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北京青年报

今天的《新闻联播》，有重磅。

9月6日的头条，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时长逾8分钟，透露了几个信号。

这次会议提到，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

两个月左右开一次

2018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办事机构为中央深改办。

从2018年至今，中央深改委共召开了27次会议，中央深改委约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今年以来，中央深改委已经召开了4次会议，时间分别是在2月28日、4月19日、6月22日、以及9月6日。

2018年开会时间：3月28日、5月11日、7月6日、9月20日、11月14日

2019年开会时间：1月23日、3月19日、5月29日、7月24日、9月9日、11月26日

2020年开会时间：2月14日、4月27日、6月30日、9月1日、11月2日、12月30日

2021年开会时间：2月19日、5月21日、7月9日、8月30日、11月24日、12月17日

2022年开会时间：2月28日、4月19日、6月22日、9月6日

每次中央深改委会议，都透露了重要信号。

这次会议提到的“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值得特别关注。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国之重器、关系全局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日益严峻，“补短板”“强弱项”迫在眉睫。

2020年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

2020年8月，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时，习近平提到，我们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再往前看。

2018年，在烽火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指出，过去在外部封锁下，我们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创造了“两弹一星”，这是因为我们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下一步，科技攻关也要这样做，要摒弃幻想、靠自己。

“新型举国体制”并非首次提到。

政知君注意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究竟什么是“新型举国体制”？

《学习时报》在2021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所谓新型举国体制，是一项集中全国各方面人力、物力、财力，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为根本旨归，以攻克某项重大项目或完成某项重要任务为主要目标，以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为外在表现的独特体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

政知君注意到，在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方面，长三角被赋予了重任。

202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曾主持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当时，他提到，长三角地区“要率先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建立决策指挥体系”

这次的深改委会议，对“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

要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瞄准事关中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

要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举国体制涉及到由谁来组织、领导以及发展的方向、目的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这次会议特别明确，“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

来源时间：2022/9/7   发布时间：2022/9/7

旧文章ID：28283

作者：章百家  来源：理论周刊

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有三个因素特别重要。

第一，准确判断国际形势。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客观国际形势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两个问题。因为直接影响或决定政策制定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形势，而是决策者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判断准确，主观合于客观，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第二，正确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高层对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不同的认识，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处理本国利益与支援其他国家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中国外交特别大的变化。

第三，知己知彼，特别重要的是了解彼此力量的限度，学会换位思考。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要想占优，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知道彼此力量的限度，这在博弈时非常重要。换位思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替他人着想，有这种成分在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我们提出的政策的有效性。只有学会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思考，才能预知我们提出的政策或方案中，有哪些是对方可以或可能接受的，有哪些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样，我们提出的政策才能够真正有的放矢，真正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获取主动权呢?

争取与外交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

处理外交、国际问题和处理国内事务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别，这就是在外交事务中面对的是大量不可直接控制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互动。这与制定和实施国内政策很不一样。国内政策的实施有一套行政系统，可以去贯彻执行;但外交问题一定是互动，一定有双方、多方的博弈。怎么使这种互动成为良性的，而避免恶性循环，值得高度重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曾经历过安全环境的恶化，这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胡乔木在总结这段党史时曾说，我们当时高估了外部的威胁，因而做出了过火反应;这使得外部压力进一步增大，我们的反应也更加激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今天，在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时，一定要在顶住压力的同时，重点考虑怎么避免恶性循环，争取比较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十分关键。

要在国际博弈中实现良性互动、获取相对优势，离不开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这里要注意传统与变化。我们党的外交工作起源于国际统一战线，新中国外交是从国际统一战线中逐步分离出来的。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第一份专门文件就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一般也适用于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说，外交工作首先是分清敌友。但要注意，我们对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前后有所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待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认识到世界是多样化的，国家之间会有矛盾，但也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大国之间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可以合作的一面。当我们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国家间关系有很多灰色地带，在非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关系并非是简单的或敌或友关系。

当然，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策略原则依然有效，但也必须牢记，我们的认识已前进了一步，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也要有新的创造，以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

外交政策要目标明确，有长期准备和具体可行的方案，其实际的实施过程则充满艺术性和智慧外交政策目标的达成、重大战略的实现、国际主动权的获得，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例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就是逐步同世界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从1949年中苏建交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一过程整整经过30年。仅有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还不够。邓小平同志强调，有了外交目标、外交政策以后，一定要细化，要有步骤，成龙配套。如果只有目标和政策，但不能把它细化，不能很好地解释准备怎么实现它，这个目标往往会被认为是宣传，而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这是我们外交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周恩来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一条古训，在外交工作中非常重要。要预之事，既包括要做之事，也包括要预防的风险。当一个外交主张或政策付诸实行时，周恩来还强调要“善观风向，善择时机，见机而做”。提出一项外交主张，不仅要看未来，还要看目前的时机。一项好的主张，如果提得过早，别人不认可;等时机到来时，别人也可能就不接受了。有时认为这个时机不够好，再等等，过一阵子这样的时机也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外交博弈很大程度是个带有艺术性的过程，而不是死板、机械的教条。

我们学党史，不仅要注意上了党史书的东西，还要注意那些没上书的东西。我们在党史书上看到的，往往是付诸实施且取得成果的内容，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无往而不胜的真正原因，在于面对复杂情况有多手准备、多种方案。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实施的可能只是其中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准备无用。这样的成功事例在党史上很多。反之，仅有一手准备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导致挫折。这个经验是我们需要谨记的。

实现国际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

处理国际问题、外交问题，一定要把握好外交话语的国际性和中国特色的相互关系，不可偏废。外交是有着不同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因此，话语一定要具有国际性，否则就会变成各说各话，难以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同时，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也必然会带有自己的特色，提出自己的主张。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需要智慧。

在这个方面，经典的案例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具有国际性，都取自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没有一条是中国首创。那么，它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哪里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五条是处理好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型外交关系与旧式外交关系的区别。他从诸多国际关系准则中提炼出这五条，认为这五条最集中地体现了新型国家关系，并具有普适性，能为各国所接受。第二，这五项原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的特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并举，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并重。

值得注意的，还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方式和时机。这五项原则虽然是1953年周恩来在中印(度)关于西藏问题谈判的时候率先提出，但真正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并产生重大国际影响，是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通过中印总理联合声明、中缅总理联合声明共同提出。选择这个时机和这种提出方式，使五项原则在冷战时代引发了空前反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如果美苏能够按照中印、中缅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那么双方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世界和平也能够得到保障。苏联人高度肯定他国的外交政策，这是极其罕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案例可以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在今天也能够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时间：2022/9/6   发布时间：2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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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光谦  来源：华语智库

早在1946年，在延安窑洞的小石桌旁，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0多年过去了，美国依旧到处打家劫舍，猖獗不已。这只美洲虎究竟还是不是纸老虎?它的嚎叫究竟是它野性的发作，还是它迟暮之年的哀鸣?这架反动的战车到底还能威风多久?

一，当美国进入金融垄断阶段，加快推进虚拟经济，加速“去工业化”进程时，就注定了美国军事工业走上衰退的不归路。

当代强大的军队是以强大的军事工业为基础的。钢就是现代工业的基本元素。现代战争就是打钢仗。工业能力，特别是军事工业能力是直接决定现代战争的物质要素。美国军队之所以一个时期极度膨胀也是以美国工业化的爆发性增长为支撑的。

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食利性、寄生性、腐朽性的驱动，当代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追求无本万利，陶醉于以剪息票为生，加速“去工业化”，将实体经济加速向外转移，产业日益空心化，经济日趋虚拟化。其必然结果是美国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日益萎缩。作为军备发展的基本物质，美国的钢产量如今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美国甚至只能遥望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唯一全产业链经济体。从军事工业角度看，在世人面前，美国早已褪去昔日炫目的光环。

二、这段时间，世界新军事技术革新百舸争流，日新月异，而美军却孤芳自赏，无视美军武器装备日益老化的现实。

今天世界各地仍然可见美军舰机张牙舞爪的身影，君不知它们大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产品，已明显老化，力不从心了。美国的造船业早就开始萎缩。美国潜艇在南中国海海底慌不择路，硬要以头“撞山”绝非偶然。近日美刻意穿越台湾海峡以显示美军“实力”的两艘巡洋舰，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服役，已被列入退役名单，即将送拆船厂，结束余生。高科技领域，美国曾经的垄断地位正一个个丧失。

耗资140多亿美元巨资，集高科技于一身的“福特”号超级航母，2017年宣布服役，但至今未能形成战斗力，被讥为世界级烂尾工程。美军事复合体巨头，波音公司的飞机这几年接二连三连往下掉，一再发出机锈人亡的警讯。美国《防务新闻》今年7月底报道，因“制造缺陷”，全部F-35A战机暂时停飞。美国国防部还以“老旧”为由，拟于2023年淘汰33架美国F22隐形战斗机，2030年以前淘汰全部F22。现代高科技的许多新领域，如电磁领域、激光领域、量子领域、空天领域等等，美国的发言权越来越小。美国垄断世界军事科技的格局正被一步步打破。

三、越南战争后，美军逐渐形成依仗武器装备绝对优势，与弱小的不对称对手打反恐战、治安战一类的准战争模式，这一模式早已沦为笑柄。

美军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外侵略战争。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军吸取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在作战目标选择上力求避免与中等以上的对手过招，而是专拣软柿子捏，选国力、军力弱小的国家逞威风。20世纪末，美国纠集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在弹丸之地竟投入498架飞机，15艘战舰，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这场战争创造了美国以武器优势打不接触的不对称战争的典型样式。这几十年美国沉浸于这种以大欺小的较量，半个多世纪，美国没有再与一个国力雄厚、意志坚强的战略对手直接交手的战例。

四、当代核力量早已形成核恐怖平衡的局面。但美仍沉浸在以绝对核优势进行核冒险的幻觉中，从而将美国置于绝对核毁灭的险境。

当今世界核力量的发展早已打破美国的独家核垄断。你有我也有。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性，即使是一次性使用也足以给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带来毁灭性影响。当代早已形成了有核力量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核武器的数量差距已失去决定性意义。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没有试错的余地。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核武器只能是自卫防御的最后手段。绝对核优势并不能确保绝对核生存，毁灭者必然被毁灭。中国郑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中国保留自卫性核反击的神圣权利。如果有人利令智昏，悍然进行核冒险，在核报复的蘑菇云下，即使是超级核大国，也将瞬间沦为一片废墟。这也许不是核战争发动者所期盼的结果。

五、美军在全球建立数以百计的军事基地，在加强全球军事控制的同时，也形成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不能应对较大危机的结构性缺陷。

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一向实行全球战略。美军象章鱼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但也同时被牢牢钉在了世界各地。这在美国鼎盛时期，应付小型危机似有可能。但要应对较大对手、较大规模的对抗，从大西洋前出太平洋，从美洲赶赴亚洲，十天半月之后，黄花菜都凉了。目前美国战略重心日益东移，矛头直指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老虎吃天，想象力过于丰富。

单从地缘战略上讲，美军无后方作战，越洋跨海，远程奔袭，即使有几个小啰啰接应也无济于事。对于早已森严壁垒，军民一体，依托本土，发挥近海、近岸优势，以近击远，以逸待劳，瓮中捉鳖的正义之师，较量结果用脚指头都能算出来。

六、世界抗疫斗争相当于一场世界性准战争演习，检验了各国组织指挥动员力、民族凝聚力等应对危机的综合能力。美国交了一张白卷。

长达三年的世界抗疫斗争，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决策指挥力、民族凝聚力、民心士气得到了充分的检验。中国静态启动，上下同心，举国同步，进退有序，精准施策，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抗疫能力就是战斗力。相比之下，一向自命不凡的世界超级大国在疫情面前却惊慌失措，乱成一锅粥。他们无心救死扶伤，专门乘人之危，趁机大发国难财和死人财。以至一亿人染疫，百万人丧命，抢居世界榜首。

中美两国在疫情应对中表现的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危机处理能力、两种软实力，高下立判，形成鲜明对比。有人不知反省，竟恼羞成怒，还想发兵到东方来撒野，令人忍俊不禁。

七、西方有西方的战争思维，东方有东方人的战争智慧。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和战争指导艺术是我们战胜一切顽敌的法宝。

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在与各种反动势力的较量中，形成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积极防御的优良战略传统。所谓“积极防御”，就是性质上是防御的，要求上是积极的。坚持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绝不按敌人套路出牌。要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牵着走。美国学者说“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出兵中东，在广袤的山区，被塔利班机动灵活战略战术拖得精疲力竭，20年后不得不逃离这座大国坟场。一个阿富汗山区就让美国大兵胆颤心惊，如果未来有人敢于到西太平洋兴风作浪，“巨浪”滔天的太平洋一定是他们永远的安息之地。

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戕害人民，倒行逆施的侵略战争集团，最终一定会被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唾弃。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上凡是脱离人民的，下场都很悲惨。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莫不如此，当代霸权主义者也不会例外。在一个经济日益严重衰退的国家、有色人种不能呼吸的国家、意识形态仇恨宗教化的国家、深陷分裂危机不能自拔的国家、躲在“纸牌屋”相互算计的国家、利益集团角斗刀刀见骨的国家，要欺骗、驱使国民为少数金融寡头和战争狂人卖命是不可能长久的。如果金融寡头试图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其结果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

毛泽东主席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毛泽东主席这一论断的真理性。

来源时间：2022/9/6   发布时间：2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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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宗  来源：光明日报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在此基础上，“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但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为恶劣典型，美国政府近年来背信弃义，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愈演愈烈，不仅严重破坏中美关系，还危及台海与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必须被严厉制止。

一

多年来美国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其中也夹带了不少“私货”，包括违反国际法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美国开始将中国作为首要战略对手，显著加大了“以台制华”的力度，不断曲解、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长、政坛“三号人物”的佩洛西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和劝阻，执意窜访台湾地区并与台当局领导人会面，完全违背美国政府的承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佩洛西此次窜访和其个人政治私心、美国政治衰败、民进党当局的大肆游说有关，但归根结底，其实质是美国国内反华排华和民进党当局操弄“抗中反中”“倚美谋独”。美国政府在打“台湾牌”上的露骨，美国两党在“反华挺台”上的躁动，都反映在其加速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上。

首先，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台交往的“所有限制”，不断提升与台湾当局官方交往的层级。2018年3月美国推出“与台湾交往法案”，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允许美国政府所有层级的官员，包括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内阁级官员、将级军官及其他行政部门官员赴台，会见“对应的”台湾官员;二是“在对其尊严给予恰如其分尊重的前提下”，允许台湾高级别官员进入美国，并会见国务院、国防部及其他内阁机构的美国官员;三是鼓励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台湾在美设立的其他机构开展活动，包括举办有美国国会议员、联邦/州/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台湾任何高官参加的各种活动。

有了这一国内法授权，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和台湾当局勾连。特朗普政府先后派时任卫生部长阿扎尔和副国务卿克拉奇等内阁级官员窜台，在卸任前还安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窜访，后者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才作罢。美国国会议员更接二连三地组团窜访，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促其“坚定对抗”。佩洛西位高权重，不仅可以影响议员前途、监督行政部门、推动弹劾总统，而且能够左右立法进程、影响美国外交方向。如此高级别的政客窜访台湾，并会见“台独”势力的头头脑脑，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严重违背美国与中国建交时的承诺以及美国历届政府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其次，美国将台湾作为“准盟国”对待，提升其“以武谋独”的能力，并试图打造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堡垒。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或帮助台湾生产武器。美国政府曾在1982年签署的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承诺，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武器的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直至最后的解决。美国既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台售武本质上是在支持中国境内的反叛势力。近年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加大对台售武的规模和频率。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分三批次向台湾地区出售了“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黑鹰直升机、F-16A/B战斗机的升级改造、佩里级导弹护卫舰等先进武器，总计在200亿美元以上。特朗普政府改变了传统捆绑打包的销售方式，实施随提随审、逐案公布的常态化军售，且武器的进攻性明显增强。特朗普执政四年，美国政府共宣布11次对台军售案，金额逾180亿美元，包括66架F-16V战斗机、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岸基鱼叉导弹系统等。

更为恶劣的是，美国正将台湾纳入其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视其为“第一岛链”内必须捍卫的地方。为此，美国协助台湾强化“重层威慑战略”和“整体防卫构想”，在推动台湾继续发展常规战力的同时，更加重视不对称性战力，企图把台湾打造成“难以被吞下的豪猪”。台湾在美军培训下计划加快后备役部队建设，制定城市巷战计划。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耶伦、副国务卿舍曼等高官还威胁称，一旦“台湾被入侵”，美国将对中国发起比对俄罗斯规模更大的制裁。美国还推动七国集团不断攻击中国遏制“台独”势力的举措，并怂恿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加紧制定插手台湾问题的军事计划，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在“以台遏华”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次，美国帮助台湾当局扩大“国际空间”，在国际上刻意制造“一中一台”。在台湾“邦交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并断绝与台当局所谓“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以霸凌手段为台当局“固邦”。美国通过“2019年台北法案”，除了强调加强美台经济和安全关系外，还明确了美国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政策，即“应适当支持其获得所有美国参与、不以国家为成员要求的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支持台湾当局取得其他适当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以适当方式指示美国在以上国际组织的代表，使用发言、投票和影响力去支持台湾当局获得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在该法通过前后，美国政府通过威胁、惩罚等手段胁迫那些近年来和中国建交以及希望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并以帮助台当局“有意义地国际参与”为名，企图协助台湾全面挤入联合国系统，在国际上全面架空一个中国原则。在美国的怂恿下，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的政客掀起窜访台湾的“小风潮”，如立陶宛、捷克等欧洲国家的部分政客纷纷靠蹭台湾问题的热度，试图既从美国那里获得“奖赏”，又从台当局那里捞取经济好处。

二

佩洛西是美国政府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急先锋”，其窜访台湾是美国“以台制华”政策升级的冰山一角。佩洛西的挑衅行为迫使中国在台湾岛附近划定海域和空域进行军事演训行动，并对美国采取其他反制行动，展现了遏制“台独”和拒绝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然而，美国政府不去反思自身错误行为，反而污蔑中国的反制措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称佩洛西的访问“并未偏离美国政策”，“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国务卿布林肯在为佩洛西挑衅行为辩护的同时，还攻击中国的反制“不成比例”“改变现状”“更具胁迫性”和“惩罚全世界”。美国军方除安排军机接送佩洛西外，还派遣航母编队为其“保驾护航”。为给“台独”势力壮胆，美军还计划在台海开展所谓“标准的空中和海上穿越行动”。

佩洛西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美国会一些政客长期被台湾当局收买，这些政客对中国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本身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组成部分，不断鼓噪和推动形形色色侵犯中国主权的涉台立法。近期，美国一帮议员正在操弄“台湾政策法案”，声称要将台湾列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友”，承诺向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如果该法案成为美国法律，将是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大幅度的调整。

另外一项涉台议案“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则威胁称，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将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美国军方则加紧备战，提升所谓“一体化威慑”能力，在佩洛西窜访后还公布了五大军种强化在印太地区部署的新闻，试图震慑中国大陆，给“台独”势力吃定心丸。同时，美国战略界鼓噪放弃对台政策“战略模糊”，实行所谓“战略清晰”的声音仍然不断。可以说，美国政府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已经充分暴露其霸权本性，那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中国统一，如果可能的话，永远阻止统一”。也就是说，美国企图通过大幅提升台当局“以武拒统”能力、通过展现对中国的威慑力让两岸分离状态永久化。更有甚者，美国国内还有一股更极端的势力，妄图通过承认“台独”以在台海挑起军事冲突，从而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今年窜访台湾期间就叫嚣，“美国应外交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摆出全面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架势。

三

美国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刺激民进党当局加速“谋独”挑衅，美台勾连改变了台海现状，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严重的威胁。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还是倒退的重大问题，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战略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做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出兵台海阻挠中国统一。20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爆发两次危机，中美走到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阶段，台湾问题也一直是两国交锋和谈判的首要议题。正是美国政府做出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的决定，认可一个中国原则后，中美才最终排除政治障碍得以建交。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起伏变化与“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美国对台政策和中国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息息相关。美国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为自己带来了美中建交、两国关系发展和台湾局势相对稳定的利益。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负责任地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保持台海风平浪静的定海神针;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则是掀起台海惊涛骇浪的罪魁祸首。

如果美国延续或升级“以台制华”政策，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大倒退，必然严重冲击台海和平稳定，必然祸乱亚太乃至世界。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捍卫《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就是捍卫国际秩序。如果不干涉内政原则被无视、被抛弃，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美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以其所谓实力地位干涉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中小国家。中国绝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各国也应团结起来制止美国，阻止人类文明进程的倒退。

(作者：张文宗，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时间：2022/9/6   发布时间：2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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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又发一篇雄文，为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正名复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杂志社副社长王广。文中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改革开放期间)，存在着回避、远离甚至排斥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

他说：近十多年来，在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中，出现了重回阶级分析方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透析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趋势。在阶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

文章说，重新审视阶级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历史现实的倒逼，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多重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呈现颓势，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再无产阶级化”等现象，这些都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时代价值。

以下是全文：

阶级分析方法仍是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体系，总离不开独具特色的学术话语和方法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宏伟的理论大厦中，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具有支撑意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性质和特色的重要内容。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他甚至强调：“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了科学指南;从实践层面看，它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锐利武器。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僵化、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曾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当前，深化史学理论研究，建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史学，需要深入理解阶级分析方法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在史学研究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让这一重要研究方法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中国学界看待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几个阶段

“伟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e》[‘命运’]。”马克思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阶级分析方法。通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学术史，中国学界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看待和运用，走过了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阶级分析方法成为重要的革命理论指南和学术研究范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一方法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理论上的彻底性，逐渐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而紧张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分析革命问题、制定斗争策略的重要工具。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现在、将来的三大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从理论的高度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世界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是倡导社会改良、主张阶级协调的所谓“社会政策”;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举行暴力革命和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议会制民主道路;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主张当时的中国首要问题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五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些方法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政策，是补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黄爱、庞人铨等人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成立湖南劳工会，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1921年11月21日，即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时提出了改组建议，明确讲道：“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强调：“这是宗旨所在。”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为坚定主张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名篇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依据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动力、依托、对象、任务、途径等一系列问题，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分析方法也成为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马列五老”和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研究范式，推出了一大批为学科发展奠基立论的经典篇章。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就强调，是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性质“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叙述了残暴的封建统治如何压迫农民阶级以及后者如何被迫起来反抗压迫的历史过程，肯定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

二是20世纪50—70年代，存在简单化、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而随着现实形势的发展，这一研究方法逐渐转变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

随着“三大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党和国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革”等问题，都与人们对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理解有关。“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关于“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在这种现实形势的强烈影响下，阶级分析方法脱离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学理性，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范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党的政策重新发生‘左’的逆转，史学领域强调‘阶级分析’的风气日盛，‘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探讨的主题”，再加上政治领域的深刻影响，一些人“将‘革命’等同于‘阶级斗争’，又将阶级分析方法‘唯一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陷入僵化困顿”。

三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存在着回避、远离甚至排斥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较少有研究提及或运用这一理论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帷幕。这一时期，各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大量西方学术成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范式、话语较深地浸染到当代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说，占据一定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出于对政治记忆和意识形态的回避，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理论尤其是披着学术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去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的选择。例如，在社会学研究中，“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阶层分析，特别是转向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最终，阶层分析全面取代了阶级分析，成为中国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历史学研究中，由于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复杂影响，历史学的宏大叙事遭到解构，反本质、反规律、“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等倾向流行一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几乎被束之高阁，少人问津。

四是近十多年来，在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中，出现了重回阶级分析方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透析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趋势。

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历史现实的倒逼，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多重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呈现颓势，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再无产阶级化”等现象，这些都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内蕴的科学性所致，在资本逻辑和剥削机制仍然发挥掌控作用的现时代，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现实巨大的穿透力、解释力和彻底性是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所无可比拟的。可以说，阶级分析方法的重新出场，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日本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渡边雅男就曾批评过，日本学术界存在着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整体框架和内容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进行各种恣意的解释，“只凭自己随意的印象，对(马克思的阶级论)思想的误解、批判、曲解、想象都大笔一挥地肆意独行”。他深刻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概念，以蕴含丰富的内容而值得夸赞，缺少了这种认识，今后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发展就会出现危机。”回观中国学界，在社会学领域，“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反思中国阶层研究的缺陷和不足，重新发出了回到马克思、回归阶级分析的呼吁”，要求“把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在经济学领域，有学者提出经济理论研究同样需要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对国际社会阶级状况、中国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就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考古学领域，有学者提出，考古学作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应该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它可以促进文明起源的研究、深化对不同历史时期阶级问题的分析、全面认识历史上国家与阶级的复杂关系、帮助人们树立全面而健康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需要重新重视理论、超越碎片化倾向，立足于新的时代方位审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以深化对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思考。对于学界重回阶级分析方法的趋势和动向，我们要从学理层面予以冷静而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同时要结合新时代的形势和要求，在准确理解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加以承继、运用和发展。

二、阶级分析方法对深化史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宋儒朱熹曾云，“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作为一种重要的史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工具，阶级分析方法无可替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其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集中体现为，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迄至当今时代，仍然是人们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当然不是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也不是随处可用、随手套用的丹方妙药，但它作为一种突出强调从社会历史的深层和宏观结构出发来解释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廓清在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迷思。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只能漂浮于历史的表层而无法进抵历史的深层和本质。

阶级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人们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一般而言，人们将历史当作过往之事的总集，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此之前则更多地属于“历史编纂”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比较历史和诗，指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作为过往事件总集的历史，可谓包罗万象，纷纭复杂。那么，其间的本质是什么，有无规律可循?历史究竟是历史人物和事件漫无目的、一团乱麻式的汇编，还是神秘的自在之物在人间的自我展现?如果像兰克史学那样只强调“如实直书”，那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尚未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概括之前的经验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做法，不啻是黑格尔所谓的“原始的历史”。如果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理念”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环节上的展开，那么所谓历史规律只能是理念外化和运行的规律，但这种规律不过是思维强加给客观历史的头足倒置的想象而已。如果像后现代主义史学那样，认为历史只是语言建构的产物，那么就无所谓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可言。

应该说，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科学解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指出，历史是人的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在生产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依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便可以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第一章标题“资产者和无产者”加的注释中，明确规定了何为资产阶级、何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列宁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界定了阶级概念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因而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的竞争、博弈、斗争就构成了原始社会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

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在直接的政治领域展开，也可以在其他领域通过曲折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本质上都是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与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想谱系习惯将历史主体理解为单子化的个人不同，唯物史观秉持的是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正由于此，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就是说，一旦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人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呈现为一团混乱的历史，唯有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入手，才可以从根本上、从社会历史的深层把握住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阶级分析方法可以引导人们更好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一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这种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突出表现为阶级斗争。不同阶级之间形式多样的博弈、较量、斗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在历史动力问题上，恩格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说。他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也就是说，以往的历史研究者最多考察了历史活动主体的动机，但止步于此，没有更深一层地去探究在主体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旧唯物主义者由此就将行动的动机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而像黑格尔那样的唯心主义者则是从世界之外、从哲学的意识形态给历史输入动力，因此，前者对历史的理解是肤浅的，后者对历史的理解是神秘的。这些理解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恩格斯指出，我们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要去研究“使广大民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动力和历史的发展脉络。立足于阶级分析方法可以看到，正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在英国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成为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验证了这一洞见。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娴熟地掌握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革命的同志、朋友和敌人，依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才战胜了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极其强大的敌人，完成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历史基础。

阶级分析方法还可以帮助人们判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历史的长河蜿蜒曲折，但它有没有一个基本走向?不同学派的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极不相同的。依据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问题有明确答案，这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结论不是主观设定和善良意志的产物，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客观决定的历史规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描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斯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个阶级进行过经济层面上的分析。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就谈到过这一点，并明确指出，“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由此可见，经过阶级社会中必不可免的阶级斗争以及必然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人类历史终将驶入一切阶级和私有制消亡的无阶级社会。

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其根本走向，其间可能有各种支流、分流甚至逆流，但这一趋势和走向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而揭示出来的。马克思曾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赞扬毛勒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毛勒研究德国马尔克制度史、乡村制度史、城市制度史的一系列著作中，“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这里，最旧的东西指的是原始公有制，最新的东西指的是无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诉求，人类社会历史经过长时期的螺旋上升式发展，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如莫迪凯·罗什瓦尔德所言，“马克思的哲学作为对过去的研究而超越历史，也作为关于未来的知识而展示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在历史的塑形中起有一种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通古今之变”，而且能判明历史的未来走向，推动和引领历史的创造。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对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坚持与运用。

三、立足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丰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背离阶级观点、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就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也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当前，深化史学理论研究，建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史学，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研究本身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刻理解阶级分析方法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在史学研究中科学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并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历史实践不断加以丰富、发展，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是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确掌握阶级范畴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阶级并不神秘，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会永世长存，它只不过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现象。从实质和根本意义上来讲，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划分不同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标准不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标准，而只能是经济标准。恩格斯指出，“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列宁也在这一意义上强调，“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我们在阶级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党中央作出的科学判断。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阶级状况，我们党早已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这就明确要求，在阶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一方面要同否定党的领导、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对待。2017年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同样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在涉及阶级问题的讨论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作出的这些正确论断。

二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更好地为人民做学问。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中曾出现关注“下层历史”或草根社会史的重要取向，倡导“发现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始终坚持人民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就强调，要“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提升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必须高度自觉地坚守人民立场，矢志不渝地为人民做学问。这也是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历史进步的磅礴伟力。史学研究应自觉地投身这一时代洪流，为人民述史、为人民立传，对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探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背景、国内环境、人民需求、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治西乱”“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只要阶级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挑衅、分裂乃至侵略等图谋还存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弃之不用。尤其要看到，现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资本垄断集团以各种方式剥削全世界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家与工人及广大民众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深刻说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本质和运作机理，冲破其所型塑的剥削和压迫机制，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再无产阶级化”问题，尤需借助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直抵本质的思想锋芒。这一点恰如渡边雅男所言，“身处新自由主义掌握霸权的现代社会，在直视差别和不平等蔓延的现实，并且从中需要直面个人的无力与绝望时，用具有深层意义的‘阶级’来思考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三是发扬科学的探索精神，将阶级分析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更好地协调起来。故步自封、排斥异己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以博大的胸襟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阶级分析方法所强调的，是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根本层面、从社会形态发展和变迁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分析，它并不排斥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例如阶层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使用过阶层概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时，明确指出：“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他们在这里明确认为，在一个阶级的内部还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只不过，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当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和商品交换体系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它消灭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出身、身份、地位、宗教等因素导致的地位划分，结果只能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此，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毛泽东同样使用“阶层”概念来探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将当时中国的社会力量具体分为以下几种：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其中，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即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盛”，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则是“生活下降的”。对“半无产阶级”，他进一步进行了细致划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对其中的“贫农”，根据其受地主的剥削程度，“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可见，毛泽东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时，在总体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阶层划分。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二者不仅不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更精细地反映了那一时代中国的现实状况，并且更加准确地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对革命的接受程度。范文澜在20世纪50年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也曾明确说：“阶级斗争的情景即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他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这同样表明，要对阶级内部进行具体分析，就需要综合运用阶层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否则就不是彰显而是损害了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总体讲来，阶级分析依据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这是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因而是一种宏观、概括、一元的分析;而阶层分析可以依据职业分工、薪资水平、教育背景、家庭负担、闲暇时间等多个标准进行分类，因而是一种更具体、细致、多元的分析。对这些不同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整体视野内予以补充、协调、统合和发展，更好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体系。

来源时间：2022/9/6   发布时间：2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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