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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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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洁勉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04-01

  简介

  国际危机管理和中美关系,对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也关系到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本书研究的主题即面向上述两大问题的交叉点,在后冷战时期与中美双方有关的五次“双边危机“和六次“多边危机“实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危机管理的“环境–机制互动论“,对相关领域实例研究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本书系一部填补危机管理研究和出版空白的高质量的理论专著。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理论和方法

  第三节 内容结构

  第二章 危机管理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危机和危机决策

  第二节 国际危机及管理

  第三章 内外环境变化

  第一节 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形势

  第二节 国内因素的新变化

  第三节 国际危机管理的新特点

  第四章 世界危机管理机制

  第一节 中国

  第二节 美国

  第三节 俄罗斯

  第四节 英国

  第五节 法国

  第六节 德国

  第七节 日本

  第八节 以色列

  第九节 联合国

  第十节 欧盟

  第五章 双边危机管理实例比较

  第一节 双边危机管理的特点

  第二节 “八九”风波

  第三节 “银河号”危机

  第四节 台海危机

  第五节 炸馆危机

  第六节 撞机危机

  第六章 多边危机管理实例比较

  第一节 多边危机管理的特点

  第二节 海湾危机

  第三节 亚洲金融危机

  第四节 印巴核危机

  第五节 “大浦洞导弹”危机

  第六节 “9·11”事件

  第七节 伊拉克核查危机

  第七章 结论和展望

  第一节 主要结论

  第二节 理论实践新挑战

  附录

来源时间:2004/4/1   发布时间:2004/4/1

旧文章ID:689

朴素的前总统——吉米•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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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谷会会

1970-01-01

【编者按】2018年8月17,华盛顿邮报发布了题为《The Un-Celebrity President》文章,讲述了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卸任后,远离繁华,返回家乡佐治亚州过着朴素生活的故事。卡特朴素的生活与其他前总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金钱和权力至上的时代,这一精神与品质十分难能可贵。

在亚特兰大的平原小镇(Plains)与朋友吃过晚饭后,吉米与夫人罗莎琳在特勤局特工的陪同下,沿着教堂西街往家走。 离开白宫后,这对曾经出生在平原小镇的第一夫妇回到了故乡。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周六的晚餐是三文鱼西兰花焙盘,盛放在一次性纸盘里。用餐后,吉米·卡特的脸上闪烁着他标志性的笑容,露出白白的牙齿,顽皮地对伴随他72年的夫人说,“来吧,孩子。”

她笑着握住他的手,两人小心地穿过邻居的厨房,厨房里装满了1976年的竞选徽章、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照片和几瓶还没打开的比利啤酒。两人从后门出来,与在那里守候三名美国特勤局的特工人员会合。

吉米•卡特差不多已经94岁了,夫人将近91岁,他们每个周末都会到在他们出生的小镇朋友吉尔·斯塔基(Jill Stuckey)的家共进晚餐,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冰水,每人一杯便宜的霞多丽(一种白葡萄酒),然后步行半英里回到他们于1961年盖的平房。

在这个乔治亚州南部夏天的傍晚,气温依旧接近90度(华摄),他们拿出一个装着喷雾剂的小瓶,把驱虫剂喷洒在脸上,以驱赶四处乱飞的一团团小虫子。随后,两人再次握紧对方的手,继续前行。这位前总统穿着牛仔裤和笨重的黑色鞋子,而前第一夫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拐杖。

美国第39任总统选择过着朴素的生活,与他的继任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总统离开白宫后往往选择了另一种类型的权力——财富。

即便是那些起初并不富裕的前任总统们,例如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在离开白宫后不失时机地赚了大把的钱。

卡特夫妇到他们的朋友家里共进晚餐,用一次性塑料杯喝冰水,每人一杯便宜的霞多丽(一种类似夏布利酒的无甜味白葡萄酒)。
每个周六晚上,卡特都很享受他在朋友家的晚餐。
卡特夫妇牵着手往家走,他们已经结婚72年了。

在经历了一个动荡的任期后,卡特在1980年大选中败给罗纳德•罗根(Ronald Reagan),离开了白宫,回到平原小镇。小镇人主要以种花生和棉花为生,目前的贫困率仍高达40%。

这位前民主党总统拒绝加入企业董事会或用演讲赚大钱,因为他说,他不想“通过自己的白宫经历来谋取经济汇报”。

总统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施洛斯(Michael Beschloss)说,卡特的前任及密友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是第一位充分利用前总统身份获取高额报酬的总统,但是“卡特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自福特之后,其他前任总统,有时甚至是他们的配偶,每次演讲都会赚取数十万美元报酬。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也不会责怪其他人这样做,“卡特在晚餐时说,“只不过赚钱从来就不是我的野心罢了。”

在普雷恩斯市吉米卡特少年时代的农场上,人行道上还有卡特留下的手印。
前总统来到Stuckey的家中共进晚餐,穿着休闲衬衫、牛仔裤,皮带扣上还有两个字母——“JC”(吉米·卡特的缩写)
“他不喜欢大人物”

从华盛顿回到平原小镇时卡特才56岁。他说他在任时将自己的花生生意转入了匿名信托,结果欠下了100万美元的债务,不得不将其出售。罗莎琳坐在他旁边说,“当时我们以为会失去一切,”。

卡特决定通过写作增加收入。他写了33本书,关于他的生活与事业、他的信仰、中东和平、妇女权利、老龄化、钓鱼、木工,甚至还与他的女儿艾米•卡特(Amy Carter)合写了一本儿童书。

凭借写书获得的收入及每年发给前任总统的210700美元的养老金,卡特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舒适。但是他的书从来不像最近几位前总统那样获取了巨额版税。

卡特卸任总统已经37年了,比历史上其他前任总统都长。他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少见了,更何况在如今的特朗普总统时期,这位亿万富翁在其私人飞机、曼哈顿的顶层公寓和马阿拉歌庄园的洗脸池都是镀金的。

卡特是当代唯一一位退休后仍回到从政之前所住的房子里全天居住的总统。卡特的房子是一个两居室的平房,估价为167000美金,这个价格甚至比房子门口停着的几辆美国特勤局的防弹车的价值还要低。

美国的前任总统们往往喜欢乘坐私人飞机出行,有时候飞机是从富商朋友那里借来的。但是卡特出行一直选择商业航班。他的朋友斯塔基说,在最近从亚特兰大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卡特从过道上走过时向其所有乘客打招呼,与他们自拍。

在Maranatha Baptist Church教堂上完第800次主日学校的课之后,有人给卡特抓拍了这张照片,右边挂的画是卡特自己画的。

“他不喜欢大人物,而且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人物。”卡特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杰拉德•拉夫顺(Gerald Rafshoon)说。

美国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说,卡特比其他前总统们花纳税人的钱都少,他本财政年度的开销总共是45.6万美元,其中包括养老金、办公室、员工及其它费用。相比之下,这还不到老布什总统预算(95.2万美元)的一半;而另三位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每年花纳税人的钱都超过100万美元。

美国总务管理局还说,卡特甚至无法享受联邦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福利,因为他只在政府工作了四年,未满足最低联系五年的最低要求。卡特说,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为他提供了医疗保险,他在那里教了36年书。

平原小镇杂货店曾经属于卡特的叔叔巴迪(Buddy),销售卡特的纪念品和花生酱冰淇淋。

联邦政府为每位前总统支付办公费用,卡特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的的办公室是最省钱的,今年只花费了11.5万美元。卡特夫妇本可建造一个更精致的带有生活区的办公室,但是数年来,他们每个月都有一星期要睡在沙发床上。前些年,办公室置办了墨菲床(不用时可折入墙上柜内)。

与奥巴马53.6万美元的办公费用相比,“卡特中心”的开销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据美国总务管理局称,克林顿的办公室开销为51.8万美元,小布什(George W. Bush)为49.7万美元,而老布什(George H.W. Bush)为28.6万美元。

曾经在改造过的车库写书的卡特说过,“我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崇拜者,他是我最喜欢的总统,我很努力地模仿他。他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榜样。”

但是,尽管杜鲁门退休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密苏里独立城,但是总统历史学家贝施洛斯说,杜鲁门仍然住在了他富有姻亲名下的一栋豪宅里。

卡特在一片白面包上抹上一层厚厚的黄油,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未来的某任总统卸任后也会像卡特这样生活,特别是当前白宫里坐着一位炫耀自己亿万富翁身价的总统。

卡特说,“我希望如此,但我不知道。”

游客们离开平原小镇的一个便利店。大约有700人居住在亚特兰大以南150英里的平原小镇,对卡特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活博物馆。
“一位很好的南方老先生”

平原小镇直径一英里,被佐治亚州的农田环绕,,中心是一个火车站,这个车站曾是卡特1976年的竞选总部。大约有700人住在这里,位于亚特兰大正南150英里。对卡特来说,这里就是一座活博物馆。

卡特的叔叔巴迪(Buddy)曾开办了一家杂货店,现在出售与卡特相关的纪念品和花生酱冰欺凌球。卡特少年时期生活的农场,如今仍是20世纪30年代的模样,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吉米•卡特国家历史景点”基本就是整个城镇,每年吸引近7万名游客,为平原小镇带来400万美元的经济收入。

卡特卸任后通过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全力支持全球人权、开展国际健康项目及观摩世界各地的选举是否公正。他还帮助“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在14个国家改造了4300所住房。本月晚些时候,卡特还要带上自己的锤子和工具箱,前往印第安纳州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住房。

但是定义卡特的平原小镇。

晚餐后,卡特夫妇二人从朋友家的车道走出,两名特勤人员紧随其后。

卡特的步态最近以来有些不稳了,如今距黑色素瘤转移到他的肝脏和脑子已有三年。在2015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公布了自己的病情,似乎平静地向世界告别他当时说,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平静应对。

但是经过放疗与化疗,卡特说他身上的癌细胞全部消失了。

10月,卡特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位年满94岁的前总统;老布什在今年六月的时候过了94岁的生日。卡特依然敏锐、诙谐和机智。

卡特夫妇每天都会经常沿着平原小镇的主要街道教堂街(Church Street)散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就在这里散步。

当卡特夫妇穿过沃尔特斯街(Walters Street)的时候,卡特看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孩子。

“你们好,”这位前总统说道,笑容满面,表情跟在杂货店装饰花生圣诞饰品一样。

“你好,”一个穿牛仔裙的女孩高兴地跟卡特打招呼。

这两个15岁的孩子说,平原小镇的居民将卡特夫妇看作是邻居、朋友,就像其他居民一样。

玛雅•永利(Maya Wynn)说,“我经常在教堂遇到他。他是一个好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大卫•莱恩(David Lane)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南方老先生。”

卡特说,平原小镇养育了他,在他心中播下了种族平等的种子。大萧条时期在农村长大的他养成了他谦逊与节俭的习惯。他的朋友经常半开玩笑地形容卡特“一毛不拔”。

这种朴素求实的性格在他在白宫的时候并不受欢迎,直到卡特离开华盛顿,人们才开始喜欢这种品质。许多人认为,卡特抹掉了一些总统权位的光彩,因为他经常自己拎着行李箱上空军一号,并拒绝乐队演奏《向总统致敬》。

卡特当年的的助手及传记作家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 Eizenstat)说,卡特取消了高级官员的司机,这一做法效果很差,因为这意味着高级官员每天要从阅读与工作中拿出1到2两个小时的时间开车。

艾森斯塔特说,“卡特觉得自己不适应那种富丽堂皇的做法。平原小镇确实是他基因中的一部分,他把这种品质带劲了白宫,在卸任后又带出了白宫。”

1977-1981年卡特总统任职时期,给美国人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加油站排起的长队和伊朗人质危机。

卡特说,“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可能过于强调人质们的困境。但是我个人非常同情人质及其家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让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我做到了。”

游客们正在平原小镇高中的礼堂观看“卡特的一生”视频。卡特在这所高中从一年级读到十一年级。如今这所学校是“吉米•卡特国家历史景点”的所在地。

卡特说,他很遗憾当时他未能让民主党团结一致。

当卡特回顾自己的总统任期时,他说他最值得自豪的是秉持了“维护和平、支持人权”的理念、促成了以色列与埃及进入和平的“戴维营协议”和实现了中美邦交正常化。2002年,卡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说,“我总是实话实说。”

卡特一直很少评论特朗普总统。但是在今天晚上,在特朗普就职接近两年的时候,卡特没有闪烁其词。

卡特说,“我认为他的当选对人权、对国民福祉、对人人平等就是一场灾难。”

罗莎琳说,“最糟糕的是,他不说实话,单凭这一点就会毁掉一切。”

卡特说,他的父亲从小就教他真诚的重要性,在美国海军学院读书更加强了这一观念,在海军学院学生可能会因为撒个小谎就被开除学籍。

他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对真相、真理的态度从来就是无知的。”

卡特说,他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政府一案的裁决(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government decision)已经将“美国的政治体系从民主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如今是金钱至上,民主制度下了地狱。”

他说,他相信美国的“道德与价值观”仍然完好无损,美国人民最终将“回归正确、得体和真实。”

“但是,我怀疑我是不是能等到那一天,”他补充道。

“吉米•卡特国家历史景点”每年吸引约70000名游客,给这个地方带来400万的经济受益。

在教堂街,卡特左手指着市长的房子,右手依旧牵着罗莎琳。

“我的父母曾经住在那个砖房里,”他一边说一边指向街对面的一个小房子,“我们现在用它当办公室了。”

“那边住的是洛根博士(Dr. Logan)。”

每个房子都有一个故事,世代相传。谁家曾祖母的门廊上摆着破碎的水盆和摇椅,卡特都非常了解。

“奥斯卡•威廉姆斯先生曾经住在这里。他家曾经是我们粮仓生意的竞争对手。”

他指向平原小镇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就是在那里,他从海军学院回家度假的一个晚上,他遇到了年轻的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Eleanor Rosalynn Smith)。

他约她出去,晚上两人一起看了场电影,第二天一早他就告诉母亲他要和罗莎琳结婚。

罗莎琳笑着说,“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呢。”

我问他们是否还有什么是他们一直想要但从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

卡特说,“我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了”,然后转头问罗莎琳问,“你呢?”

罗莎琳说,“没有,我感到很幸福。”

卡特说,“回到这里,我们感觉就是回到了家。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小镇的居民们会照顾我们。”

在马拉纳萨浸礼会教堂(Maranatha Baptist Church),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在一个早上的礼拜后,与想与他们合影的人照相。
“一颗服务的心”

每隔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卡特都会到小镇边上的拉那塔浸礼会教堂(Maranatha Baptist Church)的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讲课。为了有一个座位,人们在前一天晚就排起长队了。

这个星期天早上,正好是他离开白宫后的第800节课。

他走了进来,里面穿着条纹衬衫,打着绿松石领带,外面套的西装外套在肩膀处显得有些肥大。他问人们都来自哪里,台下至少有超过20个国家的人,包括来自加拿大、肯尼亚、中国和丹麦的游客。

他告诉会众,他正计划与朋友特德•特纳(Ted Turner,美国著名媒体人士,CNN的创始人)一起去蒙大拿州钓鱼,而且他准备开他儿子的旋翼飞机(一种小型直升机)去。

他说,“我仍然相当活跃,”大家都笑出了声。

他谈到,人的生活要有目的性,但是也要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与反思。驻日学校结束后他与罗莎琳会与任何想与他们合影的人拍照留念,其中有一对来自弗吉尼亚州安娜戴尔的夫妇——史蒂文和乔安娜罗利(Steven and Joanna Raley)带着他们三个月大的儿子杰克逊•卡特•罗利(Jackson Carter Raley)。

史蒂文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后能够像卡特总统那样有一颗服务的人。”与当年的卡特一样,现在的史蒂文在海军潜艇队服役。

乔安娜说,“我们用卡特总统的名字来给我们儿子命名的原因之一是卡特总统是如此的谦虚。”

卡特抱着婴儿,对着相机拍照留念。“我喜欢这个名字”,卡特说。

平淡的生活

当走到家门口时,卡特夫妇在人行道上右转,穿过宽阔的草坪朝他们的房子走去。

卡特突然停下来,指着一颗高大的玉兰树,这棵树是从白宫草坪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栽种的一棵树上的一株新芽移植来的。

他们走过一个池塘,这个池塘是卡特帮着挖的,他在这个池塘里练习他的飞蝇钓技术。他们指着池塘边一片略微倾斜的草坪上的一棵柳树说,,他们过世后将会被埋葬在那里,简单的石碑上会刻着他们的名字。

他们知道他们的坟墓将吸引游客,促进平原小镇的经济发展。

他们的平房被一个栅栏围着,这个栅栏是联邦政府的,曾经围绕尼克松在福罗里达州比斯坎湾的房子。卡特已经将房契交给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局将来会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

他们的房子虽然老旧,却非常温馨舒适,里面有乡村风格的起居室和小厨房。厨房里有一个放着总统印章的小冰柜,卡特说他们用它来放剩饭剩菜。

在不久前的一次装修中,这对夫妇自己推倒了卧室的墙。罗莎琳说,“我们已经与‘仁人家园’合作太久,对我们来说,自己装修房子易如反掌。”

每天清晨,罗莎琳•卡特会练太极、打坐,他的丈夫要写东西,要么在泳池游泳,他还在车库自己制作家具和画画。一副红衣主教的画像的颜料还没干,那将成为他们今年的圣诞贺卡。

他们会看亚特兰大棒球队勇士队(Atlanta Braves)的比赛,或是电视连续剧《法律与秩序》。卡特刚读完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发明家们》(The Innovators)。他们没有厨师,经常一起做饭。他们甚至还会自己做酸奶。

这个夏天的早晨,罗莎琳将薄饼面糊混合在一起,并在上面撒了自己家地里种的蓝莓。

卡特用平底锅将其煎熟。

吃完后,卡特起身去洗碗。

他是美国前总统,退休后当了36年建筑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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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音乐荟

1970-01-01

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曾被评价为“政绩最差”的一位。

离任后的他以行动赢得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尊重,成为美国“最佳卸任总统”。特别是他在公益事业上竭尽全力的付出,及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充当的别人无法替代的调停者角色。

7月14日,93岁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从医院返回工地,度过了他今年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

自1984年以来,这位老人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年都要飞往世界各地在工地做一周的义工,他和夫人罗琳莎(Rosalynn Carter)穿上蓝色牛仔裤,系上木工围裙,为穷人盖房造屋,身体力行支持他参与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国际人类栖身地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 International,亦称国际仁人家园。这个慈善组织在世界各地为流离失所的穷人免费修建房子,建房材料都来自慈善捐助,建设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

2017年,卡特的目的地是加拿大。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国际仁人家园要为加拿大的穷人建造150所房子。从7月7日开始,93岁的卡特和90岁的夫人每天都要在工地工作,锯木板、钉钉子、上准头……,卡特是一位农场主的儿子,年轻时做过木工,他干起这些活儿来,驾轻就熟,一丝不苟。

7月13日,工地气温偏高,烈日当头,正一丝不苟锯着木头的卡特,忽然感到一阵眩晕,跌坐在地上,身旁的特勤局特工赶紧扶住了他,并召来救护车。医生诊断,老人是因为中暑脱水而晕厥。

老人在工地晕倒的消息经由媒体传开,让不少人担忧牵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老人和夫人依然手挽手同时出现在工地。在场所有人同时肃立,用注目的方式向这对可敬的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场亲吻儿童、逗弄小狗或者逢年过节去老乡家里揭揭锅盖的政治秀,这是对一份公益事业长达34年宗教般虔诚的坚持。

93岁的卡特不是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国际公益事业志愿者,他是站在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发展历程金字塔尖的人物。

年轻时,卡特曾作为海军上尉,参与了美国第一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53岁那年,他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正是在他的任上,中美两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

卸任以后,卡特夫妇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卡特中心”,帮助发展中国家消灭贫困、饥饿和疾病,卡特中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内进行着政治改革、公共健康、教育和研究等多个项目,为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

一位网友曾是卡特中心“全球计划”的受益者,正是这个项目为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残疾人事业提供的技术人员定向培训项目,使中国在某些领域得以快速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另一位网友看到过卡特夫妇在非洲马里组织承建一个提供清洁水源,消灭地方病的项目。马里普通民众对卡特夫妇的敬仰场面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超过任何宗教仪式,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卡特夫妇的爱来自这对令人敬仰的老人对贫弱人群的爱,感天动地,催人泪下。这种人性的光辉,会在许许多多受助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壮大,回报给社会。

一位在美国飞中国的航班见到卡特总统的中国游客说:卡特总统和机舱里每个人握手,没想到他年龄这么大了,而且还坐着普通航班在全世界做义工!

然而,卡特夫妇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道路却并未就此止步。

直到今年,以93岁高龄之身,本可颐养天年,却坚持服务全人类、为推动人类的进步筚路蓝缕。

不久前,卡特与夫人刚刚庆祝完结婚71周年纪念,71年来,他们相知相守、相亲相爱。她不像藤萝,从不依附,而是将自己站成一颗树,和他枝叶相交、心意相通。彼此人格独立却契合,合二为一。


这对了不起的伉俪,无论是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去非洲探望难童还是去工地当义工,都会牵手走在一起。他在哪里,她就在哪里,服务他们共同的事业。事实上,从第一夫人任期开始,罗莎琳就一直关注人类心理健康,她一手创建了“卡特中心心理健康工作组”,聚集世界一流专家和从业人员为改善人类心理健康而尽心竭力。 这对闪耀天使光辉的灵魂伴侣,让我们重新相信爱、爱情、人性和信仰。他们身为基督徒,却从不空谈基督,而是身体力行用行动去证明基督的存在。他们从不排斥异己、仁爱包容。信仰不用挂在嘴上,而是要用生命活出来。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原来可以这么高贵。这份高贵,就在于用生命去奉行和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份高贵,就在于铁肩担道义承担精英的责任,一生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而非用一生的暴戾贪婪去制造弱势群体。 精英的价值,不在于能赢过多少人,而在于能帮助多少人。 93岁的卡特总统和90岁的罗琳莎,让我们骄傲而惭愧。骄傲的是,人性原来可以这么美好高贵,惭愧的是我们离这美好高贵路途遥远。但路在脚下,走起来,才能越走越近。

来源:音乐荟

亲密无间:卡特总统夫妇75年的婚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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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利文、乔丹-文-李筱媛-译

1970-01-01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夫人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在朋友家吃过晚饭后携手回家。图片摄于2018年,佐治亚州平原镇(马特·麦克莱恩/《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2021年7月3日

佐治亚州平原镇 —— 他们到了之后,手牵着手走向池塘,边上是一棵垂柳。

“等我们去世了就埋在那儿,就是那个小山头,”吉米·卡特说道,一边缓步从草坪走上通往池塘的斜坡。

“后面漫山都是白色的小杜鹃花,”罗莎琳·卡特用手比划着,还想起前几天有只漂亮的蓝鸟也到这今后的墓地上来过。“我跟来挖墓的人说着话,小鸟就一直在边上站着。”

“是我拉着你跟我走呢,”吉米笑着说,一边温柔地抓住妻子的小手。

“是啊,是啊,”罗莎琳也笑着,和丈夫钩住了小指。

周三(2021年7月7日)是卡特夫妇的75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也是美国总统史上最长的一段婚姻。96岁的吉米和93岁的罗莎琳把庆祝地点选在平原镇,他们近一个世纪前相遇的地方。“他们最后可能就是手拉手静静坐着,”老朋友、老邻居吉尔·斯塔奇(Jill Stuckey)说。

三天后,家人、朋友和卡特任期的官员们将前往平原镇,在当地一所中学的礼堂里参加两位的结婚纪念派对。三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去拜访二老,他们当时最期待的几件事是分别为:和儿女、孙子孙女、重孙重孙女们全家共聚一堂,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工作,在主日学校教课,接待来平原镇拜访的政界领袖,跟第39届总统保持沟通(今年4月,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前来拜访)。

但他们的健康状况却不怎么乐观,这一点大家都心里有数。吉米过去几年接受了一系列治疗,包括已经扩散到脑部和肝部的皮肤癌。罗莎琳患有骨质疏松和痛苦的肠部溃疡,最近刚做了手术。

两人对此的态度是知天命,迎接未然,但最让人痛苦的是总有一人会先走一步。

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Eleanor Rosalynn Smith)和詹姆斯·厄尔·卡特二世(James Earl Carter Jr.)几乎是从出生就彼此认识。他们的爱情故事在二战期间开花,历经一生政治生活的艰难考验。 就在两年前,二老的婚姻长度超过了乔治和巴巴拉·布什夫妇。吉米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

佐治亚州参议员吉米·卡特和妻子罗莎琳在亚特拉大竞选总部相拥,图片摄于1966年(胡内斯·括尔特[Horace Cort]/美联社)
吉米·卡特总统离开丈母娘家时祝愿大家圣诞快乐,图片摄于1978年12月25日,佐治亚州平原镇 (查尔斯·查斯纳迪[Charles Tasnadi]/美联社)
吉米·卡特总统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在大提顿国家公园度假时走向珍妮湖的一条小径,图片摄于1978年,怀俄明州(美联社)

卡特夫妇的婚姻也与时俱进,从最初1940至50年代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式婚姻,最终过渡到了完整了夫妻合作式婚姻。1924年出生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吉米是性别平等的先驱。他委命的联邦法院女法官数量史无前例,其中包括此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1927年出生的罗莎琳最初是全职妈妈,后来逐渐在家庭生意和政治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众多女性开始呼吁男女平权时,她就已经在州议会和白宫参政议政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不仅成了朋友和爱人,也同样是合作者,”罗莎琳在吉米的90岁生日会上如是说。“他一直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做成,正因如此,我、我们才经历了神奇的冒险和机遇。”

在丈夫支持下,罗莎琳·卡特力排众议,拓展了第一夫人的职能。她参加内阁会议,致力于发展精神健康工作和其他政策事宜,最终在白宫东翼成立了第一夫人办公厅,还有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她就是当时女性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在劳拉·布什任届担任幕僚长的安妮塔·麦克布莱德(Anita McBride)如是说。“总统支持她,尊重她,把她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这对夫妇携手从佐治亚州的花生仓库走出,一跃成为在戴维营实现埃及和以色列历史性和平的缔造者,在离开白宫后也依旧密不可分。

“我们不在一起的就难受,”前总统告诉我们。

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在婚礼当天,图片摄于1946年7月7日 (吉米·卡特图书馆及博物馆)
初次约会

卡特夫妇喜欢向人讲述他们相恋的故事。在2018年的那次晚餐上,我们有幸听到了这段故事。

1945年夏天,吉米在美国马里兰州安娜珀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完成最后一年训练,暑期回到佐治亚州南部平原镇的老家。一个7月的晚上,吉米和妹妹露丝还有她的男朋友一起开车进城。三人开着一辆福特敞篷车,妹妹和男朋友坐在前面,吉米坐在后面。他当时的女朋友是隔壁镇子上的选美皇后,那天晚上刚好和家里人聚会,吉米就一人出来了。

“我们就开着车在镇子上逛,想找点事情干,找个人一起玩,”晚餐后步行回家的路上,吉米一边拉着“罗莎”的手,一边向我们回忆。

然后他们停了下来,这时吉米指向街对面联合卫理公会的教堂。“罗莎那时候就站在那儿,站在教堂前面,我就去约她一起玩,”他说。“我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聚会,刚好在外面站着,”罗莎琳习惯性地接着卡特的话讲故事。

“她一直觉得我很可爱,”他说着,脸上浮起人所尽知的笑容。

吉米早在3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罗莎琳,那时候她只有一天大。当时罗莎琳一家跟卡特一家是邻居,吉米的妈妈莉莉安(Lilian)是负责照顾罗莎琳的上门护士。“他就站在摇篮旁看见了我,”她说。

罗莎琳说,少女时代的她就对这位“见过世面”的海军学校学员有点动心,“露丝跟我那时候就想着把我们撮合在一起。”所以在那个17岁的晚上,她毫不犹豫地就跳上了车。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虽然现在两人都记不起电影名字了。

夫人罗莎琳在美国海军学院给吉米·卡特佩戴勋章,一旁是他的母亲莉莉安(Lilian)。(美联社)

“天空挂着一轮圆月,我们愉快地聊着天,我恋爱了……回家的路上,他吻了我!”罗莎琳在回忆录《来自平原镇的第一夫人》(First Lady from Plains)中这样写道。

走在平原镇的街头,吉米·卡特告诉我们说,他很清楚地记得那个1945年的晚上自己突然有了新的领悟。

第二天他母亲问他前一晚过得如何。

“我去看电影了,”他说。

“跟谁一起?”

“罗莎琳·史密斯。”

“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要娶她。”

罗莎琳一边听丈夫讲这段故事,一边笑着攥紧了他的手。“后来好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事,”她说。

我们于是问这位前总统,他是不是觉得这段婚姻是天意。“我的确这么觉得,”他说。“我一直这么觉得。”

罗莎琳一开始则有点迟疑。约会后的第二天,她去火车站送他回海军学院。他们开始相互写信。几周后的1945年8月,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罗莎琳幸于恋人没被派上战场。

圣诞节回家后,他向她求了婚。她没有答应。“这一切都太快了,”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罗莎琳认为自己“太傻,太年轻”,还不适合结婚。但是短短几周之后,她就改了主意了。吉米的父母带她去安纳波利斯旅行了一趟,他又求了一次婚。这次她同意了。

“我一到家,他就给了我一份《海军之妻》的参考书,我认认真真研读了一番,”她写道。1946年7月,吉米从海军学院毕业一个月后,两人就在他第一次约她出来的卫理公会教堂结了婚。那时她18岁,他21岁。

就职佐治亚州州长后,吉米·卡特抱着女儿艾米(Amy),一旁是罗莎琳·卡特,图片摄于1971年1月12日。(查尔斯·凯利/美联社)
当“一家之主”的日子

卡特夫妇最初在诺福克(Norfolk)的海军基地开始了新家,后来又去过檀香山和圣地亚哥。罗莎琳总是一人在家养育孩子,丈夫吉米则先是在战列舰舰上工作,后又被派往潜艇。

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婚姻,他告诉我们:“我是一家之主”。

“我们生活的最开始,凡事都是我来掌管,除了家务,罗莎琳负责家务,”他说。

他说,他们当时几次为了工作搬迁,自己都没有问过罗莎琳的感受,现在想起来很不可思议。“我现在可是懂了!”他望向身旁的妻子,说这话时眼神里有些许调侃。

他们的三个儿子——杰克(Jack)、詹姆斯三世(又名奇谱 [Chip])和唐纳尔(Donnel,又名杰夫 [Jeff])——都是在卡特一家在海军时期出生的;女儿艾米(Amy)则是15年后出生的。

吉米·卡特在《共享美好时光》(Sharing Good Times)一书中写道,早年里他“从没觉得有什么必要来向罗莎琳征求建议或同意。”

1953年,他回到平原镇探望即将辞世的父亲。这次旅行让他感到自己对家乡生活的热爱,于是决定离开海军,举家搬迁回到平原镇——同样也是没有征求罗莎琳的意见。

回到平原镇,受经济条件限制,他们搬进了由政府补贴的公租房。他替父亲经营起了家里的花生仓库,但很快发现自己一人忙不过来,从办公到去田里与农民交谈,都得他一个人弄。

“于是罗莎琳就开始操持办公室里的事。她上过函授会计课程,”他告诉我们。

“我当时比他要了解业务,”她狡黠地说道。

罗莎琳和卡特一家在著名意大利餐厅Mama Leone’s就餐,当时正值纽约市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卡特的母亲莉莉安·卡特坐在主座。图片摄于1976年 (查尔斯·W·哈瑞第 [Charles W. Harrity]/美联社)
与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进行第二场辩论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儿子杰夫、儿媳安妮特(Annette)在一起,图片摄于1976年10月(美联社)
回到白宫后,吉米·卡特在女儿艾米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的陪伴下,抱着孙子詹姆斯·厄尔·卡特四世, 图片摄于1977年5月(查尔斯·查斯纳迪/美联社)

不过,这种过渡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1962年,吉米在38岁生日上决定竞选州参议员,之前他还是没有跟妻子沟通过。“有一天早上从外面回来,开始换衣服,脱下牛仔裤,换上了西装,”他回忆道。“罗莎来到卧室问,‘吉米,有人去世了吗?你要去参加葬礼吗?’”

4年后,在第一次竞选州长的过程中,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在家里打电话,看罗莎琳走过来,就让她给自己整理行装,准备下周出去竞选。“你自己做吧,”她气呼呼地说。

这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既愤怒又困惑,也让他认真思考自己的态度。他告诉我们,在那之后,不管是“生意、家事或政治,凡事我们都坦诚分享给对方。”

罗莎琳·卡特在吉米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一次费城集会上讲话,图片摄于1976年9月 (美联社)
活跃的第一夫人

自从1970年吉米当选州长以来,罗莎琳就是给他在政治政策上的高参。

“爸爸一开始竞选州长,整个人都变了,因为妈妈比他更懂政治,”奇谱·卡特如是说。“她在乎他能不能当选,能不能连任,他关心的则是巴拿马运河。”

卡特总统的第一个行政令便是创办精神健康总统委员会。他试图让罗莎琳来当会长,她早在担任佐治亚州第一夫人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但据麦克布莱德说,卡特的顾问认为安插家属来担任这一职务不一定合法,而且容易受到政治攻击。作为妥协,罗莎琳以“名誉会长”的身份主持事务。

她也是第二个在国会出庭作证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是第一位。

“她让第一夫人办公室不再形同虚设,”麦克布莱德说。

在我们三年前的那次谈话中,卡特夫妇告诉我们,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他们常常意见相左,但对外从来没有公开他们的不一致。她坚持每周四在总统办公室跟他单独共进午餐。

“我在白宫的时候她很反对我的一些政策,但从来没公开反对过,”他说。

“我们会在下午坐在杜鲁门阳台上谈事情,”她说,“我有什么想法都会告诉他。”

总统吉米·卡特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在白宫会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大使,图片摄于1977年(哈维·乔治斯[Harvey Georges/AP])
在签署精神健康总统委员会的行政令之前,总统吉米·卡特停下来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交谈,图片摄于1977年 (查尔斯·查斯纳迪/美联社)
总统吉米·卡特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首次进行7国之旅,在离开前往第一站华沙时挥手道别,图片摄于1977年12月31日(美联社)

他开始称呼她为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邀请她一起参加内阁会议。

“人们低估了她,”卡特任期的白宫新闻处主任吉拉德·拉弗书恩(Gerald Rafshoon)如是说。“她的确是吉米·卡特的耳目,我们如果想在什么事情上让吉米回心转意,也都会去找她。”1980年罗纳德·里根击败吉米后,罗莎琳比吉米还痛苦。“我不服输,”她说。

白宫一届任期过去后,卡特夫妇回到了平原镇,回到了他们在1961年修建的房子。他们正值50多岁,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于是他们飞遍了全世界,筹资上百万美元筹办卡特中心,倡导自由、民主的选举,增进穷人健康,为女性争取平等。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2002年为他颁发和平奖,褒奖多年来他在和平和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卡特夫妇还在全世界帮助“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建造房屋——往往是肩并肩拿着榔头和工人们一起工作。

罗莎琳和吉米·卡特在朋友、邻居吉尔·斯塔奇家里吃完饭,图片摄于2018年8月,佐治亚州平原镇 (马特·麦凯恩[Matt McClain]/华盛顿邮报)
与子偕老

2019年3月,我们再次前往平原镇拜访卡特夫妇。

但就在我们登门拜访前几个小时,时年91岁高龄的罗莎琳进了医院。那天早晨醒来后,她髋部出现剧痛,站不起来。

吉米从医院出来后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他当时很想谈谈自己的妻子。他说,他们在一起相处总是很简单,“我们吵架的时候她都很温柔。”他们都是为小事吵架,比如看什么电视节目。“但是绝不会到睡觉的时候都还生对方的气。”

他把盘子里的鸡肉推到一边,没吃多少。

“我们很久以前就发现,我们需要什么都分享。我也给她很多空间。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做我想做的。我们也共同寻找能一起做的事。”

他打网球,所以她也报班学。她59岁的时候,他62岁,他们还一起尝试高山滑雪,学习飞绳钓鱼,近处去过蒙大拿州,远到过外蒙古。在多次观鸟旅途中,他们一共看到1300多种鸟。

他说,生活的后期,他有时候会一个人为卡特中心的事出国几天,但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两人睡前阅读《圣经》的习惯——有时是用西班牙语。

他们会在电话上读《圣经》给对方听。或者如果时差太大,他们就独自阅读,对方心里都知道两人是在读同一章节。吉米说,这让他感到安慰,特别是罗莎琳在10英里之外的阿梅利克斯小镇(Americus)的这样一个夜晚。他说,他回到家以后,就倚着床头读《圣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也在读同样的段落。

身处两地,心在一起。

罗莎琳和吉米·卡特在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庆典上来到国会山(乔纳森·牛顿 [Jonathan Newton]/《华盛顿邮报》)
罗莎琳和吉米·卡特在为期一周的“人类家园”项目中和志愿者们一起工作,两人双手紧扣,图片摄于2018年 (罗伯特·富兰克林 [Robert Franklin]/南本德论坛/美联社)
吉米和罗莎琳·卡特2020年跨年夜和朋友们庆祝新年后返回家里,图片摄于佐治亚州平原镇 (吉尔·斯塔奇)

卡特夫妇经常去吉尔·斯塔奇家串门,吉尔专门在她家后门装了一条无障碍坡道,因为罗莎琳走路越来越困难。一开始,吉米还坚持自己要走步道。但随着罗莎琳走路越来越困难,他每次都搀着她一起从坡道上走。

几个月后的一天,吉米正要出门捕火鸡,在家摔了一跤,尾骨骨折。他做完手术出院的那天,罗莎琳突然开始口齿不清。

被连忙送往医院后,医生们告诉她,她得的是突发性脑缺血,即暂时性脑部血流阻塞,通常也叫小中风。医生说,她应该呆在医院过夜,吉米于是决定晚一天出院,两人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一晚。

“看他们两人躺在一起看新闻,感觉还挺酷的,”奇谱·卡特说。“医院为他们准备了三文鱼套餐,看起来和高档餐厅里的差不多。我觉得他们那次过得很愉快。”

后来,父亲开始每天去医院给罗莎琳送咖啡和橙汁,然后在她起来之前给她搓脚。“他们两个人一直都是这么相亲相爱,”奇谱这样评价父母。“他们与时俱进,而且还在继续完善他们的关系,我觉得很少有夫妻能像他们这样平等。”

吉米后来又摔了一跤,做了一次脑出血手术。罗莎琳的健康也是每况愈下。但他们还是跟得上新闻。去年跨年夜,他们去斯塔奇家庆祝。晚上9点多的时候,特勤人员来送他们回家。吉米坐在后座上,倚向罗莎琳给了她一个吻。她微笑着,摘下来疫情期间佩戴的蓝色口罩。

他们就这样驶过了75年前两人举行婚礼的教堂,又开始了新的一年。

来源:华盛顿邮报

卡特: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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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舒婷-龙菲-叶君

1970-01-01

【编者按】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中美建交40年40人”系列高端对话,今天是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专访。

在2018年8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吉米.卡特被冠以“低调总统”的称号。随着媒体曝光他朴素的生活作风,人们再次追忆起了这位前总统谦逊、直爽、务实的个性。

或许也是凭借这些特点,卡特成功在其总统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从来不乏崎岖坎坷,但卡特顶住了压力和阻力,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起,促成了这件“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大事。卡特总统说:“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

这种大局意识对处理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至关重要,这位94 岁高龄的政治家这样提醒当今及未来的世界领导人。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两国领导人必须共同应对挑战,别无其他选择。

在邓小平和卡特的推动下,中美两国于1979 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不畏阻力推动中美建交

澎湃新闻:在您之前的几任美国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多年努力,但直到您出任总统后,中国与美国才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您1977 年正式履职时,政府内仍有相当强大的阻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什么促使您下定决心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呢?

卡特:我相信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能够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的国家需要在官方层面承认这一事实。此外,我也十分清楚,中美两国人民都将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经贸与文化联系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同时,我对正常化后两国将恢复历史友谊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在我1976年竞选总统时,我就已经公开承诺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竞选结束后,我的内阁成员们也支持我兑现这一承诺。尼克松与福特总统曾面临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部分议员希望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密切关系,两位总统退缩了。我不会让这种反对力量阻止前行的步伐,但我希望在正确的时机迈出这一步。

当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职务时,时机成熟了。他和我一样,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1978年,我这一届政府还实现了两大外交突破。那年春天,我们确保参议院批准通过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巴拿马中立条约》,这是一项极具困难和争议的挑战。随后在九月,我力促以色列和埃及的领导人共举峰会,最终达成《戴维营协议》,搭建了中东和平框架。因此,也是时候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了。1978年,华盛顿和北京分别于当地时间12月15日和16日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

澎湃新闻: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歧,需要双方各自协调,例如台湾问题。您认为谈判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政府内部阻挠的,又是如何与中方协商处理这些问题的?

卡特: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在整个谈判中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我们认识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与台湾的关系属于内政问题。然而,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有着广泛、密切、友好的联系,通过非官方渠道继续维持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打算公开呼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最终应以和平方式解决。

我提名了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而不是职业外交官,作为我的首席谈判官。他在担任美国主要的劳工组织之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时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能力。我派他以大使级身份前往北京。他没有立即直接着手处理敏感的台湾问题,而是建议先在争议较少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为双方最后涉台等复杂议题的谈判奠定了基调。历史证明先易后难的谈判法则十分有效,并能推动谈判持续向前发展。

总体而言,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敏感问题,因为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现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我们同样认识到,关系正常化不仅仅会给美国,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相信这样的谈判方法时至今日仍有参考意义。谈判的目的不是实现己方的一切诉求,谈判时必须把重点放在谈判成功给双方带来的益处,对比谈判破裂给双方带来的弊端,而不仅仅关注一方的胜败。中美之间永远会有意见分歧,但我们不应把妥协(无论多么微小的妥协)视为软弱的象征。相反,我们应当学着包容差异,维护好我与邓小平40年前建立的良好双边关系。

需要补充的是,当我们宣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人民和国会都很支持。一些人预期的强烈反对浪潮并没有发生。人们认识到,美国需要接受现实,而且台湾地区的人民也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澎湃新闻:回首往昔,您如何看待您在那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您是否将此视为您作为总统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卡特:当我宣誓就任总统时,便承诺要追求人权与和平,这不仅是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承诺。

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我这届政府所取得的一些最突出的成就,皆与推动世界和平有关。《戴维营协议》最终为埃及和以色列带来了和平;与苏联签订《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降低了世界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极大改善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我认为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历史成就。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任何国家在面临安全难题时——无论是解决领土争端、应对正在发生的军事冲突,或者促成武器控制协议——首先想到的是到华盛顿来寻求帮助。我认为超级大国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军力之强盛,货币之坚挺,或语言使用范围之广,而在于是否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

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我曾多次到访中国,我能从中国领导人、省长、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对我的热情欢迎中感受到他们对我们所做贡献的认可。

1979年1月31日,卡特夫妇在白宫接待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图片由卡特中心友情提供】

澎湃新闻:您与邓小平在1979 年所进行的会谈,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他在制定中国对美政策中的作用?

卡特:当我成为美国总统时,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找到一位能够与我谈判解决两国分歧的中国领导人。我发现邓小平就是这样的领导人。

我感到与邓小平谈判十分顺畅,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我都很务实。两国关系正常化几年以后,邓小平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了他的执政原则——他总是实话实说,并告诫人们避免空谈。我能证实邓小平确实践行着他的处事原则。我发现他十分坦诚和直率,甚至多次对我直言不讳。每当我们产生意见分歧时,他都确保我明白中方理解的分歧点到底是什么。我也尽我最大努力让他明白美方对分歧点的理解。我总是尽量确保在谈判期间,他清晰地了解我对一些棘手问题(例如台湾问题)的立场。我们都不想让彼此措手不及。

我非常赞赏邓小平的坦诚,因为沟通是解决分歧的关键。我们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大根本原因是我们愿意坦率沟通。在我们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六周后,邓小平抵达华盛顿,顺利开启访美之旅,也得益于我们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我们共同解决了30多年隔离所累积的分歧与误会。为了避免可能产生针对对方的有害的法律诉讼,我和邓小平签署了数十项技术性协议。

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征服了美国公众,他让美国人相信是时候搁置分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大门。彼时许多美国人对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仍抱有疑虑。但当邓小平1979年1月访问美国时,他展现了幽默感、灵活性,以及对美国文化的了解。通过聆听邓小平的演讲,观察他的现场表现,特别是他在得克萨斯观看牛仔竞技表演的一幕,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样子。由此,许多美国人抛掉了对共产党中国的一些固有偏见,支持中美建交的大众也变得越来越多。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澎湃新闻:您舅舅曾经给您带回一些来自中国的纪念品。您对中国的兴趣是不是从那时就萌发了? 1949 年您在潜艇部队服役时,曾经以一名年轻海军军官的身份访问了一些您舅舅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海港,当时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印象如何?

卡特:你是对的,我还是佐治亚农村的一个小男孩时就对中国萌发了兴趣。作为一名浸礼会信徒,我很敬佩那些曾在中国服务的传教士,我记得有一位这样的传教士有次回家休假小住,我去听了他在我们教堂的布道。我那时每周捐一枚五美分镍币帮助为中国儿童建立医院和学校。

我的舅舅汤姆.戈迪(Tom Gordy)是美国海军的一名无线电发报员。当他所在的舰艇访问香港、上海和青岛等港口时,他就会给我寄书信和纪念品,进一步点燃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即便是87年后,我仍然保留着其中一件——一艘中国古帆船的模型。如果你参观我儿时的家,也就是位于佐治亚平原镇的吉米.卡特国家历史馆的一部分,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儿时卧室里摆放着这个帆船模型的复制品。

后来,作为一名年轻的美国海军潜艇军官,我追随我舅舅的脚步,也访问了一些中国的港口。那是1949年年初,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部队包围了。我们离开不久后,共产党军队攻下了青岛,国民党开始往台湾撤退。与我在海军的许多美国战友一样,我对这则消息感到遗憾,因为从二战开始,我们就与国民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在中国的时候,我的确看到许多小男孩和老年人在刺刀下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我认识到这无助于国民党赢得民众支持,我知道这表明国民党已经绝望了。尽管那时我同情国民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民接受一个共产党政府绝不是因为受到共产主义的恐吓。

这样的个人经验,让我在成为总统后寻求结束中美之间的疏远隔离,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我个人一直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这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与日俱增。自1981年以来,我每次访问中国,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欢迎我,好像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将继续保持我一生对中国人民的好奇与热爱,我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激起未来几代的好奇与友爱。

2009年11月,卡特夫妇访问了四川地震灾区,助力灾后重建,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并收到当地政府赠送的纪念品。

澎湃新闻:您卸任后,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到访过中国的大城市和边远地区。可否分享一些旅程中难忘的趣事?这些年来您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卡特:我为自己有这么多机会访问中国而感到幸运。我1981年卸任几个月后便访问了中国,自那以来,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繁荣。曾几何时,美国人访问中国时经常对目之所及的贫穷感到惊讶,而许多中国人抵达美国时则常常为美国社会之发达所震撼。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发生在1979年前后——40年前的那种“惊讶”与“震撼”如今已不常见。我们在一些领域,例如我们的政府体系,依然存在不同,但两个国家总体而言越来越相似。这反映出中国已成为现代快速发展的科技世界中的一员。

对我而言,对中国感兴趣这么多年的优势之一是,我记得两国从1949年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系疏远得多么厉害。每当我访问中国时,我都会想起双边关系自正常化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例如,1979年之前,要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够用英语表达观点的大学生非常困难。而现在,我经常在中国的大学发表英文演讲,在与中国大学生交流时从未遇到任何障碍。这只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的远见卓识造福中国人民和两国关系的一个例子。

卡特中心在非洲开展许多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与改善治理的项目。我的夫人罗莎琳和我经常访问非洲,近些年来,我们所达之处几乎都能遇到中国人和中国项目。中国在帮助非洲人民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2012年开始,卡特中心就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中国和非洲在维护和平、促进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三边合作。中国和美国都十分关心非洲的和平与繁荣。如果两国可以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交换信息、分享资源,双方的合作毫无疑问将改变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关系的性质。

从在中国旅行中的见闻及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中,我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将长期存在。两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可能把这些分歧描绘成不可调和的挑战。但我选择正视这些分歧,不让它们妨碍我们在诸如全球贫困、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重要跨国问题上的合作。

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澎湃新闻:今天的中美关系与40 年前大不相同。您认为现在的两国领导人是否有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40 年定下新基调?为了让双边关系保持强健和韧劲,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卡特: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变得和美国一样,因此我们应当抛弃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接触政策。我想提醒这些人,我们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就知晓美国和中国在文化、历史、政府形式、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我们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指望这些差异在未来会消失。但是我们也相信,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目标——互相尊重以及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追求——比分裂我们的差异重要得多。 我能给予两国现任及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不仅要谨记他们对世界和平负有责任,而且要让自己的国民也负起这样的责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必须向公众说明,和平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战争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而且也会给每个个体带来伤害。中国的年轻人有幸成长在一个非常和平的年代。但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幸运,直到我们的征兵制结束后,大多数美国的年轻人才得以远离了暴力冲突。战争的残酷不仅仅在于缺衣少粮,而在于失去朋友和爱人的生命。我们应该让所有人都铭记这一基本事实。 我知道中文里的“危机”一词由两个字组成,一个表示危险,另一个表示机会。这意味着在处于危机之时,人们一方面要看到危险,也要看到机会。如果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危机,我相信我们能从两国人民中找到“机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交流互动。只要两国加强民间交流,比如到对方国家留学、与对方进行商贸往来,两国人民就将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支柱。尽管当下双方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似乎很棘手,我还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会占上风。将成为未来领袖的年轻学生和专业人士会拥抱时代赋予的机会,他们了解彼此,懂得为什么要和谐相处、共同合作与互相尊重。 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认为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除了乘风破浪解决当前两国关系中的挑战,他们别无选择。保持相互尊重和理解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难题的关键。

来源:澎湃新闻

吉米·卡特:如何修复美中关系,避免现代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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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米·卡特

1970-01-01

四十年前,我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实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由此结束了两国三十年的敌对。这一决定迎来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久和平。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及她与规模更大的美国经济的持续交融,使得两国成为全球繁荣的引擎。随着两国科学和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美国逐渐成为中国学者和游客的外国之旅首选。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充分表明,拥有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也能够为了更为美好的目标而合作。然而,今天,中美关系岌岌可危。

我听说有中国精英指责美国正在施展一场以破坏中国稳定为目的 “邪恶阴谋”,我亦听闻有些可以呼风唤雨的美国人因为对中国没有成为民主国家而大失所望,声称中国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也有美国的政府报告称中国致力于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意欲将美国赶出亚洲并削弱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如果双方政府高官们都接受这些危险的想法,那么两国之间的一场现代冷战也并非不可思议。在眼下这个敏感的时刻,对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热点地区的误解、误判和不遵守精心制定的接触规则有可能导致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全球灾难。

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和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相应的报复性关税已经导致两国关系恶化,极大地伤害了两国的利益。

根据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上达成的协议,两国决定在90天内在不再增加关税。这一协议为美中贸易实现永久协议创造了可能性。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进一步修复美中关系?

首先,中国必须迅速有效地解决美国长久以来对中国的抱怨,这包括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和对美国对华投资和商业运作设置的壁垒。双方都不应该以 “国家安全” 为名阻碍对方的合法商业活动。中国同样需要市场竞争以促进经济创新和增长。保持公平与对等的经贸往来是双方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其次,美国人需要明白,正如中国无权干涉美国内政,我们亦无权干涉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和领导人选拔方式。诚然,即使是关系密切的国家也会不时批评对方,但这种批评不应该成为指令或法令,而只应该是双向对话。我们必须认可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扶贫和对其他国家推进发展援助方面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在互联网审查、少数民族政策和限制宗教信仰方面的缺陷,对这些缺陷应该予以记载和评估。

这种平衡的交往方式是使得两国精诚合作、共同解决世界性难题的关键。尽管两国目前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向左,中国对我们的支持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可或缺。不仅于此,在中东和非洲的乱后重建、反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调停众多国际纷争等方面中国都能提供举足轻重的支持。

解决全球变暖这一史诗性的奋斗亦需要两国的共同参与,因此美国应该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与中国携手处理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我个人认为,两国重返双边合作的捷径在非洲大陆。两国都正在积极地在那里抗击疾病、建设基础设施和维持和平。尽管双方偶尔也开展合作,但更多的是在指责对方在非洲推进经济剥削或政治操控。非洲人民,和世界上其他数十亿人一样,不愿被迫在两国之间选边。恰恰相反,他们更欢迎配置资源、分享专业知识和设计互补的援助计划带来的协同促进。通过与非洲人民的合作,美国与中国也可以逐渐克服彼此的不信任,重建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

1979年,我与邓小平都知道我们在推进和平事业。尽管今日的领导人面临不同的世界格局,和平事业依旧至关重要。两国领导人必须用崭新的视野、勇气和创新精神应对新的挑战与机遇。我相信他们也必须接受我与邓小平的信念:美国和中国必须为自己和人类共同建设他们的未来。

(作者吉米·卡特是第39任美国总统及非盈利组织卡特中心的创始人;翻译:陆文馨)

Jimmy Carter: How to repai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 and prevent a modern Cold War

WP, December 31, 2018

Jimmy Carter, the 39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founder of the nonprofit The Carter Center.

Forty years ago,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and I normaliz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tting an end to three decades of hostility. This led to an era distinguished by peace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China’s spectacular economic growth ,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continu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much larger U.S. economy, has enabled the two countries to become engines of global prosperity.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lossom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since become the top foreign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scholars and tourist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a testament to the ability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es, cultur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greater good. Yet, today, this critical relationship is in jeopardy.

I hear Chinese elites claiming that Americans are conducting an “evil conspiracy” to destabilize China. I hear prominent Americans, disappointed that China has not become a democracy, claiming that China poses a threat to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U.S. government reports declare that China is dedicated to challenging U.S. supremacy, and that it is planning to driv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Asia and reduce its influ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f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embrace these dangerous notions, a modern Cold War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is not inconceivable. At this sensitive moment, misperceptions, miscalculations and failure to follow carefully defined rules of engagement in areas such a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outh China Sea could escalate into military conflict, creating a worldwide catastrophe.

The U.S. imposition of tariffs on $200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goods, and China’s retaliatory tariffs, contribute to the deteriorating relationship, hurting both countries.

The 90-day pause in further escalation of tariffs, agreed to at the Group of 20 summit in Argentina,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reaching a permanent agreement on U.S.-China trade. What can we do to build on this progress, and to repai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long-standing complaints — about trade imbalan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unfair barriers to U.S. investments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 must be addressed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Neither country should use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excuse to obstruct the other’s legitimate commercial activities. China needs competition for its economy to innovate and grow; pursuing a fair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is the only way for both countries to remain economically strong.

Second, Americans must acknowledge that, just as China has no right to interfere in U.S. affairs, we have no inherent right to dictate to China how to govern its people or choose its leaders. Though even countries with the closest of relationships may critique each other at times, such engagements should never become directives or edicts; they should rather serve as a two-way street of open dialogue. China’s achievements in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lleviating abject poverty and providing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need to be celebrate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ignore its deficiencies in Internet censorship, policies toward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restrictions — which should be recorded and criticized.

This balanced approach is key to ensur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solving some of the most intractable global problems. Despite current tensions on other issues, Chinese support has been essential in our ongoing efforts to denuclearize the Korean Peninsula. Beijing also could offer crucial help in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and mediating othe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turn to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nd work with China on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change issues, as the epic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warming requires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both nations. But I believe the easiest route to bilateral cooperation lies in Africa. Both countries are already heavily involved there in fighting disease,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keeping peace — sometimes cooperatively. Yet each nation has accused the other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o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fricans — like billions of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do not want to be forced to choose a side. Instead, they welcome the synergy that comes from pooling resources, sharing expertise and designing complementary aid programs.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fric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also be helping themselves overcome distrust and rebuild this vital relationship.

In 1979, Deng Xiaoping and I knew we were advancing the cause of peace. While today’s leaders face a different world, the cause of peace remains just as important. Leaders must bring new vision, courage and ingenuity to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ut I believe they also must accept our convic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ed to build their futures together, for themselves and for humanity at large.

来源:华盛顿邮报

吉米·卡特:地球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中关系

作者:周柳建成

1970-01-01

今年正值中美建交40周年,1月17日至19日,中美关系高层研讨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其间,94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接受了中美聚焦特派记者周柳建成的专访,并独家授权东方网及點知天下发布。


专访中,卡特回忆了亲身见证两国建交的过程,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他坦言:“最亲密的友谊可能已经过去,但地球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中关系,这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被保护好。”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他表示即将给总统特朗普发去亲笔建议。
周柳建成:我昨天第一次听说,您的生日(1924年10月1日)和中国生日是同一天,但按官方年龄您年长25岁,是吗? 卡特总统:(笑)是的。
周:这让您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 卡特:邓小平认为这非常重要,命中注定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同一天生日。
周:在您的生命中,命运以多种美妙方式发挥了作用,虽然您将永远和1979年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您和中国的故事早就开始了——您童年时曾每周捐5美分帮助建设服务于中国孩子的学校和医院。是什么让您在那时就对地球另一边的那个国家感到着迷? 卡特: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浸礼会基督徒,我们的头号英雄是为了浸礼会前往中国的女性传教士们。每当她们回国后访问我们的教堂并和我们谈起中国时,大家都非常激动。当时我只有5岁或6岁,传教士们问所有年轻人,是否愿意每周捐5美分用来建设帮助中国孩子的学校和教堂,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当邓小平和我在白宫宴会上会谈时,他问我是否有什么愿望。我说:“好吧,我希望我们可以恢复在我孩童时曾经有过的与我们传教士及基督教的关系。” 他说:“你具体想要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希望中国有信仰自由,允许分发《圣经》,并让美国传教士回来。然后他说道:“哦,这倒挺意外,我明天会给你答复。” 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我仔细考虑过了,我们会修改法律,确保中国的信仰自由。我们将会允许分发《圣经》,但传教士不行。” 他说,在我童年时美国派遣的传教士自视高中国人一等,他们傲慢,并且还试图改变中国的文化。自那以后,中国成为全球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国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我认为全球最大的《圣经》分发者也在中国,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周:他没在凌晨4点给您打电话吧,就像他之前为交换留学生那样?
卡特:没有,事实上这次我们是在早餐时见面的,我想他前天晚上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一家共进了晚餐。
周:我登录搜索引擎并输入“吉米·卡特”和“邓小平”,然后就出来这些照片。你们两位的亲密程度非同寻常,那些照片有握手的,有十指紧扣的…… 卡特:还有拥抱的。是的,我和邓小平,邓小平夫人和我妻子罗莎琳之间都有着很好的关系。甚至邓小平和我当时年仅12岁的女儿艾米之间都有很好的关系。我认为在全美国,我们两国开启新关系的理由为美国人民所接受,顺便说一句,这种变化得益于邓通过他的个性展示出来的热情洋溢的友情。他诙谐开朗。虽然身材矮小,但在精神上,在对待美国人民和亚洲和平上,却是一个非常强大和伟大的人。
周:很难想象在如今的气氛下能发生这样的事。您是否认为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 卡特:最亲密的友谊可能已经过去,但我认为,为维持和平和经济发展,地球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中关系。我相信当双方都重拾逻辑后,两国人民和领导人都将意识到,这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必须被保护好。我认为,互相尊重、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并且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对方,将在未来获得重视。
周:与历史上的美国总统相比,您创造的最伟大遗产非常独特。您在2002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它肯定了您作为全球调解人的贡献。你将如何“调解”美中关系——不仅仅是贸易战,而且是更加根本性的观念? 卡特:我将在今天上午的论坛上进行探讨,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做我在总统任上所做的事。我们当时和日本关系非常不好,我们不久前打过仗,并且美国的产业当时正在转移到日本。不仅仅是服装、鞋子和衬衫,还包括汽车和电视机,都从美国制造商转移到日本制造商,它们再把商品以有利于它们的合理价格卖回美国。很多经历过战争的美国人都讨厌日本,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由日本首相和我各指派三个我们所说的“聪明人”。他们都是双方优秀的政治家,这六个人在东京、夏威夷和华盛顿秘密会面。我们从来都不给他们任何公开曝光,他们就难以避免的分歧向我和日本首相提出最好解决方案。我希望如今美国和中国也能这么做。双方各派出三个优秀的、对维护和平及和睦抱有极大热忱的人私下会面,并给出建议来令两国领导人和解。我将给特朗普总统写信,建议他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并且我也将要求习近平同样这么做。
周:您不只是过去的领袖,也是当代和当前的领袖。卡特中心正创立新方式,将中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士聚拢在一起,来解决卫生负担最重的非洲的卫生需求。这将如何发挥作用? 卡特:我们2012年在北京的论坛上启动讨论,然后2013年在这里(卡特中心)继续跟进,我们迄今每年都在两边来回推进,促成一批杰出人士和学者及政治家会面。我想,我们如今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一种非常壮丽的、好强的、有效的方式和小国打交道,比如非洲的那些国家。美国,特别是卡特中心,在过去近40年时间里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继续探索想法的领域,美国和中国、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一起来评估非洲国家和平或经济繁荣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并且双方不应竞争,而应展开合作。我和很多非洲领导人谈过,他们不希望被卷入争执、被迫选择美国或中国作为主要恩主,如果他们知道中美可以和睦合作,这将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如释重负。 周:您希望美国的年轻人了解中国的哪些情况?您又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哪些美国的情况? 卡特:昨天我在已经执教37年的埃默里大学和国际学生会面,我回答了在场约100名外国学生的提问。他们中30%是中国学生。在美国,中国学生的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过去40年来有数百万留学生来到美国,在我们的国家学习。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从这里前往中国。目前,我们有五万美国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双方的文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善意的,了解、理解我们两国差异的宝库。而这也显示了我们两国共有的侧面:和平和经济繁荣的意愿,以及作为优先事项的我们两国各自公民的福祉,还有全球各国公民的福祉。因此,我认为学生交流是未来的重要方面,它确保我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和睦、和平相处。
周:您警告说,如果误解和误判持续下去的话,“现代冷战”并非不可想象。您曾在冷战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您看到了哪些相似性? 卡特:那时,我们和潜在的军事超级大国苏联斗争。我们还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小国以及一些大国和苏联展开竞争,争夺影响力和贸易利益等。这就是我们在卡特中心所要极力避免的:在处理与全球其他国家关系时,美中之间不断争夺。我希望这可以被当作将美国和中国团结在一起的方式,而不希望引发可能导致冷战重演的令人不快的竞争。我不认为这(冷战)将发生。我认为,如果双方有更加理性的国家元首,我们就会看到两国只会有一小群人仍记得我们彼此为敌的越南和朝鲜战争,就像我们对二战中的日本。他们将明白,于事有益的是超越少数持不同意见的敌对群体,让多数人民和理性领导人确保我们将来是互相尊重的朋友,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对方的文化和政治,同时积极探索我们作为朋友合作帮助其他国家的方法。 周: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感谢您和夫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卡特:非常感谢这个很棒的采访。期待未来再次见到你。

来源:东方网

美国前总统卡特如何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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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秉君

1970-01-01

近日,特朗普总统破天荒给前任总统卡特打电话的新闻引起媒体的热议。一向对前任不屑一顾的特朗普缘何“屈尊”向前总统卡特“求教”?年届95岁高龄的卡特总统为何还有影响力?这位经历中美关系全过程的历史见证人又是怎样来看今日的中美关系?

卡特入主白宫任期间在1979年建立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他说,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跟任何国家都没有打过仗,而美国则一直在打仗,浪费了3万亿美元,而“中国在打仗上一分钱都没有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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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有渊源的一位美国总统

对于中国人来说,对美国的两位前总统印象深刻,一位是尼克松总统,他在1972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另一位是卡特总统,他在1979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自认为在担任总统期间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30年,将两国关系正常化。

应该说这两位总统都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有勇气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背景下,实现了与中国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这一举动令世界震惊。但由于美国内部矛盾及各党派的反对,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直到卡特总统在任期内的秘密运作下,终于在1979年1月1日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成为卡特总统在任期内的一项正确决策和最重大的成就,而且其重要影响是改变了世界格局,并翻开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在中美建交30周年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当年已85岁的前总统愉快地回忆:“我的生日是10月1日,与中国国庆节同一天。所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总是说,我成为中国的朋友简直是命中注定。”

不久前,卡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再次谈到他与中国的渊源,他说,1949年10月1日,那天刚好是我生日,邓小平认为这具重大意义。当时我25岁,因此,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25岁。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

卡特还谈到他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心实现中美建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经历过非常可怕的战争,而他当时就在潜艇服役,曾目睹那些国家遭受破坏,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当时站在中国一边。

“所以我想建立和平。”卡特说。因此,卡特在就任总统期间,面对强大的阻力,通过秘密方式加速推动中美建交,成为其政治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

邓小平和卡特是开启中美两国新关系的关键人物,在两国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下,无论是建立外交关系还是接受对方的领导人都是非常不易的。随着邓小平成功访美,使得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卡特是这样评价的:我认为在全美国,我们两国开启新关系的理由为美国人民所接受,顺便说一句,这种变化得益于邓通过他的个性展示出来的热情洋溢的友情。他诙谐开朗。虽然身材矮小,但在精神上,在对待美国人民和亚洲和平上,却是一个非常强大和伟大的人。

尽管中美关系经历了40周年的风风雨雨,但在卡特看来,实现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是他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中美关系现在以及未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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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和进步发展

今年95岁的卡特是在世最年长的前总统,身体健硕,思维敏捷,仍以政治家的视野在关注当今世界。尤其是作为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他目睹了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进步发展。

在回答记者怎么看现在的中国时,卡特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我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施行了大量的改革。

在谈到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时,他举例说,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那以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了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如今,中国有好几位亿万富豪,赚足了利润,而反观79年以前,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赚取利润。我在关系正常化后那年访问中国,在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门批准,人们要在小农村和大城市之间迁移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些都废除了。

当然,中国的开放也包括宗教文化。卡特是虔诚的基督徒,浸礼会基督徒,希望恢复在他孩童时曾经有过的中国与美国传教士及基督教的关系。他回忆了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向邓提出推行宗教平等要求的情形:正常化之前,中国没有基督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后来邓小平在我的个人请求下,通过了法律,允许完全平等的宗教崇拜。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圣经印制商是一家中国公司,他们印制圣经,而且可以自由在中国发行。

但对于宗教文化开放还是有原则的,对卡特允许传教士重返中国的要求,邓小平并没有因中美关系改善而退让,并坚持原则立场予以拒绝。

卡特回忆说:我还要求他一件事,就是允许传教士重返中国,回到像我们和中国关系破裂之前那样,但他拒绝了,他不想要传教士进入中国,做他所声称的他们从前做的事情,也就是比中国人高人一等地去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他说不能有传教士,但我的其它两个请求,圣经发行自由和宗教自由,他都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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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忧虑与卡特的解答

据美媒体报道,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令特朗普不安。为此,现任总统特朗普给前总统卡特打电话,对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深感忧虑。一向强调“美国优先”且“为所欲为”特朗普总统为何“屈尊”向前总统“讨教”?主要还是想为日渐衰落美国经济寻求解决办法。

据外媒称,有经济模式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全球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所谓的“中国世纪”中,要想经济发展起来,那绝对是绕不开中国市场。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40多年来快速发展,使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数据显示,中国GDP从1980年的1911.49亿美元到2017的12.2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GDP从1980年的2.86万亿美元到2018年的19.3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快速增长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了。这中间仅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

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不安,一方面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一方面调整战略对中国实施“遏制”和“围堵”。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战,使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建交以来的低谷。

但自去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渐由寒冬转入春天。尤其是经过先后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两国经贸协议文本关键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4月4日,特朗普在会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时表示,我很高兴看到,双方经贸磋商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希望双方经贸团队再接再厉,抓紧解决剩余问题,争取早日达成一个全面、历史性的协议,这不仅有利于美中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尽管目前特朗普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态度比较积极,但难掩对中国“正在超越美国”的忧虑,给卡特打电话本身就是想需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卡特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历史的层面加以分析并寻找答案。

卡特对特朗普说:“你知道原因吗?”接着他作了如下解答:“我在1979年使对华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你知道从那以后中国发动了几次战争吗?零(注:卡特没算1979年初短暂的中越自卫反击战)。而我们一直在打仗。”

卡特回望美国历史说:“美国在242年的建国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总是想迫使其他人采用美国的原则。”

在分析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卡特说:“美国浪费了3万亿美元在军费开支上,而中国没有将一分钱浪费在战争上,这就是他们在各个方面正走在我们前面的原因。如果拿出这3万亿美元用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拥有高速铁路、不垮塌的桥梁、良好维护的道路,还能剩下2万亿美元。”他还说:“相比之下,因为没有战争,中国得以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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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总统”与持续影响力

由于卡特长期致力于和平事业,2002年,卡特获诺贝尔和平奖,并被誉为“和平总统”。无论是卡特本人还是卡特中心至今都保持着持续影响力。卡特中心正创立新方式,将中国和美国的专业人士聚拢在一起,来解决一些国际性问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想,我们如今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一种非常壮丽的、好强的、有效的方式和小国打交道,比如非洲的那些国家。美国,特别是卡特中心,在过去近40年时间里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继续探索想法的领域,美国和中国、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一起来评估非洲国家和平或经济繁荣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并且双方不应竞争,而应展开合作。

卡特1977年至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卸任后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友好发展。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今天,这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总统,向媒体披露了他为什么做这个改变世界局势的重大决定,最主要是想要藉由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太平洋地区带来和平。

在卡特看来,实现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是他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中美关系现在以及未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与媒体谈及中美贸易摩擦时,卡特提醒道:我认为自阿根廷峰会以来,美中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希望贸易谈判能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我们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时,这会伤害我们两国,不是只有中国,也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当记者问卡特是否认为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时?他说,最亲密的友谊可能已经过去,但我认为,为维持和平和经济发展,地球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中关系。我相信当双方都重拾逻辑后,两国人民和领导人都将意识到,这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必须被保护好。我认为,互相尊重、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并且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对方,将在未来获得重视。

尽管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一个低谷,但卡特表示将会利用自己和卡特中心的影响力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卡特说,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么做。我会持续利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让我们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

徐秉君,学术plus高级评论员,专注研究军事装备与国际军事战略
来源:学术plus

美国前总统卡特:中国有望几年内成为经济上的头号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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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1970-01-01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说,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给他打电话,表达了对中国超过美国的担忧。卡特对特朗普表示,多年来美国忙于战争,而中国则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超级大国的正确概念应当是能否为人民提供美好生活。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当天,卡特在故乡佐治亚州的一次对公众的讲话中提到,特朗普在几周前给他打电话,坦率地表示其致电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的问题。卡特在电话中告诉特朗普,在中美1979年建交后,多年来美国花费了大约3万亿美元投入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中国却将大量资金投入高铁等惠民项目,此外,卡特还举例说,在北京出生的婴儿的预期寿命比在华盛顿出生的婴儿多5年,中国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宣布中国不再有严重的贫困。中国已经将其财富从东海岸向其他地方一路扩展,中国取得了快速的进步。
卡特表示,中国有可能在今后几年内成为经济上的头号超级大国。卡特还强调,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今年4月初,特朗普罕见地向现年94岁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去电,对“中国赶超美国”一事提出忧虑并寻求建议。而卡特给出的回复则是:像中国一样,少打仗,多建设。
卡特在电话说,“我在1979年实现了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而自从那年以后,你可曾听说过中国与谁爆发过什么战争?没有。而反观我们,却一直在不停地开战。”(卡特原话如此,但实际上中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曾进行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卡特接着说,由于热衷于将美式价值观强加于他国,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历史中最好战的一个国家。他还指出,就在美国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军事中的同时,中国却在致力于建设包括高速铁路在内的公共事业。 卡特当时表示,自己并不是在故意贬低本国,而是在“一个凑巧的电话”中指出了这一点。随后,他又称虽然自己可以理解特朗普对美国被中国赶超的担忧,但这份担忧并不属于自己。
吉米·卡特是美国的第39任总统,也是二战以后唯一没有让美国参加过任何战争的“和平总统”。在他主政期间,中美两国在197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在卸任后,他继续积极参与调停各种战争与国际危机,并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对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冲突的干涉都持反对态度。

来源:观察者网

美前总统卡特致信中美对话:接触使中美乃至世界获得和平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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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潇清

1970-01-01

“中美接触使得我们两国、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得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 美国前总统卡特8月6日如此评价中美关系。

8月6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了中美民间外交视频对话会。当前中美关系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所有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都对当前整体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发表了看法。此外,当年在任内推动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专门向对话会致信,也表达了他对眼下中美关系的看法。

在会议上,刚刚于今年6月履新卡特中心CEO的佩奇•亚历山大(Paige Alexander)代为宣读了信件的部分内容,卡特在信中特别肯定了“中美接触”政策,似乎是在有意回应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对此的否定。

卡特表示,中美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包括阻止气候变化的威胁,防止核扩散,在追剿恐怖主义、防止政治暴力、打击人口贩运和海盗方面分享信息和实现协调;当前最紧迫的是在抗击新冠疫情和重建支离破碎的经济和社区方面开展合作。

卡特强调,1978年底,他和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决定中美正式建交,中美接触使得两国、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

眼下中美关系的紧张气氛使得中美之间的交流受到直接影响,这也使得这场中美之间的视频会议变得尤为重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强调,蓬佩奥等人倒行逆施的论调已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他们纷纷反对美国一些当权政客选择以破坏性的手段,竖起“铁幕”,人为阻断交流,强力打压、遏制中国发展,搞所谓的“新冷战”。

作为卡特中心新任CEO,佩奇也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她回应了此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提出的中美关系“三份清单”的构想:合作,对话,管控,这说明中方的倡议与对中美关系的善意也正被美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所听到。

佩奇表示,目前卡特中心正和中方智库合作,努力就合作领域、建设性对话领域以及适当管控领域作出具体设定并完成报告。她指出,在管控的领域中,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理应在清单之上;对话方面中美也需要恢复此前的中美人权对话机制,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而合作领域正像中方所说,清单应越长越好。

中方目前对于中美之间重启对话持明确的开放态度。王毅8月5日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明确指出,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愿秉持平等开放态度同美方沟通交流,恢复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