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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大:李克强听取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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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汇报,部署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加快扩大有效需求;确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措施,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激活力。

会议指出,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争取最好结果。针对经济运行超预期因素冲击,前期能用尽用近两年储备的政策工具,及时果断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因市场主体在一些方面遇到的困难比2020年多,今年退税减税降费等超过2020年,并出台了有力度的稳投资促消费政策,总体政策规模合理适度。当前处于经济恢复紧要关口,加快释放政策效能至关重要。近日国务院向主要经济省份派出工作组,围绕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现场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要继续争分夺秒抓落实,用“放管服”改革办法再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发挥效能,细化实化接续政策、9月上旬实施细则应出尽出,着力扩大有效需求,促投资带消费增就业,巩固经济恢复基础,增强发展后劲。一是在用好新增3000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扩大规模,对符合条件成熟项目满足资金需求,避免出现项目等资金情况;将上半年开工项目新增纳入支持范围,对之前符合条件但因额度限制未投放项目自动纳入支持,以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也为制造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提供市场需求。二是扩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的领域,将老旧小区改造、省级高速公路等纳入,并尽可能吸引民间投资。三是尽快出台支持制造业企业、职业院校等设备更新改造的政策。四是引导商业银行扩大中长期贷款投放,为重点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配足融资。这也有利于扩大信贷有效需求。有关部门要完善对银行的考核,银行要完善内部考评和尽职免责规定,形成激励机制。五是对重点项目继续采取集中办公、并联办理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强化要素保障。地方政府可根据职责权限对用地、环评等办理作出承诺,项目落地后按规定补办手续。六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地方要“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灵活运用阶段性信贷政策和保交楼专项借款。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七是国务院再派一批督导和服务工作组,赴若干省份推动政策落实。适时核查回访,重点核查项目建设三季度实物工作量完成、完善手续等情况。八是各地也要建立督导和服务工作机制。重点项目建设要按照有回报、保证资金不挪用和工程质量的原则,不失时机推进。

会议指出,改革是政策工具箱中极重要工具,要坚持以改革激活力,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深入整治涉企违规收费,严格划定权力边界,严肃查处乱罚款、收过头税费等行为。推行工业生产同类型产品一次许可。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公平竞争。健全营商环境问题线索搜集、处理机制。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源时间:2022/9/2   发布时间:2022/9/2

旧文章ID:28253

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带来自由,但没能拯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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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RGE SCHMEMAN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苏联时期,政治笑话是人们暗中表达政治观点的主要渠道。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流传的一个笑话问道:“政治局中谁支持戈尔巴乔夫?”答案是:“不需要。他可以自主行走。”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等一系列老态龙钟的领导人的葬礼之后,一个充满活力、年轻、有魅力的领导人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鲜事。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几乎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推行彻底的开放、坦率和变革意愿,整个苏联的欣喜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戈尔巴乔夫于周二去世,今天很难找到一个俄罗斯人对他有正面的缅怀,更不会觉得他是西方通常认为的那样英勇。对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等为失去的帝国而耿耿于怀的人来说,是他摧毁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未能使其继承者走向正确的方向。

但在他的领导初期那些令人振奋的日子里,54岁的戈尔巴乔夫比身边大多数政治局的老古董都要年轻几十岁,是全球的一颗新星。苏联当时接近谷底。商店货架空空如也,经济被贪婪的军事机器榨干。一支由克格勃特工和告密者组成的大军残酷地粉碎了任何公开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行为,但没有人信奉官方意识形态。外部世界是一个被禁止的梦想。

然后突然间,这位笑容灿烂、带着南方乡下田间口音的年轻领导人来到了这里,传播着激动人心的“新思维”、“改革”和“开放”的福音。他在为克里姆林宫注入新的血液时宣布,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连串没有事先编排的亮相中,他宣讲社会在指挥-官僚系统和军备竞赛下苟延残喘,一切都必须改变,而且要彻底改变。他有时会和他迷人的妻子赖莎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经常被狂喜的群众团团围住。俄罗斯人自二十多年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以来再也没见过这样的领导人,这次更令人兴奋,更自由,更具感染力。

我尤其记得一个场景,那是戈尔巴乔夫在上任第一年的春天前往列宁格勒。主要的晚间电视新闻在他前任们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性的宣传朗诵,而当天的新闻显示戈尔巴乔夫在街上与人交谈和开玩笑,他谢顶的头上那个大大的胎记为人们所熟知,在拥挤的人群中晃来晃去。

“我在听你说,”他说。“你想说什么?”

“就像你开始时那样继续,”一个男人喊道。然后,一位强势的女士被拥挤的人群推到戈尔巴乔夫身边,她的金色蜂巢发型压过了他,她接话说:“只要靠近人民,我们就不会让你失望。”

“我靠得还不够近吗?”戈尔巴乔夫带着灿烂的笑容回应道。

由此产生的化学反应远远超出了他开启的经济变革。禁忌烟消云散。人们开始畅所欲言,报纸开始认真报道,艺术蓬勃发展,教堂爆满。持不同政见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德烈·萨哈罗夫——从劳改营和国内流放地返回。真正的辩论,甚至是真正的投票,在曾经是橡皮图章的苏联立法机构中出现了。这可能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期待,但在公众心目中,这全是他的功劳。在他前任的统治下,任何挑战政治的艺术作品都会被审查员打回;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治理下,这被看作是社会解冻的进一步证据。

这种兴奋并不局限于苏联。在整个苏联阵营和世界各地,一位大胆的新领导人的崛起甚至在他升到最高位之前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被认定为克里姆林宫二号人物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标题宣称:“一颗红星在东方升起”。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了她著名的判断:“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共事。”

当时的西德公民生活在一个分裂国家,被巨大的武器阴影所笼罩,他们以一种特殊的热情迎接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努力。我记得,在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巴洛克风格的老市政厅,他在里面的宾客签到簿上签名,外面的人群则在高呼“戈尔比!戈尔比!”。1989年那次访问前夕的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戈尔巴乔夫是否是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人时,回答“是”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0%。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东柏林,与年迈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那里也出现了“戈尔比!戈尔比!”的欢呼声。这次访问直接催生了一个月后柏林墙的倒塌。在美国,一个流行的说法将这一历史性事件归功于罗纳德·里根,但戈尔巴乔夫在整个东欧释放出的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然而,戈尔巴乔夫是改良者,不是革命者。苏联解体九个月前,他在今属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向听众坦言:“我不羞于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坚守共产主义理念,到死也不会改变。”

他没有理解的是,放松一个建立在胁迫、权力和恐惧之上的制度等于在摧毁它,而克里姆林宫的那些白发苍苍、冷酷无情的前任们凭直觉就知道这一点。当苏联社会从苏联专制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时,戈尔巴乔夫改革经济的努力却和以往所有改革一样,撞上了同一块石头:特权的、腐败的共产党机构。

他尝试了经济休克疗法,然后扭转方向,然后尝试武力,但这一切都太少、太晚了。没有残酷的镇压手段,苏联解体了,经济停滞不前。1991年8月,共产主义强硬派试图用武力夺取政权,但被鲍里斯·叶利钦镇压下去,而苏联也只能再存活几个月。

如今回头看,我们不禁猜想,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不同的行动,事情是否会有不同的发展,或者苏联是否能够生存下去。中国在天安门广场粉碎了戈尔巴乔夫释放的自由化力量,这也许就是另一条路线。

在莫斯科和柏林目睹了苏联帝国的解体,我发现,很难想象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还有哪个变革的推动者能够令一个几乎崩溃的体系实现和平解体。需要一个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去尝试从内部改变这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已经无法复苏。

戈尔巴乔夫在后来看到了这一点。1991年12月,他在辞职演讲中宣称:“旧体制在新体制开始运作之前就崩溃了,社会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在美国,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冷战的结束和极权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一件正面的事。不过,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人对失去大国地位感到惋惜,普京利用这种怀旧情绪重建了威权统治的克里姆林宫。

但是,当我听到戈尔巴乔夫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他那灿烂的笑容,那份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对变革的勇敢信念,以及获得自由的人们呼喊的“戈尔比!戈尔比!”。这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真正的遗产。

(Serge Schmemann于1980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任时报驻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及联合国分社社长。2003至2013年间,他在巴黎担任《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社论版编辑。)

来源时间:2022/9/2   发布时间:2022/9/1

旧文章ID:28252

快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观和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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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108期

8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了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款举办的招待会,并就国际国内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世界局势时他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每隔五代人或七代人发生一次。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一定都是朝坏的方向发展。

拜登接着谈到了中国。他说,中国的变化特征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并非胸有成竹。他说在过去12年里他跟中国领导人在一起78小时,其中68小时单独在一起。中国领导人负责14亿人的事,但他不清楚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拜登接着说,中国一直对世界表明,请来我们这边投资,我们人口众多,可以买你们的产品。但是,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他对中国人的购买力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多的确定性。” ( The Chinese are very, very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其实,拜登总统可以说是美国历届总统里最了解中国的。他对中国的看法一直相对客观。2017年11月7日,拜登在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我希望中国能成功,但要说他们会吃了我们的午餐?他们没有足够的能源,也没有足够的水源。” (I want China to succeed. The idea that they’re going to eat our lunch? They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hey don’t have enough water.)

两年后,拜登宣布竞选总统。2020年4月29日,拜登在艾奥瓦竞选时又一次谈到中国。他说,“中国会吃了我们的午餐?别逗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消除(东部)沿海和西部山区之间的差别。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应对自己体制内存在的腐败。朋友们,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Come on, man — They can’t even figure 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is great division between the China Sea and the mountains in the West. They can’t figure out how they’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corruption that exists within the system. They’re not bad folks, folks … They’re not competition for us.)

2020年拜登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2021年3月25日,拜登举行他出任总统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国时他滔滔不绝,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段话:“中国有一个全面的目标,它要成为世界上富有领导力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和最有实力的国家。这个目标在我任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美国还会继续增长。” (China has an overall goal … to become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on my watch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显而易见,从2017年到2021年,拜登总统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当选总统之前,他认为中国还不具备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能力和资源。拜登入主白宫后,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临时指南》把中国视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对美国在各个方面构成威胁的国家,他自己也信誓旦旦表示,中国不可能在他当总统的时候赶超美国。但在前几天,拜登对中国的看法似乎又回到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对国家的未来不知所措,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前途莫衷一是。拜登总统对中国的认知肯定会极大的影响他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拜登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似乎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001年4月25日,美国电视台ABC的“美国,早上好”节目播出了对刚出任总统不久的小布什的采访。在问到如果中国要“武统”台湾的话,美国是否有义务保卫台湾。布什总统回答说,“是的,我们有义务,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记者接着问,美国会不会武力干预。布什说,“为帮助台湾自卫,美国会采取一切措施。” (In an interview aired on ABCNEWS’ Good Morning America, Bush was asked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obligation to defend Taiwan. “Yes, we do, and the Chinese must understand that.” Asked if his commitment would be backed up with the full force of the U.S. military, Bush replied: “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herself.”)

当时拜登是美国联邦参议员,他对布什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极为不满。一个星期后,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油嘴滑舌”的时评。他在文章中说,“自从我们废除了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参议院批准的1954年美台防务条约之后,美国没有义务保卫台湾。从外交的角度来讲,保留武力干预的权力和在事发之前就提出有义务保卫台湾有天壤之别。总统不能把美国是不是让自己自动进入台海之战的能力拱手让给台湾,当然更不把它让给中国。”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been obligated to defend Taiwan since we abrogated the 1954 Mutual Defense Treaty signed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ratified by the Senate.” Biden added, “As a matter of diplomacy,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reserving the right to use force and obligating ourselves, a priori, to com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president should not cede to Taiwan, much less to China, the ability automatically to draw us into a wa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拜登总统在做了29年参议员之后又做了8年美国的副总统,他对台海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和严重性应该是了如指掌。然而,在出任总统后,拜登自己开始在台海局势问题上“油嘴滑舌”了。

2021年8月,美国刚从阿富汗撤军不久,拜登总统在一次公开场合说,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做出庄严的承诺,如有人对北约国家采取行动或使用武力,我们会做出反应。(这一义务)也适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 (We made a sacred commitment to Article Five that if in fact anyone were to invade or take action against our NATO allies, we would respond. Same with Japan, same with South Korea, same with—Taiwan.) 白宫发言随后指出,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2021年10月,在由CNN主持的一个电视见面会上,拜登再次表示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 (In October 2021 during a CNN townhall, Biden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ommitment to defend Taiwan.) 白宫新闻发言人之后再次表态说,拜登的说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有任何变化。

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东京参加四方首脑会议。在峰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如果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会不会为保卫台湾而“军事介入”?拜登回答说,“会,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Tokyo on May 23, a reporter asked President Joseph Biden,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The president responded with a clear answer: “Yes . . .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白宫新闻发言人之后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拜登在台湾问题上一系列的表态是失言还是蓄意我们不得而知。作为参议员,他参与了美国国会对《台湾关系法》的起草;作为副总统,他经常参与关于台海局势的讨论。他可能是美国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对台海问题了解最透彻的决策者之一。作为总统,拜登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台海问题上说错话显然令人担忧。也许,他对中国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统一台湾的决心有了新的认知,进而认为,美国唯一可能阻遏中国不使用武力的途径是告诉北京美国对此不会视若无睹。

无论如何,两国所有担心中美关系可能冲破护栏滑向冲突的人都需要密切关注拜登总统的中国言论,并从中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走向。


来源时间:2022/9/2   发布时间:2022/9/2

旧文章ID:28251

郭良平:中国对外关系的危机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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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良平  来源:联合早报

当今世界,正快速从一个经济世界转向一个政治世界。二者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经济世界中的竞争是比谁赢得更多,而政治世界的竞争是看谁输得更惨——从共赢转为零和。中国对外关系似乎四面楚歌,正是因为国际关系的逻辑变了,以往驾轻就熟的那一套不灵了。

历史上所有贸易相对自由的时期或地区,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作为前提,如13到15世纪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19世纪“日不落”大英帝国各部分之间的自由贸易。在不同政权激烈争斗的时候,贸易只能边缘化并服从于政治逻辑。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美国推广到世界各地,并在冷战摧垮苏联阵营后,形成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中国正是在这个经济世界形成时,搭上了顺风车发展起来的。

那时候,中国在经济上无足轻重,政治上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全面倒向西方后,被认为是秋后蚂蚱,朝自由民主演变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也认定旧的那一套不行了,必须改。邓还讲得很明确,经济改革的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改革。40余年过去,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没动,反而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后,后代领导人觉得有了复辟的底气。这里的一个认知误区,是将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旧体制的延续而不是对它的改革。于是,邓小平的“必须改”就成了“不该改的坚决不改”。

国际关系阵营化、碎片化

中国的崛起威胁到冷战后西方一统的政治秩序,给它注入了一种不同的政治逻辑,于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压倒了经济贸易的逻辑,经济世界开始让位于新的政治世界。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围绕不同的政治逻辑正在形成不同阵营,使全球化的世界碎片化。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缩小它的覆盖面,力图将中俄和其他“政治异己”排除在外,使它们不能享受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但自由主义也正在遭遇危机,吸引力大大下降。作为冷战的胜出者,它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它仍有力量将发达国家凝聚在一起,但西方民主国家若不进行重大改革的话,就无法应付时代的新问题,只会每况愈下,在国际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上的优势,会不断流失。许多对西方不满的国家,也会改换门庭或另寻出路。

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上升,有助于改善中国目前在主流国家中孤立的状况,因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总体良好。但中国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不少陷阱和局限性,在政治上可以得益,但必须提高经济转型,更需要的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帮不上忙,反而会拖后腿。中国最近再次大规模减免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就是例子。

三件国运相关的大事

三个方面的发展有可能急剧改变中国国运:与俄罗斯的关系、台湾,和同西方全面脱钩。

俄罗斯的国运被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彻底改变了,没有二三十年恢复不过来,甚至可能一蹶不振,从此边缘化,只有靠能源、原材料过日子,军工出口也会被中国和其他国家超越——它落后的半导体工业决定了这个命运。未来的武器越来越智能化,粗大笨重的俄罗斯风格已过时。乌克兰战争拖得越久,俄国就会越急于加强同中国的准结盟关系。

西方从欧亚大陆两端施加的压力,正将中俄的命运压缩在一起。如果中俄再次结盟,日子会比冷战时的东方阵营好过些。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又分别处在世界产业、贸易和能源、原材料供应链的中心地位,也都是军事强国和核大国,安全上没有问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将长期处于二流国家水平。中国的目的是加入第一梯队国家,一旦同俄结盟,就会长期与第一梯队国家对峙,所以中国要谨慎,防止被俄罗斯拖下水。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挑衅会越来越多,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都有。处理不好爆发战争的话,中国很可能遭西方和一些周边国家全方位封杀。乌克兰战争中,俄国的境地已经树立一个先例,西方国家已有经验和组织能力来全面深度制裁一个国家。俄国对外依赖程度远远比不上中国,可以预期,时机欠佳的武统带来的制裁将会更深、更全面,破坏力也大得多,有可能断送中国的复兴大业。

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的意向发展之快出乎预料,但中国似乎仍相信全球化不可逆转。以往正是这种信心,使中国将经济命运放心地交给国际分工。然而,中国的分工集中在中低端产业,是可替代的,而西方和其他发达国家则牢牢占据高端,技术和产业都是不可轻易替代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待脱钩的态度依旧超然——自己的产业链生态无法复制,举国体制的技术攻关能力,美国离不开中国价廉物美的进口,西方国家都垂涎中国庞大的市场等等。

中国的半导体业界曾召开一次由顶级厂商、学者、政府主管官员的会议,讨论半导体业对外依赖的程度和环节,结果是都搞不清楚。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无时不在呼吸,却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40余年来,中国也习惯了同西方国家交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所得到的好处,都被埋到潜意识里了,只有到西方开始脱钩时,方才恍悟,原来这么多关键技术和领域都依靠西方。

这是没有看到经济世界已经不再,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世界。如果西方国家绕开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产业链,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将远远超过中国的国内大循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可能逐渐拉大。虽然未必挨打,但落后难以避免。如何尽量保留同西方优势集群的联系,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选择

中国应该考虑战略收缩。既然在现秩序下是受益者,没有号召力来当头,又正逢“枪打出头鸟”之时,就应该收缩,尽力重回韬光养晦,并支持和鼓励美国继续当头。目前中俄都是靶子国,却硬要在国际舞台上当主角。普京的俄罗斯比中国还膨胀,竟以小于广东省的经济来同整个西方对抗。

一个可选的国策是全面收缩外部战线,不再推销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不再搞一带一路这样高风险、低回报、易遭攻击的大项目。对外经贸关系主要靠私企,国家不再搞对外政绩工程。

其次,要积极认真地对待而不是消极等待脱钩。每个行业都应该提交一份报告,估算本行业脱钩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对本行业的影响,可以采取什么对策来阻止、延缓或挫败脱钩。全国应该有一个机构来综合各行业的报告,制定出全盘应对战略。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避免脱钩,还要力促政治世界回转到经济世界。进入政治世界后,各国的生产成本都会大大提高,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等困难。如果中国不再被视为“生存威胁”的话,它们就会有动机再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毕竟上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力量都还在,只是被政治压制了而已。

第三,中国应努力争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认同,而不是总强调中国特色。这样就会降低“中国威胁”的感知。到目前为止,所谓“中国威胁”还主要停留在情感和逻辑推理上,中国崛起对西方国家利益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相反,发达国家从中获利也不小。它们的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价廉物美的中国货降低了一般百姓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引擎。中国正在分担一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普遍受益。扩大认同的前提是中国不断改进,使自己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而不能只强大,不进步。

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全民膨胀和最高层的执拗。普京是个鲜活、血淋淋的例子。他入侵乌克兰的决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愚蠢的。俄国有足够的集体智慧做出更全面和有效的决策,来解决普京想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但最高层已经是一言堂了。于是,俄国不惮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基本准则,犯众怒,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困境。即使事到如今,仍看不到俄国有纠错机制被激活。“伟大领袖”仍一意孤行,继续嘴硬,说是正在和一定要达到他从来没讲清楚的“所有战略目标”。

这并不全是骑虎难下,更是因为普京被抬得过高后,就没有台阶下了。这是早已让中国人民和中共吃尽苦头的个人崇拜的恶果。个人崇拜从现代化的眼光来看是很土很俗的,也极招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反感。但仍不断有人推波助澜,也许同中国的帝制传统和政治改革滞后有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

来源时间:2022/9/2   发布时间: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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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大之间亚太国家难为小,美结盟抗中战略亟待弥补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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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承  来源:美国之音

本星期,韩国罕见地有两个高级政府代表团同时在美国访问。经贸代表团在华盛顿就韩国所称的贸易不公进行交涉,与此同时,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翰则在夏威夷印太司令部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讨论加强两国的地区安全合作。

美国最近通过的《通胀削降法案》在韩国引起不满,认为该法案将导致韩系汽车今后数年在美国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此次争议正值韩国新政府大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联盟、美韩价值同盟重新崛起之际。“难道价值可以共享,利益就不能共享?”韩国《中央日报》的一篇评论说。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团结盟友及伙伴共同抗衡中国作为其核心战略,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分析人士指出,该基本国策主要基于价值观,缺乏经贸领域的战略配套。

“华盛顿的许多专家都担心(联合盟友战略)经济部分不够强大,”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杨(Andrew Yeo)说。“在经济、经济支持方面,它并没有给亚洲国家太多可以依靠的东西。”

美国将于下星期主办“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今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被认为是要弥补印太战略在经贸方面的短板,但该框架不包含关税减免与市场准入等优惠政策。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和战略计划主任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说,“显然,IPEF 是为了解决这种相对疏忽的问题,但即使是它的许多支持者也会同意这只是一个部分解决方案。”

布鲁金斯学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安德鲁·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在竭力团结其他国家的同时,既没有扩大市场准入,也没有新的自贸协定,而且,在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之下,“贸易是政府不想触及的问题。”

他说,他最近走访了亚洲一些国家,人们对美国在这个框架中没有提供什么实惠感到失望,但新加坡、越南、韩国这样的很多国家都同意至少参加进来,“因为他们知道,眼下这也就是他们能得到的最佳协议了。”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随着亚太冲突风险加剧,美国盟友正面临艰难选择。报道说,今年,美国高级官员对亚洲的访问更为频繁,致力于扩大伙伴关系,但亚洲仍然普遍对美国的决心怀有疑虑。尽管亚洲国家提出了请求,对自由贸易的反弹使得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都不愿推动在该地区达成任何宏大的贸易协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

分析人士说,这一疏漏导致很多国家在美中之间、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游离,妨碍了美国联合盟友抗中政策的有效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摩尔对美国之音说,最近有关这一缺陷最近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的台海危机,七国集团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台湾和美国立场,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拒绝发声。

尽管受疫情、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呼吁等等影响,中国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官方数字显示,中国今年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仍在进一步加强,其中上半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对东盟、欧盟、甚至美国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0.6%、7.5%和11.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则大增长、17.8%。

中国进口必须拥有的原产地证书被认为是对预测外贸易的晴雨表,中国本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签发了270多万个,所签金额同比大增20%多。

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丽·舍克对该报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没有拿出美国亚洲盟友一直渴望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以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她说,“两届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问题过度军事化,因为他们都解决不了经济层面的问题。”

《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人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说,拜登政府广结盟友以抗衡中国和俄罗斯这一基本国策虽然是争取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国家,甚至是民主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动力专注经济收益。”

韩国《中央日报》的署名评论文章说,美国的《通胀削降法案》“再次唤起了国际关系一个平凡却冷静的真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只是名分而已”。

两极化格局和二元化趋势

德国一家智库最新的跨国调查发现,传统西方营阵以外的一些国家在不同领域上分别向中国和美国靠拢。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MERICS)邀请了来自孟加拉、智利、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8个国家的专家一起对美中两强对抗进行深入分析。这项研究发现,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这些国家倾向于把美国作为安全伙伴,把中国作为经济伙伴。

随着中国崛起和美中博弈日趋激烈,人们担心会出现类似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峙局面。然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相对于冷战时期地理上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现象,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国家在各自内部的战略选择被认为奉行了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政策。

就在韩国派团前来美国抱怨美国不公平待遇之前一天,韩国与中国达成一项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共同进军第三国市场备忘录。中韩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了36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8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的一篇论文称,认为在美中两强博弈之下很多国家内部二元格局的观点盛行已久。这篇题为“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的论文指出,中国国内的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很多国家常常游离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

曾冻结了中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并对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不希望出现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本星期对《金融时报》说,中国是马来西亚和该地区的“大市场”,维持这种经济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贸易伙伴。”该报本星期二的报道称,马哈蒂尔的言论凸显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在安全上仰仗美国,在经贸上依赖中国。

中国问题专家摩尔说:“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邻国来说尤其常见的是,他们即想要美国的安全保障,也想要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在许多方面,这是相当合情合理的。”

《政治风险杂志》的科尔对美国之音说,热衷于中国产品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他说:“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盟友以及非盟友国家,都在试图最大化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那篇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李爱玲(Helena Legarda)说,就眼前而言,这还并不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现象,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实。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问题在于,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这种试图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并试图从双方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做法是否能持续下去?”

在曾经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她的几位前任与中国基本上一直保持有良好关系,德国似乎常常在美中之间扮演建设性的中间人的角色,然而在新政府执政之后,这一传统出现明显改变,执政三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坚称德国外交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说,德国的国际政治“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协调,对国际规则破坏者持明确(反对)态度。”

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德国《奥格斯堡汇报》最近的一篇评论说,即使台海发生冲突时,如果德国要想保其繁荣,也不可能加入对北京的制裁。这篇题为《德国别无选择,只能忍受中国》的文章指出,德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约有一半是流向中国的。

路透社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德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幅增加,今年1月至6月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额约为100亿欧元(约100.9亿美元),远超过此前62亿欧元的投资额峰值记录。研究报告的作者马特斯( Juergen Matthes)指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德国的依赖,而且 “中国市场和短期利润似乎太有吸引力了”。

早竞选期间,作为候选人的尹锡悦就曾多次发表对华强硬言论,他曾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构筑坚固的韩美同盟就是巩固韩国外交的中心轴”。然而,从芯片联盟到萨德导弹系统,尹锡悦正面临似乎是两大之间难为小的窘境。

美国在今年3月向韩国、日本和台湾提议建立的芯片供应链协商机制,韩国既很难拒绝美国的提议,又十分不愿意得罪中国。韩国政府至今迟迟没有作出决定,目前仅决定参加有望本月底或下月初举行的这一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

这种矛盾的二元现象甚至也反映在民意调查当中。韩国多份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低,《东亚日报》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F)、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共同委托舆论调查机构上星期的一项调查发现,韩国年轻人对中国颇为反感。 在这项对20岁至39岁人的调查中,“完全没有好感”是0分,“非常好感”10分,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73分,远远低于美国(6.76分)和日本(3.98分)。此前民调公司韩国研究(Hankook Research)和韩国新闻杂志《SisaIN》的联合调查也显示,韩国反华情绪如此之高,以至于中国已取代了前殖民统治者日本,成为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韩国《中央日报》上星期发布的另一份调查中,近44%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合作是韩中关系的最佳方向。

继本星期访美的两个代表团之后,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下星期也将前来美国访问,出席举行“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韩国媒体报道说,他将再次与美方举行高层磋商,讨论《通胀削减法案》给韩企带来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2/9/2   发布时间:2022/9/2

旧文章ID:28249

美对华高端芯片禁令或加速AI数据中心装配线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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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冰  来源:VOA

美国政府一项对中国高端芯片的最新禁令成为华尔街当日头条新闻。两家受此禁令影响的美国主要芯片设计商的股价一度暴跌。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美中高科技战的升级,不仅打击了中国军用、民用高科技应用,并将推迟中国对高端芯片的研发。但也有专家担心,美国对华单方面出口管制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三(8月31日),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和超微半导体(AMD)说,他们接到美国政府有关停止向中国出口几款高级芯片的通知。

周四(9月1日)上午纽约股市开盘后,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11%和约7%。

被新规定禁运的产品是什么?

英伟达表示,他们被告知停止向中国出口的两种芯片是A100、H100和DGX 系统,它们是开发尖端超级计算机的高级人工智能加速器。

超微半导体表示,他们被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的芯片是 MI250 集成电路,也是人工智能加速器,另外还有部分高端GPU。

周四,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舒珏廷表示,“美方的做法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违反了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会对美国企业造成严重影响。”

《日经亚洲》引用美国商务部官员的话说,此举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并避免任何先进的美国技术最终被使用在中国军事应用之中。

此举对中国科技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告诉美国之音:“大家都认为只有特朗普政府才会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现在很明显,拜登政府也在走类似的道路,试图限制中国使用美国先进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在有助于其军事应用的领域。”

阿特金森说:“这些芯片在高性能或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中非常重要,在中国试图掌握的先进技术中非常重要,其中一些将用于中国军队。因此,它的重要性在于,这将减缓中国在这些技术领域取得进步的能力。这肯定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好处,可能也会减缓中国在试图与我们竞争的其他领域的速度。”

全球性行业分析公司分析师布雷迪王告诉美国之音,“短期内这项禁令不会对中国技术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该禁令将加速高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装配线(assembly lines)离开中国。”

“考虑到更多限制的可能性,采用中端芯片的数据中心装配线,也可能会考虑将他们的生产线迁往中国以外的地方。”布雷迪王说。“此外,这一限制将减缓中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立,但不会完全阻止它们。”

路透社说:“值此台湾的命运引发紧张局势之际,这一宣布标志着美国打击中国技术能力的大幅升级,因为英伟达和几乎所有其他主要芯片公司的芯片都是在台湾制造的。”

路透社说:“如果没有英伟达及其竞争对手超微半导体等公司的美国芯片,中国将无法经济且高效地执行用于图像和语音识别等许多任务的高级计算。”

路透社还说:“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在可以回答查询和标记照片的智能手机等消费类应用中很常见。它们还具有军事用途,例如为武器或基地搜索卫星图像,以及用于情报收集目的的过滤数字通信。”

中国将如何应对这项禁令?会促使其加速研发高端芯片吗?

布雷迪王说,中国可能通过收购其他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的产品来建立具有类似功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尽管它会更昂贵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

“此外,中国公司仍然可以收购其他国家已经建成的数据中心。或者,它可能会鼓励中国加快开发等效的人工智能芯片,然后通过代工服务制造。”

“这会激励中国跑得更快吗?也许有一点,”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说。但他觉得可能性不大。“中国一直在努力尽可能快地跑,他们已经尝试这样做了大约六到八年了。他们有一个名为‘四号文件’的国家计划;他们有所谓的大基金用于资助芯片制造商、芯片开发商、芯片设计师、芯片机械制造商。所以这(禁令)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影响,不会让他们有做更多事情的动机。”

中国在获得高端芯片上有可能绕开美国吗?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有此担心。“如果他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它们(高端芯片),那么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夺走了美国公司可以用来再投资下一代芯片的出口和销售。”

阿特金森说,英国和韩国都能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尽管可能不如美国。

8月初,韩国已经决定参加一项由美国主导的芯片产业协定,即包括日本、台湾及韩国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但韩国在此议题上一直避免刺激中国。

“如果我是美国政府,我会非常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即中国芯片用户最终将用外国芯片代替美国芯片。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市场。”阿特金森说。“因为多年来,单边出口管制有时会适得其反。”

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两家CEO都是台湾裔美国企业家

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两家公司的总部均位于加州圣克拉拉。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均为台湾的第二代移民。

英伟达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黄仁勋(Jen-Hsun Huang),9岁随家人移民美国。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获电机工程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电子工程学硕士,并于1993年创立英伟达。

财经自媒体“美投君”说,英伟达“是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基础设施当之无愧的霸主”,其“GPU占人工智能行业几乎100%的份额”。

超微半导体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是3岁随父亲从台湾移民美国的苏姿丰(Lisa Su)。她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德州仪器、IBM、飞思卡尔半导体等公司,2012年加入超微半导体任副总裁,2014年被任命为总裁兼执行长。2021年,她被电机电子工程学会(IEEE)授予最高半导体荣誉罗伯特·诺伊斯奖章,并被拜登总统任命为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

2015年5月25日有分析师预计不消几年超微半导体将破产。但在苏姿丰的领导下,7年后,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芯片公司之一,并成为老牌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主要竞争对手。

截至周四华尔街股市收盘,英伟达跌7.67%,报收每股139.37美元;超微半导体跌2.99%,报收每股82.33美元。


来源时间:2022/9/2   发布时间:20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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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桥:不能无视拜登总统的“油嘴滑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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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2022-09-01

8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了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款举办的招待会,并就国际国内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世界局势时他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每隔五代人或七代人发生一次。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一定都是朝坏的方向发展。

拜登接着谈到了中国。他说,中国的变化特征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并非胸有成竹。他说在过去12年里他跟中国领导人在一起78小时,其中68小时单独在一起。中国领导人负责14亿人的事,但他不清楚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拜登接着说,中国一直对世界表明,请来我们这边投资,我们人口众多,可以买你们的产品。但是,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他对中国人的购买力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多的确定性。” ( The Chinese are very, very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其实,拜登总统可以说是美国历届总统里最了解中国的。他对中国的看法一直相对客观。2017年11月7日,拜登在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我希望中国能成功,但要说他们会吃了我们的午餐?他们没有足够的能源,也没有足够的水源。” (I want China to succeed. The idea that they’re going to eat our lunch? They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hey don’t have enough water.)

两年后,拜登宣布竞选总统。2020年4月29日,拜登在艾奥瓦竞选时又一次谈到中国。他说,“中国会吃了我们的午餐?别逗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消除(东部)沿海和西部山区之间的差别。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应对自己体制内存在的腐败。朋友们,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Come on, man — They can’t even figure 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is great division between the China Sea and the mountains in the West. They can’t figure out how they’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corruption that exists within the system. They’re not bad folks, folks … They’re not competition for us.)

2020年拜登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2021年3月25日,拜登举行他出任总统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国时他滔滔不绝,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段话:“中国有一个全面的目标,它要成为世界上富有领导力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和最有实力的国家。这个目标在我任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美国还会继续增长。” (China has an overall goal … to become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on my watch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显而易见,从2017年到2021年,拜登总统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当选总统之前,他认为中国还不具备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能力和资源。拜登入主白宫后,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临时指南》把中国视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对美国在各个方面构成威胁的国家,他自己也信誓旦旦表示,中国不可能在他当总统的时候赶超美国。但在前几天,拜登对中国的看法似乎又回到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对国家的未来不知所措,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前途莫衷一是。拜登总统对中国的认知肯定会极大的影响他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拜登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似乎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001年4月25日,美国电视台ABC的“美国,早上好”节目播出了对刚出任总统不久的小布什的采访。在问到如果中国要“武统”台湾的话,美国是否有义务保卫台湾。布什总统回答说,“是的,我们有义务,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记者接着问,美国会不会武力干预。布什说,“为帮助台湾自卫,美国会采取一切措施。” (In an interview aired on ABCNEWS’ Good Morning America, Bush was asked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obligation to defend Taiwan. “Yes, we do, and the Chinese must understand that.” Asked if his commitment would be backed up with the full force of the U.S. military, Bush replied: “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herself.”)

当时拜登是美国联邦参议员,他对布什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极为不满。一个星期后,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油嘴滑舌”的时评。他在文章中说,“自从我们废除了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参议院批准的1954年美台防务条约之后,美国没有义务保卫台湾。从外交的角度来讲,保留武力干预的权力和在事发之前就提出有义务保卫台湾有天壤之别。总统不能把美国是不是让自己自动进入台海之战的能力拱手让给台湾,当然更不把它让给中国。”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been obligated to defend Taiwan since we abrogated the 1954 Mutual Defense Treaty signed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ratified by the Senate.” Biden added, “As a matter of diplomacy,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reserving the right to use force and obligating ourselves, a priori, to com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president should not cede to Taiwan, much less to China, the ability automatically to draw us into a wa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拜登总统在做了29年参议员之后又做了8年美国的副总统,他对台海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和严重性应该是了如指掌。然而,在出任总统后,拜登自己开始在台海局势问题上“油嘴滑舌”了。

2021年8月,美国刚从阿富汗撤军不久,拜登总统在一次公开场合说,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做出庄严的承诺,如有人对北约国家采取行动或使用武力,我们会做出反应。(这一义务)也适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 (We made a sacred commitment to Article Five that if in fact anyone were to invade or take action against our NATO allies, we would respond. Same with Japan, same with South Korea, same with—Taiwan.) 白宫发言随后指出,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2021年10月,在由CNN主持的一个电视见面会上,拜登再次表示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 (In October 2021 during a CNN townhall, Biden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ommitment to defend Taiwan.) 白宫新闻发言人之后再次表态说,拜登的说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有任何变化。

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东京参加四方首脑会议。在峰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如果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会不会为保卫台湾而“军事介入”?拜登回答说,“会,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Tokyo on May 23, a reporter asked President Joseph Biden,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The president responded with a clear answer: “Yes . . .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白宫新闻发言人之后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拜登在台湾问题上一系列的表态是失言还是蓄意我们不得而知。作为参议员,他参与了美国国会对《台湾关系法》的起草;作为副总统,他经常参与关于台海局势的讨论。他可能是美国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对台海问题了解最透彻的决策者之一。作为总统,拜登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台海问题上说错话显然令人担忧。也许,他对中国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统一台湾的决心有了新的认知,进而认为,美国唯一可能阻遏中国不使用武力的途径是告诉北京美国对此不会视若无睹。

无论如何,两国所有担心中美关系可能冲破护栏滑向冲突的人都需要密切关注拜登总统的中国言论,并从中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走向。

美智库专家预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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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2022年11月,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民主党能否能保住岌岌可危的选情,共和党又是否会卷土重来?前总统特朗普被FBI突击搜查一事,再次激化了美国国内的分裂。在马里兰州的中期选举宣传中,拜登将矛头直指特朗普,炮轰其“MAGA学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如同“半法西斯主义”。同时,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后正式展开总统竞选活动。因其此前任期内充满争议的政治活动动以及被诟病的多项指控,特朗普的反对者一直对其再次当选后的政治生态报以悲观态度。那么,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的政治行动相较于第一任期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本文作者试图解答这一问题,并尝试探讨特朗普将对美国政治环境产生的永久性影响。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作者是乔纳森·查尔斯·劳赫(Jonathan Charles Rauch),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西洋》特约编辑。他主要撰写关公共政策,文化和经济学的文章与评论。文章略有删改,仅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

自从参议院未能对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中的角色定罪并取消他再次竞选总统的资格,很多人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可能会带来美国民主制度的灭亡。这套曾引以为傲的民主制的基本要素,包括法治、诚信选举和有序的权力过渡,都将面临风险。

然而,如今我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盲目猜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会如何展开,因为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已经通过一系列愈加激进的冒险在细节上预告了未来的执政风格。这些细节包括特朗普公开示好非自由国家领导人,以及认为民主党在2020大选中存在违规举动,其盟友为阻止权力的和平过渡而策划的一系列阴谋。此外,还包括特朗普自己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和现在作为前总统的激进言论。

观察MAGA运动所推崇的政治模式,便能发现那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统治方式。欧尔班不是一个强硬的暴君,也没有领导军事政变,相反,他走的是所谓的 "非自由化民主 "道路。他和他的政党菲德斯(Fidesz)已经从内部破坏了匈牙利的民主机制,将媒体监管政治化,并任命听从政党路线的法官,为反对党制造障碍。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的评级显示,自欧尔班上台以来,匈牙利的每一项民主指标都在下降。MAGA运动对欧尔班和菲德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特朗普本人也明确表示了对欧尔班的钦佩,称赞他是 "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那么,MAGA的追随者们如何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效仿欧尔班呢?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先把2024年选举造假的可能性放在一边,假设特朗普公平赢得了选举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从2025年1月20日开始,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将逐步把布达佩斯的专制模式带到华盛顿特区。以下是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首先,在关键职位上安插傀儡。重新入主白宫后,特朗普将毫不掩饰地提名个人忠诚者担任要职,无论其是否拥有参议院确认的资格。在约翰尼-麦恩提(Johnny McEntee)和五角大楼官员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等人的协助下,他任命的官员将协助清除异己,并无视或推翻对自身不利的规则。这种类型的被任命者典范是杰弗里-克拉克(Jeffrey Clark),他曾领导司法部的环境部门。在2020年大选后,他与特朗普密谋更换代理司法部长,然后利用司法部权力向佐治亚州和其他州的官员施压,以推翻选举结果,但司法部大规模辞职的威胁使该计划流产。

其次,恫吓职业官僚机构。在第二任期的第一天,特朗普将签署行政令以恢复他称之为计划表F(Schedule F )的联邦就业改革。这一规定将把数以万计参与政策制定的公务员变成可以随意解雇的员工。他在任职的最后一年的10月批准了这一计划,但没有时间实施,拜登上台后将撤销这一“未遂”的改革。职业公务员一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受政治任命者的监督。然而,计划表F给了特朗普一种新的控制官员的方式,他可以用报复和解雇来威胁质疑他的官僚。

第三,控制武装部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将军队确定为自身力量的核心,因此着手裁撤高级军事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他提拔和安置那些对派军队围捕无证移民或恐吓抗议者等行为没有异议的军官。在几年内,军队将逐渐习惯于充当白宫的政治工具。

第四,让执法部门听话。对总统的反对者来说,比顺从总统的军队更有威慑力的是他获得了对司法部的完全控制。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的两位总检察长都在某些方面向他低头,但在最关键的时候依旧站出来反对他。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回避了对俄罗斯的调查,并允许任命一名特别顾问。比尔-巴尔(Bill Barr)拒绝认可特朗普对于2020大选结果的质疑并禁止其检查投票机。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旦特朗普再次上台,他将立即安排政治特工领导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情报和安全机构,并发起对政敌的刑事调查,如众议员利兹-切尼(Liz Cheney)。无论是否定罪,多管齐下的调查和起诉将使其目标在经济和声誉上破产。

第五,将政治赦免武器化。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许多官员们拒绝了他的非法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作为总统,特朗普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任期内,他赦免了一些亲信,并以赦免的方式阻止对他不利的潜在证词。一旦再次当选,特朗普将重新获得利用赦免使其亲信逃脱惩罚的机会,这将为滥用和腐败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第六,特朗普的最后一击:藐视法庭命令。在面对大量的诉讼和调查时,特朗普使用可能的每一种策略来质疑、搪塞、纠缠,并将诉讼政治化。虽然最终他在上诉中败诉,并面临法院的命令,要求他停止正在做的事情,但他无视这些判决。在复职后,由于不再面对选民,特朗普将更加毫无顾忌。他声称,法院的命令是民主党和 "深层国家 "的非法阴谋。起初,特朗普的无法无天似乎令人震惊。然而,随着共和党人的辩护,公众将逐渐适应了这一点。为了挽回自己的权威,最高法院更多的是迁就特朗普,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就这样,随着法院被降为咨询顾问的地位,法治将不再存在。

在第一任期内,辞职威胁对特朗普起到了一定的制动作用。例如,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辞职威胁阻止了特朗普安插亲信作为她的副手。白宫顾问的辞职威胁阻止了他解雇特别顾问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然而,再次当选后的特朗普在政治上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官员威胁要辞职,他可以取代或规避他们。他们的离开可能会减缓特朗普行动的速度,但无法阻止他。此外,他还会想办法提醒下属,激怒他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吵闹的辞职会导致其支持者的不断骚扰,甚至遭到联邦检察官和国税局的调查。

然而,特朗普可能会走得太远,以至于使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反对他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如果共和党人在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试图发动政变后保护他,那么无论他还做什么,他们都会保护他。共和党人现在已经是特朗普一切行为的彻底同谋,任何在政治或法律上危及特朗普的行为都会危及他们。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已经表明,他可以而且能够阻挠国会的调查。除非民主党人将共和党人赶入政治荒野,否则推翻他的否决权(需要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几乎是不可能的。弹劾也不再让特朗普感到害怕或担心,毕竟他已经经受住了两次弹劾的考验且胜利地重返了。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支持团队将忙于安插忠诚者担任州长、选举官员、地区检察官以及其他关键的州和地方职位。虽然并非每次都能成功,但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聚集了足够多的同党,使人们难以怀疑其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他们发明了创造性的方法来阻挠任何在政治上挑战他们的人,甚至毫不吝啬地鼓励支持者骚扰和威胁 "叛徒"。

就这样,经过特朗普的下个四年任期,美国将越过自由的界限,从 "自由 "坠向 "部分自由"。尽管总统有任期限制,但MAGA运动已经在美国根深蒂固。如果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真的再次控制美国的政治体系,可能发生的情况将如上所述,不能说未曾得到警告

编译:蒲星妤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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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维度解读美国《芯片与科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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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峥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芯片与科学法》的签署,标志这一通过为半导体产业提供联邦补贴增强美国竞争力的法案正式生效。该法不仅消除了国际半导体厂商在美国本土投资扩产的顾虑,也强化了美国构建半导体国际供应链的筹码,将推动中美科技竞争迈向新的阶段。、

01 成法过程

《芯片与科学法》立法过程超过一年,几经修改和大幅变动,体现出美国两党、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过程。

其最早源于2021年4月20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与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共同提出的“无尽前沿法案”。5月18日,舒默推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用以取代“无尽前沿法案”。内容包括“芯片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5G紧急拨款”“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规定”“应对中国的挑战法案”六大部分,增加了拨款527亿美元提升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产业等内容。6月8日,参议院通过该法案。

但众议院并未采纳参议院版本,而是自行推出了替代性法案。2021年7月15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通过了“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即“鹰法案”。并以此为蓝本扩充形成“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加入了半导体产业补贴内容。2022年2月4日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3月28日,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

2022年7月,在多方游说下,两院协调委员会最终决定优先通过“美国竞争法案”中涉及半导体产业激励和加大基础科研投资意向的内容,并将其命名为“芯片与科学法案”,包括“无尽前沿法案”“芯片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5G紧急拨款”和《2021国防授权法》中半导体领域授权拨款的核心内容。7月底,法案分获参众两院通过。8月9日,拜登签署该法案并使之生效。

02 两党共识与分歧

在确保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实现半导体供应链可靠、与中国竞争三个基本目标上,两党具有较高共识。从法案成法过程看,两党在通过产业补贴方式促进美国半导体产业链投资上一直具有高度一致。该法罕见地得到17名共和党参议员和24名共和党众议员支持,成为近年来最能体现两党共识的法案之一。

两党分歧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两党建制派与民粹派之间的分歧。参众两院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保守势力既“逢拜必反”,阻挠民主党推进任何议程,也反对法案中“弱化”涉华因素,要求将更多反华条款加入该法案,并最终投下反对票。其或将阻挠法案的后续实施。

二是民主党建制派与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院不同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之中。参议院版本更体现两党精英层的共同目标,而众议院版本更体现民主党精英层的优先选项。民主党精英层更希望法案对半导体产业的覆盖范围扩大,基础科学领域的资金投向能源技术和技术标准研发之上。而共和党精英层更关注法案的监督、落实,希望突出法案的战略性,借助法案改革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三是民主党建制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分歧。《芯片与科学法》成为民主党推进其执政理念的重要机遇,也引发了党内对政治利益的争夺。该法最终将与基础科学研究相关的内容纳入其中,部分满足了进步派在气候变化、种族公正、贸易政策等议题上的诉求。

03 核心内容及其经济成本

《芯片与科学法》的主要拨款分为半导体、科学研究两个部分,前者527亿美元的拨款已经兑现,而后者2000亿美元为计划拨款,并未落实资金保障。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半导体领域拨款将在未来五年内增加480亿美元财政赤字,到2031年赤字将增加790亿美元。该办公室预计美国将延长激励措施和税收抵扣的生效时间至少5年,以确保这一计划获得成功。

能源科学领域。该法将在2023财年为能源部科学办公室拨款89亿美元,到2027财年增至109亿美元,拨款总额达到503亿美元。相关资金将投向下一代储能、光伏、氢能源、关键材料、核聚变能源、高能激光、碳采集和生物能源技术等领域,重点促进美国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该法在能源部下新设能源安全和创新基金会,计划授权为该基金会在未来5年提供176亿美元支持,改善美国美国国家实验室及院校的科研基础条件。

技术标准方面。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的拨款将在2023财年增加40%,5年内新增拨款为96.8亿美元。这些资金将有助于推进重要基础科学研究并支持未来行业标准开发,包括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隐私、工程生物学、先进通信技术、半导体等。

未来科学基础方面。该法将大幅增加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拨款规模,改革该机构运行机制。该法授权在未来5年向美国科学基金会拨款810亿美元;为商务部下属的20个“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拨款100亿美元;在贫困地区建立“重点试点项目”;新设立的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TIP)将在5年内获得112亿美元拨款。

生物经济方面。该法要求美国政府创设多个生物领域的战略规划和监督机制,包括“国家生物工程研究与发展倡议”;在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中增设关于生物经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成立独立运行的“国家生物工程研究与发展倡议咨询委员会”;对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进行年度评估。

科学参与方面。该法要求重新评估美国联邦奖学金,重点支持STEM领域人才培养,加大美国基础教育、社区大学中的STEM教育,增强美国科研安全领域的政策评估和公众教育。

半导体产业是该法的核心内容。该法将在5年内提供527亿美元的紧急补充拨款,用于实施商务部的半导体计划。其中,390亿美元将在5年内用于提供财政援助,以扩大或现代化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该法将为半导体制造提供25%的税收抵扣,覆盖2022年12月31日完工到2027年1月1日启动的项目。该法将在5年内拨款110亿美元,用于支持半导体研发和劳动力发展计划。该法将为“公共无线供应链创新基金”拨款15亿美元,促进美国5G及下一代无线通信技术推广。

太空科技方面。该法要求美国太空总署(NSA)推进月球开发项目,并设立“月球到火星办公室”。

04 关键条款分析

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芯片与科学法》也包含一些值得关注的条款:

一是所谓“护栏”条款。该法“禁止接受美国联邦补助的企业在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特定国家扩大或建设先进半导体的新制造能力”,“商务部长将在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的协调下,持续调整出口管制条例及管制技术类别”。解读:该条款虽未明确指定中国,但显然中国是该条款主要针对对象。该法限制接受补助的企业在“特定国家”兴建28纳米以下级半导体产能,转移由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国家情报总监制定的任何特定技术、材料或设备。这意味着美国进一步收紧了半导体相关技术出口的权限,并可能将出口管制扩大至更广泛的信息科技领域。近期,美国收紧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工业设计软件、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即体现出这一趋势。第三代半导体相关技术可能成为美下阶段对华封锁的重点对象。

二是所谓“排除中国资金”条款。该法将限制支持“孔子学院”的美国科研机构获取NSF、国防部、商务部等政府机构的研究资金。该法指示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指导意见,禁止机构人员参加“外国人才招募计划”,并就哪些活动被视为此类计划向研究界提供补充说明,并视情况减少或终止对参与人员的资金支持。解读:该条款是美国迄今最明确的“二选一”要求,高度针对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工作,也将对其他国家的海外人才引进活动带来影响。

三是“研究安全”条款。该法要求在NSF内增设研究安全主任职位,管理研究安全和政策办公室。该办公室将与包括情报、执法机构在内联邦机构协调,查明和处理潜在安全风险,制定研究安全政策。研究安全主任将有权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联邦支持研究人员进行惩戒,对申请人进行预防性风险评估,奖励对于不当行为的举报。该法将要求NSF设立研究安全威胁共享系统,加强对于访问科研数据的背景审查。解读:此前,美国在《2021国防授权法》中已加入部分针对中国的“研究安全”条款。但《芯片与科学法》的规定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形成了美国应对“研究安全”的整套决策和实施机制。该条款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内部封闭,影响中美在科学领域的正常交流,也将对部分中国在美留学生继续科研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四是“推进美国科技战略”条款。该法决定在NSF下设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赋予该理事会“加速技术应用和转化”“发展关键技术”“加快重大科研项目进度”“扩大科研人员参与”的职责。该理事会将一并考虑技术的“国家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因素。该法要求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制定并向国会提交一项为期4年、主要侧重于经济安全的综合性“国家科学技术战略”,要求科技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相关战略保持一致。该法要求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四年科学和技术评估》,对美国科技产业进行全面审查。两项要求在该法颁布十年后终止。解读:设立“技术理事会”和发布“国家科学技术战略”体现出《芯片与科学法》的战略性目标。两项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战略性地位,强化了美国政府的科技战略规划职责,完善了科技政策决策机制。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至此正式成为美国科技领域的“国安会”,地位显著上升。“技术理事会”成为美国的“科技战略部”,具有具体落实政府科技战略的职责,对科研机构有一定管理职权。两者推进美国在科技领域加快“全政府”“全社会”动员。

其他值得关注的条款还包括:(1)授权成立至少两个国家小组推动试验性核聚变概念设计和技术路线图。该条款与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两条核武研制路线类似。(2)要求建立“生物威胁防御研究倡议”的一个跨部门的研究倡议,协助预防、准备、预测和应对自然和人为的生物威胁。(3)授权扩大NIST的温室气体测量计划,建设一个温室气体气体测量、标准和信息中心。美有意抢夺在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上的主动权。(4)指示太空总署(NASA)就美国太空的劳动力和民用工业基础提交一份全面审查报告。美国将供应链安全审查扩大至除国防军工、医疗卫生以外的更大领域,或推动更多产业回流。(5)要求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中增设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咨询专家职位,就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有关的事项向总统提出建议。

05 背后的利益集团

《芯片与科学法》最终得到跨党派支持,与美国诸多利益集团在背后力推密切相关。据报道,该法在2022年4月进入两党协调后陷入僵局,但是,美国100多家知名企业联合施压,要求加速通过其中涉及半导体补贴的内容。美国半导体产业、美国制造业和美国科技产业是受益该法案最为明显的利益集团。

半导体产业方面,白宫预计该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数千亿美元”半导体投资。三星的德克萨斯州12寸晶圆厂计划和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的两座12寸晶圆厂计分别将于2023、2024年投产,两个项目将首先有资格得到税收抵扣和资金支持。该法通过后,更多厂商将解除顾虑开始在美设厂生产。该法所提供的补贴能够对冲企业扩产带来的资金成本和竞争成本,促进产业内部的并购和资产运作。具有较强资本运作能力的美国本土半导体厂商将从中获取明显受益,而该领域一些小微企业有可能被收购。

制造业方面,福特、惠普、通用等美国制造业企业参与了对法案的最后游说。对于美国制造业来说,《芯片与科学法》是一份应对芯片供应链危机的额外保险。2020年下半年,全球出现一轮“芯片荒”,汽车、电器等传统制造业受到此轮“芯片荒”的影响更为严重。危机表明,芯片与传统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更加紧密。美国制造业厂商更加迫切地需要稳定的半导体供应。此前,福特、通用等制造业厂商决定进军芯片产业,将从该法中直接获益。

科技企业方面,谷歌、亚马逊、微软为此展开积极游说。美国科技企业更关心《芯片与科学法》中的科学研发部分。这些企业希望美国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基础研发,扩充美国国内的STEM劳动力,增强美国整体科技实力的国际竞争力。谷歌前董事长施密特长期致力于推进美国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化”,其诉求在该法中得以实现。

同时,一些美国知名企业在《芯片与科学法》的游说中缺席。其中,AMD、英伟达、高通三家企业曾试图阻止该法案通过,认为其产业补贴条件严重偏袒英特尔等企业。苹果、特斯拉等跨国公司也刻意与游说集团保持距离。

06 对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影响

《芯片与科学法》开启了西方发达国家补贴半导体产业的序幕。当前,欧盟“芯片法案”正在审议过程中,预计将在2023年上半年通过,将带来400多亿欧元公共投资。日本“半导体支援法”则已在今年3月实施。上述产业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分布情况。

首先,《芯片与科学法》并非产业政策,更关注“产能本土化”而非“技术升级”。该法基本遵循“技术中立”原则,缺乏产业规划和技术目标,不同于产业政策,更接近于指向性的产业补贴。各类技术水平的半导体企业只要满足其中“本土化”标准,均能获得相同待遇。这一做法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有显著差异。后者带有更强的产业政策特征,具有明确的技术升级目标,且受到政府的定期审查监督。

其次,《芯片与科学法》将带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完整化”,也将加剧其内部竞争。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21年4月发布的“全球半导体价值链报告”,美国在芯片研发、设计和设备中占据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大头,在存储芯片、晶圆厂、封装、封测、原材料领域,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占据主要市场。《芯片与科学法》将显著带动封装、晶圆厂、封测、原材料等产业链下游向美国回流,形成美国、东亚的全球半导体“双中心”格局。但是,“本土化”很可能限制美国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加剧其“马太效应”。中小型半导体企业难以享受产业激励,其市场可能被大型企业挤占,部分产业链可能在并购过程中外流。

最后,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走向根本取决于业态发展趋势。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信息科技产业革命密切相关,两者互为促进。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统计,全球半导体产业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5500亿美元。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与智能手机、数码产品、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信息科技产品的多样化促进了半导体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演化。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落既与美国打压有关,但更多由于日本企业创新能力僵化,无法适应个人电脑等信息科技产品普及化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需求。2010年前后,美国半导体产业开始加速向东亚转移,三星、台积电、高通、英伟达等成为此轮产业革命的主要赢家,而美国本土“全产业链”的英特尔、德州仪器则发展减缓,苹果、高通等“研发与制造”分离的厂商异军突起。在智能手机、智能设备、电动汽车等新一代数码设备的快速发展的驱动下,半导体企业需要满足更为多样化的芯片设计需求,在技术快速迭代条件下实现大规模交付。采取“研发与制造”分离的模式更容易满足市场需求。近期,美国芯片厂商AMD的市值超过了英特尔,更清晰体现出这一趋势。AMD与英特尔的产品线类似,其技术水平长期落后于后者,但AMD在2009年将晶圆厂拆分为格芯公司,走上了“研发与制造”分离路线。

未来,技术和市场趋势仍将是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带来两种情景。情景一: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革命仍快速发展,技术和产品迭代仍保持较快速度。半导体企业依然将面临“增量博弈”,即其创新能力需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不断通过国际分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善于国际分工,服务多个市场,拥有较强供应链管理能力的企业仍将具有优势,产业补贴并非此类企业优先考虑的因素。情景二: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革命放缓,技术应用受限,半导体出现市场饱和或过剩。在此情况下,半导体企业的“选边”和“本土化”倾向即会更加明显。

07 对中美科技关系的影响

作为2018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首个重大综合性科技立法,《芯片与科学法》将与《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以及《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构成中美科技竞争的三大立法基础,加速中美科技领域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

第一,《芯片与科学法》扩大了中美科技“脱钩”的潜在领域。FIRRMA设置了单向阀门,阻断了中国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方式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资产的渠道。ECRA强化了美国在前沿技术上的出口管制,带来了中美在前沿科技上的“脱钩”。《芯片与科学法》所设置的“护栏”和“研究安全”条款则将开启中美在关键科技产业和科研交流领域的“脱钩”趋势。与FIRRMA和ECRA类似,《芯片与科学法》也强调单向限制,即提高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向中国转移技术、产能的门槛,干扰美国科学家在华科研合作。这种“单向设限”的方式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主要方式,其实质是不断减少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关系,逼迫两国企业、资本和科技人才选边。

第二,《芯片与科学法》将明确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形态。2018年以来,两国学界曾用“脱钩”“科技冷战”“规锁”“小院高墙”“科技分叉”等概念定义中美科技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战略界一直强调中美科技的“战略竞争属性”,即科技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关键一环,将决定着战略竞争的胜负走向。《芯片与科学法》从战略规划和决策机制上强化了美国的战略准备,如通过设置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加强科学领域的“地缘政治”决策因素,通过“国家科学技术战略”和《四年科学和技术评估》推进科技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的统一,进一步提升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职能等。这些变化将改变美国在科技领域政府介入能力有限、缺乏战略规划的现状,使美国从国家政府、企业界、社会层面来全面考虑对华科技战略竞争,促成中美在科技领域形成战略对垒、技术争先、市场争夺的战略竞争态势。

第三,《芯片与科学法》将成为美国构筑针对中国“科技及产业联盟”的重要筹码。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所谓“投资、联盟、竞争”的对华政策新原则。《芯片与科学法》具有其中“投资”和“竞争”的成分,也将促进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拉帮结派。该法中授权5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和无线通信领域的“外交和公关活动”,将显著增加美国游说力度。该法所提供的产业补贴向外国企业开放,将确立半导体企业海外设厂限制、技术出口管制的范围和目标的裁量权交由美国政府,将成为美国推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参与“芯片四方联盟”的重要筹码。

第四,《芯片与科学法》将开启中美科技产业竞争的序幕。《芯片与科学法》将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焦点从技术上升到产业层面,半导体产业成为双方产业交锋的首个战场。从日美半导体摩擦过程看,美国一般会采取国内投资与贸易壁垒并用的方式,避免与对手陷入“补贴竞赛”。在实现部分产业链“回流”后,美国可能在贸易领域对华发起新一轮打压,对中国信息技术产品设置不公正贸易壁垒。贸易战与科技战结合的产业竞争将成为下阶段中美科技领域的突出风险。

08 前景及局限

《芯片与科学法》的后续落实还面临三个主要局限:

一是该法所提出的半导体产业补贴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半导体政策呈现效果递减趋势,最终未能阻止产业再次外流。《芯片与科学法》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补贴将改变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产生补贴依赖症,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意愿。该法后续拨款受到美国财政吃紧和政党轮替影响,有可能突然中断。

二是该法所提出的巨额“科学投入”几乎不可能完全兑现。《芯片与科学法》中2000多亿美元的科学部分仅为意向拨款,并无资金保障,需经由年度预算程序实现。为满足财政纪律,国会需通过提升预算赤字、减少国防或民生领域预算、增加税收三种方式为此筹措经费。三种方式均将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和利益集团反对。从美国国会在2023财年预算的初步动议看,国会在科学领域所支持的预算增幅仅为拜登政府要求的50%左右,远未达到《芯片与科学法》所设定的目标。美国实际投入或仅为目标金额的一半以下。

三是该法仍面临被共和党极端派反扑的政治风险。该法中强调科技创新、对部分企业提供补贴等理念与共和党极端派的反智、民粹化倾向相悖。未来,一旦共和党极端派在选举中重新获得国会或行政当局控制权,将有可能废除该法部分内容。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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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道德与秩序——评《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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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静姝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2年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安刚译)译笔流畅,并配有大量详细的译注,清晰易读。约瑟夫·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后又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对美国外交政学界有多年观察和亲身参与。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相互依赖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冷战后又创立“软实力”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外交界均影响颇深。在本书中,作者基于对当前美国与国际秩序关系变化的关切,郑重提出了美国外交中的道德问题,从意图、手段和后果三个维度设计了美国总统的“道德记分卡”,对二战后十四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打分,以史论探讨美国未来的道德定位。

奈回应推崇传统权力政治者的观点,呼吁应重视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辩论并未停留在理论层面,奈躬行设计的美国总统“道德记分卡”成为本书一大亮点。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与21世纪的新变化,奈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出了大胆设想,重新定位自由主义,促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向更开放的方向改革;其主导者美国应正视国内政治极化对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消极影响,以更宏阔的道德视野制定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战略。

一、挖掘外交政策背后的道德

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学者为其设计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包括战争与和平的正义问题、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全球分配问题等。奈讨论的层面属外交政策分析,也是道德讨论最薄弱的一环。由于本国利益是外交政策的基准,利他的伦理要求往往处于次要位置。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以道德原则约束斗争手段更易被视为作茧自缚。

因此,无论是霍布斯主义者还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拒绝在外交政策中考虑道德因素。无视道德或许有助于在斗争中分析对手的真实意图,在极度对抗性的环境中求得自保,但历史比求生存更复杂,相比可比较计算的权力,道德以更隐蔽、弥散的形式影响着个人与集体行动,外交决策亦无例外。

奈清醒地指出,尽管在外交和战略决策中,道德因素往往不被彰显,但决策者事实上无时无刻不在做道德抉择。为理解隐含的道德因素,他基于在国际关系政学界的多年经验以及对道德哲学、伦理学的广泛涉猎,提出了理论框架,以“道德记分卡”的方式将政治领导人外交决策的道德分析可操作化。这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一大创举,能从历史中抽丝剥茧出隐含的道德元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且深刻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生成与演变。

二、辨识道德:从“道德记分卡”到“美德簿

由于外交行动本身的公共性与战略性,对外交的道德评估不似传统伦理学的思维实验一般简单和瞬时。为回应这种复杂性,奈从意图、手段和结果三个维度提出了道德推理框架,并在标准制定方面寻求全面和平衡。与其说这是一份“道德记分卡”,不如说是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战略评估指南。如果说三个维度的区分提供了普遍的分析工具,那么各维度的评判标准则是奈集各家之大成列出的“美德簿”。从中可以厘出不同层次的价值,认识奈及其所代表的制度自由主义学派的价值立场,并辨析何者可推广而何者为美国之独特。

自由主义价值理想是奈“美德簿”的底色。在各个维度,对自由民主政治模式优越性的信念是无需思辨的背景,如奈在其他著作中所言:“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和程序”是他的规范性假设[1]。严格而论,美国总统发表的“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并非行事原则,只是一种想象的图景,应将其作为意识形态,与普遍外交行为中的美德区分开来。

不同于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奈的评判方式在自由主义的底版上镶嵌着现实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美德与原则。通过情境智力连接道德性与有效性,使其能与现实主义、世界主义者有效对话,并形成共识。奈接受了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审慎”(prudence)[2]这一美德并极力推崇。“审慎”代表了对代价和收益的谨慎权衡过程,判定代价和收益孰轻孰重背后则隐含了道德原则。奈最重视的道德原则是世界主义的人道原则,历史上美国总统为避免核战争、避免战事扩大、减少伤亡的努力获得了赞赏。面对这些抉择,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也要为人道原则让步,这与现实主义者也达成了一致。纵观奈对总统们的道德评分,个人德行也是道德评判的重要维度。当总统在外交政策中掺杂个人动机时,莽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总统因私德不修、漠视国际制度或任意使用暴力而对公众和国际社会失信时,总统个人和美国的信誉将长期受损。

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战略制定的品德以及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都融进奈的美德簿中。意识形态部分本属美国外交传统的一部分,但奈集各家观点的评述,仍可以帮助我们提取出各家公认的基本美德:因基本人道关怀的审慎、政治家的为公与守信。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道德问题

在规范性之下,奈对二战后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评述也描绘了一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生成与演变史。延续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战后初期的三位总统都走出了孤立主义,逐渐确立了美国的全球性外交政策。尽管威尔逊的遗产期待一个覆盖全球的制度体系,但自杜鲁门时期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与对苏遏制的目标密不可分。在冷战格局形成、白热化与瓦解的全过程,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介入 “往威尔逊的国际制度观里注入了现实主义因素”[3]。全球军事投射、兵不厌诈、软硬兼施,在不择手段的冷战对抗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一种阵营式秩序,并填充着暴力和威慑。

在此种秩序下,何言道德?鉴于以和平方式赢得冷战是美国的一大核心国家利益,奈大力赞赏卡特的人权外交。在人权法兴起的背景下,人权纳入外交工具结合了自由主义价值理想、强调规则与外交手段优先,完美契合制度自由主义对道德外交的设想。从后果来看,以话语取代武力、以外交手段平衡军事手段能减少伤亡,这也符合世界主义的人道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权外交为美国的价值理想提供了可行的工具时,美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冲动便在道德推理中占了主导,其他更普遍的基本美德黯然失色。被工具化的价值不再关注人类而是服务于一国国家利益,便不具普遍道德意义。当奈称赞人权外交作为一种“软实力”促进了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家利益并“促成了苏联的变化”[4]时,国家利益是他评判的主要标尺。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外交政策准星,这种扁平化的道德推理也导致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崛起,美国破坏国际规范的冲动愈发无约束。道德征伐的消极后果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得不面对自身从冷战历史中继承的阵营化、意识形态化的封闭性。

四、想象新秩序:重新定位自由主义

可以把奈此时论述道德问题的努力看作制度自由主义者对美国过去外交政策中道德推理的回应。通过设计一个多层次、丰富的道德推理框架,奈既提醒新保守主义者看到更全面的美德集合,也在后冷战时代重新定位自由主义。回溯威尔逊自由主义的设想,奈将自由主义的内涵从自由民主的价值理想调整至国际制度与规则。他承认历史上美国总统都不是“完美的制度自由主义者”[5],违反规则的行为比比皆是。

如果说海外干涉、秘密行动甚至发动战争在奈眼中都只是少数特例,美国总统“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支持国际制度并寻求其进一步延伸的”[6],那么特朗普的“退群”“毁约”行为则是奈无法忍受的,他称这是一种“狭隘视野”,对规则和秩序持拒斥态度,并“依赖零和式的霍布斯现实主义”[7]。笔者以为,这也是奈在2020年急欲对美国人高呼“道德重要吗?”的核心关切。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以道德为名的秘密海外行动,但若美国走向孤立的、不与国际机制接触的方向,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将再无实现可能。美国回归国际机制是奈想象新秩序的第一步。

回归并非复原一个美国主导的、不愿卸下冷战包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人们因国家力量消长而焦虑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挑战时,他们将制度和秩序理解为一个完整不变的体系,与有权势者捆绑,被有权势者塑造、主导甚至成为其所有物。但制度与秩序是各主体互动的结果,他者一直存在,他们与有权势者一样有对世界的道德关怀,希望也应当被看见并被尊重。

与权力转移、霸权更迭等论调不同,奈选择反思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试图超越自由主义理想作为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在他的“道德记分卡”中,他巧妙地将“自由主义”标识为尊重制度而非某种意识形态冲动。通过将“自由主义”的概念改换为制度合作的手段,奈悬置了威尔逊以来美国人期待的自由主义理想:即世界遍布美式自由民主国家。这一悬置意识形态的做法并非第一次,但对赢得冷战后沉溺于霸权幻象并因此焦虑的美国来说,这是值得一试的药方。隐去“自由主义”这一附着太多意识形态的元素,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将有可能。承认不同政权性质的国家可以共存并为了共同目标合作,将是全球化时代之最大道德。

当然,奈从未放弃基于美国价值观的软实力,他理想的目标是部分权力共享的同时美国继续保持权力凌驾。他期待合作与和平,提出“长期多元化”的设想,但并未推展至永久。在世界各地新保守主义、本土主义声音渐强的今天,我们不清楚美国能否安然接受与他者共存,也不清楚世界能否平稳地走向多元共存。但至少我们仍可以脚踏实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探索可能的正和互动。

参考文献

[1]Jr, Nye,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18.

[2]“审慎”(prudence)与节制、适度相关,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概念。在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尼布尔、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审慎是国际政治的道德核心。奈并未否定现实主义学派的审慎原则,他与现实主义学派的区别在于:希望从其他视角扩展国际政治的道德内涵,审慎仅作为其中之一而非核心。关于审慎原则在政治思想史的探讨,可参见左希迎,刘丰:《国际政治中的审慎原则——思想源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约瑟夫·奈著,安刚译:《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4]同上书,第137页。

[5]同上书,第227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211页。

来源时间:2022/9/1   发布时间:20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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