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1970-01-01
罗莎琳和我一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与您的伟大的国家共享一个生日，但是我要比贵国大25岁，因此我目睹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早期遭受的苦难，也见证了她在过去40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的成就，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得几亿人脱贫。
今年还是美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自从邓小平副总理和我决定美中两国建交，亚太地区一直沐浴在和平与繁荣之中。这一决定给美国、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在（双边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天，为了美中之间和平永驻，卡特中心愿意继续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在我庆祝自己95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罗莎琳和我祝愿你领导中国成功，也祝贺中国在实现国内和谐与繁荣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之时，卡特中心随时都是美中合作的桥梁。
作者：乔桥
1970-01-01
【编者按：为纪念中美建交42周年，与美国卡特中心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于美国时间1月27日联合主办 “中美接触42年：过去的成就，未来的调整” 线上对话。卡特总统专门向会议的主办机构、发言人和与会者发了贺信。以下是卡特总统的贺信的英文和中文翻译。点击这里下载线上对话的议程和发言人介绍。】
罗萨林和我欢迎各位参加由卡特中心和中国人民和平与裁军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美中接触过去有何成就、未来应如何调整美中才能可持续接触的研讨会。
42年前，当邓小平副总理和我决定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之时，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两国开启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我为自己目睹了接踵而来的惠利—东亚的和平、双边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和美中两国人民持续深化的友谊–感到骄傲。
然而，双边关系目前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近年来，两国政府官员的言谈话语和政策恰恰反映了1978年邓小平和我试图减少的相互敌视。中国的意见领袖抱怨美国政府意欲颠覆中国政权，美国的政府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秩序构成了威胁。两国的贸易战依然硝烟弥漫，不可或缺的对话无影无踪。
尽管如此，美国与中国仍然而且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中国人民消费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美国农产品，美国人民每年购买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利益是重叠的。我坚信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而不是冲突。我们需要齐心协力，呼吁我们各自的领导人放弃零和竞争，找回互信，恢复相互尊重，再度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我们很高兴崔天凯大使和许多知名的美中关系的守护人出席今天的线上对话。我们预祝这次对话圆满成功。
作者：德国优才
1970-01-01
2020年美国大选，在拜登众多支持者中，有一位近百岁的老人，他的支持相当有分量，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声称，拜登是美国总统最适合的人选。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都不知道，这个鲐背之年的美国前总统，他曾不惜终结政治生涯，也要去维护好中美关系，他是我们中国人，最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他，就是美国第39任总统，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又称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1924年10月1日，他出生在美国，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成长在佐治亚州偏远静谧的花生农场里，他天性纯良温和，小时候，父母经常带他去教会，还为那时在中国，从事卫生和教育工作的传教士们捐钱，他被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宣讲所吸引，而有着宗教信仰的父母打小就教育他，对人要友善，这不论地域和国界。
之后，他在美国海军服役的舅舅戈迪，被派往中国海域，那时，舅舅经常给他写信，讲起中国的风土人情，并告诉他，中国的华盛顿是孙中山，深受国人爱戴，还寄回很多中国纪念品，至今，他都保留着一个古轮船模型，并常与人提及这段往事。而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当时，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温文儒雅的农家男孩，后来竟会走上了激烈的从政之路。
1946年，他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了，而后开始服兵役。1949年，正在美国海军潜水艇部队的他，来到了中国海域执行任务。他曾去过上海，香港，还有青岛。他在青岛还听到了，正在逼近的解放军的炮火，并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老青岛的海岸线。
而就在他25岁生日那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名字，从此在他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烙印。而退役后的他，由于父亲病逝，他又回到了家乡，接管了农场，务农的同时，也从事一些镇上的政治工作。就这样，他竟然一步步，从佐治亚州的农场主，到参议院直至做到了州长。
而在担任州长时，又因为办事务实，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等优点被认可。随后，伴着政治路途的士气，1974年，他参加了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并在两年后，成功的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于同年当选为美国第39任总统。
与当下某位总统不同的是，他奉行：以人权，和平为宗旨的外交政策。美国掌管多年的贸易要塞：巴拿马运河，他归还了；埃及和以色列战火纷飞，他就给两国来了个和平会议……
而面对中国问题，他所做的更是大胆而果断!
说到中美关系，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尼克松，想到他在1972年，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的中国之旅。
不过，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从那开始的7年之后。在此期间，尽管尼克松、福特，都在各自总统任内先后访华，但都没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尼克松访华时，指出了“一个中国”，但指代并不清晰，许多美国保守派，还一直仅视台湾为中国，而直到他上任后，一改前任总统的作风，就“中国政府”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直面国会，内部产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
可他却坚定的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也只有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才有可能让中美有进一步的发展。于是，他不顾国会的反对，果敢的抓住美国宪法里所规定的，“只有一个人能够认可另外一个政府，而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国会在这方面没有否决权。”于是他立刻拍板，决策了。成为了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而这一权力的行使，却成了他后来在总统连任竞选中，落败于里根的原因之一，当时里根猛烈抨击他这一决定，并得到了大多选民的支持。
可他从未后悔做出这一决定，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因为这个决策，中国的13亿人民会有更好的生活，也使美国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我相信世界上70亿的人民，也因为这个决定有了更好的生活。”
而他在落实对华决策，也抓住了最正确的时机，那就是，邓小平刚恢复党内领导职务之时，他十分欣赏邓小平，不仅由于他的睿智、谦逊，更因为，卡特深知，他一样重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他说：“邓小平先生非常幽默，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比我年纪大20岁，就像我的大哥一样，我们彼此信任。”
1978年初，他与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1979年邓小平受邀访问美国时，他还特意安排美国小朋友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很快，在他的努力下促成了，中美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时刻：
1978年12月1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
12月16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之后国际大企业们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而中国也在这场世界经济浪潮中，日趋成熟。
这一切除了当年小平同志的功劳，更有背后他这样一个美国总统的功勋!
中美建交，他的激动溢于言表，后来他曾回忆说：“与中国建交是正确的，这是我在任期间，最大的成就！”
建交之后，他加速提升中美关系的脚步，不仅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的地位，为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成员强势助力；还“拒绝”了邓小平，希望派遣5000名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提议，原来他的决定是：派10万人来！
此后，在教育、能源、农业、太空等方面，他都大力支持中国，而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持续至今。
而正当中美关系显露曙光，准备迎接更美好的未来时，他在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却败给了里根。
1981年，卸任后已经56岁的他，回到了家乡，此时的他才发现，这些年忙于国家政务，自己家中农场竟因经营不善，而欠下150万美元的巨债，他与妻子也不得不变卖农产品，甚至要靠出版回忆录去还钱了。
但就在这般债务下，他仍没有忘记人道主义的理想，在1982年，建立了卡特中心，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民主人权、医疗健康的非盈利组织，往后数年，他走访多个国家，奔走于维护国际和平和人类慈善事业中。
而因为他还是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卸任后，一直担任着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每次都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教堂会在他来之前，花不少时间，进行“培训”这些见到他的规定：卡特进屋时不要起立，因为他已经不是总统了；可以尊称他为“卡特总统”，但请不要叫他“总统先生”;如果是一个人和卡特夫妇合影，不要站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俩喜欢手牵手。
他们夫妇一唱一和，无论何时都形影不离的彼此扶持。
在他75岁生日的聚会上，有人大声问他：“你一生中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卡特脱口说道：“娶了罗莎琳。”
这对闪耀的灵魂伴侣，让人们再次看到了，爱情、人性和信仰的魅力。而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有，他们夫妇两人积极为，世界无家可归者启动住房工程，(吉米-卡特工作计划)。
从他卸任后的第二年开始，每年他都会在世界各地的工地上，穿上蓝色牛仔裤和工作服，亲自下工地，身体力行地去做志愿者工作，而这一做就是35年，风雨无阻！
这是他2017年7月，在加拿大 Edmonton，做建筑志愿者，与工人一同建造房屋的照片，当时的他已经93岁高龄了！
这是他发起并参与最多的慈善项目之一，为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穷人，免费修建房子，参与修建的工人，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义工。
年事已高的他，还两次因此摔倒动了手术，可他仍不放弃，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2015年他还被确诊为肝癌，可第二年竟神奇般康复了。
而退休后的他，除了大量做慈善，他最大的贡献更在于，他多次挺身而出，去调解美国与多地矛盾，化解了多场战争的危机。最著名的当数，上世纪90年代的海地危机。他在美方已派军攻击海地的情况下，临危不乱，成功说服海地领导人，向白宫递交谈判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大战。
之后他又先后解决了，南斯拉夫、朝鲜等外交问题，由于他对国际和平，人类慈善事业的卓越贡献，在7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于2002年正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不禁让人感叹：怪不得在他从政期间，美国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没有用过一次子弹！
卸任后的他定期访问中国，并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多方面给予中国帮助。
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时，卡特中心启动了，五年计划的“仁人之家”（Habitat for Humanity），旨在帮助过万户中国贫困家庭，在震后为他们的住房提供保障。
他还曾在北京规划设计了一家大型义肢厂，用了近5年的时间去培训残疾人导师，仅这一项就惠及过5000万中国人。
而卸任总统退休后的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美关系。但是，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法从根本上促进中美关系，因此，他十分留意，历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态度。
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优先”的竞选宣言，让他不禁紧皱眉头。
与此同时，他发现中国正如他所想，在高速前进发展中，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科技方面，都在世界上占领一席之地。可近年来，美国在贸易，科技上对中国的种种举措，无异于是在放弃强强联合的机会，这让他心里很是焦灼。
而在2019年的4月15日，他更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惊天大秘密，特朗普总统首次给他打电话了，说是想跟他聊聊中国。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他说：特朗普告诉他，非常担心中国将“领先于我们”。而他对特朗普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他还指出：“中国把资源投入到高铁等项目上来，而不是国防开支。”“我认为，我们已经浪费了3万亿美元”（他指的是美国的军费开支）。而“中国没有在战争中浪费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几乎每一个方面。”
他还说：他知道特朗普担心中国，或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超级大国。
一个快百岁的老人，用他一生的眼光，坚定的看好中国，坚定的相信：中国会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
那美国，究竟要怎么做呢？他不止一次提到：与中国联手，搞好双边关系，才是美国最正确的选择。可让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对方似乎并没有认真理解他的话语，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在半年后，他不禁发出：“如果让特朗普再做4年总统，这将会是个灾难！”
疫情期间，特朗普频频甩锅，这不仅无益于抗击人类共同的大敌，还给中美关系再次结上坚冰，真的似乎印证了他所说的“灾难”。
这个时候，这位老人可真是干着急啊！也许在特朗普眼里，他就是软弱的，甚至是被遗忘的，按照他的做法，根本无法带来强大的美国。
是的，这位美国老人，他就是希望“美国成为仁慈的超级大国”，难道爱与仁慈就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吗？
信仰虔诚，正派朴实，勤奋坚守，心有大爱。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他，中美关系至少倒退30年，今天中美双方、乃至全世界的变化，都可能将无法想象。
如今，他已退任多年，希望我们中国人还能记起，这位美国前总统的胆识与远见，这位中国人真正的朋友，以及他毕生为中美关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致敬!96岁的卡特，一个最正派，最有情怀，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作者：李筱媛-译
1970-01-01
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布什附言
2019年，乔治·HW·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为向吉米·卡特总统颁发了首个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国家领袖奖。我父亲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形成于他在70年代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他对两国关系的憧憬与卡特总统不谋而合。卡特总统为两国关系开启了重要新篇章。十年后，我父亲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从校园走上街头开始就确保双边关系不能脱轨。只有两国关系正常，有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互惠互利，在政治上可持续发展，美国才能长期受益。在这一点上，布什总统与卡特总统有深刻共识。我和我的朋友奇普·卡特也有幸参与捍卫父辈的伟绩。
吉米·卡特总统之子奇普·卡特附言
1977年，父亲让我和国会代表团一道访华，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此后在这个国家度过了许多时间。在2019年1月北京举办的美中建交40周年纪念会上，我有幸结识了尼尔·布什。卡特中心和布什美中国关系基金会从此展开合作。我们共同推进中美关系，捍卫父辈的丰功伟业，我还代表父亲领取了首个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国家领袖奖。除此之外，尼尔和我还发现，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有共同立场。在国家因党派分离的时代，我们两家人还能为共同目标奋斗，实属难得。
美中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CEO方大为（David Firestein）对话吉米·卡特总统
点击这里查看采访英文原文
方大为：总统先生，感谢您抽出时间，向我们分享您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开始提问之前，请允许我借这次机会向您表达乔治·HW·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对您的诚挚感谢，您对当代美中关系的发展功不可没。2019年我们颁发首个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国家领袖奖时，基金会董事会就一致决定您是最佳人选。2019年也是您用远见卓识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的第40年。感谢您，总统先生，感谢您在总统任内和任后做过的所有事，让这个重要的双边关系有了长足发展。
总统先生，当下的中美关系显然与以往不同，甚至相比几年前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个关系的现状？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对此您感到意外吗？
卡特总统：中美关系近几年跌到了最低谷。美中关系关系对我和乔治·HW·布什总统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希望拜在登总统任内，两国关系能有所升温。2019年1月，卡特中心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会议，纪念中美建交外交40周年。我们是美国唯一一家组织类似纪念活动的机构，可见近几年双边关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方大为：总统先生，华盛顿逐渐达成了两党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全政府”和“全社会”必须对中国同仇敌忾。您同意这种做法吗？你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本质上就是和美国利益有冲突吗？
卡特总统：中美贸易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42年前，邓小平和我决定将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国都获得了巨大好处。即便是在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里，两国之间还是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空间。两国的社会关系已经盘根错节，我们的政府需要保护这种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往来。虽然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看法截然不同，我还是相信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们能有共同目标：为两国人民追求幸福创造和平与稳定的环境。
方大为：总统先生，您在总统任内在全世界致力于保护人权，任后也通过卡特中心继续推广人权。显然，人权是当今美中关系里最有争议的议题。两国在这一点上分歧巨大，不知道美国现在是不是还有可能跟中国展开人权对话？如果能的话，您觉得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
卡特总统：我和中国四代领导人都见过面，他们都对我说，对中国来讲，生存和拥有更好生活的权利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中国成功实现脱贫，这一点非常独特。人们在摆脱匮贬和恐惧之后，就开始渴望更多的自由。因此，美国政府和布什中国基金会和卡特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应该也必须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话。我们应当以接触的姿态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耐心。
方大为：两国贸易关系的矛盾在不断激化。您觉得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才能为美国人民谋利益？
卡特总统：两国政府都应该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移、国家补贴和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这样各自的市场才能获利。把贸易当成武器，最后受伤的是两国人民。我是农民，我知道中国进口了大量美国农产品。现在的这场贸易战让美国的农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方大为：总统先生，美国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美中关系观察人士预测，中国和美国很有可能插擦枪走火——甚至还有可能因台湾问题或其他类似的地缘战略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您对此担心吗？您觉得中美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吗？您觉得美国和中国能做哪些实事把武装冲突的可能降到最小？
卡特总统：我相信，两国都盼望和平，也在努力避免冲突。1979年，我们的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大陆不应对台湾采取武力。过去40年来，有很多情况都可能导致冲突，但两国领导人始终把和平放在决策的首位。只要外交在，任何危机都能避免。
方大为：布什总统认为，如果美中不能进行有效合作，不管什么重大国际挑战都无法得到永久性的解决。现在美中双边关系这么紧张，中美能有什么办法求同存异吗？比如说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卡特中心也一直推进美中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卡特总统：中美共同参与世界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气候变暖、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各种地区冲突，这些问题都需要华盛顿和北京共同参与，才能得到最好解决。
卡特中心的资源都用来消灭热带地区被人忽视的疟疾，也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善治。我相信，非洲大陆是美中合作的最佳地点。2014年，两国携手遏制了埃博拉病毒。后来他们还协助创办了非洲疾病控制中心。现在，两国应当也必须设计和部署合作战略，为非洲超过10亿的人民提供疫苗。美中两国也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中国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还有中美两国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共享信息，分享实践。
方大为：总统先生，从70年代早期开始差不多到2017年，美国两党对美国与中国接触的价值和好处一直有共识。比方说，您在1979年决定把邦交关系正常化，布什总统后来也在89事件之后避免两国关系脱轨，您二位都认为，正常、有效、健康、积极向上的双边关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事实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大有帮助。现在许多人不这么想了，他们不觉得美国跟中国接触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您对这些人有什么说的？
卡特总统：1978年12月，副总理邓小平和我宣布了美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定。我们当时知道这个决定会给两国开创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为这一决定为中国带来的成就感到自豪。在我看来，美中建交最大的成就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实现了了40年的和平。在这之前40年，美国和中国因为这里不断的暴力冲突损失惨重。从那时起，两国和整个地区都从和平当中尝到了甜头。
美国也是一样。跟中国开展贸易和向中国投资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旅游业也发达起来。中国产品让美国人生活变得更好。我们的大学也迎来了无数中国学生和学者。我们的研究机构收获了无数中国研究者的聪明才智，他们在美国的经历也给现代中国带来正面影响。
方大为：总统先生，2018年年底，您写道：“中美两国需要共建未来，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 如今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情绪如此消极，您说出这番话确实凸显了眼界和勇气。2021年，我们还能对共建未来抱有信心吗？现在两国还能做什么，才能实现您的愿景呢？
卡特总统：“创造希望”是卡特中心的使命之一。我对于共建未来的前景，还是抱有希望。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和繁荣。他们可以携起手来，呼吁领导人放弃不理智的政策。今年中国的国庆节将是我97岁的生日。我希望邓小平和我缔结的这段关系，能再次恢复稳定和活力。
卡特中心和我对美中关系关系的发展持长远观点，正因如此，我才满怀希望。我们两国新的邦交关系只有40余年，但美中的积极互动已长达几个世纪。当美中外交关系走低的时候，卡特中心、布什中国基金会，还有位于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这些非政府组织，都需要积极促进美中人文交流。美中两国人民坚实的商业、教育和个人往来，为两国关系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它能帮助两国关系度过暂时的政治分歧带来的困难。
作者：harry-wong
1970-01-01
一年前，在无耻政客的引导下，一群暴徒袭击了国会大厦，几乎导致民主权力移交的中断。我们四位前总统一致谴责了他们的行为，并确认了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希望，希望这场叛乱能够震动全国，从而推动威胁民主的恶性两极分化问题得到解决。
然而，一年过去了，大选被窃取的谎言推手已经统治了一个政党，并在我们的选举制度中煽起了不信任的火焰。凭借永无止境的虚假信息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这些势力还在让美国人民反目成仇。根据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数据，36%的美国人——也就是接近1亿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成年人——认为“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我们可能需要用武力加以挽救”。《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称，约40%的共和党人认为，对抗政府的暴力行动有时是正当的。
在我的家乡佐治亚州，以及其他诸如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这样的地方，政客利用他们制造的不信任来制定法律，授权党派化的立法机构干预选举过程。他们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许多美国人也被说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我们安定民主的国家根基正面临来势汹汹的毁灭威胁。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如此艰苦奋斗而来的成果——自由公正选举的权利，不受只为扩张自身权力的强人政客的阻挠——在国内已经变得危险而脆弱。
1962年，我本人曾在自家后院遇到这种威胁，一个做票箱掺假的县官员企图窃取我的佐治亚州参议员选举胜果。当时是初选，我在法庭上对这一舞弊行为提出质疑。最终，法官判定结果无效，我赢下了普选。那之后，对民主的保护和促进就成了我的一项首要任务。作为总统，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南部非洲和其他地方建立起多数决定原则。
在我离开白宫成立卡特中心之后，我们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自由、公正和有序的选举。1989年，我向巴拿马官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是正直的官员还是窃贼?”从那时开始，我领导了数十个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选举观察团。在每一次选举中，我与妻子罗莎琳都被成千上万公民的勇气和付出所感动，他们长途跋涉，从清晨到黄昏排队等待，就为在自由选举中投出他们的第一张选票，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重燃希望，为实现自主治理迈出第一步。但我也看到了新兴民主制度——有时也包括成熟的——如何陷落于军政府或渴求权力的专制独裁者手中。苏丹和缅甸就是最近的两个例子。
美国民主若想经得起考验，必须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和候选人坚持自由理想，坚持高标准的行为准则。
首先，公民虽然可以在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所有不同政治派别必须就公正、文明和尊重法治的基本宪法原则及规范达成一致。公民应该能够轻松参与透明、安全和有保障的选举进程。对于选举违规的举报，应以诚信的态度提交法院裁决，所有参与者均需同意接受裁决结果。选举应和平进行，不受恐吓与暴力威胁。
第二，我们必须推动改革，确保选举的安全和普及，保证公众对选举结果准确性的信心。非法投票的虚假指控和毫无意义的反复审计只会有损于民主理想。
第三，我们必须抵制正在重塑我们政治身份的两极分化。我们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重要事实：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对社区和国家的繁荣都有共同的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方法，通过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文明对话，带着尊重和建设性的态度弥合分歧，重新联结，携手对抗分裂我们的力量。
第四，在我们的政治中，暴力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要么通过、要么加强法律，结束人身攻击、恐吓以及政治活动中出现武装民兵的趋势。必须保护我们选举官员——他们是我们许多人信赖的朋友和邻居——的安全不受威胁。执法部门必须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正视过去和当下存在的种族不公现象。
最后，必须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必须改革这些平台，养成查找准确信息的习惯。美国企业界和宗教团体应鼓励尊重民主规范、参与选举和打击虚假信息的努力。
我们伟大的国家如今正在不断扩大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将面临真正的内战危机，导致宝贵的民主制度就此丧失。美国人民必须抛开分歧，共同努力，以免为时已晚。
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
作者：来源：南京大学网站
1970-01-01
【编者按：2012年卡特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到南京访问，参加了南京大学鼓楼医院新楼启用的剪彩仪式，南京大学授予卡特总统名誉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当天的报道说，“鼓楼医院是由来自北美的传教士于1892年创建，自创立之日起，一直秉承“博爱、仁慈，服务大众的”人文精神，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是南京地区唯一开诊的医院，救治了大量伤兵和百姓，这不仅是从医疗角度的救死扶伤，也是服务于人类的奉献精神的体现，对中美两国友谊的发展也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10年前的中美关系在今天已经面目全非。卡特总统在那次访问期间在北京饭店主持了首届中美关系高层论坛，论坛题目是《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到今年10月1日，卡特总统98岁。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1949年，他常对到自己的中国朋友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生日，但我要大25岁。如今，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本站特重发南京大学当年对卡特总统访问该校的报道。】
12月15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应邀出席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建院120周年庆典，并欣然接受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颁授的名誉博士学位证书，成为南大一员。至此，南大已授予12位国（境）外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名誉博士学位。
卡特在讲话中表示，今天出席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建院120周年庆典，令他百感交集。鼓楼医院是由来自北美的传教士于1892年创建，自创立之日起，一直秉承“博爱、仁慈，服务大众的”人文精神，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是南京地区唯一开诊的医院，救治了大量伤兵和百姓，这不仅是从医疗角度的救死扶伤，也是服务于人类的奉献精神的体现，对中美两国友谊的发展也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卡特回忆了1979年他任美国总统期间，在白宫与邓小平的会晤，双方就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行磋商。前段时间，他与习近平主席就中美两国发展达成共识：和平、友谊、理解。卡特希望中美两国的友谊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并愿意不断奉献自己的力量。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在发言中说，教育与医疗事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基石，也是促进国与国之间交流、各民族交往的重要载体。一个多世纪前，南京大学源头之一的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前身马林医院在一批美国有识之士的帮助和支持下兴建，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正式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促进了两国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改革开放以来， 1987年和2008年，南京市政府与南大先后签订协议书，同意将鼓楼医院作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由双方重点共建鼓楼医院，南京大学与鼓楼医院的交流合作迈入新的发展时期。25年来，南京大学与鼓楼医院密切合作、共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在重要科研项目成果、高质量论文发表等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坚持国际视野、国际意识和国际责任，致力于推动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域的多层次交流合作，尤其在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上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鉴于卡特先生在国际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讨论并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决定授予卡特先生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洪银兴表示，卡特先生成为南京大学这个大家庭的一名新成员，这是全体南大师生的光荣和骄傲。南大将以此为契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增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仪式上，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医院创始人马林先生所在教会、美国加拿大基督会副总牧师、副主席塔德.亚当博士，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王咏红，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季建业以及鼓楼医院职工代表、友好医院代表等分别致辞。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夫人，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焕友，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南京大学孙义燧院士、吴培亨院士，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以及江苏省、南京市各级、各部门领导，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美国加拿大基督会代表团，医院创始人马林后裔，鼓楼医院职工代表共计600余位嘉宾出席了庆典仪式。
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1977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卡特先生在总统任期，重视中美关系，推进中美交往。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在包括教育、科技、卫生、外贸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卡特先生卸任总统之后，1982年担任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杰出教授，对公共政策方面的诸多国内外问题开展了研究。2002年12月，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卡特先生诺贝尔和平奖。
作者：中国日报网
1970-01-01
当地时间10月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年满98岁。作为美国最长寿的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生日引发了美国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民主党人，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正是因为如此，卡特生日前后，一则他2019年谈论中美关系的视频再度在社交媒体上被热议：
https://video19.ifeng.com/video09/2022/10/04/p6981919484210589789-102-211229.mp4?reqtype=tsl&vid=ea111fa0-c801-4040-b1b6-f9ea6caf33ff&uid=XXCT4A&from=v_Free&pver=vHTML5Player_v2.0.0&sver=&se=&cat=&ptype=&platform=pc&sourceType=h5&dt=1665014657316&gid=C8kKwYOqm3Ek&sign=07dd31c56ce32445b7caab1ec44ae213&tm=1665014657316&vkey=Gi6SDw6qGJp5b%2B1RSH2gQhR%2FQUMi4OUOOiKP9GDjNYhtd8VArll5ZSBUdZ9Y8vNXIg7npcsZUodXvUfLnu1jP3y3mZtVj27tj5g036pxhr7Kshcg5G%2BZZHi3rcoy5B7vKKjf28FGNf9OcFz5YjVFYoTADgDlaLnZ12rKoUGpovsDF8FaFwgGK3dkl0q0jFGe5g9qN%2BKhvqq8cUCvHzR0V5rjX8bxFOsTxwevC1g3amuFRLsImn%2FY5%2F0TVCDFQXuhjEEgjU9pG3tiReL4VKi3TYbSrD38dMyT11J5t0OKeGE%3D
视频中，吉米·卡特说道：“自从我们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持续的战争之中，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许多国家。”
他坦言：“经济学家估计，美国已经在那些战争中花费了约21万亿元人民币(约3万亿美元)。而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未向任何国家发动战争。你可以说同样是3万亿美元，他们拥有一个非常繁荣的经济，用以花在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上。”
“The economists estimate that we have spent about $3 trillion on those wars. China has not been in combat with anybody since 1949. You might say that’s same $3 trillion, they have a very flourishing economy to spend on things goo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
吉米·卡特举例称，中国建设了18000英里长的高速铁路。他反问：“我们建了多少英里的高速铁路?”
“One is that they have 18,000 miles of highspeed railroad. How many miles do we have?”
作者：xintong8
1970-01-01
作者：
1970-01-01
On September 27-29, 2022, the Carter Center China Focus hosted the Seventh Annual Young Scholars Forum on U.S.-China Relations. First hosted by the Carter Center and its partners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2014, the forum invites young scholars (including doctoral candidates, postdoctoral students, assistant and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age of 45)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is year’s forum featured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from young scholars representing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Harvard Universit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Oxford,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and more. Panels covered a range of critical topics related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cluding public and political opin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grand and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The Carter Center China Focus is pleased to confer three awards and three honorable mentions at this year’s conference. This year’s award, which is named after forme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who normalized U.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1979, is titled the 2022 Jimmy Carter Award for Best Pap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ach comes with a $1000 USD financial reward for the young scholar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what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Kacie Miura –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Title: ‘Explain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in the Xi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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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as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come more assertive since Xi Jinping took office? This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s to the domestic political drivers behi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ssertiveness under Xi. I examine the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Xi’s efforts to centralize policymaking,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he has cultivated as he has consolidated his power.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n China’s maritime actors, I argue that Xi’s nationalistic appeals an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have created career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policy actors to behave more assertively. I also show that increased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has not had a tempering effect on China’s behavi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existing arguments that attribute China’s assertiveness to policy fragmentation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Zenobia Chan –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Title: ‘Affluence without Influence? The Inducement Dilemma in Economic Stat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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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an economic inducements—such as foreign aid, investment, and especially large-sca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buy influence abroad? Countries often use financial favors to induce foreign policy concessi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inducements hinges on whether the sender can credibly threaten to halt or withdraw the inducements when the target does not concede. I examine a substantial set of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that are lucrative not just for the target but also for the sender. I argue that when the sender profits from the inducement it gives, it will not cut off the inducement, even if the target does not concede. I test this inducement dilemma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Using over 200 elite interviews, official document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original datasets on China’s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s, I show that Beijing’s dual goals of the BRI are to (1) tackle domest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y encouraging Chinese companies to construct infrastructure abroad, and (2) gain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odels. Consistent with my argument, the economic motive undercuts the foreign policy goal.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China’s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models only when these projects do not serve China’s domestic goal of exporting excess industrial capacity.
Jackie Wong –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itle: ‘Don’t Say It is Not Predictable: Chinese Official Rhetoric and Crisis Esca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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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hina vary its official rhetoric before crisis escalation? Or is all China’s talk cheap? China’s recent hawkish diplomacy has re-kindled both the scholarly and policy debate on the intentions of China. I argue that in foreign crises, China’s propaganda apparatus systematically inflates the salience of crises for legitimation to different audiences before escalation compared to deescalation. Using an original dictionary for measuring the salience level of foreign crises defined in Chinese official rhetoric, I analyzed more than 10,000 People’s Daily news articles published before 30 foreign crises and disputes from 1949 to 2021. I find systematic evidence that the more salient China defines a foreign dispute, the more likely that it will escalate. I complement this analysis with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etween the Sino-Vietnamese and Sino-Philippin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 find that after China defined the dispute with Vietnam as merely a “friction,” diplomatic actions were closely followed. In contrast, after China interpreted the dispute with the Philippines as an “invasion,” China immediately conducted costly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he Philippines. My research challenges the mainstream materialist view that talk is cheap, and theorizes China’s rhetoric as an early warning signal of its strategic actions. It also has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 western policymak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rhetoric in managing various ongoing disputes with China amidst growing U.S.-China power competition.
Philip Rogers – PhD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s Charles and Louise Traver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mma Hsu – Master’s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pursuing a degree in A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itle: ‘There is No Entities List for Patent Filing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Huawei and ZTE as Patent Powers’.
Whil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included tariffs, export controls, and more stringent reviews on inbound investment, filing for U.S. patents remain an open avenu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received even the most intense scrutiny. Focusing on the cases of Huawei and ZTE, this report assesses the policy nuances of Chinese patenting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data for these companies’ filing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system indicate persistent effort in the U.S. market in both relative and absolute terms even as geopolitical tensions have mounted. Because of opportunities to monetiz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licensing, persistently building patent portfolios may make it possible to impact U.S. markets even when directly selling hardware is not possible. Data on granted patents declared as standard ess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l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CT system show that, at least on paper and in aggregate terms, Huawei and ZTE hav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portfolios that are qualitatively comparable to major competitors not subject to constraints in the U.S. market. Though the protection of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understandably dominates policy discour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eport calls for attention to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tter inform responses to the technological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powers. It recommends U.S. policy that addresses the rise of Chinese patenting power by building windows to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ies of a competitor while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a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 that benefits the world at large.
Shing-hon Lam –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itle: ‘Trade and Preferences: When Does the Public Support Trad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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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trade policies affect electoral support and issue positions? Existing theories suggest concentrated losses from trade so that anti-trade voters would strongly oppose pro-trade policies. In contrast, I argue that that leaders gain more support from pro-trade voters for pro-trade policies than from anti-trade voters for anti-trade policies. Conservative-styled persuasion attacking free trade is attractive to people facing status anxiety. They are open to policy substitutes other than anti-trade policies. Using two original survey experiments, I find evidence for my prediction and also several other implications. First, anti-trade voters and Republican voters focus more on identity-based policy messages than on policy substances. Leaders gain more support from them when delivering conservative messages. Second, Democratic pro-trade respondents are motivated by the journalists’ knowledgable pro-trade arguments, while Republican pro-trade respondents might be motivated by Trump’s argument that trade will be good after anti-trade policies. When leaders’ trade policies deliver good performance, they gain more support from Democratic pro-trade voters for pro-trade policies and from Republican pro-trade voters for anti-trade policies. Third, some anti-trade respondents oppose anti-trade policies because “politics are bad,” they “really don’t know” about “things” and “tariffs raise goods” prices; they support pro-trade policies because “one always deal” and “negotiating.”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y face huge voter backlash if it escalates the trade war.
Shing-hon Lam –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itle: ‘Don’t Say It is Not Predictable: Chinese Official Rhetoric and Crisis Esca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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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trade policies affect electoral support and issue positions? Existing theories suggest concentrated losses from trade so that anti-trade voters would strongly oppose pro-trade policies. In contrast, I argue that that leaders gain more support from pro-trade voters for pro-trade policies than from anti-trade voters for anti-trade policies. Conservative-styled persuasion attacking free trade is attractive to people facing status anxiety. They are open to policy substitutes other than anti-trade policies. Using two original survey experiments, I find evidence for my prediction and also several other implications. First, anti-trade voters and Republican voters focus more on identity-based policy messages than on policy substances. Leaders gain more support from them when delivering conservative messages. Second, Democratic pro-trade respondents are motivated by the journalists’ knowledgable pro-trade arguments, while Republican pro-trade respondents might be motivated by Trump’s argument that trade will be good after anti-trade policies. When leaders’ trade policies deliver good performance, they gain more support from Democratic pro-trade voters for pro-trade policies and from Republican pro-trade voters for anti-trade policies. Third, some anti-trade respondents oppose anti-trade policies because “politics are bad,” they “really don’t know” about “things” and “tariffs raise goods” prices; they support pro-trade policies because “one always deal” and “negotiating.”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y face huge voter backlash if it escalates the trade war.
作者：
197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