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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对华出口继续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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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德·鲍恩  来源:东北亚研究通讯

导读

9月12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刊发该智库的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 Bown)撰写的《为什么美国对华出口继续受影响》一文,并指出,特朗普政府时期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虽已到期,但仍是观察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基石。2022年美国对华能源和半导体产品出口有所下降,包括汇率变化在内的宏观经济因素并不能解释中美不断恶化的贸易关系,除了双边政治关系之外,中美贸易额继续下跌也受到全球地缘政治恶化、特别是美国对俄能源制裁的影响。

从未来趋势看,鲍恩预测,美国不仅要减少对中国进口关键品的依赖,还试图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依赖。未来中美之间仍会有贸易,但要比以往少得多。

本文作者:查德·鲍恩,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研究员

编译: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出口受到打击,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关税进行了报复。当前,任何希望向中国出售商品恢复正常的希望,都因地缘政治后果的加剧而破灭,特别是俄乌冲突所加剧的能源危机影响巨大。

孤立地说,双边出口通常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指标,但人们担忧美中脱钩可能会走得太快或太远。中美贸易减少,不利于互惠互利的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在干旱、洪水、流行病和其他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的世界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减少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可能导致更多的极端主义政策。

能源是美中贸易中最近的牺牲品。美国对中国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出口一度迅速增长,但为了应对俄乌冲突,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了对华能源出口。美国正在将更多的能源销售转移到欧洲盟国,中国也转向从俄罗斯购买更多能源。

能源贸易并不是唯一令人担忧的指标。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制造业销售将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造成的破坏中反弹。即使一度蓬勃发展的半导体行业出口似乎也已见顶,并可能迅速下降,部分原因是美国新的和不断扩大的出口管制措施。虽然农产品总体上仍然是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的亮点,但猪肉、小麦和玉米等产品仍面临新的担忧。此外,贸易金额的上升,很可能是因为全球短缺引发的价格上涨,并非是销售数量的增加,那么即便金额上升,也不表明贸易关系恢复。

人们也很难奢望,政策扭转或宏观经济状况改善会遏制美国对华出口放缓态势。作为贸易战的一部分,美国和中国在2018-19年实施的高关税已成为新常态。中国正在进行的零新冠肺炎政策减缓了经济增长,抑制了进口需求。在美国,通货膨胀正在引发更高的利率,随之而来的美元走强使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下降。

今年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使华盛顿或北京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贸易政策改变,美中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也变得更糟。"Image"

2022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与2021年持平"Image"

与2018-19年贸易战的最低点相比,美国在2020-21年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最终,美国对华出口没有达到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中的2000亿美元。在所有美国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出口在2020-21年恢复最多。美国的能源销售额也高于贸易战前的水平。美国制造业出口在2018-21年遭受的损失最大,在贸易战期间大幅下降,根据协议从未完全恢复。

2022年中美整体贸易流量没有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仅维持在2021年的水平。与2021年相比,2022年美国能源产品出口下降了13%,制造业出口基本保持不变,只有农产品出口增长了16%。

宏观经济疲软不能解释双边贸易额的下降"Image"

显然,不断恶化的宏观经济状况无助于美中贸易。中国疫情“动态清零”政策及其疲软的经济增长,已减缓了中国对进口的需求。美国通胀升级导致美联储在3月份开始加息。从那时起,美元对人民币升值10%,使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更加昂贵。美元对欧元升值12%,同样使美国对欧出口下降。

然而,这些宏观经济力量并不能完全解释两国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因为美中贸易增长的表现比两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表现更差。截至8月底,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长比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增长低9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低21个百分点。

能源贸易是2022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年的稳定增长,今年迄今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能源增长比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增长低45个百分点。美国出口方面的差异更为极端:美国对华能源出口下降了13%,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了89%。"Image"

俄乌冲突损害了能源贸易"Image"

2022年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主要由俄乌冲突推动,表现为液化天然气、原油和煤炭等产品的美中贸易下降。美国对华能源出口曾在2020-21年大幅增长。一些人推测,中美新液化天然气合同可能会推动对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终端设施的重大投资,与中国的贸易将成为该行业长期出口增长的来源。但是,2022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有所下降,美国出口商和中国进口商的贸易模式已经重新调整,以支持其欧洲政治盟友对能源的需求。

美国大幅增加了对欧盟和英国的液化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出口,这两个盟国迫切需要新的能源。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欧盟和英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新的制裁,包括分阶段对俄罗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实施进口限制。

面对莫斯科与欧洲不断恶化的关系,中国帮助满足了俄罗斯对其能源产品新出口目的地的需求。今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有所增加,同时从美国的进口量下降。2021年,俄罗斯提供了中国进口煤炭的30%,2022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量基本保持不变,但煤炭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2年前七个月,中国向欧盟出口了1.52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向日本和韩国出口了2.1亿美元。总体而言,中国在能源产品方面存在巨大的全球贸易逆差。2021年,中国能源进口额超过3500亿美元,出口额不到40亿美元。

美国已经将一些能源销售转移到欧洲。虽然,欧洲需要更多的能源。不过,美国政府实际上不愿意增加出口。例如,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能源出口也下降。原因是国内通胀问题。由于俄乌冲突加剧了能源安全,高昂的能源价格导致美国通胀飙升,这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已激怒美国选民。并且,通胀压力下,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减缓经济。

尽管存在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对欧洲的出口施加限制,以减轻国内价格压力。迄今为止,美国政策制定者走得最远的是阻止进一步增加能源精炼产品的出口,鼓励美国公司在冬季之前增加储备。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欧盟和英国的成品油出口仍大幅增加。

半导体热潮可能已经结束"Image"

美国制成品出口也受到影响。2021年,美国制成品出口已处于低位,此后,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均一直在下降。从历史上看,制造业一直占美国对华出口的最大份额。这些出口在2018-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被破坏,此后一直未曾恢复到贸易战前的水平。

美国出口的半导体以及中国公司制造自己的芯片所需的设备可能已见顶。这些产品是2020-2021年美国制造业为数不多的出口明星之一,这要归功于推动中国进口需求上升的因素。一个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对笔记本电脑、视频游戏机和数据服务器的需求激增。另一个是担心美国会收紧出口管制,这导致需要芯片或设备的中国公司囤积和前置购买。

但是,这类出口可能已经达到顶峰。全球对芯片的需求已经放缓。

在美国其他制造业出口中,治疗新冠疫情所需的医疗产品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增长领域之一。飞机和汽车——贸易战前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行业——继续表现不佳。波音公司尤其担心,因为中国在短期内仍然是飞机销售的最大增长市场。"Image"

农产品贸易量出现分化"Image"

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仍然是表现最积极的,其销售价值比2021年的增长速度高出16%。然而,现在还处于收获季节的早期阶段,某些产品面临着新的挑战。

例如,大豆传统上一直是美国农业的主要出口产品,占第一阶段协议购买承诺所涵盖的农产品的58%。虽然美国今年对华大豆出口比2021年的水平高出52%,但是大部分增长来自价格上涨(数量仅增长22%)。

棉花和高粱是美国出口的其他主要农产品,2022年出口量高于2021年的水平。与大豆一样,它们的出口价值也因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而扩大,而不仅仅是产量增加。

猪肉,玉米和小麦今年表现不佳。2020-21年,所有三种产品的出口均达到或超过预期。自2021年以来,猪肉出口已经下降。自2022年初以来,玉米出口下降了12%。对中国的小麦出口已从2021年的7.5亿美元降至几乎为零。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按照地缘政治集团的路线重组粮食供应和粮食贸易可能会降低全球粮食安全。"Image"

未来看起来很暗淡"Image"

自2020年初贸易战休战以来,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征收任何新关税,但两国也都没有取消任何贸易战关税。2022年美国高通胀为拜登政府提供了至少部分重置美中经济政策的契机,但任何抓住这一政策的政治意愿,似乎都因北京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回应而破灭。

贸易条件变得更糟了。除了收紧美国出口管制外,美国在6月完成了进一步限制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的立法。拜登政府还选择不延长此前已批准的2018-19年度贸易战关税的许多排除条款。

美国今年对华出口下降,与全球经济活动受到地缘政治强硬影响的更广泛模式是一致的。美国、中国、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流动,可能最容易反映地缘政治态势的影响。中国目前的态度只会增加西方政策制定者加速向不那么相互依存的过渡的决心。人们的愿望是不仅要减少从中国进口关键产品的依赖,还要减少对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依赖。

除非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有所改善——目前双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否则中美能源贸易减少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农业和制造业贸易的预兆。在一个商业往来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集团影响的新世界中,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继续进行贸易,只是彼此之间的贸易要少得多。经济相互依存度和政策参与度的降低,将带来成本、风险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当前,需要政策制定者在应急规划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来源时间:2022/9/24   发布时间: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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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美国在违背几十年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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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9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则对中华美国学会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研究员的采访,题目是《美国在违背几十年来的承诺》。但限于篇幅,采访被删了不少,这里是后两个问题的比较完整的版本。

问:美国历任总统在台湾问题上都做过什么承诺?

答: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过承诺。在谈判《八一七公报》时,1982年5月 3日里根总统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说:我们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会允许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我们对这一原则的承诺。

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与上海各界人士座谈时又公开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外,我们并不认为台湾应该加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9日会晤到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时说:美国反对两岸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地区现状的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作出决定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是反对的。这给了陈水扁的“急独”企图以迎头痛击。此后,布什政府的高官,上至国务卿,下至“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都强烈批评民进党当局,甚至说,陈水扁企图操弄的“入联公投”是“居心不良的”, 是“旨在改变现状”,公投推动者为了他们短期的政治利益,不惜以台湾人民的安全利益来进行冒险。

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后接了台湾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引起舆论哗然。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奥巴马在2016年12月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他们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中国的思想处于他们国家观念的核心。如果你要结束这种理解,你就得想清楚它的后果,因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与对待其他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作出非常严重的反应。”

既然有这些承诺,美国为什么总是不能好好遵守承诺,以致台湾问题几十年来一再在中美关系中掀起波澜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治需要。对美国的政界人物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选票,为了选票改变政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92年乔治·布什总统售台150架F-16战斗机。那是个大选年,布什选情落后。而F-16战斗机的生产线恰恰在他的家乡州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国会议员一再向他施加压力,来自得州的议员说,如果拒绝售台F-16,就要有6000名工人被解雇。在这种压力之下,布什为了获得家乡州对他连选连任的支持,改变了先前的决定。中方早已就这种情况批评美方。邓小平在1983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就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 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页)。

第二个原因是利益集团左右政治。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政治。有时候偏左一点,有时候偏右一点,细细分析,都是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在那里起作用。在对台售武问题上,可以说,一直是美国的军工集团在那里推动,让台湾向他们交保护费。

第三个原因与意识形态有关。美国是一个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家。80年代后期,台湾政治实行了所谓“民主化”和“本土化”,解除戒严、取消党禁、报禁。两党制、言论自由、“立委直选”,美国政界认为台湾的这种趋势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台亲势力有所发展。

最后一个原因是比较根本的,那就是几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目的,那就是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呢?在美国看来就是台湾与大陆相分离。这就是美国要维持的现状,换句话说,就是要阻止中国的统一。以前我们跟美国的主流学者讨论台湾问题时,他们讳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但保守派学者则不避讳,如薛瑞福、卜大年等,他们称,“一旦控制了台湾(加上台湾海峡), 中国将能在冲突中有效阻止美国及其盟国进出关键性的海上航道,并能让中国解放军的势力深入亚太地区”。从美国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以后,美方公开宣扬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特朗普政府国防部2019年6月1日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把台湾当做“示范性的伙伴”,拜登政府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也表示,“美国两党都有许多人认识到台湾的深远的意义,以及维持与台湾强健的关系对我们的战略利益”。这样,美国政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地在对华关系中打台湾牌了。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事例越来越频繁,性质也越来越严重。佩洛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窜访台湾的。

来源时间:2022/9/24   发布时间:2022/9/23

旧文章ID:28420

邓小平访美:一顶牛仔帽,掀起“邓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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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直新闻

1979年,美苏争霸正酣,世界政治格局风云诡谲。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事件就在此时发生。

1月29日上午,美国白宫南草坪上首次并排升起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美国总统卡特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亲历这一时刻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道:“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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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美方欢迎仪式

邓小平此次应邀对美正式访问,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首次访美。此时,距中美正式建交还不到一个月,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要决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37天。在大洋彼岸两个大国敌对和隔绝了30年之后,邓小平带着全中国人民增进了解、友谊、信任的美好愿望,踏上这场“破冰之旅”;胸怀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方略,他带领古老国度推开封闭国门,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以“邓来了”为题,隆重推出对邓小平此行的报道。的确,邓小平来了。他争分夺秒与美国领导人会面,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双方深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不知疲倦地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签署经济、教育、科技、空间、高能物理等领域一系列合作文件,将两国关系推向广阔发展的新阶段。他的坦率和睿智也征服了国会山最刁钻尖刻的议员:“统一祖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

邓小平来了。他强调访问的一个目的是“向一切先进东西学习”,参访了美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悉心倾听,深入思考,描摹着中国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画卷。在福特汽车厂,他说,中国需要发展汽车工业,20年后将见分晓;在休斯敦宇航中心,他开始构想中国航天事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径;在波音747大型客机装配间,他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也要能够研制生产自己的大飞机。

邓小平来了。他强调国家友好的源泉在于人民,以亲和自然的举止风度,令无数美国民众“深深着迷”,掀起席卷全美的中国热、“邓旋风”。2月2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他欣然接过两位女骑士献上的白色牛仔帽,并随即戴在头上,随后又频频挥动向人群致意,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了他对美国文化风俗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而这一开放和自信的形象,也定格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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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向人群挥舞牛仔帽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演出上,听完约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合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孩子们,并亲吻了一位孩子的前额。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撼了,如潮的掌声中,很多人眼中泪光闪动。这个充满人情味和真情实意的举动,大大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革命式的刻板印象。美国媒体评论道: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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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肯尼迪中心向观众致意、亲吻演出孩子前额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坚持增加一场计划外活动,会见已故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并向金的墓地献花圈,表达了对美国黑人民众的真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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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卡特会谈结束后在白宫玫瑰园共见记者

8天内,74岁的邓小平出席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参加了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并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他以超常的勤勉、超凡的外交才能、出色的个人魅力,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浪潮将起时中国的全新形象,于世界风云变幻中为中国赢得宝贵发展空间和机遇,打开了与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通道,传递了中国热爱和平、盼望合作的强烈信息。自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开始走向天宽地阔。

邓小平访美,也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他提出了要从国际形势全局、“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思想,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40多年来,两国年贸易额从不到25亿美元提升到近6000亿美元,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人文交流、民间交往成果丰硕。中美平等互利合作也大大促进了美国自身发展,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促进了美国产业升级。同时,两国在政治、金融、反恐、气变、维和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历史和现实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期待。在全球性挑战叠加背景下,中美只有秉持战略眼光,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扩大合作,才能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共同肩负起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历史性责任。

来源时间:2022/9/24   发布时间:2021/7/9

旧文章ID:28419

新的风向!王毅先会见乌克兰外长,再会见美国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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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青龙  来源:青龙说说

这几天风和日丽,恶劣北风即将停了,刮起了暖和的徐徐南风!

当地时间9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应约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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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提出了“四个应该”:

1、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2、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

3、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

4、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应该予以支持。

谁没有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谁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不用我阐述了吧,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库列巴表示,乌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期待中方为缓解当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其实,在前一天,9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阐述了相同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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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报道:9月23日,安东尼·J·布林肯国务卿在于纽约举行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国务卿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讨论了一系列多边和全球事项。这是我们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而进行的持续努力的举措。

王毅外长率队访美,先后会见了老朋友基辛格,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团成员,与他们分别进行了会谈。

王毅呼吁中美关系友好不对抗,反美者如丧考妣,中美合作互利共赢。反美者鼓吹对抗,中美脱钩,这不是真爱国,也缺乏理性思考,而是递刀子。爱国不等于反美,中美的合作大于分歧,大国崛起肯定会有竞争,但这种竞争是良性的,而不是有你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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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外交部也呼吁美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中国政府将提供便利,在法制的框架内确保美国企业的利益。

就连赵立坚都表示:美应与中方共寻两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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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方面,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布消息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运输将于9月22日至29日期间暂停对中国提供,原因是将进行管道维修工作。这引起了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一般人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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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真理报》发表文章称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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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省装备总局副总局长9月21日发表讲话,声称朝鲜从未向俄罗斯出口过武器或弹药,也不打算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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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新闻,你品,你品,你细品,是不是刮南风了?

我觉得吧,只要我们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宗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正义,反对侵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这个风向就没有错!

来源时间:2022/9/24   发布时间: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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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则”的不可预测性:重新定义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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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Michelle Bentley,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国际关系教授;Maxine David,莱顿大学欧洲政治学讲师,专注与研究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来源:Bentley, Michelle, and Maxine David. “Unpredictability as doctrine: Reconceptualising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the Trump er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4.3 (2021): 383-406.

导读

特朗普以反建制和不可预测的执政风格为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然后这种不可预测的特性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外交政策原则呢?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持认同的观点。

作者认为分析人士拒绝将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原则的主要原因在于外交政策概念的狭隘,其只将稳定、理性等视为评判标准。鉴于此,作者将不可预测性进行了概念化,构建了其理论框架:外交政策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其包括“一套公开表达的关于国际体系的构成、国家在该体系中的角色以及该体系和国家如何受到威胁的声明”;而作为外交政策原则的不可预测性则具有不稳定性、不一致性、无约束性和不可靠性的特征。基于这一框架的分析,作者论证了他的观点。

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特朗普喜怒无常、看似荒诞滑稽的政治行为,而且指出主观上的原则理性与政策实施与结果的杂乱无章并不冲突,二者甚至可以并存。然而本文也引发了一些思考,例如,作者的观点实质上是将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主观上的理性,因此即便其引发了政策结果上的混乱仍可以成为一种原则。然而主观理论的判断标准为何?又如何进行衡量?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就国际政治角色而言,美国总统是最容易受到其外交政策原则问题质疑的人,分析人士试图找出驱动总统特定做法的意识形态和概念原则。然而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特朗普是否在外交政策中坚持了某种“原则”(doctrine)?如果是的话,该原则包括什么?现有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主张不存在“特朗普主义”,另一类人则认为存在,并在该原则的内涵上产生了分歧。本文认为存在一种可识别的战略表达,这种表达可以与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联系在一起。

目前,能否将“不可预测性”确定为一种“原则”的讨论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首先,目前的讨论a)尚未在外交政策世界观的背景下,明确而充分地定义不可预测性的内涵和含义;以及b)错误地将不可预测性等同于不受约束的不稳定。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不稳定性(Inconstancy)、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无约束性(Unconstrainedness)和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的不可预测性的四管模型。

其次,第二个问题是——这场两面性的争论回避了界定“特朗普主义”的复杂性。这场争论依赖于既定的观念,并未将不可预测性作为“原则”来看待。考虑到特朗普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可能寻求逃离公认的外交政策惯例的限制,以建立一种基于故意不可预测的原则,本文构建了“不可预测性”的概念性框架。

作为“原则”的不可预测性

虽然外交政策“原则”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争议和不明确之处,但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其包括“一套公开表达的关于国际体系的构成、国家在该体系中的角色以及该体系和国家如何受到威胁的声明”。这一理解可以帮助分析人士确定推动某位总统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反对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某种原则的分析人士认为,外交政策方面的任何不可预测性只是特朗普众所周知的反复无常的结果,而不是故意的政治战略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特朗普一再将不可预测性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想法,以至于它形成了世界观的表达,从而构成了原则。这样的表达是他2016年竞选活动的一个关键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强调需要一种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并将其视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美德”。

当前的争论倾向于将不可预测性贬低为“随意”行为。特朗普的策略被描述为“随心所欲的行动”,是“冲动、临时和无能的”,是一种“混乱规则”。然而,不可预测性是故意制造一个别人不知道你会做什么的情况,而随机性是纯粹的胡思乱想,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1.将不可预测性概念化

如果人们接受特朗普采用的是刻意不可预测的模式,并且这种不可预测性不仅仅是变幻莫测,就会涉及到“不可预测性”的概念问题。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缺乏对不可预测性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个描述的深刻理解,缺乏对不可预测性的概念分析。由此,本文确定了不可预测性的四个方面:不稳定性、不一致性、不受约束性和不可靠性。

2.不稳定性

从自由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思考,坚定不移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必需品。自由世界秩序是以构成核心的概念为前提的:美国作为霸权和创建国,得到大西洋国家的支持(并被合法化),这种紧密关系建立在对多边原则的共同价值驱动的承诺之上;东亚国家建立在一套更宽松的双边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尽管有许多文章论述了自由世界秩序的衰落,但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这些关系并没有被视为衰落的原因。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构成自由世界秩序的关系的稳定性受到质疑,人们不仅怀疑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财政承诺,还担忧美国是否会继续珍视其欧洲盟友,从而对它们做出承诺。

3.不一致性

不一致性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Northedge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具有“某种永恒的品质”,尽管他谈到了一个悖论的存在,即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向不断变化的现实屈服。当根据外交政策的这种“长期特性”来评估不一致性时,这里构建的不可预测性概念实际上是在问,所分析的言论或行动是否与前几届白宫政府的言论和行动不一致。

其次,不一致性表现在外交政策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差距上,因为政策制定者可以构建言辞来故意误导目标。第三,不一致性还可以表现在,面对相似但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上。最后,在很大程度上,一致性与行为者的身份有关。Northedge阐明了行为者的连续性力量。他谈到了国际体系、地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他们居住的特定领土上自然而然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们如何使一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把同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放纵同样的偏见,梦想同样的梦想。我们希望看到它们在外交政策中反映的一致性,然而一个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不会在问题和互动中始终如一地反映它们。

4.不受限制性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脱离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制约,例如特朗普试图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行为受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限制。基于这种限制,部分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最终是“普通”或“标准”的,然而他们缺忽略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帕特南的“第二环境”(国际),在这个环境中知觉很重要。行为者根据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制定外交政策并作出回应,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意外地显得不可预测。第二个问题是领导者拒绝被约束的可能性。一个没有政治和国际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当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特朗普曾毫无顾忌地站在世界媒体面前说,他相信俄罗斯的总统,而不是他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

5.不可靠性

不可靠往往是前面三个方面的综合,并超过了其它三个部分的总和。在外交关系中,行动者试图估计另一个行动者可能的反应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朋友和盟友制定的外交政策依赖于他们对其他行为者和当前局势的了解,并期望对方各自采取与他们对彼此的了解相一致的行动。

外交政策理论本质上是面向外部的战略,因此外部行为者可以合理地假设,至少可以依赖另一个行为者以符合其自身国内外利益的方式行事。让人对可靠性放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外交政策被视为是超越个人的,这一点甚至适用于总统制,无论某位总统的外交政策原则如何。然而,国防部长、国务卿、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甚至新闻秘书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绝对数量等问题,都是这种保证的障碍。实际上,可预测性意味着能够以可靠的方式预测行为者的行为,而特朗普特别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不可预测性原则:自相矛盾?

将不可预测性视为原则招致了批评,其认为不可预测性构成了“原则”的对立面,如果原则被理解为一种连贯而清晰的世界观,那么不可预测性就会排斥这种概念。然而问题不在于不可预测性,而在于当前外交政策分析中现有的理论概念不适用于分析特朗普及其奉行的外交政策。无论争论如何,现有理论概念都倾向于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可靠性和合理性。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描述为交易式的,他会像对待商业谈判一样,根据个人情况来考虑每一个外交政策案例。不可预测性可以被视为特朗普商业智慧的一种跨界表达,这种智慧提供了一种更深思熟虑的理论模式。有学者们提出:“特朗普做出不可预测的决定的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的商业剧本——不要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牌。”

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视为一种原则,需要强调四个方面:首先,这一论点并不是说作为一种原则的不可预测性不会产生与纯粹随机行为相关的那种消极后果。其次,这也不是说特朗普构成了某种“邪恶天才”,也不是忽视和原谅他古怪的本性。第三,这里提出的论点并不是说特朗普完全是不正常的。之前的总统并非都有一个完美遵守的理想原则。第四,作者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特朗普很好地表达和实现了不可预测性原则。事实上,作为一个反复无常的人物,他对不可预测性的处理很糟糕。因此,虽然本文认为存在一种不可预测性原则,但它并没有表明特朗普或他的政府已经成功地意识到这一点。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否存在某种原则?如果有,这个原则是否不可预测?很少有学者认真地考虑到不可预测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这种缺失可以归因于a)外交政策分析中未能认识和评估超出既定思维惯例的原则形式,即原则应该包括什么。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战略的细节一直被忽视和/或误解。或者,b)分析人士只是简单地将不可预测性简化为一种对无意的混乱和不稳定的错误衡量,认为不可预测性是一些外交政策(通常是消极的)而不是战略的特征。本文不仅为不可预测性的特朗普主义辩护,还将不可预测性本身概念化,以基于不稳定性、不一致性、不受约束和不可靠性的不可预测性四管模型为前提,解决了这一差距。

本文探索了分析人士拒绝将不可预测性视为外交政策原则的原因:首先,不可预测性的本质与“原则”相悖;其次,分析人士仍然倾向于将外交政策视为理性决策过程的结果。领导者希望他们的信号是透明和清晰的,以确保谈判的顺利进行,这依赖于一种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理性观点的存在。同样,人们认为友谊和联盟尤其依赖于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在这些情况下,“有利”外交政策被视为依赖于某种预测他人行动的能力,以及一种相互和类似的约束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考虑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在这种思考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来思考这样一个想法:一个领导人可能会试图让敌人甚至朋友措手不及。然而本文却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以至于这可以被确立为一种原则。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海洋政治以及中美关系等。

来源时间:2022/9/23   发布时间: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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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5)——美对台售武与《八一七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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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3.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4.Goldwater vs. Carter案

5.《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年)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4)——台湾关系法(TRA)》

6.第三个联合公报:1982年8月7日的《八一七公报》(August 17 Communiqué)

1)《八一七公报》的历史背景

1979年4月10日通过的《台湾关系法》(TRA)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过去若干年的发展逻辑,并且影响持续至今。

可以如此理解:在TRA出台之前,中美关系主要由白宫主导,即美国总统、国务院、外交顾问(由基辛格到布热津斯基)等。彼时,白宫主要考虑与中国大陆发展政经关系,但很少考虑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也低估了美国国内亲台势力之强大。过程中,美国国会一直被“晾在一边”,处于被动地位。卡特一手废除了当年国会参议院通过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AMDT),引起了国会议员们(美国国会里的主流)的巨大不满:他们下定决心要扭转局面,无论是通过司法手段,还是立法手段。

TRA出台之后,美国国会得以扭转局面,他们不仅重新确立了美国与台湾的双边关系,表达了美国能够忠实于其历史“盟友”,并得以以台湾为抓手,重新塑造并主导了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任何一个总统都可以改变之前总统的外交表态,重新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但没有人能够改变TRA——TRA就像是唐僧给孙悟空在地上划了一个圈,任孙悟空如何蹦跶也跳不出去。至此,白宫限于“被动”:他们只能在TRA的框架下确立及解释自己的对华政策。

对于中国来说,TRA是完全不可接受的:1)它是对中国内政及主权赤裸裸的干涉;2)它违背了中美正常化谈判的根本基础,按照TRA确立的框架和内容,中美根本无法建交;3)TRA规定美国可以且应当对台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此将破坏台海军事平衡,影响中国国家统一大业;4)TRA的出台对中美关系将有长期政治伤害,其影响远远大于美对台出售武器这个行为本身。

对于TRA,中方领导人感到十分愤怒,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当时邓小平非常注重利用高层之间的个人关系推进国际关系。他与卡特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但TRA出台后,卡特在美国国内限于被动,自然也影响到他与中方领导人的关系。

但接下来对中美关系更关键的是下一任总统里根。里根在1979年11月宣布竞选,在1980年上半年参与共和党初选并取得胜利。在选举期间,里根围绕对华问题讲了不少话,包括主张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以及致力于为台湾防御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提供一切帮助等等。

里根在选举时的逻辑,1)他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反共是他在共和党内外的政治纲领及政基础。在历史上,他最终因为对抗苏联、瓦解苏联、结束冷战而载入史册;2)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他要批评卡特外交政策批评,并提出不一样的方向;3)他在呼应美国朝野对台湾及TRA的支持。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将苏联作为最大的政治对手及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在这个大框架里,他重新“发现”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是美国遏制苏联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据此,他“调整”了竞选时期及上任初期的对华政策,开始致力于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但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时间的——从1981年1月20日里根上台至1981年8月17日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止,超过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大部分时候处在恶化和僵局状态,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营造的良好气氛消失大半。

但在这一年半时间里,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大量正式与非正式的谈判与接触,逐渐了解了对方的诉求底线,找到了可能达成协议的空间,并最终促成了《八一七公报》的签署。

以下是两国的共识,以及各自的目标、诉求及底牌。要注意的是,在当时,不少关键信息是不对称的,主要是中方的诉求很清楚,表里如一,始终在打明牌。美方则同时有“明线”及“暗线”,有“台面上的”及“台面下的”,有显性目标及隐形目标,并且始终有意识地利用信息不对称及“战略模糊”,在谈判上取得有利地位(俗称“占便宜”)。

2)中美两国当时存在的基本共识、认知及共同利益

这些基本共识、认知及共同利益是两国能够回到谈判桌,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前提。

需注意,以下中方指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美国则仅指美国总统/白宫/国务院及外交顾问的视角,并不包括美国国会及其它政治力量。

在区域内乃至国际上,中美分别面对的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威胁来自苏联;

中国(大陆)是美国遏制及对抗苏联的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的潜在合作伙伴之一;中美关系也是区域内最重要之一的双边关系;

中国(大陆)在军事和经济上更加强大,将有利于两国遏制苏联战略的实现。美方和中方均认可这一点,并对此存在共识;

中国(大陆)推动的改革开放及发展经济事业亟需获得美国在科技、经贸等领域的支持;美国也愿意发展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并可受益其中

为了遏制苏联,中美双方将开展军事及军事相关科技合作,包括由美方对中国大陆提供关键技术/产品(包括武器)的出口及合作研发等。在1980年代初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关系远较美国与台湾的军事战略关系重要。(注:这与今天的情势完全不同,由于当时美国与中国大陆也开展军事合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担心);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是一对历史关系,在美国国内确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美国对台政策需有一个逐步“退出”的过程,难以一夜之间转变;

美方无意让台湾独立(即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无意作为一个主导力量改变台海现状,而是将台湾问题交由“中国人”自行解决;

台湾问题需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也能够用和平手段解决。当时,美方(至少是白宫/国务院)和中方分别都对台海问题和平解决有信心,认为是历史趋势,对此并没有特别大的分歧,因此也不认为武装/军事/安全问题是个大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白宫视野里,如果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也就不会受制于TRA的影响)。

3)中方的原则、目标、诉求和底牌

再强调一下,中方始终是表里如一,打明牌的。这么年来,中方的原则和诉求也始终一贯,从未发生变化。

以下所指“美方”,指的是广义的“美国政府”,并不特别区分白宫/行政部门 与 国会/立法部门。一个恒久存在的问题是,中方政治体制是权力集中的,领导人能够代表国家进行对外谈判,尊重谈判的结果,并能够动员举国受其约束;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分权的,总统/白宫/国务院/外交顾问并没有全部授权,不能代表整个国家进行谈判。这个不对称始终存在,似永远无法解决。

回到正题,中方的诉求:

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基础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及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两个公报是界定中美关系的最权威文本,是有约束力的

TRA违反了前面两个公报的原则和精神的,起到了瓦解和破坏中美关系的影响,美方应该尊重前两个公报,回到前两个公报的精神上处理中美关系及应对台海问题

美国与台湾存在历史的交往关系,需维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往来及其他非正式关系往来,对此中方可以让步(并且已经在《中美建交公报》的第二款里明确说明),但美国不应对台湾出售武器,因为对台出售武器代表一种重大的军事政治关系,而美国只要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是在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破坏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对此问题,中方不能让步

美国需为何时终止对台出售武器确定一个明确的日期

美国不能净增加对台出售武器,而应该尽快减少对台出售武器

美国需要无条件终止对台出售武器,在彻底终止前,美国对台售不能与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进行绑定,不能设条件——即,美国不能依据对大陆的对台态度,以及相于台湾的军事能力及行动来判断美国需要对台湾出售多少武器

中国不会放弃用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从中方的视角分析,如果大陆明确放弃用武力收复台湾的话,就等于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减少了自己的选择,削弱了谈判筹码,如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将变得不可能。这里的潜台词是,军事震慑本身也是促成和平统一的手段。要看到,在这里,中方和美方对“和平解决”的理解是不同的,中方侧重的是底线与结果:如果最终不耗一兵一卒,没有百姓伤亡,那也是一种“和平解决”(类似“北平和平解放”),而美方的理解则是过程:就是全程不能有任何军事力量介入,双方在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同意统一,才算“和平解决”)

台湾是中国根本的原则问题;中国不会因为“有求于美国”(例如遏制苏联,或者满足其他的军事、科技、经济贸易诉求等)而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

中国做好准备,不惜因为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外交降级,甚至断交,将中美关系推回到六十年代

4)美方的原则、目标、诉求和底牌

这里的“美方”,仅指美国的行政体系人员,包括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一干国务院、国防部、情报机构官员、外交顾问及幕僚等,但不包括其他政治力量,例如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党议员、其他地方政府政客及雇员、在野政客、利益集团、游说集团、社会舆论等。

“联华制苏”,推进“美中关系”:遏制苏联才是里根政府最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可以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及盟友。据此,必须稳定、改善、推进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消除TRA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修复中美关系。TRA的出台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方必须对TRA提供一个说法,与中国政府达成新的谅解(例如以发布新公报的形式),如此才能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国会只负责立法,只负责限定和约束总统的行为;而TRA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只能由白宫发挥才智去消解了

从最一开始,就顾及TRA的限制及美国国会的考虑:TRA既已立法,在美国成为对华/台湾政策的绝对权威主导,无论总统/白宫政见如何,对此都无能为力。这样,白宫只能“走钢丝”,寻找一条各方都能同意的路。并且,吸取卡特的教训,从最一开始,就要时刻考虑对华谈判是否会与TRA产生冲突——“最终,我们要在国会及公众面前自信地解释:‘我们与中国签署的一切协议、发表的一切声明,都是严格符合TRA的精神!’”这就使得美方出现了“明线”和“暗线”的问题——“明线”,是和中方讲的一套话语,侧重强调与中方的共识,提供中方想要的;“暗线”,则是对美国国会(及台湾当局)讲的一套,强调与国会及台湾当局的共识。白宫的目标是:“左右逢源”、“夹缝生存”,从中拓展自己的战略目标

由于TRA的约束,美方(总统/白宫/国务院)断无法在以下事项里对中方做出承诺,而只能在对华谈判中设法坚持这些“底线”:

i.美方无法为停止对台售武提供一个确定日期,因为TRA要求,只要台湾受到大陆“威胁”和“胁迫”,总统和国会就要研究提供售武等军事支持;

ii.美方无法承诺无条件停止对台售武,相反,售武始终要和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否采取和平政策;是否会对台构成威胁等)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也是TRA明确要求的:总统和国会将依据台湾受到的“威胁”情况,研究对台提供军事支持的性能与数量;

iii.即便减少对台售武,美方也不能对减少售武的节奏对大陆做出明确承诺。同上条,根据TRA,美国对台售武行为与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直接相关。

美方愿意提供一些中方愿意乐见的表述,以缓解中方针对美国对台售武的担忧。里根政府想好的是,做一些表态,答应中方美国不希望把对台售武作为长期政策,会一定程度上限制对台售武的性能和数量,逐渐减少对台售武的数量等等。同时,美国还将配以一些具体行动,例如暂停对台出售战斗机,同时推进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合作及技术出口等,以缓解中方的担忧

白宫已经想好了如何对国会解释与中国签署的公报或声明。在中方进行谈判及准备公报的行文之时,美方已经给自己想好了后路:

i.从一开始,就要对内咬死(“暗线”),美方和中国签署出来的公报不是什么“条约”,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就是一个政策“表态”或“陈述”。白宫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由始至终都要咬死这一点;

ii.行文措辞、用语要尽可能的含糊,要避免使用那些有法律内涵和联想的概念;

iii.售武问题上,美方所有的表态都是有条件的,都要取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与行动。这个我们后面看《八一七公报》的具体行文就知道;

iv.根据TRA,总统需要参与到对台提供军事支持的定性、定量判断中。渐次减少对台售武,认为对台售武可以得到长期解决,可以被解释说就是里根当时根据台海情势的发展的合理判断,国会最多批评说里根/白宫判断得不准确,但不能说白宫违反TRA;

v.对内,明确TRA的更高地位,由始至终要对TRA表忠心,说:我就是按照TRA去和中国谈的,如果国会觉得我谈得不对、签得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错!最终,肯定以TRA为准!

vi.将白宫真实的对台政策通过别的形式和渠道转达给美国国会和台湾当局。这就是“六项保证”,我们后面再讨论。

如果说《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还比较简单、单纯,双方是信息对称和共识为主的话,到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已经满满的都是套路了。

5)中美分歧的解决: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叠加高层人际关系的介入

回看中方的诉求和目标,会发现,中方的诉求明确、一贯,从历史上一直延续至今,跨越各届领导人。同时,也可以看出,中方诉求里围绕美国对台售武的部分(即3)的a、b、c、d、e、f条)是超出TRA的原则和范畴。事实是,前来与中国谈判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大使及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员都没有逾越TRA的政治和法律授权。他们只能在有限的“授权空间”里想方设法满足中方的诉求,并充分利用“战略模糊”,对两边(美国国会以及中国政府)和稀泥。

可以看到,中美存在很多实质的分歧。因此,在1982年八个月的谈判里,中美谈判不断陷入僵局,最终,中美双方利用人际关系推动了国际关系:邓小平和里根的高层介入、私人介入,解决了谈判桌上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在1982年,两国领导人都相信中美两国共识和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压倒性的,并且伴随时日,会发展的越来越大;只要加速发展双边关系,剩余的分歧注定会消失。台湾问题甚至有可能在十年内就得到和平解决。中美与其在谈判桌上为美国对台售武浪费时间,不如加快推进中美军事科技合作,共同对抗和遏制苏联!

一方面,中国确实不会因为要拉拢美国、遏制苏联而在台湾问题上放弃根本原则;

一方面,台湾问题虽是原则问题,但本质又不是“大”的问题:因为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中美问题。只要中美关系向好,台湾问题自然也会得到解决。中国更需要的,是“定心丸”——美国的表态,以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愿景。

这就是1982年的情势。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不少人说,在1982年,中美两国是利用高层的人际关系推动了国际关系。这是一个正面表述:表示大国之间的外交,领导人之间也需要建立稳定的私人关系,此有助于大国关系的稳定。但其实要看到,中美两国向好的大势是摆在那里的,是当时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两国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和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人的介入及协助沟通,起到的更多的是顺水推舟的加速作用:大家都真心希望赶紧把公报协议签了,让两国关系能够火速发展。

但在中美大局不向好的情况下,一切围绕台湾的分歧都会被放大,并且会引致更大的矛盾与冲突。这时再回去检视《八一七公报》,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6)《八一七公报》的文本解析

以下是从今天的视角,对《八一七公报》进行的解析。公报不长,一共九段,故将中英文全文摘录。斜体部分是笔者的解读。

在中国视角里,《八一七公报》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一道构成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凡论中美关系,我们均引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今天,在还原历史后,我们知道,由于有了地位更高的TRA的前置,白宫“明线”上是来稳定和中国的关系的,但其实背后有“暗线”,搞出了对《八一七公报》一堆的解读,还弄出一个“六个保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公报的行文,特别是英文部分。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In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January 1, 1979,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it acknowledged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Within that context, the two sides agreed tha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On this basis,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normalized. (笔者注:这部分重述之前两个公报的表态,本系列已有介绍,本文不赘述)

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明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双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因而在赵总理与里根总统以及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与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会见时以及在此以后,双方进一步就此进行了讨论。The question of United States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 not settled in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two sides held differing positions, and the Chinese side stated that it would raise the issue again following normalization. Recognizing that this issue would seriously hamper the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 they have held further discussions on it, during and since the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Premier Zhao and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Alexander M. Haig, Jr. and Vice Premier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in October 1981. (笔者注:这部分旨在介绍本公报的背景,为此介绍了中美两国的分歧)

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Respect for each other’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guiding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These principles were confirmed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of February 28, 1972 and reaffirmed in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hich ca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 1979. Both sides emphatically state that these principles continue to govern all aspects of their relations. (笔者注:这部分旨在对外宣示:中美双方在根本问题上是有共识的,没有本质分歧。相关内容在《上海公报》里已出现,但《八一七公报》关乎美国对台售武,在同一文本里出现这个表述是重要的,结合上下文解读,可以理解为美国并不希望干预中国的内政、伤害中国的主权,只是在解决针对台湾的历史遗留问题)

四、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iterates that the question of Taiwan is China’s internal affair. The 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 issued by China on January 1, 1979 promulgated a fundamental policy of striving for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The Nine-Point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China on September 30, 1981 represented a further major effort under this fundamental policy to strive for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aiwan question. (笔者注:这一条旨在说明中国大陆希望采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景及实际行动。对于中方而言,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真实相信台湾问题有望在十年内(或那一代人之内)得到和平解决,抱有巨大的乐观主义。如此表述,也为了说明美国没有必要、不应当对台售武:不应因此再增加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五、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reiterates that it has no intention of infringing on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or pursuing a policy of “two Chinas” or “one China, one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understands and appreciates the Chinese policy of striving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as indicated in China’s 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 issued on January 1, 1979 and the Nine-Point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China on September 30, 1981. The new situation which has emerged with regard to the Taiwan question also provide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United States – China differences over United States arms sales to Taiwan.(笔者注:美方现沿袭前两个公报,重申了它的“中国政策”,并呼应了上一条大陆对台和平统一政策举措的表述。对于美方而言,这一表述是能够契合TRA框架的:因为TRA关注台湾的军事及政治安全,如果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受到大陆的“威胁”和“胁迫”,美国就需要对台提供军事支持。TRA的表述是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手段解决,并认为这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而如果台湾问题真的按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也不需要对台湾提供任何的军事支持:事实上,在TRA的框架下,如果大陆与台湾朝一片和平统一的气象发展,则两岸问题和美国就没有关系了。白宫肯定希望置入这一段文字,以此证明,他们拟减少对台售武的政策是建立在大陆对台和平政策的基础上的,是一个合理、理性的政策选择)

六、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Having in mind the foregoing statements of both side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tates that it does not seek to carry out a long-term policy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that its arms sales to Taiwan will not exceed, either in qualitative or in quantitative terms, the level of those supplied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at it intends gradually to reduce its sale of arms to Taiwan, lead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to a final resolution. In so stating,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China’s consistent position regarding the thorough settlement of this issue. (笔者注:这一条是整个公报最重要的一条,主要是美方立场的表述,所以可以重点参考英文版本。这里,美方先强调双方的表述,其实就是第四、第五条关于中国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向的表述,将此作为美国对台售武政策的前提。然后接着说,美方长期来看“不寻求执行”(does not seek to carry out) 对台售武的政策。这一条是中方非常欢迎的,但美方的版本其实是模糊的,通俗翻译一下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美国并不打算老是给台湾卖武器啊。只要你们不威胁到台湾、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长期来看也可以不卖武器。”所以,“皮球“还是在中国大陆,美国的长期政策是有条件的。第二条,也是中方欢迎的,美国将对台售武做了一个限制,不会超过过去几年的水平。这是里根政府的一个判断:他们认为中美关系会持续向好,美国卖给中国大陆的武器和技术说不定比卖给台湾的还多;基于台海局势的稳定,以及冷战的大形势,国会应该也不会质疑太多。如果形势发生变化,随时调整就可以了,里根政府真心不认为这个公报在美国国内有短期和长期的约束力。这些就是用来安抚中国人的。第三条,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售武。这里的表述是“it intends gradually….”熟悉法律表述的同学们应该知道,“intend”表述非常弱,只是一种意向,并且在意愿程度上也弱于“will”(将要)。它是毫无约束力的。至于何为“gradually”、“a period of time”——根本就没有定义。这些表示在法律行文上缺乏实质,只是外交措辞。白宫已经想好了:被拉到国会去开听证会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就是随便写的,你看,这种表述空泛得很,毫无意义。”第四条,“最后的解决”(final solution),啥是最后的解决??美方的用意很清楚,由于存在TRA,他们无法满足中方要求美方中止(terminate)对台售武的诉求,只好含糊其辞写了一个“最后的解决”。“最后的解决”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含糊表述。纳粹肉体消灭欧洲犹太人用的就是“final solution”。第五条,美方“承认”(acknowledge)了中方希望解决对台售武问题的立场。这一条我们在本系列《中美建交公报》里做过详细分析,在美方理解的英文法律/外交语境里,“acknowledge”是“知晓”的意思——我知道你的立场了——不要误会,我对你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态度,我只是知道你的立场所在。这就是acknowledge。这里,中英文存在文本不对称,我们容易夸大美方对我方立场的认可态度。总之,这整个第六条,是美方玩弄文字游戏,搞“战略含糊”的精粹:既能取悦中方,又能取悦美国国会。在中美大局向好时,可以理解为,这些措辞也挺不容易的,真的是“走钢丝”,夹缝中确立了一点共识。中美大局不好时,则会认为,满满的都是套路啊!)

七、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In order to bring about, over a period of time, a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of United States arms sales to Taiwan, which is an issue rooted in history, 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adopt measures and create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the thorough settlement of this issue. (笔者注:这一条也是一个礼貌性的措辞,表示了好的初衷与愿景。笔者相信都是当时两国谈判者的真实想法。这,确实就是当时的历史潮流)

八、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The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 is not onl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peoples but also conduciv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orld. The two sides are determin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o strengthen their ties in the economic, cultural, educational,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other fields and make strong, joint efforts for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笔者注:本条进一步宣示双方的共识,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景。这些都是帮助弥合美国因对台售武问题与中国政府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

九、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两国政府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oppose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the two Governments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agreed on by the two sides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two sides will maintain contact and hold appropriate consultations on bilater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笔者注:谁是侵略和扩张方呢?自然是苏联,只是没有具名。这一条旨在宣示双方的友好关系:虽然没有结盟,但依然是密切的、处在不断向好通路的双边关系)

7)《八一七公报》的意义

《八一七公报》旨在解决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一个争议问题: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从文本可以看出,从1979年4月TRA及1979年末里根参与竞选引出中美之间的分歧,到1982年公报的签署,经历过无数的波折。中美谈判双方没有回避分歧,但也抱有最大的诚意。诚然,美方为了寻求国内“政治保护”(针对TRA),给自己留了一些“后门”,但总体还是积极、乐观的——毕竟在1982年,里根政府的视角里,焦点都落在苏联,中美关系向好是大局,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是总的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以当时的政治环境,鲜有人会出来质疑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方向。

对于中方来说,《八一七公报》正面回应了美国对台售武问题,并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向,是《上海公报》与《中美建交公报》重要的延续、补充、发展。中国政府将这三个公报作为中美关系的根本性的基础文件,上升到最经典的地位。而美国的政治是庞杂的、纷乱的,不确定的、矛盾的、冲突的。为了推动历史前行,中国政府做出选择,忽略、不去计较来自美国的其他杂音,而始终恪守与美国三个总统所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三个公报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定心丸,压舱石。特别是《八一七公报》,为两岸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外资敢于投资台湾,也敢于投资大陆,同时,台湾也敢于投资大陆,源于人们相信台海地缘政治的稳定性。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认定三个公报是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无论国内政治情势如何,美方均有义务遵守这些条约。只要背离了这三个公报,美国就是背信弃义,就是脱离了中美建交的根本原则。

实际上,自从1979年4月10日《台湾关系法》(TRA)通过的那一天起,中美关系就被彻底改变了:国会得以通过TRA,通过台湾问题,影响和控制后续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没有人能够再脱离TRA设定的框架和体系。

在美国国内的法律和政治里,TRA才是圣典,其地位远远高于所有行政部门/白宫/总统/国务院官员所签署的外交条约、所发表的外交声明,所做的外交表态。当后人发现《八一七公报》和TRA存在某些原则性冲突时,美国的法律和外交专家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以TRA为准了。

里根以降的美国总统和外交官们都忙于对国会表态:说明自己是如何恪守TRA的。

从TRA签署的瞬间开始,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已经很难进行了。

《八一七公报》的贡献,大概只是在那个特定时期,掩盖了中美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

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今时,环境已变,不再是美国“联华制苏”了——中美饿的三角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台湾问题”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1982年,台湾问题再怎么样也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向好;

2022年,台湾问题随时可以成为已经陷于困境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导火索。

今年(2022年)是《八一七公报》签署的四十周年。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媒体上报道寥寥。以今天的环境,大家大概也不大愿意提这个公报了,无论中方还是美方,但凡提到这个公报,都会指责对方在“违反公报”精神。它真的在变成一个“历史文件”。

本文旨在还原《八一七公报》起草的历史背景,供历史爱好者参考。

(未完待续。下文将探讨“六项保证”等其他历史文本)

来源时间:2022/9/23   发布时间: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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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看不到结局的欧洲战争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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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丁刚看世界

1995年,瑞典成为欧盟的一员。

我当时采访的一位瑞典学者对我说,如果我问他,“您是哪国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瑞典人”。但在加入欧盟之后,瑞典人就面临着一个身份认同转换的问题。

他说,不知道要过多久,瑞典人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才会首先回答说他们是“欧洲人”,或者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转变。

现在,瑞典已经成为北约的成员,向“欧洲人”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是在面临来自欧洲另一侧的俄罗斯人的威胁时作出的选择,而北约是一个有着明确敌对目标的军事集团。

我后来转到比利时工作,经历了欧元的启动和北约的东扩。

“欧洲人”这个问题一直是我观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基点。在这一进程中,不仅有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剧烈变动。

我先是看到了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10多年之后,又听闻俄罗斯与乌克兰因克里米亚事件而出现冲突(2014),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一体化是有边界的。

欧洲一体化的前辈们期望通过共同体来消灭战争的理想依然遥远。

当罗马尼亚人,波兰人,瑞典人,芬兰人都慢慢地会成为“欧洲人”,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也一定会更加强烈。而这样的认同会一直扩展至有共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人群,扩大至周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俄罗斯族人。

他们是欧洲人的一部分,但好像越来越不像是欧洲人。

欧洲一体化最终导致俄罗斯人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将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也就是被西边的欧洲人认同的欧洲人,要么就是继续做北方的欧洲人而不被“溶解”。

最终,他们再次回到了历史悲剧的情境之中:要么我被吃掉,要么我吃掉你。

西方舆论热衷于将现在的俄罗斯比作当年的德国,那么,给当年的德国在欧洲漫长的战争史中再找一个对应,恐怕不会很难。

欧洲的大融合进程,看来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进程,而是充满了因排异而引发战争的风险,根源在于其文明中固有的宗教唯一性和使命感,以及帝国扩张争霸的基因。

站在高高的神坛之上的欧洲绅士不断呼吁全世界都支持他们与俄罗斯决战,但他们却无法让大多数国家相信,他们可以就此永远结束战争。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欧洲学者还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西方文明是从战争中不断进步的,最终会找到维护和平的秩序,但乌克兰的悲剧看来更像是战争游戏的版本升级,这样的升级会不会按照其内在规律和制作商的设计,以2.0、3.0、4.0……延续下去?

人们担心的是,欧洲现在的这场战争会扩大到像一战、二战和冷战那样的规模,那对全球发展,尤其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题为《战争:在历史的阴影中》(War: In history’s shadow)的文章(2014.8.2)。

他在文章中总结道,在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吞下古老但顽固的谎言,即他们的“牺牲”是必要的和崇高的。相反,这场战争最好被理解为现代历史中最大的错误。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觉得不痛快。但是,正如泰勒(A.J.P Talor,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曾经指出的,大多数研究历史的人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如何制造新的错误”。

俄乌战争不是单集剧,也不是多幕剧,而是一个还看不到结局的连续剧中的一集。

来源时间:2022/9/23   发布时间: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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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山语中评:两岸摊牌时刻在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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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腾凯  来源:中评社

台湾2022九合一选举过后,2024大选将随之而来,届时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两岸论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向中评社表示,这个论述要能让两岸走上谈判桌,两岸摊牌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离摊牌时刻越来越近,台湾未来对两岸,不能像现在一样什么都不做。

赵春山为政治大学法学博士,专长大陆研究。他是马英九政府两岸政策重要智囊,在马政府担任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远景基金会董事长等,现为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2022九合一选举很快就会到来,接下来就是2024大选登场,到时对台湾来讲需要什么样的两岸论述?

赵春山表示,台湾的两岸论述非常简单,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结束后,现在民调将近8成的民众认为两岸要恢复谈判,所以到时台湾的论述就应该符合这样的民意,符合当前台海的情势,所以这个两岸论述要能够让两岸走上谈判桌,这是第一个课题,而且也符合台湾多数民意的期待。

赵春山分析,现在距离摊牌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不要等到那一天到了才做准备,摊牌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为此先做好准备。摊牌除了面对统一之外,台湾若宣告要走向独立也是一种摊牌,只是这样的结果恐怕就是打仗,而台湾就算愿意面对统一,也要拿出牌来,包括台湾要的方案是什么?而不是像现在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

赵春山表示,过去马英九时代是不统不独,那就是还没摊牌,现在不是你不要什么东西,而是你要什么东西,蔡英文目前也没有摊牌,不过蔡英文任期已经接近尾声,“她任内不会有问题”。未来台湾要打出什么牌,就要选出什么样的“总统”来,若想打一场仗,那就选出会打一场仗的“总统”,要选择以和为贵,那就选一个不想打仗的“总统”或政党,无论如何,摊牌的那一刻是避不了的。

赵春山强调,其实台湾老百姓没有那么愚蠢,眼睛还是很雪亮的,这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媒体民调显示,台湾人认为弊多于利,这和台湾政府的说法不一样。

关于2024的两岸论述,如果首要条件是让两岸上谈判桌,那是否不见得要“九二共识”四个字,例如“两岸一家亲”或许也可以?

赵春山认为,前提是要双方都能同意,现在是大陆提出来的不被民进党接受,在自己看来,九二共识就是最好的论述,民进党认为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后,九二共识已经变了,但九二共识其实是个工具而已,拿这个工具去谈什么,是另外一个问题。

赵春山分析,九二共识是入场券,进场了之后看的是另外一出戏,以前九二共识在李登辉时代的功能是进行事务性会谈。等到马英九时代,九二共识谈的是另外一场戏,希望维持不统不独,在马英九时期没有谈统一的问题,甚至是争议性问题都不谈,纯粹交流发展。将来九二共识还是一张入场券,只是谈的问题会超过现在,将来可能要谈两岸怎么样安排,这个问题不谈也不行了。

赵春山指出,如果没有了九二共识,除非台湾能创造另外一个东西是大陆能够接受的,那我们就再往下走,至少两边可以谈。

赵春山表示,现在台湾什么都没提出来,不谈台湾就没有别条路,只能依靠美国,美国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台湾让自己在中美之间都没有弹性,不谈对台湾绝对不利。如果谈判必然等于投降,那在国际政治的课本里面,谈判这一章就可以删掉了,相反的,在国际政治当中谈判是最重要的一章,外交就是妥协的艺术,只是台湾给老百姓的印象是,一谈就等于投降,现在台湾就是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

但是和国民党甚至是台湾民众党相比,当前民进党民调还是最高,这该如何?

赵春山表示,我们只是把形式、问题、知道的事情提出来,选择权在人民,如果人民要这样选择,那谁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谁也没办法,不仅是大陆政策,很多政策都是,核电政策也是一样,做了这个决定,就要承受这个代价。接受九二共识会如何,不接受又会如何,我们把事情讲出来,让老百姓选择。

来源时间:2022/9/23   发布时间: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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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保台说后,战略模糊结束? 国会两党支持立法重构对台防卫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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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逸华  来源:美国之音

过去几天来,有关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在华盛顿成为热议焦点。来自两党的多位国会议员认为,总统拜登(Joe Biden)不止一次提出保卫台湾的承诺,这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尽管北京发出抗议而美国也有专家表示担心,但拜登的保台主张仍获得了民主、共和两党不少的支持,国会正在审议的一项法案也在推动美国重整对台湾防卫的协助。

拜登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9月18日播出的访谈中被主持人问及美国如何回应台海冲突时清楚表示,美国男女军人将在台湾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时保卫台湾。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Sen.Robert Menendez,D-NJ)认为,总统不止一次做出这样的表述,说明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我认为这个想法和我们国会里许多人都支持这样的看法,”梅嫩德斯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自去年上任以来,拜登总统第四次表达了美国将在军事上保卫台湾的看法。

此前,拜登总统也曾在今年5月、去年10月和8月等不同场合做出类似的表态。不过,这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清晰明确。

拜登总统在访问中还说,“我们同意很久以前就同意的,就是(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对他们的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并不是迈向–我们不是鼓励他们独立。我们不是–那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对台湾的官方政策包括“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海峡两岸的分歧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和以往几次一样,白宫也随即澄清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出现变化。

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星期一(9月19日)在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讨论会上说,“我的确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没有发生变化,也会继续下去。”

拜登总统和白宫官员多次就美国是否将在中国发动攻击时保卫台湾的立场发出不同的信息。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认为,“这都是战略模糊政策的一部分。”

“总统做了一个很坚定的声明,然后他们那样说。但最终,我认为,这不是最后定论,”梅嫩德斯说,“总统说了四次(要协防台湾),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波特曼(Sen.Rob Portman, R-OH)认为,拜登总统是在《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美国有义务对台湾提供防卫协助的大背景下做出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那里(台湾)有义务。我们看到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美国,至少45个国家挺身而出,提供军事援助,乌克兰才得以自卫。这可能是一个相似的类比,”波特曼参议员说。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Sen. Ben Cardin, D-MD)也说,“这(拜登总统)讯息对中国大陆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使用武力是不能接受的。”

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威克(Sen. Roger Wicker, R-MS)直言表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会保卫一个民主政体不受独裁者或独裁种族灭绝近邻的攻击。”

两党凝聚共识以立法重构对台防卫支持

拜登总统四度表态美军将协防台湾后,《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说,拜登的说法点出了许多人,包括国会两党成员的心声:必须威慑独裁政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努力活生生的验证了这一点。

这篇社论还提出,如果只有拜登总统的讲话,效果是有限的,国会应该跟进采取立法措施,更新对台湾的承诺。

事实上,国会参议院方面正努力推动的一项法案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参议院外委会上星期以17票支持、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经修改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法案目前正送交院会等待审议。

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和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Sen. Lindsey Graham, R-SC)提出的跨党派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经修改后,内容上冲淡了较具有外交象征性的内容,但强化了在军事安全上实质性的援助。

“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要加强台湾遏制中国的能力,防止中国采取进一步入侵行动,如此一来就不会发生冲突。我们不要看到冲突,但我们也不要看到台湾被武力夺取,”梅嫩德斯参议员说。

梅嫩德斯强调说:“如果中国要试图武力夺取台湾,那么美国将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这是一致的。”

议员们认为,这项法案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审视或改变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执行的战略模糊政策,重构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

“我们委员会有项法案——《台湾政策法》,目标就是为了这个(重新审视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波特曼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时答复说。

同样是参议院外委会成员的卡丁参议员也向美国之音做出同样的回应。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清楚表明,我们会成为保卫台湾的伙伴,”威克参议员说。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共和党议员夏伯特(Rep. Steve Chabot, R-OH)表示,他一直主张战略模糊政策必须走入历史。

夏伯特说:“如果我们清楚表明美国将(协防台湾),那么发生失误或误判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我认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小得多。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军事行动。”

夏伯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他与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党成员布拉德·谢尔曼(Rep. Brad Sherman, D-CA)最近联袂提出了《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Accelerating Arms Transfers to Taiwan Act)。他说,在台湾正面对中国威胁的时刻,此案将有助于加快美国移转给台湾的武器来应对威胁。

夏伯特和谢尔曼推出的这部跨党法案在本届国会任期结束前真正成为法律的希望不大。相比之下,参议院外委会上星期通过的《台湾政策法》距离立法终点线要近得多。该法案的现有版本将在未来五年对台湾提供总额6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同时使台湾能优先取得美国过剩的防卫设备,并加快台湾采购美国武器系统的速度。

该法案的最新版本中的第二章节讨论关于改善台湾军事能力和发展美台军队如何并肩作战的能力,以及提升对抗军事威胁的韧性等。

不过,本届国会将在明年1月初结束,中期选举将至,会期所剩时间不多,即使是这部已在参议院外委会过关的《台湾政策法》,要想正式成为法律,难度也相当高。该法案目前尚未推出众院的对应版本,而一部法案必须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本一致的版本才能递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使《台湾政策法》在本届国会得不到通过,但是其中包括安全援助等实质性的内容会被拆分纳入其他必须及时通过的法案,比如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

来源时间:2022/9/23   发布时间: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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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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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主旨演讲。

王毅表示,这几年,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两国相互依存的现实被漠视,合作共赢的历史被歪曲,对话沟通的渠道被堵塞,所谓的“战略竞争”正在以危险的方式定义、影响中美关系,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变数。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都认为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都认为中美不应该冲突对抗,都主张两国加强交流合作。世人都期待美方能把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重要表态真正落实在行动上。但美方炮制莫须有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把中国定义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执意允许众议长访台,持续对华贸易战,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问题上不断挑衅,似乎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策。

王毅说,根本症结还是美方对中国、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出了偏差。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这种偏离是危险的,代价也将是高昂的。美国如果沿着零和博弈的思维处理中美关系,继续用“政治正确”来误导对华政策,不仅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还会使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的终点。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指明了中美的正确相处之道,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项原则是审视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风云跌宕得出的重要论断,也是当今时代大国之间彼此交往的正确之道。

王毅表示,没有尊重,就谈不上信任;没有信任,也谈不上真正的合作。这是中美交往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基本前提。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美国也无法按自己的好恶改变中国,双方谁也打倒不了谁,需要尊重彼此的选择。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人权和民主。

王毅表示,伙伴还是对手,合作还是对抗,这是中美关系的根本性问题,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形成所谓“威胁膨胀”,是典型的过度焦虑。用传统大国走过的老路来预测中国,将形成严重误判。模仿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来打压中国,通过“印太战略”等地缘游戏来围堵中国,注定是徒劳的。

王毅表示,任何合作都不可能建立在你输我赢基础上。合作共赢正是中美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真实叙事,也是双方应当继续争取的共同目标。事实和数据充分说明,中美人民的意愿是合作,中美合作的动力是共赢。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竞争绝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和主流。竞争也要有边界,更要讲公平。要进行良性竞争,你追我赶,而不是你死我活。双方可以把合作清单拉得更长,把合作蛋糕做得更大,实现中美双赢和世界共赢。美方不能一方面损害着中方核心利益,一方面又要求中方无条件合作。

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当前,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理不好,很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方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也有过明确承诺。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仅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完全封堵了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

王毅表示,在美方的插手和纵容下,“台独”势力正在岛内滋生蔓延,不断改变大陆台湾同属一中的根本现状,抛弃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台独”这头破坏力和危险性极强的“灰犀牛”正在向我们冲来,必须予以坚决阻止。制止“台独”分裂,捍卫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是中国依据国内法、国际法行使的神圣权利。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希望双方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现实的启迪,汇聚前行的力量,共同探索构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2/9/23   发布时间: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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