境，其“战略东移”难以得心应手。其一，美国地缘战略重心难以“东移”，其对“大中东”的乱摊子难辞其咎，想甩甩不掉，想走走不了。西亚南亚热点难点多多、危机四伏，伊拉克战后恐袭不断、安全局势脆弱，阿富汗前途未卜、美国十年“阿战”难以善终，西亚北非巨变侵蚀美国既得利益，伊朗坚定反美反以，“大中东”仍将严重牵制美国，其战略重心自西向东转移绝非易事。其二，美国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难以“转向”，反恐防扩散仍然牵制美国，其无法将主要精力用来应对崛起大国。美国虽接连击毙“基地”组织头目，但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与温床犹在，且西方“本土化”、“网络化”恐情严峻。美国的双重标准又使得防扩散陷入僵局，朝鲜与伊朗核问题难解甚至“无解”。其三，美国内部政经困境尤其制约其对外行动能力，“战略东移”难以例外。美国财政危机导致其全球与亚太军事霸权难以为继，近期民主与共和两党削减财政赤字谈判失败更是雪上加霜，其庞大军费势必被砍。与此同时，“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抗争，美国的社会矛盾与制度弊病积重难返，加之2012年总统“大选”又将加剧两党恶斗，美国的主要精力将被迫“内向”，势必减少对包括亚太在内的对外关注与投入。

　　其次，时间与空间都对中国有利，中国应稳步推进亚太战略。

　　展望未来，亚太形势更趋复杂，但“天时”与“地利”都在中国一边，中国在亚太需要重点争取的是“人和”。中国应始终坚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不为眼前一时一事所干扰，并以坚定的“战略耐心”与“战略意志”，扎实经略亚太。具体而言，中国的亚太战略应包括以下六点：

　　一是“三管齐下”、以柔克刚。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彼此安全利益在客观上存在矛盾与对立的一面，此易被美国等“域外大国”所利用。鉴此，中国对邻国应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在安全上缓和矛盾与积累互信、在软实力上增加亲和力与感召力，全力减少“离心力”，不断增加“向心力”与“凝聚力”。

　　二是“三大举措”、标本兼治。其一，创造条件、循序渐进化解不少亚太国家“经济主要靠中国”与“安全主要靠美国”之间的矛盾，逐步形成“自主、互助、兼容、有利”的亚太经济与安全结构;其二，有效反制美国与个别邻国的相互利用，截断其“联手”对华的暗流，挫败美国在亚太炮制所谓“防范与制衡中国的大联盟”企图;其三，与美国持续沟通对话，以“两手”对“两面”，把握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争取中美在亚太相安无事、“共同进步”。

　　三是“三大秩序”、革故鼎新。“三大秩序”即海洋、安全与经济，亚太旧秩序的特征是美国霸权、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对抗性与针对第三方等;中国将携手亚太多数国家、共同促进亚太秩序的“新陈代谢”，而亚太新秩序的特质将是各方平等、自主性、合作、非对抗性、不针对第三方与包容性。

　　四是兼顾中美矛盾与中邻矛盾，谨防两种“利用矛盾”。既要提防美国利用中邻矛盾、分化离间、从中渔利，也要当心邻国利用中美矛盾、“倚美制中”。

　　五是统筹“维权”与“维稳”。尤其是在海洋方向，既要辩证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相对而言，“维稳”主要是手段，“维权”才是目的所在。

　　六是扬长(经济)补短(军事与安全)，刚柔并济，两手并用。应扎实推进包括航母在内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应明确中国的和平发展绝非无条件的“不使用武力”，其并不排除正当的自卫反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2/3/15   发布时间：20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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