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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使促中国重启双边对话 认为用冷战来形容两国关系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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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暂停多项中美合作与沟通机制,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星期四(9月29日)敦促中国重启对话,并向前迈进。

伯恩斯29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时强调,美中仍有巨大的经济联系,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禁毒议题上必须合作。接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同时也必须在科技以及中国违反世贸组织承诺的问题上对抗(confront)与竞争(compete)。

中国在佩洛西访台后暂停和取消的八项沟通机制和合作,包括中美禁毒领域合作以及气候变化商谈。

伯恩斯在20分钟的论坛中,回应了有关台湾问题、中美脱钩,以及中国人权问题等提问。

伯恩斯:中美关系 比冷战时期更复杂

他指出,美中关系比冷战时期更复杂,用冷战来形容两国关系并不恰当;但这将是美国历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对和平和安全都将带来影响。

伯恩斯重申,美国寻求和平的未来,不希望发生冲突。美国力图和中国激烈竞争,但在可能合作的领域中,尽可能与中国合作。

“我们希望中国有所回应(reciprocate),他们中止了我们很多的对话。佩洛西议长访台以来,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是,让我们谈一谈,重启这些对话,并向前迈进。”

伯恩斯引述数据表明,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中美双向贸易额每年超过6500亿美元(约9357亿新元),过去几年持续增加。中国目前也有1100家美国企业,“这是个重大的双边关系(big relationship)”。

伯恩斯说:“我们鼓励美国人在这里(中国)投资,只要他们不越过国家安全的界限”。

重申美国一中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8日播出的采访中,第四度公开表示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引发外界对美国改变一中政策立场的议论。

伯恩斯对此回应时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并称“如果有任何人改变了政策,那其实是中国过度反应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伯恩斯批评中国大陆方面在佩洛西访台后的大规模军演中,试图“抹去”台海中线。

他说,美国过去几个月来不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华盛顿将尝试巩固过去60多年来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有任何误解。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但我们的一中政策很清楚。”

伯恩斯回应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问时,对人权事务委员会8月31日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表示关注,并指新疆人权问题“是个重大议题,我们会继续就此发声”。

我们希望中国有所回应,他们中止了我们很多的对话。佩洛西议长访台以来,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是,让我们谈一谈,重启这些对话,并向前迈进。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来源时间:2022/9/30   发布时间:2022/9/30

旧文章ID:28455

皮尤: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 近年来对中国观感迅速转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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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9月28日发布最新调查显示,近些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观感迅速转为负面。

综合路透社与美国之音报道,皮尤这项调查显示,在2002年至2017年之间,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直徘徊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固定区间内,不过,随着对中国人权和军事力量担忧的加深,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发生了剧烈变化。

产生变化的主要导因包括:对中国处理冠病疫情的看法、中美贸易战、中国激进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集结军事力量。

82%的美国受访者今年表达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于2020年的79%,也比大多数其他国家要高。

在经济方面,一些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崛起持正面看法,但对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受访者而言,与中国的经济竞争构成了严重问题。

北美和欧洲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应将中国的人权问题置于经济之上,但在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加强与北京的经济关系更为重要。

报告的主要作者西尔弗(Laura Silver)说,发达经济体对中国领导人处理世界事务的信心不足,总体上对中国的看法也非常消极,这使得使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与美国建立经济联系,而不是中国。

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相关民调只在少数发达国家进行,不代表占世界人口90%的发展中国家的看法。

他也说,中国官方是深受14亿中国人民支持的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声望。中国外交部网站没有列出相关内容。

来源时间:2022/9/30   发布时间:2022/9/30

旧文章ID:28454

拜登的外交政策正在危及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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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ORI SCHAK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拜登总统周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令人钦佩的演讲,谴责俄罗斯的战争,并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我们选择了自由。我们选择了主权,”他激昂地说。“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最近的核威胁和预备役征召之后,看到自由世界领袖的坚定,令人感到安心。

然而在言辞之外,拜登政府以许多其他方式表明,普京的威胁限制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谈到在冲突中安排好防护措施,并为在不激怒普京的情况下实现缓慢增援而沾沾自喜。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私下向俄罗斯人发出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警告,但总统本人在公开场合听起来很焦虑,一再声称:“我们正在努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让俄罗斯的威胁决定了我们的行动,继而鼓励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考验我们的决心。

问题比看起来还要大。执政20个月后,这届政府没有公开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使得国会难以使支出与战略保持一致,而盟友也难以调整其政策以支持我们的政策。所有下游战略指令,包括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都受制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延迟。即使在政府内部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指南,拿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在如何阻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反对政府取消一种新型核巡航导弹的提议这件事上(米利在白宫反对的情况下仍得到了国会支持)。

拜登白宫可能会声称,中国的核武器突破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突发事件意味着美国需要对战略进行重大修改。好的战略可以对冲此类不确定性,因此,应责怪的是拜登政府的战略缺陷和远见的缺失,而不是导致其偏离轨道的事件。

政府声称的外交政策目标与其实际愿意做的事情之间存在差距,这对美国安全、俄罗斯和更多地区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9月中旬,拜登总统第四次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派兵保卫它。同时,政府官员第四次声称,这种明显的政策变化并不代表政策的变化。

拜登政府在信息传达上搞砸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糕的是,真正的能力差距令人质疑美国是否真的可以保卫台湾。太平洋的舰船、兵力、飞机和导弹防御系统不敌中国的能力。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评估台湾从现在到2030年面临的威胁为“严重”,但国防预算没有被用在改善能力上,这种情况要持续到2030年代中期。从更广泛的层面看,拜登政府没有在资助一支能够充分履行我们的国防承诺的美国军队,这对大国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姿态。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去年向国防部的预算申请增加了290亿美元,今年增加了450亿美元,从该预算申请可见拜登的预算有多么不足。

此外,尽管国防部知道工业界需要多年的订单来保持生产线的运行,但拜登的国防预算注重研发,缺乏武器和弹药采购。我们对乌克兰的供应揭示了美国弹药库存令人难以接受的短缺,而且工业无法再补给。

缺陷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事实上,缺乏一个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国际经济政策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尽管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从根本上依赖于盟国的支持,但拜登政府在竞选活动中所概述的由国家安全顾问提出的所谓“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似乎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区别。现任政府允许国会的贸易促进权力失效,不会重新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其《降低通胀法》的保护主义使亚洲盟国感到不满,并且只对未来谈判做出模糊承诺。这些不会带来成功。

这些并非宣称的政策与执行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之间的唯一差异。政府似乎缺乏有效的战略来应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带来的危险,除了发表了一则我们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空洞声明,尽管专家认为平壤的领导层可能拥有数十枚核武器。或者看看伊朗,政府推行了一种被称为“以多换多”的战略——为对伊朗核计划施加更多限制而解除更多制裁——但它甚至无法让伊朗恢复遵守2015年的条款。此外,对于一个放弃了阿富汗、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总统来说,和伊朗开战肯定是不可能的。

9月中旬,我在基辅与乌克兰人的交谈令人惊讶,他们在战略上比拜登政府好得多。他们明白——并通过各个部门不遗余力地传达——他们的成功依赖于西方的支持,而西方对乌克兰获胜既有道义利益,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总统承认他受到了一些西方政府的压力,要求他做出让步以使谈判成为可能,并扭转议题:“相反,我们正在创造条件,使谈判成为可能,”他告诉我:这是一次剧烈但又灵活的转向,为的是避免被西方的遇事不决所累。乌克兰战略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路线相辅相成,相互加强。这才是执行全政府战略的样子。

在分析俄罗斯战略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莉安娜·菲克斯和美国天主教大学的迈克尔·金马奇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断言,俄罗斯的失败源于“给乌克兰问题设定过高的政治目标,却匹配了匮乏和低效的手段”。尽管对俄罗斯的战略无能感到惊叹,但我们应该担心俄罗斯所表现出的严重缺陷也会困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我们冒着犯和普京同样错误的风险,高估了我们的军事力量,用我们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的重要国际合作,而且我们以行动破坏了我们的声明,自己却仍对这些声明深信不疑。

Kori Schake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指导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9/29   发布时间:2022/9/29

旧文章ID:28453

Meta移除中国宣传运动,称其意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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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VEN LEE MYER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周二表示,它已经发现并清理了据其所称目前已知首个有针对性的中国宣传运动,该运动旨在干涉美国11月中期选举。

然而,与俄罗斯在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中的行动不同,中国的宣传运动范围似乎有限——有时还很笨拙。

根据Meta的报告,这些虚假帖子去年11月开始出现在Facebook和Instagram以及Twitter上,头像是穿着正装的男性,但使用了女性的名字。

这些用户后来冒充美国保守派,宣传枪支权利、反对堕胎,同时批评拜登总统。到了4月,他们大多以来自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反对枪支并促进生育权利。他们的英语错漏百出,未能吸引大量追随者。

两名来自Meta的人士表示,他们无法明确这项运动背后的个人或团体。然而,这些策略反映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社交媒体来宣传共产党的政治和外交议程。

这项行动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中期选举之前,它似乎将重点放在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上。

在之前的影响力运动中,中国的宣传机构把重点放在更广泛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就中国压制香港政治权利和新疆大规模镇压等问题宣传中国的观点。新疆地区人口大部分是穆斯林,那里有数十万人被迫进入再教育营或监狱。

Meta负责全球威胁情报的首席官员本·尼莫表示,此次行动反映了“中国影响力行动的新方向”。

“这次不再是向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美国,而是假装自己是美国人,同美国人对话,”他后来补充说。“所以行动本身很小,但这是一个变化。”

该行动似乎缺乏紧迫性和规模,使人对其野心和目标产生怀疑。它仅涉及81个Facebook帐户、八个Facebook页面和一个群组。到7月,该行动突然将其努力从美国转移到捷克共和国的政治上。

这些帖子发表于中国的工作时间,通常是美国的夜里。似乎在“相当长的午休”时,帖子数量明显下降。

在一篇帖子中,一位用户竭力想清楚表达:“我不能生活在一个倒退的美国。”

尼莫说,即使这场运动未能广泛传播,Meta也需要披露,这是为了令人们关注中国干涉其竞争对手内政的潜在威胁。

Meta还宣布,它已清理了一项规模更大的俄罗斯影响力行动,这一行动始于5月,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Meta表示,这是自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发现的来自于俄罗斯“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运动。

运动的中心是一个由60个网站组成的网络,这些网站冒充欧洲的合法新闻机构,如《明镜》、《图片报》、《卫报》和意大利新闻机构ANSA。

然后,这些网站会发布原创文章批评乌克兰,警告人们小心乌克兰难民,并称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只会适得其反。这些文章随后在互联网上被转发,包括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以及在俄罗斯广泛使用的Twitter和Telegram上。

Meta的报告称,俄罗斯的行动涉及Facebook上的1633个帐户、703个页面和一个群组,以及Instagram上的29个不同帐户。大约4000个帐户关注了一个或多个Facebook页面。在Meta开始封锁该行动的域名后,新网站出现了,“表明这项行动长期存在,并且得到了持续投资。”

8月,德国电视网络之一ZDF做出披露后,Meta开始了调查。就像对待中国宣传行动那样,它没有明确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府,尽管这一活动明显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围绕其入侵展开的广泛信息战。

“他们用尽浑身解数,但没有起到什么效果,”Meta的阻断威胁主管大卫·阿格拉诺维奇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说任务到此为止。”

Twitt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对Meta识别的帐户进行调查,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并且已对违反公司规则的帐户采取行动,但没有详细说明。

Meta的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活动在“一些情况下”重叠,尽管该公司表示它们之间没有联系。这种重叠反映了两国官方声明和官方媒体报道的交叉融合越来越多,特别是关于美国的报道。

与中国影响美国竞选活动相关的帐户发布了来自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材料,其中包括毫无根据的指控,即美国在乌克兰秘密开发了生物武器。

俄罗斯国防部最初在Telegram上发布这一指控10天后,与俄罗斯宣传行动相关的一个法语帐户于4月发布了关于该指控的一个说法。根据Meta的说法,这个帖子只得到了一个法语回复,来自一个真实用户。

“假的,”这名用户写道。“假的。像平时一样是假的。”

Steven Lee Myers为《纽约时报》报道关于虚假信息的新闻。他曾在华盛顿、莫斯科、巴格达和北京工作,驻北京期间,他对获得2021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报道有报道贡献。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9/29   发布时间:2022/9/28

旧文章ID:28452

蒲晓宇:美国对台政策的“虚”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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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蒲晓宇  来源:海外看世界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不久前通过修订版本的《台湾政策法》。该法案还将面临两院后续审议,最终是否通过并被总统签署生效,还有待于观察。法案如果最终通过,将极大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台海和平稳定。

就美台关系的定位而言,《台湾政策法》基本内容包括比较“虚”的部分和比较 “实”的部分:前者主要指的是涉及美台互动象征意义的条款(包括更改机构名称等),后者主要指的是在军事防务、经贸关系等实质政策领域的新规定。法案相对务虚的条款,具有高度象征意涵和政治敏感性,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拜登行政当局的某种干预下,若干突出象征意义的条款已经删改,而比较“实”的条款大多基本保留。该法案的具体内容是否继续修订,还有不确定性。

对于美台互动的新动向,北京需要认真研判美方政策的“虚“与“实”。美国对台政策务虚层面往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有些政策也部分来源于美国政客的政治作秀,这些政策当前吸引了各方高度关注。除了《台湾政策法》,今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是另外的典型例子。这些动作可能极大程度挑衅和激怒中国大陆,但往往并不能给台湾的安全与繁荣带来任何实在的好处。中国大陆方面对这些象征动作当然要重视,但也不必过度被这些动作所牵引。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工具箱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有硬有软。面对台海新情况新挑战,中国大陆会在“虚” 和“实”的层面规划和实施不同的政策配置。大陆的应对策略不必随风起舞,不必完全陷入对称思维。如果事事只求针锋相对,反而被动。大陆可以发挥战略主动性与能动性,有时以“虚”击 “虚”,但有时以“实”击“虚”等等。

北京、华府和台北对两岸关系的长期定位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和优先目标,但两岸未来只有三个可能:维持现状、和平统一、武力统一。基于北京的对台政策和国际政治的现状,台湾没有和平独立的选项。北京的长期最优目标是和平统一,华府和台北的长期优先目标是维持现状。尽管三方长期偏好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武统并非任何一方的最优选项。军事冲突势必会对两岸当前的共同繁荣、中美斗而不破的和平关系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中国大陆的官方立场长期强调以最大诚意谋求国家和平统一,军事斗争的各种准备是为防止最坏情况。

北京的促统与台北在华府支持下的拒统,将会成为两岸三方博弈的焦点。虽然台北在华府支持下的拒统将是长期的, 但法理台独长期来讲仍然并非台北方面的可行选项。只要仍能看到一丝和平统一的曙光,大陆方面对两岸现状仍可能维持最大耐心。但如果美台完全突破了北京的红线,则可能导致两岸关系崩盘、中美武力摊牌。为了避免最坏情况,中美需要保持和加强外交沟通,中方需要敦促美方回到原原本本的“一中政策”框架。即便美方对两岸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有保留看法,但美国的长期官方政策对于两岸和平统一这个前景本身,从来也没有反对的正当理由。在两岸关系层面,中国大陆需要以更大的创造性、更多的灵活性推动和平统一进程。在珍惜和平现状的背景下,台湾各界不能回避思考和论辩如何与大陆构造一个更好的共同未来。

来源时间:2022/9/29   发布时间:2022/9/29

旧文章ID:28451

收复台湾是中国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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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秉君  来源:华语智库

最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不断,红脸白脸一起唱。先是拜登高调宣称,“美国将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这已是拜登自 2021 年 1 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三次表示美国将帮助保卫台湾。紧接着美国军方发出威胁和警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中国‘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

然后,白宫又出面降温,尽管拜登发表了评论,但美国官方关于战略模糊的立场没有改变。9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布林肯也重申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

然而,美国这种红脸唱完白脸唱的拙劣表演让世界对其公信力嗤之以鼻。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其霸权在国际事务上向来是说一套做一套,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

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

《上海公报》明确写明“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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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建交时,卡特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建交三原则,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

《上海公报》为处理中美关系确定了基本指导原则,《上海公报》确定的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发展。中美建交后,两国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是中美关系偏离正确轨道的根源

客观地说,中美建交50年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下,中美关系在广泛的领域取得长足发展。据资料显示,双边贸易额较建交之初的不足20亿美元增长了300余倍,达到了7500亿美元,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攀升到近2400亿美元。在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领域也建立了广泛地合作,在军事领域也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使中美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一直存在尖锐斗争,这也是影响中美关系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二战结束前夕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1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台湾当局“代表”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美国等少数国家为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提出的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废纸一张。联大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也彻底封堵了任何人、任何国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

1978年中美建交原本就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早在1971年5月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确立了新的对美政策,其中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关系的关键;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如果美国欲与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在继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同时,亦表示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

在中美建交时,正是由于卡特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建交三原则,中美关系才正式走上正常化。

然而,尽管美国历届政府都声称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并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在对华政策上却一直采取两面性手法,即“说”和“做”两张皮。实际上,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就开始有计划地偏离两国关系正常发展轨道。

1979年3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违反建交公报原则,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部所谓的美国法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为中美关系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

之后,从里根政府到特朗普政府都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大量向台湾进行出售武器。尤其是1992年美国政府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先进战机,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更为严重的是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跌入谷底。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则进入到一个曲折的发展阶段。小布什政府上任之初就宣称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又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企图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近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全球战略,并将中国列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全力推进“以台制华”战略,尤其是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违背承诺,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意欲将“一个中国原则”空心化。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印太战略”,大打“台湾牌”,加紧挑动、扶持民进党当局与大陆对抗。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更趋严峻。拜登政府强化推进“印太战略”,并继续打“台湾牌”;华府高级官员不时发表不负责任的涉台言论;国会议长议员多次窜访台湾;美军舰频频穿越台湾海峡,美军机多次降落台湾;怂恿日本、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利用台湾问题搅局滋事。美台勾连达到空前危险程度,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原则底线,也使台海形势更趋严峻复杂。

由此可见,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是直接导致中美关系偏离正确轨道的根源,也是当下台海局势更趋严峻的根本所在。

中国不统一不收复台湾才是巨大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拜登政府又在借台湾问题搅事。拜登上任以来,先后三次发表“美国将保卫台湾”的涉台言论,尽管白宫发言人事后紧急降温灭火声称,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拜登作为国家元首一再发表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涉台言论,既不适当,也不负责任。人们不仅要质疑,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的言论和政策究竟哪个才是真的?

问题在于华府及五角大楼高官还紧随其后推波助澜。9月19日,美空军部长肯德尔在空军和太空部队协会的航空、太空和网络会议上对记者说:“中国‘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的这一言论正好和拜登之前的言论相呼应,周日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钟》节目回答媒体的提问时表示,如果北京试图“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保卫台湾,因为这违反了美国对这个自治岛屿的承诺。

美国政府高层三番五次扬言“美国军队将保卫台湾”,绝非是“口误”或出言不慎,而是美国官方试探中方红线的真实表达。美国的这些言论严重违反了华盛顿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必然受到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尤其是最近美国会参院外委会又审议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尽管该法案还将提交参院全会审议,但该法案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作承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国家完全统一。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错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美国军方的言论,特别是美空军部长肯德尔在美航空、太空和网络会议上发出的威胁。在这次会议上,肯德尔借俄乌冲突又向中国发出威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肯德尔说,“它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相信我们会以某种形式帮助他们。”

这位空军部长自2021年7月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优先考虑对抗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武器计划。肯德尔经常说他的三大优先事项是“中国、中国、中国!”他强调,美军必须保持领先。近年来,五角大楼优先发展新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新一代战机。

然而,美国的霸权心态使其低估了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正像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所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从不含糊。

从这个意义上讲,肯德尔之流这种妄自尊大的威胁又怎撼动中国人的神圣使命?与肯德尔的言论正相反,中国不统一不收复台湾才是巨大的错误!当然,中国仍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境外势力和台独分子胆敢违反《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必将依法采取一切手段和行动,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有句老话:宁失千军,不丢寸土。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对此,王毅代表中国政府早已作出回答: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来源时间:2022/9/29   发布时间:202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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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众院提出“台湾政策法” 与参院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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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中国问题特别小组”主席麦克考尔与36名共和党众议员28日共同提出了众议院版的“台湾政策法案”。这项议案与两周前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相呼应。

这项议案的领头者麦克考尔称台湾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伙伴”,“现在是时候武装我们的盟友了”。麦克考尔当天宣称,该立法将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台湾防卫和阻止北京进攻:建立综合性工具以提高台湾的军力;加强美国对台政策的现代化,提高美国对台“战略清晰度”;加强美台双边关系,并在国际上支持台湾。

这项议案的详细版本尚未上传到美国国会网站,但根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提供的议案概要,其内容包含三大方面:

对台政策现代化:要求美国政府将台湾称为“政府”(government);重新授权“台湾保证法案”,以减少“不必要的限制”;确保台湾能够在政府事务中悬挂“国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任命美国驻台高级外交官,要经参议院批准。

对台湾的安全援助:通过建立美国政策,增加对台湾防卫的“战略清晰度”:向台湾提供“有助于阻止侵略行为”的武器;使台湾能够“实施拒绝和阻止胁迫或侵略行为的战略”;“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政策不禁止“总统或任何美国政府机构为推进或保护美国有关台湾的利益而采取的合法行动”。

具体而言,批准在5个财政年度内提供6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金”,视台湾增加非人员防卫开支而定;建立联合训练、计划和演习;批准对台军需储备、对外军援贷款和提款授权;加快对台军售。

对抗北京对台压力:对抗北京的信息行动、影响力行动和经济胁迫;在联合国系统中多边支持台湾,支持与台湾的自由贸易授权;批准美台双边项目,包括台湾奖学金计划和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等。

由此可以看出,与参议院外委会日前经过调整后而通过的“台湾政策法”相比,众议院版本的议案保留甚至恢复了“主权象征性”的要求,对安全合作和军事援助的要求与参院版本大体一致,都包括了5个财年提供6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金”援助。

美国国会两院都在酝酿的“台湾政策法”已经引起台海由此爆发新危机的广泛关切。中国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及其在联大期间的外交活动,都就“台湾政策法案”提出了严正交涉。

反华情绪强烈的美国国会“以台制华”的意图明显。本届国会议员履职1年8个月以来,已经提出超过140项涉台议案,名目繁多,林林总总,其中众议院涉台议案近80项。当天提出的“台湾政策法”,可谓这些涉台议案的集成,与参议院的“台湾政策法”遥相呼应。此项议案的联署者包括了夏波、班克斯、格拉格尔、柯蒂斯、米克斯、格林、金映玉等平时就持强烈亲台立场的共和党众议员。

来源时间:2022/9/29   发布时间:202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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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帮助台湾做好准备,以免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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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仝馨

2022-09-28

【前言】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台海问题已成为可能引发美中冲突的关键问题。今年5月,拜登在东京出席记者发布会时,表示将会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不受中国大陆的攻击,引发轩然大波;8月,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激起台湾和中国大陆间新一轮的紧张局势;9月18日,拜登总统接受《60分钟》(60 Minutes) 节目采访时,再次承诺美国将从军事上支持台湾防御中国大陆可能发起的“入侵”。尽管不久后,白宫工作人员试图收回他的“明确声明”,但此次“口误”再次招致沸议。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高票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该法案被看作自1979年美国《台湾关系法》后,美国对台关系中的最重要法案。法案涉及多项争议性内容,包括挑战了美国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对台政策“战略模糊”和“一中政策”,如:

  • 未来5年提供超60亿美元强化台湾防御
  • 不再限制台湾在联邦机构内展示象征主权的符号
  • 禁止美国联邦政府对跟台湾政府的官方互动施加限制
  • 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任命比照美国驻外大使的提名程序,使美国以邦交国同等方式对待台湾
  • ·····

同时,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台湾政策法》被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后,对媒体重申“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仍基于‘一个中国’、美中三公报、六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此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举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美国官方对台政策并未改变。

《台湾政策法》通过前后,来自美国白宫官方、总统、政府要员的对台政策发言和行动争议重重、相互矛盾,笼罩在美国对台政策之上的“迷雾”始终未曾散去。《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曾说:“‘口误’,是指一个政界人士说出了真相——一些显而易见但是他不应该说出口的真相。”当下,我们虽无从得知“口误”与澄清背后是否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真相,但却可以从美国媒体和政治人物对涉及台海问题的关键法案——《台湾政策法》的讨论中一窥究竟。《台湾政策法》将对中国对台政策产生怎样影响?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正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美国对台政策之辩将如何作用于美中关系?本期简报精选英语权威媒体和政治学界对《台湾政策法》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为读者呈现美国及其盟国视角下对台政策背后的社会观点。

9月14日,路透社(Reuters)评论员Patricia Zengerle和Michael Martina发表题为“美参议院推进支持台湾法案”(U.S. Senate panel advances bill to boost support for Taiwan)的文章。文章称,《台湾政策法》以17-5的高票通过意味着其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共同支持,比如美国将台湾视作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文章称,该法案被认为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实施,美国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有关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建”。文章转述了台湾总统府对来自美方支持的感谢,其称该法案“帮助提升了台美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9月19日,《环球之声》(Global Voices)评论员Oiwan Lam发表题为“《台湾政策法2022》:美国对台策略逐渐清晰”(Taiwan Policy Act 2022: The US becomes less ambiguous about defending Taiwan)的文章。文章称,一些人认为《台湾政策法》意在威慑中国让其放弃入侵台湾,同时,拜登总统于9月18日在电视节目上发言称一旦中国入侵将派遣美军保卫台湾岛,也象征着美国正在逐渐远离其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战略模糊”策略。文章称,一些台湾人担心《台湾政策法》的通过将引发北京对台湾更为激进的行为,因为北京方面将其视做“宣战”,这一观点遭前台湾立法委员Chen Po-Wei的反对,其认为该法案恰恰保护了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从未想过“入侵中国”,仅希望“强大以自保”,法案的通过会令台湾实力增强,而入侵的代价也相应变大,由此可“震慑敌人”放弃极端行动。

9月20日,《日经亚洲》(Nikkei Asia)评论员Marrian Zhou发表题为“台湾法案令华盛顿‘一中’政策岌岌可危”(“Taiwan act puts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at risk”)的文章。文章称,美中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拉锯未见减弱,目前双方处于“安全困境”和“恶性循环”中,而一旦发起战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文章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自己是“受害方”,而另一方“咄咄逼人”,因此不得不“采取防卫行动作为回应”,而这些“防卫行动”又再次被对方认定是“咄咄逼人的行为”,于是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一方在此基础上作出更多回应。文章认为中国-台湾问题已经成为美中问题,这一问题将美中关系置于危险之中,尽管双方都无意在台海进入冲突,但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更可怕的是,双方对于可能发生的危机和冲突均未启动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机制。

9月22日,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发表题为“当前《台湾政策法》难通过美国国会”(“Taiwan Policy Act unlikely to pass in current term of US Congress”)的文章。文章称,尽管该法案已经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但其仍需经由参议院全体成员通过,众议院也必须有同样的法案,上下两院通过后该法案后还须拜登总统的同意后方可成法,而这一过程将“非常艰难”,因为目前华盛顿依旧称其秉持“一中政策”。但文章称,台湾方面认为美国会议院于9月15日提出的议案《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The Accelerating Arms Transfers to Taiwan Act)亦可加快台湾军事力量的提升。文章称,美国近期对台政策是基于台湾当前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远利益考量,同时也汲取了俄乌开战后援乌军备武器难解近渴的教训,无论是《台湾政策法》抑或《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台湾做好准备,以免为时已晚”(“help speed the transfer and delivery of those weapons, so that Taiwan is prepared before it is too late.”)。

9月23日,美国《外交官杂志》(The Diplomat)评论员Johanna M. Costigan发表题为“聚焦地缘政治 为何台湾政策法如此关键”(“Why the Obvious Geopolitics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Matter”)的文章。文章称,相较于支持台湾,《台湾政策法》更像是为反对中国而制定,是大国争霸的产物。文章认为,从广义上讲,《台湾政策法》意味着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美国近年来两党所支持的、大规模的、激进的对华政策的反映,这一对华外交的强硬立场在美台关系上得到集中呈现。文章指出,尽管一些台湾支持者称西方国家设身处地地为台湾着想,理解他们的“恐惧”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同时,这一法案也将台湾推到美中问题的风口浪尖。

【小结】

目前,对于《台湾政策法》的目标和影响,美国及其盟友并未达成共识。虽然该法案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并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以高票通过,但对于法案将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美国和其盟友众说不一。反对者认为,美国当前需要的是全球性合作,《台湾政策法》把中国视作敌人而非伙伴,将引起冲突和战争,并激化美国的亚裔仇视现象。即便在法案支持者一方,观点也并非一致。有议员认为由于法案大幅提升台湾的军事力量,将导致中国在丧失“时机”前加快入侵台湾的计划,而来自台湾的评论家则认为,法案本身就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即便该法案成法尚需一段时日,该法案的提出也将令中国在考虑发起战争前不得不审度其将付出的“巨大代价”。此外,尽管《台湾政策法》和紧随其后提出的《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中的内容在中方看来极具“挑衅”意味且等同于传递“宣战”信号,美国媒体也将其视作美国长期以来对台策略由“战略模糊”向“战略清晰”的转变,但来自白宫方面的澄清坚称其始终未放弃“一中政策”。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所普遍认同的一点是:法案的通过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将美中台三方至于随时可能引发冲突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邦交正常化精神与新时代中日安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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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  来源:中美聚焦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经济依存不断深化,然而两国建立政治互信依然任重道远。

其中最突出的体现是中日安全关系。日本将中国定义为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在海洋安全、台海、核武器等问题上频频针对中国发声,提出从根本上提高防卫能力,强化日美同盟以增强一体化军事威慑力。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倾向(例如列装千枚远距离导弹,军事开支达标GDP的2%,存在介入台海的可能性等),让中国高度怀疑日本意图重新走向军事大国。

50年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安全问题并不是双边关系的核心课题。如今,管控中日安全关系风险却成为最紧要的问题。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需认真思考应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来构建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安全关系。

首先,新世代中日安全关系必须发扬邦交正常化核心精神,即实事求是,而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事实就是两国“互为最重要邻国”。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仅千余字,但通篇都能感受到当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和民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定信念。包括安全关系在内,中日两国各领域的关系都不能忘记“互为最重要邻国”这一基本事实,不能用竞争更不能用对抗去定义中日安全关系。

邻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如果用竞争甚至对抗的视角看待,很多问题往往就会人为地、无必要地“被安全化”。例如近期在所谓“台湾有事”的舆论下,冲绳被看成是安全保障甚至是战事最前线,军事逻辑开始覆盖其他逻辑。但实际上,冲绳地处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中间位置,无论作为地区物流中心还是旅游胜地都可在地区一体化中扮演远远超出军事基地的作用。成为地区枢纽的冲绳不仅可以发展自己,也会为日本带来更大的安全。

第二,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之所以新,就是要超越以军事威慑力为逻辑起点的旧安全观。近年来,在日本政要关于安全保障的发言和媒体话语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就是“威慑力”,而这个威慑的对象毫无疑问是中国,主要理由是中国过去30年军事力量急速扩大,中日围绕领土的争端给日本周边安全造成了恶化影响。这种以威慑为基础的对华安保观认为,为了避免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需要有强大的威慑力,因为威慑力弱小会成为对方使用武力的诱因。

在安全保障中,威慑力一直是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冷战的历史已经证明,过度依赖威慑力的安保认知是以设定“假想敌”为前提的,它不仅不会获得国家安全,还会导致错误认知轮番升级,让国际关系恶化,最后引发集体不安全的悖论结果。

50年前中日宣布结束两国关系不正常的状态,50年后绝不应以军事威慑力为主要逻辑来寻求中日安全关系的“不正常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即使面对日本日益使用威慑力的话语体系,也要保持战略耐心,抵制以威慑力对威慑力的冲动,牢牢把握中日安全关系需要新安全观的正确方向。

第三,新世代中日安全关系应建立在双方社会更广泛深入互动和理解的基础上。尽管日本安全政策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也要看到,日本社会对于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复杂和多面的。例如,2015年日本安保关联立法期间就出现过10多万民众示威游行反对的局面,而对于日本讨论发展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也是反对声音居多。

经济界对政府推行过于严格的经济安全保障立法也一直有反对声音。只要社会层面不单纯相信军事威慑力的话,旧安全观全面复位就不容易。中日作为互邻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和社会联系非常紧密,两国越是相互开放,就越是有助于构筑中日新型安全关系的良性社会基础。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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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超越个人传记的美国革命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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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博雅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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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超越个人传记的美国革命史经典,

遇见一个更加真实而复杂的潘恩!

本书作者:

埃里克 · 方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荣休教授,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1993)、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0)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2006)。方纳在美国内战史、重建史、黑人史和政治文化史等领域中著述甚丰,其著作《美国自由的故事》《给我自由》《烈火中的考验》《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已被译为中文。

本书译者:

杨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美国19世纪政治史、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等,著有《纽约州政党政治与美国第二政党体制的起源(1812-182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中文版序言(王希)

再版序

导 论 托马斯·潘恩的问题

第一章 成为一名激进派

第二章 潘恩的费城

第三章 《常识》和潘恩的共和主义

第四章 潘恩、费城激进派和1776年政治革命

第五章 价格控制和自由放任主义:潘恩与美国民众的道德经济

第六章 潘恩与新国家

第七章 尾声:英国、法国和美国

致 谢

索 引

再版序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首次出版于1976年,与其他任何一本历史著作一样,是写作时所处时代的产物。这个新版本既是为了使作者个人满意,也是对时光流逝令人不安的提醒。它为思考该书如何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政治和史学潮流提供了契机,也为思考关于潘恩及其时代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如何演变提供了机会。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探究了潘恩个人及其所处世界的历史局势,以及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我完成研究的方式反映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受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的政治氛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对我这代美国史家的影响,以及本国“新劳工史”的影响。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有幸师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是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引导我走向了贯穿我大部分研究生涯的课题——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以及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我的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完成于1969年,并于次年出版,考察了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它在许多方面都为之后被称为“哥伦比亚学派”(Columbia School)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范例,该学派致力于对政治观念、符号和制度进行细致分析。

我在学生时代深受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所以决定自己的下一部著作将研究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我部分仿照霍夫斯塔特的经典著作《美国的政治传统》,把章节分配给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激进共和党人、爱尔兰裔土地改革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新旧左派的领导人。托马斯·潘恩是书中第一章的主角。我的目标是阐明组成美国激进传统的不同面相,为当今的社会活动家提供一个“可用的过去”。

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资助下,我得以在1972—1973学年去英国访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关于潘恩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等章节的研究。随后我首次接触了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领域的研究,这是我研究生教育阶段所缺失的。我也开始结识一些该领域的顶尖学者——比如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乔治·鲁德(George Rudé),他们慷慨地向我分享了自己对于潘恩及其时代的观点。我清楚地记得参加霍布斯鲍姆每月在伦敦历史研究所(London’s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举办的具有探索性质的劳工史研讨课,并且用一整天的时间与汤普森待在他邻近伍斯特(Worcester)的家中,他时常打断我们关于潘恩的谈话,然后冲进隔壁房间,观看电视直播的英国和新西兰队的“国际板球锦标赛”。在回到美国之后,我任教于纽约城市学院(New York’s City College),该校的赫伯特·G.古特曼(Herbert G. Gutman)致力于复原从矿工到奴隶这样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经历,这位坚持不懈的鼓吹者在此已经集结了一批年轻的社会史和劳工史学者。

今天,当我们认为历史理应包括那些之前被忽略的群体(少数族裔、妇女、劳工和其他边缘群体)的经历时,很难体会那种首次接触“自下而上看历史”时的智识上的兴奋感。在英国学习,以及与纽约城市学院的同事并肩工作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伏案书写潘恩章节时的研究方法。与我的处女作一样,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对政治观念的研究,但是这次我试图从社会史和潘恩所处不同环境的政治运动(尤其是伦敦和费城的下层民众)的角度来审视他的著作。当我写完这一章时,已经超过了100页。我应当如何精简内容?随后沃伦·苏斯曼(Warren Susman)同意阅读我的初稿并提供建议,这位杰出的历史学者敦促我将这篇冗长的文章扩充成一部关于潘恩与革命的著作。他认为我的这种分析无法压缩成一个章节,并且明智地指出美国独立二百周年即将到来,一部关于潘恩的书将吸引大量读者。谢尔顿·迈耶(Sheldon Meyer)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欣然同意为一部关于激进主义的书做这样的调整。《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出版于1976年1月,大概是在潘恩那部伟大的小册子《常识》在费城首次出版二百周年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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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的导论指出,它“并不是又一部潘恩传记”。这部书并没有细致地讲述潘恩的一生,因为其生平已经广为人知。它主要探究潘恩思想在18世纪英国的源头,潘恩的观念在美国得到的阐发,以及他与美国革命时发生的具体事件(独立的决定,政治民主的扩大,控制价格与自由放任之争,以及围绕北美银行的争论)之间的关系。尾声一章描绘了潘恩1787 年回到欧洲后的生涯,包括他在18 世纪90 年代创作那些伟大的小册子——《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这部书虽然聚焦于潘恩生涯的美国阶段,但也体现了我在英国的研究成果,即探讨了潘恩对英国18 世纪90年代激进运动的影响,以及那些运动对他观点演变的影响方式。书的结尾简要回顾了潘恩的思想遗产在他去世后如何由自由思想者、劳工运动者和激进主义者发扬光大。

这部书认为,潘恩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是创造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话语风格的先驱。潘恩在扩展后来学者们所谓的“公共领域”——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政治争论场所——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为了使语言能够吸引广大的普通读者,潘恩消解了君主制和世袭特权的传统正当性。他也明确阐明了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将这个新的国家称为“人类的避难所”,在这个充满压迫的世界充当自由的灯塔。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一部观念的社会史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种克服被批评者称为“碎片化”的早期努力,“碎片化”使美国的过去被划分成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独立的子领域。这部书将潘恩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语言,尤其是将他对社会平等主义和改善经济的激情,与他前半生在英国生活的经历,以及为美国独立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最后,这部书强调了潘恩的“现代性”。许多潘恩的同时代人对一种想象的“古老宪法”或原始的农业社会充满怀旧情绪。身处这样的时代,潘恩的观点富有远见,将自然权利、政治民主和同情穷人与通过商业发展而获得经济进步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6年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活动结束时,潘恩研究的复兴都没有减弱,我的书是这股热潮的组成部分。确实,到20世纪末,潘恩获得了被一位学者称为“近乎名人”(near celebrity)的地位。(理查德·艾登堡[Richard Attenborough]导演现在甚至声称计划拍摄一部关于潘恩生平的好莱坞电影。)由于潘恩的观点并不完全适合当代的政治分野,所以他已经成为抱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个人与运动的鼻祖。他的民主和平等观点,与他对既存权威的蔑视,使他成为左派的英雄;他对政府是恶的来源的认同,他对自由放任经济日益增长的支持,以及他主张低税收,对当代的右派很有吸引力。

…………

当我正在完成《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一书,我的学术生涯突然发生转向。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让我为“新美利坚国家”丛书(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撰写关于重建的一卷,我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它。随后,我开始对美国自由观念的历史产生了兴趣,然后撰写了一部从欧洲殖民者征服和定居的早期岁月一直到21世纪初的美国历史的教科书。这些和其他一些著作关注新的议题和历史时期,反映了过去30年来新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分析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仍然与30年前相同——美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美国民主的本质,政治观念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激进社会运动在塑造现代世界中的角色。《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产物。今天的读者无疑会对潘恩提出与30年前的读者不同的问题与假说。但是潘恩多变的思想与对政治和社会变化富有远见的观点将会使21世纪的美国人与潘恩去世后的每代人一样,继续发现他仍具有现实意义、挑战性和启发性。

(节选自《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来源时间:2022/9/28   发布时间: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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