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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易势:网络攻击公开溯源争端背后,中美还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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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传颖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导 读

近期,中方披露了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的详情,改变了中美在网络公开溯源问题上的“攻守”态势。未来中美在公开溯源领域的博弈或将进一步长期化,并成为新的摩擦点。这缘于双方对国家是否可以开展网络攻击持不同看法,在公开溯源上很难建立共识。因此,中美两国应持续开展对话,进行争端管理,从共同面临的勒索软件等网络挑战入手,逐步探索网络公开溯源协调合作机制。

作者:鲁传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近期,中国网络安全机构和企业多次对美国攻击中国境内的网络设施发布公开溯源的信息。这改变了中美在网络公开溯源问题上的态势。过去十年间,美国政府和企业多次通过公开溯源行动,以“网络攻击”为名对中国进行公开指责。这种“攻守”态势的变化来自于中国对公开溯源的重视程度、技术积累,以及游戏规则的提升。在这之前,中国在公开溯源问题上非常谨慎,在公开溯源这场大国博弈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中美在公开溯源领域的博弈将会进一步长期化,并有可能成为双方今后在网络安全领域新的摩擦点。因此,加强危机管控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重要作用。网络公开溯源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建立何种网络行为规范,二是公开溯源上的共识。

首先,公开溯源上的争端源自于双方对国家是否可以开展网络攻击持有不同看法。中方认为,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都不可接受。美方则认为,网络情报获取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规范,并达成共识。但是,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国际法以及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对网络行动的“合法”边界进行明确定义,所以很难基于标准和规范对此类行动提出质疑。而国际规范的建立又面临重重困难:主要国家对网络行动的关键类别持不同看法,甚至对联合国政府专家组所提出的少数规范也有不同的解释。这些国家即便能够就行为标准达成一致,也会发现很难监控和执行这些标准。

网络间谍行动是网络攻击中烈度较低的一种。美国官方认为,既然现实世界中的情报活动无法被禁止,网络间谍就应当被允许。美国一直反对采用普遍性措施禁止特定类型的网络入侵和潜在攻击。此外,网络间谍活动和更具攻击性的网络行动之间的分界线非常模糊,难以界定和有效应对。因此,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中国)至少在双边层面上,澄清哪些类型的网络行为应被视为非法或不负责任的努力仍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国家在公开溯源上很难建立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开溯源往往很难提供充足的证据。另一方面,法律上的责任认定也是很大的挑战。对于被追溯到的来自另一方领土范围内的网络行动,或具有该国法律属性的个体发起的有害网络行为,很难找到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将其与官方进行关联。从常理上看,当一个国家指控另一个国家组织网络侵略并着手准备可能的反制措施时,国际社会应要求该国公开证据,证明被指控国家确实有不当行为;但事实上,指控者很难提供充分的证据。

对此,中美两国应持续开展对话,进行争端管理,建立信任措施。

首先是要建立关于危机管理基本原则的共识。尽管双方在网络领域的冲突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但双方在危机管理领域还缺乏基本的共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双方在网络战略意图、网络军事安全政策和沟通机制等方面存的深层差异和不足,也阻碍了双方在网络危机管理领域的合作。双方需要从外交层面高度重视危机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包括正确理解对方在网络空间中的利益诉求,准确判断对方网络政策的意图。避免以武力来处理危机和急于发出最后通牒。双方要给对方留有足够的时间来修正政策,这就意味着双方需要正确认识到网络问题涉及复杂的跨部门协调,很难在短期内对对方的诉求做出回应。

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应推动制定规范网络行为的准则。建立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行为的规范将有助于降低对目标网络及其他网络造成意外影响的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害以及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工具的机会等。

最后,中美两国可建立国际协调机制来打击勒索软件攻击。勒索软件是两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网络挑战之一,可作为两国合作的起点。打击勒索软件的共同努力方向要谨慎客观,以使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感到对方的参与是对有争议的网络战略和行动的合法化。这种合作可能会以较低的成本产生实在的好处,有助于双方在网络领域建立信心,并鼓励其他国家也对勒索软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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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共和党重掌众议院,可能推动哪些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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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两党都摩拳擦掌,争夺国会的控制权。当地时间9月23日,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在匹兹堡郊区举办的一场活动上,公布了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议程。这份名为“对美国的承诺”(Commitment to America)的议程列出了共和党将推动的优先事项,涉及经济、能源、犯罪,文化等多个领域,试图在中期选举之前团结共和党人并激发其选民,这也是麦卡锡本人竞选议长活动的核心。

这份“对美国的承诺”行动纲领也向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1994年发布的“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致敬。当时,共和党人凭借这份议程在众议院大获全胜,金里奇也升任议长。迄今为止,共和党在中选中表现强劲,共和党人只需净增6个席位,就能在11月8日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选举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共和党有可能重掌众议院。美国《国会山报》近日载文分析了共和党人重掌众议院后可能推动的五大议程。

瞄准国税局

麦卡锡23日宣布,共和党人重掌众议院后推动的第一个法案将是,推翻拜登8月16日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中为国税局(IRS)增资并大幅增加工作人员的部分。《通胀削减法案》将向国税局提供800亿美元资金,用于国税局的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税收执法。

麦卡锡表示,“在我们的第一个法案中,我们将废除8.7万名国税局特工。”共和党人宣称,未来十年将增加的8.7万名国税局新雇员是“特工”,这些执法大军将叩开选民的大门。事实上,新增的雇员中很多是辅助人员和审计人员。

发起多项调查

作为总统,拜登能否决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领导众议院能获得的最大的工具也许是召开听证会和要求提供信息和文件的权力。共和党人承诺“进行严格的监督,以遏制政府滥用权力和腐败”,并称他们已经发出了500多份信息和文件要求。

共和党人计划对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新冠病毒的起源、美墨边境政策等问题展开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吉姆·乔丹(Jim Jordan)表示,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多数席位后,他将作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对司法部展开调查。

这些行动可能会对司法部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产生影响。在联邦调查局搜查海湖庄园并查获机密文件后,共和党人告诉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保留他的文件。据称,共和党人还计划调查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的商业活动。

涉足学校文化战争议题

麦卡锡提出的议程要求 “通过确保只有女性才能参加女性运动竞争来确保公平”。他特别表示,他将提出《保护体育界妇女和女童法案》。该法案提出,“仅根据一个人出生时的生殖生物学”来定义体育领域的性别。随着对变性运动员在女性体育比赛中取得成功的报道越来越多,公众对该立法的支持有所上升。

共和党人还承诺推进“家长权利法案”(Parents’Bill of Rights)。该法案于去年发布,部分是为了回应“种族觉醒”(woke)课程和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学校关闭带来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蔓延到了校董会上。该法案将要求学区公开发布课程,要求教师每年与家长进行两次面谈,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任何医疗检查前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目前而言,这两项法案都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拜登也不可能签署。

推动国内能源和天然气生产

共和党人还非常关注国内能源议题,并将其作为降低燃料价格和增加高薪工作的手段。共和党的议程呼吁“将许可程序时间减半,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众议院共和党人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一项能源和气候战略,促进石油和天然气、关键矿物的开采和水力发电。如果共和党关于气候的法案送入拜登手中并被他否决,这将成为共和党人未来竞选的“弹药”。

严格审查地方犯罪政策

高犯罪率一直是中期选举的主要话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本周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当选民被问及哪个党能更好地处理犯罪问题时,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有23个百分点的优势。

共和党人承诺提出立法,向警察部门发放招聘和留任奖金,以期解决全美警察人员短缺的问题。他们还计划对地方的地区检察官的政策展开调查。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埃莉斯·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表示,“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将立即确保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再雇用20万名警察,以确保我们的社区安全”。“我们将会追击那些拒绝遵守法治,优先考虑罪犯、而不是守法公民的激进左派检察官。”

文章摘译自《国会山报》网站文章Five things Republicans would do in a House majority。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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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6)——臭名昭著、极具争议的“六项保证”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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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 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 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3. 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4. Goldwater vs. Carter案

5. 《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年)

6. 第三个联合公报:1982年8月7日的《八一七公报》(August 17 Communiqué)

参见本系列前文,链接: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7. “六项保证”(the Six Assurances)

1) 背景

本系列已介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TRA)等。现进入另外一个极重要亦极有争议的内容——“六项保证”。

大背景是,1982年,里根政府已清楚看到中美关系的价值,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急需针对美国对台售武问题有个说法。但TRA在美国以国内法的形式清楚规定了美对台售武的责任要求,成为掣肘。为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两国谈判者必须越过这个深水区。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新的联合公报,即上篇介绍的《八一七公报》(The August 17 Communique)。

谈判时,里根政府“煞费苦心”,同时考虑多方的视角和利益,希望哪方都“不得罪”:既要和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又要照顾历史盟友台湾(尤其考虑到台湾在美国政界的巨大影响力),还要顾及美国国会——国会是亲台反共政客的大本营,把TRA作为尚方宝剑,对白宫的一举一动虎视眈眈)。

里根政府充分吸取了卡特政府的教训,在谈判过程中“多管齐下”,全程留存记录,以备未来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免责及不时之需。除与中国大陆“明线”谈判外,私底下同步与台湾当局勾兑,并在公报发出后第一时间即向美国国会汇报解释。

而白宫“暗线”工作的核心,最后发展成为“六项保证”。

客观来说,在1982年,作为谈判的一方,白宫是表现出了诚意的:里根政府为了达成目标,在其政治授权范畴内“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或掩盖了问题)。这也使得《八一七公报》在公布后,至少在当时,各方都觉得相对满意:

——中方认为美国做了一定让步,里根亲自介入,也表达了诚意,针对《八一七公报》,中方侧重内容里美方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逐步削减对台售武的表述。《八一七公报》与前两个公报一起,构成了奠定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大方向上看,当时的中美共识远大于分歧,两国关系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快速发展

——台湾当局/蒋经国虽极其不愿看到《八一七公报》,也不愿看到一切美国与中国大陆交好的政策与互动,但因为得到了“六项保证”,也算是获得了一定的安抚;

——美国国会听取了白宫/国务院对《八一七公报》谈判及签署过程的介绍,也认为公报没有背离TRA的原则,认为可以接受。

《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为1980年代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海峡两岸局势也稳定下来。经贸层面,外商对大陆的投资、外商对台湾的投资,以及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都得到快速发展。

在当时中国的视角里,中美关系整体向好,两岸关系日渐紧密,尽管美国对台售武对祖国统一制造了麻烦,蒙上了阴影,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会破坏统一大业。并且,在1980年代,国人更专注的目标是发展经济、在世界之林里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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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4年里根夫妇访华,在长城留影

然而,近几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当年《八一七公报》表达含糊之处,以及里根政府为了权宜和平衡搞出来的“六项保证”,一下成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争议点,甚至可能因此伤害两个大国关系的根本基础。

以下,我们结合重要事件的时间顺序,还原一下“六项保证”提出的历史过程。

2) 重要事件(依时间线)

注:《八一七公报》由中美两国签署于1982年8月17日。

I. 1982年7月10日,副国务卿Eagleburger给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Lilley的电报

这是一个内容非常详细的电报,作为高度敏感的历史文件,现在已是公开信息。它是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阶段(2020年7月16日)解密的,给已经非常艰难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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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的背景是,1982年7月10日,助理国务卿Lawrence Eagleburger给“美国在台协会”(AIT,实质替美国政府履行驻台使馆功能)负责人JamesLilley(李洁明)去信,内容关于美国与中国拟在当年签署发布的联合公报中有关美国在对台售武的立场。

以下为电报内容,因为作为历史文件,这个电报的内容非常关键,故大段援引:

——电报称,内容系 里根 针对美对台售武政策的決定,及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回应。邓小平给里根的信息由5月份访华的副总统布什转达;里根的回复已经指示美驻华大使Arthur Hummel(恒安石),并连同美方对公报內容的建议转达给邓。

——电报称,里根批准的对台售武政策“没有超越美国以往的立场,也没有同意邓小平要求美国做出的承诺,即在一定时间內终止对台售武的要求。”(“The approach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does not go significantly beyond our past positions and does not meet Deng’s request for a commitment to end arms sales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然而,美方可能会向中方确认:1)美对台售武不会在性能或质量上超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水平;2)美方预期逐渐减少对台售武,并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最终实现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final resolution)。

——电报称,美方上述政策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中方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时,美方没有同意为终止售武订立具体日期,也没有确认将停止对台售武作为终极目标(“we are not agreeing either to a final date or to an affirmation of an ultimate objectiv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电报要求James Lilley尽快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会晤,告知蒋经国美方拟向中方表达的主要内容和取态。根据Eagleburger提供的“谈话要点”,James Lilley可以向蒋经国表明的美国立场如下:

➢ “首先说明,我们没有同意(1)确立一个停止对台售武的日期;我们没有同意(2)就对台售武提前(与北京)进行协商;我们没有同意(3)由美方承担任何的中间人角色;我们没有同意(4)修改TRA;我们没有同意(5)针对台湾的主权问题采取任何立场。大陆政府(PRC)要求(demanded)我们同意在一定时期内(“TSAI I Ting Te Shih Ch’I I Nei”)终止全部对台售武。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大陆政府并没有要求我们对台湾当局施压,促其与大陆谈判。但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这么做(6)。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Chinese problem),需要由两岸的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自由选择确定,我们已公开地和私下地对北京清楚表明这一立场。我們唯一的关切就是这个事情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 “我们愿意在公报中说,美方对台售武在性能和质量上不会超过自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这取决于北京坚持在台湾问题上寻求和平解决手段。同时,这一政策将使美对台售武的水平超过过去18个月的水平)

➢ “我们也愿意在公报中说,将在未来逐渐减少对台售武的水平,并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实现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此政策也取决于北京是否能够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 “如果中方同意了美方的建议,内容将以两国联合公报的方式公开”

➢ “我们很清楚这些表态可能对你们带来的担忧。我们要强调,我们和北京取得的任何协议都取决于北京对台湾的和平意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简单地被北京的措辞所主导。我们将认真观察形势——通过我们各自情报能力,北京的军事生产及部署等。我们还将定期及视情况组织情报报告,告知你们我们掌握的情况。如果北京的行为发生重大改变,例如采取台湾更加敌对的态度,也将破坏我们与北京就对台售武问题所达成的共识。”

➢ “上述美方的政策是低于北京预期的,并且北京有可能拒绝我们的提议。如果这样,我们预期双边关系会降级。这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好事——包括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努力达成协议,同时顾及台湾的利益。”

➢ “此外,如果北京同意了我们的立场,并且两国发布联合公报,我们对台湾的售武将继续建立在台湾真实的防御需求上。只要台湾是处于自身防御目的的,基于TRA的条款,美国的这一政策就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 “我们希望上述信息有助于你们了解当前的局势。这里,我们希望给你们最后一项保证: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将会持续。里根总统非常关心您和您的人民的健康。”

以上,就是“六项保证”的雏形。可以看见,美方当时将与北京谈判的内容、取态、策略、要点、底牌悉数透露给台湾。正由于这些取态都是基于“战略含糊”策略的,因此,单从《八一七公报》文本本身很难直接、清晰、准确、全面地读出,可能引发全然不同的解读。白宫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强调共识,淡化矛盾,同时也担心台湾当局和美国国会提出不同的诠释,所以需要透过“暗线”说明自己的真实用意。

作者估计,四十年前的中方谈判者,应大致知晓,但又未必能够完全、准确地参透美方文字游戏背后所有的用意,也不掌握其暗线部署。但要看到,那时中美关系是比较好的,向前的发展通路非常光明,两国之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人们并不会特别深究这些含糊和分歧的“小处”;双方都希望将历史车轮推向前进,让历史的潮流解决历史的遗留。

II. 1982年7月14日,James Lilley向蒋经国口头报告

美国在台协会(AIT)负责人James 在1982年7月14日与蒋经国做了口头沟通,提出了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美方:

➢ 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售武的日期(Had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 没有同意就对台售武问题向北京前置征求意见(Had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RC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 不会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担任调停/斡旋角色(Would not play a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 PRC and Taiwan);

➢ 不会修订《台湾关系法》(Would not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 没有改变其针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Had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 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北京进行谈判(Would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这个口头报告是对7月10日“谈话要点”的精炼,“六项保证”清晰成型。

III. 1982年7月26日,James Lilley携书面材料与蒋经国沟通

在上次会晤12天后,James Lilley再次与蒋经国会面。这次,Lilley带来了书面材料(无表头、编号、盖章、落款的非正式文件),再次对蒋经国说明:

——“美国不会对终止对台售武设定日期”;

——“美国没有同意就对台售武问题向北京前置征求意见”;

——向蒋经国展示了拟定的联合公报里针对美国未来对台售武问题的文字表述;

——两次对蒋经国强调:包括这一次在内,任何对北京的让步“都取决于一件事,即北京继续倡导并仅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强调美方不仅仅会听北京的言辞,还要运用所有的情报手段,了解北京的实际举动,包括军事生产及部署等;Lilley并强调会对蒋经国报告美方的情报所得;

——书面材料的结尾部分指出,如果北京同意了美方的建议,并且联合发布公报,美国会根据TRA,继续根据台湾的真实需求对台湾出售武器。

7月14日只是口头沟通,这次带来了书面材料,内容更加的具体。

IV. 1982年8月16日,James Lilley再携书面材料与蒋经国沟通

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前一天,Lilley又给蒋经国提供了一个书面材料。此时,联合公报的内容已经在美国媒体上泄露,里根希望安抚蒋经国。在材料里,里根政府:

——再次确认了“六项保证”;

——再次强调将密切关注北京对台意向,但没有再对台湾承诺共享情报;

——强调任何的情势改变“都将影响我们对台湾防御需求的判断”;

——文末强调:“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关切,就是希望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我们不会做任何有损台湾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的事情”

里根经James Lilley与蒋经国的三次沟通表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态度。这些态度都是严格为TRA所限定的,自里根年代,大致延续至今。

V. 1982年8月17日,国务卿George Shultz给JamesLilley的电报

此文件也是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阶段(2020年7月16日)解密,目前为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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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电报是1982年8月17日美国国务卿George Shultz发给AIT负责人James Lilley的,主题“对台湾的保证”(Assurances for Taiwan),指示由其转达台湾当局的外交负责人钱复。内容不长,笔者全文翻译:

“针对台湾方面希望公布里根总统提出的保证事项,

——你应当呼吁钱(注:钱复,台湾当局的外交负责人):

——在他们的公开声明里,说明他们是通过“相关/合适的渠道”(appropriate channels)获得的信息,了解到美方的观点:

——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外售武的日期(Has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没有同意就对台售武咨询北京的意见(Has not agreed to consult with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调停/斡停(Will not pla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没有同意修改TRA(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没有同意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改变立场。另供参考:如被问到我们为什么要调整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声明,你应解释:我们在公开声明中一直采用这样的措辞/术语(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FYI: If asked why we have modified the statement on sovereignty, you should explain that we have consistently used this terminology in our public statements)

— 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其与北京谈判(Will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在这个声明里,不应当有任何与里根总统的联系。

你要告诉钱(复),我们将在明天(周二)John Holdridge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表达这些观点。

美国再次对台湾说明“六项保证”,并要求按照此口径对外公开表态。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台湾当局需要说自己是通过有关渠道获得的信息,称内容只是自己单方面的了解,另外绝对不能和里根扯上关系。显然,里根不希望因此影响他和北京的关系。

美国说是台湾的盟友,白宫也在践行TRA,不敢有违,但在1982年,美国的重心已经转至北京,对台湾的这个界面,其实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VI. 1982年8月17日,里根就《八一七公报》草拟的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也是里根用心准备的“免责材料”,目的是防止《八一七公报》本身的文本在日后产生说不清的东西,故专做一份备忘录说明公报签署的用意、理解、原则、底线等,作为权威的解释。据James Lilley回忆,这份材料由国务卿George Shultz及国防部长Caspar Weinberger签署,置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险箱中,因应日后出现对台售武问题,就取出备忘录,说明里根签署《八一七公报》的真实想法。

此文件原为机密文件,于2019年8月30日,由极为反华的鹰派共和党人John Bolton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最后时刻解密,表面上是为了说明美国/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一直秉承里根以来的政策,实际上是脱离历史语境,利用四十年前的历史文件破坏现阶段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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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长,笔者全文翻译:

“为国务卿George P. Shultz及国防部长CasparWeinberger准备的备忘录

主题:对台湾出售武器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联合公报,并在其中表达美国关于对台售武的政策。

为了达成这一公报的签署进行了许多的谈判,这些谈判建立在清晰的认识基础上,即,美方任何减少对台售武的举措均取决于中方能否坚持其宣称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之“大政方针”(fundamental policy)。

简言之,美国减少对台售武的意愿完全取决于中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持续努力(commitment)。需要明确:二者之间的勾稽联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恒久要求(permanent imperative)。

另外,对台出售武器的性能与质量完全取决于北京造成的威胁。无论在性能上还是质量上,台湾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自卫能力都需要被维系。

罗纳德·里根”

如上篇所述,中方明确要求美方对台售武政策不受北京的两岸政策影响(例如加大武力部署)。但这一条明确与《台湾关系法》(TRA)不符——TRA的基本精神就是规定美国必须结合台湾受到的外来威胁,对台湾出售武器。

无论其合理还是不合理,无论美国国内法是否能够或应当干预外国内政,事实就是,美国总统不敢违反TRA行事。所以,这个备忘录就是为他背书的:他强调,美方承诺的关于削减对台售武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即相信北京对台湾采取和平政策。一旦北京的政策变化,美国就要转变政策。

在美国国内,这一备忘录足可在法律和政治上保护里根。

中方谈判者知道美国的一切操弄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有可能是知道一些的(见下文分析)。要看到,在1982年,一,中美的关系是不错的,气氛是良好的,沟通是到位的;二,中方对美国政治的复杂性的认知肯定是有限的,毕竟不够了解;三,更重要的,中美之间巨大的共同利益,双边关系几乎不可阻挡的向好态势,以及领导人间的良好人际关系,早已超越了这些技术分歧。笔者猜想,当时双方都无意停留或被束缚于这些分歧

VII. 1982年8月17日,公报发布后,美国国务院Holdridge对参议院的汇报

公报发布当天,分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John H. Holdridge在参议院代表国务院/白宫对公报的内容进行了正式汇报。

Holdridge为《八一七公布》提供的保护伞即“六项保证”;

——我们未同意设定结束对台售武的期限( “… [w]e did not agree to set a date certain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我们不认为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有任何的调停/斡旋角色( “… [w]e see no mediation ro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我们不会对台北施压,迫其与北京进行谈判(“… [n]or will we attempt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针对台湾的主权问题,我们的长期立场/取态没有发生变化(“…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in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我们没有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 “[w]e have no plans to seek” revisions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八一七公报》不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将就对台售武问题与北京进行前置商讨(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should not be read to imply that we have agreed to engage in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Beijing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看到这“六项保证”,美国国会就安心了。

VIII. 1982年8月18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针对“八.一七公报”回应如下:

《八一七公报》后,台湾当局严格遵照美国政府提供的口径做了对外声明:

“在所谓‘联合公报’进行磋商过程中,美方曾将有关发展告知【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亦曾迭次将其一贯之反对立场告明美方;美方于本年7月14日循适当途径,向我方表示下列事项:

1.美方未同意在对我军售上,设定结束期限;

2.美方对中共要求就对我军售与其事先咨商未予同意;

3.美方无意扮演任何我与中共间调解人之角色;

4.美方将不同意修改《台湾关系法》;

5.美方并未变更其对台湾主权之一贯立场;

6.美方无意对我施加压力与中共进行谈判。

此与前面James Lilley沟通的要点吻合,不再赘述。

3) “六项保证”具体内容的分析

中方一向坚决反对“六项保证”,也不承认它的效力。本文不讨论政治立场或是非问题,仅试图结合美方的视角,根据美国总统/国务院/白宫的政治授权,以及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及当时谈判的实际情况,对“六项目保证”的内容进行分析。

(以1982年8月17日助理国务卿John Holdridge在参议院上提出的“六项”保证为基础。斜体为作者的点评)

第一项保证:我们未同意设定结束对台售武的期限(“… [w]e did not agree to set a date certain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作者点评:TRA规定了美国要对台湾提供能够满足后者成分自我防御能力的防御设备,并且总统和国会将根据台湾方面的需求,动态评估美方提供的防御设备的性能和数量。这样的话,只要不修改TRA,总统/国务院确实也无权洽谈终止售武事项,尤其是无法提出具体的停售时间表,因为根据TRA,只要一认定中国大陆对台湾形成了军事、经济、社会的“威胁”和“胁迫”,美国就需要为台湾提供防御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无法和总统/国务院谈判,如要解决问题,只能从推动美国国会修改TRA入手)

第二项保证:我们不认为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有任何的调停/斡旋角色( “… [w]e see no mediation ro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作者点评:这是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针对海峡两岸问题建立的一项长期政策,本质是无意参与到两岸的矛盾纷争之中。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只建议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就维持两岸分治的现状,同时美国不会成为推动改变现状的一方。这个长期政策在实操里早已变形走样:伴随台湾政治制度及政治诉求的改变,本世纪以来,美国对台湾所施加的影响,其实是推动其在政治上不断远离大陆、贴近美国。只不过迄今最后一层窗户纸还没捅破:美国不会支持台湾追求进一步“改变现状”、赤裸裸地追求独立。但这项政策未来是否会改变呢?难以判断。但遵循TRA的先例,如果发生改变,也可能会以立法的形式驱动)

第三项保证:我们不会对台北施加压力,迫其与北京进行谈判(“… [n]or will we attempt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作者点评:这一项保证其实和上一项有些接近,界定的都是美国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1980年代初,中美关系快速升温,不断向好,双方不仅仅有经贸合作,还有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共同针对苏联。那时的台湾当局自然担心美国会为了迎合北京,对台湾施压,促其与北京和谈统一。但这一不符合美国的战略考虑——它还是希望维护两岸分治,从中获取某些战略好处;二也不符合美国国内政治环境:TRA是作为尚方宝剑的存在,亲台反华的势力亦大有人在)

第四项保证:针对台湾的主权问题,我们的长期立场并未发生变化(“…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in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作者点评:这一条是遵循美国1970年代以来对华事务的长期政策与立场的,也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美方立场是,美国“知悉”(acknowledge)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方的主权主张,但美国认为自己没有承认、认可、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该等主权主张,并选择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方的主权主张发表任何意见、采取任何立场。针对台湾,美国的态度实际上是“台湾地位未定”。但在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开始有原来的政客和官员转向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这实质也是突破美国自己长期遵循的、建立在“战略模糊”基础上的“一个中国政策”)

第五项保证:我们没有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w]e have no plans to seek” revisions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作者点评:TRA是国会订立的,是美国联邦公法的一部分。美国的体制下,总统/国务院确实没有权限对外承诺修订或创立法律,也不宜与外国政府洽谈修改法律,另外,就算真的对中方这么承诺了,一来肯定是忽悠,最后完全不管用,二来可能还要被国会拷问。如果中方真的要推动美方修订TRA,只能与美国众议院、参议院的议长/议员代表接触及洽谈。TRA好比中美关系服下的一剂“毒药”,而在2022年,中国面临的最新挑战是美国国会酝酿推动的更加有毒的《台湾政策法》(TaiwanPolicy Act))

第六项保证:《八一七公报》不应被理解为我们将就对台售武问题与北京进行前置商讨(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should not be read to imply that we have agreed to engage in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Beijing on arms sales to Taiwan”)。(作者点评:这一条也和TRA有关,根据TRA,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完全由总统及国会依据台湾受到外来威胁和胁迫进行判断,中间没有“第三方”的角色;在实操过程中,如果中美关系好,美方可以做得更加“圆滑”一些,例如知会中方,但根据TRA,美国不能和中方商量。这一条也比较敏感,里根/国务院为了遵循TRA,同时照顾国会议员的情绪,选择死守美方的底线)

最后,可对上述“六项保证”如此归类:

➢ 受TRA限制及指引的:第一项(售武)、第五项(TRA)、第六项(售武);

➢ 与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及“战略模糊”相关的:第二项(调停)、第三项(谈判)、第四项(主权立场)

(未完待续。下文探讨,1982年代中方视角里的“六项保证”;“六项保证”的国会背书及法律地位提升;美国政府的表态;对六项保证的解密、TRA、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在美方视角里的法律地位比较等)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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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为什么特朗普主义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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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Hirsh  来源:大湾区评论

导读

随着中美在各方面的持续脱钩,美国民粹主义思想日盛,其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内政的反映。当前美国政治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临近美国中期选举,两党的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以至于超过40%的美国人认为至少十年内就会发生内战;二是种族矛盾尤其是白人对少数收益族裔的敌意增强,不愿意与其他种族、信仰、传统和肤色的人分享国家的恩惠。

本文通过对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出现的原因进行剖析,指出退任后的特朗普仍控制着走向自我毁灭的共和党,以往所有败选的总统候选人都没有过这种影响力,美国的民主正走向自杀的路上。作者认为,特朗普主义只是政治极化的病症,暴露了美国宪政体系的缺陷,而根源还在于种族问题以及政府无力拯救正在萎缩的中产阶级。

本文内容选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专栏作者迈克尔· 希尔什(Michael Hirsh)在2022年9月4日发表的文章,原题为《为什么特朗普主义将持续存在》(Why Trumpism Will Endure)。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本文作者:迈克尔 • 希尔什(Michael Hirsh),《外交政策》的专栏作家。著有《资本进攻:华盛顿智者如何将美国的未来交给华尔街》、《与我们自己的战争:为什么美国正在浪费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机会》。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持久的影响力

全世界都需要注意:特朗普主义由来已久,并且将持续发挥它的影响力。它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持续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思想消失之前,拜登总统9月1日提到的所谓“美国实验”可能就已经无处辨识,甚至无法挽救。

自从特朗普破坏美国残余的宪政秩序,并煽动一群渴望绞死他的副总统的暴徒后,这20个月以来发生的恶性事件都可以说明——继任者拜登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没能战胜特朗普的“幽灵”。相反,拜登一边将特朗普的运动谴责为“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m),一边执行着特朗普留下的大部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议程。

特朗普数百万支持者对于即将在9月恢复举行的有关“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国会听证会无动于衷,不改其意。蒙莫斯大学在8月初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经过八场透露了特朗普在国会大厦煽动叛乱细节的听证会后,只有约四成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有错,这与听证会前的支持比例大致相同,而超过六成共和党人仍然接受特朗普关于选举欺诈的虚假断言。

1月6日的暴徒已经被驱散,900多名涉嫌参与其中的人被起诉。但这些暴徒愤怒的思想仍然在共和党中占主流,使得许多当选和在任的共和党官员只能谄媚于特朗普的谎言。

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拜登9月1日在费城独立厅的演讲中宣称,特朗普和所谓的“MAGA(英文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缩写,指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共和党人”,代表了一种威胁我们共和国根基的极端主义。

特朗普是共和党的病症

为什么特朗普现象会如此持久的存在?许多新书和即将出版的书籍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破坏主义者:共和党25年的崩溃》(The Destructionists: The Twenty-Five-Year Crack-Up of the Republican Party)一书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达娜·米尔班克(Dana Milbank)详细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仍然可以染指美国总统办公室(The Oval Office),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的离开是不公的。米尔班克写道,特朗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是“共和党人在过去25年里创造的怪物,他是共和党的病症,而非原因。”

米尔班克写道,特朗普能够轻松地走上权力舞台且几乎没有反对声音,是因为他只是在共和党建制派议程废墟中摸索前行。之所以特朗普的谎言如此容易传播,是因为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共和党的基础选民已经习惯接受谎言和恶毒的暗示,这些暗示几乎和特朗普使用的一样令人发指。共和党领导人试图用民粹主义的颂歌和对本土主义的呼吁(尤其是反移民情绪)来安抚他们不断流失的白人基础选民。

特朗普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比之前的任何共和党人都更擅长说谎,而他所处的历史时刻,更使得互联网、社交媒体和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让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进人群。从1992年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共和党的民粹主义者)和几年后愤怒地升为众议院议长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开始,共和党内的叛乱分子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无休止重复谎言的政治力量”。

金里奇和特朗普的其他前辈甚至把他们的词汇传承给特朗普:1990年,“金里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共和党公职候选人邮寄了一份备忘录,指导他们如何妖魔化民主党人。”米尔班克写道。被推荐给共和党的词汇包括:“叛徒”、“偷窃”、“无能”和“反旗帜”。特朗普关于2020年大选的谎言早在20多年前就有预示,事关对白宫律师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的指控,后者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初期自杀身亡。尽管已有铁证表明福斯特死因是自杀,但当时的众议员丹尼·伯顿(Dan Burton)和其他主要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在当时是撰写法律意见书的共和党官员、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帮助下,福斯特是被克林顿夫妇谋杀的。

“在关于2020年大选的大谎言之前,共和党人编造了诸多谎言,包括奥巴马医改‘死亡小组’,对萨达姆·侯赛因犯下9•11事件的错误指控,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论认为克林顿夫妇简直就是连环杀手。”米尔班克写道。

不同的是,虽然这些“测试版的特朗普”(beta versions of Trump)最终因为不自量力而陷入困境,但特朗普已经表明,不自量力不再是一个问题:在一个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的国家,对方政党的每一个主张刚发布时都会被视为是错误的(导致他失败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微观事实,新冠疫情让大多数选民转而反对他)。如今,共和党只不过是特朗普的一个狂热崇拜者,或者是一个黑手党般的家族,由冷酷无情的政治教父(姑且称他为唐老鸭先生)经营,建立在腐败、黑钱和无底线的欺骗之上,只缺少真正的杀手。不论你怎样定义“暴民”,这就是暴民法则。

曾经支持合理的保守主义和妥协的政党,如今已经所剩无几,甚至不复存在了。2016年,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向《政客》(Politico)坚称,特朗普“不会改变该党的基本理念”。正如马克·莱博维奇(Mark Leibovich)在另一本新书《感谢你的奴役:唐纳德·特朗普的华盛顿和屈服的代价》(Thank You for Your Servitude: Donald Trump’s Washington and the Price of Submission)中讽刺地写道:“事实证明这是百分百正确的,除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所谓的‘基本哲学’,诸如在自由贸易、法治、赤字、对独裁者的宽容、政府激进主义、家庭价值观、政府约束、隐私保护以及乐观心态,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共和党人所渴求的美德都被抛弃了。”莱博维奇还表示,在2020年大选到来时,“该党甚至都懒得提出一个新的政纲,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856年。”

美国宪政体系的缺陷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的持久存在,让美国政治体系中的许多更深层次的缺陷暴露无遗。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学者们前所未有地质疑开国元勋和美国宪法。试想美国参议院这个荒谬而不民主的机构:人口稀少的红州(如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和人口众多的蓝州(如纽约州和加州)拥有同样的投票权。参议院的意见比例是正反相近的,拜登勉强通过了他最大的立法计划。实际上,民主党参议员所代表的美国人至少比共和党多4000万。

选举团制度并不总是可以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过去几次选举都没有因此产生太大争议。但在过去的六次美国总统选举中,选举人团让两位总统(特朗普和小布什)在输掉普选的情况下上台,这两位总统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总统。最近一次破坏国内和平的是取消联邦堕胎权,这是由终身任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决的。在最高法院,党派意识形态明显地压倒了正义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的瑞安·多弗勒(Ryan D. Doerfler)和耶鲁大学的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两位法律学者近期写道,美国宪法曾被视为神圣的圣经,但现在已经过于“僵化”(Hard wired)。他们认为宪法有太多过时的特征,比如参议院和选举团制度,它们的设立能阻碍变革,“这就是为什么它对反动派如此有利”。

极右翼人士则认为,美国的民主也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公开呼吁废除美国的大部分民主制度,他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形容为“反乌托邦的地狱世界”。马斯特斯的导师、硅谷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也曾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相容的。”

过去出于宪法制度缺陷的担忧,如易受帝王总统制(指频繁使用行政命令而扩大权力的总统制度)的影响、杰利蝾螈现象(指为本党利益改划选举区分)等往往会消失,尽管这些担忧从未消除,但宪法制度如开国元勋所愿,往往会自我纠正。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恐怖期间,共和党人最终勇敢地对抗了蛊惑人心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战胜了他和他的麦卡锡主义对民主进程构成的威胁。水门事件的高潮时期,一群强大的共和党议员,如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小约翰·雅各布·罗兹(John Jacob Rhodes)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Hugh Scott),向当时的美国政府施压并促使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辞职,而约翰·博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等其他对该体系构成威胁的极端分子仍处于边缘,其影响力非常有限。

跟随特朗普的人没有退路

“特朗普暴民”(Trump mob)的持续涌现引人深思。特朗普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这不仅表现在他总统任期期间,而且在他退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仍然自封为“国王”——这与大多数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通常会迅速沦为无关紧要的人。MSNBC前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在退休时说,“城市边缘的黑暗已经蔓延到主干道、高速公路和社区。”“美国最资深的民选官员都选择加入暴民的行列,成为连他们自己都认不得的人,”威廉姆斯在2021年底的直播中表示,正如莱博维奇所叙述的那样,“他们已经决定把我们一起烧掉。”

莱博维奇详细地描述了主流共和党人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与特朗普暴民为伍,“为保住‘官帽’,他们愿意抛弃曾经坚持的每一个原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一开始读懂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时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海利(Nikki Haley)理智地指出,特朗普代表了“我们在幼儿园里听到的和教给孩子们不要做的一切”;前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称他是一个“狂吠的狂欢表演”;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给他贴上了“以种族为诱饵的、仇外的、宗教偏执”的标签;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给他贴上了“完全无道德”和“流泪的懦夫”的标签。然而,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成了特朗普的支持者。该党最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众议员里兹· 切尼(Liz Cheney)在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初选中以近40%的优势被击败。她的政治生涯,至少在共和党内几乎可以肯定是结束了。

从特朗普主义那里有什么退路吗?任何计划都没有?“我们只是在等他死。”一位前共和党议员告诉莱博维奇。特朗普的永久退出肯定会有帮助:以前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病态地主宰国家政治,而且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如此恶毒和不可预测的人再次出现。

《纽约时报》记者彼得·贝克(Peter Baker)和苏珊·格拉瑟(Susan Glasser)在另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分裂者:白宫中的特朗普(2017-2021)》(The Divide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2017-2021)中写道:“美国的一些机构正在快速发展,最关键的也许是军队。”他们在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节选中写道,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动荡的四年里,是我国拥有更多独立军队的时段。军队是成功政变的核心参与者,可幸的是已经设法阻挠了特朗普最糟糕的决策。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乱事实证明,将军们有规则、标准和专业知识,而不是盲目的忠诚。

贝克和格拉瑟还写道,由于不满五角大楼抵制他提出的在2020年夏天部署现役士兵镇压国内种族正义抗议活动的要求(特朗普曾想援引《1807年叛乱法》),特朗普曾一度赞成援引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将军们的行为模式进行效仿。而在2020年大选后的几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担心特朗普可能会援引戒严令,他们写道,“特朗普对自己关于选举的谎言的‘希特勒式’拥抱将导致他寻求‘国会大厦时刻’”,要知道1933年希特勒的随从为控制该国放火烧了德国议会。在选举后的几周内,米利向与拜登关系密切的民主党人保证,他不会允许特朗普利用军队来保持权力,2020年1月6日,米利和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向国会大厦派遣国民警卫队平乱。

然而,特朗普已经开创了可能延续一生的可怕先例,包括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和和平移交权力。他现在可能会因卸任后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而面临起诉,但即使这样也不太可能阻止他(或让他进监狱)。如果他能在2024年巩固这些先例,他可能会得到一群与特朗普结盟的州政府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正在竞选负责监督和认证选举的职位,其中许多人相信特朗普所说的“大谎言”(认为特朗普的败选是执政党编造的谎言)。

种族问题或是政治极化的根源

过去的共和国已经灭亡——内战已经开始。根据YouGov和《经济学人》的一项新调查,令人吃惊的是超过40%的美国人认为至少十年内会发生内战。在最近的另一项调查中,超40%的受访者同意,“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领导人比拥有民主更重要”,“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正在被移民取代”。

但这就需要对导致特朗普行为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特朗普不是像米尔班克写的那样突然就冒出来的,金里奇和布坎南等人同样也不是。这不仅仅是因为撒谎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还因为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只是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左翼的另一面。如果说得更恶毒一些,这是因为两个政党都以加剧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糟糕政策让美国人民失望。有些书非但没有深入地探讨互联网如何分化公众舆论,反而还让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和持久地传播,把“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美国传统格言)变成没有多少剩余来维系的合众。

米尔班克将在共和党内兴起的谎言和蛊惑人心的行为,以及该党成为了“一个与民主斗争的专制派别”归因于种族问题。简单地说,随着美国人口中白人数量的减少,民主手段已经使该党失败。”他写道:“在1988年以来的八次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只在2004年赢得过一次民众投票。种族问题确实与共和党的激进化及其试图通过划分选区和排斥非白人选民来操纵未来选举有很大关系。范德比尔特大学学者尼科尔·海默(Nicole Hemmer)在另一本刚出版的书《党徒:1990年代重塑美国政治的保守派革命家》中写道,甚至在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结束之前,就有因反对“大社会”而崛起的新右派,特别是因反对《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而壮大。

近年来,《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观点鲜明的书《美国毒药:种族敌意如何毁掉我们的承诺》中支持了这一结论。该书认为,因白人人口不断减少而酝酿的种族敌意,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导致了茶党和共和党阻挠了几乎所有的进步议程。波特认为,自新政以来,国家的社会福利契约遭到了致命的破坏,白人对少数民族受益者的敌意加强,他们“不愿意与其他种族、信仰、传统和肤色的人分享国家的恩惠。”

当特朗普出现时,由于他的竞选活动建立在挑战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的出身合法性上,种族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的惊人胜利,确实与政治学者范·琼斯(Van Jones)所说的“白潮”(白人反击浪潮)有很大关系。“特朗普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暴露出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从未接受过民权运动带来的全部影响。”总统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在2020年告诉我,当时正值因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而爆发的抗议运动的高潮。

冷战后共和党加速右转

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涵还有很多。新出现的阶级差异与种族一样,与今天的政治两极分化有很大关系,这也有助于解释带民粹色彩的特朗普主义的持续吸引力。在地缘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件大事推动了共和党这一代人的转型。首先,冷战结束,里根时期的右派错失了最大的团结机会。随后的克林顿时期,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崩溃之后,民主党人开始逐渐接受里根自由市场的右翼观点,他们也信奉所谓“涓滴效应”的神话,开始向华尔街卑躬屈膝,把福利变成“工作福利”,并允许递减式的税收政策继续存在。

这使得经济发展的轴心急剧向右移动,将主流民主党人变成了“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人”,正如比尔·克林顿所感叹的那样,将以前温和的共和党人变成了反政府的狂热分子,抵制任何旨在改善不平等的新计划。由于所谓的“中国冲击”和科技繁荣摧毁了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生计,引发了人们对自由贸易的反感,所以两党在拯救中产阶级上扮演的角色有待检讨。

这一趋势反过来又招致了1992年商业巨头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总统竞选,他与布坎南一样,是共和党主流党派的民粹主义叛逃者,也是特朗普后来接受的保护主义议程的第一个版本(拜登也部分采纳了这一议程)。两党在移民问题上也都向右倾,这促成了民主党内进步派的发展,并导致民主党的桑德斯的人气激增,这反过来又促使共和党进一步向右转。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特朗普出现了。

类似这样可追究的责任还有很多。今天最大的讽刺之一是,利兹·切尼被誉为共和党中最英勇的反对特朗普的异见者,而她的父亲迪克·切尼(Dick Cheney)作为小布什时期的副总统,在破坏共和党议程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特朗普的出现成为了可能。不仅仅是灾难性的、昂贵的伊拉克战争,还有切尼支持下有关伊拉克和9•11之间的虚假联系的谎言,为奥巴马和后来的特朗普的叛乱制造了条件。当老切尼无情地推动更多的减税时,小布什政府有先见之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H. O’Neill)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赤字增加的担忧,切尼却说:“里根任内已证明美国政府的赤字并不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切尼的影响,小布什在反恐战争中的错误导向,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监管的灾难性失败,都让小布什试图成为里根的第二代(即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的愿望告破。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写的那样,所有这些政策的结果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拜登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从拜登的2021年经济刺激计划和最近的《减少通货膨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以党派名义通过就可以看出,他几乎没有得到共和党的帮助。剩下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是,随着其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完全变质,“美国实验”是否无法修复?不要忘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早就在1814年写道,“民主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它很快就会耗尽并谋杀自己。然而,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不自杀的。”人们希望能有某种民主自杀的求助热线,但共和党人除了自助,别无他助。

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9/04/trumpism-gop-democracy-future-book-reviews/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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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台版“印太经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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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民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18期

6月1日,就在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后不久,美台便宣布推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8月18日,“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正式启动。该倡议的启动,充分暴露了拜登政府欲强化美台经济关系、推进台湾“脱中融美”、将台湾纳入美国主导的所谓“民主经济阵营”的企图。只是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不论是 IPEF,还是“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都很难达到所预期的目标。

旨在对抗大陆,企图让台“脱中融美”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是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作为“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IPEF自提出(2021年10月)到正式建立(2022年5月)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尽管台湾当局迫切希望加入IPEF,但由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不得已将其排除在外。然而,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枚遏制大陆的棋子。从“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内容、安排和做法来看,其基本与IPEF一致,可以说是美台“双边IPEF”。它既是美国对台湾不能直接加入IPEF的补偿,也是对大陆进行经济遏制与围堵的又一张经济拼图。

近年来,面对国际形势的巨变,美国调整了战略重心,将大陆作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各领域加强了对大陆的对抗和围堵,台湾则成为美国遏制大陆的重要棋子。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后,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倚美抗中谋独”,经济上搞“脱中融美”,甘心沦为美国“反中遏中”的马前卒。美台之所以高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就是欲将此作为对抗大陆的新平台。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涉及的范围与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贸易便捷、法规规定、农业、反贪污、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标准、公营企业、非市场经济等11项谈判议题。在11项内容中,“非市场经济”议题针对大陆的用意甚为明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中有一条被指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即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必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其他成员可以选择在六个月后终止协定。不排除美台未来在谈判中也加入针对大陆的类似限制性条款。此外在其他议题的谈判中,也很有可能涉及针对与大陆经贸往来的限制条款。

将是一个“台多让、美少给”的不平等经济协议

与IPEF的谈判方式相类似,“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也将采取弹性策略和分模块的谈判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谈判的难度,同时也意味着谈判在某些领域达成的可能性较高。

依台湾方面的初步规划,美台双方将于9月底在台北召开双边协商会议,最快在年底签署一揽子协议。台湾的总目标是希望通过借此强化整体经济实力,促进台美双边的投资及贸易,紧密台湾与相关国家的制度化连接,强化市场经济制度。台湾提出的优先谈判议题主要包括:贸易便捷化、反腐败、农产品贸易、中小企业与服务业对美出口等。台湾还期望能够争取美国国会的授权,将关税减让与市场准入纳入谈判当中。美国方面则期待通过签订这一协议,在11项贸易领域与台湾达成高标准承诺并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以此深化美台贸易投资关系、促进美国企业创新,并实现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不得不指出,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中,美国是主角,台湾只是配角。谈判将遵从“美国优先”的原则,以美国设置的议程与内容为导向,台湾只有服从的资格,很难争取以台为主、对台有利的机会。美国的主要关切是力求争取台湾对美国的更多投资,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台湾则想借此扩大农产品的对美出口、开放美国市场与关税减让,以及台美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而由于双方实力的不对等,台湾的愿望很难实现,结果必是达成一个“台多让、美少给”的不平等经济协议。

将进一步强化美台经济关系?

尽管美台对于“倡议”的期待有所不同,但在围堵和遏制大陆方面,双方却取得了“难得的默契”。

在美台的勾连下,近年来,台美贸易与台湾对美国投资获得了较快发展,其增幅超过了两岸贸易与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增长。

依台湾方面统计,2016~ 2021年,台湾对美出口增长97%,超过了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增长(71%)。同期,台湾对美国出口比重上升至15%,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占比上升至42.3%,增加了2.5个左右的百分点。2022年7月,台湾外销订单意外出现1.9%的负增长,来自中国大陆(含香港)的订单下降22.6%,而来自美国的订单则增长6.9%,美国占台外销订单的32.4%,远高于中国大陆(含香港)的20.5%。

台湾对美投资也明显加快,2020年最高时达到40亿美元。继鸿海与台积电先后宣布赴美投资后,台湾知名半导体企业环球晶圆于2022年6月宣布将在美国得州谢尔曼市投资兴建一座12英寸新硅晶圆厂,预计最高每月可生产芯片120万片,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而近年来台商对大陆投资却呈现持续减少态势。依商务部统计,2021年台商对大陆实际投资不足10亿美元。依台湾方面统计,蔡英文上台后,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仅2020年增长),2022年上半年对大陆投资不足18亿美元,首次低于台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额。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的启动与相关协议的签署实施,可能将导致美台经济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两岸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弱化。但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挑战与变局。台湾当局须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对于美台签署任何具有官方性质的协议表示坚决反对。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外贸出口市场与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地,对台湾经济产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两岸关系持续、严重恶化,大陆启动对台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则可能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岂是空洞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所能弥补的?台当局不能不慎,妥善处理好美台经济关系与两岸经济关系。

(作者为闽南师大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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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美国国防部应对中国崛起的智囊? ——影响对华认知的美国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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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era-xiao

2022-09-27

外界知道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W. Marshall)的人不多,但他的名字在美国的战略界和军事部门却如雷贯耳。

马歇尔于1973年在尼克松是美国总统时进入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s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做负责人,到2015年去世前,他还在这个办公室主持工作。

在五角大楼数十年的任期内,马歇尔因其沉默寡言的性格和敏锐的战略远见,被称为国防界的尤达(Yoda),这个星球大战人物以其简短、隐晦的评论和对原力(一种形而上的力量)的深入理解而闻名。尽管为人低调,但自近八十年前美国成为全球大国以来,马歇尔是美国最受尊敬和最有远见的国防专家之一,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贡献。

1921年9月13日,马歇尔出生于底特律。他从小成绩出众,对历史、文学、自然和社会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二战期间,马歇尔由于心律不齐免服兵役,在底特律一家制造飞机的工厂工作。在工作的同时,马歇尔先后就读于底特律大学和韦恩州立大学,随后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49年,他进入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参加了关于二战后美国应征男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的研究,并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心里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Psychosis and Civilization: Two Studies in the Frequency of Mental Disease)。随后,马歇尔开始涉足国防战略研究,成为了兰德公司的“战略思想骨干”,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和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共事。马歇尔在兰德公司供职23年(1949-1972年)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他创建了一个用来分析美苏在洲际核武器(intercontinental nuclear forces)方面长期竞争的框架,他认为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和平时期旨在获得相对优势的一系列行动和反制行动。

1969年,出于对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据和分析的不满,尼克松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决定聘请一名拥有最高安全权限的外部专家评估中情局的情报分析、汇总和上报过程。他选择了担任兰德公司战略研究总监的马歇尔。面对越南战争逐渐耗尽国防预算,苏联迅速扩大其战略核武器,马歇尔使用自己在兰德公司创建的框架,着手探索与评估美苏竞争更可靠的方法,即“净评估”(net assessment)。马歇尔主张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将从武器系统到作战理论、后勤保障和训练制度的一切都考虑在内,而不仅仅是计算部队的规模、弹药的数量等。

“净评估”是马歇尔的核心战略思想,它包括了部门化与整合两个组成部分。净评估强调,战略互动是由复杂无序的组织形成的,所以应当将大问题分解成可管理的小问题。它主张所有的大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军队,内部都应划分为多个部门,把大问题分解成更小的、更容易管理的碎片。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被分解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军队和民间情报部门之间的部门划分。每个部门都各司其职,保护本部门的信息安全。同时,净评估还需要将情报和军事计划的信息进行整合,这就是术语“净” (net) 的由来。这就像企业的净利润, 从总收入中减去成本即可获得净收益。总体来说,部门化与整合的过程共同产生了对竞争形势的净评估。

对马歇尔来说,净评估是对美国的武器系统、部队、作战理论和实践、训练、后勤、设计和采购方法、资源分配、战略以及可能的部队效力与未来和现有对手进行的仔细比较。净评估一直试图确定美国在各个军事竞争领域相对于对手的地位,它们的最终目的是提前足够多的时间阐明新出现的问题和战略机遇,以便使高层领导有时间做出决定,要么缓解问题,要么利用问题。

成立了净评估办公室后,马歇尔开始研究苏联的军事力量。他与他办公室的其他战略家们认为,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军事开支和苏联经济实力的估计有误。他认为,苏联在经济产出中用于军事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央情报局的测算,苏联想要赶上美国经济的步伐完全是天方夜谭。这一判断也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得到印证。从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实现战略核均势,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再到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马歇尔的净评估在确定高层国家安全官员需要担心或利用的 “下一件大事 “方面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他的视野远远领先于其他大多数人,预见到了精确武器带来的战争革命的后果。在进入21世纪后,他开始主要关注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崛起。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的诱惑,让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成为美国主要军事竞争对手的可能性不以为然。相比之下,马歇尔倾向于关注中国人的实际想法和行为,他的研究重点是数据,即对中国长期战略目标、战略文化、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的军事能力的实证研究。有人说,冷战时期的苏联军队的变化更多地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特征,而不是今天的信息时代的特征。相比之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努力无疑是一个信息时代崛起的大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军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马歇尔不断强调信息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1987年,当美国与苏联就《中导条约》进行谈判时,马歇尔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通报,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他宣称,最大的潜在机会将来自于“精准战争”(precision warfare)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时,这被称为“军事革命”。马歇尔在当时这样说:“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的战略将不得不应对崛起的中国以及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战争变化,中国的崛起和军事技术革命这两个问题将主导净评估办公室接下来25年的大部分工作。”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技术、资源或倾向于在精确打击和作战网络方面与美国匹敌。仅在过去十年左右,中国基于远程传感器、高精度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反进入/区域封锁(A2/AD)能力的发展,以及对“信息化”行动的追求,已经开始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部队构成了严重挑战。即便如此,中国的A2/AD能力只局限于地区,而美国的精确打击能力则可以跨越全球。因此,马歇尔的观点一直是,一个成熟的军事技术革命体制(MTR regime)尚未到来,只有当“其他国家拥有许多与美国相同的精确打击能力”时,它才会到来。

尽管如此,1992年净评估办公室发布的军事技术革命评估已经预见到,美国长期以来的海外力量投射方式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先前,美国投射力量的方法是将美国军队通过主要港口和空军基地部署到作战战区,这些港口和空军基地实际上是躲避敌人攻击的避难所。一旦部队建立到足够的水平,将对敌人进行进攻行动,使用地面部队和从前沿基地作战的攻击机。然而,1992年马歇尔的这份评估报告为A2/AD威胁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并警告说,随着军事革命的成熟,以这种方式投射力量的代价将发生显著变化,前沿基地将成为巨大的负担。个中的原因很简单:随着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大量远程打击系统(即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高性能作战飞机)和更有效的弹药(即智能炸弹、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些基地将很容易成为打击的目标。然而,尽管马歇尔在1992年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20年后的今天,美军仍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尽管马歇尔在1987年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下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中国仍在继续部署日益先进的A2/AD能力,美国空军目前仍然依赖与海外基地相联系的近程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而美国海军继续将装备近程攻击机的航空母舰放在首要位置。这些观察强调了在大型组织中带来创新变革的困难。

2001年战略审查后,净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中国的崛起和军事革命的成熟。从净评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与非核精准弹药(nonnuclear precision munitions)的扩散密切相关。马歇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将进一步发展,为其提供开始逐步改变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的手段,从而增加中国日后可能对该地区的美国盟国采取强制性或侵略性行动的风险。净评估办公室是最早对中国开始部署A2/AD能力提出警告的机构之一,它指出,该能力旨在限制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亚太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2002年,马歇尔在给拉姆斯菲尔德部长(Donald Henry Rumsfeld)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美国的国防战略需要“将一些注意力转向亚洲”。他还建议各军种应“为心怀恶意的中国在长期内可能构成的各种军事挑战做好规划,并将这些纳入服役和联合战争演习、训练和演习计划,包括美国海军-空军-特种部队的常规广域演习。”

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A2/AD能力,马歇尔预测,美国空军和海军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将无法有效地在海外投射力量,而这种可能性促使他们发展出“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空海一体战”试图通过以下方式打垮敌人对美国力量投射部队的威胁:首先,破坏对手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系统;其次,摧毁对手的武器发射器(包括飞机、船舶和导弹基地);最后,击毁对手发射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空海一体战的概念描述了净评估办公室在1992年的军事技术革命评估中设想的侦察-打击综合体(reconnaissance-strike complexes)的冲突。反过来,空海一体战也是美国军事部门为应对A2/AD威胁而开发的总体联合作战准入概念的一部分。

由于净评估办公室编制的大部分评估都高度机密,再加上马歇尔本人对信息公开的厌恶,大众对马歇尔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的了解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他对美国国防战略发展有三个显著的贡献:对苏联经济状况的准确估计、对军事技术革命及其影响的透彻分析、对中国成为美国头号劲敌的敏锐预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马歇尔就开始思考中国的崛起和精确武器的扩散可能会如何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为此,他开始资助旨在更好地了解中国作为军事竞争对手的研究,其中包括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的两本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和《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China Debates of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这两本书分别探讨了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意图,和解放军内部关于军事革命的不同思想流派 。然而,尽管马歇尔资助了对中国解放军的研究,美国国防机构花了10年时间才开始公开回应解放军用于反干预行动的日益增长的A2/AD能力。

随着美国军方开始将中国视为军事竞争对手,马歇尔的影响日益显著,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现在五角大楼已经成立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专门研究两种军种合作对抗中国在西太平洋A2/AD能力的方法。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更进一步,呼吁美国军队向亚太地区重新平衡。简而言之,美国的安全政策和国防战略终于开始赶上马歇尔长期以来的洞见,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长期无法忽视的安全挑战。马歇尔的特点是,他和他的净评估办公室所取得的成就从不寻求荣誉或是公众认可。但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地预见了正确的战略问题,富有远见地看清了不确定的未来。

鲍盛刚:失去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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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盛刚

2022-09-27

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而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的瓦解与解体被认为是21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失败,同时也意味美国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胜。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格局,美苏两极被代之以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美国与西方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冷战结束后的30年,人们发现这些认知都错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又回到了过去。

首先,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的解体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吗?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般归于其体制,即低效的经济与腐败的政治,所以前苏联的解体实际上是其体制内爆的结果。当然还有美苏军事竞争拖垮了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消耗了前苏联的实力。最后,还有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过度信任与盲从。但是,事实上,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都离不开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才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瓦解与解体的直接原因。

美国与西方学者认为,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结束,但是事实正相反,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冷战结束的结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以及冷战时期美苏霸权的建立都离不开冷战。它们因为冷战而起,也因为冷战结束而终。对此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将苏联解体视为冷战终结的标志。这一认识既不符合历史,也给现实以及未来的欧洲和平埋下了祸根。从战后历史看,正是因为冷战,所以才有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峙,当然反之亦然,因为两大阵营的对抗不断升级,才有冷战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形成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导致了世界南北分裂与对峙的格局,同时也形成了两大相互隔绝的封闭的地缘经济格局,一个是以前苏联为中心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且,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抗同时加强了美苏两国对集团内部的统治,巩固了它们在各自集团内部的中心与霸权地位。所以,随着冷战的结束,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与前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意味新自由主义的完胜吗?事实是前者的失败并不意味后者的胜利,相反,在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人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大失败,以及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复兴,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与优越性。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之后,美国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民粹主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它让问题更趋严重,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旧的秩序崩溃了,希望变成了绝望,绝望变成了愤怒。民众的绝望与愤怒是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可以说,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困境正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大失败,他们正在重蹈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覆辙,面临体制的内爆与社会的解体,甚至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而目前的俄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并没有能够转移其国内矛盾,平息国内的动荡,而是相反进一步加剧了矛盾与动荡。

其三,冷战结束是否真的意味是美国与西方的胜利,还是同样是一个灾难呢?对此美国已故历史学家沃伦斯坦·伊曼纽尔就曾经讲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据说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而美国则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对于现实的极端错误的理解。问题之一,就是苏联的解体对美国而言是个灾难!我知道没有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那么,为什么说冷战结束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灾难呢?这是因为冷战不仅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对峙,也是美苏在冷战期间称霸世界的基础。在美国,对于冷战的认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乔治·凯南的,一个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两人都是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前者可以称之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后者可以称之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前者认为冷战源于苏联的扩张本性,美国的“遏制”战略是对苏联的反制,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博弈。后者则认为冷战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裂与平衡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阻止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显然,两者比较,后者更能说明冷战的真相,也更能够说明目前美国的行为与战略意图。

斯皮克曼有一句名言,即“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而要控制边缘地带,就要控制欧亚大陆的两端,就不允许在欧亚边缘地带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而要做到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国家处于对立与相互牵制的状态。所以,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斯皮克曼将此战略称之为“和平地理学”。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原因首先在于,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框架,打造了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在欧洲,让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相互争斗,相互牵制,自己则以平衡者,和平自由的维护者自居,并制造了一个所谓自由世界与专制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假象。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让中国,俄罗斯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盟友相互对峙,抗衡,其逻辑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目的也是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亚太体系。其次,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经济框架,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冷战成了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其三,冷战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对外可以维护与盟友的团结,建立和维持美国的霸权,对内则可以转嫁国内矛盾,维护资本的统治。对此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书中就这样写到:事实上,现代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的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根本没有互相开战,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陷或者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结构的不变。制造威胁变了成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玩弄民众的把戏。

而冷战的结束不仅终结了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分裂局面,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霸权与美欧主导世界秩序的基础。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如同相依在一起的两捆稻草堆。而冷战的结束,其中一捆的倒塌,那么另一捆还能屹立不倒吗?首先,没有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也就没有美欧联盟的必要性,由此结果是美欧关系的渐行渐远。而没有美欧联盟,美国单枪匹马又何以能够领导世界呢?其次,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结构,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美国与西方不再是全球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曾经的“美国生产,世界消费”的模式变成了“世界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变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以至于导致美国衰退,中国崛起。而经济中心的转移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再有,没有冷战,美国的军火又能够卖给谁呢?中东是一个市场,但是却相当有限。最后,没有了共同敌人,又何以转嫁国内矛盾,凝聚国内的团结呢?

其四,全球化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吗?30年前冷战结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全球化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去西方化。那么,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场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国化,等于世界再美国化与西方化吗?同样,30多年前,新自由主义潮流风靡全球,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解释道:理由是“别无选择。”市场掌握全局,那些试图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将会为它们的愚蠢付出代价。是经济,傻瓜。但是,30多年后,人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因为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政治,傻瓜。那么,到底谁是傻瓜呢?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德里·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曾经这样分析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直以来都在整个世界奔波,推动其他国家开放他们的市场,实现政治运作的自由民主,并且拥抱贸易与技术,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发展新产业,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自己却变得越来越怀疑自己过去一直以来珍爱的东西,比如自由市场,贸易,移民和技术变化。正当世界开放的时候,美国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由此“当历史学家撰写从现在开始往后的时代之时,他们可能注意到,在21世纪的早期阶段,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推动世界的全球化。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可能也会写到,美国却在这个过程中忘记了将自己也变得全球化。” 同样,已故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曾经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是,人类社会正同时朝着更加融合和更加分散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在扩大。在这种背景下,地理上的邻近性不仅没有促进相互融合,而且导致了相互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有关全球性拥挤现象的一种新观念所引起的。可以说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悖论的最典型表现。

其五,冷战的结束意味“历史的终结”吗?现在看来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冷战,甚至于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写到: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而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年。

在欧洲,俄罗斯是威胁吗?事实是如果说俄罗斯是威胁,那么德国,法国,英国还有欧洲一体化也是美国的威胁,因为一个主导性国家或者国家间联盟的兴起都将威胁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们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相互消耗。而为此一方必须是威胁,必须是敌人,另一方必须是盟友,这就是美国离岸平衡游戏的规则,否则游戏就玩不起来了。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鼓吹俄罗斯威胁论,引发俄罗斯与新欧洲和老欧洲的矛盾,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引发新欧洲与老欧洲的矛盾,引发英国与法德之间的矛盾,等等。通过盟友遏制俄罗斯,反过来又通过俄罗斯牵制盟友,使盟友更加依附于美国,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所以,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同样在亚太地区,崛起的中国是威胁吗?事实是如果说中国是威胁,那么日本,印度以及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是美国的威胁。所以,对于美国来讲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让它们相互争斗,相互牵制,其方法可以说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一方面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引发中国与日本,印度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孤立中国,打乱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来牵制平衡日本,印度等国家,因为显然一个可能崛起的印度和可能再次强大的日本也是美国不愿看到的。这可谓是一举两得,一石两鸟。如果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那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就会愈演愈烈,对此不妨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欧洲,就可以略知一斑。

伊曼纽尔·沃伦斯坦曾经写到,“我相信,美国不是人类麻烦与苦难的制造者。但是,我相信它是人类麻烦与困难的受益者。”显然,他指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就是因为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而变得伟大的。可以说美国的伟大是建立在欧亚大陆分裂与战乱的基础上的,没有欧亚大陆的分裂与战乱,就没有美国的伟大。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变得伟大,成为人类麻烦与苦难的受益者,正在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人类麻烦与苦难的制造者,将世界推回到冷战,甚至于不惜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贾康:在宏观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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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康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当前的形势、我觉得特点上可以比较直率地说,确实是属于一种严峻状态,不确定性很多。前面两位领导都强调了这个不确定性和相关的问题。中央的表述,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给出的“三重压力”交织的这个状态,市场主体的预期,我接触到的情况是明显不好的。这些天还是参加了一些活动,昨天刚从上海回来,企业界的信心不足,甚至是滑坡状态。今年的5.5%经济增长看着无法实现了,舆论场上、宣传上面,都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研讨的时候,必须正视到底怎么样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的发言从三个层面谈一些自己探讨性的看法。

第一,是对于我们基本目标诉求的观察。中国的现代化,中央给出的“新的两步走”,现正在进行之中。学界过去关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认识,一般认为应该看到6%,至少是接近6%,这是在今年的“超预期”问题之前我见到的共识。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果是5-6%的区间,是符合中央战略定位上的所谓“中高速”的——我认为中高怎么也得5%以上,5-6%的区间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延续下去,尽可能拉长这个区间中有这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段,那就还是美国增长速度的两倍,日本、欧洲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的三倍。这就有一种对于中国的追赶-赶超战略的“保证速度”的意义。当然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实质的要求,但从运行的掌握来说,没有这个保障速度,不在合理区间,也是于战略思维层面不可想象的。所以,从经济工作会议到最近中央政治局的说法,是一以贯之要“维护在合理区间”。那么,我就想比较直率地说,对这个合理区间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按照中央有了“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以后,领导人所做的说明里讲,是我们很有希望于“十四五”末期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门槛水平,紧跟着说,也很有希望在2035年(也就是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要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那么学者有一个粗线条的测算(假设人口怎么样,还是相对容易掌握的),我们应该有15年年均增长速度4.9-5%这么一个量值,粗线条讲,就是要接近5%。那么现在这几年,就如刚才口主任说的,我们显然跟这个态势没对上。今年完成不了5.5%了,明年、后年怎么样考虑?显然现在从主观来说,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地认识这个潜在经济增长率内涵对接的政策合理性,在避免明显的通胀、又避免明显通缩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十四五年均应该看到5.5%左右吧?没有别的选择,必须通过中央政治局强调的有效投资,带动我们消费潜力的释放,而且要积极贯彻最新的说法——尽快推出一批绿灯案例,来振作当下的低速状态。我认为明后年,必须积极地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去接近5.5-6%的区间,在整个“十四五”最好我们能够在5.5%以上,因为要有思想准备,“十五五”、“十六五”速度的重心根据一般的规律,基数抬高以后还要往下走,“十五五”如果能够维持在5%或者5%出头,“十六五”可能要落到5%以下,这样才能够在15年算总账达到保障速度5%或稍弱。当然,保障速度是个直观,后面追求的还是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是我第一个层面的基本看法。

第二,我想谈的是,如果从经济运行层面看当下这种挑战性的问题、压力的问题,相关的现象以及需要探讨的问题成因这方面,我愿意强调的重点,是在当下的运行态势上,非常好地印证了经济学在前些年研讨发展过程中间所注重的“预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内含的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这个预期可能引导整个发展态势,如果社会上形成的预期共识是个什么样子,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预期的引导,当然就非常重要了。预期又直接关联到信心,关联到整个现在要调动的潜力的发掘。市场主体是千千万万的、现在算总账全国1.5亿个以上的企业,里面大量的是中小微企业。没有信心,没有由预期向好带出的信心,就不可能有长期主义行为,宏观上讲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个预期的关键意义,我愿意强调一下:现在来说最突出的预期不好、信心不足的,是“5、6、7、8、9”以上比重的民营企业。刘鹤同志专门在非常有影响的场合给出了56789表述,大家都清楚。实际上现在已不止“5、6、7、8、9”了,到长三角、珠三角接触到当地的书记、市长,他们会说我们这儿可不是5、6、7、8、9,像温州的领导跟我说,我们这儿是“5个9”——“99999”,很有代表性。经济增长极区域里,基本上是靠民营企业托着它这个发展盘的。说新增就业是最基本的社会稳定条件,新增就业现在有详实的数据表明,不是90%以上,是100%以上靠民企。怎么会出现“100%以上”呢?有同志抠了这几年的数据,是我们国有企业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现在实际提供的整个就业数量规模,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的,亏出的这部分,是靠民营企业把它填上去的。所以,已是10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的预期和民营企业的信心,首先联系的还是我们大局上特别看重的第一目标——有就业才有收入,才有基本社会稳定,才有调动消费潜力的可能。那么民营企业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直率地来探讨:他们的信心不足、预期不好,其实中央早就注意。总书记2018年11月1号会议上的讲话是非常到位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明确要求于五大方面采取措施,金融系统必须有指标来考核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和其他融资支持。这个指标的提升,我注意到那时央行领导也明确宣布过(再往后一两年又不提了这个事儿了)。讨论中是不是可说得直率一点:我很困惑的是,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有关部门发出一个文件,民营企业成了囗口对象。那么市场人士会作何感想?如果从经济上升到政治综合考虑来说,我现在仍是不理解的,如果从一个决策的科学化和对接到引导舆论的合理化来说,这最容易让人理解到的是限制、利用、改造;如果把5、6、7、8、9以上的部分看作是这个对象,自己却成了少数派,甚至自己成了一小撮。这个事情在公开场合没人讨论,却是感受到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更多地看的,就是他们实际上悟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宣传上说的东西。悟到的是什么现在特别有冲击效应的事情呢?是双重谬误:一个合成谬误,一个分解谬误,里面最遭罪的是民营企业。在网上特有影响的口囗的一个著名的企业案例,虽然一出来就被删帖,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是有明显问题的,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中央所说的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推出的真正有振作人心作用的,一个是物美的张文中,十年大牢,彻底翻案了;另外一个是很不出名的企业案例:还有一个有影响的、到此为止的,是顾雏军案,留了条尾巴——把他抓进去的时候这个尾巴不存在,但别的罪名都不能成立的时候,这条尾巴加上去了。胡德平同志已多次发文,认为顾雏军这个事情值得探讨,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说法了。顾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只赔偿了43万元,他几个市值多少个亿的上市公司灰飞烟灭。这种实际案例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回想邓小平当年怎么对待傻子瓜子。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举重若轻的人,平常这些细节问题,他一概不碰的,但是却先后三次直接过问傻子瓜子这个具体案例,基本的说法就是不能动它,动了老百姓会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这不就是影响到整个预期和信心问题时,一个大政治家他要考虑的重点吗?这对我们当下,我认为很有启发。在这个角度来说,我特别看重中央有很好指导的,就是在经济明显下行、出了“超预期”之后,4月初仍然有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求的“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这个文件的精神太重要了。“统一”是统一在哪儿?首先,保护产权要一视同仁,这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常识。有了这个,后面跟着的是公平竞争,那你就得消除各种不当垄断,消除各种壁垒,还要有城乡一体化,这才较比统一—-城乡分治的种种弊端,要赶快加以革除;另外内外循环一定是个统一的概念——我们不仅实际上要有国内统一大市场,还必须对接到国际的大市场。这些都非常明显属于中央意图里我们应当抓的重点。我们最近也听到重要的智库基金会得到有关部门代表高层意图给出的课题,要主动对标国际商贸和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而“主动对标”后面,跟着的又有从中央领导人到有关部门已经多次表述的我们要考虑“制度开放型”的对标。这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如能够真正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那就应该抓住已经有的这些切入点,抓好实事。刚才囗口口主任特别强调的务实,我觉得就包括要看到这个:如果能务实地贯彻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纠正错案冤案,对资本的态度是红绿灯并要尽快推出一批绿灯案例,那么这对于我们重振信心,引导预期,我觉得现实意义就非常突出了。

最后一点,是综合考量层面,经济必然还与社会、政治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提到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抗疫怎么掌握,动态优化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动态清零技术路线已有它的路径依赖,但是对这个路径依赖不能做僵化的理解,领导人强调了:关键是精准,而精准的依据是什么?科学证据表明现在传染性在提高的同时,杀伤力在明显下降。卫健委给出的新的版本,已经在缩短隔离期,实际上是根据精准而放松限制,并反复强调不能层层加码,但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最关键的是在保官员自己的乌纱帽方面,就是要宁左勿右——把我这儿控制得铁桶一般,没有人能批评你,但万一出了一个新冠案例,一切都一票否决了。那么底下老百姓的议论就是,只要不死在新冠上,死在什么地方都没关系,次生灾害往往非常明显。口囗这个事情的冲击是对公信力最新的一次冲击。对此我们现在综合考量层面上,要进一步权衡,落实好怎么贯彻实事求是的中央精神,不简单层层加码,不能再让形式主义大行其道,不能让各个地方为保自己的官帽不讲常识(包括口口都能够把所有的急诊通道封闭,把幼儿和他的父母强行分开,违反基本常识,居然就这样做了,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就是要讲实事求是,官员自己于现场的基本判断力哪儿去了呢?

还有一点,我想谈的是在舆论引导人们的信心这方面,非常值得看重。这几年学者们在很多场合特别强调就是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这“三感”太重要了,跟我们所要说的预期的调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我注意到,有些东西可以称得上是阴风鬼火,但是杀伤力极大。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有关迎接二十大的帖子,提出以“口口经济”的概念取代“市场经济”概念,看这个很多人就发慌了——听着好像又特别符合某些宣传上的口风,它内在要说的是不能再搞利润最大化、资本得到发展空间的经济,要回到他讲的那套实际上一看就是走老路的状态,对这,网上居然不删帖,居然很安全。但你作为学者讨论一些问题,往往碰到的是很快被删帖,囗们这些人都深受其害。这些事情,是给企业家什么感受?企业家会说真正在骨子里要做什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认为一定要强调中央现在给出的“红绿灯”指导方针,资本是中性的,已不是《资本论》里讲的那样从头到尾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国有资本,有非国有资本,它们都是生产要素,一定要与时俱进,掌握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常识。在这方面,我们理论上的分析认识,其实学者们应该有责任,关键是要给出这方面的空间,让学者们这样的讨论能够发表出来,能够以正视听。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来源时间:2022/9/27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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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深陷非理性决策“四大陷阱” 核战争风险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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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墨  来源:远见笔谈

最近俄罗斯推动乌克兰占领区“公投”入俄,从总统普京、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外长拉夫罗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到被称为“普京大脑”的俄罗斯知名学者杜金、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和杜马(下议院)一众头头,均异口同声表示,将乌克兰四个州并入俄联邦之后,这些地方若受到攻击,就视同攻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有权使用包括战略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俄罗斯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同时进行了所谓“部分战争动员”。

针对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事态,我将开战之初所说的俄乌战争最后演变成核战争的风险由30%提升到了40%。这跟国际主流社会特别是美国情报界公开发表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每天在我公众号后台留言中,有许多人表示极不赞同。这就有必要说说我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

俄乌战争一开打,我就认为这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阵营的较量,俄方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但显然,俄罗斯决策者们并不这么看,绝大多数国人同胞不这样看。因此,我借用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所说的非理性的“四个陷阱”,简要分析了俄罗斯从上到下陷入了非理性决策的“四个陷阱”难以自拔,战争的演变必定是俄军在战场上惨败后,第一步进行战争动员,第二步威胁动用核武,并且在10天以前我认为俄乌战争最终演变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就有30%。

我没想到的是,俄罗斯将战争动员与推动“公投”入俄同步操作。这使得俄乌战争演变为核战争的时间可能提前,风险急剧升高。促成俄罗斯决策层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9月上中旬乌军在哈尔科夫发起的大规模反攻,俄军兵败如山倒,一周时间失去了8000多平方公里好不容易抢来的乌克兰领土,俄罗斯高层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常规战争已经无法保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被迫同时打出战争动员这张最后“王牌”和核威胁这张最后“王炸”。

许多人认为俄乌战争演变为核战争的风险根本不存在,可能性为零。这当然是基于理性思维,这不仅是因为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还由于跟美英法三个核大国相比,俄罗斯的核技术极为落后、投掷能力极其有限,且号称技术领先全球、连一只苍蝇都能打下来的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实战中被乌军频频摧毁,不但防空系统最为完善的莫斯科号巡洋舰变成了潜艇,而且对乌军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也徒呼奈何。 在任何正常人看来,俄罗斯绝不可能悍然动用核武自取灭亡。

正如之前绝大多数人没想到俄罗斯会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在武器消耗了大部分之后又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动员。认为俄罗斯绝不敢也绝不会动用核武,其实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无视俄罗斯从上到下,深陷我之前分析过的非理性决策的“四大陷阱”,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自拔。

既然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我就再重复做一个简单分析。

1、自负陷阱

正如当初俄罗斯极其自负地认为俄军三天内可以占领基辅,一周内可解除乌克兰军队的大部分武装并占领至少一半乌克兰领土,从而实现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一样,俄罗斯认为从前苏联继承的庞大核武器,加上号称世界最先进的超高音速导弹和核潜艇,完全可以对西方阵营和乌克兰形成巨大威慑。

但实际上,西方阵营无论是对俄罗斯核武器的监控能力、核反击能力还是导弹防御系统,都具有碾压俄罗斯的优势,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核弹对西方阵营根本形不成实质性威胁,更谈不上毁灭全人类。

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误差,一旦俄军在战场上接下来遭遇更大的惨败,即将失去所有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时,就有悍然动用核武挽回败局的巨大危险,特别是俄方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乌军收复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同时试探西方阵营的反应。

2、自尊陷阱

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上至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至俄罗斯普通民众,都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处处表现出俄罗斯高人一等,而且极好面子的自尊。

俄罗斯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百姓表现出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尊的极度自尊,就是杜金前几天所说的“俄乌战争只能胜不能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绝不可能接受俄军战场上惨败,并因此失去已经并入俄罗斯的乌克兰领土。这样的强大民意,决策者如果处理不善,极可能导致可怕的社会风暴,足以动摇统治者的权力基础,甚至更加严重的可怕后果。

对俄罗斯决策者而言,一直强调俄军战无不胜,已经给予乌军的各种毁灭性的打击,同样难以放下自尊,突然承认战败并放弃所有已经并入俄罗斯的乌克兰领土。

承认失败,并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自觉自愿地吐出来,对俄罗斯上至决策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相反,“当俄罗斯遭遇重大挫败时,有核武器不用会成为历史罪人。”请注意,上面引号内加黑的文字不是我的胡言乱语,而是许多俄罗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最近在媒体上公开表达的立场。

3、信仰陷阱

所谓信仰陷阱,是指为了一个执着的理念——简称“执念”,不惜对自身和其他人造成巨大伤害。

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人陷入了两个“执念”:一个是今年6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时公开说的,俄罗斯的影响力到哪里国家边界就延伸到那里,他要效法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开疆拓土;另一个是普京宣布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时全国电视讲话中所说的,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俄军要把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从迫害他们的纳粹政权中解放出来。

俄罗斯的这两个“执念”,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认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对乌“军事行动”,将乌克兰大片领土并入俄罗斯版图是正当的,甚至是高尚的。为此,俄罗斯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

自然,这也不是我胡乱猜测的,而是上至俄罗斯总统,下至普通俄罗斯民众的普遍认知,也是他们多次公开表达的立场。

信仰这东西,一旦陷入反人性、反文明的执念中不能自拔,就可能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伤人、自伤的正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罪恶都假正义之名而行。比如,二战时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其他国家,就都有一套非常动听的说辞。

4、群思陷阱

所谓群思陷阱,就是众口一词,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更不能容忍尖锐的批评意见。

俄罗斯那么大的国家,民众多数受过良好教育,国际互联网畅通无阻,而且有一部跟西方国家大同小异的宪法,有合法的反对党和独立的民间媒体,这是否能对俄罗斯高层决策产生制衡,或者影响到俄罗斯的主流民意?

可惜,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相信西方亡俄罗斯之心不死,只有普京总统能给他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因为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民众,几十年如一日地以手中选票,坚定地支持普京总统作为他们的领头人,容忍他对反对派赶尽杀绝,并控制了国会超过四分之三的席位,建立了一个人数达26万人、只听命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近卫军和国家安全局领导的秘密警察队伍。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早就只遵从普京总统的旨意。

或许有人会讲,前不久,不是有许多俄罗斯地方议会要求罢免俄罗斯总统普京吗?我本来是不想驳斥亲乌人士这类谎言的,但既然大家相信这些谎言以致失去了应有的客观判断,我只能实话告诉大家:那几十个要求普京总统下台的地方议会,既不是传说中的莫斯科议会,也不是传说中的圣彼得堡议会,而只是相当于咱们这里的街道委员会的最基层自治单位的议会。他们既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仅占俄罗斯最基层议会总额的1%不到。你非得拿这个来说事,证明俄罗斯主流民意发生了变化,普京总统地位岌岌可危,只说明你对俄罗斯社会和政治运作一无所知,徒增笑耳。

俄罗斯这种严重的群思陷阱,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身边智囊和得力部下根本不敢讲真话,反而投普京总统所好,以各种虚假的信息来持续强化普京总统的错误认知,从而让普京总统落入群思陷阱不能自拔。

普京总统的决策思维、俄罗斯高层的政治运作和俄罗斯社会生态,在上面这张照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一位事先精心安排好的小朋友握手,却被身边高度警惕的保安人员伸出多只大手,将小朋友的小手牢牢地控制住;普京总统则表现出一副高高在上,心安理得的满足感。

看了上面这张我精心保留的照片,您还坚持俄军接下来在战场遭遇惨败,即将失去占领的乌克兰全部领土时,不会铤而走险动用核武器放手一搏么?

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落入上面非理性“四大陷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能出现重大的判断和决策失误,如果深陷四大陷阱之中,一环套着一环,最后做出任何可怕的错误决策是必然的,而没有巨大的外力帮助想逃出这些陷阱比登天还难。

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决策,最终一定逃不过著名的墨菲定律: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选择,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或者说: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话说回来,我没有说俄乌战争一定会最终演变为核战争,我只是说这种危险不能排除。如果给一个直观的量化数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现在有40%。

最后我说说一旦俄方悍然动用核武,西方阵营将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之前文章中做过多次重复表述。我不认为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在俄罗斯仅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美英法不会进行核报复反击,而只会让北约直接参战,以常规力量摧毁俄罗斯若干重要军事设施,比如某位美国退休将军所说的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从而避免核战争失控。

我坚持认为,无论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只要动核就会立即招致美英法三国迅速和大规模的核反击。西方阵营绝不会错失这个解除俄罗斯核武装的千载难逢机会,即使法国人稍有犹豫,美国和英国也会果断出手。在今年3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上,西方三个核大国的领袖已经做出了政治决断,前两天拜登私下跟普京总统通话,非常清晰、明确无误地传达了美国及其盟友的这个立场。

问题又绕了回来,拜登既然亲自告诉了普京总统动核面临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普京总统会被吓住么?我的判断是:绝对不会!原因就是我上面分析:俄罗斯上上下下深陷非理性决策的“四大陷阱”,所有退路完全被自己封死,没有了任何其他的选择。

如果任何人还有疑问,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我给大家脑补一下当时的桥段:焦头烂额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想让白俄罗斯出兵出力,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两手一摊:大哥,我已经被你害惨了!我真的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帮您到这个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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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对乌战争决策墨菲定律如影随形)

在俄乌战争带来的核战争风险没有提高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就这个话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说明了。不同意见各自保留,没必要一定要说服谁,最后用时间来验证。

下面简单说说过去24小时战场上的情况。我依然按乌克兰地图顺时针方向从上到下,介绍3个主要战场情况如下(将莱曼并入第1条战线):

1、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接触线(乌俄边境-伊久姆-莱曼)。

从下图最新战况图上可以看出,9月26日乌军在伊久姆正东方、莱曼正上方由西向东打入一个深度超过30公里的大楔子又有变化,一股乌军继续向东推进,一股乌军则向南推进,对莱曼守军进行分割围歼。

俄乌双方均对莱蔓(又译红利曼)这个重要交通枢纽志在必得。乌军一旦收复莱曼,不但可以歼灭防守这里的5000名俄军和精锐,而且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后勤补给中心,对顿巴斯俄军形成更大的压力。

乌军可能在一周内拿下莱曼这个俄军和亲俄武装死守的重要交通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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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日凌晨3点最新战况)

乌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以北越过奥斯科尔河发动袭击。乌军于9月25日开始从霍罗比夫卡和德沃里希纳向塔维拉赞卡(库皮扬斯克东北18公里)方向推进,并在塔维拉赞卡附近的铁路轨道附近建立了一个立足点。

9月25-26日,乌军收复了哈尔科夫州的马利夫卡(莱曼西北25公里)、香德里霍洛夫(莱曼东北12公里)、卡皮夫卡(莱曼西北20公里)和一些不知名的居民点。

乌军扩大了德罗比雪夫北部的乌克兰桥头堡,并试图从西北部经由诺维、斯塔夫基和科洛达齐兹包围莱曼的俄军。乌军还以大炮猛烈炮击莱曼俄军和亲俄武装阵地。

俄罗斯可能会增派第20集团军(CAA)的部队,以加强沃夫琴斯克-库皮扬斯克-伊齐姆-莱曼的防线。前几天师长被海马斯重伤的第144摩步师正在保卫奥斯科尔河和卢汉斯克州的斯瓦托夫,以抵御乌军反攻。斯瓦托夫(上面战况图中的Svatove)是俄军失去库皮扬斯克后,在卢甘斯克州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中心,是乌军拿下莱曼后的下一个最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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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海马斯摧毁的俄火箭炮阵地)

2、顿巴斯战场(利西昌斯克-巴赫穆特-顿涅茨克)。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巴赫穆特、顿涅茨克市的周边地区。双方均无明显进展。

我们从这个最新战况图上可以看出,过去24小时双方在多处发生小规模战斗。在6月底、7月初乌军失守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以来,顿巴斯地区的俄乌双方接触线均无明显变化。

图中的几个交战点几个月来几乎天天发生班、排级规模的零星战斗,俄主攻、乌主守,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在海马斯现身前线,对俄军炮兵阵地和弹药库进行精确打击以来,依靠强大炮火向前推进的俄军,完全失去了进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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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巴斯地区最新战况)

3、扎波罗热-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前线。

赫尔松右岸是目前俄乌交战最为激烈的战场。地面交战情况俄乌双方依然守口如瓶。乌军每天都在打击俄军前沿阵地、兵力和装备集结地、后勤、运输设施;俄军同样对整个交战线附近的乌方设施进行炮击与突袭,但火力强度远不如乌军。双方接触线并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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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松地区最新战况图)

俄乌双方3个主要交战点依然不变: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以南,乌军在因胡列茨河的桥头堡周边,以及尼古拉耶夫市以东。整个南部战线还是乌主攻、俄主守。

俄乌双方都证实,俄军袭击了乌军在波托姆基恩和奥索科尔基夫卡的阵地。俄国防部称,俄军成功地打击了位于贝齐梅内(桥头东南约13公里)的乌军,并在T2207公路上摧毁了达维迪夫·布里德上空的乌军无人机。不过,地理定位的视频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在达维迪夫·布里德向俄军事装备投掷炸弹。

过去24小时,乌军继续瞄准第聂伯罗河上的桥梁和新出现的临时过河点,实施精确的远程炮火打击。俄乌双方均证实,乌军对赫尔松市一家酒店的袭击导致一名亲俄伊利傀儡政权官员死亡。

乌军袭击了一个俄军车队;击落了一架苏-25攻击机;摧毁了贝里斯拉夫地区的俄军弹药仓库和指挥所。乌南方作战司令部还报告称,乌军摧毁了贝齐梅内、特诺维·波西、卡利尼夫卡和金沙嘴的俄军弹药库。

重点说说国际社交媒体上,多个消息称乌军9月26日成功袭击了赫尔松州金沙嘴岛Chulakivka的一处俄军无人机训练基地。这次袭击杀死了40多名俄军和20多名伊朗无人机教练。

最近几天,俄军使用伊朗制造的Shahed-136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的多个乌军目标,给乌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金沙嘴是俄罗斯人仍在黑海控制的最西边的陆地,这使得它成为无人机指挥中心的绝佳位置,俄罗斯可以从这里向乌控区深处发动袭击。

乌南方作战司令部9月26日报道称,乌军对金沙嘴至少一个弹药仓库进行了袭击,但没有提及无人驾驶飞机中心。因为造成了较多的伊朗教练员死亡,俄乌双方可能对此有意秘而不宣。

我依然认为,乌军对俄军的高强度消耗战不会一直就目前这样打下去,10月中旬之前,乌军会在赫尔松右岸开始摧枯拉朽式的大规模地面推进。

以下为乌方单方面公布的俄方战损情况统计图,未经第三方验证,但我综合各方面资料判断,可信度较高。这是观察战斗激烈程度的一个最重要观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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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方9月27日公布的俄军战损统计)

请注意,这几天俄军人员和装备损失持续上升,非常惊人,说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今天是乌克兰四个州的俄军占领区“公投”入俄的最后一天,显然,乌军根本无视俄罗斯方面的威胁,持续给予俄军沉重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在各个方向的反攻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他发誓乌军收复全部失土的决心不会有丝毫改变。

自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按乌方统计的俄军(含亲俄武装)死亡人数超过5.7万人,其中包括2位中将,10位少将(俄军第20集团军第144摩步师长佐科夫少将9月24日重伤未死,不计算在内),约1500名中尉到上校军官;我根据公开资料推测,乌军阵亡官兵约2.0万人(乌武装力量总司令8月22日透露近9千名军人牺牲,不含已知的被俘人员共7000多位官兵失踪,这与我当时的推测极为接近),另有1万多名乌克兰平民遇难(简中网说马里乌波尔11万平民遇难既无依据也绝无可能)。战争带来的人命损失,真的触目惊心!

让我们持续恒切祷告:愿上帝赐下和平,止息战争;让恶人得报应,善良者受庇护。

来源时间:2022/9/27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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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意大利选举瓦解欧洲政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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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丁刚看世界

有欧洲学者将意大利称作是“欧洲政治的实验室”,如果真是这样,那最近意大利的选举“实验”就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变天”。

上周末,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由兄弟党、联盟党和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获胜。

意大利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兄弟党党魁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她同时也被称作是“自墨索里尼之后的最右翼总理”。

从法国大选的右翼险些变天,到瑞典大选的右翼险胜变天,再到这次意大利极右翼变天成功,欧洲真的要向右转了吗?

政治学家们提醒人们注意,在接二连三的“变”与“不变”的选战中,有三个热门话题最具共同性:一是移民,二是经济,三是俄乌之战。

围绕这三大话题的激烈争辩,反映了当下欧洲社会和政治的严重分裂。

但这场看上去像是“白左”与“极右”的尖锐路线之争,其实又是民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层化与碎片化之中,各种思潮汇入民粹主义的热流。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右翼思潮很可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蔓延开来。意大利《新闻报》的文章甚至这样描述,“一股黑浪正在冲击欧洲,瑞典的水坝已被大浪推倒,这是一个政治神话的瓦解。”

其实,远比这三个话题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冲着这个政治神话中的“神灵”而来的,它比变不变天更重要,即欧洲国家,特别是老欧洲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执行能力。

你可以说,意大利就是这么频繁地换着政府一直走到今天的,凭什么就说它就走不下去了。

意大利当然可以继续走下去,但这恰恰是欧洲精英们的担忧所在。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意大利占全球GDP的份额从2013年的2.38%,下降到了2020年的1.96%,至今仍看不到止降的可能。

2018年,罗马曾爆发万人示威,抗议“城市的衰落”。有抗议者说:“我们如今被垃圾淹没,动弹不得。”还有抗议者称:“这是一个无序的城市,没有规矩,没有社会凝聚力。”

是意大利没钱吗?不全是,市政缺钱只是一个原因,而政府的治理才是更大的问题。

人们没有怀疑老欧洲的实力,只是它的政治能力越来越让人担心。

2016年,意大利搞了一次有关宪法改革的公投。

当时的意大利总理伦齐之所以下决心要搞公投,是因为他这一代年轻的政治家痛感政治体制的痼疾已到了必须“动手术”的地步。其中一个问题是,政府受议会牵制太大,根本丧失了决策力和执行力。

但是,民众对公投的支持又是三心二意,很多人担心权力会由于改革而变得过于集中。有学者甚至威胁说,“意大利要重新回到过去的集权主义体制了。”

结果这场公投以失败告终,右翼政党风头更加强劲。

欧洲政治学者蒂博·米泽尔格说,意大利是“政治领域的一个欧洲实验室。许多新形式在出口前都在这里进行测试”。

问题是, 人们只看到了不断的实验,却没有看到落地的成果。

今天的“天”变得“右”了,明天的“天”可能又会变得“左”起来。

当政治家变成“选民的绵羊”,实际上就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反过来,社会的分裂又不断削弱政府的执政力。各党派组成的政府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形成了体制性的恶性循环。

最终,还是没有一个有治理能力、有执行力,并且能够将民心凝聚在一起的政府。

这些选举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是,部分选民胜利了,国家的前景却更加迷茫。

没有哪个政府能让民众相信,他们有能力来推动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所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摆在了桌面上,欧洲的政治工程师们也大体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但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中,却难以实施改革,谁的奶酪都动不得。

另一方面,不少欧洲精英们仍坚信,他们的政治系统相对来说最好的。即使这个系统发生了严重故障,它仍然是最优越的,不需要刮骨疗伤。

现在的欧洲,就在这样的政治怪圈中急速地旋转着……

来源时间:2022/9/27   发布时间:202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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