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仝馨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从5月29日起，“美中故事汇”每周将为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文字报道做简单汇编；从8月15日起，该汇编将聚焦中国社交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旨在从中方舆情角度探索其对美国和美中关系的认知，以更好地理解中方对美的外交言论和政策，为推进美中关系的改善提供切入点。汇编的总题目为“美国又怎么了？”。本期涵盖的时间段为美国东部时间9月2日至9月18日。
对美我们既要斗争又要劝解教育
——美国又怎么了（十六）
来源时间：2022/10/1 发布时间：2022/10/1
旧文章ID：28465
作者：乔桥 来源：美中故事汇
中国全国的党代会每五年一次，每次在会议上落实的人事安排和达成的政策共识会是今后五年各项工作的指南。
我们目前知道的是，中共高层已经就会议的人事安排和会后的政策走向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一、会议的日期已经确定；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
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20大之后的人事安排杳无音信。因此，眼下通过“人事就是政策”的方式判断今后中美博弈的走向完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么当下有没有什么迹象表示中南海在今后5年会如何打点对中国、对美国和对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呢？
截至昨天，似乎有两个重大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志在今后一段时间努力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
第一迹象是普京在参加上合组织的峰会时公开承认中方对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有疑问和担心（中俄领导人见面都说了什么），这个表态说明中国正在拉大自己与莫斯科的距离。任何与俄罗斯的渐行渐远的言行都会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注，并有利于北京改善与它们的关系。
第二个迹象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王毅9月19日在纽约与基辛格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民间组织和企业代表见面时对20大后中国国策和中美关系走向的表述。
在谈到中国国策的时候，王毅说了两个“确定性”，即“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追求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和“ 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新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在20大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召开的时候这样公开对美国人讲这两个确定性，想必这将是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那么，在这个令人鼓舞的主旋律的框架之内，中美关系会怎样呢？
王毅谈到了三个确定性，分别为“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 和 “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
这三个确定性至少透露了以下几个重要信号。首先，尽管在中国政府看来华盛顿在过去6年的时间里一直竭尽全力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领导人依然没有放弃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希望，因为维护这个关系与中国的现代化和深化改革息息相关。
其次，中美即使在诸多问题上不共戴天，但经贸关系的互补是有目共睹的。扔掉这个压舱石，中美关系这条大船会很快沉没。
最后，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而要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美的协调与合作。中国领导人在撒马尔罕对普京说，“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仅与中国的广东省相提并论，这句话其实更应该跟拜登总统说。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今后继续拿台湾问题说事，中国也许会做出放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决定。难怪王毅说，如果类似佩洛西访台、参议院审议《台湾政策法案》和拜登表示美国会协防台湾（关于台湾问题，拜登又说了什么？）这样的事继续发生，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不复存在，中国也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宁失千军，不丢寸土”的大旗。
如果中国志在修复双边关系，并在20大后率先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而美国行政部门不但不予以回应，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在台海和其他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就是各方的猜想了。
从尼克松50年前启动双边关系的破冰，到今天曾经波拉壮阔、并依然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这对关系可能发生的鱼死网破，中美两国可能会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回到了一个新的冰河时代。
王毅对美方代表说，“中美关系攸关两国前途命运和世界和平稳定。双方应共同努力，找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两个大国和平共处之道。”
21世纪还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期待中美出现像尼克松和毛泽东、卡特和邓小平这样的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共同把这个从来就很艰难但回报却巨大无比的双边关系送上新的轨道。
来源时间：2022/10/1 发布时间：2022/9/20
旧文章ID：28464
作者：乔桥 来源：美中故事汇
今天是九·一八。91年前，日本打响了鲸吞中国的第一枪。
乌克兰的九·一八是2014年3月18日，那天俄罗斯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那是俄罗斯要吞并乌克兰的开始。
2022年2月24日是乌克兰的“卢沟桥事变”。是日，俄罗斯大军进入乌克兰，意欲短时间内拿下基辅并，建立傀儡政府。
然而，事与愿违。普京要对乌克兰非纳粹化和非军事化的战争打得并不顺利。不仅拿下基辅的战略目的没有实现，最近连守住顿巴斯的计划似乎也岌岌可危了。
战争的现状
俄罗斯在二月底出师不利后迅速调整了战略，并把主要兵力投入到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之后俄乌战争进入僵持。进入9月，乌克兰在东线突然大规模反击，俄军做鸟兽散。目前双方的情势大致如下：
乌克兰气势如虹，俄军在布察和伊祖姆对乌克兰平民令人发指的暴行让乌军官兵更加同仇敌忾，大有不把俄军赶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领土誓不罢休的劲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和其他援助还没有因为能源危机等有任何萎缩的迹象。对援乌一直三心二意的德国这几天又做出向基辅提供军火的决定。
国际上有很多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国家，但公开支持它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的国家并不多。本周，对俄罗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分别对莫斯科的做法间接或直接表示了异议：先是普京承认中国对其做法有疑问和担忧，接着印度的总理莫迪对普京表示，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不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国家与俄罗斯目前的经贸关系是俄罗斯的生命线。
普京在对乌克兰开战之后一直没有后顾之忧。然而，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失利和伤亡的增加，批评俄罗斯作战不利和普京没有大刀阔斧地攻击乌克兰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普京一直没有搞战争动员，因为他知道一旦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普通人民对战争的看法会马上改变。苏联当年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导致它最后崩塌的导火索之一。
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的官兵军心显然涣散。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又一个新阶段。普京现在更没有见好就收的本钱，乌克兰目前也绝对没有和谈的意愿。如果乌克兰在西方硬件（武器）和软件（情报）的协助下继续扩大战果，而俄罗斯对自己的作战方式又不做任何改变的话，俄军最后被赶出乌克兰不是没有可能。
普京的抉择
普京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手中的牌还有很多。
普京可以对战争的目标做进一步的修改。他已经很少说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最近，在上合峰会上，普京甚至提出捍卫顿巴斯地区的“独立”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修改战争的目标可以让莫斯科更容易找到“见好就收”的借口。
他可以启动有限的战争动员，让退伍军人和预备役军人进入现役，这样可以为目前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部队做及时和必要的补充。
他可以正式对乌克兰宣战，启动国家全面动员，并推行强制兵役。
他可以下令部队攻击乌克兰境内的非常规目标，进行以摧毁乌克兰基础设施为目的的全面战争，几天前俄军对乌克兰一个水库的弹道导弹攻击就是这种升级的开始。
他可以启动对乌克兰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
他可以开始攻击乌克兰之外的战略补给通道，也就是说可以把战争扩大到像波兰这样的国家。
他可以在战争中启用其他非常规武器，比如网络攻击，太空攻击，虚假信息攻击等。
当然，俄罗斯可以使用生化武器和战术核武器。
普京打出这些牌肯定会再次改变俄乌战争俄局势。
战争还能打多久？
苏联1979年年底入侵阿富汗，1989年年初撤离，那场战争持续了近10年，撤军不到两年，苏联就不复存在。普京对乌克拉的战争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生存受到威胁，也不是因为乌克兰是西方的雇佣军，而是他自已立志要把当年被戈尔巴乔夫等弄垮的国家再振兴起来。在作战之前，普京对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可能的反应的判断和对乌克兰能坚持多久的分析应该是完全不准确的。他甚至没有明确告诉自己的官兵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虽然俄罗斯在战场不断失利，但普京目前还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他在参加上合组织会议时公开说，俄罗斯还有全力以赴作战，言下之意是这场仗还可以旷日持久地打下去。
然而，打仗是要花钱的，俄罗斯的经济不足以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
其次，打战是需要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和老百姓的支持的。俄罗斯的经济因为各种西方的制裁已经一蹶不振，而战争的继续会给老百姓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到那个时候，国内的反对势力会蠢蠢欲动，普京将会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困境。
第三，普京的确有很多选项，但每一个选项都有不同的后遗症，都会让莫斯科在国际社会受到更多的孤立和挤压。尽管俄罗斯威胁说，如果西方给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那就等同是对俄罗斯宣战。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会不会攻打北约国家不得而知，但一旦莫斯科对任何北约国家挑起战事，后果可想而知。
最后，国际社会最担心普京在常规战争打不赢的情况下使用生化和核武器。拜登总统在接受美国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2022年9月18日晚播出）被问到，如果普京决定在俄乌战场使用化学或战术核武器，你会对他说什么？拜登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会根本改变二战以来战场的形态。”（”Don’t. Don’t. Don’t. You will change the face of war unlike any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拜登还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你以为我会如实告诉你战场的形态会怎么被改变吗？我当然不会告诉你。他们那样做是会有后果的。他们会在全世界被空前孤立。我们如何应对取决于他们会干什么。”（”You think I would tell you if I knew exactly what it would be? Of course, I’m not gonna tell you. It’ll be consequential. They’ll become more of a pariah in the world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And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what they do will determine what response would occur.”）
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后，世界上没有任何拥核国家在战争中第二次使用核武器。普京应该不会铤而走险，尽管俄罗斯的核武库可以把这个世界毁灭无数次。
总而言之，目前俄罗斯求和太没面子，普京不会去做；乌克兰越战越勇，要旧仇新恨一起报，也不会轻易求和。俄乌僵持，不仅两国受累，全球也跟着吃苦，特别是欧洲要面对发生核泄漏或核战争的可能性。
因此，有大国担当的美国、中国、欧盟、印度，甚至土耳其，需要积极斡旋，让莫斯科鸣鼓收兵，让基辅急流勇退，在联合国主持下先实现停火，并进而谈判签署和平协议，保证俄罗斯的安全，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并开始重建。
这是俄乌战争的最好结局。
来源时间：2022/10/1 发布时间：2022/9/18
旧文章ID：28463
作者：鲍盛刚 来源：中美印象
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而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的瓦解与解体被认为是21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失败，同时也意味美国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胜。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格局，美苏两极被代之以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美国与西方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冷战结束后的30年，人们发现这些认知都错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又回到了过去。
首先，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的解体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吗？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般归于其体制，即低效的经济与腐败的政治，所以前苏联的解体实际上是其体制内爆的结果。当然还有美苏军事竞争拖垮了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消耗了前苏联的实力。最后，还有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过度信任与盲从。但是，事实上，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都离不开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才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瓦解与解体的直接原因。
美国与西方学者认为，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结束，但是事实正相反，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冷战结束的结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以及冷战时期美苏霸权的建立都离不开冷战。它们因为冷战而起，也因为冷战结束而终。对此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将苏联解体视为冷战终结的标志。这一认识既不符合历史，也给现实以及未来的欧洲和平埋下了祸根。从战后历史看，正是因为冷战，所以才有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峙，当然反之亦然，因为两大阵营的对抗不断升级，才有冷战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形成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导致了世界南北分裂与对峙的格局，同时也形成了两大相互隔绝的封闭的地缘经济格局，一个是以前苏联为中心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且，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抗同时加强了美苏两国对集团内部的统治，巩固了它们在各自集团内部的中心与霸权地位。所以，随着冷战的结束，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与前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意味新自由主义的完胜吗？事实是前者的失败并不意味后者的胜利，相反，在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人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大失败，以及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复兴，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与优越性。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之后，美国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民粹主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它让问题更趋严重，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旧的秩序崩溃了，希望变成了绝望，绝望变成了愤怒。民众的绝望与愤怒是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可以说，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困境正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大失败，他们正在重蹈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覆辙，面临体制的内爆与社会的解体，甚至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而目前的俄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并没有能够转移其国内矛盾，平息国内的动荡，而是相反进一步加剧了矛盾与动荡。
其三，冷战结束是否真的意味是美国与西方的胜利，还是同样是一个灾难呢？对此美国已故历史学家沃伦斯坦·伊曼纽尔就曾经讲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据说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而美国则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对于现实的极端错误的理解。问题之一，就是苏联的解体对美国而言是个灾难！我知道没有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那么，为什么说冷战结束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灾难呢？这是因为冷战不仅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对峙，也是美苏在冷战期间称霸世界的基础。在美国，对于冷战的认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乔治·凯南的，一个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两人都是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前者可以称之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后者可以称之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前者认为冷战源于苏联的扩张本性，美国的“遏制”战略是对苏联的反制，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博弈。后者则认为冷战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裂与平衡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阻止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显然，两者比较，后者更能说明冷战的真相，也更能够说明目前美国的行为与战略意图。
斯皮克曼有一句名言，即“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而要控制边缘地带，就要控制欧亚大陆的两端，就不允许在欧亚边缘地带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而要做到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国家处于对立与相互牵制的状态。所以，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斯皮克曼将此战略称之为“和平地理学”。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原因首先在于，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框架，打造了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在欧洲，让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相互争斗，相互牵制，自己则以平衡者，和平自由的维护者自居，并制造了一个所谓自由世界与专制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假象。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让中国，俄罗斯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盟友相互对峙，抗衡，其逻辑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目的也是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亚太体系。其次，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经济框架，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冷战成了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其三，冷战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对外可以维护与盟友的团结，建立和维持美国的霸权，对内则可以转嫁国内矛盾，维护资本的统治。对此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书中就这样写到：事实上，现代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的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根本没有互相开战，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陷或者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结构的不变。制造威胁变了成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玩弄民众的把戏。
而冷战的结束不仅终结了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分裂局面，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霸权与美欧主导世界秩序的基础。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如同相依在一起的两捆稻草堆。而冷战的结束，其中一捆的倒塌，那么另一捆还能屹立不倒吗？首先，没有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也就没有美欧联盟的必要性，由此结果是美欧关系的渐行渐远。而没有美欧联盟，美国单枪匹马又何以能够领导世界呢？其次，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结构，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美国与西方不再是全球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曾经的“美国生产，世界消费”的模式变成了“世界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变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以至于导致美国衰退，中国崛起。而经济中心的转移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再有，没有冷战，美国的军火又能够卖给谁呢？中东是一个市场，但是却相当有限。最后，没有了共同敌人，又何以转嫁国内矛盾，凝聚国内的团结呢？
其四，全球化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吗？30年前冷战结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全球化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去西方化。那么，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场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国化，等于世界再美国化与西方化吗？同样，30多年前，新自由主义潮流风靡全球，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解释道：理由是“别无选择。”市场掌握全局，那些试图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将会为它们的愚蠢付出代价。是经济，傻瓜。但是，30多年后，人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因为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政治，傻瓜。那么，到底谁是傻瓜呢？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德里·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曾经这样分析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直以来都在整个世界奔波，推动其他国家开放他们的市场，实现政治运作的自由民主，并且拥抱贸易与技术，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发展新产业，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自己却变得越来越怀疑自己过去一直以来珍爱的东西，比如自由市场，贸易，移民和技术变化。正当世界开放的时候，美国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由此“当历史学家撰写从现在开始往后的时代之时，他们可能注意到，在21世纪的早期阶段，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推动世界的全球化。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可能也会写到，美国却在这个过程中忘记了将自己也变得全球化。” 同样，已故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曾经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是，人类社会正同时朝着更加融合和更加分散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在扩大。在这种背景下，地理上的邻近性不仅没有促进相互融合，而且导致了相互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有关全球性拥挤现象的一种新观念所引起的。可以说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悖论的最典型表现。
其五，冷战的结束意味“历史的终结”吗？现在看来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冷战，甚至于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写到：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而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年。
在欧洲，俄罗斯是威胁吗？事实是如果说俄罗斯是威胁，那么德国，法国，英国还有欧洲一体化也是美国的威胁，因为一个主导性国家或者国家间联盟的兴起都将威胁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们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相互消耗。而为此一方必须是威胁，必须是敌人，另一方必须是盟友，这就是美国离岸平衡游戏的规则，否则游戏就玩不起来了。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鼓吹俄罗斯威胁论，引发俄罗斯与新欧洲和老欧洲的矛盾，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引发新欧洲与老欧洲的矛盾，引发英国与法德之间的矛盾，等等。通过盟友遏制俄罗斯，反过来又通过俄罗斯牵制盟友，使盟友更加依附于美国，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所以，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同样在亚太地区，崛起的中国是威胁吗？事实是如果说中国是威胁，那么日本，印度以及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是美国的威胁。所以，对于美国来讲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让它们相互争斗，相互牵制，其方法可以说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一方面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引发中国与日本，印度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孤立中国，打乱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来牵制平衡日本，印度等国家，因为显然一个可能崛起的印度和可能再次强大的日本也是美国不愿看到的。这可谓是一举两得，一石两鸟。如果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那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就会愈演愈烈，对此不妨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欧洲，就可以略知一斑。
伊曼纽尔·沃伦斯坦曾经写到，“我相信，美国不是人类麻烦与苦难的制造者。但是，我相信它是人类麻烦与困难的受益者。”显然，他指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就是因为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而变得伟大的。可以说美国的伟大是建立在欧亚大陆分裂与战乱的基础上的，没有欧亚大陆的分裂与战乱，就没有美国的伟大。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变得伟大，成为人类麻烦与苦难的受益者，正在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人类麻烦与苦难的制造者,将世界推回到冷战，甚至于不惜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来源时间：2022/10/1 发布时间：2022/10/1
旧文章ID：28461
作者： 来源：BBC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对于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来说，中共每五年一次的政治会议实质决定了国家新一届领导层。
最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角逐。现行七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的实际最高决策机构，常委往往兼任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他们的名字高频率出现在中国的各种官方新闻报道中。
然而，常委的选择通常秘密进行，外界通常需要在党代会的最后一天，当“入常”的领导人与媒体见面时，才能得知最新一届常委的阵容。
不过我们依然能从一些官方媒体的宣传稿中了解这一过程如何进行的蛛丝马迹。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1001/20221001010326_6747.jpg")
中国官媒“人民网”此前曾披露，在“十七大”召开前的2007年6月，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曾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给每位参会者发放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以要求他们在近两百人（包括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选出政治局成员，包括常委会人选。官方称，该名单为最终结果“提供了参考”。
自中共2002年第一次有序权力交接以来，“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限制已运作近20年，它指的是每逢党代会召开，满68岁的常委必须离任，67岁的仍可留任。
69岁的习近平在10月16日开始的“二十大”上很可能打破这一约束，而剩下24名政治局委员（包括其他六名常委）是否仍将遵循该惯例，引人关注。
从年龄来看，现任常委中，72岁的栗战书和68岁的韩正都已到达年龄限制，如果该惯例得以继续，他们将面临退休。
67岁的总理李克强没有“触线”，但中国法律规定，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可能意味着李克强有两种可能：退休，或继续留在常委中，但转任其他职位。
因此，“二十大”上有多少常委的位置将留给新面孔，直到最后一刻都将是未知数。以下是基于年龄等因素，有可能跻身政治局常委的官员以及关于他们的简介。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最年轻的委员。59岁（1963年出生）的他主管农业领域，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也是习近平扶贫工作的主要执行者。
胡春华曾被视为是中共下一代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接班人，但习近平修宪让这种可能性大为减少。外界视他的关系和习近平并不亲密，但他的丰富资历仍可能使他进一步高升。
胡春华出身湖北省农村的草根家庭。1979年，刚恢复不久的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他在毕业后前往西藏工作了14年。在1980年代末，他成为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当时西藏的“一把手”是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
他随后被调入共青团中央任职，并在2008年成为河北省代省长，期间正值“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在次年底，他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2012年，他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但他通往“接班人”的道路在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上受阻，他并未在那次会议上成功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一起被视为政治新星的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更被宣布“落马”。
2018年，他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四位副总理中排名第三，主管农业和扶贫。2021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丁薛祥
丁薛祥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60岁（1962年9月出生）的他是习近平的亲密助手，是“二十大”上进入常委会的关键人选。
丁薛祥是工程师出身，这让他的仕途在上海材料研究所开始。在1996年，他成为所长。
1999年，他成为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并在2001年任上海闸北区区长，2004年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人事局局长。
2007年，45岁的他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成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政治秘书。尽管两个人共事时间不到一年，习近平就被调入中央，但这段时间仍可能为他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
2013年，他被擢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后又被授予习近平个人办公室主任的新头衔。此后，他多次陪同习近平出访国内外。
201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陈敏尔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也是“二十大”常委席位的重要竞争者。62岁（1960年9月出生）的他曾和习近平在浙江省长期共事，被认为是习近平思想的忠实拥护者。
陈敏尔的从政之路从浙江绍兴的宣传部门开始。2000年，他开始主管省级党报《浙江日报》。据官方媒体报道，当时他曾以"本报记者陈敏尔"身份为该报专栏《浙江浪花》撰稿。
不久后，他开始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而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习近平。
据报道，陈敏尔推动《浙江日报》头版推出《之江新语》栏目，发表了200多篇署名“哲欣”的短评，而“哲欣”是习近平的笔名。
陈敏尔后来调任贵州省委书记，并在2017年孙政才“落马”后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他誓言要“肃清薄熙来、孙政才余毒”。
李强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也是习近平团队的核心幕僚之一。63岁（1959年出生）的他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与之共事。今年上海疫情的处理失当可能会为李强的仕途蒙上阴影，但仍有几率“入常”。
李强曾是一名工人，后来就读于一所技术学校的农业机械化专业。在1984年，他成为共青团浙江省瑞安县委书记，并很快被调入浙江省民政厅，负责农村工作。
1992年，他成为省民政厅副厅长，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在浙江多地任职，并于2004年成为浙江省委秘书长，当时习近平任省委书记。
2016年，李强被调往江苏任省委书记。2017年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转任上海市委书记。
今年3月，上海爆发的新冠疫情为李强的继续升迁带来质疑。此轮疫情是过去两年都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高峰时日新增感染者达到两万多例。
长达两个多月的严厉封锁导致上海频发民生危机，经济受到重创。李强在居民区视察时，罕见遭到情绪激动的居民当面斥责。相关画面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
由于年龄关系，如果李强成为常委，他可能仅能任职一届。
李希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希也可能在此次“二十大”上更进一步。李希现年65岁（1956年10月出生）。过去几年里，他似乎颇受习近平的信任，尽管两者并未有直接共事经历。
李希曾在其家乡甘肃省工作了22年，从省宣传部秘书处干事到省委秘书长。在2004年，他转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
2011年，李希从西部来到华东，在上海短暂“镀金”三年后，被调至东北的辽宁担任省委书记。
当时，辽宁经历了人大代表贿选案和经济资料造假等一系列事件，任命李希被视为有“救火队长”的意味。他在辽宁的四年间整饬官场，并进行改革。
2017年，辽宁公开承认该省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而这几年主政辽宁的是李希的前任王珉，后者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7年，李希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远调广东任“一把手”。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也是政治局常委的跳板，他的仕途仍可能更进一步。
黄坤明
现任中宣部部长的黄坤明是习近平宣传战略的主导者。黄坤明现年65岁（1956年11月出生）。如果现在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王沪宁（1955年10月出生）在“二十大”上离任，黄坤明有一定可能性接替他的职位。
黄坤明曾在解放军服役，随后长期在家乡福建龙岩任职。1999年，他开始在邻省浙江任职，并在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
值得注意的是，当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主政期间，他都是习的部下。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习近平作出此番表态不久后，黄坤明被擢升为中宣部副部长。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迅速加强对网络、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扩大审查和屏蔽，警告高校教师要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并提出“党媒姓党”的口号，要求媒体“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2015年，黄坤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当前，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
2018年10月，香港传媒访京团与黄坤明会面，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透露，黄坤明曾表示“港媒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的基地”。
蔡奇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同样是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旧部。66岁（1955年12月出生）的他曾有着火箭般的官场跃升速度，但他的年龄意味着他如果“入常”，仅能任职一届。
蔡奇早年从高校转入福建省委办公厅，逐步爬升，在1997年成为三明市市长。
两年后，他被调到浙江任衢州市长，后任衢州市委书记，这与同样从福建调至浙江的习近平轨迹重合。当时，蔡奇还因是为数不多使用微博的高官而受到关注，粉丝达到600多万。
2014年，他被调至中央，任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2016年成为首都北京的市委副书记，2017年成为北京市委书记。
他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他当时并非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晋升速度罕见。
他主政北京后，迅速开展了一系列整治行动，例如要求“控制人口规模”，大规模强拆廉价出租屋，导致极具争议的清理“低端人口”运动。
他还提出拆除北京建筑物楼顶的牌匾和广告牌，以“亮出天际线”。据报道，北京当局在两个月内就拆除了近9000块牌匾。但该行动被批评是劳民伤财的行为。
蔡奇任内，北京在疫情中成功举办了冬奥会，这可能被视为他仕途上的“加分项”。
李鸿忠
现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有着丰富的主政经验。66岁（1956年8月出生）的他与习近平没有共事经历，但长期以来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拥护和忠心，这让他不排除成为今年“二十大”上的“黑马”。
历史系出身的李鸿忠早年在家乡辽宁任职。1985年，他成为辽宁省委书记李铁映的秘书。随着李铁映同年转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他也调任电子工业部办公厅。
1995年，他南下广东省任职。十年后，他成为经济特区深圳的市委书记。2007年，他前往湖北，先后成为省长和省委书记。2016年，他成为直辖市天津的省委书记。
李鸿忠以其多次强调对习近平的忠心而闻名。2016年，他第一次提出习近平“核心”论。2018年，李鸿忠再次强调，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但他在民间的声望因为一次抢夺记者录音笔事件而大受打击。
2010年，时任湖北省省长的他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一名记者询问他如何看待邓玉娇案（2019年湖北发生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杀死试图性侵她的公务员事件），李鸿忠不但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还反复追问提问她为哪家媒体工作，并一把拿下了录音笔，称要将此事告诉记者所在媒体的领导。
该事件一度引起中国媒体人士和网民的批评。反对者要求李鸿忠下台。但从李鸿忠在同年便升任省委书记来看，这一事件显然在党内没有对他产生影响。
陈全国
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全国曾铁腕主政新疆。陈全国现年66岁（1955年11月出生）。正是在他的任内，据估计有超过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一些人据称遭到虐待和酷刑，引发国际社会抗议。
2021年，陈全国卸任新疆党委书记，在今年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一场农业座谈会。尽管这看似降级，但仍不能排除他成为“黑马”的可能。
出生河南的陈全国在仕途之初一直在河南地方任职。1998年，他升任河南副省长，成为时任省长李克强的副手，在其手下工作五年。
2011年，他跃升为“封疆大吏”，主政西藏。当时，西藏刚经历了2008年的骚乱，也有藏人自焚事件频频传出。陈全国在西藏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包括建立监视网络、设立安全检查站等。他的政策恢复了社会稳定，西藏经济也快速增长，但也被指责侵犯人权，以及在文化上推进了同化。
他从2016年开始主政新疆，将西藏的铁腕政策带到新疆。他大力兴建再教育营（即中国所称的教培中心）并扩大招募维稳人员。新疆当局称，这些措施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
联合国在8月31日发布新疆问题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认定部分虐待和酷刑指控是“可信的”。
来源时间：2022/10/1 发布时间：202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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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卫视
2022-09-30
【编者注】2022年10月1日，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先生将迎来其98岁生日。1982年，卡特总统和其夫人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创建了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四十年来，卡特中心在卡特总统和其夫人的支持下，致力于改善逾65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品质。值此重要而特殊的日子，本站特转发凤凰卫视为卡特总统制作的纪录片中的精彩片段，以纪念他几十年来为推进和平、民主和人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本次会晤，是中方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行程中的一项。
在会见布林肯之前，中方代表团已经陆续会见了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首先见的，是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的见证者。中美接触的前提，就是美方表示愿意奉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一个中国原则。
这是中美曾经共同书写的历史，但有人今天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自己。
这次，中方会见美国，不仅是提醒本届美国政府要尊重历史，同样是对美国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又一次正告。
透过本次会晤前后的四个细节来看在中美关系和国际交往中，遵守准则的关键意义。
细节一：会见场合
中美外长的这次交流，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召开期间进行的。
大会期间，举行多边和双边会见，也是惯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美总站记者刘旭告诉玉渊谭天，在会见布林肯之前，中国外长已经与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外长和官员举行了会见。
两国外长会晤的地点，选在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
从这一地点的选择出发，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吴心伯分析：
这次会晤是美方主动提出来的，美方希望借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机会再次与中方接触。
美国现在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美国希望同中国合作解决国内国际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妄图从各个方面遏制打压中国。
这种矛盾心理，也让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这无疑是对国与国之间相处基本准则的破坏。
面对美方的做法，中方也在会晤中表示：美方不要再试图以实力地位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想着阻遏中国的发展，不要动辄就搞单边霸凌。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朱锋告诉玉渊谭天，此次会见，地方是在美国纽约，而地点是在中方驻地。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平等、务实。
中美关系越是面临低谷和挑战，双方越得有实质性的接触，保持正常定期的沟通交流，这不仅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也是进一步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的必要举措。
但合作之前，美方先要做的，仍是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上来，停止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为中美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细节二：中方行程
本次中美会见，持续了1个小时20分钟左右。
相比上次中美巴厘岛会晤长达5个多小时的交流时间，这次会见时间短了不少。
理解这个短，可以从中方行程中找到答案——在会见布林肯之前，中方代表团公开参加了三场与中美关系有关的活动，围绕中美关系的历史、现实与交往准则，中方都已经做了详细阐释。
第一场是当地时间9月19日，王毅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即将迎来百岁诞辰的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破冰的亲历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名副其实。
中美从接触第一天起，就知道是在和一个很不相同的国家打交道。当时的不同，远甚于今天，但差异并未阻止两国破冰，也没有妨碍双方合作。
有历史才有现在，珍视历史才有未来。
在中美关系几近触底的关键节点，美方有必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回到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上来。这也是中方赴美首个公开行程的深意。
与中美关系有关的第二场活动，是在与基辛格会见当天，中方代表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前者，曾促成“乒乓外交”的中美佳话，后两个机构，则是体现中美社会联系之密、利益交融之深的代表机构。
就是在这场活动上，中方阐释了在中美关系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背景下，中国的确定性。对美合作态度就是其中的要点。
中美关系，攸关两国前途命运。换言之，美方需要迫切认清中美相处的准则。
这个相处之道，在中方代表团的第三场涉及中美的活动上，讲清楚了。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中，中方直接阐明了中美新时代的相处之道：
习近平主席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那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项原则是审视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风云跌宕得出的重要论断，也是当今时代大国之间彼此交往的正确之道。
对此，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告诉玉渊谭天，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基础，合作共赢是方向。相互尊重，正是告诫美国要学会平等看待别人和平等看待国际秩序和准则，这是目前美方最欠缺的，也是国际社会最需要的。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叙事和现实合作都摆在眼前，美方仍做出错误的选择，正是因为美方在遵守中美交往准则上出了问题。
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交往准则的应有之义，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正是台湾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也是为什么三场活动中，都重点提到了台湾。
细节三：6次提及台湾
台湾问题也是此次中美会见的焦点议题。中方的新闻稿中，“台湾”出现了6次。
在中美参加联合国活动的背景板下重提一个中国原则，格外有意义。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完全封堵了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
一个中国，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当前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美方一次次承诺，又一次次背信弃义，这是在漠视自己的承诺，也是在践踏国际准则。对此，高飞教授分享了一些细节：
2758号决议投票时，美国是反对方。中国当时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胜利，这也意味着，美国遭受了非常惨痛的失败。对2758号决议，美国当时的心态，是被迫接受。但国际准则是全球共同意志和共识，不是某个国家自己的规则。
这不是孤例，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和国际主流背道而驰愈演愈烈，给美国内部的政治极化提供了温床，两者交织酝酿，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两套乐谱”。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复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美国领导人始终强调一个中国政策，但国会自行其是，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策，甚至要“唱反调”。
这种分裂不仅在传导破坏中美关系，也在影响世界。高飞教授告诉玉渊谭天，全球危机的主要表现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美国的两党制使得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对立性，给全球带来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问题。
从内到外，美国都站在准则的对立面。
细节四：中美之辩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透露出，美国行动的底层逻辑出了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台湾问题，美国在面对其他问题时，也大都是国际准则的破坏者和挑战者。这一点，从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中，就能看出端倪。上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65%的决议，美国都投了反对票。
美国在反对什么?
联合国大会一共有六个委员会，其中第四委员会负责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一届大会中，美国对第四委员会的决议，从没有投过赞成票。
非殖民化是一个具有全球共识的议题，最应该投赞成票，很显然，美国的态度是相反的。
要知道，在全球非殖民化的历史中，美国管理的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就是最后一块实现自治或独立地位的。
涉及自身私益，美国从来都是例外主义。
这一点在当今各国最关心的基本权利上也体现得很明显。要知道，美国至今拒绝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告诉玉渊谭天，很多国际规则赢得多数国的赞成，是因为保护了中小国家的权利，它相对地也会给大国带来更多的义务。如果一个国家更强调自身私益，就会做出不支持、甚至退出的选择。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一直采取一种霸权主义的立场：
如果国际规则对其有利，美国就会在多边场合提及，如果国际规则对美国无用或是不利，美国就会绕开或是违背国际规则。
利则用、不利则弃，这正是美国世界观的体现。
和美国截然相反，中国在联合国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
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主持召开“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并会见多个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外长，谈的是通过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热点问题，也在中方代表团的议程上。对于乌克兰危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从不袖手旁观，也不火上浇油，更不会趁机牟利。
为发展与安全这两个全球性议题，中国在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谁是国际准则的捍卫者，谁是国际准则的破坏者，不言自明。
这次会见前不久，美国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美方希望各方遵守国际法，希望维护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此，中方的回应是：我们很长时间没听到美国说这种话了。想要敦促别国的美国，自己首先该学会的，就是遵守国际准则。
来源时间：2022/9/30 发布时间：202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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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3.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4.Goldwater vs. Carter案
5.《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年)
6.第三个联合公报：1982年8月7日的《八一七公报》(August 17 Communiqué)
7.“六项保证”(the Six Assurances)
1)背景
2)重要事件(依时间线)
3)“六项保证”具体内容的分析
链接：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4)1982年代，北京对“六项保证”的看法?
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隔离历史语境，而要结合当事人的视角分析问题。
这里需要再强调：
一、《八一七公报》发布前，部分内容已在外媒上提前泄露，造成许多杂音与喧哗。中方对当时媒体泄露的内容、范畴及严重性等应有所知情。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勾兑，部分也是为了安抚解释后者。当然，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泄露本身可能就是有意为之，制造舆论铺垫。但无论如何，北京应该不会对美方的“暗线”操作一无所知;
二、台湾当局在1982年8月18日即对外公布“六项保证”，虽然“六项保证”的内容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被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但它仍然是一个北京知晓的客观存在。北京选择做的，是采取强硬表态，批判其内容、内涵，否认其效力，斥责其非法，然后专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本身，通过守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维护中方的立场，同时尽可能维系中美关系。
三、历史上不同时期，中方对于“六项保证”的认知、理解和容忍等取态也会随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1982年，中方看到“六项保证”表述时，应该会有所预期。在当时看，“六项保证”的内容基本反映了中美谈判里难以逾越的难点，和中方谈判的感受一样：在所有的关键点，美方表达了难处，不愿也没有做出让步。但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当时都处在强调共识、淡化分歧，希望推动历史前行的积极状态，所以大家不认为这些分歧有严重危害;
四、在1982年，中美也是有比较好的沟通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里根政府面面俱到、“多管齐下”，为了不给北京“惊喜”，可能会将与台湾当局的背对背沟通同步知会北京，例如，他们可能这么说(笔者杜撰)：“你们可能会看到，台湾当局在我们两方发布公报后会做这样那样的表态。但你们可以放心，这些口径也是我们提供的，也是我们在公报谈判里的真实表达，和你们的感受应该一样。这些就是我们面临的真实难点。碍于TRA，我们必须对美国国会有所交代。这些是我们在美国国内不得不解决的政治问题。但从美国利益而言，我们的长期重心肯定在中国大陆。我们只希望务实地发展与大陆的关系。今天的妥协，也是为了我们的关系得到更大的迈进”。如果我是1980年代初的美方谈判团，我也许会跟中方交底到这个程度，尽可能做到信息对称。毕竟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放到台面上。
五、中方领导也了解白宫的“处境”，核心难点还是TRA，“六项保证”只是一个结果。参考公报签署不久后，1982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尼克松的表态：
1982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尼克松十年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指出：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在谈到不久前发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时，他指出：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关系来之不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邓小平清楚知晓：《台湾关系法》(TRA)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障碍。《八一七公报》更多的是中美政府为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做出的表态和姿态，但“治标不治本”。在那个年代，双方都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同时也都认为未来会积极向好，可以把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放在未来解决。
综上，中国政府肯定对美国总统/国务院/在《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外同步安排的“六个保证”感到反感，因为此举把很多话摆在台面说，显著贬低了《八一七公报》的价值。但反过来说，美方提出的内容和中方在谈判桌里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在当时，中方应能理解这是美国出于本国政治的考量和权宜。同时，中方认为，长远看，有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加持(中方理解为国际条约)、中美领导人的人情关系与“背书”，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持续向好的坚实基础，“六项保证”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力，它更多的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惯性残存。而这些问题可期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解决。
在1982年，《八一七公报》是一个“共赢”的公报：美方侧重强调削减对台售武与北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之间的勾稽关系;中方侧重强调美国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尊重，且美方决意逐步削减对台售武的姿态。《八一七公报》的含糊性、延展性都是有意为之，各方都希望通过它加速推进中美关系。
在1980年代，它确实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但在2010年代末、2020年代，伴随中美关系交恶，几十年前最微小的分歧也可以被放大成为破坏两国关系的毒瘤。
5)2019-2020年Trump政府任期，美国政府将若干当年的“抽屉文件”解密
Trump总统任期后半段，中美关系交恶，美国政府解密了多份当年留存的“抽屉文件”
——2019年8月30日，时任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在离任前解密了里根在1982年8月17日对内起草的针对联合公报及对台售武的态度(见上篇文章)
——2020年7月16日，时任国家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在Trump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同时正值美国大选)解密了1982年7月10日，副国务卿Eagleburger给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Lilley的电报，以及1982年8月17日国务卿George Shultz写给James Lilley的电报(见上篇文章介绍)。
每到《八一七公报》的历史纪念日，美国政府就出来解密历史文件。而如作者所分析的，《八一七公报》有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美双方当时都希望推进双边关系，因此总体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在公报起草上是有默契的。因此，最终的文本表述有含糊的地方，使得双方可以侧重强调和解读自己最重视的内容，并希望以时间换空间，解决剩余的分歧部分。
2019-2020年，中美关系已完全不同。美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语境下解密历史文件，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突出双方的差异，放大固有的分歧，瓦解《八一七公报》里的共识基础，最终达到破坏中美关系的目的。
这文件的解密和美国国会的反华政治也是相呼应的，过去几年里，“六项保证”逐渐在美国取得了法律地位。
6)美国国会为“六项保证”加持，逐步提升其在美国国内的法律与政治地位
在中美关系的交往上，中国政府习惯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国务院)打交道。落在台湾问题上，对每届美国总统都要观察其对华政策，都要确认其能够沿袭过往政策不变。在推进中美关系上，也把界面放在总统/国务院。
这点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政府希望与一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说了算”的机构/部门谈判。美国的国家元首是总统，总统又是负责外交事务，看似权力集中、充分。这么看，抓着美国总统谈应该没错。并且，中国对美国政治制度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会将自己的政治制度“投射”至美国，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如此一来，美国总统(及其下属的谈判团)就是与中国领导人(及下属的谈判官)对称的“镜像”，在谈判桌上，两方代表的政治授权应该是对等的、对称的。
美国国会(含参议院、众议院两院)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西式选举政治，对中国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政治形式：如何同时与这么多的州、地方、党派、利益不一，由选举政治驱动，受利益集团、游说集团影响，带有短期主义特征的职业选举政治家沟通呢?
——和参议院还是众议院谈?
——和议长谈还是和普通议员、议员代表团谈?
——和主事外交的外交委员会的议员谈?
——和多数党还是少数党议员谈?
——和与总统一个党的议员谈还是反对党议员谈?
——和资深议员(大V)谈还是和年轻的议员谈?
——和更多的人建立一对一联系?
——和亲华议员谈还是和亲台反共的议员谈?
——如何和他们建立联系?如何信任他们?
——以什么样的频率谈?
——以什么样的方式谈?私下谈?到国会发表讲话?是否要即席对话?
——由我方的谁去谈?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大使?人大?政协……?
——该如何利用游说团体?
——如何最终策动他们的立法行为?
这些问题太复杂。所以，中国最后还是会选择与总统/国务院谈，把界面简单化。
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政府是分权的，总统没有充分的政治授权，核心是总统不管立法，不能挑战立法。一个东西一旦成为法律(例如TRA)，就可以对总统的政策形成引导和约束。在国会立法面前，总统是无能为力的。
每一任总统的外交政策表态、声明、行政命令，也可以被下一任总统随时推翻。
只有国会通过的法律是有约束力的，是“永恒”的——除非用新的立法废弃之或取代之。
国会通过的决议(resolution)虽不像成文法律那样有约束力，但法律地位仍然高于总统的政策声明。
过去几十年，中方都把精力放在总统/国务院/白宫身上。但美国国会却通过立法、决议，步步为营，掌握了实际的政策话语权。国会不仅通过TRA确立了台湾的双边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决议，提升“六项保证”的地位。结果是，美国总统/国务院的外交政策选择越来越少。发展到Biden政府，已经没有选择，只能迎合和呼应国会及现有的法律体系。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岌岌可危。
下面看看美国国会是如何通过法律行动提升“六项保证”的政治地位的。
I.美国国会涉及“六项保证”的决议：
“共同决议”需要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旨在表达两院对一些重要法律事项、政策和事件的看法及立场。它不需要总统签署，不享有正式法律地位，因此不具备约束性，但已是效力仅次于正式立法的法律手段。
国会以“共同决议”的方式确立“六项保证”，立即提升了其法律及政治地位。
a)2016年5月国会两院通过的共同决议，确认“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的基石
2015年10月18日，众议院Steve Chabot(R-OH-1)等议员提出共同决议H.Con.Res.88，要求将《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确认同为美台关系的基石。该决议在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前得到加速通过，并于2016年5月19日在蔡英文上任前一日，由参议院Marco Rubo(R-FL)、Bob Menendez(D-NJ)等响应提出了参议院的共同决议S. CON. RES. 38，
决议引用了1982年8月17日《八一七公报》发布后时任助理国务卿John H. Holdridge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的“六项保证”(具体内容参考上篇文章：《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6)——臭名昭著、极具争议的“六项保证”之提出》)
决议指出，2011年10月4日，时任助理国务卿Kurt Campbell在众议院听证会上重申，“《台湾关系法》、所谓的‘六项保证’及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我们(处理与台湾关系)的基础”(“Taiwan Relations Act, plus the so-called Six Assurances and Three Communiqués, form the foundation of our overall approach” to relations with Taiwan);
决议指出：2014年4月3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助理国务卿Daniel Russel表示，“‘六项保证’在我们处理台湾关系及解决两岸问题中持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the Six Assurances]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as an element of our approach to Taiwan and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strait”。
决议建议国会：
(1)确认《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均为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affirms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re both cornerstones of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aiwan;);
(2)呼吁总统和国务卿公开地、主动地、坚持历史一贯地，确认“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的基石(urges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publicly, proactively, and consistently as a cornerstone of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该决议在当年7月6日获参议院全票通过，成为国会两院均通过的共同决议。
b)2019年5月国会通过的共同决议，确认“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的基石
参议院的S.Con.Res.13及众议院的H.Res.273《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及执行<台湾政策法>》(Reaffirm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于2019年4-5月在两院通过。
决议文本指出:
——里根总统在1982年即提出“六项保证”;
——TRA和“六项保证”为美对台政策的基石，如2016年H.Con.Res.88及S.Con.Res.38所确立的;
——TRA和“六项保证”是维护西太平洋和平、安全、稳定，推动美国与台湾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的核心要素;
——理解国会反复公开确认了美国对TRA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并在2018年12月31日将其写入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II.美国国会涉及“六项保证”的立法：
立法是国会终极的政治手段。以下均已确立为美国正式法律的一部分。
a)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8 (P.L. 115-91)
(2017年12月12日)
在《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首次出现了“六项保证”的表述：
“美国的政策是在TRA及‘六项保证’之下，加强对台湾的投入，两边政府要合作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It is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einforce its commitments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Six Assurances’’ as both governments work to improve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y.)
b)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P.L. 115-232)
(2018年8月13日)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继续出现“六项保证”的表述：
“国会认为……台湾TRA及‘六项保证’都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It is the sense of Congress that…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re both cornerstones of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aiwan)
c)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P.L. 115-409)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旨在制定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长期战略愿景，强化美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向区域伙伴展现美国的决心，同时通过贸易方式助力美国经济发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要求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台湾等盟友提供“再保证”，并建议美国政府连续五年配置15亿美元的预算发展与印太地区的关系。
法律文本内关于台湾的表述：
SEC.209：对台湾的承诺(COMMITMENT TO TAIWAN)
(a)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国的政策如下——
(1) 支持台湾与美国密切的经济、政治、安全关系;
(2) 忠实地执行美国政府所有对台湾的承诺，与TRA(P.L. 96-8)、三个联合公报及1982年7月里根总统同意的“六项保证”一致;
(3) 反对改变现状的行为，支持用两岸均接受的和平手段解决海峡问题;
台湾当局对法案之通过反复表达感激之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则指出该法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表达坚决反对的态度。
d)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0 (P.L. 116-92)
(2019年12月20日)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SEC. 1260D
国会认为——
……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至关重要;(2)TRA及“六项保证”都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石;(3)美国应该继续加强与台湾的防御及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发展有能力、成熟、现代的防御力量，使得台湾能够维持有效的自我防御能力。(It is the sense of Congress that— (1) Taiwan is a vital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critical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2)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22 U.S.C. 3301 et seq.)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re both cornerstones of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aiwan; (3)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apable, ready, and modern defense forces necessary for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e)William M. (Mac) Thornberry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 P.L. 116-283)
(2021年1月1日)
《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SEC. 1260
——美国的政策为：(1)TRA及“六项保证”(由美国在1982年7月向台湾提出)是美台关系的基(…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22 U.S.C. 3301 et seq.) and the Six Assurances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aiwan in July 1982 are the foundation for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f)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2 (P.L.117-81)
(2021年12月27日)
《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SEC.1246
——美国的政策为：(1)TRA及“六项保证”(由美国在1982年7月向台湾提出)是美台关系的基(…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22 U.S.C. 3301 et seq.) and the Six Assurances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aiwan in July 1982 are the foundation for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此处沿袭上个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写法。
g)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3 (立法过程中)
众议院版本(H.R.7900)在2022年8月已过会。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SEC.1303
——美国的政策为：(1)TRA及“六项保证”(由美国在1982年7月向台湾提出)是美台关系的基(…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22 U.S.C. 3301 et seq.) and the Six Assurances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aiwan in July 1982 are the foundation for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此处沿袭上两个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写法，已变为标准表述。
综上可见，自2016年开始(与Trump的右翼民粹政治运动同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及决议为“六项保证”加持，不断提升其在美国国内的法律及政治地位。
但应看到，《八一七公报》是1982年在特殊历史语境下，中美为了发展双边关系共同推出的，彼时两国共识远远大于分歧。但是为了进行政治，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明线之外，搞了一个面对美国国会及台湾当局的“六项保证”。如果中美关系一路向好发展，“六项保证”及两岸问题分歧是可期解决的。但在现实宇宙，中美关系自2010年代末快速恶化，到了要彼此摊牌的地步。这时，前人在1980年代留下的分歧就成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鸿沟了。
8.美国对华及两岸政策的基本框架
至此，本系列已经介绍了《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台湾关系法》、《八一七公报》及“六项保证”，比较了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等核心概念。
发展到今天，在论及台湾问题时，
中方的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认定《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非法无效;
美方的原则：《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and the Six Assurance)
两方的原则立场均已经固化。其中：
中方的原则是在1972~1982年十年间形成的，历任领导人至今都是一贯的，没有发生过变化。甚至应该说，中方原则立场自1972年至今半个世纪都没有发生变化。中方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具有国际条约地位，是两国政府彼此的义务，具有约束力。中方不承认美方在此国际条约外派生出来的其他的安排——包括依托美国国内法的安排，以及美国与任何第三方的安排。
美方的原则则是自1972年迄今逐步发展起来的。
其一是国会对总统的“夺权”。中美在签署第二个联合公报、卡尔废弃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协议后，国会议员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扭转局面——包括诉诸司法的Goldwater v Carter案，虽未成功，但对后来的总统/国务院/白宫/国务院是有震慑力的;最主要的还是国会一系列的立法行为，先是通过《台湾关系法》，再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与决议确认“六项保证的地位”。在美国所发生的，其实是国会从总统手里夺取对华政策的话语权的问题。发展到Biden一任，国会与总统已无本质分歧，两股力量基本合流;
其二是在美国对华及两岸政策里确立政治及法律地位的层级高地。到2022年，地位大抵如下：《台湾关系法》大于 “六项保证”大于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属立法，在美国国内地位最高;“六项保证”本身不是立法，但通过系列立法和决议得到“加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不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大多数人甚至不承认其为国际条约。到《八一七公报》谈判和签署时，总统/国务院已经有意识地对内明确其不属于国际条约，没有约束力。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基本已经被美方瓦解;其他两个公报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鹰派政客采用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废除。
其三是美方的立场及取态由“战略含糊”逐步转向为“战略清晰”。首先，经过美方历任领导人、官员及无数政客的诠释与再诠释，人们已经清楚认识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原来并非一回事，而有本质分歧：这个分歧最根本之处在于，中方的“一个中国原则”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方的主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方的主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在初期为美方的“战略模糊”及中美两国快速向好的关系所淡化。其次，到2019-2020年白宫解密围绕《八一七公报》备忘录，国会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包括现在酝酿的《台湾政策法》时，所有东西已经摆在台面，公开化、清晰化，双方能够维系的最后一点共识也在被摧毁。
(未完待续)
来源时间：2022/9/30 发布时间：2022/9/29
旧文章ID：28458
作者：韩鹏 来源：观风闻社区
我跟美国人聊中期选举、总统大选，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这“民主”投票，其实跟红州蓝人、蓝州红人、红州红人、蓝州蓝人，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赢者通吃”，拿下整个州，而很多州都是常年红、或常年蓝，选民投票给谁，都很难改变现状。
唯一能“享受”到投票结果的，就是那几个为数不多的摇摆州里的人。但“享受”到这种“民主投票”，反倒可能是坏消息!后面会讲。
先说不摇摆的。就用我常驻的首都华盛顿举例：这是深蓝区，90%支持民主党(蓝州蓝人)。
有多蓝?比如我住的小区：很多人窗户上都挂着“支持LGBT”、“堕胎权是人权”等横幅，或者骂特朗普的标语。我对面楼一年轻妹子，经常在她阳台晒日光浴，她可能很反感特朗普羞辱女性的言论“grab her by the pussy(太黄暴了，我不会翻译)”，直接挂了个竖中指的横幅，写着“grab him by the ballot(用选票制伏他)”，刚不刚?平时我坐电梯，遇见同性恋情侣卿卿我我秀恩爱，简直不能再平常。当然，这些属于比较明显的“蓝人”，大部分邻居很温和，不会天天把政治挂在嘴边。但你别问，问就是支持民主党——所有好事都是民主党带来的，所有坏事都是共和党干的。2020年拜登获胜时，整个楼都在震动!邻居们敲锅砸盆哇哇叫，各种欢呼。
但问题是：选举跟他们几乎无关!
无论他们怎么投票，华盛顿特区都是民主党赢。而整个选举结果，却是由千里之外的摇摆州决定的。
也就是说，这些蓝州蓝人，想让自己支持的政党上台，只能寄希望于摇摆州——这算哪门子民主?
这就是蓝州蓝人的无力感。红州红人，同理。
蓝州红人、或红州蓝人呢?憋屈呗!
比如我邻居有个川粉，但从历次选举结果上，压根看不出他的存在——他投票也没用，这里永远是民主党“躺赢”。电梯里的同性恋情侣继续秀恩爱，日光浴妹子继续朝特朗普竖中指，人人都说拜登大选赢得好。川粉住这可真憋屈!红州蓝人，同理。
所以，红州蓝人、蓝州红人、红州红人、蓝州蓝人，每天看着党争恶斗、国家撕裂，虽然自己手握选票，却使不上劲、做不出改变。
唯一能使上劲的，就是摇摆州。但摇摆州其实就那几个——比如宾夕法尼亚州，城市和农村人口数量恰好差不多，城市蓝，农村红，每次选举都会摇摆，这些人投票，会对最终结果有影响。
【重点来了：为什么共和党会干出“禁止堕胎”这种明显反人类的事?或者民主党恨不得把人的性别分成18种、每种都能去别人的厕所?就是为了用极端的政策，防止自己已经搞定的票仓州，变成摇摆州!】
只有政策极端化，才能让红州逼走蓝人、让蓝州逼走红人，防止自己的州变成新的摇摆州!摇摆州越少，美式“民主”参与者就越少，政客的权力就越大——这才是美式“民主”的真相。
举个得克萨斯州的例子。
得州，红州无疑!共和党大本营。
但是，我们都知道：得州西边，有一大州，就是加州。加州是蓝州!
按经济发展规律，得州离加州近，绝对是好事。加州现在有硅谷、湾区等科技企业密集区，那码农多，情况很像中关村、杭州、深圳等地。码农工资高、能消费、爱鸡娃，所以把加州房价推高不少。
房价高了，很多加州中产、包括码农，就开始移居到隔壁的得州，找便宜地方住。这些人去了得州，带去了巨大消费力，能刺激得州经济，同时他们也带去了加州大城市的生活方式。
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好事——外省高薪人群，跨省入住你的地区，给你带来钱、先进理念、刺激你当地竞争……这就是中国大城市辐射周边、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逻辑。
但到了美国，逻辑就变了!——加州大批蓝人，进入得州这红州，红州就可能变摇摆州。而一旦得州变成摇摆州，共和党在将来的选举中，就会减少胜算。
于是!为了把这些蓝人赶走，得州政客最有效的手段，不是争取蓝人的支持，而是把共和党政策极端化——你们不是来自加州蓝人、喜欢城市生活、支持堕胎、支持LGBT吗?那我们得州就立法：
——怀孕6周就不许堕胎了(一般怀孕6周才刚发现)!看你还敢来我们大得州定居不?反正我们得州人信教，本就不想堕胎。
——疫情中强迫别人戴口罩，罚款!看你还喜欢城市生活不?反正我们得州牛仔，在一眼望不到边、看不见人的田野，不用戴口罩。
——LGBT不是得瑟吗?学校里，老师只要发现孩子有“出柜”倾向，立刻通知家长!而针对同性恋的仇恨犯罪，很难被法院定性，只当一般刑事案件处理。还是那句话：我们得州人信教，本就不喜欢LGBT。
于是，很多州不再用宽容政策面对多元化，而是完全相反：把政策极端到残忍、反人类的程度，把立场不同的人逼走，保持自己州不摇摆。
蓝州同理，比如疯狂加税。加州现在喝瓶装水，都要缴税!因为政客说了，你喝水用的塑料瓶会引发环境问题，不利于小海龟和大海豚，HOW DARE YOU?!
这种“民主”之下，别说区域协同发展了，我看就是区域部落化、党争无良化。还好我既不是红人，也不是蓝人，而是中国人。
来源时间：2022/9/30 发布时间：2022/9/29
旧文章ID：28457
作者：马修·科勒尼西 来源：兰犀君
【兰犀说】近期，“北溪”天然气管道蹊跷被毁事件惊动全球。事实上，因俄乌战争而在全球引发的联动反应，正愈演愈烈。本文作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修·科勒尼西认为，基于当前全球局势，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冲突即将降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要素正在积聚。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总认为大国关系以合作为基调，可以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解决分歧。然而遗憾的是，现如今，有利于和平的因素都在瓦解。当前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因素表明，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新型冷战，不大可能是和平的。在不稳定的多极体系下，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误判战争，因为每个国家都担心多个潜在对手，而误判战争往往会在一国低估其对手的情况下爆发。此外，国际力量平衡正在转移，传统霸主的衰落和挑战者的崛起，可能点燃战争;即便核威慑有效，新一代技术的出现，也会赋予进攻方优势，更可能引发战争。而过去那种把经济依赖关系作为防止冲突的“压舱石”的理论，已被大大削弱。作者认为，我们又回到了类似20世纪的争论：哪种制度能更好地造福人民?这一争论，使得两种世界秩序的竞争，包含了更加危险的意识形态因素。文章原载美国《外交政策》网站(8月27日)，原题为《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大国之战即将到来》兰犀研究院特此摘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全文转发请注明转自“兰犀君”公众号(lanxijunshuo0707)。
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之战即将到来
作者 | [美]马修·科勒尼西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编译 | 李加巍
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大学新生正首次进入国际关系导论的课堂。如果他们的大学教授对近年来世界局势之变有所洞察，就会告诉学生，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冲突即将到来。
过去几十年来，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乐观地认为，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可以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解决利益分歧。
例如，现实主义理论从实力出发，认为冷战时代的两极世界和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都是相对简单的体系，不容易发生误判，因而不容易引发战争。而且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冲突的代价极高，因而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而自由主义理论家则认为，制度、相互依赖、民主这三大因素，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减少国际冲突。特别是二战后建立、冷战后扩大的许多国际机构和协议(例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不扩散和武器条约》等)，也为解决大国分歧、维护大国和平提供了平台。
此外，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军事冲突代价极高。既然大家一起做生意、一起发财，为什么要争吵?根据这种说法，民主国家更不可能发生战争，而更可能相互合作，过去70年来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使世界更和平了。
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者解释了，一些新思想、新规范和新身份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的积极转向。历史上，海盗、奴役、酷刑和侵略战争，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人权保护的强调，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禁用，都为国际冲突提供了护栏。
然而遗憾的是，现如今，这些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似乎都正在瓦解。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因素表明，美、中、俄之间的新型冷战，不大可能是和平的。
先从强权政治开始分析。我们正进入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中国已经崛起，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成为世界第二。欧洲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监管力量。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则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诸如印度、印尼、南非和巴西之类的发展中大国，则采取不结盟策略。
现实主义者认为，多极体系是不稳定的，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误判战争，一战就是典型。多极体系之所以不稳定，部分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担心多个潜在对手。今天的美国，就担心和俄罗斯、中国同时发生冲突。此外，美国总统拜登还重申，武力仍是应对伊朗核计划的最后手段。可见三条战线的战争并非毫无可能。
而误判战争往往会在一国低估其对手的情况下爆发。当一国怀疑对手的战斗实力或决心时，就会发起挑战。若对手只是虚张声势，那么挑战便成功了。但如果对手决心捍卫其利益，那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误判了俄乌形势，误以为可以轻易地拿下对乌战争。一些现实主义者曾多次警告，俄罗斯可能进攻乌克兰，而战火可能烧过北约边界，最终冲突升级为美俄之战。
另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也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在多位美国总统扬言“保留所有选择”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低估拜登的决心，认为制造核弹不会引起美国的反应，这可能会爆发战争。
现实主义者也非常看重国际力量平衡的转移，他们尤其担心中国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说法，传统霸主的衰落和挑战者的崛起，往往会点燃战争，华盛顿和北京就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有人可能会说，核威慑依然有用。但今天的军事技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通信、增材制造(3D打印)、机器人、高超音速导弹、定向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将改变世界经济、社会与战争，这是世界正在经历的“第4次工业革命”。不少防务专家指出，世界正处于一场新军事革命的前夜。类似于二战前出现的坦克和飞机，新技术赋予进攻方优势，更可能引发战争。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会影响各国对力量平衡的清醒判断，加重误判战争风险。
即使从较为乐观的自由主义理论来看，情况也是悲观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制度、经济相互依赖和民主促进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部的合作，美国及其民主盟友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但同样的因素，也正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非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间断裂带上引发更多冲突。至于经济依赖能缓解冲突的说法，这种说法一直都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经济贸易促进了良好关系，还是良好关系推动了贸易?答案正在浮现。自由主义阵营意识到，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俄罗斯和中国，如今正设法尽快“脱钩”。西方企业一夜之间撤出俄罗斯，而美、欧、日正出台新的法规，限制对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因此，过去那种把经济依赖关系作为防止冲突的“压舱石”的理论，今天正受到侵蚀。
的确，美国与沙特等一些非民主国家，仍保持友好关系。但世界秩序正在分裂，一边是美国及北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另一边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二战前夕的矛盾结构正发出回响。此外，建构主义者还会认为，国际政治中民主与专制的裂痕，不仅是治理问题，也是生活方式问题。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又回到了类似20世纪的争论：哪种制度能更好地造福人民?这一争论，使得两种世界秩序的竞争，包含了更加危险的意识形态因素。
但愿我们今天的新生，不会在他们未来的毕业典礼上，回忆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情形。但根据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没法不担心。
来源时间：2022/9/30 发布时间：202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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